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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先秦時期雷州與楚國的關係

  雷州地處祖國大陸最南邊陲,古稱“南荒”。歷代史學家很少論及這塊“蠻荒”之地。地方史志,凡提及秦代以前雷州的歷史,均以“無考”一詞以蔽之。現在雷州被廣東省人民政府公佈爲歷史文化名城。因此,探索先秦時期雷州的歷史,撥開罩蓋在雷州這塊古老而神秘的土地上的“蠻荒”面紗,還其本來真面目,對“尋根溯源,弘揚民族文化;承先啓後,建設名城海康”,具有重要意義。因而,本人從雷州考古發現入手,以考古資料爲依據,對先秦時期,雷州跟中原地區的關係,特别跟楚國的關係,作一些膚淺的探討,抛磚引玉,以就教於大家。

  一、雷州的先民來自楚地的“揚越”

  雷州上古時代的歷史,文獻記載不多,但自1982年,在雷州半島開展文物普查以來,先後在雷州半島西海岸的遂溪縣江洪港鯉魚墩、海康縣海田鄉英樓嶺、英利鎮英典北嶺以及徐聞縣的華豐嶺等地發現了10多處原始社會山崗遺址和貝殻遺址,采集到一批新時期時代的遺物,如石斧、石、石環及夾沙陶片,據此證明,早在四、五千年前,就有先民在雷州半島這塊土地上勞動、生息和繁衍。從他們所使用的這些石器看,形制較小,有的類似“蚝蠣喙”或網墜,推斷他們是過着以漁獵爲主的原始經濟生活。他們在不斷改造自然和改造生活的過程中,創造了雷州上古文化。

  《尚書·堯典》曰:“申命羲叔宅南交。”《韓非子·十過篇》也説:“堯治天下,南撫交趾。”司馬遷《史記·五帝本紀》更進一步指出:“北至幽陵,南至交趾,莫不砥屬。”雷州半島如祖國一“趾”,伸入南海之中。不論是“南交”或者“交趾”,都應是指當時包括雷州半島在内的我國最南的邊陲地區。清人陳昌齊《雷州府志·沿革》載:雷州,“《禹貢》,荆揚之南裔;商,南越;周,南海;週末,百粤……。”雷州古爲“百越”(與“粤”通)之地。“越人是指使用一種石戊的人類群體的名稱,後來不斷加入了衆多的來源不同的氏族部落集團,形成了許多互不統屬的部落集團,被稱爲‘百越’。他們廣泛分佈於我國東南方以至西南方一帶。”(何光岳:《百越源流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越人來源於黄河上游的西薑,與華夏族有親緣關係。在夏商時中原地區的一部分越人演變爲華夏族,另一部分越人則逐漸向長江下游遷徙。在新時期時代晚期遷入東西沿海。以後,又不斷有北方來的部落、方國,跟越人群體雜居、通婚、融合,到商周時形成“百越”中的各不同的支係。如,於越、揚越、閩越、駱越、南越等。《漢書·地理志》指出:“自交趾至會稽七、八千裏,百粤雜處。”(《漢書·地理志》顔師古注引臣瓚曰。即從現在越南北部,經雲南、廣西、廣東、福建到浙江紹興,幾乎全部長江以南地區都是“百越”活動範圍。他們屬於漢藏語系中壯侗語族。雷州半島的先民則屬於“南越”族。

  西晋張華《博物志》説:“南越之國與楚爲鄰,五嶺已前至南海。”“南越”主要指聚居在嶺南地區的越人。這部分越人是來自楚地的“揚越”。“揚越”最初分佈在湖北江漢之間的漢水一帶。《史記·楚世家》載,周夷王時,楚“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興兵伐庸、揚粤(同越),至於鄂。”到戰國初年,楚悼王任用吴起爲相,實行變法,南攻揚越,有部分揚越人不甘臣服於楚,通過“湘桂走廊”或東南沿海,南遷嶺南以外,有的進入雷州半島跟當時散佈在沿海極少數過着半流動、以漁獵爲主生活的“土著”(交人或稱鮫人)雜處,最後“融合”了“交人”。故《史記·貨殖列傳》説:“九疑、蒼梧以南至儋耳……揚越多焉。”“周顯王十四年(前335年)楚滅越後,在皖南的揚越人和南遷湖南、廣東的那部分越人,全部成爲楚國的臣民。”(何光岳:《百越源流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我們從雷州半島的考古資料中也可以找到雷州的越人與楚國越人的同源關係。雙肩石斧、有段石以及幾何形印紋陶器是越人使用的代表器物。前者是生産工具,後者是生活用的器物。凡發現有雙肩石斧、有段石以及幾何形印紋陶器的地方都有越人的足迹,這是被考古發現資料所證明了的事實。近年,在雷州半島新時期時代的遺址中所采集到的雙肩石斧、有段石及幾何形印紋陶器殘片的紋飾跟湖北枝江關廟山、房縣羊鼻嶺、湖南澧縣夢溪等地遺址所發現的相類似。以上這些,不論是文獻記載,還是考古發現資料,都可證明雷州半島的先民與楚地先民同是“越人”,而雷州半島的“越人”是來自楚地的“揚越”。

  二、戰國時期雷州爲“楚界”

  明黄佐《廣東通誌》雲:“楚子熊揮受命鎮粤,至此(指雷州)開石城,建樓以表其界。”(《海康縣續志》卷二,古迹“楚闊(豁)樓”條,引黄佐《廣東通誌》。從文獻和考古資料證明,《廣東通誌》此説是有一定的歷史事實根據的。

  楚,芈姓,始祖鬻熊,西周時立國於荆山一帶,建都丹陽(今湖北秭歸東南),周人稱爲荆蠻。春秋時,兼併周圍小國,跟晋争霸,楚莊王曾爲霸主。自商周以來,嶺南的先民與長江流域的吴、越、楚等國已有經濟和文化交往,特别跟楚國的關係更加密切。《左傳·襄公十三年(前559)》載,楚共王卒,子襄謀謚曰:“……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國語·楚語上》也説:“赫赫楚國,而君臨之,征撫南海,訓及諸夏,其龐大矣。”這裏所説的“南海”,不光指秦漢時期的“南海郡”地區,而是指我國南海沿岸,包括雷州半島在内的兩廣及越南北部(即當時交趾)沿海地區。

  雷州半島北連大陸,三面環海,隔海南望儋耳,西鄰交趾。自古以來,雷州就是到儋耳、交趾,以至海外的必經之道。并且當時南方向商周及楚入貢的物品,如:“珠璣、玳瑁、象齒、文犀、翠羽……”。這些在當時雷州都有出産。因此,我們從雷州所處的地理位置、歷代王朝“遠征”儋耳、交趾等地的進軍路綫、中外交通、貿易必經之道以及南方入貢的物品等方面看,當時楚國“撫征南海”,决不會放棄雷州這塊“天南重地”的。1977年12月,在雷州半島東部附近的硇洲島出土一批青銅器,其中斧5件、削刀1件、劍1件、鼎1件及蓖點紋陶瓿1件。這些青銅器出土時,排列有序,經鑒定這是一座戰國時期的墓葬。這些青銅器的形制跟湖南、湖北等地楚墓出土的青銅器形制相似。有關專家根據此墓出土的青銅劍考證,認爲墓主有可能是當時楚國“撫征南海”時犧牲的“軍人”。這可作爲楚國勢力南伸雷州的佐证。

  楚國歷經從楚成王至楚威王,時間長達三百多年之久的“撫征”才基本把整個嶺南地區置於楚國統治之下。這時廣東地區全部歸入楚國版圖。屈大均《廣東新語·人語》説:楚成王時“南海服屬於楚,作楚庭”,“地爲楚有,故築庭以朝楚”。“楚庭”建於番禺(今廣州)。“楚子熊揮受命鎮粤”,又在雷州“開石城,建樓(即楚豁樓)以表其界。”據阮元《廣東通誌》載,“樓卓處郡城之上,登覽洞達,名楚豁。”清人陳昌齊《海康縣誌》載:“楚豁樓,亦名北樓,縣古子城東北(即今海康縣黨校址),其樓卓處城中,氣勢隆然……”。(\[清\]陳昌齊《海康縣誌》卷二,建置“楚闊(豁)樓”條。楚豁樓是楚國“國界”的標誌,標明楚國邊界南伸到雷州。元代範梈(清江人,翰林院編修,擢海南海北道廉訪司照磨)有《登楚豁樓酬段御史見示岳陽樓詩》(《海康縣續志》卷三十八,藝文“外籍詩征”。,可見元代楚豁樓仍在。明人莫天賦(海康人,嘉靖進士)《重修雷州城垣記》中有“鎮海有樓,朝宗有閣”之句。這裏的“樓”與“閣”都是指“楚豁樓”,意思是説,“楚子”在雷州建“楚豁樓”爲了“鎮”南海,而後來雷州人却把此樓當作向楚“朝宗”的閣。雷、楚關係在此亦見一斑。

  三、楚文化對雷州的影響

  我國地域遼闊、種族紛繁,决定了文化的多元性。古代雷州先民從先秦到唐宋經歷了從“百越”到“漢越雜處”,最後“漢化”的變遷過程。(見本人拙作《雷州先民變遷初探》,載《廣東史志》,1991年第1期。“自漢末至五代中原避亂之人多家於此(指雷州)”(\[宋\]蘇軾《伏波廟記》,載《海康縣誌》卷八,藝文。,特别是宋代的寇準、蘇軾、蘇轍、秦觀、李綱、胡銓等“十賢”先後被謫來雷州及大批福建等地的移民遷入雷州定居,他們帶來中原文化。因此,在雷州古文化中,既有中原文化(或稱華夏文化)的因素,又有楚、越文化的因素,但起主導作用的始終是中原文化。盡管如此,因先秦時期,雷州爲“楚界”,受楚文化影響較深,就是在現今雷州的民俗中,我們還可以找到楚文化對雷州影響的“痕迹”。

  1.尊鳳崇龍

  “尊鳳崇龍”在我國各民族的文化中都有所表現,但華夏文化以“崇龍”爲主,楚文化則以“尊鳳”爲主。(宋公文、胡禮興:《談楚俗尊鳳崇龍》,載《東南文化》,1991年第3、4期。

  據《國語·鄭語》和《史記·楚世家》記載,楚人是祝融後裔。楚人奉祀祝融爲始祖。《白虎通義·五行篇》雲:“南方之神祝融,其精爲鳥、離爲鸞。”鸞就是鳳的别稱,楚人把鳳當作至真、至善、至美的化身,當作自己的圖騰。故楚人對鳳的崇拜超過當時其他民族。鳳成爲楚文化的標識。這不僅表現在楚國的風俗和文學藝術作品中,而且在楚地出土的衆多文物中,也表現得很突出。如,在安徽省壽縣城南柏家臺子楚宫建築遺址,就發現有大量飾有鳳鳥和雲紋的圓形瓦當。湖北江陵望山出土一件楚國銅尊,飾有60條龍和24只鳳。這些跟華夏地區出土的青銅器的紋飾多爲“饕餮”圖案,迥然不同。1984年,在海康縣雷城鎮種子公司建築工地上出土一只青銅洗(盆),口徑35厘米、高9厘米,圈足、平沿、淺腹、腹上部飾有雲紋和10條浮雕龍紋。據有關專家鑒定爲戰國時期的遺物,其形制與紋飾,具有楚文化特徵。由於傳統文化的繼承和發展,在雷州出土的宋元時期的褐彩瓷器上的紋飾仍然常見鳳鳥紋飾。在海康縣出土的這些瓷器多爲“魂瓶”,而在“魂瓶”上畫鳳鳥,這又是受楚人認爲鳳鳥可以“引魂上天”的思想影響。《楚辭》(大招)中有“魂兮歸來,鳳凰翔號”之句可证,現在雷州人房屋的脊檐、壁畫、木雕傢具、絲棉織品等仍以龍鳳圖案爲時尚。這跟楚人“尊鳳崇龍”之風,一脈相承。

  2.尚鬼信巫

  自古以來,楚人信鬼信巫之風極盛。王逸《楚辭章句·九歌序》説:“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鼓舞以樂諸神。”楚國偉大詩人屈原《楚辭·九歌》中,幾乎全部章句都是巫師祭鬼神時所唱的祭歌。舊時,楚地農村中,有的人病了,認爲是鬼神作怪,不去求醫服藥,却去占卦問卜。雷州人信鬼信巫之風也不亞於楚。《雷州府志》載:“雷俗尚鬼信神”。宋代秦觀被謫來雷州時所寫的《雷陽書事》和《海康書事》等詩篇中,對雷州人尚鬼信巫之風,有很具體、生動的描寫和評述,如,其一《雷陽書事》:

  駱越風俗殊,有病皆勿藥。束帶趨祀房,瞽史巫紛若。弦歌薦繭栗,奴主洽觴酌。呻吟殊未央,更把鷄骨灼。

  其二,《海康書事》:

          海康臘己酉,不論冬孟仲。殺牛過祭鼓,城郭爲沸動。雖非堯歷頒,自我先人用。大笑荆楚人,嘉平臘雲夢。

  在這些詩中,值得注意的是,秦觀把“尚鬼信巫”的海康人當作“荆楚人”來“大笑”,並指出此鳳不是“堯歷頒”(即不是唐堯的曆法所規定頒行的),而是海康“先人”(荆楚人)傳下來的風俗。這一方面説明雷州人的“先人”是“荆楚人”;另一方面説明海康人“尚鬼信巫”之風是受“荆楚”的影響。

  3.端午競渡

  《荆楚歲時記》載:“五月五日競渡,俗爲屈原投汨羅日,傷其死,故並命舟楫以拯之。”《雷州府志》也有關於“端午競渡”的記載。過去,海康縣南渡河兩岸村莊,歷年端午節都有龍舟競渡,以吊屈原之風。

  關於“端午競渡”的起源有各種各樣的傳説。據《荆楚歲時記》載:“邯鄲曹娥碑雲:五月五日,迎伍君逆濤而上,爲水所淹,斯又東吴之俗,事在子胥,不關屈平也;越地傳雲:起於越王勾踐……。”但雷州人與楚國人都把“端午競渡”作爲憑弔屈原。在這點上也可見“楚風”對雷州的影響。

  楚文化對雷州的影響是多方面的,這裏僅擇幾例而論,其他的不再贅述。

  綜上所述,雷州雖然地處邊陲,但據考古資料證明,早在四、五千年前就有先民在這裏勞動、生息和繁衍。先秦時期,雷州爲“百越”之地。雷州的“越人”來自楚地的“揚越”與華夏族有親緣關係。自商周以來,雷州的先民跟長江流域的吴、越、楚等國已有經濟和文化交往,并且在交往中互相融合,創造了雷州古代文化。戰國時期,楚國不斷擴張,“撫征南海”,把勢力伸入嶺南地區。這時嶺南“臣服於楚”,雷州爲“楚界”。從此,雷州與楚國的關係更加密切。楚文化對雷州産生了深遠影響。在當今雷州的民俗中,“楚風”猶存。雷州源遠流長,歷史悠久,人文鼎盛,不愧爲“天南重地”,嶺南“歷史文化名城”。

  王增權(原雷州市博物館館長。)

  (本文原載《嶺南文史》199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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