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摘要川南、滇東北的懸棺葬一直被學術界稱爲“僰人懸棺”，認爲這一地區的懸棺葬是古僰人的遺存。本文研究表明，僰人的活動時間與懸棺葬流行及存在的時間極爲不符，川、滇交界地區的懸棺葬實則是“僚人懸棺”。

　　【關鍵詞“僰人懸棺”族屬僚人

　　Abstract: The cliff-burying of south Xichuan and northeast Yunnan was always called Bo Ren Xuan Guan (僰人懸棺) by academic circles and deem it as the ancient Bo people’s remains. The study in this thesis shows that the time of Bo people’s living is inconsistent with the popular and existing time of cliff-burying, and so the cliff-burying in the border land of Sichuan and Yunnan province is Liao Ren Xuan Guan(僚人懸棺). 

　　Key words:BoRenXuanGuan(僰人懸棺)Clan attributeLiao people

　　“僰人懸棺”是指今天遺存在四川南部宜賓市的珙縣、興文縣、高縣等地及雲南東北昭通市的大關縣、鹽津縣、威信縣的懸棺葬。“僰人懸棺”的命名並非空穴來風，而是有其歷史淵源。之所以將川南、滇東北現存的懸棺葬稱之爲“僰人懸棺”，皆因川滇交界地自古以來就是僰人的聚居地。

　　在歷代的史書中不乏有川南地區僰人活動的記載，如《史記·西南夷列傳》載：“今益州南戍州，北臨大江，古僰國〔1〕。《漢書·地理志》載：“犍爲郡僰道。”又如《説文解字·人部》載：“僰，犍爲蠻夷，從人棘聲〔2〕。”再如《宋會要輯稿·蕃夷五》載：“叙州既外控蠻夷，而城之内外僰夷、葛僚又動以百計，與漢人雜處〔3〕。”到了清代中期，有關川南各地方誌的史書中則更將此處的懸棺葬與僰人相聯繫，言存於川南、滇東北地區的懸棺葬乃爲僰人遺存。干隆《珙縣誌》卷十四《附録》中記載：“珙多僰人，漢雖置南廣縣，而僰人們雜居於中，六朝唐宋以來屢爲邑患。相傳有羅因者，以僰人嘗滅其宗，乃教人以懸葬崖上，子孫高顯。於是争掛高崖以趨吉，其祖父遺骸被風吹散，後嗣具絶，此掛岩之所自也，然亦渺矣。”干隆《珙縣誌·藝文》中同樣記載：“僰人崖，珙本僰地，僰人多懸棺崖上，今上羅等處尚存〔4〕。”

　　從秦漢以來史書記載中我們可以看出，自古以來四川的宜賓地區就是僰人的聚居地，僰人當爲這一地區的主體民族，且這一地區又多有懸棺於崖上，故後人則順理成章地將懸棺葬的習俗歸於僰人。近代研究懸棺葬的諸多學者也“遵循”歷史，將川南懸棺葬視爲“僰人懸棺”。但是，隨着中國懸棺葬研究幾十年來的不斷深入，考古技術的不斷更新以及民族學材料的不斷充實，“僰人懸棺”的命名是否還能經得起反復地推敲，川南、滇東北地區保存至今的懸棺是否真的爲僰人所有。帶着這些問題本文將結合最新的民族學、考古學研究試圖揭開“僰人懸棺”族屬的神秘面紗。

　　一

　　在我國歷史上，任何一個民族其發展的過程同時存在着三個方面：一是融合，二是遷徙，三是部分保留〔5〕。這就是説在中國歷史的長河中，無論是在中國民族中占主導地位的漢族，還是在一個較與世隔絶的地區生活的少數民族，其民族的發展都不可能在一個固定的地區内永遠獨立、穩定的發展下去，他們或是由於其他較先進民族的影響而與他族相融合；或是由於其他民族的排斥和壓迫而受他族統治，甚至是背井離鄉遷往他處；或是在融合與遷徙之外部分民族成員仍留在原地繼續生活。

　　僰人的歷史源遠流長，早在戰國時期已正式見於史册。《吕氏春秋·恃君覽》載：“氐羌呼唐，離水之西；僰人、野人，篇筰之川；舟人送龍，突人之鄉；多無君〔6〕。”文獻記載僰人在先秦至秦漢時期主要居住在以犍爲郡（漢武帝通西南夷後所設）爲中心的川、滇交界地區，且勢力較爲强大，並建立了“侯國”。僰人以農業生産及園藝種植爲主業，兼營捕魚和狩獵，其生産力水平已遠遠超出了同時代同一區域内生活的其他少數民族。正是由於僰人較爲先進的生産技術，使得他們的生活較爲富裕，故《太平御覽》卷一九七引《郡國志》中記載：“西夷有荔枝園，僰僮，西夷者最賢也，古所謂僰僮之福，多以荔枝爲業，園植萬株，樹收一百五十斛。”〔7〕僰人受漢文化的影響較爲深刻，其文化水平同樣高於同時代同一地區内生活的其他少數民族。在漢文化的熏陶下，僰人已開始褪去“蠻人”的外衣，對當時的中央王朝有着較强的“向心力”，故史書中常言僰人爲“夷中最仁，有仁道”〔8〕。

　　縱然僰人在川、滇交界處的勢力曾一度鼎盛，且建立了屬於自己族群的侯國，但是在中國歷史的滚滚洪流中他們依然無法逃離被强族融合和被迫遷徙的命運。自秦統一天下以後，中原王朝的勢力逐漸向西南地區滲透，尤其是在漢武帝時期，中央在僰人原居住區徙漢民、置郡縣，將僰人完全納入中央王朝的統治之中。僰人在中央王朝的壓迫統治之下勢力逐漸减弱，他們中的一部分族人或改俗易風，完全融合與漢族，一部分族人或因無法忍受漢人的統治而遷往他處，或許也有一部分族人則即没有融合於漢民，也没有遷往他處而是留在原居住地繼續着他們的傳統生活。但無論如何，此時僰人的勢力已今非昔比，仍生活在犍爲郡且守候着本族固有傳統的僰人已爲極少數，故秦漢時期的史書中在論及僰人時多采用“過去式”。如《史記·西南夷傳》載：“今益州南，戍州北，(古僰國)。”〔9〕《華陽國志·蜀志》載：“僰道縣在南安東四百裏，高後六年城之，治馬湖江會。水通越嶲，(本有僰人)，故秦紀言僰僮之富。(漢民多，漸斥徙之)。”〔10〕《水經注·江水》中亦載：“僰道，(本僰人居之)。”〔11〕

　　對僰人造成影響的不僅是中原王朝政治勢力的干預，還有周邊地區其他少數民族的遷入，其中影響最大的就是在公元4世紀前後“僚人入蜀”。《華陽國志·李特雄期壽勢志》載：“晋康帝建元元年……勢驕淫不恤國事，由是中外離心，蜀土無僚，至是始從山出，自巴至犍爲、梓潼，布滿山谷，大爲民患，加以饑饉，境内蕭條。”〔12〕東晋末年中原戰亂四起，中國歷史上出現了五代十六國的格局，氐人李壽在四川建立起了“成漢”政權。由於受到戰亂的影響，蜀地境内人口稀少，勞動力嚴重匱乏，經濟極爲蕭條。李壽爲鞏固成漢政權遂在公元338年前後將原居住在貴州牂牁的數十萬僚人强制性地遷入蜀地，以充實蜀地的人口〔13〕。故《益州志》中載：“李雄時曾派遣李壽功朱提，遂有南中之地。壽既篡位，以郊甸未實，乃徙旁郡户三千以上以實成都。又從牂牁引僚入蜀境，自象山以北皆僚居。”〔14〕

　　“僚人入蜀”實則自蜀漢時期就已開始，但入蜀的僚人爲數不多。自成漢政權引僚入蜀後，大批僚人進入四川，布滿山谷。東晋南朝至隋唐時期，僚人分佈極廣，幾乎遍佈於整個四川盆地，《晋書·地理志上》所載四川境内15郡，除新都郡外，蜀、犍爲、汶山、漢嘉、江陽、朱提（部分）、越嶲、梓潼、廣漢等14個郡都有僚人的記載。唐時，在四川境内所設的52個府州郡（分别屬於劍南道、山南東道、山南西道和江南道）中32州有僚人的記載，其中以晋之犍爲、巴西二郡僚人分佈最爲密集〔15〕。魏晋以後“牂牁生僚，深入内地，布滿山谷，由邛雅、犍爲以至巴西宕渠數千裏之地，半爲僚據。當此之時，漢人受生僚壓迫，僰人亦非例外”〔16〕。

　　綜上所述，秦漢至隋唐時期四川境内隨着中原王朝統治的深入和漢人、僚人及其他少數民族的大量遷入，原居於川、滇交界處的僰人已逐漸失去其在這一地區主體民族的地位，其或融合於他族，或被迫遷往他處，或僅有極少數人人生活在原居住地。尤其在東晋末年大批民族性格較爲强悍的僚人涌入蜀地後，僰人在四川境内幾乎消失殆盡。滇東北、川南的懸棺葬最早的可追至唐代中期，而此時川、滇交界處幾乎已無僰人活動，即使在一些地方有部分僰人居住，他們也是處於他族的統治之下，地位已經一落千丈。據此，我們不難推測唐時民族勢力極弱且被他族壓迫、統治的僰人是没有權利，也是不可能去實行只有社會上層人士才配有的“懸棺葬”。

　　二

　　在川南懸棺葬遺址中最引人矚目除那高懸於崖上的懸棺之外，還有就是分佈在珙縣懸棺周圍的岩畫了。懸棺周圍的岩畫是懸棺葬的伴生文化，它們産生和流行的年代應該是平行的〔17〕，其岩畫的内容反映了懸棺葬主人生前的生活場景。珙縣懸棺岩畫的内容十分豐富，有人物圖案、動物圖案及一些符號圖案。

　　人物圖案在岩畫中所占比例較大，它們或作舞蹈狀，或做奔跑狀，或策馬奔馳。在人物圖案中絶大多數部分人物髮式爲“椎髻”，與古代僚人的髮式極爲相似，這爲我們探明懸棺族屬提供了寶貴的依據（圖一）。

　　圖一岩畫中“椎髻”人物圖案

　　《舊唐書·南蠻傳》中在論及僚人頭頂髮式時言：“男女椎髻，以緋束之，後垂向下。”〔18〕《太平寰宇記·劍南西道三·嘉州風俗》載：“《尚書·牧誓》曰：‘庸蜀羌髳微廬彭濮人。’孔安國注雲：‘八國皆蠻夷戎狄也。’州民與夷僚錯居，華人其風尚侈，其俗好文；夷人(椎髻)跣足，短衣左袵，酷信鬼神，以竹木爲樓居，禮儀不能花法律不能拘。”《太平寰宇記·劍南西道·戎州風俗》亦載：“其蠻僚之類不識文字，不知禮儀，言語不通，嗜慾不同。(椎髻)跣足，鑿齒穿耳，衣緋布、羊皮、莎草……。”〔19〕唐時嘉州、戎州皆屬四川劍南西道，其大致區域在今四川南部、雲南東北部。這説明唐時分佈在川、滇交界地區的僚人髮式却爲“椎髻”。元人李京的《雲南志略》中載：“土僚蠻，在叙州南，烏蒙北皆是。男子及十四、五，則左右擊去兩齒，然後婚娶。……婦人跣足，(高髻)，以樺皮爲冠，耳墜大雙環。”〔20〕李京所言“叙州南，烏蒙北”亦指川南、滇東北地區。由此可見，唐宋元時期生活在川南、滇東北地區的僚人髮式均爲“椎髻”。不僅四川境内和雲南境内的僚人“椎髻跣足”，分佈在廣西、福建、浙江、貴州等地的僚人亦是如此〔21〕。從文獻記載來看古代分佈在川南、滇東北地區僚人的髮式與岩畫中的人物髮式極爲吻合，也許岩畫所反映的就是僚人的生活場景，而與岩畫同時代的懸棺就是僚人的遺存。

　　在岩畫中有關馬的圖像最多，有單人或雙人在飛奔的馬背上，做各種表演；有人手執兵器，躍馬競技格鬥；也有單人牽馬，悠閒行走。除此之外，還有無人牽引的單馬及圈養的馬（圖二）。

　　圖二岩畫中馬的圖案

　　馬在古代冷兵器時代，是戰争中不可缺少的，馬匹的多寡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軍事實力的强弱，所以中國古代各個時代的中原王朝都非常重視軍馬的馴養，當然在民族居住混雜、少數民族部落林立且時常互相發生衝突的西南地區，那些欲强大自己民族勢力的少數民族部落也是相當重視馬的馴養。懸棺岩畫中出現衆多的馬圖像，則正是反映了懸棺主人重視軍事、驍勇善戰。

　　僚人自古以來都以性格“彪悍”、“好殺生”而見於史册。如《隋書·地理志》載：“巢居崖處，盡力農事。刻木以爲符契，言事則致死不改。……諸僚皆然……(俗好殺生)，多構讎怨。”〔22〕又如《太平寰宇記·劍南西道·戎州風俗》載：“其蠻僚之類不識文字，不知禮儀，言語不通，嗜慾不同。……(以殺傷爲嬉笑)，少壯爲上，衰老爲下，男女無别，山崗是居。”〔23〕有關僚人好殺生、好戰事，對中央王朝叛服無常的記載，不絶於史書，在此無法一一列舉。岩畫中馬的圖像反映出懸棺主人的驍勇好戰，而自魏晋以後居於四川南部的僚人亦是如此，這並不是巧合，川南、滇東北的懸棺和僚人定然有着莫大的關係。

　　銅鼓，是百越文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是部落首領財富與權利的象徵〔24〕。作爲百越民族一員的僚人，銅鼓在其軍事和文化中佔有重要的地位。《後漢書》卷五四《馬援傳》載：“(俚僚鑄銅爲鼓)，鼓唯高大爲貴，而州境素不出銅鼓，聞官私賈人，皆於此下令比輸錢，斤兩差重，以入廣州，貨與夷人，鑄敗作鼓。”〔25〕《魏書》卷一〇一《僚傳》載：“僚者，蓋南蠻之别種，自漢中達於邛筰川洞之間，所在皆是。(僚王各有鼓角一雙)，使其子弟自吹擊之……。”〔26〕《隋書·地理志》中亦載：“(僚人鑄銅爲大鼓)，初成，置於庭中，置酒以招同類。來者有富豪子女，則以金銀爲大釵，執以叩鼓，竟及留遺主人，名爲銅鼓釵。俗好相殺，多構讎怨，欲相攻則鳴此鼓，到者如雲。有鼓者號爲‘都老’，群情推服。”〔27〕北宋《太平寰宇記》中有關僚人使用銅鼓的記載更多。如卷七十七《雅州風俗》，“邛雅之夷僚，俗信妖巫，擊(銅鼓)以祈禱。”卷八十八《瀘州風俗》：“其夷獠，擊(銅鼓)，弄鞘刀。”〔28〕

　　自宋元以後到明清時期期，居住在川南一帶的僚人仍然使用銅鼓。《明史·劉顯傳》中也提到了“都掌蠻”對銅鼓的重視：“隆慶改元……四川巡撫曾省吾，議证都掌蠻，令(劉)顯移鎮其地。……郭成破鷄冠，獲阿大。省軍攻牡猪，禽方二，阿二走，追獲於大盤山，克寨六十餘，獲賊魁三十六，俘斬四千六百，拓地四百餘裏，(得諸葛銅鼓)九十三，銅、鐵鍋各一。阿大曰:鼓聲宏者爲上，可易千牛，次者七、八百，得鼓二三，便可潜號稱王。擊鼓山巔，群蠻畢集，今已矣!鍋狀如鼎，大可函牛，刻畫有文彩，相傳諸葛亮以鼓鎮蠻，鼓失則蠻運終矣。”〔29〕

　　除文獻資料證實古代僚人使用銅鼓以外，考古資料也説明川南珙縣、興文縣一帶僚人同樣使用銅鼓。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在川南珙縣、興文縣等地共發現10面銅鼓，其中8面有明確的出土時間和出土地點，2面屬徵集所得。據考古工作者的鑒定，這10面銅鼓大多屬兩漢至六朝時的遺物〔30〕。

　　在珙縣懸棺的岩畫之中，據沈仲常先生研究至少7處岩畫中出現了銅鼓的圖案〔31〕（圖三）。

　　圖三岩畫中的“銅鼓”圖案

　　   岩畫中有“銅鼓”，説明懸棺主人同樣視銅鼓爲重器，故將其繪於懸棺周圍的岩畫之中，象徵着死後在另一個世界依舊擁有無盡的財富和至高無上的權利，這在一定意義上也説明瞭川南一帶的懸棺葬與僚人有關。

　　三

　　圖四《苗疆風俗》

　　1974年四川省博物館和珙縣文化館清理的麻塘壩懸棺葬的隨葬品中有一支方頭圓足的紅漆竹筷，上面草書漢文：“江山□高，日月□長，五子□，阿旦沐。”〔32〕（圖四）據實地調查，珙縣一位名爲魏長泰的老農於1936年在麻塘壩“三眼洞”懸棺葬崖下耕地時親眼見到一塊從懸棺裏掉下來的竹片上書正楷漢字“阿光冀”。《萬曆武功録·凌霄、都都寨、九絲諸蠻列傳》中曾提到佔據凌霄山、都都寨、九絲山的都掌蠻頭人分别爲“阿苟”、“阿墨”、“阿熊”、“阿大”、“阿二”等〔33〕。由此可知，“阿旦沐”、“阿旦冀”均應爲人名，且很可能是懸棺主人的名字。

　　我國南方許多少數民族古代均無姓氏〔34〕，古代僚人同樣如此。《北史·僚傳》中載：“僚者，蓋南蠻别種，自漢中達於邛筰川洞之間，所在皆有。種類甚多，散居山谷，略無氏族之别，又無姓名，所生男女，唯以長幼次第呼之。其丈夫稱‘阿謨、阿段，’婦人‘阿夷、阿等’之類，皆語之次第稱謂也。”〔35〕仡佬族亦有以“阿”爲姓的習俗。

　　中也説：“仡佬……呼祖曰阿伯，呼祖母曰阿屋，呼父曰阿麻，呼母曰阿奶，呼伯曰阿波麻，呼叔曰阿幼……。”〔36〕而仡佬則正是僚人的後裔，芮逸夫先生早有論述且論據有理有據〔37〕，所以以“阿”爲姓者當爲僚人，以此爲據，則懸棺主人也應爲僚人或僚人後裔。

　　四川省博物館和珙縣文化館取下的十具懸棺中，除少數的隨葬品外還有十具較爲完整的人骨，其中七具爲成人骨架，三具爲小孩或小青年骨架。在七具成人骨架中其中六具有“拔牙”的痕迹，而剩餘的三具小孩或小青年的骨架中均没有發現類似痕迹〔38〕。

　　拔牙, 我國古文獻中又稱鑿齒、折齒、摘齒、缺齒、斷齒、打牙等。它是我國遠古居民以至近現代民族有意識地拔取或敲斷某些健康前位齒的行爲。關於我國鑿齒習俗最早出現在山東北辛文化中期，盛行於大汶口時期，到龍山文化時期開始衰落。從新石器考古的材料來看，拔牙習俗主要分佈在我國東南沿海地區，且越往南其流行時間越晚〔39〕。但從文獻記載來看，自漢晋以來，拔牙風俗流行於西南地區的越僚及其後裔民族之中。

　　晋人張華《博物志·异俗》中載：“荆州極西南至蜀，諸民曰僚子。婦人妊娠七月而産。臨水生兒。……既長，皆(拔去上齒牙)各一，以爲身飾。”《太平寰宇記·劍南西道·戎州風俗》載：“其蠻獠之類不識文字，不知禮儀，言語不通，嗜慾不同。椎髻跣足，(鑿齒)穿耳。”〔40〕元人李京的《雲南志略》載：“土僚蠻，在叙州南，烏蒙北皆是。男子及十四、五，則左右擊去兩齒，然後婚娶。”〔41〕明代田汝成《炎徼紀聞》載：“仡佬一曰僚，其種有五，……父母死，則子婦各折其二齒，投之棺中，雲以贈永訣也。”清人田雯《黔書》載：“打牙仡佬，剽悍尤甚，女子將嫁必折其二齒，恐妨夫家也。”此外清代的《貴州通誌》、《廣西通誌》等史籍中都詳細記載了僚人的鑿齒習俗，直到清代末年貴州仡佬族仍有鑿齒的習俗〔42〕。

　　僚人及其後裔仡佬族自古以來就有“鑿齒”的習俗，戴裔煊先生曾經説過：“所謂鑿齒，必指僚族之古代先民。”〔43〕從文獻記載來看，僚人的鑿齒習俗多與成年、婚娶和喪葬有關，這就説明鑿齒習俗主要是作爲僚人取得成年人資格的標誌。在珙縣懸棺中清理出來的七具成人骨架中，其中有六具骨架有鑿齒的痕迹，這説明川南懸棺的主人或許就是僚人。

　　1980年瀘州醫學院體質人類學研究室的胡興宇、肖洪文兩位先生應四川省博物館之邀對對1974年取下懸棺中人骨的顱骨做了測量研究，研究表明懸棺主人的顱骨特徵與漢人相差較大，而與壯族人的頭骨相差較小〔44〕。除此之外，後續對珙縣懸棺人骨的研究還表明川南懸棺主人屬於蒙古利亞人種〔45〕。

　　2003年香港Bong Productions Ltd同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雲南省地理研究所共同爲美國探索頻道Discovery 到雲南昭通地區威信和鹽津兩縣拍攝《中國懸棺之謎》電視紀録片，雲南省考古研究所的專業人員對對位於威信縣的瓦石和龍馬兩地的懸棺進行了清理，獲得完整顱骨2件及其他若干骨骼。隨後，考古學家及人類學家對威信懸棺的顱骨進行了人類學研究，得出威信懸棺中的顱骨特徵與珙縣懸棺中的顱骨特徵極爲相似，證明兩地懸棺葬主人確係同一族屬。除此之外，專家對威信懸棺中顱骨進行研究後同樣得出滇東北懸棺葬主人屬蒙古利亞人種，其人骨特徵與現代壯族人的特徵差别較小〔46〕 。 

　　從兩地對懸棺主人顱骨的研究來看，顱骨所表現出來的特徵皆與現代壯族人的顱骨特徵極爲相似，這説明滇東北、川南兩地懸棺葬的主人是現代壯族的先民，而現代壯族正是由古代僚人發展而來的〔47〕，所以説滇東北、川南懸棺葬應該是僚人的遺存。

　　四

　　綜上所述，歷來學術界所言“僰人懸棺”，實則並非僰人所有，而應是自漢晋以後生活在川南、滇東北的僚人遺存。

　　第一，僰人在川南、滇東北一帶生活的時間範圍與這一地區懸棺葬存在的時間範圍不符。春秋戰國時期，僰人世代居住於川南、滇東北地區且勢力在衆少數民族中最爲强盛，自秦漢以後隨着中央王朝統治的逐漸滲透，僰人受漢文化的影響逐漸與遷入的漢民融合，其原有的民族勢力大大减弱。魏晋時期，由於又受到大批入川僚人的壓迫和統治，僰人的勢力被進一步削弱，與此同時入川的僚人勢力却在一步步增强。到唐宋時期，隨着民族融合龢民族遷徙的繼續加深，川滇地區已鮮有僰人活動，而此時僚人却已遍佈山谷。自唐宋至明清時期，僚人及其後裔始終活躍於川滇地區，成爲這一地區的主體民族。目前，我們所知川南、滇東北一帶懸棺葬的年代爲唐代中期至明代中期，而這一時期活躍於川滇大地的是僚人而不是僰人，相反在僰人最爲强盛的先秦時期川南、滇東北地區却没有懸棺葬。

　　第二，從懸棺葬周圍分佈的岩畫來看，其内容更多的反映的是僚人的一些文化特徵；從對川南、滇東北兩地懸棺中人骨的研究來看，骨架所反映的一些特徵與僚人的生活習俗極爲符合，懸棺主人顱骨的特徵更是與僚人後裔——壯族人的顱骨特徵極爲相似。

　　第三，僰人和僚人以及後來的都掌蠻並非是同一民族，他們是生活在同一地區不同時代的不同民族。僰人的生活時間範圍和空間範圍要遠遠小於僚人，僰人的生活習俗及文化、生産力水平與僚人大爲不同，故僚人不可能是僰人的後裔〔48〕。“都掌蠻”雖是對生活在川南諸多少數民族的一個總稱，但究其主體民族仍是僚人〔49〕。

　　第四，僚人實行懸棺葬在史書中屢有記載。如李京《雲南志略》載：“土僚蠻，叙州南烏蒙北皆是，男子及十四五則左右擊去兩齒，然後婚娶。……人死則以棺木盛之，置於千仞顛岩之上，以先墮者爲吉。”〔50〕又如《馬可波羅行紀》記秃刺蠻（秃刺蠻即土僚蠻的蒙古語譯音）：“人死焚屍，用小匣盛其餘骸，携之高山山腹大洞之中懸之，俾人獸不能侵犯。”再如田汝成《炎徼紀聞》載：“仡佬，一曰仡僚，其種有五。……殮死者有棺而不葬，置之崖穴間，高者絶地千尺，或臨大河，不施蔽蓋，以木主若圭，羅樹其册，號曰親家殿。”文獻記載和考古研究正好互相印证，川南、滇東北兩地的懸棺葬確與僚人有關。

　　致謝：感謝我的導師吉學平研究員提供經費和機會讓筆者能對滇東北和川南的懸棺葬進行實地考查並在本文寫作過程中提供的大量參考文獻和精心指導；感謝鹽津縣豆沙鎮文化站站長的侯林先生、威信縣文化局以及威信縣文管所的林慶民、郭彰瓊在筆者實地考查中給予的支持和幫助。

　　田進鋒（雲南大學人文學院民族文物鑒定考古研究中心。）

　　注釋：

　　〔1〕 《史記》卷一一六《西南夷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

　　〔2〕 許慎撰、班慶吉等點校：《説文解字》卷八下《人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3〕 徐鬆：《宋會要輯稿·蕃夷傳》，北京：中華書局，1957年。

　　〔4〕《珙縣誌》，轉引自陳明芳《中國懸棺葬》，重慶：重慶出版社，2004年，頁66~67。

　　〔5〕 江應樑：《説濮》，《思想戰綫》1980年第1期。

　　〔6〕《吕氏春秋·恃君覽》，山西：山西古籍出版社，2010年，頁161。

　　〔7〕 李昉等撰：《太平御覽》卷一七九《郡國志》，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本，1985年，頁874。

　　〔8〕 鄭德坤：《僰人考》，《説文月刊》1944年合訂本。

　　〔9〕 同注〔1〕。

　　〔10〕 常璩：《華陽國志》卷三《蜀志》，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頁38。

　　〔11〕 酈道元撰、陳橋驛點校：《水經注》卷三十五《江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頁655。

　　〔12〕 同注〔10〕，卷九《李特雄壽勢志》，頁125。

　　〔13〕 王文光、李曉斌：《百越民族發展演變史——從越、僚到壯侗語族各民族》，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頁172。

　　〔14〕《益州志》，轉引自王文光、仇學琴：《僚族源流考釋》，《廣西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第28卷第3期。

　　〔15〕 周蜀蓉：《論僚人入蜀及其原因》，《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30卷5期。

　　〔16〕 同注〔8〕。

　　〔17〕 古今：《珙縣岩畫頭飾管窺》，《考古與文物》1989年第1期。

　　〔18〕《舊唐書·南蠻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

　　〔19〕 樂史撰、王文楚等點校：《太平寰宇記·劍南西道》，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頁1457-1592。

　　〔20〕《雲南志略·諸夷風俗》轉引自石鐘健：《四川懸棺葬》，《凉州彝族奴隸制研究》1979年第1期。

　　〔21〕 同〔13〕

　　〔22〕《隋書》卷二十四《地理志上》，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頁807。

　　〔23〕 同注〔19〕

　　〔24〕 陳國强、蔣炳釗、吴錦吉等：《百越民族史》，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1988年。

　　〔25〕《後漢書》卷五十四《馬援傳》，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80。

　　〔26〕《魏書》卷一一《僚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頁1378。

　　〔27〕 同注〔22〕。

　　〔28〕 同上。

　　〔29〕《明史·劉顯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

　　〔30〕 陳明芳：《中國懸棺葬》，重慶：重慶出版社，2004年，頁208。

　　〔31〕 沈仲常：《僰人懸棺岩畫中所見的銅鼓》，《古代銅鼓學術討論會》，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年。

　　〔32〕 四川省博物館、珙縣文化館：《四川珙縣洛表公社10具“僰人懸棺”清理簡報》，《文物》1980年第6期。

　　〔33〕 劉復生：《都掌蠻研究二題——明代“都掌蠻”的搆成和消亡》，《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2期。

　　〔35〕《北史》卷九十五《僚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頁3154。

　　〔34〕同注〔30〕，頁184。

　　〔36〕《苗疆風俗》，轉引自沈仲常：《僰人懸棺岩畫中所見的銅鼓》，《古代銅鼓學術討論會》，北京：物出版社，1982年。

　　〔37〕 芮逸夫：《僚爲仡佬試证》，《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948年第20本。

　　〔38〕 同注〔32〕。

　　〔39〕 楊式挺：《略論我國古代的拔牙風俗》，《廣西民族研究》2005年第3期。

　　〔40〕 同注〔19〕，頁1592。

　　〔41〕 同注〔20〕。

　　〔42〕 華西：《仡佬民族的由來和遷徙》，《民族研究》1960年第6期。

　　〔43〕 轉引自陳明芳：《中國懸棺葬》，重慶：重慶出版社,2004年,頁200。

　　〔44〕 胡興宇、肖洪文：《僰人顱骨的測量研究》，《解剖學雜誌》1992年第22卷第4期。

　　〔45〕 秦學聖：《“僰人懸棺”人骨初窺》，《民族論叢——懸棺葬研究專輯》，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四川省民族研究會編印，1981年。

　　〔46〕 吉學平、劉旭等：《雲南昭通懸棺葬》，《國際人類學論文》； Xueping Ji.Mitsubishi Nakayama.Kangxin Han.Xu Liu.Hong Liu.Osamu Kondo.“ Unique biological affinity of the hanging coffin people inancient China  based on craniometry of two skulls from Yunnan province”.Anthropological  Sciences，2005Vol113.

　　田進鋒（雲南大學人文學院民族文物鑒定考古研究中心。）

　　〔47〕同注〔13〕，頁290~291。

　　〔48〕 何澤宇：《僰不爲僚説》，《民族研究》1982年第5期。

　　〔49〕 鄧前成、倪芳：《有關“都掌蠻的”的兩個問題——“都掌蠻”的族屬和明朝統治措施》，《雲南師範大學學報》2000年第32卷第2期。

　　〔50〕 同注〔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