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摘要浮濱文化是商周時期存在於粤東與閩西南區域範圍的考古學文化。商周時期的浮濱文化區是現代閩南方言區形成的基石，通過對浮濱文化的梳理，及其與古揭陽、閩南方言區的關係的探討，我們可以看到這三者之間所存在的歷史淵源關係。

　　【關鍵詞浮濱文化商周時期考古學文化閩南方言

　　Abstract: The Fu-bin culture is an archaeological culture that existed in east Guangdong and south-west area of Fujian in Shang-zhou Period. Fu-bin Culture area is the basic forming area of modern south Fujian dialect. By sorting out the Fu-bin culture and discussing its relationship with ancient Jieyang and south Fujian dialect area, we can see the three have historical origin relationships.

　　Key words:Fu-bin cultureShang-Zhou periodArchaeological cultureSouthern Fujian dialect

　　浮濱文化是一種代表着商周時期粤東與閩西南區域範圍的考古學文化，它所揭示的這一特定區域的社會歷史對探尋百越先民其中一支的文化面貌及其淵源關係極爲重要，它與古揭陽的關係以及與潮汕先民（包括整個閩南方言語區）的關係也備受關注。因此，浮濱文化被列入廣東與福建的重大考古課題之一有着深遠的歷史意義和特别的社會意義。饒宗頤教授曾敏鋭地指出“浮濱文化遺存分佈於粤東與閩西，恰巧是閩南方言的區域，要尋找漢初南海王國的所在，此中正可透露出一點消息”。 考古學家進一步“推斷當時已存在一個浮濱王國” 〔1〕。

　　考古資料顯示，浮濱文化遺存主要分佈於粤東與閩西南地區，即西至廣東普寧，北達大埔和福建南靖，東在福建龍海、長泰一綫，廣東南澳等島嶼也屬其分佈範圍。總體觀察，其地域範圍横跨榕江、韓江、九龍江和晋江四個流域，核心地區在廣東揭陽至福建漳州之間。廣東的海豐、蕉嶺和福建的永定、永春則屬浮濱文化的外圍地區。浮濱文化的器物，如釉陶器大口尊、壺、豆、罐和石戈等，則通過居民的遷徙携帶或貿易等途徑，到達了廣東的和平、博羅、增城、深圳、香港和珠海、中山等地。目前基本認定，浮濱文化的年代大體在商代中期至西周前期〔2〕。

　　考古學文化雖然是以物質遺存爲主要研究對象，但却是以地緣關係爲基礎的。在浮濱文化形成之前，潮汕地區的考古文化以普寧的後山文化爲代表；到浮濱文化時期，粤東與閩南之間的文化面貌已是大同小异。浮濱文化區横跨粤東與閩南四江流域，年代爲商周時期，它與秦漢時期古揭陽的建置當不無關係。可以説，浮濱王國的建立，奠定了古揭陽轄區的基礎〔3〕。

　　浮濱王國衰落與消亡之際，正是珠江流域的夔紋陶文化（或稱大梅沙文化）東進之時。迄今爲止，浮濱文化區内的夔紋陶文化遺存並不豐富，從廣東的海豐、普寧到福建的龍海、長泰，雖然都可見到含夔紋陶的遺址，但大都較爲分散，既不見大型的夔紋陶文化遺址，也不見密集分佈的夔紋陶文化遺址群。我們推測，這是周時期地處博羅一帶的縛婁國向浮濱文化區推進的結果，由於距離太遠，縛婁國並無足够的力量對原來的浮濱文化區實施管治。及至楚滅越，越國族人多有南奔，華東地區的越文化向西南轉移，以米字紋陶爲代表的東越文化南漸，進而取代了夔紋陶文化，福建長泰的黎頭山遺存、石牛山遺存、廣東揭陽中夏墓群、揭西赤嶺埔墓群等周時期的考古文化就是在此歷史背景下的遺留。自西周後期至秦以前，原浮濱文化區似乎没有再形成獨立的方國，後人只是一般地將此區域歸入“七閩之地”，其根據就是來自於一度繁榮昌盛的浮濱王國〔4〕。

　　揭陽縣始建於何時，史地學界迄今仍未有共識。依《史記》、《漢書》所載，秦時南海郡下轄番禺、四會、博羅、龍川四縣，並没有揭陽縣。《揭陽縣誌》載“秦始皇三十三年有縣曰揭陽”，其依據有可能是清代的史料，但這條史料的可靠性尚未得到學界的公認。

　　秦時，龍川縣和博羅縣均是沿東江所置，依揭陽縣秦時未置一説，則秦時揭陽地似爲龍川縣與博羅縣分轄。至南越國，因有揭陽令史定降漢之事，其時已置揭陽縣則是不争的事實。“揭陽”一名的來歷，很可能源於秦軍戍守揭陽嶺，唐人張守節《史記正義》載“五十萬人守五嶺，其一揭陽，此秦兵之初戍揭陽嶺也”。清代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亦記：“始皇伐百越，命史禄轉餉，留家揭嶺，此爲中土移民入潮之始”。此揭陽嶺（或曰揭嶺）當爲粤東平行嶺之蓮花山脈，正是蓮花山脈形成了浮濱文化區的西綫，同時也是龍川縣和博羅縣與粤東區域的天然分界綫。或者説，由於秦時已有軍隊駐守揭陽地，故此才會有南越國置揭陽縣之舉。澄海龜山漢代遺址的考古材料表明〔5〕，遺址的年代上限爲南越國後段，龜山遺址地處韓江流域東溪之西岸。韓江古稱員水，酈道元《水經注》三十七記：“員水又東南一千五百裏入南海，東歷揭陽縣而注於海也。”又因《漢書·地理志》載“南海郡……，縣六：番禺、博羅、中宿、龍川、四會、揭陽。”在“揭陽”後注有“莽曰南海亭”五字，故明代郭子章在《潮中雜記》卷九《郡邑志補》記有“南海亭”一條，雲“水經員水又東南一千五百裏入南海，東歷揭陽縣莽之南海亭而注於南海也。”據此，龜山遺址無疑當屬漢揭陽縣的官衙遺存。因此，揭陽縣的建置很可能是在南越國後段，這才與史定擔任揭陽令的時間相吻合。依宋代蘇過《史揭合序》所載：“史焕長子定於建元六年以護駕將軍隨王恢出豫章，兵未逾嶺而東粤輸服。”此時（公元前135年）史定似乎尚未到揭陽任職。《史揭合序》接着又述：“又承命隨嚴助往諭南粤，爲粤脅令揭陽而陰據中國之喉吭，業二十載矣。”據此，史定到揭陽任職當在隨嚴助到南粤之後。又按《漢書》載：元鼎六年“粤揭陽令史定降漢，爲安道侯”，是時爲公元前111年，以史定在南越國任職揭陽令二十年計，南越國至遲在漢武帝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已置揭陽縣。其時揭陽縣的東綫，實際上也就是南越國的東界〔6〕。

　　揭陽置縣，與龍川縣的關係至爲密切。2011年與2012年在五華獅雄山南越國時期建築遺址的考古發現的“定楬之印”（圖一）、“定楬丞印”（其實可讀“楬定之印”“楬定丞印”）封泥，應就是揭陽縣送給趙佗在龍川（五華獅雄山其時屬龍川縣地）長樂行宫使用的禮品箱上或呈送公文上的加封標記，遺址中出土的“蕃”字封泥（圖二），也就是番禺縣送至長樂行宫使用的禮品箱上或呈送公文上的加封標記。有人否認獅雄山建築遺址的長樂行宫（長樂臺）屬性，其實並没有足够的證據。有人甚至以此去考據所謂的“定楬”縣，那就更謬之千裏了。

　　圖一“定楬之印”封泥

　　圖二“蕃”字封泥

　　揭陽自漢代（南越國）起置縣，至東晋咸和元年（326）以前，均爲南海郡所轄。東晋成帝咸和元年從南海郡析出東官郡，揭陽縣劃屬東官郡所轄。咸和六年，揭陽縣被廢，其地分置爲海陽、潮陽、海寧、綏安四縣。其中海陽（今潮州）、潮陽在今廣東，海寧、綏安（今漳浦）在今福建。漢晋時期的揭陽縣，轄地遼闊，其西約在今海陸豐一綫，北至大埔、梅州，東及今漳浦、雲霄，地蓋粤東與閩南，其地域與浮濱文化分佈區大致相同。因此，古揭陽縣的轄地基本上就是以商周時期的浮濱文化分佈區爲基礎，浮濱文化與古揭陽的關係也由此而得到合理的解釋〔7〕。

　　一般來説，語言和文化都與當時的地理區域有密切的關係。但一個考古學文化與一個行政區域以及一個方言區基本（不是完全）重合在一起，這就不能不引起相關學者的高度關注。商周時期的浮濱文化區搆成了漢晋時期古揭陽轄區的範圍，其後更成爲閩南方言流行的主要區域（閩南方言在宋元時期發展到雷州與海南地區不在本文叙述範疇），這種綫性發展並形成三位一體的社會歷史人文現象是很特殊的，也是少見的。

　　據語言學家的研究，閩南方言（含潮汕方言）屬閩方言的分支。就其來源而言，其中至少包含了古吴語和古越語及中原共同語三種因素，然後在相當長的歷史時空中逐漸發展、演進而形成。先秦時期，浮濱文化區屬於百越中的“七閩地”，其語音總體上是屬於古越語中的閩越一支。但此時屬於漢語言系統的閩方言尚未形成。秦漢以來，隨着漢文字在原來吴越之地的廣泛使用，受中原漢語的影響，屬於漢語言系統的閩方言在漢唐期間得以形成。原浮濱文化區的居民雖曾一度爲南越國所管治，其地在漢晋時爲古揭陽所轄，但語音系統並没有質的改變。在此期間，大量漢族移民進入本區，並與土著民逐漸融爲一體，至隋代，始置潮州，由此以潮、泉二州轄區所搆成的閩南方言區略具刍形。唐宋時期，閩南方言最終從閩語中分化出來，在吸收中原漢語的一些詞語的基礎上，仍保留了原來閩方言的許多特點。元代以後至現代，閩南方言已没有大的變化〔8〕。

　　以上述所論，商周時期的浮濱文化區是現代閩南方言區形成的基石，從文化發展、演變的角度看，遠在三千年前的浮濱文化應就是潮汕文化與閩南文化歷史積澱的底層及其淵源。

　　通過對浮濱文化的梳理，及其與古揭陽、閩南方言區的關係的探討，我們可以看到這三者之間所存在的歷史淵源關係。從古越到古揭陽，再到後來的潮汕文化、閩南文化，其間的發展和演變進程發人深思。古越人與南遷漢人的融合造就了使用閩南方言的潮汕人和閩南人，使這一區域自唐宋以來走向了新的開拓歷程。

　　注釋：

　　〔1〕 饒宗頤：《從浮濱遺物論其周遭史地與南海國的問題》，《嶺南古越族論文集》，香港博物館，1993年；饒宗頤：《浮濱文化的石璋、符號及相關問題》，《嶺南學報》（香港）新第一期1999年。

　　〔2〕 邱立誠等：《論浮濱文化》，《潮學研究》，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1997年。

　　〔3〕 邱立誠：《先秦兩漢時期潮汕地區的考古學文化》，《潮州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4年。

　　〔4〕 邱立誠：《論廣東地區兩周時期的考古文化》，《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十週年文集》，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2001年；魏峻：《揭東縣面頭嶺墓地發掘報告》；《揭西縣赤嶺埔遺址調查報告》，《揭陽考古》，北京：科學出版社，2005年；鄭輝、陳兆善：《九龍江流域先秦文化發展序列的探討》，福建省博物館編《福建歷史文化與博物館學研究》，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 

　　邱立誠（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5〕 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澄海龜山漢代遺址》，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年。

　　〔6〕 邱立誠：《廣東先秦時期考古研究的新進展》，《嶺南考古研究2》，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2002年。

　　〔7〕 邱立誠：《再論浮濱文化》，《饒宗頤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深圳：海天出版社，2007年。

　　〔8〕 參考練銘志等：《廣東民族關係史》第四章第一節，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頁231～234；蔣祖緣、方誌欽主編：《簡明廣東史》第六章第六節，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7年，頁1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