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緒論

　　研究、開發“廣府文化”的起源與發展這個課題，是廣東省珠江文化研究會根據文化與旅遊事業相結合的思路，從開拓文化建設和研究資源，開拓進一步發揮與建設旅遊資源，使二者綜合化、系統化、多元化，主體化的思路而提出來的。

　　封開縣人民政府於1991年11月在黄岩洞遺址成功舉辦“西江流域古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之後，近二十多年來，學界注重嶺南地域文化的研考，客觀地説，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然而，對於廣府文化的起源、交替演變和發展等一系列研究，還是不盡人意。筆者以爲，我們應該運用考古人類學、歷史學、民俗學、地理學、漢語語言學、文化學等多學科綜合研究，方能取得顯著的學術研究成果。

　　二、廣府文化起源的歷史背景

　　根是萬物之源，“萬物有所生，而獨知守其根”，廣府文化的根就是由古至今所留存下來的文化底藴。因此，守住嶺南文化之根，重塑我省厚重的文化底藴是文化大省建設不可忽視戰略目標。唯物主義認爲，世間萬物均有其起源、演變成長和發展的全過程。這是一個自然辨证規律。

　　衆所周知，嶺南地區，背山面海，北有五嶺與内地隔絶。在中國歷史上曾是一個相對封閉的自然區域，社會經濟和文化發展都較爲落後。廣府文化的定位，史學上見於中原史籍所載相對較少，再加之，長期以來，學界沿襲着清代考據學派末流産生出來的疑古思潮，解放後又被斯大林關於“民族”狹義的剛性定義所約束，到了改革開放以後雖有了一定的突破，但畢竟時間不太長，所以，對嶺南文化起源的探討，成果還不盡人意。

　　縱觀嶺南文明史，秦皇朝雖然曾一統了天下，并且在嶺南地區初步建立了南海、桂林和象三個郡，但是，由於秦皇朝的歷史實在太短(一統天下僅有15年時間)，彈指一揮間就被農民起義的“海嘯”推翻了。前幾年，筆者曾與湖南考古界的行尊在“瀟賀古道”的湖南江華縣秦軍駐地之一的“白芒營”遺址實地調研，結果印证了《淮南子·人間訓》所載，“(越人)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睢，伏屍流血數十萬，乃發謫戌以備之”。再後，就連秦始皇安插在嶺南作“卧底”的趙佗，見秦朝大勢己去，趁機自立爲南越武王，在今番禺建立了一個未經漢中央集權認可的地方割據政權。中華民族是崇尚統一的，我相信，絶大多數中華民族的子孫都不會認許！這是一個十分敏感的常識。

　　爲什麽漢武帝平定嶺南時，要選擇封開爲首府呢？原因很簡單:由於尉佗在南越國的番禺經營了幾十年，各種關係“盤根錯節”，威脅“初開粤地”的“復辟”勢力不可低估，再加上南越這個“天子南庫”地位實在舉足輕重！於是乎，雄才大略的漢武帝才再終選定了扼南北交通要衝的廣信縣設立一個相當於一級政權的交趾刺史部(後改交州)作爲統治整個嶺南33個縣的政治中心。即在廣信設立由中央集權認定的首府，並在不足450公里的賀江流域兩岸運用政權建設的有效手段，密密麻麻地設置了6個縣（廣信、封陽、臨賀、富川、馮乘和謝沐）！幾乎占整個嶺南33個縣的五分之一。而在其兩側只有4個縣：東有端溪、高要，西有荔浦、猛陵（請注意，此時還未出現今蒼梧縣的前身——農城縣戓戎城縣，要知道，桂江流域要比賀江流城長一倍多，僅設兩個縣，令人深思）！如果賀江流域的地位不那麽重要，没有一定的人口數量，是不可能沿江設置6個縣治的。與此同時，也印证了1972年在湖南長沙馬王堆出土的《地形圖》，在遼闊的嶺南地區均没標名，僅在賀江流域的封水一帶標上“封中”二字的玄機和内涵所在。足以證明賀江流域這條交通綫的重要性。

　　其實，自從漢武大帝平定嶺南而後，以其“初開粤地宜廣布恩信”的懷柔政策分步實施，首先在今封開一帶設置“廣信縣”，並將統領嶺南九郡的交趾刺史部和蒼梧郡治均設置在廣信縣。從此，廣信成爲了嶺南的政治軍事經濟和文化中心的嶺南首府，這就是“廣府”文化形成之始。其間，先進的中原文化與這裏原有的土著民族文化不斷碰撞、吸收、交融，逐步形成了以廣信爲中心，以粤語方言爲載體的富有活力的“廣府文化”區域。其别具特點的文化内涵，與文化風貌一直影響着嶺南的社會歷史發展，並由此而傳播輻射至内地及海外，在歷史的長河中逐漸形成了“廣府文化”特質與發展特徵。

　　三、交替演進

　　“廣府文化”首先是一種移民文化。秦漢兩次對嶺南大用兵後，中原移民陸續南遷，有的是留戍將士，有的是流放的罪臣，但更多的是避難遷徙的民衆。他們首先在廣信地區的賀江流域一帶立足，帶來了中原先進文化文明思想和先進的生産工具及生産技術在這裏首先傳播，與這裏原有的文化思潮交融，極大地豐富了廣信文化的内涵。可以説，廣信文化也是一種兼容文化，形成了特色鮮明的“廣府文化”，體現了中華傳統文化以及各地域文化的不少優秀特色，也體現了地區特點和文化風貌，形成了“廣府文化”多元兼容的特點。

　　封開有着發育奇特的岩溶洞穴，北回歸綫穿境而過，鐘靈毓秀，大自然爲古人類的穴居野處提供了一個得天獨厚的恩賜，人們可以進行采集和狩獵；有可供製造器具的石料（河卵石）;可以栖息和繁衍。馬克思主義者認爲，我們有了人便有了歷史。而人類活動留下來的文物，是最有力的見证。

　　目前考古工作者在河兒口鎮的峒中岩遺址發現了距今14萬年前的人牙化石；在羅沙岩遺址發現了分别屬於2萬、5萬和8萬年的人牙化石和石器;在黄岩洞發現兩個晚期智人的頭顱化石以及1000多件打、磨制石器，被學界稱爲舊石器向新石器過渡的中石器時代的典型遺存;在賀江東岸發現了5000至8000年的勒竹口臺地遺址，填補了粤西地區新石器中期臺地遺址的空白，爲研究人類由洞穴移向平原及整個西江流域古文化的系譜和編年，提供了重要而典型的研究資料;在廣信河畔的杏花烏騷嶺清理一處新石器晚期的墓葬群，年代爲4000年左右，在廣東地區屬首次發現;在賀江東岸，發現了南豐利羊墩遺址，具有濃厚的嶺南越式文化特徵，對探討封開地區的青銅時代特有的文化内涵和風貌有着十分重要的意義。迄今爲止，全縣發現古文化遺址包括遺物點共105處，古墓葬13處近百座，古窑址5處，古建築30餘處，館藏各類文物近萬件像這樣年代久遠，種類齊備，典型性强，而且自秦漢以來多與史籍文獻相互印证。時代連貫，應該歸納爲廣信文化的原生性。正如賈蘭坡院士指出:“兩廣地帶就是遠古人類東移的必經之路”。

　　那麽，廣信縣治的地理位置在什麽地方呢？據《初學記》引劉宋沈懷遠《南越志》載:“廣信江、始安江、鬱林江，在越也”。據考，始安江應指始安郡所在的灕江，鬱林江應指鬱林郡的鬱江,而廣信江應指蒼梧郡的賀江。又據顧野王《輿地志》載:“廣信縣壽鄉有孤嵓，嵓有斑石，石皆五色”。即實指位於今封開縣中部廣信河東岸的大斑石。而依大斑石旁邊，在明正德年間爲歌聖劉三妹而重修的“聖妃宫”還用鐵洪鐘刻下“廣信”等文字，這件現在還在封開縣歷史博物館裏收藏的文物，就是很好的見证。爲什麽在賀江流域的賀州博物館和封開博物館的館藏文物(尤其是幾何印紋陶、越式青銅器和鐵器)這麽豐富呢？這就是一種最有説服力實物見证。

　　縱觀嶺南人類歷史的演進，正是“西漢盛世”而大大地促進了民族的整合期，廣府文化才在互動和磨合的交替演進中，得到了有機的融合。到東漢時，班固撰《前漢書·地理志》首次使用“粤地”一詞稱呼作爲漢族地域文化雛形的嶺南文化。據《説文》：“粤‘從寀從於’，是個合體字，寀於即蒼梧也”。説明其時廣府漢族地域文化的雛形是蒼梧郡治廣信縣爲中心的。因爲陳欽、陳元、牟子、士燮等影響全國的大文豪就出現於其時其地。正因爲漢文化的巨大的内聚力，與南越文化相結合，這才有可能將嶺南散沙狀的百越部族，凝聚成爲一個族群,加上兩漢時期一大批文人學士在廣信設館客授生徒，如陳欽、陳元、陳堅卿父子孫及士燮、牟子等一大批文化人在這裏辦學，吸引着不少學子。他們在傳播中原漢文化時所使用的，自然是以漢字作爲記録符號的雅言，土著居民在學習漢文化和漢字時，也同時學懂了雅言。實際上歷史上的土著人的語言就千差萬别，相互難以溝通，且又没有文字，他們除了跟漢人交往時使用“雅語”之外，部落之間交往也自然藉助“雅語”形成雙語制，在自己部落内使用自己的母語，對外交往則使用“雅語”。

　　錢穆先生在《中國歷央研究法》第八講《如何研究文化史》中指出:“文化是全部歷史之整體”。他在《文化學大義》中説:“中國文化，至少經歷了兩千年的長期演進，直到春秋戰國時代，始臻成熟。……中國秦漢大一統完成，中國文化的全部機構與全部組織，方開始確立”。其實，錢教授已經爲我們的史學者十分明確地提出了正確的研究方法。

　　四、以粤語方言爲傳承的“廣府文化”的傳承和發展

　　在我國古代史中，居於嶺南地區的多個土著部族被居於中原地區的華夏族人統稱爲百越，南越族爲其中一支係。秦漢兩次對嶺南用兵和大量移民到廣信，實施和輯百越的懷柔政策，華越和平雜處，相互通婚和通商，逐漸形成一種混合語形式的原始古粤語。

　　在兩漢時期，一大批文人學士在廣信設館客授生徒，如陳欽、陳元、陳堅卿父子孫和牟子士燮、兩漢時期一大批文人學士在廣信設館客授生徒，如陳欽、陳元、陳堅卿父子孫及士燮、牟子等一大批文化人在這裏辦學，吸引着不少學子。據羅康寧教授研究認爲，嶺南地區第一所官辦學校就誕生在賀江流域。他們在傳播中原漢文化時所使用的，自然是以漢字作爲記録符號的雅言，土著居民在學習漢文化和漢字時，也同時學懂了雅言。所以説，語言其實就是文化的載體。通過這個實體進行傳播和幅射，逐漸變成爲社會交往服務共同語言。形成了廣府文化别具特色的發展軌迹：

　　1.被廣東廣西的通誌均尊稱爲“嶺海儒宗”的陳欽陳元等一大批文化人在這裏辦學，吸引着不少學子。他們在傳播中原漢文化時所使用的，自然是以漢字作爲記録符號的雅言，土著居民在學習漢文化和漢字時，也同時學懂了雅言。實際上歷史上的土著人的語言就千差萬别，相互難以溝通，且又没有文字，他們除了跟漢人交往時使用“雅語”之外，部落之間交往也自然藉助“雅語”形成雙語制，在自己部落内使用自己的母語，對外交往則使用“雅語”。

　　2.廣信又是嶺南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據史載，漢武帝派黄門譯長從長安出發，經過漢水、洞庭湖、湘江、瀟江、賀江口的廣信縣，溯西江、潯江、鬱江而上，再從徐聞、合蒲，開通了海上絲綢之路，以絲綢、瓷器雜繒等换購回海外的奇珍，經南流江、北流江和鑒江南江等幾條河流貿易通道輸入廣信，再經瀟賀古道輸入中原地區，中原傳入的雅言通過商貿活動而進一步在這一帶地方通行。

　　3．廣信還是嶺南早期的文化重心。兩漢時期一大批文人學士在廣信設館客授生徒，如陳欽、陳元、陳堅卿父子孫及士燮、牟子等一大批文化人在這裏辦學，吸引着不少學子。他們在傳播中原漢文化時所使用的，自然是以漢字作爲記録符號的雅言，土著居民在學習漢文化和漢字時，也同時學懂了雅言。據羅康寧教授最近考證，嶺南地區第一所“官學”學校是誕生於賀江流域的。

　　4.在秦漢時期，嶺南的先民還是處於母氏係社會爲主，其文明進化史比起中原地區來説，相對落後一截。例如，遍佈珠江流城的“龍母廟”裏的水神——龍母，她生有五子，但姓什麽的呢？天知道！又比如，《捜神記》一書所載，漢代廣信人蘇娥商人在海上絲綢之路經商，途經高要鵠奔亭夜宿而被謀財害命，最終被交州刺史何敞告破得以沉怨昭雪的故事。説眀了老闆是女人，其伙伴也是女的。另外，在廣府民係的習俗裏，有個鐵定的規矩：“天上雷公，地下舅公”，辦什麽紅白事都好，如果舅父未到位，一律不得“開圍”。可見，“舅父”的權力才是最大的。這應該是母系社會保留下來的一個明顯痕迹。

　　5.正如學界指出，粤語是中原雅言與當地先民土語有機結合的産物，因而也是研究人類歷史發展的“活化石”。正因爲漢文化的巨大的内聚力，與百越文化相整合，這才有可能將嶺南散沙狀的百越部族，凝聚成爲一個族群，又加上由於“廣”的得名，所以廣府民係、廣府方言、廣府文化在廣信的漢化定型，便由此内聚而組成。在封開地區的粤語方言中，較多地保留着古漢語成分，主要體現在古標(豹)話濁塞音較凝重。目前，部分封開話裏還很明顯地分爲九個聲調:陰平、陰上、陰去、陽平、陽上、陽去、陰入、中入、陽入。其各自代表字有:“詩(陰平)、史（陰上）、試（陰去）、時（陽平）、市（陽上）、事（陽去）、色（陰入）、錫（中入）、食(陽入)”。其實，上陰入、中入、陽入聲調的音高，與陰平、陰去、陽去都是一樣的，只不過是用-P、-T、-K韵尾的入聲字加以區分。由於聲調的定義是包括抑揚(即實際音高)和頓挫性，而入聲韵尾-P、-T、-K正是影響了其頓挫性，因此，即使只以1至6標示，我們仍然要説是有九個聲調(或説有九聲六調)，不能稱作只有六個聲調。

　　此外，封開話的稱謂語言中，原有事物有着獨特的表達發音之外，凡是新鮮的詞彚發音，都跟現在的廣州話一個樣。封開人有句口頭禪:“寧丢太公田，不丢太公言”。也許，這就是封開話較多地保留着古漢語成分的原因之一。

　　6.我國著名的史學家羅香林教授在《世界史上廣東學術源流與發展》一文中明確指出:“由西安經漢中沿漢水南下，至洞庭湖，溯湘水而至粤桂交界，中原思想由此通道向廣東傳播。東漢時代，印度佛教，以至海外各國的文化亦多自安南河内以及廣東的徐聞合浦等地的港口傳入，而扼西江要衝的蒼梧，遂成爲中原學術文化與外來學術文化的重心。現在廣東的封川，就是漢代蒼梧郡治的廣信”。這是羅教授對“廣府文化”形態的精闢論述。

　　綜上所述，筆者認爲，封開是廣府文化的發源地;肇慶爲廣府文化的發展地;廣州、港澳爲廣府文化的發揚地。實踐證明，越是根植於沃土的文化，越能影響得深遠。

　　五、餘論

　　回顧嶺南與“廣府文化”形成的特定歷史，不僅可以瞭解嶺南漢族地域文化與整個中華民族文化血肉相連的關係，而且可以明白“廣府文化”的特色所賴以産生的歷史背景。正是與土著民族文化交替演進的歷史背景所形成的多樣、多變與兼容的特點，造就了“廣府文化”在中華民族兩次大規模吸納外來文化的歷史過程中，成功地扮演了極爲重要的角色，通過粤方言的傳承與發展，進一步促進整個廣府文化地域(粤方言區)本根文化的認同感和認知感，與時俱進，推動人類社會文明進步。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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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楊式挺：《嶺南文物考古論文集》
　　3.陳乃良：《賀江訪古探勝》、《封中史話》
　　4.譚元亨：《封開一廣信：嶺南文化古都》
　　5.邵宜：《封開縣的方言》
　　6.陳楚源：《廣信文化論文集》
　　7.封開博物館：《封開縣文物志》等。

　　陳楚源（封開縣文聯專職副主席、廣東省珠江文化研究會理事、廣東省文物博物館學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