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獻帝末，天下大亂，牟子生於後漢末延熹八年到吴國太元元年之間。《後漢志》記載“先是時，牟子將母避世交趾，年二十六，歸蒼梧娶妻”。交趾和蒼梧是交州七郡之二，同在交州，牟子從蒼梧到交趾避難，或是“靈帝崩後”，交趾郡比蒼梧郡安泰。當時局勢，據《後漢志》記“百姓怨叛，山賊並出，攻州突郡，符走入海，流離喪亡”。牟子回蒼梧後，再爲郡太守用，却未成行，想要一展抱負，却也做不到。

　　史學家羅香林認爲印度佛教以及海外各國的文化，在東漢時代，多自安南河内以及廣東的徐聞等地港口傳入，而扼西江的蒼梧遂成爲中原學術文化與外來學術文化交流的重心。佛教從印度遠涉重洋剛傳入中國時，國人並不願意接受。佛教與封建禮制的矛盾，與中國社會倫理不兼容爲中國傳統思想抗拒，引起了朝廷的關注。朝廷要求佛教徒見到帝王和父母都不能例外，一概要跪拜，若只是合掌致敬，尊卑不分，人人將無視國家禮法，國家就會大亂。

　　這提醒了研究佛教的牟子，要在中國傳播佛教，就必須尋求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支持，與儒家和道家的學説相調和。在後漢末延熹八年到吴國太元元年251年，牟子在廣信(今封開縣境)針對國人對初傳入佛教的懷疑和非難，以賓主問答的形式撰寫的《理惑論》（又稱《牟子理惑論》）一書。這是歷史上第一篇由中國學者撰寫的佛教著作。

　　牟子早年就博覽諸子百家群書，研究儒家經傳和道家學説。在封開期間，潜心鑽研佛教。他是第一個把佛教梵文Buddha，此前梵僧皆譯爲“浮屠”翻譯成“佛”的人，敲定了佛教在中國傳播的核心詞。牟子説：佛是一種稱號，人們稱呼佛，就像稱呼三皇五帝一樣，這一解釋説明瞭佛的神聖。佛是有名字的，三皇五帝也各有其名。因爲他們偉大非凡，所以就有了尊稱。牟子説：佛是道德的創始者，也是衆神的祖先。佛的含義就是“知者”。他還用道家的眼光刻畫佛：佛可以在轉眼之間變化，身體能分散聚合，或存在或消失。佛能大能小，能圓能方，能老能少，能隱身能現身。踏火不會被灼燒，在刀刃上行走不會受傷，陷進污穢之中不會被污染，碰到灾禍安然無恙。外出的時候是以飛代步，坐着的時候渾身放光……使人們看到了佛神通廣大的道家神仙的影子。

　　《理惑論》匯通儒道釋，在方法論上引儒道以説佛，這是具有深刻的思想根源的，主要傾向當然還是推崇佛教。牟子並没有把佛教和儒家和道家等量齊觀。牟子説：“淡泊無爲，莫尚於佛。”又説：“佛神力無方，堯舜周孔焉能舍而不學?”牟子結合了佛陀和老子的教理，牟子將佛比擬爲老子，處處表現出結合佛老思想的傾向，牟子以佛教爲本，並引用老子、孔子之言爲佐证。成爲將儒、道、佛三教結合起來，使佛教中國化。可以説牟子是嶺南地區最早而又能系統地促使佛教教義中國化，在中國佛教史上有重要地位。

　　佛教傳入中國不僅是一個宗教現象，也是一個文化現象。《理惑論》不但是佛教在中國傳播歷史的縮影，同時也是一段文化交流史的記録。《理惑論》在佛教理論上，匯通儒、道、佛三家學説，憑藉儒家和道家的學説闡述佛教教義，調和儒家、道家成爲中國佛教的特點之一。

　　在《理惑論》中牟子稱佛教爲佛道，對“道”的理解與《老子》的看法一般無二，又説佛與老子志在無爲，這就把佛教和道家融會在一起了。印度原始佛教中也有“道”的概念，但其含義是指方法，不是老子所説的那種道。佛教追求的是“涅槃”，指的是消除煩惱、超脱生死的境界，與老子講的無爲也不一樣。《理惑論》中對道也即佛法的解釋已經是中國化了的佛教理論。牟子在闡述佛教教義把佛教與儒家融合在一起，宣揚佛教做佛事時與“古之典禮無异”，極力調和儒佛兩家在倫理觀念上的分歧，强調佛教的善惡標準和儒家的道德規範一致。

　　牟子不僅用道家學説解釋“道”，並指出在人類社會領域裏，“道”和儒家人倫五常的道德規範是一致的。在儒家所追求的修身、齊家、治國這種道德觀念和政治理想中也就包含着“道”。經過牟子這樣的解釋，佛教學説不僅與道家相通，而且也與儒家暗合。佛法在理論上是奥妙無窮的，在應用上又是普遍有效的。

　　儒佛兩家對人生和社會有根本不同的看法，人生觀的差异，導致了倫理觀念的分歧。儒家提倡造就現想化的人格，成爲聖人賢者。爲此儒家主張珍視人生，希望獲得家庭和社會的好評。這就在倫理觀念上發展出一套評價的標準；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别，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這些標準成爲儒家的行爲規範。

　　佛教則不同，它視人生爲苦，世間爲苦海，認爲痛苦的根源來自自身的思想、言語和行爲。因此，佛教的人生理想是尋求解脱，要解脱就必須斬斷痛苦的根源，於是佛教强調透過清苦的修持、抛棄俗念和欲望，以求超脱塵世，進入涅槃境界。　　

　　儒佛兩家在倫理觀念上的衝突，使得儒林中人包括受到儒家思想熏陶的各類人士，對沙門不娶妻、斷發等行爲提出各種非難。《理惑論》對這種情况作出了反映，但是他没有同儒家觀點進行争論，而是通過引經據典，論证沙門的行爲與儒家的倫理觀念並無矛盾，促使人們接受沙門。

　　例如，儒學思想認爲“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沙門倡出家，棄妻不娶，被認爲是大不孝。牟子認爲：許由在樹上築巢栖身，伯夷和叔齊餓死在首陽山中，但是孔子稱他們是求仁得仁的賢者，並没有譏笑他們没有後代。沙門修行道德，生活回歸質檏，不貪戀與妻子生活的歡娱，不追求人間的游樂，值得敬佩！

　　又有人説:黄帝重視服飾，箕子把容貌端莊置於“五事之先”，孔子認爲穿衣符合禮儀，是“三德之首”德。可沙門却要落髮、着袈裟、袒露右肩，不尚跪起之禮，違背了“五事”和“三德”。牟子説：《老子》認爲“不追求形式上的德，才是真正有德；死守着形式上的德，就是没有德。”三皇時代，人們吃獸肉，披獸皮，質檏無華，受到後人的稱贊。沙門的行爲舉止就是與此相同的。堯舜周孔聖人志在整治社會和國家，佛和老子則志在追求無爲。不同的學説適用於不同的方面，信奉佛教並不意味着就要抛棄堯舜周孔的聖人之道。

　　在《理惑論》中，儒道釋融會貫通的思想非常明確并且貫徹始終。既與老子融通，也批評神仙道術，表現了這一時代精神，預示着中國佛教的一個歷史轉變時期的到來。漢代佛教依附於道術的歷史行將結束，魏晋佛教崇尚老莊的玄風漸起，《理惑論》以濃縮的形式反映了這一風氣。佛教在中國的傳播獲得成功，正是得益於能够伴隨着社會變遷改革自己的理論。盡管牟子在書中用儒家及道家的學説和觀點來解釋佛教教義，和原印度佛教原教義或有不符之處，但使佛教在中國的傳播、發展奠定了深厚的理論基礎，創立了中國特色的佛教文化。

　　牟子的《理惑論》對於後漢末年的佛傳，無疑是大輅椎輪之作,而廣信(今封開)就是發端之處。正如中山大學黄偉宗教授指出，嶺南佛教傳播的軌迹源於扼兩廣要衝的封開，漸移三江總匯的廣州，北上南北交通重鎮韶關，然後擴散全國。推動這一進程的重要人物是牟子……

　　戴勝德（廣東省文史研究館館員、珠江文化研究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