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國滅，四海一”，秦始皇結束了諸侯割據的局面，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中央集權的封建專制主義國家。秦亡以後，漢承秦制，進一步發展了封建專制主義的統治。漢初，盛行以道家老子思想為主的黃老之學，對於恢復生產、休養生息起了重要作用。至漢武帝時，封建的漢王朝發展到鼎盛階段。為了鞏固封建大一統的集權統治，統治階級迫切要求建立一種新的思想體系，董仲舒的神學唯心主義思想正是這樣應運而生的。董仲舒兼采了各家有利於封建統治的思想，建立了一套封建統治學說。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法家的集權思想和陰陽家的學說，被他用來重新解釋儒家經典，由此而建立了一套以“天人感應”說為基礎，以三綱五常為核心的神學體系。從董仲舒開始，把孔子神聖化，把封建專制制度的理論系統化，由此，儒學開始成為官學，儒術取得了獨尊地位，並長期成為封建社會的正統思想。

　　一、精述古，三年不窺園

　　董仲舒（前179-前104），廣川（河北棗強縣廣川鎮）人，出生于一個田連阡陌，牛羊成群的大地主家庭。在他出生前十幾年，漢王朝已于惠帝四年（前191）廢除了秦朝關於私藏詩書滅門的法令，於是一些地主階級子弟為了追逐名利躋身仕途，又開始埋頭於先秦諸子學說的研究。董仲舒家境富裕，家有大批藏書，從小就有條件鑽研儒家學說，誦讀經典，並開始對其他各種學說的研究。

　　董仲舒的青少年時代，是在文帝、景帝時期度過的，當時社會經濟凋蔽的狀況，還沒有完全恢復，民心思靜，統治階級也繼續提倡主張無為的黃老思想。但對儒家思想也並不是完全排斥。這是因為除了恢復發展生產，他們還面臨著如何總結亡秦教訓，緩和階級矛盾，以鞏固封建王權的課題。而儒家所提倡的仁義道德，可以用來緩和階級矛盾；儒家的禮樂教化，可以用來維護封建等級秩序；儒家的大一統思想可以用來服務於中央集權等等；這些，都是黃老思想中所沒有的。漢代的統治者對儒家思想作用的認識，是有個過程的。劉邦原先很討厭儒生，甚至往儒生的帽子裏撒過尿。漢興之後，群臣大多來自草野，不是縣府小吏，便是屠狗販繒之輩，只有陸賈學術修養高，便時常在高帝面前稱《詩》、《書》，把個劉邦氣得說：“我是馬上得的天下，哪里用什麼《詩》、《書》？”陸賈對高帝說：“能騎在馬上得天下，難道也能在馬上治天下嗎？文武並用才是治理天下的長久之計。倘使秦兼併天下後，能行仁義、法先王，陛下怎麼會取得天下呢？”（《史記•酈生陸賈列傳》）真正使高帝認識到儒家禮義重要的，還是在他當皇帝的第七年。儒生叔孫通為他訂定朝廷儀法，氣氛莊嚴肅穆，高帝十分得意，說：“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史記•叔孫通傳》）陸賈對劉邦宣揚儒家的仁政思想，對漢初政策有一定影響，可惜當時劉邦忙於戡定內亂，還無暇顧及去推行儒術。

　　惠帝時，解除了秦朝遺留的挾書律，為儒家思想的傳播開了方便之門。從文帝開始立經學博士，召集一批人研究儒家經典，並立了《詩》、《書》兩經博士，儒家思想的影響逐步擴大。景帝時，儒生轅固生曾與道家黃生當景帝面進行辯論。但景帝之母竇太后酷好黃老之術，儒家思想在當時還沒能占上風。漢王朝經過了“文景之治”的“休息”和積累，到武帝時出現了經濟繁榮的景象。但漢初以來的各種矛盾和不安定因素依然存在，且有嚴重化的趨勢。驕縱不法的諸侯王，奢侈兼併的豪強大賈，侵擾為患的匈奴政權，都在威脅著統一局面。因此，武帝即位後，便決定取消無為而治的黃老之術，在政治經濟、文化思想方面採取了一系列進一步加強君主專制、鞏固統一局面的措施。這使得儒家思想有機會代替黃老思想而成為統治者的指導思想。

　　董仲舒少年時就刻苦攻讀儒家經典，決心用自己的所學，為封建的漢王朝盡一份力量。當時的人們認為“六藝”，即《易》、《詩》、《書》、《禮》、《樂》、《春秋》，是儒家傳授下來的六種經典，董仲舒對這些經典都深入鑽研，尤其精通《春秋》。《春秋》本來是春秋時期魯國的一部編年史，是儒家政治思想的集中表現，據說由孔子刪訂而成。因為它文字簡單、含義深奧，所以後世解釋《春秋》的著作，相繼出現。主要的有：《春秋左氏傳》，又叫《左傳》，相傳是孔子死後，由魯國史官左丘明所作；《春秋公羊傳》，傳說因孔子的弟子子夏傳給戰國時公羊高而得名；《春秋縠梁傳》，戰國時魯人縠梁赤撰。後兩部開始只是累世口授相傳，至西漢時才著於竹帛，編撰成書。

　　董仲舒青年時期曾跟隨儒生子壽學習公羊派《春秋》。該派著重闡釋《春秋》中“微言大義”，來議論政治，附會現實，褒貶人物。當時的公羊派學者認為孔子是“奉天命”為漢朝制定統治思想和治國方策的，所以孔子的思想應該是漢朝的統治思想。他們把孔子神化，當作封建社會思想的代表，並以此說明漢朝的皇帝也是受命于天的。董仲舒專治《公羊傳》，發揮大一統等政治主張和思想，希望以此為漢王朝服務。

　　董仲舒治《春秋》非常刻苦，他鑽研經注幾乎到了忘記一切的程度。他家屋後，有個很大的園子，裏面長滿花草樹木，充滿生機，而他竟忙得三年沒有跨進園子一步(《漢書•董仲舒傳》。)。有一次他外出，騎在馬背上只顧專心思索，有人上前搭話，問他騎的是什麼馬，他竟答不出所騎的是公馬還是母馬(《太平御覽》卷八百四十引《鄒子》：“嘗乘馬不覺牝牡，志在經傳也。”)。董仲舒因此而享有“專精于述古”的聲譽，並在漢景帝時被任命為《春秋》博士。他不僅學業有專精，而且學識淵博，當時有人稱他為“漢代孔子”，許多讀書人也把他當作師長看待。他的名望日益提高，於是開始廣招門生，宣傳儒家經典。

　　董仲舒講學，往往是在屋裏掛上一幅帷幔，他在帷幔裏講，學生在幔外聽。他的學生前後有數百人，但能夠直接聽他講學的，只有呂步舒、殷仲、贏公、褚大等幾個人。有時他讓這幾個得意門生轉相傳授。這也許是因為他身體不好，《太平御覽》說他“宿有固疾”；但也許是以此表現師道尊嚴吧。有的學生跟他學習多年，竟連老師的面也沒見過。他被授予的博士，本是個官名，但在景帝時，儒家學說還未被重視，因此他也只得授徒教書而已。後來隨著儒家學說地位的提高，他的學生有的當了諸侯王國的國相，有的成了長吏，他為漢王朝培養了一批人才。

　　二、舉賢良，對“天人三策”

　　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在政治思想領域採取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對此，董仲舒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這件事起于漢武帝的“賢良對策”。

　　西元前140年，漢武帝劉徹剛剛即位，就下了一道詔令，要各地官員推舉“賢良方正”的學者到長安來，以備朝廷諮詢。這道求賢詔下到地方後，一時，各地的賢良文學之士紛紛集中到京城，向皇帝獻計獻策，商議朝廷大事，人數達百多人。董仲舒當時已是久負盛名的經學大師，自然也在此列。武帝所規定的討論內容，是“大道之要，至論之極”（《漢書•董仲舒傳》），即治理國家，鞏固封建統治的根本道理。他要參加對策的學者都“精心致思”，抒發己見，武帝表示自己要認真聽取意見。

　　董仲舒躊躇滿志地參加了這次對策，並在對策中顯露才學，一展多年的政治抱負。漢武帝向他接連提出三次策問，他接連呈獻出三篇策文，這些策文的基本內容是關於天人關係問題的，所以又稱“天人三策”。第一次策問，武帝敍述了“五帝三王之道”的歷史，竭力想從天命神學中尋求維護和鞏固漢王朝統治的根據。第二次策問武帝主要詢問治理國家的政術。第三次則重點詢問有關天人感應的問題。董仲舒在三篇對策中，闡述了天人感應，論證了神權和君權的關係，提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集中闡述了自己的社會政治思想。

　　董仲舒的政治思想，核心是“大一統”，就是維護當時已經形成的封建一統的政治局面。他說：“《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漢書•董仲舒傳》）他認為諸侯不得自專，必須服從“天子”的統治，這種大一統是天經地義，不可更改的，也是古今通行的。然而，各種學派林立，人們各持己見，莫衷一是，使得皇上無法堅持一統；加上法制屢變，臣下也無所適從，這樣的局面是很危險的。那麼，怎樣實現一統呢？在他看來，要保證政治和法紀的統一，首先必須要有一個統一的思想，他說：“凡不屬於六藝之科，孔子之術的，都要嚴加禁止，不讓它同時並存。只有異端邪說禁止了，國家才可以進一步制定統一的法規，百姓也才會服從統治。”(《漢書•董仲舒》。)這就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這個主張得到丞相衛綰的贊同，經他建議，武帝決定罷黜“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漢書•武帝紀》）的賢良，於是在漢代興起了一股尊儒熱潮，對後來封建社會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董仲舒認為，要鞏固封建一統的專制統治，必須“尊君”，在政治上思想上建立起君主的權威。他把君主加以神化，宣揚君主的權力是天神授予的，君主的地位是由天意決定的，所以君主應被叫作天子(《春秋繁露•深察名號》。)。他說：“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漢書•董仲舒傳》）天是最尊貴的，至高無上的，君主“受命于天”，只要君主的行為符合天意，就可以做到陰陽調和、風雨及時，萬物生長、人丁興旺，五穀豐收、草木旺盛。(《春秋繁露•深察名號》。)董仲舒所在的時代，階級鬥爭和政治鬥爭中存在著複雜的矛盾。一方面，農民反對地主，反對保護地主階級利益的封建政權；另一方面，也存在著豪強勢力反對中央政權的鬥爭。所以他要通過加強中央集權，提高君主地位來解決這些矛盾。他還指出，“天”神不光賦予君主權力，同時也隨時隨地在監視君主的行為，君主如果不能廣施恩澤於民，使萬民安樂，反而戕害人民，“天”就要收回所賦予他的權力。(《春秋繁露•堯舜不擅移湯武不專殺》。)這實質上是想通過限制君主來緩和階級矛盾。

　　為了緩解當時已經開始激化的階級矛盾，董仲舒勸告當權者要認真吸取秦王朝滅亡的教訓，提出了“更化”和“德刑並用”的主張。他指出，秦朝行申不害、商鞅、韓非的法治，刑罰苛重，加上過重的徭役和賦斂，造成了上下嚴重對立，貧富極端懸殊，結果人民群起攻之，秦王朝很快被推翻了。漢在秦大亂之後立國，必須按照“繼亂世者其道變”（《漢書•董仲舒傳》）的原則，實行“更化”，才能使天下複歸於治；如果仍沿襲秦法，循而不改，繼續實行嚴刑峻法，後果必然不可收拾。他說：琴瑟如果出了毛病，壞得厲害了就必須改弦更張，重新製作，然後才可以再彈。當更張而不更張，就是再好的樂工也難彈出美妙的曲調。(《漢書•董仲舒傳》。)“更化”就是在政治上進行必要的變革，用禮樂教化為主的德治代替專任刑罰的秦政。只有仁義、禮樂教化，才是達到美政善治的手段。董仲舒認識到，僅憑刑罰為政不足以安定社會，而禮樂教化能使風俗移易、民心向順，以便更順利、更徹底地推行封建統治。所謂“德教”，其實就是用“三綱五常”一套封建道德來加強封建思想統治。刑也不必廢除，但只能作為輔助手段。以德教為政事之本，以刑獄為政事之末，這就是“德刑並用”。

　　在經濟方面董仲舒對“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無）立錐之地”的階級矛盾現象有所揭露，主張“限民名（占）田”（《漢書•食貨志》），即限制豪強過分地兼併土地。為了調和社會矛盾，他提出官吏不許與民爭利、“薄賦斂，省徭役，以寬民力”和“鹽鐵皆歸於民”（《漢書•食貨志》）等主張。此外，他還認為君主能否任用“賢者”，是關係國家興亡的大事。他向武帝建議立太學，並建議州郡官吏每年向朝廷貢舉“吏民之賢者”二人，以備朝廷選擇任用。後來各州郡舉茂才孝廉的制度、建太學立五經博士教育弟子的制度，都是發自于董仲舒的建議。舉孝廉成為漢代官吏的主要來源之一，通經（儒家經典）也成為士人入仕的主要途徑。這些對漢代政治都發生很大影響，並為以後封建社會的科舉制度奠定了基礎。

　　三、借天威，神化儒學

　　董仲舒有一套完整的哲學理論，這是他的思想在當時及對後世產生影響的重要原因。他對儒家的哲學理論進行了唯心主義的改造，使之罩上一層濃厚的神學色彩。漢代的統治階級面對秦朝滅亡的歷史教訓，急欲借助于傳統神學中天神的權威來彌補自己強力統治的不足，董仲舒的哲學反映了處於上升時期封建統治階級的這種願望。董仲舒用天人感應的目的論，給他的每一條關於社會政治的見解提供了神學根據，並構成了一個完整的神秘主義體系。

　　董仲舒的哲學思想以天為最高概念。關於天，在古代有兩種看法，唯物主義認為天是一種自然現象，唯心主義則把天當作有意志的、主宰萬物的神。董仲舒主張後一種思想。他繼承了先秦孔孟儒家的“天命論”思想，並用陰陽家神秘主義的陰陽五行說加以解釋，把天塑造成一個有人格、有意志、至高無上的神。這個神是自然和人類社會的創造者和最高主宰。自然界的千變萬化，例如日月星辰的運行，寒暑四季的交替，都是由天決定的，體現了天的意志。他說：天也有喜、怒、哀、樂，春天節氣和暖，這是天的喜氣；秋天節氣清涼，這是天的怒氣；夏天節氣酷熱，這是天在歡樂；冬天節氣嚴寒，這是天在哀傷。(《春秋繁露•陽尊陰卑》。)而且，天和人一樣，也有道德特性，例如，春天草木繁茂、充滿生機，這是天的仁、德、愛、好；冬天草木枯萎、萬物凋零，這是天的刑、殺、哀、惡。因此，人間社會的一切，例如尊卑貴賤的等級制度等，也是由天主宰的。對於陰陽二氣，董仲舒認為陽氣的作用是生養萬物，而陰氣的作用是主刑殺，他說，天貴陽而賤陰，所以，人間的政治也應該以“德教”為主，“任德不任刑”。

　　天神不僅決定了人間的一切，而且，為了維持人間的正常秩序，給人類安排一個最高的統治者，董仲舒說，這個天賦人的統治者就是君王。皇帝秉承“天意”統治臣民，他的權力是天授予的，所以人民應該服從皇帝的統治。天為人世安排了正常的秩序，也要監督這種秩序的實現。皇帝若不能按照天意來統治天下，並且有了過失而不省悟，天就要降臨各種災異（大旱、大澇、大火）對他表示譴責或懲罰。反之，如果皇帝治理得法，天下太平，天就會出現各種吉祥的徵兆（如出現鳳凰、麒麟等），對皇帝表示稱讚。

　　天為什麼能夠對社會的統治者表示獎賞和懲誡呢？董仲舒說，這是因為天與人是相通的，他們之間存在著同類感應的關係。他認為，天是有目的地生出萬物，也是有目的地產生出人類的。天創造萬物，用來養育人類，而天生出人類，是為了實現天的意志。天是按照自己的模樣塑造人類的，人是天的副本，這就叫“人副天數”。他說：“人之為人，本於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春秋繁露•為人者天》），以下凡引（《春秋繁露》，只注篇名）人與天相類：從形體上說，人有骨節，天有時數，人的骨節小的有三百六十六個，這是副一年的日數，大的有十二個，這是副一年的月數。以此類推，人有五臟，天有五行；人有四肢，天有四時；人有視（醒）瞑（睡眠），天有晝夜。從人的感情意識說，人有好惡，天有暖晴；人有喜怒，天有寒暑。至於人的道德品質，更是“天意”和“天志”的體現(《春秋繁露•人副天數》。)。天與人具有相同的生理和道德本質，二者是合一的，所以天的災異能影響人，人的行為和精神活動也能感動天，這就叫“天人感應”。

　　董仲舒從天人感應的目的論，推引出一種神秘的認識論。在他看來，既然宇宙萬物都是天的意志的表現，那麼人的認識也就是對天意的發現和體會，即“發天意”。天不是通過說話來發號施令，而是通過對萬物生死的裁奪來表達它的意志，人們只要留心觀察自然現象的變化，就不難體會上天的意旨(《春秋繁露•循天之道》。)。體會“天意”主要是通過內心反省，“道莫明省身之天”（《為人者天》），沒有比向內反省更能認識天意的了。但只有聖人能體會到天意。聖人雖不說話，卻能發明天意，賦事物以名。“事各順於名，名各順於天”（《深察名號》），事物由名決定，名由天決定，名即聖人代表天意給事物起的名稱。總之，天的意志決定人的認識，人的認識決定萬事萬物，董仲舒的認識論是唯心主義的認識論。

　　在名實關係上，董仲舒顛倒了事物本身（實）和事物名稱（名）的關係。他認為事物的名反映了天意，所以名是決定是非的標準，事物是由名決定的。強調名的重要，讓人以名求實，目的是為了維護封建社會的等級制度。他把“正名”看作治理國家的頭等大事，要封建社會的各個等級都嚴守自己的“名”分：做諸侯王的要小心恭敬地侍奉天子；當大夫的要對天子忠信有禮，並對人民實行教化；冥頑不化的百姓，就只能老老實實地接受封建統治者的教化，為地主階級當牛做馬。每一個人都要各安其位，否則，就是違反名，違犯了天意。這種名實觀點繼承了孔子的“正名”學說，成為後來維護封建制度的“名教”思想的先驅。

　　董仲舒的哲學，以神化了的“天”作為核心思想，這種天，正是地上封建大一統的影子。所謂天的意志，實質上是地主階級最高利益的代名詞；天的權威不可侵犯，也就是說封建地主階級利益高於一切。董仲舒所編造的神學化天，在封建社會中曾長期被封建統治者所鼓吹和利用，一直產生著重要影響。

　　四、立綱常，論道不變

　　在回答漢武帝策問時，董仲舒說過這樣的話：“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變不變。”（《漢書•董仲舒傳》）這句話曾被毛澤東當作形而上學錯誤觀點的典型批判過。毛澤東說：“在中國，則有所謂‘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形而上學思想，曾經長期地為腐朽了的封建統治階級所擁護。”（《矛盾論》，《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二七六頁）

　　世界是發展的，社會是在前進的，即使是封建社會本身也處在前進發展的過程中，怎麼會一成不變呢？董仲舒編造了一套為封建社會的永恆性和漢王朝統治的永久性作論證的學說。他所說的道，是封建社會的根本法則，包括封建道德、政治、教化、習俗等等。他把這樣的道和神學化的天結合起來，當作整個宇宙的根本規律，認為封建社會的道和天一樣，都是永恆而不可改變的。如果說有變化，也只是形式和枝節的變化，不是實質的根本變化。道是絕對完美無缺的，社會只有在偏離道的時候才出現弊病。所以變化是無關宏旨的，只是對失道有所糾正和彌補罷了。他說，“道者萬世亡（無）弊，弊者道之失也”（《漢書•董仲舒傳》），“王者有改制之名，無易道之實”（《楚莊王》）。

　　董仲舒提出“三統”、“三正”的歷史迴圈觀點來說明“道”的不變。所謂“三統”指黑統、白統和赤統。他認為夏商周三代，夏是黑統，商是白統，周是赤統，每朝各正一統，三統依次迴圈，所以有改朝換代。在改朝換代時，統治階級要改變曆法，並要在制度禮儀上有所改變，這就是“改正朔，易服色。”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一個新朝代的統治者要重新接受天命，有必要履行一事實上的儀式。所謂“三正”是說：在“改正朔”時，夏朝以寅月（農曆正月）為正月，商朝以醜月（農曆十二月）為正月，周朝以子月（農曆十一月）為正月。由於三代的正月在曆法上規定不同，就稱之為“三正”，“三統”和“三正”是互相對應的。董仲舒認為，整個封建社會的歷史就是“三統”、“三正”的無限迴圈。三統的交替，只是表面上和形式上的改變，而作為封建社會秩序根本原理的“道”是永不會改變的。他說：“若其大綱、人倫、道理、政治、教化、習俗、文義盡如故，亦何改哉？”（《楚莊王》）

　　董仲舒提出了“三綱五常”的道德觀念，並用“陽尊陰卑”的理論，把封建的倫常關係絕對化、固定化。“三綱”，指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綱”是網的大繩，網的所有細繩都要連在大繩上。三綱說的實質，是君為臣之主，父為子之主，夫為妻之主，妻、子、臣完全是為了配合夫、父、君的存在而存在的。“五常”是儒家歷來所講的五種不變的德性：仁、義、禮、、智、信。董仲舒從孔孟所講的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和朋友等五種倫理關係中選擇了三種最主要的，把它們與調整這些關係的道德原則“仁、義、禮、智、信”結合起來，這就成了體現封建統治的整個社會關係——“三綱五常”。這些關係是不變的，所以封建社會的統治秩序也是永久不變的。他以“陽尊陰卑”的理論作“三綱五常”不變的根據，說“君臣、父子、夫婦之義，皆取諸陰陽之道。君為陽，臣為陰；父為陽，子為陰；夫為陽，妻為陰。”（《基義》）天的意志是“陽貴而陰賤”（《天辨在人》），“親陽而疏陰”（《基義》）的。陰陽兩個對立面，陽永遠處於主導地位，陰永遠處於從屬地位，所以君對臣、父對子、夫對妻，以及整個封建社會中統治和服從的秩序，都像天地的陰陽一樣，永遠不可改變。“三綱五常”的倫理學說在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中，起著禁錮人民思想的消極作用，它與封建的神學思想結合在一起，形成了束縛人民的四大繩索——神權、君權、父權和夫權。但是對董仲舒的這種思想也不能簡單地完全否定。後來的《白虎通》繼承了董仲舒的三綱說，提出了三綱六紀說。而陳寅恪先生對這三綱六紀說評價甚高，他在《悼王國維先生挽詞並序》中說：“中國文化之定義，具于《白虎通》三綱六紀之說。”（吳學昭：《吳宓與陳寅屬》，清華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５３頁）六紀是“諸父有善，諸舅有義，族人有序，昆弟有親，師長有尊，朋友有舊”（《白虎通•三綱六紀》）。諸父是第一紀，是父親叔伯這一輩。諸舅是第二紀，就是母親這一系。第三紀是族人，就是自己家族裏面的一批人。兄弟，是第四紀。最後果第五紀師長和第六紀朋友。這是六紀。人與人間的關係就是這三個方面的“綱”加六個方面的“紀”，這九個文面就包含了中國文化的主要精神。季羨林先生對此的解釋是：這裏實際上講的是處理九個文獻的關係：君臣、父子、夫婦、諸父、族人、兄弟、諸擺動、師長、朋友，也可以解釋成國家與人民、父母與子女、夫妻、父親的兄弟姐妹、族人，自己的兄弟姐妹、母親的兄弟姐妹、師長、朋友。這九個方面的關係處理好了，就是使這九對關係都能相互照應，相互尊重，形成一種平等的關係，而不是像在儒害思想那裏只強調單方面的服從關係，就可以保證社會和諧、家庭和諧。社會和諧安定是和平的基礎，而家庭和諧是社會和諧的基礎。“君子執仁立志，先行後言，千里之外，皆為兄弟”（《大戴禮記•曾子大孝》）。“夫行也者，行禮之謂也。夫禮，貴者敬焉，老者孝焉，幼者慈焉，少者友焉，賤者惠焉。此禮也，行之則行也，立之則義也。”（《大戴禮記•曾子制言上》）中國俗語說“家和萬事興”，曾國藩解釋說：“夫家和則福自生，若一家之中，兄有言，弟無不從，弟有請，兄無不應，和氣蒸蒸，而家不興者，未之有也。”（《曾國藩全集•家書卷一》，遼寧民族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１２冊，第７１２７頁）又說：“兄弟和，雖窮氓小戶，必興；兄弟不和，雖世家宦族，必敗。”（《曾國藩全集•家書卷一》，第１２冊，第７１３３頁）所以，曾國藩堅持“和氣致詳”的觀點，認為“凡一家之中，……和字能守得幾分，未有不興，不各未有不敗者”。（《曾國藩全集•家書卷六》，第１２冊，第７３５７頁）

　　董仲舒用關於“性三品”的人性論思想論證他的倫理觀點，他的人性論在中國古代哲學的發展中曾佔有重要地位。他主張人性是天志賦予人的一種先天之性。他說：人受命於天，有好善惡惡的人性。這種性可以培養而不可更改，可以預先防止而不能除去，這就像人形體的胖瘦一樣，是不能隨意改變的(《春秋繁露•玉杯》。)。天有陰陽的屬性，人有貪、仁兩種品質；人的本性體現天的陽，人的情感欲望體現天的陰，性可以產生善，情可以產生惡，所以人應該時時以性控制情(《春秋繁露•深察名號》。)。這就是性善情惡說。他還說：人性的善，只是說有產生善的可能，並不是已經成為完全的善(《春秋繁露•深察名號》。)。性好比是禾苗，善好比是米；性好比是繭或卵，善好比是蠶絲或雛鳥。米雖出於禾，而禾並非米；絲或雛雖出於繭或卵，但繭、卵卻並不是絲、雛(《春秋繁露•深察名號》。)。以此來強調統治者對人民進行教化的重要。董仲舒還把人性分為聖人之性、中民之性和鬥筲之性。聖人之性是情欲少，不教而能善的，鬥筲之性是情欲多，雖教也難能為善的，只有中民之性是可以為善又可為惡的(《春秋繁露•實性》。)。他把民解釋為“瞑”，說他們昏昏沉沉、冥頑不靈，又說他們是整日只知為水、米而奔忙人的。在他看來只有具有“聖人之性”的統治者，才能充當治人者和教化人民的立法者，這反映出他的地主階級立場。但他又認為性並不等於善，說“中民之性”是可以教育而為善的，所以“中民之性”才是名副其實的性，這種思想有一定的合理性，是對孔子“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論語•陽貨》）的人性論的發展。

　　五、論災異，治罪去職

　　董仲舒是漢代具有代表性的封建地主階級思想家和理論家，但他在仕途上卻並不是一帆風順的。在舉賢良對策中，他曾以最優的成績博得武帝的賞識，隨後，便被任命為江都易王劉非的國相。劉非是武帝之兄，為人驕橫跋扈，是一介野心勃勃的武夫。但董仲舒當時已是群儒之首，舉國聞名，所以劉非也只好敬重他。董仲舒曾經借古喻今，用“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漢書•董仲舒傳》）等言語，規勸劉非不要稱霸，以免危及地主階級的整體利益，劉非表示贊同(《漢書•董仲舒傳》。)。

　　在江都易王劉非處，董仲舒經常宣揚公羊春秋派講災異、推陰陽的神秘思想，搞過許多祈雨、止澇一類的活動。西元前135年，遼東高廟和長陵高園殿相繼遭大火，董仲舒根據天人感應的思想，認為這正是上天警戒皇帝的災異之變，於是他匆忙起草了一份奏章，借失火之事勸告武帝殺掉幾個大臣以平天怨(據《春秋繁露義證•董子年表》：董仲舒“首勸其（漢武帝）殺骨肉大臣”。)。奏章寫好後，正待謄清，恰被中大夫主父偃看到。主父偃是個慣於嫉害別人的小人，他偷偷取走了草稿，上交給漢武帝。武帝看後大怒，即刻召集諸儒討論這份草稿，認為其中有譏諷朝廷的言語，於是決定判董仲舒死罪。後來幸虧董仲舒的學生呂步舒苦苦說情，董仲舒才免於一死。但他卻以此被免了官，從此便再也不敢講災異之變的神秘思想，只有埋頭於教學活動了。

　　董仲舒“為人廉直”，經常向武帝“上疏諫爭”，對當時的弊政提出批評。這也是他在政治上不順利的原因之一。他與公孫弘同治《春秋》，公孫弘不如他，反而致卿相之位。董仲舒在政治上受公孫弘的排擠。西元前125年，公孫弘向武帝推舉董仲舒做膠西王劉端的國相，明是推舉，實是排擠。劉端也是漢武帝之兄，比劉非更放縱、恣橫，過去不少做他國相的人，或朝廷的高級官員，都被他殺掉或毒死了。董仲舒在那裏只好處事小心，惟恐遭到不測。不久，他便借病辭職回家。那一年，董仲舒五十八歲，他從此結束仕途生活，專心讀書和著述。董仲舒寫過很多著作，流傳下來的有《春秋繁露》、《董子文集》和《舉賢良對策》。他居家十七年，但從不過問家事和產業，卻十分關心朝政大事。當時他雖不再任職，朝廷有重要的事，仍派人去向他請教；他自己直至臨終前，還曾寫奏章給武帝，反對當時的鹽鐵官營政策。

　　西元前104年，董仲舒病死在家，終年七十五歲，他被葬在京城長安西郊。有一次漢武帝經過他的墓地，親自下馬致意，他的墓地因此得名“下馬陵”。

　　董仲舒一生為漢王朝盡忠效勞，他的思想體系也是為漢王朝和封建地主階級的長久統治服務的。因此，他得到封建社會中許多學者的推崇和讚歎。漢代的“賢良文學之士”說他不僅是“群儒首”，也是超過伊尹、管仲的相國大材。東漢思想家王充，雖然批判了他的神學唯心主義，但仍稱他是孔子的繼承人。更有甚者，宋代史學家司馬光作詩懸於堂上，詩中說：“吾愛董仲舒，窮經守幽獨。所居雖有園，三年不遊目。邪說遠去耳，聖言飽滿腹。發策登漢庭，百家始消伏。”（《司馬文公文集•讀書堂》）歷代的封建統治階級對董仲舒更是推崇備至。元代統治者把他請入聖廟從祀，明代統治者封他為先儒。封建統治階級還為他建董子廟，立董子像，掛“闡道醇儒”的匾額。他的廟裏煙火不斷，他的思想和理論影響了封建社會中一代又一代人的思想。但是我們必須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分析和看待董仲舒，在西漢時期，他的思想對維護漢王朝的統一，加強封建專制統治，是有積極作用的，而隨著封建社會由上升發展逐漸走向停滯和衰落，他的思想日益喪失其合理性，成為歷史發展的桎梏。董仲舒的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思想是消極的，受到歷代進步思想家的批判。直至今天，繼續分析批判他的唯心主義神學體系，仍是思想界的一項重要任務。

　　六、儒學獨尊的確立

　　一般史書都認為秦王朝結束了戰國七雄的分裂局面，車同軌，書同文，中國自此已經形成了統一的文化。

　　但在事實上，秦朝時間很短，並沒有完成文化統一的任務，尤其在思想文化方面，還遠沒有實現統一。有人說，秦王朝的意識形態是法家的，事實也並非如此，而是吸收齊文化因素更多一些。

　　漢初實行黃老政治，思想界也未實現統一。直到漢武帝時，採取董仲舒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又利用《春秋公羊》學的大一統觀念，才逐步實現了從思想上到文化上的整體統一。但值得注意的是從漢武帝開始的文化統一，是一種多種思想文化因素的綜合，是一種多樣性的統一，而不是儒家獨尊、排斥其他文化的單一性的統一。漢武帝獨尊的儒術吸收了許多齊文化的因素，故漢文化的深層統一奠定了中國傳統文化中齊學、魯學並用的局面，使齊學在中國整個傳統文化中始終佔有一席之地。

　　秦始皇在“六國滅，四海一”之後成立的秦帝國，壽命短暫，在思想方面尚未來得及建設，而遭其焚書坑儒的破壞，思想家們也驚魂未定，對思想的發展無所作為。秦帝國所採用的，主要是法家的政治思想和陰陽五行家的五德終始論的歷史發展觀，神仙方士的養生求仙之道也較盛行。

　　漢興，劉邦從一個平民當了皇帝，當然他不知道思想對社會的重要作用，對知識份子極為輕視，討厭儒生，知識份子很少受到重用。可能陸賈是個例外，但陸賈在高帝面前常稱《詩》、《書》，願意引經典談治國的大道理，劉邦還非常生氣，認為自己是靠在馬上征戰得天下，哪里曾用過什麼《詩》、《書》呢？儘管陸賈反復向他講明道理，痛陳秦亡教訓，勸其用仁義、法先王，儘管劉邦當皇帝的第七年，儒生叔孫通按照儒家經典，為他制定出一套切實可行的朝廷儀法，使他體驗到了當皇帝的尊嚴，於是得意地說：“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史記•叔孫通傳）但由於秦朝事煩、法苛，“舉措暴眾而用刑太極”（《新語•無為》），導致失去了政權的教訓。漢初社會疲蔽亟需休養生息，在政治上出現了黃老無為而治思想占上風的苗頭，加之當時劉邦政權未穩，還要忙於勘定內亂，還無暇顧及去推行儒術。所以，陸賈、叔孫通通過劉邦宣揚儒家的仁政思想，對漢初政策的影響甚微。

　　西元前195年，皇太子劉盈嗣位，成為孝惠皇帝。惠帝四年（前191），解除了秦朝遺留下來的“挾書律”，為儒家思想的傳播開了方便之門。但由於沿襲高帝“舉事無所變更”《史記•曹相國世家》的大政方針，使“與民休息”、無為思想仍佔優勢。

　　西元前180年，文帝劉恒即位，開始除誹謗妖言法，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正諫者，使博士采儒家《六經》文作王制，議封禪，並開始立經學博士，召集一批儒生研究儒家經典，儒家思想的影響開始擴大。

　　西元前157年，景帝即位，儒家人物稍有活躍，想與黃老之學一爭高下，如儒生轅固生與黃老學者黃生甚至在景帝面前進行辯論，議論儒、道是非曲直。但景帝之母竇太后酷好黃老，壓制儒家思想，使之不可能有什麼作為。

　　漢王朝經過數十年的“休息”生養，經濟上有了較多的積累，很快便出現了經濟繁榮的“文景之治”。西元前140年，漢武帝即位後，情況與前就不大一樣了。經濟繁榮，國力強盛，但也有嚴重問題。漢初以來年各種矛盾和不安定因素有的解決了，有的不僅依然存在，且有嚴重化的趨勢。再加上新的矛盾，如因為驕縱不法的諸侯王，奢侈兼併的豪強大賈，都在利用政府的無為而治之機，擴大自己的勢力；侵擾為患的匈奴政權，也在覬覦漢朝的廣闊疆土。這一切，都在嚴重威脅著漢帝國的統一局面。因此，武帝即位後，便當機立斷，親策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決定取消無為而治的黃老之術，在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方面，採取了一系列進一步加強君主專制、鞏固統一局面的措施。這才真正從決策上為儒家思想的活躍創造了有利條件，並使之有機會代替黃老思想而成為封建統治的指導思想。

　　漢武帝之時的思想主流由黃老向儒家的過渡，決非出於偶然或漢武帝心血來潮之舉，而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經過數十年的歷史演變，黃老道家無為而治的思想，已完成了它的歷史任務，新的鞏固封建大一統的集權統治的歷史任務，只有一種以儒家思想為主的積極有為的思想體系才能完成。所以，漢統治階級經過審慎的選擇，最後才決定了崇儒術、興太學、黜刑名的大政方針，採取了董仲舒的賢良對策，為董仲舒這一大儒登上歷史舞臺創造了條件。

　　七、《春秋繁露》和齊學

　　董仲舒一生留下來的著作，除《漢書》中保存的《舉賢良對策》之外，還有《董子文集》和《春秋繁露》。而從《春秋繁露》這一部董仲舒精心構思的著作，可以看出他的儒學就是齊學化的儒學。

　　《春秋繁露》一書有許多受到齊學影響的地方，這一方面源于齊學勢力之大、影響之廣，另一方面也與董仲舒個人的經歷有關。他是廣川人，其地治所在今河北棗強縣，這裏在先秦屬於趙地，與齊為鄰。(參見李則芬《先秦及兩漢歷史論文集》，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第74頁。)後來又當過膠西（今山東高密）王相，深入原齊國之地。這都是他易於接受齊學的客觀條件。

　　從《春秋繁露》來看，董仲舒的齊學傾向主要在天人感應說、三統說和災異說。

　　董仲舒繼承了孔孟的“天命論”，並用陰陽家神秘主義的陰陽五行說加以解釋，把天塑造成一個有人格、有意志、至高無上的神。這個神是自然和人類社會的創造者和最高主宰。自然界的千變化，不管是日月星辰的運行，還是寒暑四季的交替，都是由天決定的，體現了天的意志。人間社會的一切，例如尊卑貴賤的等制度等，也是由天主宰的。為了維持人間的正常秩序，必須給人類安排一個最高的統治者皇帝。皇帝秉承天意統治臣民，因為他的權力是天授予的，所以人民應該服從皇帝的統治。天為人世安排了正常的秩序，也要監督這種秩序的實現。皇帝若不能按照天意來統治天下，並且有了過失而不省悟，天就要降下各種災異對他進行警告、譴責或懲罰。反之，如果皇帝治理得法，天下太平，天就會出現各種祥瑞，對皇帝表示讚賞。

　　之所以會出現天對統治者表示獎賞或懲罰，是由於天人相通，因此天人之間存在著同類感應的關係。天與人具有相同的生理和道德本質，二者是合一的，所以天的災異能影響人，人的行為和精神活動也能感動天，這正是齊學的天人感應論。

　　董仲舒以神化了的天作為自己的核心思想，這種神學化的天，借助天的神秘之權威，既神化了人間帝王，也神化了儒學，使儒學朝神秘主義方向發展了一步，帶上某種程度的宗教意味。後世有人之所以稱儒學為儒教，正是與董仲舒的儒學有關。

　　董仲舒提出“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漢書•董仲舒傳》）。他用齊學的“三統”、“三正”歷史循環論來說明“道”的不變。

　　這是因為五德終始論雖然能解釋朝代的更替，但有其繁瑣的一面，因此，漢代有的思想家企圖把它改造得簡單些，更方便些。從董仲舒開始，提出了一種更為簡單易用的三統說，到東漢班固等編撰《白虎通》，作了更為詳盡的發揮。

　　董仲舒建立三統說的主要依據是《春秋公羊傳》。《公羊》學創始于戰國時齊人公羊高，先後五世相口授，至漢景帝時，由公羊高之玄孫公羊壽與另一齊人胡毋生將口頭流傳的內容，著於竹帛，流傳於世。

　　《春秋公羊傳》中提及，孔子寫《春秋》的時候，“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董仲舒據此將春秋的十二世，分成有見、有聞、有傳聞的三等。其中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魯哀公、魯定公、魯昭公是所見，有六十一年；魯襄公、魯成公、魯文公、魯定公、魯宣公是所聞，有八十五年；魯僖公、魯閔（湣）公、魯莊公、魯桓公、魯隱公是所傳聞，有九十六年。

　　董仲舒認為，春秋之道，是奉天而法古，天下無二道，所謂天道，無非是終而複始，所以他主張王者必改制。而新王改制，並非改其道、變其理，而是表明自己是受命于天，易姓更王的新君。故必須徙居處、更稱號、改正朔、易服色，以示新君“不敢不順天志而明天命之所大顯”。但王者只有改制之名，“而無易道之實”（《春秋繁露•楚莊王》），就是說，只能改變統治制度的某些形式，大綱、人倫、道理、政治、習俗、文義這些涉及親親、尊尊、男女有別的封建統治之道，則是不可改變的。

　　董仲舒提出，在每年的十二個月中，有三個月可以作為歲首（正月）。這三個月是子月（農曆十一月）、醜月（農曆十二月）、寅月（農曆正月）。如夏朝以寅月為正月，商朝以醜月為正月，周朝又以子月為正月，這就是三正說。但“三代改正，必以三統”，夏代以寅為正月，“三正以黑統初”。因為此時“天統氣始通化物，物見萌達，其色黑”，所以，朝正服黑，首服藻黑，正路輿質黑，馬黑，大節綬幘尚黑，旗黑，大寶玉黑，郊牲黑。到商朝，“應天變夏作殷號，時正白統”，醜月為正月，此時“天統氣始蛻化物，物始芽，其色白”，所以朝正服白，首服藻白，正路輿質白，馬白，大節綬幘尚白，旗白，大寶玉白，郊牲白。周朝文王受命而王，“應天變殷作周號，時正赤統”，子月為正月，此時“天統氣始施化物，物始動，其色赤”，所以朝正服赤，首服藻赤，正路輿質赤，馬赤，大節綬幘尚赤，旗赤，大寶玉赤，郊牲赤。（《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

　　董仲舒認為三統之變，是中國獨有的，三代改正，必以三統天下。三統之重要，在於“其謂統三正者，曰：正者，正也，統致其氣，萬物皆應，而正統正，其餘皆正，凡歲之要，在正月也”，強調了三統之要，在於“王正月”，表明“王者受命而王，制此月以應變”（《三代改制質文》）。既然三統迴圈的規律，相應地確定正朔、服色，以應受命為王之統。但由於天道是萬古長存永恆不變的，所以三統的迴圈只是為補救舊王朝對道的過失，以重新恢復道的權威。

　　如果說董仲舒的三統說還意猶未盡的話，那麼東漢班固的《白虎通》則使三統說的政治目的進一步明朗化。《白虎通•三正》篇說：“王者受命，必改朔何？明易姓，示不相襲也。明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所以變易民心，革其耳目，以助化也。”原來，用三統說的理論，目的只在於使民心很快能依順新王朝，以幫助新統治者維護統治更容易些。

　　東漢另一位經學家何休，也是治今文《公羊》學的，撰有《春秋公羊解詁》，認為“于所傳聞之世，見治起於衰亂之中”，“于所聞之世，見治升平”，“至所見之世，著治太平”。在他看來，所傳聞也是衰亂世，所聞世為升平世，所見世為太平世，他將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分成這衰亂、升平、太平的三世，講到社會由亂到治的變易，並沒有涉及到改制問題。而在《春秋•隱西元年》何休注說：“王者受命，布政施教，所制月也。王者受命，必徙居處，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變犧牲，異器械，明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到這裏，何休和董仲舒完全一致了。

　　此後，三統說被許多學者廣泛運用，成為改制的根據，近代康有為的變法，也受三統、三世說的影響。

　　董仲舒還用陰陽家的理論來論證“三綱五常”，用陽尊陰卑理論，把封建綱常關係絕對化、固定化。三綱說的實質，是君為臣之主，父為子之主，夫為妻之主。三綱與仁、義、禮、智、信結合起來，就體現了封建統治的整個社會關係。三綱五常不變，是由於陽尊陰卑的定位。“君臣、父子、夫婦之義，皆取陰陽之道。君為陽，臣為陰；父為陽，子為陰；夫為陽，妻為陰。”（《春秋繁露•基義》）天的意志是“陽貴而陰賤”（《春秋繁露•天辨在人》）、“親陽而疏陰”（《春秋繁露•基義》）的。陽永遠處於主導地位，陰永遠處於從屬地位，由此決定了封建社會的基本權力是：神權、君權、父權和夫權。

　　董仲舒用齊學的陰陽五行理論，推論聖人所定的政治制度，完全合乎天象，三起而成，四轉而終，是時以三月而成，年以四時而終。官制亦然：三人而為一選，儀於三月而為一時，四選而止，儀於四時而終。國君置三公，三公各置三卿，九卿各置三大夫，二十七大夫各置三士，凡百二十人，這是三起而成，公、卿、大夫、士，這是四轉而終。“三人為選者四重，自三之道以治天下，若天下之四重，自三之時以終始歲也。”（《春秋繁露•官制象天》）

　　董仲舒還用陰陽五行解釋《春秋》所記載的災異，並經常宣揚《公羊春秋》講災異、推陰陽的神秘思想，擬定了求雨止雨之術。西元前135年，遼東高廟和長陵高園殿相繼遭大火，他便根據天人感應之說，認為這是上天警戒皇帝的災異之變，匆忙起草奏章，借失失之事勸告武帝殺掉幾個大臣，以平民怨。他延用《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來求雨、止雨。求雨之時，閉諸陽，縱諸陰；止雨之時，縱諸陽，閉諸陰。《春秋繁露》詳細記載了他的求雨止雨之法。而其論災異的內容，則為《漢書•五行志》之所本。

　　正是這樣，董仲舒和他的《春秋繁露》與齊學結下了不解之緣，正是由於他，將儒學推向齊學化。

　　八、漢代大一統文化的形成

　　漢代，是中國歷史上極為重要的一個朝代。一方面，中華民族的主體民族漢族是因漢朝而得名。中國先民經夏、商、周三代長期的歷史發展，到春秋戰國形成以“華”、“夏”單稱或“華夏”連稱的民族共同體，以與周邊各民族相區別，戰國七雄，共稱“諸夏”。秦統一之後，有“秦人”的族稱。而漢繼秦以興，形成穩固而統一的泱泱大國，經過前後四百餘年的發展，以華夏為核心，形成了統一而穩定的民族漢族，從此之後，百世不易的漢民族便成為中華民族主體民族的族稱。

　　另一方面，漢人的文化，在春秋戰國和秦代文化的基礎上，將華夏各地的文化加以綜合、選擇和吸納，形成統一的漢文化，也就是中華民族的主體文化。在這一主體文化之中，有齊學、魯學、楚學、燕學、晉學、秦學……而齊學在其中所占的地位是至關重要的。

　　齊學的主要內容陰陽五行、黃老之學、方術之學、今文經學和讖緯神學，有的被漢文化直接吸收，有的被漢文化加以改造後利用。這個過程比較長，其核心工作則是將儒學齊學化，使齊學的主要內容與儒學結合到一起。

　　齊學的陰陽五行思想與儒家思想結合，把人君神化聖化，強調君尊臣卑，為人君所尊崇。陰陽五行也成為天的屬性和體現，由於這種思想與儒學的結合，使之得到更進一步的傳播，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如宗教、巫仙、看相算命、抽籤、卜卦、畫符、念咒、風水、吉日等迷信活動，幾乎全都利用了陰陽五行思想。而在自然科學方面，則深刻影響了天文學、化學和醫學。天文學中的宇宙生成和演化、天體演化、元氣理論，化學中的煉丹術，中醫中的辯證施治的基礎理論，都與陰陽五行有關。中國古代自然科學幾乎與陰陽五行分不開。

　　齊學中的黃老之學和方術，到東漢未融匯到道教之中，為未來傳統文化的三教合一準備了先決條件。而黃老思想中的有關氣的思想，被後人加以繼承和發展，成為中國傳統文化中唯物主義哲學的永恆主題。一直到清代，曹雪芹寫的《紅樓夢》，還深受這種思想的影響。曹雪芹借湘雲之口，敍說天地間都賦陰陽二氣所生，或正或邪，或奇或怪，千變萬化，都是陰陽順逆。“陰”、“陽”兩個字，還只是一個字，陽盡了，就是陰，陰盡了，就是陽，不是陰盡了又有一陽生出來，陽盡了又有一個陰出來。這陰陽不過是個氣罷了。器物賦了，才成形質。天是陽，地是陰，水是陰，火是陽，日是陽，月是陰。(《紅樓夢》第三十一回《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雙星》。)陰陽與氣的思想對中國人影響之大，於此可見一斑。

　　由方術之學產生的古代煉丹術，雖然是為求長生不老的仙藥而產生的，但在煉丹過程中，方士們觀察到許多物質的化學反應，對於氧氣、還原、金屬置換、酸堿相互作用都有認識，使“丹砂燒之成水銀，積變又還成丹砂”獲得成功，成為人類歷史上第一次通過化學手段，得到了與天然產物完全相同的物質，無疑是一項偉大的創造。煉丹時還成功地煉製出一些無機藥品，並對其性能有所認識，如用水銀和豬油合劑配成軟膏，用水銀製劑作利尿藥，用水銀、錫和銀製成牙齒填充物，也都出自方士們之手，這些創造均比歐洲要早千年左右。煉丹術在唐代以後傳入阿拉伯，後又傳至歐洲，從而對近代化學產生了重要影響。

　　天人感應論作為齊學今文經學和讖緯的主要內容之一，對中國文化的影響也非常深遠。許多聖君帝王都被描繪成是感神龍而生的，龍本是遠古時代中華民族的族徽圖騰，經過齊學傳人的加工，便成為中華民族發祥和文化肇端的象徵。中國是龍的土地，中國人是龍的傳人，龍已成為中華民族凝聚力的象徵。至於歷代皇帝在登位時都要利用天人感應，更是盡人皆知的了。所謂“奉天承運皇帝詔曰”，完全是借助天之威，而神化人間之帝王。這種“皇帝詔”，從漢代到清代，一直是封建帝王詔誥和敕令的開頭語。而且，中國封建皇帝的年號，也與齊學有關。漢武帝登封泰山，改元“元封”；以祥瑞長星見，改元“元光”；獵得一角獸，改元“元狩”。漢以後皇帝也沿此例，或改年號以求福，或改年號以記祥瑞，或改年號以求國運昌盛，都與齊學有關。齊學成為神化鞏固封建政權的重要工具。

　　在思想文化方面，由於董仲舒對於齊學的大量吸收，完成了儒學的齊學化工作。董仲舒搞出了一套微觀宏觀宇宙交相感應的可以預告未來的體系，這些交相感應包括陰與陽之間、左與右之間的相互關係，以及五行之間、五音之間、四季之間、羅經點之間、五色之間、五味之間、四肢百體之間的相互關係，還包括命理學諸範疇之間的相互關係。(參見崔瑞德等《劍橋中國秦漢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870頁。)魏晉以後，齊學中的黃老之學和注重義理發揮的風氣被學者們吸收，成為魏晉玄學的重要內容。玄學家們用道家思想（其中包括黃老之學）解釋儒家經典，使中國哲學平添了不少抽象思辨的內容。何晏的無名論，王弼的貴無論，阮籍和嵇康的自然和無為，都有吸收齊學的地方。隋唐之後，宋儒治經多以闡釋義理、兼談性命為主，有受齊學中今文經學影響的地方。而糅合儒、佛、道三教，使之歸一，其中的儒，也系董仲舒改造之後的齊化儒學；而道，則包含有很多齊學黃老之學的因素。可見，齊學也成為宋明理學吸收的重要內容之一。到近代，以康有為為首的維新派，提倡托古改制，把公羊“三世”說與“大同”、“小康”思想相結合，賦以資產階級新內容，成為維新變法的理論根據。這些均可以一言以蔽之，齊學在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中已確定了牢固的位置。

　　至於在中國俗文化方面，齊學也已經滲透到許多領域之中，十二生肖、二十四節氣、謎語，以及看相、風水等迷信活動，良莠均有，精華與糟粕並存，只是這方面的梳理工作難度很大。

　　當前，中華民族正處於一個重要的發展時期，研究齊學、齊文化對於當前的改革開放是具有現實意義的。齊文化重視經濟、重視改革、重視開放，既有豐富的理論，又有成功和失敗的實踐，這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是尤為寶貴的。因此，齊文化對於當前的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具有重要的借鑒作用。(參見趙志浩《齊文化大觀•序》，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3頁。)齊學將以其特有的丰姿和韻味，為現代化建設貢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