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摘要20世紀上半期是中國民族學者對民族學中國化探索的重要時期。從最初的對西方理論的簡單引用與模仿，到後來的通過具體的田野調查實踐，將理論與中國各民族的實際材料結合起來進行研究，學者們在實踐與理論上對民族學進行不斷地突破與完善。作爲民族調查的重要工作基地，廣西的民族調查成爲民族學中國化探索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其進行歸納總結，有助於對民族學中國化問題進行分析探討。

　　【關鍵詞20世紀上半期現代民族學中國化廣西民族調查  

　　Abstract: There is an important period for Chinese ethnology scholars to explore the ethnology chinization. From the initial simply quote and imitation of western theories to the later specific field work and study combining the practical material of the Chinese ethnic groups with theory，the scholars constantly have breakthrough and improvement on ethnology practice and theory. As an important base of nationality investigation，the investigation of Guangxi is the important part for exploring ethnology chinization. It is helpful to analyze and discuss the issue of ethnology chinization by summing up the nationality investigation of Guangxi. 

　　Key words:The first half of 20th centuryMordent ethnologyChinizationNationality investigation of Guangxi

　　現代民族學是研究各民族群體文化的社會科學學科。辛亥革命後，現代民族學隨着其他西方進步思想理論一同傳入中國。如何將移植來的理論與方法運用於中國的社會與文化的實際研究，並在研究實踐中探索中國民族學發展的道路，一直是這個社會人文學科在中國發展的中心問題。民族學本身强調實地調查，學科的發展與實踐活動聯繫非常緊密，學者們的經歷與活動，特别是田野調查比較顯著地體現着學科發展的主要脈絡。正因如此，民族學相對於其他學科來説，中國化的呼聲更爲强烈。廣西自古以來就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區，民族文化豐富多樣，因此自民族學傳入中國以後，廣西就成爲學者們進行民族調查的重要工作基地，廣西的民族調查研究也成爲現代民族學中國化探索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本文以20世紀上半期廣西的民族調查研究爲切入點，對現代民族學的中國化探索進行分析探討。

　　一、廣西民族調查研究的開端

　　廣西自戰國時期就屬百越之地，居住着西甌、駱越等部族。自秦代以來，境外各民族陸續遷往廣西。隨着廣西長期的歷史發展變遷，各民族在不斷加深的交往中相互影響，逐漸形成了既有共性又有各自鮮明的民族風俗習慣，在歷代均有不少關於廣西各民族情况的文獻記載。如唐代莫休符的《桂林風土記》、北宋範成大的《桂海虞衡志》、南宋周去非的《嶺外代答》、明代曠露的《赤雅》、清代汪森的《粤西叢載》以及各地地方誌中，均對廣西民族地區的社會經濟、生活風俗、物産資源進行過相關記載，成爲後人研究廣西民族民俗的重要歷史資料。但是，從嚴格意義上來説，這些對廣西民族民俗的記載，因缺乏一定民族學與民俗學思想理論上的指導，只能是一種朦朧的早期民俗觀念下的文字記載，還算不上是現代意義上的民族研究。

　　廣西的現代民族研究真正起源於1918年北京大學的歌謡徵集運動。中國早期民族學受英國“遺留物”學説影響頗深。在此學説的影響下，不少學者都把許多民俗事象視爲古代遺留物。北大歌謡運動的發起人周作人就曾提到“蓋現代文明的民俗大都即是古代蠻風之遺留，也即是先進野蠻風俗的變相，因爲大多數的文明衣冠的人物在心裏還依舊是個野蠻。”〔1〕因此我國早期的民族學與民俗學在界定研究對象時，很大程度上仍是仿照西方國家，認爲應包括“未開化、半開化民族及缺乏教育的人們的傳統信仰、風俗、習慣、故事、神話、傳説、歌謡、諺語、歌訣、謎語、童謡、兒歌等。”〔2〕於是在20世紀初的那場“到民間去”的革命浪潮中，學者們紛紛把目光對準了所謂野蠻民族的歌謡。五四運動之前，北京大學已開始了近世歌謡的搜集工作，並於1918年春成立了北京大學歌謡徵集處。隨後又相繼成立歌謡研究會與風俗調查會，創辦了中國第一個民族民俗研究刊物《歌謡週刊》。對於徵集民間歌謡的目的，北大歌謡運動的另一重要發起人常惠曾在《我們爲什麽要研究歌謡》一文中提到他的看法，“歌謡是民俗學中的主要分子”，“文化愈進步，歌謡逾退化……越是野蠻民族歌謡越發達”， “我們研究‘民俗學’就是采集民間的材料，完全用科學的方法整理他，至於整理之後呢，不過供給學者采用罷了。”〔3〕可見，當時的民族學只是局限於一種資料學或文獻學而已。因爲當時中國民族學發展的不成熟，這種看法也代表了相當一部分學者的意見。於是，一場以北大歌謡徵集運動爲開端的民族民俗調查活動在全國相繼展開。1918—1922年，北京大學學生劉策奇（劉爲廣西柳州人，民俗學熱心者）與莫耀南、白揚熙合作，於1918—1922年，先後收集了柳州、象州等地的壯族民歌，在《歌謡週刊》上發表了100多首。其後，劉策奇還根據對廣西歌謡的搜集整理，撰寫有《僮語的我見》的論文，刊登於北京大學《歌謡週刊》第54號〔4〕，從語言學的角度對歌謡研究進行了進一步分析探討。作爲北大歌謡運動的早期參與者，劉策奇對廣西少數民族歌謡的搜集整理開啓了廣西現代民族調查研究的先河。但由於學科理論的局限，他對廣西歌謡還僅限於一種被動的資料搜集與整理，現代民族學所强調的實地調查及對各地現實問題的分析研究尚未真正開展起來，這也是當時整個中國早期民族學的弊端所在。

　　二、 廣西民族調查研究發展中的政治性突破

　　1.民族學應用實踐上的突破發展

　　在對民族學的不斷瞭解中，人們普遍認識到民族學要想在中國得到發展，就必須對中國各民族的實際生活情形進行深入的調查，對中國各民族的文化的闡述必須由民族學田野工作中獲得大量材料〔5〕。1926年隨着民族學重心的南移，廣州逐漸成爲中國民族學研究的新陣地。中山大學、嶺南大學、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等教研機構及其他大學學者紛紛利用地理優勢，把西南民族研究確定爲研究重心，並把田野調查擺在了整個研究中的重要位置。中山大學《語史所週刊》編輯餘永樑在“西南民族研究專號”的《跋語》中，談到了實地調查西南民族，“我們要解决西南各種人是否一個種族？紙上所給予我們的似乎可以説是一個種族，然而是朦朧的。……實地調查或可望解决。各民族的文化，語言，風俗，宗教，與分佈情形，除了調查，没有更好地方法。現在交通一日千裏，這些民族逐漸完全同化，若不及時調查，將來殘餘的痕迹也會消失。在文化政治上當然是很好的事，但是我們若不趁時研究，豈不是學術上一件損失？”〔6〕從此種認識中，雖然仍能看到早期民族學“遺留物”學説的影響，但是對實地調查的重視與肯定却是民族學發展的一大進步。由此中國學者開始擺脱以介紹和引進西方理論爲主的時期，逐步在田野調查的基礎上，對具體的研究對象與現實問題進行分析研究，進入到了中國民族學發展的新階段。在西南民族的調查研究中，廣西因其所處的特殊地理位置，成爲重要的田野工作基地。

　　廣西的民族調查最初是與其他學科的調查聯繫在一起的。1928年5月，中山大學生物係教授兼主任辛樹幟在傅斯年、顧頡剛的支持下，率領石聲漢、任國榮、黄季莊、蔡國良等人組成生物采集隊，深入廣西大瑶山、大明山考察。在3個月的考察時間裏，隊員們不僅完成了對各種動植物標本的采集工作，還對考察所經之地的瑶山概况、瑶民生活情况等進行了一定的調查記録，爲研究當地的民風民情提供了第一手資料。此外，采集隊首次收集到廣西瑶族服飾、物品數十件，當地風俗習慣記録1部。任國榮根據調查結果撰寫了《瑶山兩月視察記》。石聲漢對當地的瑶族歌謡進行了整理，並用羅馬字母、英文拼音法標注讀音，編撰完成《正瑶午歌》、《甲子歌》等200多首。黄季莊將搜集到的全部風俗實物，按瑶族支係分成3組，贈與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陳列室。這些成果隨後以“廣西瑶山調查專號”，刊於《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這次調查雖然在民族研究上取得了一定成果，但畢竟調查人員不是受過民族學訓練的專業人員，民族學方面的調查也只是在生物標本采集的過程中順手或捎帶而做的，調查缺乏系統，調查内容也是依調查成員的興趣而取舍，不是從科學的認識出發，進行系統、全面的調查，因此還算不上是真正意義上的民族學的田野調查。

　　隨着民族學教研機構的不斷完善，民族學者也開始了較爲正規的民族學田野調查研究。1928年夏，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派遣嚴復禮與專任編輯員商承祖，隨地質研究所和中央研究院聯合組成廣西科學考察團，前往廣西對瑶族進行調查。雖然這次調查團的主要任務是科學采集地質、農林等材料，但嚴復禮、商承祖由百色到凌雲，對瑶族聚居地進行了爲期6個月的實地調查。他們的調查包括廣西的一般情况、廣西凌雲的瑶族語言、族群來源和分佈狀况，以及他們與廣東韶州瑶族的關係等涉及民族民俗調查方面的内容。在調查中，他們還注意采用了一些現代手段，所得資料包括多方面，除經過整理的文字資料外，還拍攝了一些各民族的人物照片，以及對民族學標本的搜集。因此，這次調查研究從一開始，就表現出資料上的系統性，爲此後研究的開展提供了重要資料。隨後，他們將調查結果加以整理，著有《廣西凌雲瑶人調查報告》，1929年由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所作爲專刊第二號印行。

　　此外，金陵大學教授徐益堂於1935年入廣西大藤山瑶族聚居區進行了實地調查，雖然時間不長，却對瑶族的經濟生活、住宿情况、宗教信仰等情况進行了全面而細緻的調查。隨後，他陸續將調查結果整理成《廣西象平間瑶民的經濟生活》、《廣西象平間瑶民之生死習俗》、《廣西象平間瑶民之房屋》、《廣西象平間瑶民之法律》、《廣西象平間瑶民之占卜符咒與禁忌》、《廣西象平間瑶民之宗教及其宗教的文獻》等研究文稿。1937年5月，嶺南大學與美國地理學會合組桂北科學考察團，中山大學的楊成志教授擔任該團民族組的主任，負責民族學的田野工作，研究瑶族的風俗習慣。中山大學文科研究所的江應樑等人，也參加了這次調查。這些調查無論是在調查的深入程度，還是在調查内容的明確方向和專門化方面，都比之前的調查有了明顯進步。

　　抗日戰争時期因民族學重心西移，原來分散的各教學研究機構及專業研究人員多集中於昆明、重慶、成都、貴陽等一些西部城市。學術考察區也主要是雲南、四川（包括當時另外設省的西康）和貴州三省，但亦旁及廣西、湖南、廣東等省份。因此在這一時期，民族學家們更接近田野工作基地，有了更多的調查機會，民族學的田野實踐進一步發展。1940年，中山大學研究院文科研究所的師生們於1940年組織暑期學術考察團，沿途對滇、黔、桂、湘、粤五省邊區各地的文史、教育等情况進行了考察。194—1942年間，該研究所還曾到廣西蒙山、修仁等地調查當地瑶族的文化和生活狀况。〔7〕1939年，教育部組織了以郭蓮峰爲團長的8人西南邊疆教育考察團，考察團分爲教育、社會、自然三組兩隊。兩隊分别經貴州、雲南扺達桂林匯合後，對當地的瑶族聚居的山區進行考察。從以上這些調查内容也可以看出，抗日戰争時期的民族學田野調查中加大了對民族、社會實際問題的研究，且在研究陣營、研究的深度和廣度及地理範圍上均比以前有了很大進步。

　　2.民族學理論上的突破發展

　　在中國現代民族學的發展初期，人們在初接觸國外學術理論之時，尚没有條件和能力加以比較分析，對於這些外來理論在中國的運用，基本上還處於引用與模仿階段。由於受到當時盛行的“遺留物”學説的影響，中國早期的民族學從一開始，就建立在對時間的某種想象上，這種想象把“非我”事先放置在歷史長河的“原始”那一端，以確立現代“我類”這一端的文明之優越。去“傳統”社會社會做“田野”的大前提是把“他們”當做“我們”人類的過去來研究，而不是關注“他們”存在的現實意義〔8〕。在這種思想邏輯下，一些學者希望通過對一些邊疆少數民族的研究，以提供初民社會的社會組織、社會制度和風俗習慣的原始資料。因此在這樣的調查研究中，作爲研究對象的少數民族，實際上“不能够踏入和研究主體同樣的時間和空間，也不能以主體的身份，參與真正的對話或争辯，因爲他們被當做原始時代的‘殘存物’來研究” 〔9〕。

　　隨着中國民族學的發展，有關民族學的田野調查資料的逐漸積累，諸多學者在共同的研究過程中，對西方民族學理論有了新的認識，並結合中國傳統治學理念，對早期的民族學理論進行了完善與突破。在對待之前研究對象的問題上，已經開始打破了西方殖民主義時代的民族學的窠臼，不再把少數民族或族群當做野蠻人或异類，而是將其視爲中華民族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並對其歷史變遷、民族分佈、文化源流等方面展開研究。其中徐鬆石通過對廣西西南民族的調查，以論证兩廣少數民族的土著性及其優秀因子的研究頗具代表性。從1926年起，徐鬆石“即開始民族史的考古”，並已“斷定除了東江以東的潮循區域外，整個嶺南，自唐以前，最大的土著部族，當推僮人，即今日廣西西部的僮古佬族。”1938年，徐鬆石在《粤江流域人民史》一書中公開發表了這一論斷，並“切實證明中國苗傜僮等南方部族，乃伏羲女媧神農部落的子孫。苗傜族均發源於中國東區。僮族即古代的蒼梧族。原始嶺南居民含有濃厚的僮族血素。”〔10〕隨後徐鬆石又於1945年著成《泰族僮族粤族考》，在這兩本書中，他充分闡發了“僮族血緣榮耀觀”、“壯族優秀論”等觀點，拓展了研究領域，决定性的終結了外國人壟斷“壯學”的歷史，同時也是對之前將少數民族當做落後异類來研究的顛覆與反擊。此外，徐鬆石在重視文獻資料的發掘、分析的同時，還盡可能地利用民族學實地調查法來擴大文獻資料的搜集範圍，並綜合運動地理學、語言學等學科知識和方法，獨創“地名研究考證法”，影響迄今。

　　另外，一些學者在實際研究中不再被“野蠻人”、异民族的研究對象所限制，將視點轉向了自我民族及其中的特殊文化群體。這些調查研究在地理範圍上對廣西也有所涉及。羅香林曾致力於對客家文化的調查。30年代初他向廣東、廣西等地的客家研究專家致函，搜集兩廣地區的各種客家資料。1933年根據研究成果寫成了《客家研究導論》一書，此外還編輯刊印了《客家史料叢刊》。1934年3月，任教於嶺南大學的陳序經、伍鋭麟等人由廣州至三水，再由河口至肇慶、梧州，調查了西江一帶的疍民的生活狀况。而後，伍鋭麟著有《三水河口疍民生活狀况之調查》，在《嶺南學報》第五卷第二期發表，其中就對梧州西江一帶的疍民有所提及〔11〕。

　　簡言之，隨着人們對民族學瞭解的不斷加深，中國的民族學發展無論是在田野調查的實踐上，還是在學科的理論建設上，都取得了不錯的發展。從這一時期調查所涉及的内容來看，不僅包括了物質文化、精神文化各方面，也包括了歷史發展綫索的追尋、民族文物的搜集乃至考古的驗证。同時調查的内容也較之前更爲具體，避免了一般化、表面化的現象。中國的民族學者擺脱了過去對西方民族學理論的單純引用與模仿，從書齋走向田野，從書本走向實踐，通過實地調查將理論與中國各民族的實際材料結合起來進行研究，推進了民族學中國化的進程。

　　三、廣西民族調查研究發展中的現實性突破

　　民族學本身是一門應用性很强的學科。20世紀的二三十年代，民族學家逐漸將視點轉移到當代社會，爲解决當代社會中的現實問題而進行更多的探討。蔡元培就認爲民族學不僅爲理論的學科，而且也是應用的科學，民族學的研究不僅與學術有關，而且與實際政治如邊政邊教的推行、民族文化水準的提高等都有關係〔12〕。這一主張得到了許多學者的贊同，同時也爲當時的政府所接受。廣西新桂係就曾爲了鞏固自身統治，開展與實施了一系列的民族調查研究活動與民族政策。

　　1. 新桂係開展民族調查的背景

　　1929年的蔣桂戰争和1930年的中原大戰都以新桂係的失敗而告終，新桂係實力大損，暫時無法與蔣抗衡。因此，被迫把戰略目標移回廣西，全心全意着眼於廣西省内事務，以圖他日東山再起，提出“建設廣西，復興中國”的口號，並把鄉村建設作爲“廣西，亦即整個中國之希望”，希望通過建立健全現代化意義上的基層政權而加强對鄉村的控制。在形成獨立政治體系的基礎上，防止蔣介石勢力干預廣西政務，以此維護新桂係的割據政權，争取政治上的主動。但廣西是個多民族聚居的地區，少數民族聚居區域語言文字殊异、風俗禮教不同、交通閉塞以及在政治、經濟、社會各個方面的情形均與漢族地區較大差别，政令的推行往往難以暢通，新桂係無法對少數民族鄉村直接行使管理。爲達到擴展政治影響力的需要，對廣西的少數民族進行調查，瞭解各民族的實際情况就成爲了新桂係的迫切需要。

　　2.新桂係對廣西進行的民族調查

　　廣西自古以來就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區，但關於這些少數族群的認識，新桂係當局初期關注的還主要是苗、瑶的“開化”問題。1928年前後，新桂係在對廣西土司地區進行徹底改土歸流的同時，便提倡開化苗瑶，並制定了初步的方案，但還未來得及全面實施，就爆發了桂北瑶民起義。鎮壓瑶民起義後，新桂係當局開始正式着手對苗瑶地區進行調查，於1933年6月制定了苗瑶社會狀况考察表，令各縣縣政府查明填報，不久就有40多個縣上交了調查表。同時根據政治需要，新桂係還任命政府官員及一些學者爲其開展民族民俗調查，並撥出民族調查專款，讓學者及政府官員作調查之用。1934年，省政府派遣教育廳科員2人，會同省立南寧博物館的采集隊，赴大藤瑶山調查瑶民的社會生活情况。1935年，省政府還聘請特約研究員費孝通，考察龍勝、三江、資源、全縣（今全州縣）及大藤瑶山等地的族群與文化〔13〕。在考察中，費孝通分訪各村，主要對瑶民進行體質測量，其新婚妻子同時也是調查助理員的王同惠負責調查瑶民的家庭、親屬、村落和族團等方面的社會組織調查。後來此次調查因王的失足墜崖而告終。費孝通隨後根據王同惠調查的遺稿，編寫成《花藍瑶社會組織》一書，由商務印書館於1936年出版。

　　在對苗瑶地區的調查研究中，面對名目繁多的族係分支，新桂係開始逐漸意識到重視廣西内部族群差异的必要性。對於廣西的少數民族，原只是將其統稱爲“原種民族”，並没有一種具體的分類。在1933年出版的《廣西年鑒》中將“原種民族”解釋爲：“原種：即瑶、苗、僮、諸原始民族之總稱，至其來自何時，所據多少面積尚待詳查。”〔14〕隨着民族調查範圍的擴大，新桂係當局發現除了苗、瑶，廣西還有人數衆多的僮族以及侗、山子、仡佬、仫佬等少數族群，於是就令地方參照苗瑶地區的法令對這些少數族群進行“開化”治理。1935年前後，廣西教育界人士針對少數族群的教育問題，提出“特族教育”的概念，於是新桂係政府借用這一提法，把廣西的少數民族稱爲“特種部族”。根據當時的調查結果，新桂係認爲，廣西的“特種部族”主要包括苗、瑶、侗、壯、伶、伢、徠、儂、山子、仡佬、裸裸、黑衣諸族，其中以瑶族最多，苗、侗兩族次之，其他的都比較少，統計人口總數約30萬人。種族最復雜而人口最多的地區首推三江，次爲龍勝。瑶族聚居於一處而能够自爲風氣的僅大藤瑶山一帶——修仁（今分屬荔浦、金秀等縣）、象縣（今象州縣）、武宣、桂平、平南、蒙山、荔浦7縣邊境之間〔15〕。至此，新桂係對廣西的少數民族已有了較全面的瞭解。

　　此外，在對廣西各少數族群的“開化”中，新桂係尤其重視教育問題。爲了推行“特族教育”，新桂係當局又着手對廣西各地的少數族群進行了更爲詳細的調查。1935年，省政府委派劉介創辦了廣西省立特種教育師資訓練所（後改爲廣西省立桂嶺師範學校），主要負責招收少數民族青年的培訓。在劉介任職期間，他根據各縣政府、省修志局以及特種部族訓練所學生的報告，繪製了廣西各縣的“特種部族”分佈與人口約數表。雖然此表因在當初調查時的種種弊端而存在一些不足，但也確實對全省61個縣市的族群支係作了較爲科學的分類，直至今日仍有一定的借鑒參考價值。

　　區别於學者在廣西進行的學術性質的民族調查，新桂係的民族調查活動則是以政治目的爲主，側重於處理少數民族事務中的各種問題，從而爲自己獲得更多政治上的合法利益。且新桂係在展開民族調查時，往往會利用自身的政治影響力，任命或聘請在民族學科上較有建樹的學者主持或參與民族調查活動，因而這種調查在規模上更加權威，影響面更廣，在客觀上有利於各民族的互相瞭解，加强各民族的同心力。從這個層面上説，新桂係的民族調查活動也是民族學中國化探索的重要方面。當然，由於當時的政府是建立在少數集團的利益和需要之上的，不可能爲廣大民衆的切身利益有更多的考慮。當民族現實問題的解决和統治集團的各種利益發生矛盾時，解决問題的辦法就只能是紙上談兵，民族學家們付出的努力與心血也只能付之東流。

　　四、簡短的結語

　　    民族學中國化，是中國民族學從對西方學術理論的簡單引進和接受照搬向全面地分析西方民族學的理論，並將理論的精華用於中國實際的進步〔16〕。20世紀上半期是民族學中國化探索的重要時期，民族學家們不僅加强了田野調查的實踐工作，而且還從實踐中不斷地對原有民族學理論進行完善拓展，使之更符合中國發展的實際。此外，政府也從政治利益出發，把民族學運用到自己的統治中來。因此，民族學的中國化實際上是一個學術性與政治性并存的探索過程。

　　唐春鬆（桂林博物館，研究館員。）

　　注釋：

　　〔1〕 周作人：《我的雜學·苦口甘口》，上海太平書局，1944年，轉引自趙世瑜：《眼光向下的革命——中國現代民族學思想史論（1918～1937）》，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3。

　　〔2〕 劉禾：《語際書寫——現代思想史寫作批判綱要》，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9年，頁156。

　　〔3〕 常惠：《我們爲什麽要研究歌謡》，1922年，轉引自趙世瑜：《眼光向下的革命——中國現代民族學思想史論（1918～1937）》，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160。

　　〔4〕 李富强、潘汁：《壯學初論》，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年，頁37。

　　〔5〕 王建民：《中國民族學史》上卷（1903～1949），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頁168。

　　〔6〕 紹孟：《編後》，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週刊，1928年，頁35~36。

　　〔7〕 梁山等：《中山大學校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年；轉引自王建民：《中國民族學史》上卷（1903～1949），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頁235。

　　〔8〕同注〔3〕，頁153。

　　〔9〕同注〔3〕，頁157。

　　〔10〕 劉小雲、楊天保：《楊成志和徐鬆石之比較：以西南民族研究爲中心》，《廣西民族研究》2008年第3期。

　　〔11〕同注〔5〕，頁175~176。

　　〔12〕同注〔5〕，頁264。

　　〔13〕 譚肇毅主編：《新桂係政權研究》，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頁252。

　　〔14〕 《廣西年鑒》第一回，廣西統計局，1933年，頁155。

　　〔15〕同注〔13〕，頁253。

　　〔16〕同注〔5〕，頁2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