華南漢族中之所以會形成廣府人，是與漢族的入粤，以及入粤漢族與粤地土著族群的互動有密切的關係。

　　一、廣府人起源諸説

　　廣府人的起源紛紜。主要有秦漢起源説和唐宋起源説兩種。

　　1.秦漢起源説

　　1990年，較早涉及廣府人起源的陳乃剛從粤語形成切入，他認爲：廣府民係是(廣東)三大民係中最早形成的嶺南居民體系。作爲廣府民係的主要方言粤語，即廣州話，是嶺南的古老語言。它形成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秦統一嶺南時期。當時，大批“中縣人”，或因進軍嶺南，或因謫徙，或經商而定居於以番禺爲郡治的南海郡，“與越雜處”,在語言上綻自然地産生了互相同化的現象。到了西漢初期，便已基本成型。〔1〕將廣府人的起源追溯到秦統一嶺南時期。

　　1999年，徐杰舜在《雪球：漢民族的人類學分析》中認爲:廣府人的形成過程大致可分爲雛形、發育和形成三個階段,即自秦至漢爲雛形階段;自三國兩晋南北朝至隋唐爲發育階段;元末明初爲形成階段,並對這三個階段的過程作了勾勒。

　　2003年，譚元亨對此説從原居民——百越的主位角度作了新的論述，他在《廣府尋根》中以較大的篇幅從民係底色“百越”論到漢化定型，再論到漢民族意識的强化。不僅特别强調了趙佗建南越對廣府人起源的作用，還提出了顯性移民和隱性移民的概念，認爲宋末之際的“顯性”大移民，掩蓋了在這之前，甚至是從南北朝到唐宋年間發生的“隱性”移民。最後他總結廣府人的形成有幾大源頭:—是與水爲親緣的古越人，融人漢民族的南越人，便是廣府人，南越人的原色，正是廣府人的底色;二是廣信時期〔2〕，由中原來了大批“隱性”的移民，正是與這批移民長期的整合，才最終形成了廣府民係;三是從珠璣巷中轉站的移民，是廣信“隱性”移民的繼續，後來，元兵南下，戰亂不已，又與顯性的中原移民匯合到一起，再度南下到珠江三角洲,這可以算作廣府人的又一個整合過程，它具有的文化意義顯然大於族源上的意義。〔3〕

　　2.唐宋起源説

　　1996年，楊豪利用了大量的族譜材料,同時也從粤語的形成探討了廣府人的起源，他認爲:對廣府人，“無可置疑，又自當是隋唐後由原居廣州與其近郊之中原遺民與上述已有引述的各族居民，异國國民，和自珠璣巷南徙的客家遺民等共同融合組成”。〔4〕將廣府人的起源定於隋唐後。

　　1999年,黄淑娉在《廣東族群與區域文化研究》中雖然没有明言，但從她在“廣府民係與珠璣巷”中所叙兩宋時期與南雄珠璣巷有關的兩次大遷徙來看，她是主張唐宋起源説的。〔5〕

　　2001年，司徒尚紀認爲廣府人定型於唐宋，他認爲：“唐宋大量移民入嶺，使中原漢語對粤方言産生更進一步的影響，特别是一些貶官逐臣、名流學者到來，以及興教辦學等，使粤方言在唐代就日趨成熟。宋代在中央王朝强干弱枝政策作用下，粤方言朝着與中原漢語距離越來越大的方向發展，不但不再或很少接受中原漢語，而且大量吸收當地少數民族語言，以及阿拉伯語等外來語，不斷豐富自己的詞彚，使之更具方言特色，從而完成了作爲方言定型、成熟的過程，成爲一種有别於中原漢語的方言。這同是廣府係定型成熟的最主要標誌。”〔6〕

　　二、廣府人的起源及形成

　　廣府人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其從起源到形成有一個歷時二千多年的發育過程。具體而言，廣府人是南越人與漢族移民,自秦漢到宋明長期互動、磨合、整合和融合的結果。

　　早在先秦之時，中原漢族的先民就與嶺南的原居族群有交往、互動、磨合和融合。《史記·五帝本紀》雲，顓頊“南至於交趾”，繼續又稱“（堯）申命羲叔，居南交”。《索隱》解釋“南交”爲“交趾”，並稱：“放驩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驩兜是誰？漢孔安國注爲“臣名”;神話學者袁珂在《山海經校注》中認爲這是堯子丹朱一名的异稱。不管具體指向正確與否，顓頊之際，已遠涉交趾，到了堯時，則把兒子丹朱也派到了南方。值得注意的是顓頊到交趾去干什麽?《史記·五帝本紀》明言“以變南蠻”。這就是中原的漢族先民與嶺南的“南蠻”互動、磨合、融合的—個典型案例。

　　此外，舜“南撫交趾”〔7〕之説,堯巡狩至“含洭縣”〔8〕之説(今英德境内)。都説明，中原漢族先民早已進入嶺南一帶，他們與嶺南土著百越或“南蠻”的互動、磨合、融合早已開始了。

　　考古材料也提供了證據。據廣東學者研究，西周晚期至戰國，南來的中原文化不僅數量大增，而且内涵變得豐富。中原文化除各種青銅器之外，繼二層臺之後，中原商至春秋流行的墓葬形制或葬俗如棺椁制、墓l道、腰坑、積石積炭和頭脚箱等，以及好用青銅鼎、鐘等隨葬的習俗也先後出現在粤地。同時，中原的語言、文字和其他習俗，以及先進的技術如青銅鑄造術等也隨着中原人的南來而傳入廣東。可見,中原文化已多方位、多層次地向嶺南播散。……當時的諸越人已有部分粗知甚或通曉中原的語言文字。其一，中原文字無疑已傳到粤地，德慶落雁山戰國墓就出土一把有六個字銘文的青銅劍。其二，廣東出土刮刀甚多，雖其主要用於竹器編織，但疑部分與修治竹簡刊刻文字有關。其三，從劉邦起義之張戍，能因功榮膺侯爵，恐非一個對中原語言文字毫無所知的徼外“蠻夷”所能做到。再者張戍之子張買，據《百越先賢志》，“少善射知書，拜中大夫，孝惠帝（公元前195至前188年）時侍游苑池，鼓棹能爲越謳，時切規諷”。據《漢書·百官公卿表》，中大夫爲郎中令（漢武帝時改爲光禄勛）之高級屬官，秩比二干石，職掌議論朝政，須具備通今博古的知識和通曉中原語言方能勝任。這反映出戰國末年粤地已有部分越人具有較高的中原文化水平。〔9〕

　　從上述記載中，在族群交往和互動的意義上，我們甚至可以説廣府人的形成在先秦時代就開始了。但是，漢族形成於秦漢之際，故從學術範疇上説，廣府人的形成也就應從秦漢開始。自秦漢至宋明，這個長達二千餘年的過程，大致可分爲雛形、發育和形成三個階段。

　　1.自秦至漢爲廣府人雛形階段

　　自秦始皇經略嶺南始，隨着漢族入粤，也就開始了入粤漢族與粤地土著族群的互動。

　　(1)秦始皇統一嶺南爲廣府人的雛形奠定了基礎

　　先秦之時嶺南之地基本上是百越中之南越、西甌、駱越和閩越的天下。南越以珠江三角洲和粤北爲中心；西甌在南越以西，以桂江、潯江流域爲中心；駱越在西甌的西南面，中心在邕江流域和越南北部紅河流域一帶；閩越則在粤東、閩西南。公元前219年，秦始皇挾平六國之雄風，揮師南下攻略嶺南,開廣府人起源之濫觴。他“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爲五軍；一軍塞譚城之嶺，一軍守九疑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干之水。”〔10〕

　　秦始皇經略嶺南在東、西二個戰場得到不同的結果，在東戰場，一軍的攻勢如破竹，很快打到了番禺。但在西戰場却受到西甌的頑强扺抗，使秦軍進退維谷。戰争從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起至三十三年（前214）嶺南統一，足足打了5年。秦統一了嶺南後，即在嶺南置桂林、南海、象郡。在今廣東省境内共置五縣，即番禺、龍川、博羅、揭陽和四會。其中前四縣屬南海郡，四會縣屬桂林郡。南海郡治番禺，其轄境相當於今廣東大部分地區。海南島及南路地區屬象郡，西江流域及粤西部分地區屬桂林郡。從此嶺南正式歸入中央王朝版圖，爲進入嶺南的漢族與土著族群的互動、磨合、整合和融合鋪平了道路。

　　秦始皇統一嶺南後，即不斷移民實邊,先後五次遷徙各色“中縣之民”或“中縣人”〔11〕至嶺南，“與越雜處”〔12〕。第一次是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亦即秦用兵嶺南的頭一年。《史記·南越傳》雲，“秦時已並天下，略定揚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謫徙民，與越雜處十三歲”。第二次是在秦與西甌戰争期間。《淮南子·人間訓》載，“(越人)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睢，伏屍流血數十萬，乃發謫戍以備之”。《史記·平津侯主父傳》則作“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第三次是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即統一嶺南戰争的最後一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婿、賈人略取陸樑地”〔13〕。第四次是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即統一嶺南之後,“謫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及南越地”〔14〕。第五次是應帶兵官趙佗之請，將15000位未婚女子及寡婦遷至嶺南。據《史記·淮南王安傳》載，“（秦始皇）使佗逾五嶺攻百越。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不來，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爲士卒衣補。秦皇帝可其萬五千人”。此外，秦始皇還把攻打嶺南後活着的士兵全部留下〔15〕。於是，在秦始皇攻咯嶺南前後，不同身份的漢族一批又一批地遷入嶺南，特别是遷入廣東，爲廣府人雛形的形成奠定了最初的基礎。

　　歷史有時很具諷刺性。雄據天下的秦始皇雖然不可一世,但歷史給他統一中國的時間却只有區區15年，便在農民起義的海嘯衝擊之下覆亡,真是彈指一揮就走下了歷史舞臺。

　　(2)趙佗建南越國“和輯百粤”推動了漢越融合

　　漢高祖三年（公元前204年）,當時行南海尉事之趙佗,乘秦破滅，西漢帝國還無暇顧及之時，“即擊並桂林、象郡”，建南越國，自立爲南越武王。趙佗所建南越國作爲一個地方割據政權，大力推行“和輯百粤”〔16〕的政策，有力地推動了漢越融合。

　　趙佗“和輯百粤”政策的主要内容有：

　　第一，棄冠帶,從越族風俗。趙佗係趙國真定（今河北省正定縣）人，祖墳及兄弟均在中原，是個道地的“中縣人”。據《史記·陸賈傳》載,趙佗入粤後，主動“反天性，棄冠帶”，依從諸越之俗。他初見漢使陸賈時，按諸越族俗例行事，“魃結箕倨見陸生”。在致漢文帝書中，他自稱“蠻夷大長”〔17〕。

　　第二，用駱將,以越人爲官。“駱將”就是越人的首領。南越國的職官大多由越人充任。如越人吕嘉被任命爲相，“居國中甚重”，且其“宗族官仕爲長吏者七十餘人”。〔18〕又如趙佗攻破交趾蜀王子安陽王時，用“駱將”爲交趾、九真二郡長官，“令二使典主交趾、九真二郡民”〔19〕。還有，揭陽令史定、桂林監居翁和粤郎都稽等都是越人。著名的越人將領鄭嚴、田甲、何遺、畢取等文獻上都有記載,如“（吕）嘉弟爲將，將卒居宫外”〔20〕便是一例。

　　第三，倡通婚,行越漢聯姻。族際通婚是族群互動、融合的重要標誌。南越王室越漢通婚十分普遍。丞相吕嘉就是“男盡尚王女，女盡嫁王子弟宗室”〔21〕。遠在數百裏外的蒼梧秦王趙光亦與其聯姻。此外，第二代南越王的一位夫人趙藍可能是越女〔22〕。南越國末代王趙建德是第三代南越王嬰齊之越妻所生的庶子。在上層人士的帶領下，南越國很快形成越漢通婚的風氣，秦時中原移民男多女少,婚嫁困難的局面已不復再見。

　　第四，行漢制，堅持漢文化。趙佗十分清楚文化的力量，所以他一直堅持漢文化,一方面沿襲秦漢之制,南越國之政治制度如郡縣制、官制、軍事制度等，文化制度和禮制如紀年、度量衡、禮樂和喪葬制度等等基本上都從秦漢;另一方面積極推廣漢語言文字〔23〕。西漢初年，諸侯王國百官建制如同京師。南越國的官制，中央的有太傅、丞相、御史、中尉、郎、中大夫、將軍、左將等，地方的有假守、郡監、使者、縣令、嗇夫等，都和内地諸侯國相仿。廣州象崗山南越王墓有墓道、棺椁，鑿山爲勾藏，布置多個側室、耳室，以及墓主身着玉衣等也都與中原同期漢墓相同或相似。又墓中出土數套青銅編鐘、編磬磬、勾罐，不僅證明南越國設有仿傚漢朝樂府的主管音樂機構，更證明它也盛行漢朝的禮樂制度等等。〔24〕

　　趙佗在“和輯百粤”的同時又堅持中原的漢文化，並努力使兩者有機地整合在一起，使族群關係在和諧中開始走向融合。因此，漢高祖對趙佗治理嶺南給予很高的評價,他説：“粤人之俗，好相攻擊。前時秦徙中縣之民南三郡，使與百粤雜處。會天下誅秦，南海尉佗居南方長乏治之，甚有文理，中縣人以故不耗减，粤人相攻擊之俗益益止。俱賴其力。”〔25〕漢高祖的詔書，肯定了趙佗的兩條功績：第一，保護中原徙民，使中原之人與在越人雜處中得以生息繁衍；第二，越人相攻擊之俗有了改變，使南海諸郡的局勢得到了穩定。近人徐鬆石從更高的層面評價説：“始皇用兵五十皇用兵五十萬，而越人挺身抗拒。後來趙佗孑身處於嶺外，鮮動兵革而百越靡然順從。僮(即指越人)得與北支漢族即姬姓漢族和平化合，使今日兩粤具有南北漢族混合的優良文化。最大的關鍵，在於南越（國）將近百年的歷史。趙佗功績不可没也。”〔26〕可見趙佗及南越國近百年治越史正是越漢融合，廣府人雛型形成的拐點，從此之後，廣東越人與漢族的融合之勢已成大方向。

　　(3)漢代“以其故俗治”促進了廣府人雛型的形成

　　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秋，漢武帝發樓船士10萬，兵分五路直指南越國，中央王朝第二次用兵嶺南。翌年冬，南越國平，以其地置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耻（一作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等九郡。爲監督各郡官吏，漢武帝設立13個常駐監察機構，稱“刺史部”。嶺南設立交趾刺史部，初駐羸婁（今越南河内西北），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移駐蒼梧廣信。

　　漢武帝平南越國之後，在嶺南實行與内地有别的“以其故俗治”政策。《史記·平準書》載：“漢連兵三歲，誅羌、滅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賦税。”在此西漢帝國“以其故俗治”是“和輯百粤”的繼續和發展。而在尊重越人風俗的同時，“毋賦税”，又注意到與民休息、發展生産。與此同時，西漢也十分注意任用部分越人爲官。漢武帝平南越國兵分四路：路博德爲伏波將軍，出桂陽，下湟水；主爵都尉楊僕爲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横浦；故歸義粤侯二人爲戈船、瀨將軍，出零陵，或下離水，或扺蒼梧；使馳義侯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其中後兩路由越人率領。可見歸義粤侯鄭嚴、田甲，馳義侯此前就已爲漢王朝所任用〔27〕。平南越國後，無論歸降先後，原越人軍官或將領多有封賞，加以任用。粤郎都稽得吕嘉，爲臨蔡侯；揭陽令史定聞漢兵至，降，爲安定侯；桂林監居翁，諭告甌、駱四十餘萬口降，爲湘城侯；粤將畢取曾率兵與伏波將軍路博德戰，後以軍降，亦封膫侯〔28〕。

　　此後，在漢帝國400餘年的治理下，嶺南進入了一個相對穩定的發展時期,中原漢族更是大量入粤。如武帝平南越國後，西漢王朝常將罪犯流至嶺南。正如有的史書所説：“漢武帝誅吕嘉，開九郡，設交耻刺史以鎮監之……自斯以來，頗徙中國罪人雜居其間。”〔29〕如成帝（前32至前7）時，北地郡(今甘肅環縣東南)浩商兄弟殺縣官妻子等多人，浩商被捕伏誅，家屬徙合浦〔30〕。與此同時，自行遷入嶺南者不斷增多,《後漢書·衛颯傳》雲，“含誆、湞陽、曲曲江縣，越之故地。武帝平之，内屬桂陽。民居深山，濱溪，習其風土，不出田租”。對此，近人吕思勉雲：“其所居雖越地，其人故多華夏也”。“雲‘習其風土’，則其本非越人人審”〔31〕。可見這是居“越之故地”者基本上是從中原遷入的漢族。西漢末年，由於統治集團内部互相傾軋，被流放者更衆。王莽時期，曾詔“敢非井田、挾五銖錢者，爲惑衆，投諸四裔……（於是）夕坐賣田宅、奴婢、鑄錢、扺罪者，自公卿大夫至庶人，不可稱數”〔32〕。而不少不滿王莽篡政的中原士人遷入嶺南,如原魯國汶陽（山東寧陽）士氏族人，“至王莽之，避地交州”，落籍蒼梧廣信，七世至士燮〔33〕。漢魏之際，中原大亂，南遷的士人有增無减，僅廣信士燮，“中國士人往依避難者以百數”〔34〕。見於記載的如南陽（河南南陽）的許慈、汝南南順（河南項城縣西）的程秉、郡扶樂（河南太康縣西北）的袁徽、沛郡竹邑（安徽宿縣北）的薛綜和北海（今山東壽光諱今山東壽光市）的劉熙等等。據廣州學者分析，兩漢進入嶺南的中原漢族，不僅有擅長於從事物質交换的賈人，有掌握各種先進技術或技能的普通農民和手工業工人，有具有一定軍事知識和作戰經驗的士兵和軍官，還有具有一定文化知識和管理才能的各級官吏,以及造詣較高的名士、經學家等等。〔35〕雖然他們在嶺南居住的時間長短不一，但他們“與越雜處”，越漢文化親密接觸,直接交往,使越漢兩族之間的互動、融合在更深更廣的層面開展起來。

　　在此期間，漢帝國實行了許多促進嶺南社會經濟發展的措施和族群互動融合的政策,主要有：

　　第一,辦學校，推教化。嶺南私學先官學而出現。有的學者認爲秦統一嶺南後，趙佗爲推廣中原文化及其禮樂制度，曾興辦學校〔36〕;有的學者以文翁於蜀地辦官學爲例，引证武帝時嶺南已有傳播儒家文化的太學〔37〕。而官學之始則自衛颯始,漢武帝詔“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38〕,平帝元始三年（3年），令天下立官學，郡國曰學，縣道邑侯國曰校，鄉曰庠，聚曰序〔39〕。建武初，衛颯爲桂陽太守，“下車，修庠序之教”〔40〕。學校的興辦，對教化的推行，越人素質的提高大有脾益,這對越漢民族的互動和融合大有促進。

　　第二,鑄鐵器,教耕稼。兩漢之時教民耕稼是地方官員的職責,如九真太守任延以當時“俗燒草種田”，“不知牛”，乃“令鑄作田器，教之墾辟”，使“田疇歲歲開廣，百姓充給”〔41〕。任延雖爲九真太守，但其所行職責具有普遍意義，即運用行政手段推廣鐵器工具和鐵器的鑄造、耕、養蠶績絲,以及灌溉施肥等中原的先進生産工具和耕作技術。建武（25-55）中，茨充守桂陽，“教民種植桑柘、麻苧之屬，勸令養蠶、織屨，民得利益焉”〔42〕。建武十八年（42），伏波將軍馬援征交趾，“所過輒爲郡縣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43〕。

　　第三,定婚姻,移風俗。移風易俗是越漢互動融合的重要方面，如衛颯至桂陽，“設婚姻之禮，期年間邦俗從化”〔44〕。和帝（公元89-105年）時衛颯之繼任者許荆，仍要“設喪紀、婚姻制度，使知禮樂”〔45〕。乃至順帝（公元126-144年）時之欒巴，也還要“定婚姻、喪紀之禮”〔46〕等等。明帝永平（公元58-75年）年間，原儋耳太守僮尹，還至珠崖，亦“勸諭其民，毋鏤面頰，以自别於峒俚。雕題之習，自是日變”〔47〕。

　　第四，整道路，開通道。交通便利與否對族群互動和融合有重要的意義。本來嶺南與中原之間横亘着五嶺，交通十分不便，從而造成嶺南社會發展的滯後。秦始皇攻略嶺南，除開靈渠外，還修葺和整治了原有的道路，開闢了新的通道，據近人考證，秦時通粤道路已有四條，即江西入廣東的粤贛大庾嶺道，湖南入廣東的湘粤湟水（今連江）道，湖南入廣西的湘桂全州—布山道和福建入廣東的揭陽嶺道。〔48〕迨至東漢，嶺南又進行了兩次大規模修路。東漢初，衛颯守桂陽郡(治今郴州市)，鑿山通道500餘裏，列亭傳，置郵驛〔49〕,開闢了一條與今京廣鐵路的走向大致相同的新道，稱湘粤溱水道或湘粤宜章道。章帝建初八年(83)，大司農鄭弘奏拓寬修治零陵、桂陽嶠道。經鄭弘修治之後，道路寬平，途經者衆。〔50〕靈帝熹平三年（公元174年），桂陽太守周憬又將湘粤宜章道樂昌境内路段加以修葺，疏浚河床，河道裁彎取直，陸路拓寬。“由是小溪乃平直，大道允通利，抱布貿絲，交易而至”〔51〕。道路的修築或拓寬夷平，大大縮短了進入嶺南的路程，既方便了商旅龢民間的來往,又有利於嶺南與中原的文化交流。

　　於是，經過兩漢400餘年的互動、磨合和整合，嶺南粤地越漢融合有了較大的進展，其表現之一是漢語言文字的廣泛使用，如《史記·南越傳》載，南越國相吕嘉謀反時，曾用漢文通告國中稱：“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又與使者亂，專欲内屬，盡持先王寶器，入獻天子以自媚。多從人，行至長安，虜賣以爲僮僕。取自悦一時之利，無顧趙氏社稷爲萬世慮之意。”漢武帝中期，番禺人鄧宓已被交趾刺史部舉爲“茂才”（秀才），後官至日南太守〔52〕。久而久之，嶺南逐漸形成番禺和廣信兩個文化中心，西漢中期以後，嶺南出現出一批具有較高漢文化水平的人才，兩漢之交蒼梧廣信的陳欽及其子陳元,東漢末年的士燮等都曾“遊學京師”，後來都成爲全國聞名的學者便是典型的案例。

　　在這個大的背景下，人們不禁會問：入粤的漢族聚居在什麽地方呢？據《史記·南越列傳》所載秦末的南海尉任囂分析形勢時所言：“且番禺負山險，阻南海，東西數千裏，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國。”説明入粤的10～15萬漢族移民主要定居在珠江三角洲，以及東江、北江和桂江沿岸的河谷平原和連接中原的交通綫上，〔53〕番禺(今廣州)則是入粤漢族移居聚居的中心。所以到西漢中期，番禺已成爲全國重要的都會之一。《史記·貨殖列傳》雲：“番禺一都會也。珠璣、犀象、玳瑁、果布之凑。”爲什麽秦漢以後珠江三角洲一帶的土著族群——南越大部分都銷聲匿迹了？就是因爲他們在與入粤漢族的互動中被漢化了。這就是爲什麽粤語中既有先秦嶺南土著族群古臺語的底藴，又有古漢語的留存。兩漢時以珠江三角洲爲聚居中心，吸收了粤地土著族群的入粤漢族就是廣府人最早的雛形。

　　2.自魏晋南北朝至隋唐爲廣府人的發育階段

　　任何一個族群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廣府人自秦漢形成雛形後，經歷了自魏晋南北朝至隋唐這樣一個漫長的發育階段。

　　(1)“永嘉之亂”引起漢族南遷入粤第一次高潮

　　自西晋末年“永嘉之亂”至隋統一中國的近300年間，中原兵禍連連，人民無法生活。《晋書·食貨志》載：“至於永嘉，喪亂彌甚。雍州以東，人多饑乏，更相鬻賣，奔進流移，不可勝數。幽、並、司、冀、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馬毛皆盡。又大疾疫，兼以饑饉，百姓又爲寇賊所殺，流屍滿河，白骨蔽野。”爲了逃避戰禍，百姓相率向相對穩定的南方流徙。廣州西晋墓磚有銘曰：“永嘉世，天下荒。餘廣州，皆平康。”〔54〕於是形成漢族第一次規模南遷入粤的高潮。有的爲避難而入粤，《晋書·庾翼傳》雲：“百姓乃從海道入廣州”。由於入粤者較多，在晋曾在新置的晋康郡(治所在今廣東德慶)立僑寧縣。〔55〕有的被流放而入粤，且多被流放廣州境内，孫皓時流放官員及其家屬到廣州的甚多。《交廣記》雲：“西晋建興三年（315）江揚二州經石冰、陳敏之亂，民多流入廣州，詔加存恤。”〔56〕《南越志》亦雲羅州“招義縣(今廣東化州)，有流人營也”〔57〕，流人營的設置可見入粤漢族之多。流入廣東的除中原漢族外，還有江東漢族。據《晋書，庾翼傳》載，“時（東晋）東土多賦役，百姓乃從海道廣州”。又嘉靖《廣東通誌·事記》引晋黄恭《交廣二州己》曰：“西晋建興三年（公元315年），江、揚二州，經石冰、陳敏之亂，民多流入廣州，詔加存恤。”

　　所以，道光《廣東通誌·輿地略·風俗》道：“自漢末建安至於東（西）晋永嘉之際，中國之人避地者多入嶺表，子孫往往家焉。”建國後，廣東先後發現數百座西晋至南朝的墓。這些墓葬的結構形制和隨葬品都與中原同期墓葬無别，而且有不少“合族而葬”的墓地，如位於湘粤湟水道入口的粤北連州市的附城鎮，陽山縣的七拱、新圩等區和處於閩粤通道上的粤東潮安縣的歸湖鎮等都發現有此類墓地。這些墓位於交通要道，且有“合族而葬”的風俗，墓葬形制又與中原同期墓葬相類，尤其是出土陶卧室暖床（即今北方的“炕”）模型等，無疑是北人南徙的證據〔58〕。此即光緒《高州府志·風俗》謂，高凉一帶“自馮氏（馮業）浮海北（南）來，世捍南服，馳聲上國，風氣日開”。所以道光《廣東通誌》載：“東晋南朝，衣冠望族，向南而证，占借各郡……其流風遺韵，衣冠氣習，熏陶新染，故習漸變，而俗庶幾中州。”〔59〕可見,來自中原“衣冠望族”的漢族，逐漸左右了俚人地區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發展方向。

　　(2)“安史之亂”引起漢族南遷入粤第二次高潮

　　唐代“安史之亂”後，此時“天下大亂，中朝人士以嶺外最遠，可以辟地，多游焉”〔60〕。從安史之亂到五代十國流民就成了遷入嶺南漢族的主流，形成了比兩晋規模更大的移民浪潮，正如史籍所雲：“天下大亂，中朝人士以嶺外最遠，可以辟地，多游焉”。〔61〕這些流民一般從福建、江西、湖南進入粤東、粤北，擴散至粤中，遠及海南。如渤海吴氏，“散處中州，其後隨王潮入閩，而入於粤之潮、嘉等處”。〔62〕洪州人古蕃，“當五季之世，中原擾攘，遂南遷嶺表；長(子)日全交，次全規，居江下，三全則，居自沙，四全望，居增城，五全讓，居惠州。六全賞，居高州”；滑州人劉溶，“以中原亂離相繼，避來嶺表”，〔63〕所以，位於今廣東的潮州、封州(治今廣東封開縣境)，廣西的欽州(治今廣西欽州市境)以及海南，這時都有北方漢族流民的遷入，唐後期潮州城東瓷業發達，産品質量甚高。當地人皆操中原口音，很可能爲來自河南的移民。〔64〕清海牙將劉知謙，本壽州上蔡人，於唐末避亂客居封州。周去非《嶺外代答》記述欽州部分漢族“日北人，語言平易，而雜以南音，本西北流民，自五代之亂，占籍於欽者也”。

　　安史之亂後流民的大批遷入嶺南，使嶺南的人口激增，《新唐書·徐申傳》載，徐申於安史亂後四十年任韶州刺史，“始來韶，户止七千，比六年，倍而半之”。六年間户口增加一倍半。《元和郡縣誌》所載元和户口多於天寶的全國十一州，其中嶺南道的廣州元和户(74009)比天寶户(42235)增加75％、三萬多户。所以，五代十國時，劉岩在廣州稱帝建立南漢後，就在粤東、粤北、粤中地區增置了齊昌、韶州兩府，禎州、敬州、英州、雄州等4州。廣東流民大增，廣西亦然。唐咸通年間，廣西附近數道破産的遊民，爲求活命，大量流入邕州一帶，〔65〕容州地區遂形成“廣人與蠻雜處”〔66〕的格局。

　　(3)冼夫人在俚漢互動和融合中的作用

　　嶺南的百越族群集團的社會發展是不平衡的，在番禺、廣信等地區的越族融合於漢族的兩漢之後，其餘廣大地區的百越族群集團,被稱爲“俚”，或“俚僚”、“夷僚”並稱,他們仍停留在較低的社會發展階段，有自己獨特的語言;貴銅鼓,風俗好殺，多構讎怨，欲相攻擊，鳴此禁鼓，衆到者如雲〔67〕;部落酋長稱爲“都老”;住干欄〔68〕,過着原始社會的生活。正如《隋書·南蠻傳》雲：“南蠻雜類，與華人錯居，曰蜒、曰懷、曰俚、曰僚、曰瓴，俱無君長，隨山洞而居，古先所謂百越是也。”

　　魏晋南北朝時俚人遍佈廣東、廣西東南部和海南，其中古高凉地區、西江流域和海南島等地爲其聚居中心。吴萬震《南州异物志》雲:俚“在廣州之南，蒼梧、鬱林、合浦、寧浦（治今廣西横縣）、高凉（治今廣東恩平縣）五郡中央，地方數千裏”〔69〕。從這個態勢上看，在這些地區俚人的數量多於漢族,俚人在社會生活和俚漢關係中居於主導地位。所以漢官馮融爲了取得俚人的支持,爲子求婚於俚人大姓，通過聯姻來協調俚漢關係即爲一例。

　　在俚强漢弱的大背景下，從魏晋南北朝直到隋末唐初，俚漢互動、磨合和整合成了嶺南民族關係發展的主流，時而漢人俚化，時而俚人漢化。在俚漢互化的近400年中，由於俚族首領冼夫人主張學習漢文化,從而促進了俚漢融合向漢化方向的傾斜和發展。

　　嶺南冼氏原是擁有十幾萬户的俚族首領，跨據廣東恩平、陽江一帶山區。冼夫人幼年時叫冼百合，自幼隨同父兄逞勇鬥狠，稍長習武藝及韜略，頗有俠勇氣概，深得俚人的器重和信賴，甚至海南儋耳諸族群也望風歸附。正如《隋書·譙國夫人傳》雲：“在父母家，撫循部衆，能行軍用師，壓服諸越”，“海南儋耳歸附者千餘洞”〔70〕。南朝梁武帝大同（535～546）初年，冼夫人成爲漢族高凉太守馮寶的妻子。在南北朝時候，中原大亂，起初嶺南作爲化外之地風平浪静，平安無戰事;而後則有賴冼夫人的籌謀劃策，撫慰部衆，德威得宜，於是當地老百姓都稱她爲“聖母”;到隋朝時，隋文帝册封她爲“宋康郡夫人”，後又册封她爲“譙國夫人”，賜食湯沐邑一千五百户，死後追封她爲“誠敬夫人”。

　　在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廣府人的發育階段,冼夫人是一個非常關鍵的人物。她順應自秦漢以來嶺南民族關係發展大方向，在與漢族的互動、磨合和整合中，走漢化的路，她從自身做起，與漢族通婚聯姻，積極支持隋代桂州總管令狐熙在俚人地區“建城邑，開設學校，”〔71〕的措施，在俚人地區建立了郡縣鄉學制度;與此同時，提倡學習漢文化，並以儒家經典爲主，“誡約本宗，使從民禮”,“修庠序之教，設婚姻之禮”,仿傚漢族禮俗和倫理觀念，鼓勵越人和漢人通婚，改革俚人“掠人爲奴蜱”等陋習,出現了“以禮義威信鎮於俗，汲引文華，士相與詩歌，蠻中化之，蕉荔之圩，弦誦日聞”〔72〕的社會圖像，是謂“華夷感敬，稱爲大化”〔73〕,即顯示了俚人社會已基本漢化。凡此等等，均可見冼夫人在廣府人的發育中所起的關鍵作用。

　　(4)俚漢融合育廣府人

　　經魏晋南北朝至隋代近400年的磨合滄桑，舊的民族被一點點融合，新的民族逐漸孕育。到唐代，俚人與南遷漢族的融合已基本完成，那些被漢化的俚人史稱“内屬”，“賓服”或“歸化”。

　　俚人融合於漢族發育爲廣府人的標誌是成爲封建王朝的編民。據考，晋初，蒼梧郡有丁留縣，係西晋太康七年(286)，“以蒼梧蠻夷賓服立”〔74〕。這是廣府人發育的開端。此後,係晋恭帝元熙二年（420）新會郡分南海郡立，領宋元、新熙、永昌、始成、招集、盆允、新夷、封平、封樂、初賓、義寧、始康等12縣。其在宋元縣下注曰：“文帝元嘉九年，割南海、新會、新寧三郡界上新民，立宋安、新熙、永昌、始成、招集五縣。二十七年（450），改宋安爲宋元。”在封樂縣下又注：“元嘉十二年（435），以盆允、新夷二縣界歸化民立。”〔75〕這些“新民”、“歸化民”就是俚人融合於漢族者。至隋唐之交，俚人大量與漢族融合，廣府人的發育進入高潮。高凉地區和西江流域等俚人聚居中心，隋代編户比南朝初年成倍或兩倍地增加。劉宋先後於高凉郡地析置宋康、海昌兩郡，屬廣州。據宋孝武帝大明八年(464）統計，三郡的户口共户4666，口21328〔76〕。隋大並郡縣，凉郡與上述三郡轄境相當。據《隋書·地理志》，大業五（609），該郡領縣九，户9917（未著口數）。照常理經過145年的戰亂，人户本應大量减少，但事實却完全相反,人户非但不减反而成倍地增長,西江流域一帶户口增長得更多。這一帶劉宋時設蒼梧、晋康、寧三郡。據《宋書·州郡志》，三郡户口共户137693，口9977。至隋大業五年，蒼梧、信安、永熙三郡轄地上户共36684，幾爲劉宋的三倍。

　　到了唐初，兩地的户口又在隋代的基礎上繼續大幅增長，其中以冼夫人的故鄉爲最。《舊唐書·地理志》所注口有“舊領”和天寶年間兩項數據。“舊領”係指唐初貞觀十四年（640）至十六年的統計數字〔77〕。隋高凉郡，唐析爲高、潘、辯、羅、恩、春等六州，有“舊領”户凡53662〔78〕。與大業五年比較，30年間，户口陡增四倍多。這些新增户，除部分爲自然增長和外地（主要是中原地區）移入者外，大部分應與俚漢融合,廣府人在發育中將俚人成爲編户而成。

　　對此態勢，《古今圖書集成》卷一三五七，《職方典·高州府部匯考三》載：“自隋唐以後，漸襲華鳳。體明之化，論治於兹，椎跣變爲冠裳，侏〔79〕化爲弦誦，才賢輩出，科甲蟬聯，彬彬然埒於中土。”〔80〕《隋書·南蠻傳》也雲：“南蠻雜類，與華人錯居，曰蜒，曰懷，曰俚，曰僚，曰龜……稍屬於中國，皆列爲郡縣，同之齊人，不復詳載。”足見俚漢融合對廣府人的發育起着關鍵性的作用。除粤東之外，俚人基本上都融合到廣府人之中。隨着廣府人分佈範圍的擴大和確定，語言也大致形成，如唐代詩人張籍在其《永嘉行》中雲：“北人避胡多在南，南人至今能晋語。”

　　在這個發育階段，一方面是漢族繼續入粤，另一方面則是嶺南的土著族群——俚人在與入粤漢族的互動中被漢化。所以唐代廣東的户口較隋增加了一倍多，即從隋代的102780户，〔81〕增加到唐代的209584户。〔82〕可見，俚人確實已“列爲郡縣”，“屬於中國”，“同之齊人”〔83〕了。廣府人在其形成的道路上即將邁入最後一步。

　　3.自宋至明爲廣府人的形成階段

　　自宋至明爲廣府人的形成階段。宋代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最動盪不安的王朝，從宋靖康之亂始，經南宋與金的對峙，南宋與元的對峙及至南宋滅亡的150年間，北方漢族向南遷移延綿不絶，而入粤漢族多以南雄珠璣巷爲進入廣東的第一站。對廣府人的形成有决定意義的是北方漢族入粤聚集在南雄珠璣巷後，在戰亂波及嶺南以後，聚集在南雄珠璣巷的漢族移民大規模地向珠江三角洲南遷。從而跨出了形成廣府人有决定意義的一步。

　　其實，熟悉廣東族譜的人都瞭解，廣府人所居地區各姓氏族譜大多記載自己的祖先來自南雄珠璣巷。而這些與廣府人的起源有關的族譜，如《南雄珠璣巷人南遷史話》和《南雄珠璣巷南遷氏族譜·志選集》〔84〕等書中，所搜集的粤中、珠江三角洲近30個市縣、140餘姓氏的珠璣巷南遷民後人的族譜和家譜，多是明清時期所修纂。

　　從族譜中還可知南雄珠璣巷在廣府人起源中地理位置的重要意義,明末清初的“嶺南三大家”之一〔85〕、有“廣東徐霞客”美稱的屈大均在《廣東新語》兩處寫到珠璣巷,一處講望族先祖的來歷：

　　“吾廣故家望族，其先多從南雄珠璣巷而來。蓋祥符有珠璣巷，宋南渡時諸朝臣從駕入嶺，至止南雄，不忘楷榆所自，亦號其地爲珠璣巷，如漢之新豐，以志故鄉之思也。”〔86〕

　　一處講珠璣巷之名的來歷:

　　“珠璣巷得名，始於唐張昌。昌之先，爲南雄敬宗巷義門人，其始祖轍，生子興，七世同居。敬宗寶曆元年，朝聞其孝義，賜興珠璣縧環以旌之。避敬宗廟謚，因改所居爲珠璣”〔87〕

　　據屈大均所言，珠璣巷之得名有張九齡的14世孫張昌七世同堂，受賜珠璣而得名之説;又有因祥符（開封）有珠璣巷，宋南渡時諸朝臣來到南雄以後，稱其地爲珠璣巷以志故鄉之思之説。但不管何説,都説明珠璣巷是中原通往嶺南驛道上的重要樞紐地。所以《開平縣誌》卷二雲：“述故鄉必曰珠現巷，此乃由中人廣東必以珠璣巷爲停驛或即因而僑寓。”〔88〕這樣，在廣府人的心目中，珠璣巷就是一個象徵。象徵什麽呢?象徵他們先祖的故鄉。

　　據黄慈博先生輯的《珠璣巷民族南遷記》〔89〕，以及《南雄珠璣巷南遷氏族譜·志選集》〔90〕所記，分佈在今珠江三角洲廣府人的211個氏族中有191個氏族是從南雄遷入的，而其中有187個氏族是宋代從南雄遷入珠江三角洲的，占了總數的98％。〔91〕珠江三角洲由於泥沙淤積，河岸成灘，河道變淺，沼澤地多，自然條件比南雄山區優越得多，故自南雄珠璣巷南遷到此的漢族圍堤造田，據曾昭璇先生統計，宋代在東、西、北江下游修築簡易土堤35條，長約90000丈以上，護田30000多頃以上。〔92〕從此南遷移民安居於此，使得珠江三角洲人口大增，據《南海志》記載，南海縣爲143259户，南宋時達195713户，南宋與唐比，700多年間人口增加了153470户，南宋的户13數是唐時的4.6倍。唐時珠江三角洲每平方公里有1.2户。到宋時已有4.8户。〔93〕廣州的主客户比北宋時爲45∶55，客户超過主户，南宋時爲44∶56，客户仍然超過主户〔94〕，而客户大多是從南雄珠璣巷遷去的。

　　南雄珠璣巷人的大量南遷珠江三角洲，給正在發育中的廣府人注入了新鮮血液，加上唐宋時廣州話作爲粤語的標準音已經水到渠成，故廣府人的形成已基本上完成而呼之欲出了。

　　及至元末明初，由於南雄戰亂頻仍，人禍與天灾並至，再次掀起了南雄珠璣巷人南遷的移民潮。這些移民進一步充實了珠江三角洲，明政府遂新置順德、三水、開平、恩平、新安、從化、高明、廣寧、長樂(今五華)等縣安置南遷的南雄珠璣巷人。這些移民多集中在西、北江三角洲的高要、四會、三水、南海、順德、新會、香山諸縣圍堤造田，有明一代的270多年間珠江三角洲共築堤圍l81條，總長度爲220400丈。〔95〕與此同時，隨着明初改路爲府，廣州府轄南海、番禺、順德、東莞、新會(今寶安)、三水、增城、龍門、香山(今中山市)、新會、新寧(今臺山)、從化、清遠、連州(今連縣)陽山、連山等l州15縣，“廣府”之名遂成爲廣州府一帶漢族的俗稱。而由於廣府人以講粤語爲特徵，故粤西南、粤中，以及桂東南講粤語的漢族均被稱爲廣府人。

　　“廣府”一詞之所以成爲廣府人的俗稱，是由廣州在廣東的中心地位所决定的。廣州，地處珠江三角洲北端，位於東、西、北三江的匯合處，瀕臨南海，背靠白雲山，氣候温暖濕潤，四季如春，歷史悠久，商業繁榮，文化發達。自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置南海郡，郡治番禺，即今廣州，至今已建城2212年。所以，廣州建城一開始就是廣東的政治中心，漢初趙佗建南越國，都番禺，更加强了廣州的政治地位，此後廣州一直保持着廣東政治中心的地位至今。不僅如此，廣州又是廣東，乃至嶺南和全國的商業和對外貿易中心，早在西漢時，廣州已是南海海上絲綢之路的基地和起點，《漢書·地理志》即雲：番禺“處近海，多犀象，玳瑁、珠璣、銀、銅、果布之凑，中國往商賈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會也”。唐代商業更是興盛不已，史稱“高地要會，俗號殷繁，交易之徒，素所奔凑”〔96〕，“番禺巨鎮，雄藩夷之寶貨，冠吴越之繁華”〔97〕。廣州商業和對外貿易繁榮昌盛的這種態勢久盛不衰，到明清之時，以廣州産品爲代表的“廣貨”在國内外貿易中已享有盛譽。此後，廣州一直保持着商業和對外貿易中心的地位至今。

　　此外，廣州還是廣東，乃至嶺南的文化中心。早在趙佗建南越國後，一方面在番禺一帶“與越雜處”〔98〕“和輯百越”〔99〕，推行中原地區先進的漢文化，使得秦漢時的上古漢語與少數民族的古臺語涵化而形成了最早的粤語。而由於南越族没有文字，所以漢字作爲南越國的官方文字而流行於嶺南，從而造成了講粤語北方漢族聽不懂，但寫漢字却可與北方漢族交流的局面，這種講粤語、寫漢字的文化傳統一直延續下來，無論兩漢，還是六朝；也無論隋唐，還是宋元，或明清，凡遷入珠江三角洲一帶的漢族移民無不被粤語文化所吞没。廣州從古至今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所處的這種中心地位，决定了廣府人在其孕育的整個過程中，都以廣州爲中心，故“廣府”成爲講粤語的漢族族群的名稱是十分自然的。

　　至此，廣府人最終在珠江三角州形成爲漢族在嶺南的一個重要族群。

　　注釋：

　　〔1〕陳乃剛：《嶺南文化》，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1990年，184頁。
　　〔2〕譚元亨所指廣信時期爲漢武帝着意經營嶺南，將交趾府治北移到了廣信。廣信正處於灕江下游桂江與西江交匯處。從西漢至東漢末年，廣信作爲嶺南的府治所在地，如不算當中短期的移出，則持續有375年，將近有四個世紀。
　　〔3〕譚元亨:《廣府尋根——一中國最大的一個移民族群探奥》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24-49頁。
　　〔4〕楊豪：《廣府人》，載《廣西民族學院學報》，1996年第1期。
　　〔5〕黄淑娉主編：《廣東族群與區域文化研究》,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200-207頁。
　　〔6〕司徒尚紀:《嶺南歷史人文地理：廣府、客家、福佬民係比較研究》,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1年，29頁。
　　〔7〕《史記·五帝本紀》。
　　〔8〕“含洭”據南朝劉宋王韶之《始興記》:“含洭縣有堯山。堯巡狩至於此,立行臺也。”有文史專家考證,認爲堯帝不但南巡狩獵至古含洭地界,且築室而居行使王令,登山瞭望“南交”風光。當地的居民爲紀念堯帝南巡至此,就把堯帝登臨的山叫“堯山”,把源於堯山的水叫“陶水”(現稱麻壢河),把堯帝浮槎而下的河叫“洭水”(古代“洭”與“匡”可借代,“洭”爲水,即河流)。參閲《浛洸:文化古邑的千年演變》,載《南方日報》2010年11月26日，PC04版。
　　〔9〕練銘志,馬建釗，朱洪:《廣東民族關係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21、37頁。
　　〔10〕《淮南子·人間訓》。
　　〔11〕“中縣之民”或“中縣人”首見於《漢書，高帝紀》，意爲中原人。
　　〔12〕《史記·南越傳》。
　　〔13〕《史記·秦始皇本紀》。陸樑地，係嶺南的代義語。
　　〔14〕《史記·秦始皇本紀》。
　　〔15〕《資治通鑒》卷七，《秦紀二》載：“（秦始皇三十三年）謫徙民五十萬，戍五嶺。”
　　〔16〕《漢書·南粤傳》:“（高祖）十一年（前196），遣陸賈立佗爲南粤王，與剖符通使，使和輯百粤，毋爲南邊害”。
　　〔17〕《史記·南越傳》。《漢書·南粤傳》同。
　　〔18〕《漢書·南粤傳》。
　　〔19〕北魏酈道元：《水經注·葉榆河》引《交州外域記》。
　　〔20〕《漢書·南粤傳》。
　　〔21〕《漢書·南粤傳》。
　　〔22〕廣州象崗漢墓發掘隊：《西漢南越王墓發掘初步報告》，載《考古》1984年第3期。
　　〔23〕張榮芳等：《南越國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5年。
　　〔24〕練銘志,馬建釗，朱洪:《廣東民族關係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66頁。
　　〔25〕《漢書·高帝紀》。
　　〔26〕徐鬆石：《粤江流域人民史》，載《徐鬆石民族學研究著作五種》上册，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8頁。
　　〔27〕明歐大任：《百越先賢志》卷一。
　　〔28〕《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漢書·南粤傳》；《漢書·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膫，《史記》作“了”。
　　〔29〕《三國志·吴書·薛綜傳》。
　　〔30〕《漢書·翟方進傳》。
　　〔31〕《吕思勉讀史札記》，乙帙“山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32〕《漢書·食貨志》。
　　〔33〕《三國志·吴書·士燮傳》。
　　〔34〕《三國志·吴書·士燮傳》。
　　〔34〕練銘志,馬建釗，朱洪:《廣東民族關係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77頁。
　　〔36〕張榮芳等：《南越國史·南越國的政治制度》,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5年。
　　〔37〕李權時主編：《嶺南文化·百越文化圈和漢越文化的融合》,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
　　〔38〕《漢書·循吏傳·文翁傳》。
　　〔39〕《漢書·平帝紀》。
　　〔40〕《後漢書·循吏傳·衛颯傳》。
　　〔41〕《後漢書·循吏·任延傳》。
　　〔42〕《後漢書·循吏傳·衛颯傳》。
　　〔43〕《後漢書·馬援傳》。
　　〔44〕《漢書·南粤傳》。
　　〔45〕《後漢書·循吏傳·許荆傳》。
　　〔46〕《後漢書·欒巴傳》。
　　〔47〕道光《瓊州府志》卷二九，《官師志·僮尹傳》。
　　〔48〕見張榮芳、黄淼章：《南越國史·秦平嶺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5年。
　　〔49〕《後漢書·循吏傳·衛颯傳》。
　　〔50〕《後漢書·和帝紀》李賢注引謝承《後漢書》。
　　〔51〕道光《廣東通誌》卷二三一，《宦績録一·周憬》。曲江作“曲紅”。《隸釋》雲，“曲江之爲‘曲紅’，音同之故”。曾鞏《南豐集》謂，“江、紅，字古通用”。
　　〔52〕明郭棐：《粤大記》卷二○。
　　〔53〕葛劍雄主編：《中國移民史》第二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3頁。
　　〔54〕麥英豪：《廣州西郊發現古墓六座》，載《文物參考資料》1955年第1期；《文物考古工作十年》第224-225頁。
　　〔55〕《宋書·州郡志》。
　　〔56〕嘉靖《廣東通誌》卷三十一。
　　〔57〕《太平御覽》卷一七二。
　　〔58〕楊式挺：《五年來廣東文物工作的重要發現》；廣東省博物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廣東出土晋至唐文物》圖一、圖三，香港1985年。
　　〔59〕阮元：《廣東通誌》，卷92，道光二年刊本。
　　〔60〕《新五代史·南漢世家》。
　　〔61〕《新五代史·南漢世家》。
　　〔62〕《崇正同人系譜》卷二《氏族》。轉引自羅香林《客家研究導論》，臺灣衆文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1，第48～49頁。
　　〔63〕《南漢書·劉濬傳》。
　　〔64〕《永樂大典》卷五三四三“潮”字載宋《三陽志》：“郡以東，其地日瓷窑。日水南，去城不五七裏，仍外操一音，俗稱環老。或謂韓公出刺之時，以正音爲郡人誨，一失其真。遂不復變。市井間六七十藏以前，猶有操是音者，今不聞矣。”韓愈在潮僅觳年，雲操正音爲韓教育所致。應誤。“環”與“河”諧音，疑“環老”，即“河老”(又稱“福佬”)，即入閩之河南人。
　　〔65〕《韓雲卿平蠻頌並序》，《廣西少數民族地區石刻碑文集》，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版，第135頁。
　　〔66〕《新唐書·禮樂志》。
　　〔67〕裴淵:《廣州記》,載清王謨輯《漢唐地理書鈔》。
　　〔68〕干欄，史籍又稱“巢居”、“栅居”或“樓居”。《南齊書，州郡志》載，“廣州鎮南海，濱際海隅，委輸交部，雖民户不多，而俚僚猥雜，皆樓居山險”。《隋書·地理志》雲，“俚人……巢居崖處，盡力農事”。
　　〔69〕《太平御覽》卷七八五，《四夷部六》引。
　　〔70〕又見《北史，譙國夫人洗氏傳》。
　　〔71〕《隋書·令狐熙傳》。
　　〔72〕《太平環宇記·嶺南道十一》。
　　〔73〕《隋書·令狐熙傳》。
　　〔74〕《宋書·州郡志》。
　　〔75〕《宋書·州郡志》。
　　〔76〕《宋書·州郡志》。
　　〔77〕趙文林等：《中國人口史》第157-158頁。
　　〔78〕高、恩二州無“舊領”，分别以干元元年和天寶十一年數字代替。
　　〔79〕侏爲西夷之樂。
　　〔80〕《古今圖書集成》卷1357,職方典“高州風俗”
　　〔81〕《隋書·地理志》。
　　〔82〕《新唐書·地理志》。
　　〔83〕《隋書·南蠻傳》。
　　〔84〕南雄縣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南雄珠璣巷人南遷後裔聯誼會籌委會：《南雄珠璣巷南遷氏族譜·志選集》，1994年;南雄珠璣巷人南遷後裔聯誼會籌委會編：《南雄珠璣巷南遷史話》，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1年。
　　〔85〕明末清初“嶺南三大家”爲屈大均、陳恭尹和樑佩蘭三位學者。
　　〔86〕屈大均：《廣東新語》，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49頁。
　　〔87〕屈大均：《廣東新語》，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50頁。
　　〔88〕南雄縣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南雄珠璣巷人南遷後裔聯誼會籌委會：《南雄珠璣巷南遷氏族譜·志選集》，1994年,151頁。
　　〔89〕見《南雄珠璣巷人南遷史記》，中山大學出版社l991年版。
　　〔90〕南雄縣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南雄珠璣巷人南遷後裔聯誼會籌委會合編，1994年6月鉛印本。
　　〔91〕參閲吴鬆弟：《中國移民史》第四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l76～205頁。
　　〔92〕曾昭璇、曾憲珊：《宋代珠璣巷遷民與珠江三角洲農業發展》，暨南大學出版社l995年版，第l5頁。
　　〔93〕徐俊鳴：《隋唐宋之間廣東人口分佈變遷的初步分析》，《廣東人口》，1980年第2期。
　　〔94〕《元豐九域志》和《南海志》。參閲曾昭璇，曾憲珊：《宋代珠璣巷移民與珠江三角洲農業發展》，暨南大學出版社l995年版，第l7頁。
　　〔95〕《珠江三角洲農業志(初稿)》第2册，轉引自蔣祖緣、方誌欽主編：《簡明廣東史》，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9頁。
　　〔96〕陸贄：《陸宣公奏議全集》卷三，《論嶺南請於安南置市舶中使狀》。
　　〔97〕陸扆；《授陳佩廣州節度使制》，《全唐文》卷八二七。
　　〔98〕《史記·南越尉佗列傳》。
　　〔99〕《史記·南越尉佗列傳》。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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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黄淑娉主編：《廣東族群與區域文化研究》,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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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麥英豪：《廣州西郊發現古墓六座》，載《文物參考資料》1955年第1期；《文物考古工作十年》第224-225頁。
　　13.屈大均：《廣東新語》，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14.南雄縣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南雄珠璣巷人南遷後裔聯誼會籌委會：《南雄珠璣巷南遷氏族譜·志選集》，1994年。
　　15.曾昭璇、曾憲珊：《宋代珠璣巷遷民與珠江三角洲農業發展》，暨南大學出版社l995年版。

　　徐杰舜、徐桂蘭（廣西民族大學漢民族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