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風和日麗的日子,溪南的沙灘上,有一群八九歲的兒童正在追逐嬉戲。旁邊一個男孩卻獨自端坐在一邊，正全神貫注地用手指在沙地上畫著什麼。原來，他是在畫《周易》的陰陽八卦圖。這個男孩便是朱熹。後來，他成為我國宋代理學的一個重要代表人物，後期封建社會最有影響的地主階級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思想體系作為官方哲學統治了人們的思想達七百年之久，他的地位甚至可以和封建社會前期的孔子相比。

　　一、 理學集大成者

　　朱熹（1130~1200），字元晦，號晦庵，祖籍是徽州婺源（今屬江西）人，父親朱松在福建南劍尤溪縣為官，他就了出生在尤溪。他所創立的學派也就被稱為“閩學”。

　　朱熹的家庭，據舊史說是“婺源著姓”，“以儒名家”。就是說，他祖輩歷代作官，後來才逐漸家道中落；他家世代尊信儒學，以儒家思想為指導。父親朱松雖然當過州縣一級的官吏和朝廷的中級官吏，但在政治上並不十分得志。朱松是北宋理學家程顥、程頤的三傳弟子，熱衷於二程的唯心主義理學，與當時的理學家過往密切。他也希望朱熹通過讀儒家經典成就一番事業。

　　朱熹從小聰穎好學，讀書中常常有所收穫。八歲時讀《孝經》，便在書上題字：“不若是，非人也。”（《年譜》卷之一上）十歲左右讀《孟子》，讀到“聖人與我同類者”一句，不禁十分感慨，決意要作聖人。他不僅好學，而且喜歡追根尋底地提問和思考。據他後來自述，小時候聽大人談起天地無邊的道理，就對這個問題發生了興趣，思量得幾乎成病，他想：天地四邊之外到底是什麼東西？人都說四方無邊，照理也該有個盡處啊。就像這牆壁，牆壁後頭也總有個什麼東西的。（《朱子語類》卷九十四）這樣小的年紀，就追究起天地宇宙的哲理問題，顯然是受家庭薰陶的結果。

　　朱熹十四歲時，父親病危，臨終前將家事託付給福建崇安人劉子翬。劉子翬曾在抗金將領張浚部下作參議軍事，在陝西、四川等地英勇地抗擊過金兵。宋高宗紹興十一年（1141），被秦檜指使的諫官彈劾，罷職還家。朱松死後，朱熹就與母親一起寄住在劉子翬家，並遵父囑把信奉二程思想的胡憲、劉勉之、劉子翬視為老師，繼續學習儒家思想。朱熹幼時的家教和父亡後的生活環境，為他後來成為一個大儒奠定了基礎。

　　在朱熹以前，由孔子所創立的儒家學派已經經歷了兩次重大變化。第一次是戰國時期，由孟子把孔學發展為孟派學說。第二次是西漢時期，主要由董仲舒把孔孟儒學發展為神化了的今文經學。每當政治經濟狀況發生變動，總要有儒家的代表人物出來，為適應當時政治鬥爭和思想鬥爭的需要，而改變儒學形態，求得儒學的生存和發展。朱熹是處在儒學第三次變遷的關口上。

　　朱熹生活的時代，封建社會已由前期轉向後期，經濟、政治等方面都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宋王朝雖然加強了封建專制統治，但國力衰弱，內憂外患。北宋被金人滅亡後，南宋統治者偏安江南一隅，守著半壁殘破的江山，不但不思進取，反而大量搜刮民脂民膏，過著花天酒地的腐朽生活。當時的一首詩這樣寫道：“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何時休。暖風吹得遊人醉，直把杭州當汴州。”（《宋詩紀事》卷五十六）

　　封建江山越是風雨飄搖，就越需要從思想上加強對人民的控制。當時，舊有的神學化儒學不再適應封建社會的發展。而自隋唐以來大肆傳播的佛教唯心主義又有“無父無君”、廢棄封建倫理的傾向，也不能直接為統治階級服務。這是一個需要儒學而又要改鑄儒學的時代。北宋仁宗時，周敦頤以儒家思想為主，吸收佛、道思想，寫成《通書》和《太極圖說》兩書，提出了以“無極”為世界本原的宇宙生成思想和以“誠”為最高理想的人生觀，成為理學的開山祖師。神宗時，周敦頤的弟子程顥、程頤兩兄弟宣揚“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二程遺書》卷五），並進一步吸收佛教唯心主義思想，構造了以“理”為主要範疇的哲學體系。到此，一個以人性和天道為核心內容，以理、氣、心、性為主要範疇，融合儒、道、佛三家思想的理學便應運產生了。朱熹對儒家思想的改造就是沿著這條道路進行的。

　　朱熹從十四歲以後，廣泛地學習各方面知識，“禪、道、文章、楚辭、詩、兵法”（《年譜》卷之一上），無不涉獵。起初，儒家思想雖是他學習的主要課程，但他思想深處卻對佛教的一些玄妙理論感興趣。他和崇安當地的禪宗僧侶道謙、圓悟等來往密切，(參見《崇安縣誌》卷十。)並曾讀過禪宗僧侶宗杲的語錄。(參見《佛祖歷代通載》卷三十。)而對他影響更大的是當時的理學大師李侗。

　　李侗，人稱延平先生，是朱熹父親的同門好友，朱熹從二十四歲起曾先後四次向他請教。有一次竟從崇安走到延平，步行幾百里，以表示求師的誠心。初次見面時，朱熹對李侗批評他學禪，並不信服，經過反復學習和思考，才漸漸接受了李侗“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與劉平甫書》，《延平答問》上卷）和“理一分殊”等主張。他認識到，還是“聖賢言語”有味，而佛氏之說“破綻、罅漏百出”。（《年譜》卷之一上）李侗肯定了他的成績，還親自為他取了一個字，叫元晦，意思是“木晦於根，春榮華敷；空晦於身，神明內腴”，希望他成為一個外表不露、道德內蓄的人。

　　朱熹以儒家思想為基礎，相容佛學思想，構造了一個龐大的理學體系。他集中了理學的成就，綜合了被稱為“北宋五子”的周敦頤、邵雍、程顥、程頤、張載的思想資料（其中重點繼承了程頤思想），使理學更加精密、細緻，並使之系統化，成為封建社會後期地主階級的統治思想。所以從前稱他為“理學集大成者”。

　　朱熹留下的著作卷帙浩繁，經他編著的書籍包括《易》、《詩》、《書》、《禮》各類，兼哲學、歷史、文學、文字學等各方面內容，有“綜羅百代”之稱。其中《四書集注》（由《大學章句》、《中庸章句》、《論語集注》、《孟子集注》彙集而成）、《周易本義》、《西銘解義》、《太極圖說解》等代表了他的哲學思想；《資治通鑒綱目》、《伊洛淵源錄》是他的史學著作；此外文學方面有《詩集傳》、《楚辭集注》等。他平日講學的問答，後來編為《朱子語類》，《朱子文集》是他死後由兒子朱在編輯的。

　　二、 以“講明義理”治天下

　　西元1193年，朱熹六十三歲的時候，曾對鏡給自己畫了個像，並在像的右邊題詞自警，詞中說：“從容乎禮法之場，沉潛乎仁義之府，是予蓋將有意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言，奉前烈之遺矩，惟暗然日修，或庶幾乎斯語。”（《朱子大全》卷八十五）這段話表達了朱熹當時的心情和抱負。他要置身于禮法之場所，傾心于仁義之中，以實現儒家的政治理想為一生的奮鬥目標。儘管在實現這個目標時遇到了困難，但他仍然以先聖的遺教為指導去努力實現這個目標。

　　朱熹一生以繼承孔孟之道為己任，他曾引用“天不生仲尼，萬古長如夜”（《朱子語類》卷九十三）這句話，把孔子說過的一切都當作“萬世不可易”的絕對真理。他說：“自堯舜以下，若不生個孔子，後人去何處討分曉？……孔子後若無個孟子，也未有分曉，孟子後數千載乃始得程先生兄弟發明此理。”（《朱子語類》卷九十三）唐朝的韓愈有過“道統”說，是仿照佛教的傳法世系的祖統說編造出來的，認為儒家思想是由堯、舜、禹、湯、文王、武王、周公，到孔子、孟子代代相傳下來的。朱熹很欣賞這個“道統”說，他自詡為儒家思想的繼承人，認為孔孟之後，自己應當仁不讓地繼承儒家傳統。

　　孔、孟是世代效法的聖人，夏、商、周三代是歷史上最理想的時代，只要遵行“聖王之制”，“公天下之法”，封建制度就有可靠基礎，能夠長期穩固而無後患。抱著這樣的思想，朱熹一開始參與現實政治，就熱衷於封建禮教和綱常，一心要施展儒家“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政治抱負。

　　紹興二十三年（1153），朱熹任泉州同安縣主簿。雖然這只是個協助縣令管理簿書、賦稅、教育等事務的小官，但他卻很熱心，除了經常查對農民所交賦稅的出入簿冊外，還對同安一帶貧苦人民因貧窮而不能舉行婚禮儀式的婚姻風俗嚴加禁止。(據《朱文公文集》卷二十《申嚴婚禮狀》。)紹興三十二年（1162），宋孝宗即位，下詔求直言，當時朱熹三十三歲，僅任管理潭州南嶽廟的微職。他主動向孝宗上了一道奏章，建議皇帝講《大學》的“格物致知”之學，以修身、正心、誠意為本。他還說，“金虜”與大宋朝有不共戴天之仇，為了對付金人，必須罷黜和議，同時要任賢使能、立紀綱、勵風俗、修內政。第二年11月6日，孝宗在垂拱殿召見朱熹，朱熹有機會詳述自己的主張，於是他再次向皇帝講大學之道，指責向金人派遣使者求和的做法。他提出，抵禦金軍的根本和基礎，不在於軍事力量的強大，而在於實行德政與否；其任務不在於指揮好邊境的戰爭，而在於搞好朝廷的內政；其憑據不是兵馬和物資給養，而是朝綱的嚴整和政治的修明。他建議孝宗廣泛聽取意見，廢黜奸佞的小人，不要輕信讒言，以便做到江山穩固，國家無內患。(《朱文公文集》卷十三《垂拱奏劄》。)這些意見，孝宗開始聽來還入耳，因此臉色溫和，與他有對有答，但漸漸地，孝宗開始不高興了，後來乾脆不出聲了。

　　朱熹積極推行他的政治主張，雖然未被統治者所接受和理解，但他始終不放棄自己的努力。直到紹熙五年（1194），甯宗即位，經宰相趙汝愚推薦，他被任命為煥章閣待制兼侍講。當時，朱熹已經六十五歲了。照理，他既當皇帝的顧問，又作皇帝的教師，地位很是顯赫，應該知足安分了，但他卻不是僅僅給皇帝講講《大學》而已，而是利用接近皇帝的機會，經常上書或面奏，要皇帝克己自新、遵守綱常，甚至“上疏斥言左右竊柄之失”（《宋史•道學三•朱熹傳》），要皇帝提防左右干預朝政。這就惹得皇帝很不高興，認為他簡直有點越俎代庖，於是以一個體面的理由，解除了他的侍講職務。

　　朱熹口口聲聲講“格物致知”、“正心誠意”，動不動要整頓綱常，他的意見看來“迂闊陳腐”，甯宗說：“朱某所言，多不可用。”（《續資治通鑒》卷一五四）其實朱熹有自己的一套社會政治思想，他所考慮的，不是南宋統治者的眼前利益，而是封建社會的長治久安之策。

　　朱熹認為，治理天下國家有本有末。“正其本者”雖然從表面上看來“迂緩”，而實際上得力，“救其末者”雖然看上去切實，而其實難以成功。善於論事的人總是深明本末之所在的，只要“本”正，萬事自然都會得到治理。（《朱文公文集》卷二十四《與陳侍郎書》）朱熹所說的“本”，指“三綱”，“五常”等封建倫理，他認為這是封建國家的根本大計，是“天理民彝之大節”，“治道之本根”。（《戊申延和奏劄》十四）不僅治國需要它，就是抵禦金兵的侵略也要依靠它。他說：“中國所恃者德，夷狄所恃者力。”（《朱文公文集》卷三十《答汪尚書》）從軍事力量的對比看，彼強我弱，而從道德方面比，“振三綱，明五常，正朝廷，勵風俗”（《答汪尚書》），都是我們可以勉力做到而對方不能做到的。因此，“治夷狄之道”決不是學他們那樣發展軍事實力，而是要充分發揚倫理綱常的作用。

　　朱熹主張，欲治倫理綱常，唯一的方法是提倡道學（理學），使包括皇帝在內的每個人都能經常自覺地進行道德修養。他說：“天下之大本者，陛下之心也。……人主之心正，則天下之事無一不出於正。”（《朱文公文集》卷十一《戊申封事》）他把“正心修身”當作治道根本，認為人心、尤其是帝王之心或心術是決定社會的根本，只要皇帝能正心誠意，就可以開萬世太平之基了。

　　南宋時期，有個叫陳亮（1143~1194）的思想家，是永康學派的代表人物，在治國政策上，主張進行社會改革、富國強兵，這與朱熹的主張存在著根本分歧。因此，他們之間展開過多次辯論，陳亮把整日空談心性的學者比作中風麻痹、失去知覺、不知痛癢的人，他指責朱熹之類的學者說：你們置國家危亡於一旁，而只會低頭拱手專談性命，那麼請問，性命二字到底為何物呢？（《陳亮集》卷一《上孝宗皇帝第一書》）朱熹對陳亮的批評不以為然，他反喻陳亮為掉到“利欲膠漆盆中”（《朱子語類》卷一二三），不能自拔。他說：像你們那樣開口便講國家利害，把筆便述時政得失，終歸抵得了什麼事呢！其實，只要講明義理以淑人心，使世上懂得義理的人越來越多，還怕有什麼政治問題得不到解決嗎？（《朱子語類》卷十三）“講明義理以淑人心”，從而治天下，這就是朱熹全部思想的核心，他一生孜孜不倦地為建立理學體系而努力，原因也正在於此。

　　三、“理”是天地萬物之本

　　人類所生活的世界是豐富多彩、變化無窮的，世界上的事物又是千差萬別、形形色色的。在自然界，有光華燦爛的日月和浩瀚的星群，有雄偉秀麗的山川和各類的草木禽獸，在社會中，活動著熙熙攘攘的人群和面目各異的人物……

　　作為一個哲學家，朱熹首先面臨著這樣的問題：這個世界的本原是什麼？世界上的萬事萬物是怎麼來的？

　　朱熹的前輩程顥曾說：“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程氏外書》卷十二）朱熹也把“理”當作最高和基本的概念，用它來解釋世界的本質及自然和社會各種現象的存在原因。

　　什麼是“理”？朱熹認為，理是萬事萬物所以如此的根據。沒有“理”，也就沒有事物。（《朱子語類》卷六十二）例如椅子有四隻腳，可以坐，這就是椅子的理。如果去掉一隻腳，不能坐了，便失去了椅子的根據和道理，這就不成為椅子了。又比如銅鏡能照人，有銅鏡的理；木板不能當作鏡子照，因為木板沒有可以照人的“光底道理”。（《朱子語類》卷六十五）其他如：水之必寒，火之必熱；舟只可行于水，車只可行于陸；在陸者不可以入水，在水者不可以居陸……“惟其理有許多，故物有許多。”“做出那事，便是這裏有那理。凡天地生出那物，便是那裏有那理。”（《朱子語類》卷四）任何事物，不管是天然的還是人為的，有生命的還是沒有生命的，都具有一種必然的因果性，朱熹發現了這一點，並把它稱作“理”。

　　朱熹所說的理雖然是從客觀現象中抽出來的，卻並不是事物本身的規律，而是離開事物能獨立存在的觀念，他把觀念當作存在於事物之先的形式，認為事物都是由這種形式產生的。這就好像建造一所房屋，總是先有圖樣或構想，然後才能依據圖樣造成實際的房屋。他以為人在發明舟、車以前，已經先有了舟、車之理，對舟、車的發明，不過是發現這個理，然後按照理，原樣造出舟、車而已。朱熹常舉扇子作例，他說：“扇子是如此做，合當如此用，此便是形而上之理。”（《朱子語類》卷六十二）扇子在沒有被做出之前，就已經有現成的理在那裏擺著了。封建的綱常倫理也一樣，它是先於人的認識而存在的普遍、絕對的原則。朱熹說：“未有天地之先，畢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無此理，便亦無天地，無人，無物。”（《朱子語類》卷一）理是先於天、地、人就有的，它的內容主要是仁、義、禮、智、忠、信等地主階級的道德倫理，封建的倫理綱常，所以，由這些綱常所維持的封建的社會秩序，也就是自然的永恆的了。

　　朱熹認為，父慈、子孝、君仁、臣忠，都是公共的道理，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所遵行的封建道德原則是適用於古今一切人的，是人人必須遵循的當然之則。這種原則帶有必然性，就像不會游泳的人下水會淹死，生在水裏的魚放到陸地上會幹死一樣；又像冷了必須穿衣，餓了必須吃飯一樣，是“天生自然，不待安排”（《朱子語類》卷四十）的，是“鐵定底道理，更移分毫不得”（《朱子語類》卷十四）的。把自然界的某些規律和封建倫理的內容綜合在一起，說明封建倫理是不可抗拒的規律，要人無條件地服從它、遵守它，這就是朱熹哲學的“理”或“天理”的中心內容。

　　理是精神性的，理是天地萬物的根源，萬物所以能夠生成，能夠變化，都是由於理的作用。朱熹說：天地之間，萬物的生成，都要有理，也要有氣。理是第一性的，是創造萬物的根本，是看不見的道；氣是第二性的，是生成萬物的材料，是有形象的器。（《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八）他認為，一切有形象的事物都必定以無形象的理作根據，一切具體的事物，都是由萬事萬物的理所決定的，這就是“理先氣後”、“理在事先”。因為有理才產生了氣，理和氣雖然在時間上分不出先後，但二者之間，理是根本。（《朱子語類》卷一）一切事物都是因為先有這事物的理，然後才產生事物的，例如，沒有君臣關係之前已經先有了君臣之理，沒有父子關係之前已經先有了父子之理。（《朱子語類》卷九十五）諸如此類還很多。理是最高的和絕對的，由理派生氣，理、氣結合衍化出宇宙和萬物，這就是朱熹以理為本體，對整個宇宙的看法。

　　天下有一個最高的理，每一事物又各有各自的理。總天地萬物之理叫作“太極”，“太級”有頂端和盡頭的意思，也有最高標準的意思，是最根本的、整體的理。太極之理和萬物之理的關係，朱熹叫作“理一分殊”。“理一”，是就萬事萬物的本原說，只有一個道理；“分殊”是指散於各個事物之中的理，都是最高之理的表現。朱熹說：“如一所屋，只有一個道理，有廳有堂；如草木，只有一個道理，有桃有李；如這眾人，只有一個道理，有張三李四，李四不可為張三，張三不可為李四。”（《朱子語類》卷六）從具體的事物看，各種不同的事物都來源於一個最高的理。他用“月印萬川”來說明“理一分殊”的道理。天空中只有一個月亮，照在江、海、湖、河等一切水域中。天上的月亮是圓的，一切水域中的月亮也都是圓的。一切水域中所映照出來的都是月亮的整體，而不是它的部分。所以說“人人有一太極，物物有一太極”，每一人、每一物都以普遍的理作為存在的根據，每一人，每一物都具有那普遍的理。

　　世界上的萬事萬物既統一，又有差別。同中有異，異中有同，朱熹的“理一分殊”觀點透露了這樣的思想。但“理一分殊”歸根結蒂是為封建的等級制辯護的。他說：“萬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源，但所居之位不同，則其理之用不一。如為君須仁，為臣須敬，為子須孝，為父須慈，物物各具此理，而物物各異其用，然莫非一理之流行也。”（《朱子語類》卷十八）也就是說，封建社會中人與人之間親疏、貴賤的差別是天經地義的。人們在封建社會中所處的社會地位不同，遵行的道德規範有差異，但這都出於一個“定理”，是固定而不可不改變的。

　　三、 格致和存理

　　“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這是陸九淵在“鵝湖之會”上寫的詩句，道出了在為學方法上他與朱熹的分歧。

　　陸九淵（1139~1192），字子靜，號象山，撫州金溪（今江西金溪）人。他與其兄陸九齡都屬於理學中的主觀唯心主義流派。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著名史學家呂祖謙（學者稱東萊先生）約朱熹、陸九淵兄弟等四五人，在江西信州的名勝鵝湖寺集會，討論學術問題。呂祖謙本意是調合朱、陸學術思想的分歧，但在集會上，陸九淵首先發難，朗讀了包括上述兩 句在內的一首詩，全詩大意是：人到了墟墓之間會產生悲哀的情感，進了宗廟則自然生出欽敬之情，這是人所具有的千古磨不掉的心。細流滴成大海水，拳石累積成泰山、華山般的高山。我的易簡工夫能長久地發揚光大，而你的支離事業畢竟要走向沉淪。欲懂得自下升高的道理，今日必須把是非真偽辯個清楚。

　　陸九淵在詩中批評朱熹，惹得朱熹很不高興。鵝湖之會上，兩派針鋒相對，辯論了整整三天。朱熹主張“泛觀博覽而後歸之約”的方法，即多讀書而後達到對理的認識，陸九淵則主張“先發明人之本心而後使之博覽”（《宋元學案》卷七十七）。朱熹斥陸九淵為太簡，陸九淵斥朱熹為支離。其實，雙方都把封建道德看作“理”的先驗內容，只是對於理的性質存在分歧。陸九淵認為理是人心固有的主觀精神，朱熹認為理是獨立而不依賴於人的客觀精神。他們的為學方法之爭也是由此而來的。

　　朱熹主張“格物致知”的方法。“格物致知”本源于《大學》。《大學》是秦漢時期的儒家著作《禮記》中的一篇，朱熹把它和《中庸》、《論語》、《孟子》合稱為《四書》。《大學》裏有關於“致知”和“格物”的一段話：“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主要講的是道德修養問題。朱熹很重視這段話，特地加以解釋，他說：人一生下來心中就含有一切事物的理，但心雖然含萬理卻又不能直接認識自己，而必須通過格物的工夫，研究事物，才能認識心中的理。所以，格物是求得知識的方法。人心的靈明都是有知的，而天下萬物都是有理的，只是因為對物的理還沒有研究到，所以心的知也就不能夠完全。《大學》立教的開始，就是讓學者必須接觸天下的事物，根據已知的道理去研究，來求得認識的最高極限。力量用得久了，終究會有一天忽然間“豁然貫通”，以至於萬物的表裏精粗無不到，我心的全部內容也就無不明瞭。（《大學章句》）朱熹把認識說成是“格物致知”，“格物”是窮究事物和道理，“致知”是推展、擴充自己的知識，物是彼，知是我，它們是彼此相對的。他說：“在一個事物上窮得一分道理，我的知就增加和擴展一分；在事物上窮得二分道理，我的知就擴展二分；在事物上窮得理越多，我的知就越豐富、越廣泛。”他把這叫做主賓關係：“以此知彼，自有主賓之辨。”（《朱文公文集》卷四十四《答江德功書》）這裏的主賓關係，雖然包含有現在所謂認識主體和認識物件的意思，但他以為：物我一理，知識的來源不是事物本身，而是先天之理，認識即是發揮先天固有的知識，以求在事物上得印證。儘管這樣，能提出“主賓之辨”，也是他對認識論的貢獻。

　　朱熹把認識過程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即物窮理”，這就是“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的漸進和積累，是認識的初級階段。而要想求得最高的真理，則必須達到認識的第二階段，這就是大徹大悟、豁然貫通，得到全知全能的知識。豁然貫通的手段是零零碎碎地積累，首先是要讀書；其次，不管一草一木或一昆蟲之微的道理都必須留心注意。一事不窮，就缺了一事的道理，一物不格，就缺了一物的道理，必須一件一件地去理會（《朱子語類》卷十五）。這樣久而久之，就會在不知不覺中達到神秘的境界，悟到最根本的理。格物的實質，是通過啟發心智，使心能夠認識自己本來固有的理。這就像銅鏡蒙上了灰塵，必須除去污垢，才能重新照人；又像一顆閃亮的寶珠落在了污水之中，只有把它擦試乾淨，才能重新放出光輝。朱熹的“格物致知”在認識論上提出了一些有價值的問題，但它的核心是講道德修養問題。

　　格物致知的目的是“明天理，滅人欲”（《朱子語類》卷十二），使人人都恢復先天的善性，以便達到聖賢的境地。“存天理，滅人欲”是由二程提出的口號，二程還認為，婦女“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遺書》卷二十二），以封建禮教作為最高標準。朱熹繼承和發展了這種思想，認為封建社會的綱常倫理關係，仁義禮智的道德觀念，都是天理，都是天賦予人、理當如此的。而人欲，是指感官的欲望和要求。朱熹說：“飲食，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朱子語類》卷十三）人們饑食渴飲，維持最低的生活水準，算不得人欲，如若要求穿得精細，吃得飽美，這就是人欲了。朱熹把勞動人民要求改善自身生存條件的願望看作是人欲，同時他又指出，人們的視、聽、言、動，合乎“禮”的就是天理，不合乎“禮”的就是人欲。所謂合乎“禮”，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臣父子各安其位，居於被統治地位的要安分守己，不能有任何非分之想。朱熹把天理、人欲對立起來，認為天理存則人欲亡，人欲勝則天理滅，二者之間此消彼長，此進彼退，不能共處。所以人們道德修養的根本問題是“明天理，滅人欲”，聖人千言萬語，也“只是叫人明天理，滅人欲”。“存天理，滅人欲”的思想大大加強了封建禮教的強制性和殘酷性，強化了君權、父權、夫權等封建繩索，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封建社會中箝制人民思想、消除人民鬥爭意識的工具。

　　四、 朱熹的影響

　　朱熹的哲學思想，包括以理為主、理氣結合的“天理”論，“格物致知”的認識論，“知先行後”的知行學說，理欲之辨的人性論和修養學說，以及唯心主義的辯證法和歷史觀等，形成了一個龐大的理學體系。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朱熹利用他所掌握的豐富的自然科學知識和社會科學知識，對哲學上的許多問題，如理氣、一多、知行、理欲及“一分為二”等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並為後人留下了可供探討的新問題，他的哲學思想是我國封建社會唯心主義發展的最高峰。後來的哲學家，不管是主張唯心主義的王守仁，還是主張唯物主義的王夫之、戴震等，都對他的思想進行了批判和吸收。有人曾把朱熹比為“中國的黑格爾”、“中國的康得”，雖然不一定恰當，但朱熹哲學思想的成就和影響確實是不可抵估的。

　　朱熹生前為建立他的哲學體系嘔心瀝血，竭力在政治實踐中推行自己的思想，並致力於封建社會的教育事業。他在南康郡（今江西星爾縣）時，修復了廬山白鹿洞書院，親自講學，並請陸九淵來書院講學。在知潭州時又修復擴建了嶽麓書院，吸引四方學者來此就教。白鹿洞書院和嶽麓書院都列宋代四大書院之中。朱熹創辦的“滄州精舍“（位於建陽考亭，後稱考亭書院），也是當時的重要書院，他在這裏講學兩年多，全盛時學生多達數百人。朱熹在教育上的成績，擴大了他的學術思想的影響。他創立的閩學學派，學人眾多，遍佈福建、四川、浙江和南方各省。後來尊崇朱熹學說的學者，從宋至清，綿延不絕。其中許衡、劉因、吳澄，號稱元代三大儒。至清代，孫奇逢、顧炎武、張伯行等有影響的學者和思想家，都不同程度地信奉朱熹思想。

　　朱熹活著的時候，他的思想並未引起統治者的特別重視，相反 ，由於南宋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宋甯宗時還宣佈道學為偽學，並下令禁止道學，慶元四年（1198），又宣佈道學先生為逆党，在全國範圍內進行清洗和打擊，迫使朱熹的門徒有的藏匿起來，有的改投他師，有的竟然改裝換服，招搖過市，以顯示其非道學一黨。慶元六年（1200）朱熹病死，送葬時，門生舊友都不敢來，跟前只有少數和幾個人守著，情景非常淒慘。但朱熹的思想畢竟對維護封建統治有著重要作用，所以宋代統治者不久就解除了對他的誤會。朱熹死後九年，被宋甯宗諡為“朱文公”，後來，《論語集注》和《孟子集注》又被列入學官，成為法定的教科書。宋理宗時，下令把朱熹列入孔廟從祀，從此，他加入“聖人”的行列，思想也進一步受到後代統治者的重視。元代，朱熹被改封為齊國公，在他老家婺源還修建了“徽國朱文公之廟”。元代以後，朱熹理學成為封建統治者的官方哲學，《四書集注》以及朱熹對儒家經書的各種注釋，成了科舉考試的依據。以後，不管是明初修撰的《四書大全》、《五經大全》、《性理大全》，還是清初修撰的《性理精義》，朱熹的著作都是其中的主要內容。清代的康熙皇帝更以朱熹的“一字一句”為真理，以至“非朱子之傳義不敢言，非朱子之家禮不敢行”（《曝書亭集•道傳錄序》）。朱熹思想成為地主階級加強封建專制主義的工具，從宋至清，一直在哲學、政治、法律、道德、藝術等思想文化領域佔據統治地位。

　　五、 程朱學派和朱熹後學

　　程朱學派是北宋程顥、程頤（主要是程頤）和南宋朱熹兩學派的合稱，後人亦稱程朱理學。程朱學派的基本力量是伊川學派和考亭學派，這兩派的思想基本一致。伊川學派因程頤號伊川而得名，考亭學派因朱熹曾居福建建陽、在考亭講過學而得名。明道學派雖也是程朱學派中的一支力量，但明道學派（因程顥號明道得名）的代表程顥與其弟程頤在天理方面有某些不同傾向，以“理”為宇宙本源，又以人心之“仁”作為“理”的體現，為後來陸九淵、王守仁開啟了心學之源，所以明道學派在程朱學派中影響不大。而程顥的弟子楊時、謝良佐在顥歿後，則師事程頤，成為伊川學派的人。伊川學派主張“理”主宰“氣”，以“理”為宇宙的根本，反對張載的氣本論，貫徹“萬物皆是一理”（程頤《遺書》卷十五）、“有理而後有象”（《伊川文集•答張宏中書》）的原則。還主張人性包括“天命之性”和“氣質之性”，由人的這兩重特性引起了“不是天理，便是私欲”（《遺書》卷十五）的矛盾鬥爭，提倡“存天理，去人欲”。主張“居敬窮理”的修養方法，通過反躬內求，就可以悟得天理，獲得知識，除程頤外，謝良佐、游酢、楊時、呂大臨等都是伊川學派的主要人物。其中楊時是伊川學派中影響較大的，積極地傳播了程頤的思想。伊川學派是北宋理學的正宗，南宋的朱熹對其思想加以繼承，形成以朱熹為代表的考亭學派。朱熹認為，理氣是相依而不相離的，但“理”是宇宙的根本。斷言“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先有理”（《朱子語類》卷一）明確指出“理在先，氣在後”，“有是理便有是氣，但理是本”。（《朱子語類》卷一）又認為“萬個”事物之理，全具“一個”本體之理，提出“理一分殊”說，認為作為宇宙主體的“理”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它只能整個地體現在萬物之中。在人性問題上，則認為“天命之性”是“理”的體現，具有“仁義禮智”的道德，而“氣質之性”是“理與氣雜”而成的，由於氣有清、濁、厚、薄、昏、明的不同，各人稟受有異，故人有賢、愚、貴、賤、貧、富、壽、夭之分。他強調“天理”和“人欲”的對立，主張通過“居敬窮理”的工夫達到革盡人欲、複明天理，從而恢復人原有的純善的本性。考亭學派對經學、史學、文學、樂律以至自然科學有不同程度的貢獻。但在南宋政治集團的鬥爭中，曾一度被列為“偽學”而受到打擊。後由於封建統治者對理學的提倡，該派曾長期保持重要影響。他們博覽和精密分析的學風對後世學者有過影響。考亭學派的代表人物還有蔡元定、黃幹、蔡沈、陳淳等。宋元之際，由趙複、許衡、劉因等將朱熹理學傳播到北方。明清被提為儒學正宗。德川時代，還流傳到日本。

　　勉齋學派是以南宋黃幹為代表的學派。因黃幹世稱勉齋先生，故名。黃幹先從學清江學派的劉清之，後轉而受業朱熹，成為朱熹門婿，深得師傳，以篤行直道著聞。注重儒家聖賢道統傳授，對周敦頤極為推重，對其思想有所繼承。政治上主張抗金。哲學上以“太極”為最高範疇，提出“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太極二五妙合而人物生”（《聖賢道統傳授總敍說》）的宇宙生成說，認為“太極”的“靜而陰”是“體”，“動而陽”是“用”。（《中庸總論》）指出人得秀而靈之氣而成，“精氣凝而為形，魂魄交而為神，五常具而性，感於物而為情，措諸用而為事”（《聖賢道統傳授總敍說》）。而“聖人者，又得其秀之秀而最靈者焉，於是繼天立極，而得道統之傳，故能參天地，贊化育而統理人倫”（同上）。認為千聖萬賢所傳之道，是“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克己以滅其私，存誠以致其實”（同上），以此四者存之於心，就可得到聖賢相傳的道統。用“理一分殊”來說明“道”的體用關係，指出“道之在天下，一體一用而已。體則一本，用則萬殊”（《勉齋文集•複葉味道》）。宇宙的本體是“道”，而天地萬物是“道”的表現，是“道”之“用”，“萬物統體一太極”，“一物各具一太極”。（同上）但又認為“體用合一”，說：“自理而觀，體未嘗不包乎用”，“自物而言，用未嘗不具乎體”。（《中庸總論》）要認識“太極”或“道”，要通過認識“道”所表現出來的事物而實現，“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勉齋文集•複葉味道》）。指出：“自性觀之，萬物只是一樣，自道觀之，一物各是一樣。惟其只是一樣，故須窮理致知，而萬事萬物之理，方始貫通。”（同上）論述了理學“理具於心”、“性即理”的觀點。在思想上有調和朱、陸的傾向，認為“仁義禮智，特就人心而立者耳。天以是心而成萬物，人以是心而成萬事”（《勉齋文集•複楊志仁》）。主要人物有詹初、胡伯履、余元一及黃幹門人方暹、張元簡、劉子玠、吳昌裔、黃師雍、黃振龍、陳如晦等人。詹初以“道”為天地萬物的本原，指出：“天地雖大，道中之物也。吾心雖靈，自道視之，亦物也，物者，器也。道者，天地之所以大，吾心之所以靈者也。故曰道者物之神，物者道之寓。”（詹初《流塘集》）主張以理統欲，說：“聖人未嘗不欲生惡死，但其一生一死，皆斷以理，而無一毫有我之心。”（同上）提倡學習要循序漸進，提出：“學不可緩，亦不可急，緩則怠而無功，急則進銳退速。”（同上）其他人也都“得朱子端莊存養之說”（《宋元學案•勉齋學案》），或“明理遠於事”，或“見事而中於理”。（同上）

　　九峰學派是以南宋蔡沈為代表的學派。因沈隱居九峰，學者稱九峰先生，故名。沈為西山學派蔡元定之季子，後從學朱熹。思想上既受其父象數之學的影響，又受朱熹理學的影響。哲學上以抽象的“數”為宇宙的本原，“天地之所以肇者，數也；人物之所以生者，數也；萬事之所以失得者，亦數也”（蔡沈《洪範皇極•序》）。而“數”又是人主觀自生的，“數由人生，數由人成。萬物皆備於我，鹹自取也”（同上）；“若其所以數之妙，則在乎人之自得焉爾”（同上）；“一成於數，天地不能易之，能易之者人也”（《蔡九峰筮法》）。在“數”與“理”的關係上，主張“數之體著於形，數之用妙乎理”（《書經集傳序》）；“數者盡天下之事理也”，“聖人因理以著數，天下因數以明理”。（《洪範皇極•內篇》）在“理”與“氣”的關係上，繼承朱熹的“理先氣後”說，“理其至妙矣乎？氣之未行，物之未生，理無不具焉。氣之既形，物之既生，理無不在焉”（同上）。又說：“善養生者，以氣而理形，以理而理氣。理順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天地萬物無不和矣。”（同上）但又認為“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可得而言”（《書經集傳序》）。心又能統率理，“人心至靈也，虛明之頃，事物之來，是是非非，無不明也。……人能超乎形器，拔乎物欲，達其初心，則天下之理得矣”（《洪範皇極•內篇》）。強調萬物都是由心“曲成”的，“人之一心，實為身主，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信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與天地同體，雖鬼神不能窺其幽，及其感也，隨觸隨應，範圍造化，曲成萬物，雖天地不能與其能”（同上）。提倡重視“敬”，以“敬”攝心，“敬者，聖學始終之要。未知則敬以知之，已知則敬以行之。不敬則心無管攝，顛倒眩瞀，安能有所知有所行乎？”（同上）表現出調和朱、陸的傾向。對事物的“兩”和“一”，認為二者是統一而不相離的，“非一則不能成兩，非兩則不能致一。兩者可知而一者難知也，兩者可見而一者難見也”（同上）。強調“兩”與“一”是事物變化的根本，“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變化者陰陽之消長屈伸也。非二則不能久，非一則不能神”（同上）在義利觀上，主張重義輕利，認為“義利不可不明也。不明則以利為義，心雖公，亦私耳”（同上）。在倫理觀上，重視禮樂教化的作用，主張“明禮而後可與適道，守禮而後可與治民，達禮而後可與言數”（同上）。強調“欲知道，不可以不知仁。欲知仁不可以不知義。欲知義，不可以不知禮”（同上）。主要人物有蔡沈之子蔡模、蔡杭、蔡權及弟子劉欽等，也都以“講明義理，獨處靜室幽軒，終日怡怡”（《宋元學案•九峰學案》）。

　　巽齋學派是以南宋末歐陽守道、文天祥為代表的學派。因守道世稱巽齋先生，故名。該派宗朱熹，發明孟子正人心承三聖之說，但又有講求益於世用的務實之風。歐陽守道之學，“如布帛菽粟，求為有益於世用，而不為高談虛語，以自標榜于一時”（《宋元學案•巽齋學案》引文天祥語）。文天祥政治上主張抗元，所作《正氣歌》為世所傳誦。哲學上主張“道”是宇宙本原，指出：“未有人心，先有五行；未有五行，先有陰陽；未有陰陽，先有無極太極；未有無極太極，則太虛無形，沖漠無朕，而先有此道。未有物之先，而道具焉。”（文天祥《文山禦試策》）“道”“貫顯微，兼費隱，包小大，通物我”（同上）；“天下無往而非道”，“流行古今，綱紀造化，何莫由斯道”（同上）。但又認為“茫茫堪輿，坱紮無垠，渾渾元氣，變化無端”（同上），“天一積氣耳。凡日月星辰、風雨霜露，皆氣之流行而發見者”（《文山先生全集》卷十一）。承認宇宙萬事萬物時時都在變化之中，無一時停頓，“天久而不墜也以運，地久而不聵也以轉，水久而不腐也以流，日月星辰久而常新也以行。天下之凡不息者，皆以久也”（《文山禦試策》）。而萬物之所以變化，原因在其內部，認為“神化天造，天運無端，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天地之所以變通，固自其不息者為之”（同上）。在理欲觀上，主張以“理”禦“欲”，主張“理不足以禦欲，而理反為欲所禦”，“世道汙隆之分數，亦系於理欲消長之分數”。（同上）在倫理觀上，提倡“天地間只一個誠字，更顛撲不碎”（同上），主張作人要“言行一致，表裏相應”（同上）。認識論上主張“事事而計之，物物而察之”，“尊其所聞，行其所知，何往非學”（《文山先生全集》卷一），把知行結合作為“學”的內容。主要人物有歐陽守道同宗歐陽新，文天祥門友劉辰翁、鄧光薦，門人王炎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