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作為辛亥革命的策源地和重要發生地，長期以來，一直備受辛亥革命史研究者的矚目。學者們關注的焦點多集中於武昌起義爆發前孫中山在廣東發動的6次（一說8次）武裝起義、廣州和平光復的過程、革命黨人對民軍的處理以及廣東都督職位之爭等問題上，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但令人遺憾的是，有關辛亥鼎革之際廣東各地革命和政權更替情況的研究至今仍顯得非常薄弱，不但革命的過程語焉不詳，而且革命前後地方社會的情形也未有清晰說明。這種狀況不能不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廣東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廣度和深度。本文以發生於辛亥期間的高州起義為例，就如何研究一個小地方的辛亥革命史談一點不成熟的看法。

　　一、關於高州起義的過程及成功原因

　　相關論著和文章在提及高州起義時多是寥寥數語，大致作如是陳述：1911年11月13日，林雲陔等革命黨人率民軍攻打高雷道台衙門，驅趕了時任高雷道的彭言孝，隨即成立了高州軍政分府，林雲陔任分都督，高州宣告光復，史稱辛亥革命高州起義。高州光復對於推動廣東南路各屬反正起了示範作用，成為廣東辛亥光復的重要組成部分。

　　高州起義發生時，省城廣州已宣告獨立，清王朝在廣東的各級政權處於群龍無首、分崩離析的狀態，各級官員大都惶惶不可終日，一門心思考慮著如何保全身家性命，沒有幾個人真心打算為即將傾覆的清王朝效忠到底。在這樣一種大背景下，廣東各地的起義、光復、反正，大都沒有遇到多少真正有威脅的抵抗，有的甚至是兵不血刃就實現了政權的新舊更替。革命的過程雖然簡單，但人們不能就此忘卻革命黨人長期堅持反清鬥爭的光輝業績。正是由於他們的不懈努力，革命的形勢才不斷地高漲，革命的時機才逐漸地成熟。具體到高州起義。早在起義爆發前7年的1904年，高州青年進步學生林雲陔、熊英、譚惠泉、李卓立、陸嗣曾、李達最、張次眉、梁澤寰、林繩直、丁穎等二十多人，在高州城文明門樓創立了一個頗具激進色彩的組織“新高同志社”。他們秘密購置《黃帝魂》、《警示鐘》、《革命軍》等反清刊物，在民間傳播反清革命思想，成為高州青年秘密結社宣傳革命之嚆矢。次年，“新高同志社”的活動受到清政府地方當局的嚴密監視，只得宣佈解散，社員分赴廣州和日本求學。林雲陔、陸嗣曾等就讀兩廣方言高等學堂，譚惠泉、熊英考取廣東高等警察學堂，林樹巍、陸耀文等入讀虎門軍校，還有的人就讀於法政等新式學堂。他們經常在位於廣州雨帽街鄧家祠的“八屬學會”（八屬指清代的高、雷、廉、瓊、欽、崖、羅、陽等八個南路府屬）聚會，抨擊清廷的腐敗，並於1908年組織“雄辯學社”，宣傳革命思想，聯絡革命力量。學社的很多成員在朱執信、古應芬等革命黨人的介紹下加入了同盟會，成為革命的中堅力量，“雄辯學社”成為當時南路革命青年的活動中心。1909年冬，林雲陔、譚惠泉、熊英、李達最、陸嗣曾等奉朱執信之命回高州策劃新軍起義，以響應同盟會華南支部正在籌議之中的廣州新軍起義。後因廣州新軍起義猝發失敗，高州新軍起義遂無疾而終。林雲陔、譚惠泉還參與了黃花崗起義的籌備工作，起義失敗後，林雲陔掩護受傷的朱執信脫險。武昌起義爆發後，林雲陔、熊英等從香港秘密攜帶一批武器潛返高州，會同譚惠泉、林樹巍、陸嗣曾、陸匡文、陸幼剛等共同策動新軍、巡防營起義，使清政府高州地方當局失去了軍隊支持，陷入難以維持的困境，不久即被革命黨人輕易推翻。由此可見，正是由於高州籍革命黨人的長期不懈奮鬥，才最終成就了高州起義的成功。

　　二、深化研究的幾點建議

　　（一）說到高州起義的歷史意義，一般會認為起義打響了廣東南路辛亥革命的第一槍，或說高州是武昌起義爆發後，廣東首個爆發起義回應民主革命的地方。其實這個說法應值得進一步斟酌、明晰。因為早在林雲陔領導的高州起義發生前的10月24日，在同屬高州府的化州，同盟會會員彭瑞海發動駐化州的巡防營第十三營起義，佔領縣衙，殺死承審員，釋放囚犯。化州宣告光復，推李屢正為臨時縣長，建立了廣東第一個革命政權——化州臨時政府。所以說，如果從大高州府的地域範圍來看，上述有關高州起義歷史意義的說法自然沒有問題，但如果高州起義只是特指由林雲陔領導的發生在高州城的起義，則這樣的說法是不準確的，應該再斟酌。

　　（二）限於文獻記載的缺乏，我們現在很難更加清晰地還原起義籌劃、進行的具體過程，可能以下幾個問題更值得我們去思考：

　　1．起義發生前高州地區的社會、經濟、文化狀況。一個人的頭腦裡不會無端端冒出革命思想，也不會突發性地走向有坐牢、掉腦袋之憂的革命道路。存在決定意識，考察當時的社會大環境，如新思想、新文化在高州地區的傳播，新式學堂的教學情況，可能會對林雲陔等人走向革命道路的內在原因有個大致瞭解。

　　2．光復後高州地區有哪方面的變化。評判一場革命的成效，不僅僅在於新舊政權的交替，更在於它為普通民眾帶來了哪些方面的具體利益。

　　3．林雲陔、陸嗣曾、陸匡文等出身富貴之家，他們為何甘於拋棄安逸的生活，走向充滿風險的革命之路？革命成功之後，又為何功成不居，在新政權里弄個高官厚祿，而是走向求學深造之路？要弄清楚這些問題，我們必須對當時的政情、民情有較為全面的把握。通過系統梳理當時的報刊如《民生日報》、《香港華字日報》、《申報》等，是有可能做到這一點的，而且這些報紙報導有可能比解放後一些有關辛亥革命的回憶更加真實、直觀，對客觀研究更具價值。

　　研究像高州這樣一個小地方的辛亥革命是非常有意義的，它可以拓寬辛亥革命研究的廣度。但從事這方面的研究也面臨不少困難，需要地方政府、專業研究人員和辛亥志士後人的共同努力。  

　　李振武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