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宗羲是我國明未清初的一位大思想家、學問家，近代民主主義思想的啟蒙者，愛國者。他的代表作《明夷待訪錄》，比盧梭的《民約論》還要早一百年光景，有人稱它為“人權宣言”。他的巨著《明儒學案》、《宋元學案》是我國最早的學術史，對我們研究宋、元、明的學術思想極有價值。《明夷待訪錄》反對君主專制，主張民權，對清末的維新變法運動影響很大。當時的資產階級改良派梁啟超、譚嗣同等，將它節抄、複印、秘密散發，鼓動了民主思想，推動了改良思潮。黃宗羲的民權思想一直影響到辛亥革命時期的孫中山、鄒容、陳天華等人，為舊民主主義革命提供了思想武器。

　　一、明末清初的思想界

　　明末清初的思想界，代表人物主要是黃宗羲、王夫之、方以智、顧炎武、戴震、顏元，他們各有自已的思想特點，一般說，方以智偏重于自然哲學，王夫之偏重于世界觀，黃宗羲偏重於社會政治思想，顧炎武偏重于開創新學風，戴震偏重于認識論，顏元則偏重于習行。他們各有自己獨特的個性，但也有一些共性。

　　第一，經世致用思想突出。這些思想家在理論上都批判了程朱理學，他們特別反對“空談性命”，而對陳亮、葉適的功利主義和“經世”、“務實”的思想則加以發展。他們反對清談，注重實學。對於社會實際問題，則比較注重研究。他們提倡“言必證實，義必切理”，廣泛地進行社會調查和歷史考察。這一時期是我國古代哲學史上經世致用思想最為發展的時期。

　　第二，強烈的政治傾向性。李自成的農民起義，明的滅亡，清政府的取而代之，驚醒了這些思想家。他們多數不同情農民起義，但大多都參加了抗清鬥爭。他們普遍感到，封建社會已到了窮途末日，必須另找出路。由於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他們已經預想到不同於封建主義的社會形式，雖然他們的預想是模模糊糊、時隱時現、極不穩定的。表現在他們哲學思想中就是民主思想的濃厚。

　　第三，民族主義精神。這一特點尤其表現在明末清初的哲學家身上，他們都在不同程度上參加了實際的抗清鬥爭，始終保持了高尚的民族情操，至死也不放棄。尤其是顧炎武，幾乎有半輩子是在抗清鬥爭的風浪中度過的。他們的“亡明之恨”總是橫梗在心頭，在思想上就是把複明和“尊王攘夷”當作研究的主要課題，所以在思想上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使他們的思想不能向更深的方面發揮。

　　第四，他們在社會觀和道德觀上，反對理學家把“天理”和“人欲”對立起來的錯誤，而且對封建主義的經濟、政治也進行了一定的批判。他們一般都重視工商業的社會地位和作用，對個性解放作過一些發揮。他們目擊了晚明那些依附大官僚地主階級的醜行，認為這些“士大夫之無恥，是為國恥”。他們特別提倡行己有恥，表現高尚的民族氣節，如王夫之、黃宗羲、顧炎武及傅山、朱舜水、夏完淳、李二曲、王宏撰等人都表現得比較突出。

　　第五，自然科學與哲學的融合。這些思想家一般說來知識都比較淵博，他們對於天文學、曆法、數學、輿地學、經濟學、史學、文學乃至佛學都有較深的研究，其中有的人對自然科學有所著述。這些自然科學的知識也滲透到他們的哲學思想裏，使他們的哲學思想較前人更為豐富多彩，如黃宗羲、方以智、王夫之就是這樣。

　　二、天崩地解，愛國志士(此節所引的黃宗羲事蹟，主要見於黃垕炳《黃梨洲先生年譜》、全祖望《梨洲先生神碑文》。)

　　西元1628年，也就是明朝崇禎皇帝即位的第二年春天，一個十九歲的年輕人，胸懷替父報仇的決心離開江南家鄉，身藏利錐，隻身來到京城。在京城，當他聽說宦官頭目、奸賊魏忠賢已經被處死，只剩幾個爪牙還未審處，便上書崇禎皇帝，要求懲治閹黨。在刑部審理這六個爪牙時，年輕人出庭對證。他看到陷害父親的仇人就在眼前，便怒不可遏地拿出袖中的鐵錐向他們刺去，頓時，一個往日為非作歹的閹党爪牙被打得頭破血流。從此，這個敢於為父報仇、為國除奸的年輕人的名字——黃宗羲，就傳遍了京城，傳遍了全國。

　　黃宗羲（1610~1695），浙江余姚人，字太沖，號南雷，學者尊稱他為梨洲先生。他與顧炎武、王夫之三人，同被稱為清初三大思想家。

　　黃宗羲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他的父親黃尊素是有名的東林黨人，為人剛直不阿，敢於抨擊時政。天啟六年（1626），因為與大宦官魏忠賢鬥爭被削去了禦史（監察官員）的官職，後來被害死在獄中。黃宗羲從十四歲起跟隨父親住在京城，經常看到父親與東林黨的領袖人物，如楊漣、左光鬥等人在一起議論時局，商討對付閹黨的辦法。前輩那種憂國憂民的精神深深地感染著黃宗羲，同時從父輩的談話中，他也瞭解到朝廷中的許多黑暗內幕、醜惡現象，這使他從小養成了愛恨分明、嫉惡如仇的性格。

　　黃宗羲遵父親遺囑，拜浙東大學者劉宗周為師，受到他很多影響。十九歲為父親報仇申雪後從京城回到家鄉，便開始更加發憤地讀書，抄書，從歷史中瞭解古今治亂得失的事蹟，研討經世治國的實學。孜孜孜不倦的學習生活，充實了黃宗羲的知識，也使他思想更加成熟，目光更加尖銳。他看到：崇禎即位不久，就開始猜疑群臣，獨斷專行，因而閹党勢力也重新抬頭。國內，災荒連年，賦稅繁重，民怨沸騰。以李自成為首的農民軍正以燎原之勢，迅速發展。在東北，滿洲貴族建立的政權，在關外虎視眈眈，伺機而動。明王朝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而朝廷政治腐敗，沒有一絲起色。於是他毅然參加了當時在社會上影響最大的文人團體——複社。複社是政治色彩十分鮮明的團體，黃宗羲與其他成員一起堅持“重氣節，輕生死，嚴操守，辨是非”的宗旨，與當時最腐朽的封建惡勢力——宦官進行不妥協的鬥爭。崇禎十一年（1638），黃宗羲與陳貞慧、吳應箕等人，組織了複社中的一百四十八人，以他和顧杲為首聯名發表了《南都防亂公揭》，聲討當時被稱為第二個魏忠賢式的人物——阮大鋮。這件事又一次轟動京城，黃宗羲也從此成為閹黨的眼中釘。

　　崇禎十七年（1644），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禎皇帝吊死在煤山。不久，吳三桂引清兵入關，打敗了農民軍，清王朝定都北京。明王朝的覆滅，並沒有使統治階級清醒，當廣大人民掀起抗清怒潮的時候，阮大鋮的死黨馬士英扶佐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稱帝，建立了腐敗的南明弘光小朝廷。弘光朝廷成立後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由出任兵部尚書的阮大鋮編造了黑名單，捕殺東林黨人和複社成員。黃宗羲因此被捕，後因延期提審，清兵又攻入南京，才幸得逃脫。

　　清兵入關後，黃宗羲的老師劉宗周避居山間，他嚴辭拒絕了清政府的勸降，絕食殉國。劉宗周的崇高氣節鼓舞浙東人民的抗清鬥爭，也激勵了黃宗羲。這一年（1645），他與弟弟黃宗炎變賣了家產，在余姚黃竹浦起兵，組織了抗清義軍“黃氏世忠營”。他們擁戴當時在紹興建立的又一個南明王朝——魯王政權。從此，黃宗羲踏上了八年抗清的艱辛歷程。在這八年中，黃宗羲一心要恢復明王朝，雖然他的意見和主張總是得不到魯王政權中一幫掌握軍政大權的庸人的重視和實行，但他從不灰心和氣餒。當清兵相繼佔領浙東各地、魯王政權受到挫折時，他仍毫不動搖地率部轉入四明山，繼續堅持鬥爭，清朝統治者多次指名捉拿、懸賞畫像通緝黃宗羲。為了避開清軍的追捕，他有時藏匿於草莽之間，有時奔走在山野之中，有一次，由於疲勞過度竟昏倒在沙灘上。他的親屬受到株連而流離失所，八口之家在艱難的環境中病故了一半。家中房舍又在一年中兩次遭火。黃宗羲為恢復明政權顛沛流離，九死一生。當他清醒地看到，清王朝的統治已經在全國確立，因腐朽終於覆滅的明王朝再也不可能恢復重建時，便回到家鄉隱居起來。他出於對祖國和民族的強烈責任感，開始總結歷史上的經驗教訓，探討經世的學問，整理和研究祖國的文化遺產。1654年，黃宗羲結束了在動亂中奔波的生活，開始靜下心來，專心於著述。這以後，他曾經多次回絕了清王朝的詔請，終身不仕，表現了一個愛國者的民族氣節。

　　三、批判現實，抨擊君主

　　1663年，黃宗羲五十四歲，寫下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反帝制的光輝著作——《明夷待訪錄》。黃宗羲生活在17世紀“天崩地解”的時代，飽嘗了由於封建制度的腐朽破敗所引起的種種災難和痛苦。痛定思痛，他產生了總結以往的慘痛教訓、找到一條出路的要求。《明夷待訪錄》就是代表他的社會政治思想的一部力作。

　　《明夷待訪錄》全書二十一篇，《原君》開頭，《奄官》結尾，其中有《原臣》、《原法》、《學校》等篇。“明夷”是古代經典《易經》中的一個卦名，意思是“明入地中”象徵太陽落山的黃昏時刻。太陽是落山了，但西天紅雲仍在，光芒猶射，而且明天太陽還會升起。黃宗羲用“明夷”暗示明朝雖亡，其政尚在，其史長存，其興可待。他深信明與暗、治與亂是會轉化的，總結歷史，是為呼喚未來。同時，“明夷”也代表個人的不幸，並暗示他的學說還將有用，等待著人們來訪問。

　　《明夷待訪錄》以封建末世的社會矛盾為背景，無情地揭露和批判了封建君主專制制度的罪惡。黃宗羲親身經歷過明朝滅亡的歷史，也目睹了清兵攻佔各地的暴行，特別是當他看到各地人民反抗清初殘酷統治的時候，腐朽的南明王朝反而成了抗清鬥爭的絆腳石，使他深深地認識到封建統治階級的醜惡本質。朝代更迭、社會動盪的根源在哪里？天下治亂的根本又是什麼？他指出：“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明夷待訪錄•原臣》，下引此書，只注篇名）並痛斥“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原君》）

　　黃宗羲在《原君》篇中說：君主的最初確立，是由於天下興“公利”、除“公害”的需要。上古時代，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人各自利。這時候有一種人，他們不以自己的私利為利，而力求使天下人得到利益，不以自己的私害為害，而願意為天下人除害。於是他們受到了人民的擁護，被推戴為君主。因此，君主與萬民的關係應該是“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君主所做的一切都應是為了有利於天下人。

　　但是後來這種主客關係被顛倒過來了，後世的君主以為自己掌握了天下利害的決定權，他們一心要獨佔一切利益，把害處都推給別人，他們強迫天下人民為他一人服務，以為這就是“大公”，其實這只是君主一己的大私而已。黃宗羲認為，正是這種後來逐漸形成的專制君主制度，使得皇帝把一家的私利與千萬人的利害對立起來 ，因此造成了社會的種種惡果和弊端。君主們認為，所謂天下就是我的一份巨大的產業，我可以把它傳給子孫後代，享受無窮的歡樂。漢高祖劉邦在取得了政權以後，就曾對他的父親說：“我所得到的產業與二哥相比，誰的多？”這不是把君王自私自利的心情，充分地暴露出來了嗎？黃宗羲接著說：君在奪天下時，屠戮生民，離散夫婦，毫不動心，只求一人產業的獲得，公然說，我替子孫創萬世帝王的大業；得了天下之後，更敲剝天下人民的骨髓，離散天下人的家庭，供一己的淫樂，又公然講，這是我產業的利息。這樣看來，天下唯一的大害就是君，如果沒有君，人們就都能各得其所、安居樂業了。因此，天下人怨恨君主是應該的，把君主看作寇仇、稱為獨夫，也是合理的！黃宗羲還說，既然人人都有私利，為什麼不允許人人各求私利而要讓君主一人獨佔一切利益呢！“豈天地之大，于兆（古指一萬億）人萬姓之中，獨私其一人一姓乎？”（《原君》）黃宗羲對封建君主制的否定是大膽的，他批判君主的私利，而肯定了天下人的私利是合理的，這已初步具有民主思想。

　　黃宗羲還批判了君主制下的封建特權法律。《原法》篇說：“如今所謂法者，不過是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封建社會的法律，目的在於維護封建社會的等級特權，封建社會的統治者，唯恐自己政權的命運不長久，預先考慮了一些防備的方法，這就是“法”。法是為了保持君主一家之私利而設立的，他們獨佔一切利益、霸取一切幸福，唯恐不能全得，因此制法不得不細密。就好像要把天下的福利都偷偷地藏於一個巨大的“筐篋”之中。但天下人是知道這種“法”的作用的，他們把仇恨集中於“筐篋”，這就加深了統治者的疑懼，使得法網越來越密，禍亂也越來越深，治亂之法於是成為興亂之因。這樣的法無異於“非法之法”，它束縛了天下人的手足，“前王不勝其利欲之私以創之，後王或不勝利欲之私以壞之；壞之者固足以害天下，其創之者亦未始非害天下者也”，制定這種法和破壞這種法的帝王同樣是為害天下的。黃宗羲認為，只有打破封建君主的一家之法，才能產生公天下之利的“天下之法”；“有治法而後有治人”（以上均引自《原法》），必須有正當的法制，並依法辦事，才治理天下。

　　黃宗羲還揭露封建官吏制度的實質，並對君臣關係提出了新的見解。在中國封建社會中，皇帝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封建政府中的“臣”，即各級官吏，是層層服務於帝王特權而奴役人民的統治者，他們是君主的爪牙和幫兇。黃宗羲認為，在這種君主專制的官僚制度下，所謂“臣”只不過是對君主一家一姓負責的“僕妾”，是君主的“奔走服役之人”。他們把管理天下當作君主的私權，把人民創造的財富看作君主的私產，“視天下人民為人君橐（指一種口袋—）中私物”。他們窮兇極惡地為皇帝敲剝天下的百姓，以求得君主的歡心，把“民生之憔悴”視為“纖芥之疾”，全然不顧人民的死活。這樣的官吏，理應被人民所拋棄。他指出，臣不應當是君之臣，不能私其一人一姓。臣的出仕，不是為了皇帝一姓，而是為了“萬民”。（以上均引自《原臣》）他提出了“君臣共治”的思想，他說：天下之大，不可能一個人獨治，只有君臣聯合起來，各自分管一部分才行。這就像許多人一起拉一個大木材，必須前後配合好才能順利前進，如果哪一個人手不握緊繩，腳不踩穩地，就會影響運送，這就失職。君和臣就是共同拉這個大木材的人，他們共同治理天下人民的利害事物，就像親密的師友一樣（參見《原臣》）。黃宗羲這種觀點打破了君為臣綱的傳統思想，具有君臣平等的思想意識。

　　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把批判的矛頭直接指向封建社會的最高統治者君主，猛烈地抨擊封建君權、封建吏制、封建法律、封建專制主義，要求有一定的民主權利，顯示了他敏銳的政治目光和敢於批判舊傳統、舊制度的鬥爭精神。他的思想對以後的反專制鬥爭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四、總結歷史，設計未來

　　批判現實是為了設計未來，把國家由黑暗引向光明。在《明夷待訪錄》中，黃宗羲還總結歷史經驗，大膽地提出了自己的社會改革方案。

　　黃宗羲主張，限制君權，設宰相制，並使學校參加議政。設宰相是在封建政治制度的範圍內對君主權力的限制。他主張皇帝不必擔負實行法律的具體責任，而把這種責任和權力交給德才兼備的宰相，因為“宰相不傳子”（《置相》）可以保證賢能的人掌管國家權力。宰相應該以平等的地位與天子討論國家大事，宰相有職有權，經宰相批准的決定，可以直接下達執行，宰相還可以規勸和批評天子的過失。

　　黃宗羲還提出了以學校為議政機關的設想。他認為學校不僅是為了培養人才（“養士”）而且應該成為獨立的輿論機關。開始治理天下的設施都出於學校，這樣設立學校的意義才算完備。學校應該具有在政治上決定是非的最高權力，即使是皇帝也要聽從學校的公議，“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為是非，而公其是非於學校”（《學校》）。為了使學校發揮監督政府的職能，他提出了一系列具體的設想。他認為，“學官”，即學校的校長和教師，不應由政府任命，而要由公眾推舉。全國最高學府的校長叫“太學祭酒”，要推選當世的大學者擔任，其地位要與宰相相等。太學祭酒就是皇帝的老師。每年初一，皇帝到太學聽祭酒講學，宰相和眾位大臣跟隨著。皇帝在聽講時也要“就弟子之列”，如果皇帝在政治上有不足和過失，祭酒可以直言不諱地提出批評意見。祭酒對於朝政應有監督和指導的作用。同樣，地方的學官也應由地方“公議”，請著名學者來擔任。他們也負有指導地方政府的責任。每年初一、十五，地方學校講學，地方官“就弟子列”，如果地方官在政事上有過失，小的就批評糾正，大的還要敲鼓當眾公佈。（《學校》）

　　黃宗羲認為學校應該有議政的權力，能夠培養輿論、決定是非、監督政府、進退官吏。這樣才能削弱封建君主專制制度。他所謂的學校，實際上是各階層的知識份子參與政權的機構，有些類似於議會的形式。他在中國歷史上最早提出了關於議會的設想，儘管這個設想在當時的封建社會還不可能實現，但卻具有反封建專制獨裁的進步意義。

　　在經濟上，黃宗羲主張授田於民和工商皆本。明代末年，土地高度集中，黃宗羲企圖改變這種土地過分集中的狀況。他主張平均分配政府所支配的“官田”，每戶授田五十畝，剩餘的部分“聽富民之所占”。（《田制》二）他對田地制度的看法受明未農民起義“均田”思想的影響，同時也反映“富民”利益，有利於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

　　“工商皆本”的經濟主張表現了黃宗羲的遠見卓識，反映著時代前進的要求。過去封建地主階級傳統的經濟觀點是“崇本抑末”，就是只允許發展地主階級的農業經濟，而壓制工商業。明朝中期以後，我國東南沿海一帶商品經濟開始發展，出現了資本主義的萌芽。這時如果仍堅持傳統的“崇本抑末”的思想，就會阻礙社會經濟的發展。黃宗羲對“本”“末”關係提出了新的看法。他認為農、工、商都是推動生產的力量，因此都是經濟的根本。所謂“末”，應該指衣食上的鋪張浪費，生活中的迷信巫佛等，他們不事生產，不切於民用，白白浪費社會財富，這才是應該痛絕的“末”（《財計》三）。為了發展工商業，他提出要統一貨幣，開寶鈔庫（相當於後來的銀行），整頓市場，調整物價，擴大貿易，造成“封域之內，常有千萬財用流轉無窮”（《財計》二）。“工商皆本”是黃宗羲第一次提出的口號，它適應當時社會擴大商品經濟、發展生產力的客觀要求。近代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者鄒容在《革命軍》裏，反對賤視工商、把商賈貶為“末務”，就是受這種思想的啟發。

　　在文化方面，黃宗羲嚴厲批判了明末腐朽的學術空氣和窒息人才的科舉考試制度。他指出，科舉制度造成了人們思想僵化，“執其成說，以裁量古今之學術”，“使六經之傳注，歷代之治亂，人物之臧否，莫不各有一定之說”。（《南雷文案•惲仲升文集序》）為了促進社會經濟和文化的發展，他主張獎勵研究“絕學”，也就是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他說：“絕學者，如曆算、樂律、測望、占候、火器、水利之類是也。”（《取士》下）他本人就十分重視對各種“絕學”的研究。在八年的抗清鬥爭中，在顛沛流離、艱難困苦的情況下，他還抓緊時間研究、寫作，堅持完成了如《春秋日食曆》、《授時曆故》、《西曆假如》、《勾股圖說》、《開方命算》、《割圓八線解》等著作，為我國天文、數學的發展增添了新的財富。

　　黃宗羲的思想主張，反映著一個時代的大轉變，代表著明清之際我國江浙一帶資本主義萌芽的新思想。這種思想在清代康熙以後，遭到了壓制和禁止，但鴉片戰爭以後，這種思想又逐漸抬頭。《明夷待訪錄》雖在清代被列為禁書，不許流傳，但它在批判現實和構想未來時所透露的民主啟蒙思想，在近代挽救民族危亡和推翻封建統治的鬥爭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五、氣外無理，心即是氣

　　康熙六年（1667），黃宗羲五十八歲的時候，恢復重建了他的老師劉宗周創辦的“證人書院”，開始轉入對哲學的研究。他曾在余姚、寧波、海甯、石門等處講堂，培植了大批年輕的學者。清初修撰《明史》的著名史學家萬斯同、著名的考據學家閻若璩，以及有成就的經學學家萬斯大，都是黃宗羲的學生。黃宗羲強調讀史，強調博覽，強調讀書要融會貫通，他的這種學風啟迪了主張事功之學、提倡經世致用的浙東學派，對後來全祖望、章學誠等浙東史學派的興起也產生過重要影響。

　　黃宗羲的哲學思想主要有以下兩方面。一方面，在理氣問題上，他宣揚“理在氣中”的唯物主義觀點，批判了程朱學派的客觀唯心主義；另一方面，在心物問題上，他又宣揚“一切惟心”，接受了王守仁“心外無理”的主觀唯心主義，堅決反對理在心外的唯物主義觀點。他的哲學思想搖擺於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之間，不像他的社會政治思想那樣明晰，也沒有同時代的哲學家王夫之那樣博大、精深，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他所處的時代矛盾交錯、天崩地解的特點。在中國哲學發展史中，他的思想是主觀唯心論向後來的唯物論過渡的重要環節。

　　理與氣的問題，是我國古代哲學爭論不休的一個問題。世界的本質究竟是理還是氣，理和氣的關係又是怎樣的？哲學家對這個問題的態度，表明他們對世界的基本看法：是把客觀存在的物質當作世界根本，還是把精神、意識當作世界根本。黃宗羲系統地研究過宋明時期各派哲學家的思想，在這個問題上，他肯定了明代一些唯物主義哲學家的見解，認為“理為氣之理，無氣則無事”（《明儒學案》卷七）。他把物質性的氣當作根本，反對程朱學派認為精神性的理是世界的本質、氣是由理生成的看法。

　　黃宗羲認為，天地之間只有一氣（物質元氣），人和物都是氣所生的，他說：“天地之間只有一氣充周，生人生物，人稟氣以生。”（《孟子師說•浩然章》）宇宙之間充滿著氣，氣的運動流行就產生了萬物。例如四季的變化就只是一“和氣”升降：春暖，由於陽盛陰衰，形成了和氣；和氣逐漸上升，天氣越來越暖，就到了夏天；秋季，和氣下降，天氣轉晾；和氣繼續下降，天氣由涼變寒，於是冬天到了。（《黃梨洲文集•與友人論學書》）氣就是這樣迴圈不已、運動不息。氣的運動有自己的規律，此規律就叫“理”或“道”。因此理是在氣中顯現的，因氣而有理。(《孟子師說•浩然章》：“流行而不失其序，是即理也，理不可見，見之於氣。”)理是隨氣變化的，從整個宇宙來看，“氣無窮盡，理無窮盡”（《明儒學案》卷七），它們都是永恆無限，無始無終的；從萬事萬物來看，“日新不已”，氣有變化，理也隨之變化。天地之間，只有氣是最實在的，人們所說的“理”，只是因為氣自有條理，所以才叫做理，並不是在氣外單有個獨立的理。(《明儒學案》卷五十：“天地之間，只有氣，更無理。所謂理者，以氣自有條理，故立此名耳。”)黃宗羲說：“理氣之名，由人而造。自其浮沉升降者而言，則謂之氣；自其浮沉升降不失其則者而言，則謂之理。蓋一物而兩名，非兩物而一體也。”（《明儒學案•諸儒學案上二》）他用這種觀點反對朱熹“理本氣末”和客觀唯心主義。同時也反對程朱分裂一般（“道”）與個別（“器”）的關係，把道當作無形的抽象本體（“形而上”），認為它決定有形的具體事物（“形而下”）的觀點。黃宗羲說：“器在斯道在，離器而道不可見。”（《先師蕺山先生文案序》）他肯定道只是事物的內在規律，不能脫離具體事物而獨立存在。

　　黃宗羲“理在氣中”的思想是接受了唯物主義者的觀點，同時，他還通過老師劉宗周受到王守仁主觀唯心主義思想的影響。理、氣中的氣，本來是指宇宙中一切不依賴人心（精神）而獨立存在的物質，但黃宗羲在講天地之間“一氣充周”時，把精神現象，例如感情、意志，以及視聽言動等知覺現象也都說成氣。同時，他又把氣說成有知覺的、和人心一樣是“靈明”（能知覺、認識）的。這樣，便無法區別氣和心（物質和精神）了。黃宗羲認為，世界是氣的世界，又是心的世界，心存在於萬事萬物之中，世界只是心的表現。天地之間充滿了氣，由氣生出人來，生出物來，心是氣的“靈處”，這樣，天地萬物都離不開心，離不開人的意志和感情。這就是“心即氣”觀點。黃宗羲說：“盈（充滿）天地皆心也，變化不測，不能不萬殊（差別）。”（《明儒學案》自序）他把事物本身千差萬別的現象和規律看成是由於人的不同認識造成的，是由“變化不測”的心造成的，這就誇大了認識的主觀作用，使他的思想陷入了主觀唯心主義。黃宗羲說：“人心之理即天地萬物之理。”（《明儒學案•江右王門學案七》）這種思想類似于陸九淵、王守仁的“心即理”觀點，說明他受陸王心學影響是很深的。但同時，他的思想也有尊重理性和提倡個人獨立思考的積極內容。如他在為《明儒學案》作序時說：“故窮理者，窮此心之萬殊，非窮萬物之萬殊也。”他認為在學術思想的發展中，各家各派都有自己的特點，讀者在評論各家學說的短長時，也應發揮自己心的作用，獨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他還說：“夫先儒之語錄，人人不同，只是印我心體之變動不居，若執成定局，終是受用不得。”（《明儒學案》自序）他反對固守前人的思想觀點，主張自辟途徑，主張學術思想要有一定自由。這也具有啟蒙思想的色彩。

　　六、“吾輩的一顆北斗星”

　　黃宗羲一生從事學術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年輕時，他跟劉宗周先生求學，博覽群書，刻苦鑽研。自明代十三朝實錄，上溯到二十一史，十三經，諸子百家，無不詳細閱讀過，對天文、地理、律曆、算學、佛教、道藏等，都有精湛的造詣。在艱難的環境中，他不顧各種騷擾、恐嚇，不怕饑寒以及生死的威脅，一心一意地研究“經世致用”之學，也就是對社會政治有實際意義的學問。直到晚年，他仍以充沛的精力，頑強的意志，致力於著述研究。

　　晚年的黃宗羲，已經成為一位德高望重、譽滿全國的大學者。當時的一位學者讚譽他在學問上是“吾輩的一顆北斗星”。康熙皇帝也幾次想徵召他到朝廷任職或參加修撰《明史》的工作，並認為他是當時唯一的一位博學多聞、才華橫溢、可以充當朝廷顧問的人。但是黃宗羲辭官不作，繼續潛心於搞學問。他自持非常嚴格，每天規定好書的必讀卷數，不讀完絕不肯休息。冬夜讀書，寒氣襲人，他把腳放在火爐旁，身披一床被子，邊讀邊記；夏日酷暑難當，他仍披一件麻織的衣服，端坐桌前，奮力著述。他晚年曾寫過一首題為《不寐》的詩，詩中有這樣兩句：“年少雞鳴方就枕，老年枕上待雞鳴。”他晚年勤於學習和著述的情景可以略見。

　　黃宗羲從六十歲以後，開始專門從事學術史、史學和科學的研究，六十六歲時完成了中國第一部學術史著作——《明儒學案》。接著撰寫《宋元學案》。為了寫好這兩部書，他不辭勞苦，廣泛地搜集資料。看完了家中所有的書，又看完朋友的書，仍不滿足，還四處打聽誰家有藏書。他每天跑遍大街小巷，傍晚由書童背一大捆書回來，連夜批閱。第二天清晨又起身去借閱文獻。他以七十四歲的高齡，到江蘇昆山徐乾學的藏書處，查閱了徐家所有的文獻。八十四歲時，他雖然體力衰弱，經常患病，仍憑著頑強的毅力編寫完了他一生中最大的一部著作——《明文海》。這部書共有四百八十二卷，參考的明朝各家文集就有二千種之多。黃宗羲勤奮地研讀和著述，竟不知老之將至。康熙三十四年（1695），他已是八十六歲的老人了，仍不息地工作。一個夏日的夜晚，他在書房裏寫作時受了一點風寒，不幸病倒。7月3日便離開了人世。黃宗羲在遺囑裏要求家裏人，在他死後“於次日安葬，就用平時穿的衣服入殮，一被一褥，安放石床，不用棺槨，不作佛事，不作七七，凡鼓吹巫覡銘旌紙幡紙錢一概不作”（全祖望《黃梨洲先生年譜》），他不相信當時盛行的佛教和傳統禮教。他對自己的喪事要求極為簡單，卻給後人留下了“如山如河”的著作。這些著作共有六十餘種，一千三百多卷，涉及史學、政治、哲學、經學、數學、地理、天文、曆法、音樂和詩文等各個方面。

　　黃宗羲對歷史的研究，有著精深的功夫，其中對於學術思想史的研究，貢獻特別突出。他的代表作《明儒學案》，對明朝三百年間各個學派學術思想的發展過程，每個學派的時代背景、代表人物、學說宗旨和前後變化，都作了介紹和評論。這部巨著包含有明一代二百多名學者的哲學、政治思想和學術資料，雖然內容複雜，卻闡述明晰、條理井然、首尾一貫，並且評說公允。繼《明儒學案》之後，黃宗羲又編著《宋元學案》，未能完成。這部書後來經黃宗羲的幼子黃百家及史學家全祖望、學者王梓材等人的繼續修訂、整理，終於得以完成，全書一百卷。《明儒學案》和《宋元學案》均被收入清朝統治者編修的《四庫全書》，成為後來人們研究宋明思想史和學術史的必讀之書。黃宗羲的著作不僅為後代留下了寶貴的思想資料，而且開創了尊重事實、注重實用、反對空疏、強調實踐（踐履）的良好學風。

　　黃宗羲是一位愛國者，他在明末清初之際，堅持了崇高的民族氣節。他作為啟蒙思想家，勇敢地抨擊了腐朽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他作為偉大的學者和思想家，為我們民族的學術文化發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他的著作是中華民族優秀文化遺產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