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摘要楊式挺先生從事嶺南文物考古工作五十餘年，孜孜以求，鍥而不捨，結出豐碩的成果。他提出並初步解决了一批廣東考古與早期歷史的課題，初步建立起廣東新石器時代考古的基本框架，爲嶺南考古學、歷史學同行所稱道。

　　【關鍵詞楊式挺先生嶺南考古學研究史前考古

　　Abstract：MrYang Shiting have devoted himself to the archaeological work of south of the Five Ridges for 50 years, He worked assiduously and consistently and achieved plentiful and substantial achievements. He had put forward and preliminary settled the issues of Guangdong archeology and early history, and build the basic framework of Guangdong the Neolithic Age archeology which was praiseworthy by the person of the same trade or occupation.

　　Key words:MrYang ShitingLingnan  areaArcheology studyPrehistoric archeology

　　首先，我要祝福楊式挺老師：福如東海，壽比南山。杖朝步履春秋永，鈎渭絲綸日月長。學術研究也永發青春光芒。

　　廣東開風氣之先，人才輩出，碩果纍累。在文物博物館界有一批精英十分活躍，楊式挺先生就是我們十分尊敬的前輩。我原來在江西工作。1992年鄧小平南方講話發表後，政策上爲專業技術人員的流動提供了更好的可能。1993年初，珠海計劃建設新的博物館，我從江西萍鄉調到珠海市博物館工作。 

　　我與楊式挺先生是校友，他是我的師長。我1987年在北京大學研究生院學習新石器與商周考古學，嚴文明先生和李伯謙先生是我的導師。楊式挺與嚴先生是同班同學，朱非素與李先生也是同班同學。所以我總愛稱楊式挺先生爲楊老師，朱非素先生爲朱老師。每次見到老師我都感到很親切。

　　一

　　楊式挺先生從事嶺南文物考古工作五十餘年，他孜孜以求，鍥而不捨，結出豐碩的成果。1998年就出版了《嶺南文物考古論集》〔1〕。文集收集了楊老師撰寫的29篇學術論文，是從他長期的學術研究中，近80篇文章約一百萬字中精選出來的。内容集中在史前考古。主要文章有：栽培稻的起源、演變及傳播；廣東早期鐵器；嶺南青銅器；南海早期交通貿易；西樵山文化；石峽文化；廣東新石器文化與鄰區原始文化的關係；粤閩臺先秦考古學文化關係；港澳考古發現與祖國大陸的歷史關係等，還有一些廣東的重要遺址的發現與發掘。我們從楊老師多年來撰寫的時代和課題比較集中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初步建立起了廣東新石器時代考古的基本框架，爲嶺南考古學同行所稱道。該論文集中有多篇文章獲奬，或被譯爲英、日、葡文。如《栽稻的起源、演變及傳播》一文，被譯爲日文，收入陳文華、渡部武編的《中國稻作的起源》；《試論西樵山文化》、《廣東新石器時代文化及其相關》等論文獲廣東省社會科學優秀論文奬。論文集中有多篇文章是在港澳召開的學術研討會上宣讀的論文，同時也被收到該會的論文集。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爲該書作序，稱“嶺南考古是個大課題，可以越作越大”。蘇先生的序文中，對什麽是嶺南文化特色，或者説什麽是嶺南早期文化特色，作了概括性總結。國際知名漢學家饒宗頤先生在爲該書作序後還意猶未盡，特作“夜飛鵲”一首。詞中稱“無數新知收穫，足鋤經訂史，苴綴陳編。……願從君問故，花間量屐，酒後攤箋。”饒先生稱，該書有三個特色，一、每涉一專題必作綜合性的全面考察；二、必徵引文字史料故所論皆信而有征；三、必原始要終，細加辨析，以求其是。並譽該書“信足爲來學典範”。時任廣東省社會科學院院長張磊研究員以“勤於實踐，勇於探索”爲題，爲該論文集作序。他指出：“文集具有鮮明的優長和特色，體現了作者頗爲深厚的理論素養和業務根底。”突出的優長和特色之一即爲科學理論、方法的指導；其次，把考古學——特别是史前考古學的最終目的確認爲恢復没有文字的史前史亦是這部文集的優長和特色；再次，積極地爲現實服務搆成了這部文集的又一優長和特色。張先生强調指出，作爲資深考古學家，他爲各類地方史志的編撰服務中，爲精神文明服務，爲振興中華統一祖國大業服務。論文集中收集了《從考古材料看香港與内地的歷史關係》、《大灣文化初議》、《香港古文化的根在大陸》、《略論澳門黑沙史前文化與珠江三角洲史前文化的關係》等諸篇論文，這些研究都密切地配合了祖國統一進程的重要步驟。正如張先生所言，學術不應從屬政治，但也不可能脱離政治。社會科學爲現實服務乃是它崇高的職責。我們認爲，對於《嶺南文物考古論集》來説，這些論述都是中肯和切合實際的，也是值得我們文物考古工作者學習和思索的。該書1999年獲廣東省第六届優秀社科研究成果三等奬。    

　　二

　　作爲已經辦理退休手續的文物考古專家，楊式挺老師没有給自己放假，還在辛勤耕耘， 2011年，又結出碩果。楊式挺先生又出版了《嶺南文物考古論集續集》〔2〕。收集考古論文17篇，地方史志文章4篇，書中附有大量考古圖録、文物照片和各種資料統計表格，内容豐富，圖文並茂。《續集》由著名漢學家香港大學九十高齡的饒宗頤教授題寫的書名。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原院長張磊研究員以“鍥而不捨  奮進不已”爲題爲該書作序。讚揚他“深厚的理論素養和扎實的業務根底，及一貫嚴謹的學風和文風，勇於和善於探索、開拓和創新。”《續集》是《論集》的承續、深化和拓展。内容大致可分爲三個部分：第一部分仍以史前時期和先秦考古爲主；第二部分以秦漢考古與海上絲綢之路爲重點對象，旁及水下考古、海洋考古；第三部分則大都關乎他參與編纂《文物志》的經驗體會。“《續集》更凸顯作者的深厚功力和優良學風、文風；言之有據，立論中肯，視野廣闊。” 廣東省博物館館長肖洽龍研究員以“五十載考古春秋  半世紀心血結晶”爲題作序。稱楊老師爲“廣東文物考古事業的開拓者和見证者之一。”“《嶺南文物考古論集續集》也必將與《嶺南文物考古論集》一樣，成爲廣東文物考古工作者不可或缺的案頭參考書。”

　　中山大學原副校長、歷史學家張榮芳教授在《嶺南文史》2012年第1期發表題爲《如椽大筆撰寫嶺南考古春秋——評介楊式挺先生〈嶺南文物考古論集續集〉》的書評，稱“續集是首集的深化、繼續和拓展”，“凸顯楊先生的治學風格和深厚功力。”他總結了楊式挺先生治學的三個特點：考古理論與田野實踐的結合；運用考古資料與歷史文獻記載緊密結合研究；視野開闊，把嶺南地區的歷史研究放在全國範圍乃至全人類範圍内加以考察。張教授高度讚揚楊式挺先生“老驥伏櫪，鍥而不捨的治學精神，令人敬佩。”

　　三

　　楊老師的研究領域很廣，而且考古調查與發掘運氣很好。五十多年來，廣東重要的考古發現，大都有楊老師的身影。1961年在廣州增城金蘭寺遺址與莫稚首先發現“三叠層”：上層爲含米字紋的戰國文化層；中層爲含幾何印紋陶和有段石錛的新石器末期文化層；下層爲含夾砂陶、泥質陶、彩陶和少量有肩石錛的新石器時代中期文化層。成爲考古地層學理論在廣東的成功運用的早期典範，爲廣東先秦古遺址考古，特别是考古遺存的年代序列建立樹立了一杆標尺，具有重要的考古實踐意義，得到夏鼐所長的贊同。而且首先在廣東發現彩陶。1964年，楊老師與莫稚合寫珠江三角洲貝丘遺址；1985年，楊老師發表《試論西樵山文化》〔3〕；1986年發表《廣東新石器時代文化及相關問題的探討》〔4〕；1982年試掘大梅沙遺址，楊老師肯定沙丘遺址有文化層，下層有彩陶，這都得到印证。此後，楊老師又調查了小梅沙遺址，並擴展到珠海、中山一帶，包括淇澳島東澳灣、平沙棠下環、高欄島寶鏡灣、中山龍穴、白水井等地，對環珠江口地區的彩陶、白陶進行系統研究，發表論文。

　　楊老師曾經提出石峽文化、河宕文化、西椎山文化等三個考古學文化的命名，並得到考古學界的認可，這可能在全國考古從業人員中都不多見。1973－1978年間，楊老師參加在馬壩石峽遺址進行考古發掘。這個遺址發現包涵從六千年至兩千多年前四個不同時期的文化遺存。特别是這裏考古發現一百多座富有地方特色的新石器時代晚期墓葬。1977年6月15日，楊老師執筆《曲江馬壩發現石峽文化遺址》在《人民日報》發表，提出“石峽文化”命名，得到蘇秉琦等考古學家的認可與支持。在前石峽文化層中還發現木骨泥墻長屋遺迹及距今六千年前的人工栽稻。1988年又發表《石峽文化類型遺存的内涵分佈及其與樊城堆文化的關係》〔5〕對石峽文化進行比較研究。

　　1977年－1978年間，楊老師在佛山市郊河宕貝丘遺址進行考古發掘，揭露面積776平方米。發現新石器時代末期（距今4300－3500年）遺址和77座墓葬。出土大批各類文化遺物，其中石器400多件，骨器、象牙、玉器60多件，陶紡輪113年，陶片四萬片，可復原陶器20多件，有刻劃符號陶器（片）70件，46種，人骨大部分保存較好，還有3500件動物遺骸。楊老師主編完成《佛山河宕遺址——1977冬至1978夏發掘報告》，於2006年在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

　　 三亞落筆洞遺址是南海北岸早期漁業文化研究的一個重要遺存，落筆洞發現的打制石器和骨、角器基本承襲了華南石器時代的技術傳統，同屬於嶺南洞穴文化遺存，處於舊石器晚期向新石器時代早期演變的一個發展階段，具有明顯的過度文化性質，它豐富了我們對這一類型文化分佈的認識，對探討海南新石器文化的來源有十分重要的意義。2001年被國務院公佈爲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83年初夏，第二次全國文物普查工作期間，廣東省博物館楊式挺先生在海南行政區文化局麥穗、崖縣文化館黄懷興等先生的協助下，考察了落筆洞洞穴遺存，發現了含貝殻和脊椎動物化石的灰色膠結層堆積。1992年3月，海南省文博專業證書班的學員在中山大學人類學係敎師李始文的帶領下，又復查了落筆洞遺址，在灰色膠結層堆積中采集到五枚人牙化石及包括水鹿、赤麂、松鼠、鳥類在内的脊椎動物化石。1992年12月，由海南省文物保護管理委員會辦公室負責，以海南省博物館、三亞市博物館、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硏究所的有關業務人員組成了考古發掘隊，對遺址進行了考察發掘。爲了進一步瞭解亞洲象的埋藏條件及搞清洞穴堆積層位的變化關係，1993年10月，又進行了第二期發掘工作，並主要選在發現亞洲象的C、D兩排的部分探方，較靠近洞穴的西壁；後因發掘工作的需要，又向洞口方向延伸了幾個探方，結果發現了豐富的人類文化遺存。

　　1994年，楊老師發表《從中山龍穴及白水井發現的彩陶談起》〔6〕，利用其親自參與的龍穴及白水井考古新發現資料，討論彩陶與白陶的文化現象的源流與文化關係。1997年進而在發表《“大灣文化”初議——珠海江三角洲考古學文化命名探討》〔7〕，對珠江三角洲新石器時代中期文化進行系統論述。期間，楊老師還發表相當多綜述性的文章如《廣東考古五十年》、《廣東新石器時代文化類型探討》等系統介紹廣東考古工作成果。

　　考古學的研究對象是埋藏於地下的静態的遺物，其首要任務之一便是斷定遺物的時間和空間位置，即建立古代遺存的時空序列，這是考古學最基礎性的研究。考古學與狹義的歷史學既有共同性，又各有其特點；既相互聯繫，又相互區别。它們是各自獨立的學科。在中國，考古學科長期隸屬於歷史學科，2009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教育部將考古學與中國史、世界史一同，列爲歷史門類下的一級學科。考古學延伸了人們的歷史時空觀，並以自己獨特的方式影響和改變了整個世界的知識體系。它關於人類體質進化和文化多樣性的基本觀點已積澱爲人類知識寶庫中的最一般常識。在廣東地區，楊式挺老師是將考古學與歷史學緊密結合，用考古學成果來訴説廣東歷史的一位成功人士。他參與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主編的《簡明廣東史》、《廣東通史》〔8〕（古代上册）等的撰稿。主筆的《廣東通史》第一章：《廣東地區的原始社會》、第二章《不發達的奴隸制和嶺南古越族》，得到業界好評。正如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所言：嶺南“有自己的青銅時代，有自己的夏商周”〔9〕。楊老師充分利用嶺南現有的考古研究成果，並將其系統與深化，勾勒出嶺南史前時期與青銅時期的歷史輪廓，這是一部有自身特點，而且能與中原大體對應的歷史。根據廣東考古發現和歷史發展不平衡的客觀實際，在《廣東通史》第一章《廣東地區的原始社會》中，楊老師將這一地區父系氏族社會分爲新石器晚期和新石器末期二個階段；而將廣東青銅時代的時間推定爲“大約從中原商王朝末年到秦統一嶺南之前”。將一批年代相當於中原夏商之際，而實際生産力水平還處在新石器時代末期的古文化遺存，歸納在史前時期來叙述，成功地化解了嶺南地區新石器時代與商周考古中的年代與描述上的混亂。本人在編寫《珠海簡史·先秦》〔10〕時，也參考了楊老師的成果，受益良多。

　　四

　　楊老師對後輩多有提携。1993年初，珠海市博物館組織骨幹到省博物館參觀學習，是楊式挺老師接待的。他給我們講解省館的基本陳列，並將他主持和執筆編寫的陳列大綱打印稿送給我們作參考。楊老師1958年北京大學畢業後就開始在廣東進行考古研究工作。發表了大量的學術論文，提出許多獨到的見解；編寫了大量文物考古著作，爲我們瞭解廣東文物考古工作提供可能；他親自參與發現和發掘了許多重要遺址墓葬，爲廣東文物考古工作貢獻卓越。我們從他編寫的相關論文著作中受益良多。

　　1995年3月，受香港大學邀請，我有幸與楊老師一道參加在香港大學召開的“東南亞考古研討會”。會上，我宣讀的論文是《沙丘遺址不應只是季節性居址》，這一發言引起了與會學者們的熱烈討論。沙丘遺址是環珠江口地區很有特點一種文化現象。但是，自沙丘遺址發現以來，學界都認爲沙丘遺址只是季節性臨時性的遺址。在學術論文裏，在粤港澳等地博物館的陳列展覽的説明牌上，一般都是這麽寫的，很少人對這一司空見慣的文化現象提出質疑。1992年，我的導師李伯謙先生在《深圳咸頭嶺一類遺存淺識》〔11〕一文中開始思考這一文化現象的聚落屬性，首先提出沙丘先民有着相對穩定的生活：“咸頭嶺、大黄沙等跨越均發現房基、柱洞、紅燒土面、燒竈、灰坑等遺迹，均出土大量陶器、石器等日常生活用具，大黄沙還發現了炭化的糧食。表明遺址堆積不會是短期内形成，當時的居民在這裏曾經建屋而居，炊煮而食，捕撈種植，過着穩定的生活。經常有海潮和臺風固然對他們的生活造成嚴重的危害，但他們在這裏居住，從事生活、生活等活動的事實，則從另一方面反映他們對海潮和臺風的規律有了一定的認識，已經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適應這種環境。”在學習與考察環珠江口地區先秦考古遺址資料的過程中，我也開始懷疑沙丘遺址全是季節性、臨時性遺址的結論。沿着李伯謙老師的提示，我們從沙丘上的居址、沙丘遺址上的制陶業、沙丘上的石器製作和加工、沙丘上的紡織業、沙丘上的鑄銅業、沙丘上的裝飾品、沙丘先民的經濟活動等七個方面進行論证，提出“沙丘遺址不應只是季節性的居址”的學術觀點，並在會上發表。限於當時的認識水平，和較短的發言時間，我們難以解釋許多的相關問題，對學者的提問，也只作了初淺的回答，而楊式挺老師和香港的秦維廉先生在會上幫我解圍。楊老師在會上大聲肯定：“‘沙丘遺址不只是季節性居址’的觀點可以成立。” 

　　盡管當時相當多的學者還未接受這個觀點，但楊老師的表態，增加了我對沙丘遺址研究信心。此後，本人在沙丘遺址方面作了進一步的研究，申報並完成 “全國文物博物館系統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課題——南海沙丘遺址文化與生態研究”；申報並完成國家文物局“文物保護科學和技術研究課題——先秦時期南海漁業文化研究”，合作完成《海島型史前文化遺址發掘報告——珠海寶鏡灣》。對沙丘遺址的形成，沙丘遺址的類型、沙丘遺址的間歇層問題、漁場、魚的洄游對沙丘先民的影響、沙丘先民的生産生活，特别是從漁業文化的角度對包括沙丘遺址在内的南海北岸史前時期的文化現象的認識得到提高，現在珠海寶鏡灣遺址〔12〕、香港吴家園遺址〔13〕等衆多的考古發現，證明環珠江口的海島與海灣上確實已經有先民相對穩定的聚落，有自己特點的文化面貌，甚至一度也擁有過相當高的文化。當我們的視野從環珠江口地區擴展到周邊的福建、臺灣、上海、海南等地，在這裏可以看到的殻丘頭遺址、熾坪壠遺址、馬橋遺址等一批既是在海灣沙丘（堤）上又包含有大量貝殻和文化遺存的聚落時，我們對此更是深信不疑。現在，對沙丘遺址的研究更深入，更全面，更科學了。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嚴文明先生、李伯謙老師和楊式挺老師等前輩學者和同仁們的支持。1998年，參加香港中文大學主辦的《東亞玉器研討會》時，楊式挺老師又對我提起此事：“我也早就感覺到沙丘遺址並不只是季節性的遺址，但一直没有正式提出來，還是你們年輕人思想敏鋭，眼觀獨到，敢想敢説敢寫，難能可貴。”楊老師還説了一些鼓勵的話，給我們以鞭策。 

　　楊老師對栽培稻的起源探索，對百越文化源流的探討，對“海上絲綢之路”的探討，對廣東青銅文化的探討，對我國古代拔牙習俗的探討，對古陶器符號的探討，對玉石器的探討及對港、澳先秦文化的探討都卓有見地。提出並初步解决了一批廣東考古與早期歷史的課題，初步建立起廣東新石器時代考古的基本框架，爲嶺南考古學、歷史學同行所稱道。楊老師八十歲高齡仍筆耕不輟，成爲廣東文物考古界一位鍥而不捨的探索者，受人景仰的先行者。

　　肖一亭（珠海市博物館，研究館員。）

　　注釋：

　　〔1〕廣州：廣東省地圖出版社，1998年，納入廣東省博物館叢書。

　　〔2〕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2011年，納入廣東省博物館離退休專家著作叢書。

　　〔3〕《考古學報》1985年第1期。

　　〔4〕《史前研究》1986年第1－2期合刊。

　　〔5〕《紀念馬壩人化石發現三十週年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

　　〔6〕《南中國及其鄰近地區古文化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4年。

　　〔7〕《南方文物》1997年第2期。

　　〔8〕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6年。

　　〔9〕《嶺南考古開題——楊式挺〈嶺南文物考古論集〉序》，廣州：廣東省地圖出版社，1998年。

　　〔10〕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

　　〔11〕《東南文化》1992年3－4合期。

　　〔12〕邱立誠、肖一亭主編：《海島型史前文化遺址發掘報告——珠海寶鏡灣》，北京：科學出版社，2004年。

　　〔13〕區家發、莫稚：《香港元朗下白泥吴家園沙丘遺址的發掘》，《考古》199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