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摘要大石剗的分佈中心區域在廣西南部左、右江匯合的三角地帶，輻射範圍達到廣東西部、西南部、海南和越南北部。大石鏟最初的形態，無疑脱胎於石錛、石斧，是對後者的放大。大石剗的發展經歷了從半工具半禮器到完全的禮器，並退出實用工具系統的過程。
【關鍵詞大石剗類型學新石器時代文化因素
Abstract: The central area of great stone spade distributing in the triangle area of Zuojiang and Youjiang of south Guangxi，and the radiation scope even reach to the west and south-west of Guangdong, Hainan Ireland and the north of Vietnam. The great stone spade’s original shape comes from stone adze and axe, and it is the enlarged one. The evolution progress of great stone spade has gone through half-tool half-sacrificial wares to complete sacrificial wares and even quit from utility tool system.
Key words:Great Stone SpadeTypologyNeolithic ageCultural factor
大石鏟是主要以頁岩、板岩等爲材料，形體硬大，器身較薄，稜角對稱，打磨光潔的石鏟。它的分佈中心區域在廣西南部左、右江匯合的三角地帶，輻射範圍達到廣東西部、西南部、海南和越南北部。從目前的資料看，廣西有36個縣、市116處，廣東有7個縣15處，海南有5個縣6處，越南廣寧省至少有1處。
對於大石鏟，已有兩篇綜合研究文章，這便是鄭超雄、李光軍的《廣西桂南“石鏟遺址”試論》〔１〕，蔣廷瑜、彭書琳的《桂南大石鏟研究》〔2〕。邱立誠、楊式挺、鄧增魁則對廣東的大石鏟作過調查研究〔3〕。
對於大石剗的分類，有三型八式〔4〕、四型十式〔5〕、四型八式〔6〕等諸種分法，蔣廷瑜、彭書琳將它們重新核定爲三型八式。三型分别爲I型直邊形，II型束腰形，III型短袖形（圖一）。這種劃分簡單明瞭，邏輯性强，便於操作。現遵此分類，將廣東發現的大石鏟分述如下：
圖一大石剗的類型（圖採自楊式挺《廣東新石器時代文化及相關問題探討》，《史前研究》1986年1~2期合刊）
1、2Ⅰ型（封開牛圍山、苦稔崗）；3、6Ⅱ型（封開大垌、羅源岩）；4、5Ⅲ型（陽江白虎嶺、封開奇龍山）
I型：直邊方形。分二式，I1式寬體，I2式窄體。
I1式，封開杏花塘角嘴出1件；苦稔崗麓出1件〔7〕，砂岩。
I2式，1982年在封開杏花鎮中圍山麓發現1件，霏細岩，打琢後加磨，磨制精細，柄及兩側尚存打制斑疤。短柄長身，雙肩對稱，肩角呈直角。兩側平直，刃寬於肩，刃呈弧形，刃端鋭利。通高225、肩寬93、厚15厘米。
II型：束腰。分二式，II1平肩，II2斜肩。
II1式的一般形態特徵是：短柄、雙肩平直對稱，肩下逐漸向内作弧形收縮，使肩角成鋭角尖端，至腰部又逐漸擴展後再内收成舌面刃緣。通體磨光，器身厚重，刃緣鋒利。
1974年封開羅董公社扶塘小學背後山出2件，其中1件通高315、肩寬17厘米。泥質板岩。
封開羅董大垌誥村1件，通高182、肩寬12、厚1厘米。細砂岩。
封開漁澇羅源岩邊山崗1件，長31、肩寬205厘米。板岩。
德慶播植前案村雙掘山2件，長28厘米，一肩殘，復原肩寬18、厚11厘米。橙紅色泥質頁岩。
封開封川鯉魚山1件，長227、肩寬128厘米。細砂岩。
1989年11月3日，羅定羅平鎮竹圍龍塘閣村農民陳興昌開挖屋地時發現大石鏟1件。羅定二中陳啓榮老師知道後，拾回珍藏，並記録了出土時間、地點、深度。羅定博物館在該村清理窑藏古錢時，一並將石鏟取回博物館。石鏟長21、肩寬14、刃寬125、厚07～09厘米；柄高2、寬32、厚09厘米。
海康也有II1式石鏟發現。通高達53厘米，爲廣東發現的大石鏟中最大者。
II2式廣東未見。
III型：短袖形。以肩部齒數分三式。III1完整短袖式；III2肩側帶1個缺口；III3肩側帶2個以上缺口，鏟身增長成瘦肩、長體。廣東只見幾件。清楚型制的都是III3式。
封開杏花新和村奇龍山1件，刃口厚鈍，通體磨光，長30、肩寬146厘米。板岩。
1983年在封開江口鎮群豐鄉黄屋村出1件，通高302、寬145、厚12厘米。
1976年，鬱南縣宋桂公社鳳塘村新石出土3件大石鏟，其中1件肩側帶鋸齒狀，應屬III型，但具體式别，是III2或III3，無從判斷；另兩件則可能屬於II型。據《中國文物地圖集·廣東分册》記載，最大1件，高475、寬185厘米〔8〕。
陽江也有III型大石鏟發現〔9〕。此外，西樵山大仙崗和廣州飛鵝嶺也有少數大石鏟發現。
佟柱臣先生《新石器時代考古學常識》一文，其中提到廣東“興寧縣荷樹鄉有一種大石鏟，是一種很特殊的工具”〔10〕。這麽説來，興寧成爲大石剗的最東的分佈地點。何以出現分布上的“飛地”，原因未明，或者是後世的异地收藏。
綜上所述，廣東出土的大石鏟以II型爲主，I、III型都較少見，而且較集中於西江流域。廣西大石鏟是I型分佈最廣，II型其次，III型分佈面積最窄。Ⅰ型大石鏟廣西分佈最廣，説明大石鏟這種文化因素一開始就受到人們的熱烈歡迎，並在很短的時間内傳播開來，同時這也説明大石剗的起源地在廣西。Π型、Ⅲ型分佈地域逐步收窄則説明大石鏟這鐘文化因素在後來的歷史進程中不但未能取得發展，而且遭到許多地區人們的放棄。廣東Ⅱ型大石鏟最多，且以西江流域爲主，説明大石鏟發展到II型階段，兩廣通過西江流域的交往最爲密切。
關於大石剗的年代，有幾種大同小异的看法：
1．新石器時代晚期説〔11〕。
2．新石器時代末期説〔12〕；
3．新石器時代晚期至商周説〔１3〕；
4．商周説〔14〕；
5．新石器末至西漢晚期説〔15〕。
第5説時間跨度長，也有貴縣（今貴港市）桐油嶺西漢晚期墓出土II型石鏟爲根據，準確率最高，我們贊同此説；但同時我們也相信，大石鏟最流行的時代，應在相當於中原的商周時期。III型的鋸齒狀肩袖，其實與嶺南地區相當於中原商代流行的斧、鉞、戚、牙璋兩側的扉稜（牙）在風格上甚爲相似，是作爲功能相近器物（禮器）的一種時代風格的反映。
關於用途，也有兩種看法：
1．農業生産工具説〔16〕；
2．農業祭祀禮器〔17〕。
持第一種觀點的學者除將大石鏟解釋爲農業工具的同時，還將發現大石剗的遺址解釋爲石器製作場（因大石鏟成排放置，未經使用）。第二篇有關大石鏟遺存的發掘報告〔18〕，對此作了证僞，認爲“遺址中既没有發現用來作加工石剗的手工工具，也没有發現較多的石料與石片，故很難斷定該處是石器加工場地。”他們在主張農業祭祀的禮器的同時，不反對各類型石鏟中也有可以用於農業生産的實用品，但又認爲在特定的條件下，大約又被賦予新的含義。
我們認爲：因爲大石鏟缺乏可信的使用痕迹，有些刃部較鈍，使用的材料又是不太堅硬的板岩、頁岩，磨制光潔，器身較薄，發現時又是成排或成圓圈排列，這些都表明其禮器性質要明顯於實用器性質。有的論者將“Π ”字形的石鏟排列形狀與II、III型石鏟解釋爲女性與男性性器官的象形，其結合即是祭祀地公地婆以祈年豐産的〔19〕。這説法有一定道理，模擬巫術在農業祭祀中應用是有民族志材料支持的。在西南地區，曾有一種風俗，第一天播種的晚上，夫婦必須同房，或當天在地裏野合，都是祀求作物多産的帶模擬巫術性質的儀式。但上述只解釋了II、III型的形象，I型就一點也不象男性生殖器。要是上述的説法正確，那也只是在大石鏟發展到第II型階段以後才有的觀念，而這樣一來，又不能解釋大石剗的起源。因此，生殖器象形一説並不圓滿。
雙肩石器（斧、錛）從新石器時代中期以後，一直是嶺南地區的重要工具。直至商周時期，仍大量存在。大石鏟最初的形態，無疑脱胎於石錛、石斧，是對後者的放大。如果我們承認西樵山、飛鵝嶺和封開牛圍山出土的大石鏟（均爲霏細岩石料）有明顯的疤痕（使用痕迹？）是生産工具，便不能否定Ⅰ型大石鏟既是禮器也是一種生産工具。也就是説，從Ⅰ型大石鏟到Ⅱ型大石鏟，大石鏟完成了從半工具半禮器到完全的禮器，並退出實用工具系統的過程。
在桂東南與粤西南地區，有種現象值得注意，就是發現大石剗的地區並不見陶器共存，可見大石鏟是一種獨立的文化因素，可以獨立完成當地土著居民某種儀式的需要。對於這種現象，值得進一步給予關注。
馮孟欽（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注釋：
〔1〕鄭超雄等：《廣西桂南“石鏟遺址”試論》，《考古與文物》1991年第3期。
〔2〕蔣廷瑜等：《桂南大石鏟研究》，《南方文物》1992年第1期。
〔3〕邱立誠等：《粤西發現的大石鏟》，《考古》1983年第9期；楊式挺等：《廣東封開杏花河兩岸古遺址調查與試掘》，《考古學集刊6》，1989年。
〔4〕廣西區考古訓練班等：《廣西南部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晚期遺存》，《文物》1978年第9期。
〔5〕廣西文物隊：《廣西隆安大龍潭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82年第1期。
〔6〕佟柱臣：《廣西大石剗的考察》，《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第13、14期，1989年。
〔7〕楊式挺等：《廣東封開杏花河兩岸古遺址調查與試掘》，《考古學集刊》第6集，1989年。
〔8〕《中國文物地圖集·廣東分册》，廣州：廣東省地圖出版社，1989年，頁471。
〔9〕蔣廷瑜等：《桂南大石鏟研究》，《南方文物》1992年第1期。
〔10〕廣西區考古訓練班等：《廣西南部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晚期遺存》，《文物》1978年第9期。
〔11〕樑旭達：《廣西壯族自治區靖西縣那耀村新石器時代遺址》，《中國考古學年鑒1986》，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
〔12〕楊式挺等：《廣東封開杏花河兩岸古遺址調查與試掘》，《考古學集刊》第6集，1989年。
〔13〕邱立誠等：《粤西發現的大石鏟》，《考古》1983年第9期。
〔14〕鄭超雄等：《廣西桂南“石鏟遺址”試論》，《考古與文物》1991年第3期。
〔15〕蔣廷瑜等：《桂南大石鏟研究》，《南方文物》1992年第1期。
〔16〕廣西區考古訓練班等：《廣西南部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晚期遺存》，《文物》1978年第9期。
〔17〕廣西文物隊：《廣西隆安大龍潭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82年第1期。
〔18〕廣西文物隊：《廣西隆安大龍潭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82年第1期。
〔19〕鄭超雄、李光軍：《廣西桂南“石鏟遺址”試論》，《考古與文物》199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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