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摘要】大自然的神奇造化，南海北岸及附近形成了許多島嶼。一些早期人類適應了這種生態環境的變化，以海灣爲基地，以大海、灘涂和島上林野爲糧倉，在沙堤、坡地、河岸邊安營紮寨，在這裏勞動、生息、繁衍，創造着自己的生活，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南海早期海洋文化。本文以環珠江口島民史前文化爲切入點展開。
　　
　　【關鍵詞】南海　島嶼　史前時期　生態環境　文化特徵
　　
　　Abstract：By the magic creation of nature, lots of islands scatter along the northern shore of the South China Sea. Some ancient ancestors were well adapted to the changing environment. They based on the bays, foraged in the sea, beach and forest, settled down on the sands, hillsides and river banks. They worked, lived and bred, created their lives as well as the distinctive early oceanic culture of the South China Sea. This thesis starts with the prehistoric culture of islanders along the entrance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Key words:South China Sea　island　prehistoric period　environment　cultural characteristic
　　
　　一、 滄海桑田，氣候環境變化敏感區
　　
　　在這篇小文中，本人擬就早期南海島民〔1〕的環境適應與文化特徵作一探討。南海北岸的許多島嶼，其實有時並不是島，而是丘陵上的山峰。
　　
　　以珠海爲例，根據相關研究〔2〕：
　　
　　距今32500—40000年前，除唐家岩體、牛筋頭岩體、黄楊山岩體等與現代基本一致外，其它低平地則爲河谷平原。
　　
　　距今22000—32500年前，第一次海浸沿河谷進入大陸，海浸方向沿現在的磨刀門水道北上，拱北、香洲、灣仔等沿海地帶没入海中。
　　
　　距今7500—22000年前的玉木冰晚期爲海退時期，海水逐漸退出大陸，至15000年前最低海面時期，海水全部退出大陸。現在的平沙農場南部、拱北、九洲港附近，當時爲臺丘地形。而前山水道、鷄啼門水道、磨刀門水道的位置已與現河道的分佈大體一致。最低海平面形成之後，在現南屏廣生圍一帶又有海水入浸。
　　
　　距今5000—7500年前的第二次海浸時期，全市除丘陵臺地外其餘皆爲海水所淹没。距今2500—5000年前，金鼎、香洲、九洲港及拱北沿海地區發現局部海退，原海相環境爲河相環境。而前山水道以西，除今平沙農場南部外，仍爲海水所浸。
　　
　　距今2500年前以來，又有較大規模海浸，除金鼎、拱北一帶以河流作用爲主外，其它地區仍爲海水所浸。
　　
　　唐代至德二年（757年）建立香山鎮，宋紹興二十二年（1152年）建立香山縣，到明代以前，珠江口西岸現在的珠海、中山等地都還是海中的一群孤島〔3〕。到清初，香山的西北部和東北部相斷相成陸，一些主要的島嶼逐漸與大陸相連接。
　　
　　珠海市現在地貌類型有山地、丘陵、平原和海島。陸地地勢平緩，倚山傍海。陸地上的山地丘陵臺地平原爲縱横交錯的河網分割。珠海每年平均總逕流量達3412億立方米，注入南海的泥沙量年均8800萬噸，灘涂以年均52米的速度不斷向外延伸，其中磨刀門灘涂年均向外推達72.9米。
　　
　　珠海三、四萬年以來海浸、海退變化過程，對認識南海北岸及附近島嶼生態具有一定的普遍意義。而我們從中可以認識到：1.南海北岸及附近島嶼是環境變化最爲敏感的地區之一。氣候的變化、地殻運動變化引起的海浸與海退變化，使這一地區在海島與丘陵之間輪逥。2.不同的時期，這裏的人類活動環境不盡相同，掌握氣候變化的歷史曲綫，關注本地區地貌的抬昇、下沉變化情况，掌握海浸、海退的濱綫，有利於我們根據地形，尋找不同時期的人類活動遺存；3.海浸與海退的變化規律，對我們瞭解這裏人類不同時期的文化特點，文化傳播及走向有幫助。
　　
　　二、漁獵采集，主要的生存之道
　　
　　南海北岸發現的居住遺址主要有洞穴遺址、臺地遺址、貝丘遺址、沙丘遺址等類型。年代較早的洞穴遺址可分爲三類：一是人類的住地；二是人類活動的遺址；三是偶爾遺存有人類化石的洞穴。這裏舊石器時代早期就有人類生存活動，雖然目前尚未發現舊石器時代早期的人類化石，但是百色地區發現的舊石器製作年代可能早到更新世的早、中期（百色T4的年代約爲距今70~80萬年開始並延續到30萬年前左右）。屬於舊石器時代中期的早期智人階段的人類化石和活動遺址及舊石器時代晚期的晚期智人化石及活動遺址則有大量發現，甚至在香港、深圳地區都有舊石器遺存發現，反映這裏是世界早期人類活動的重要地區。據統計，至2004年底爲止，廣西已經發現的古巨猿、古人類化石、舊石器地點達134處，其中露天地點超過100處，洞穴地點約30處，巨猿化石地點5處，古人類化石的地點多達22人類化石和文化遺物共存的地點8處，石器地點115處。這些地點分布遍及廣西大部分地區。其年代早到舊石器時代初期，晚到舊石器時代末期〔4〕。根據黄啓善先生介紹〔5〕：在柳江、來賓、靈山、隆林等四個縣，發現代表七個人類個體的頭骨、肢骨、體骨等的骨化石。另外，在荔蒲、都安、柳州、柳江、桂林、田東、隆林、靖西、忻城等地發現人牙化石20餘枚。廣西的柳江人、麒麟山人、靈山人、德峨人、那來洞人、都樂人、水岩東洞人、干淹人、九楞山人、白蓮洞人、甘前洞人、寶積岩人、定模洞人、賓山人、龍洞人、牛岩洞人、九頭山人。
　　
　　廣東地區已發現舊石器時代人類活動遺址多處，人類化石在曲江、封開、羅定等地有發現，其中最爲著名的是粤北地區的韶關馬壩人，他被稱之爲中國早期智人的一個典型代表。此外，在粤西封開峒中岩、羅沙岩和蘋塘下山洞也有人類化石發現，被稱之爲封開人〔6〕。
　　
　　  在鄰近南海的地區内，還有多處重要遺址發現。1991年以來，廣東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廣州、深圳、佛山、河源及所屬的若干縣（市），發現了多處舊石器地點，采集到刮削器、砍砸器、尖狀器等打制石器和石製品一批，有的地點還有薄刃斧、大尖狀器和手斧。除了洞穴中發現舊石器之外，還在階地上發現礫石石器。近年在中國香港也有關於舊石器時代遺址發現的報導〔7〕。
　　
　　香港深涌黄地峒遺址，是一處人類的石器製造場。位於香港東部的西貢半島北岸，是一處臺地（坡地）形遺址。東起黄地峒山西麓50~60米等高綫處，西至企嶺下海潮帶以下的淺海，寬100多米，南起鰲魚頭，北至深涌碼頭南約600米處，長約300米，從山坡到海灘富集大量石料和石製品。遺址所處基岩爲早侏羅紀赤門海峽組的泥岩和砂岩，呈黄色—黄紅色，上覆硅凝灰岩，淺灰—灰黑色，質地堅硬，是生産石製品的主要石料。根據光釋光測年顯示，深涌黄地峒遺址有兩個時期的遺存，早期遺存距今約4萬年，即舊石器時代晚期；晚期遺存爲距今6800年，即新石器時代中期。在該遺址調查與試掘中，在潮間帶與山坡之間，發現岩塊、石核、石片 （目的石片、廢片）、石塊、半成品、石器（成品），共3261件。其中大體可辨識的石器有156件，可以分爲9類：錛形器達90件、刮削器25件，尖狀器14件，手斧9件，砍砸器8件，鏃形器3件，錐形器3件，手鎬2件，雕刻器2件。在器物組合上，可以分爲兩套：A“錛形器+刮削器+手鎬；B“鏃形器+雕刻器+長石片”〔8〕。
　　
　　距今一萬年左右的三亞落筆洞遺址是南海早期人類活動的一個重要遺址，在洞穴遺存的堆積物中，發現了大量的水生軟件動物遺骸，堆積十分密集。水生動物計有7目24種，其中螺殻約有7萬個之多，有些經火燒過。説明當時人們重視對水生動物的利用，捕撈經濟比較興旺發達，當時人類有廣泛的取食範圍，人們對水有較好的適應、瞭解龢利用〔9〕。
　　
　　距今年1萬至8千年左右，廣東南澳縣象山細石器爲代表的遺存具有海洋文化特徵。“象山細小石器以隧石爲主要原料，形體細小，一般長、寬不超過3厘米，多用不規則形薄石片加工制成，也有部分長條形、三角形石片。石器的製造工藝以在側緣打落小石片和進行第二步加工(單向加工爲主，也有采用交互打擊或錯向加工等方法)。石器不注意形態的規範而表現出很大的隨意性。曾騏先生認爲：“這些石器適合於濱海地區人類進行近海撈捕、灘涂采集等生産活動。”在象山頂，采集到不少貝類、蚌殻的標本，被認爲這裏有可能是該時期人類聚居活動的地點。象山發現的細小石器材料中，缺乏可與西樵山細石器相對比的各種細石核、細長石片，不可能屬西樵山細石器系統，而保留更多的舊石器時代風貌，年代上比西樵山細石器爲早〔10〕。
　　
　　更新世末至全新世初期的文化遺存普遍發現，並有着廣泛的同構型。這種同構型具體表現是：與大熊猫—劍齒象動物群化石及稍晚的現代哺乳動物群標本伴生的打制礫石石器、局部磨制石器、穿孔石器，以及一定數量的骨角器，廣泛出現的螺殻堆積亦是這類文化的特徵之一。在人類經濟活動刺激下，華南全新世初期的石器加工工業也朝着適應漁獵的方向發展，穿孔石器，磨制刃部的石器和燧石小石器的出現反映出這種變化〔11〕。在許多遺址之中發現軟件類、魚類、兩栖類、龜鱉類及哺乳動物。
　　
　　三、 貝丘沙丘，南海島民的適應選擇
　　
　　貝丘遺址與沙丘遺址是人類對於生活環境的一種合理適應。
　　
　　1.貝丘遺址的形成與類型
　　
　　貝丘遺址是人類居住遺址的一種，以包含有大量的先民食用後遺棄的貝殻爲特徵。在貝殻的文化層之中夾雜着其它動物遺骸和石器、陶器等文化遺物，還往往發現房基和墓葬。據袁靖先生統計，我國沿海地區已發現貝丘遺址200多處〔12〕。廣東省已經發現70多處，廣西已經發現80處〔13〕，兩廣相加已達150多處，南海沿岸貝丘遺址占全國的75%。貝丘遺址的最大特點就是地層堆積中的大量貝殻。大型的貝丘遺址中貝殻可達幾百噸。
　　
　　貝殻的種類有：河蜆（Cordiculafluminea）、胡桃蛤（Nucula sp）、文蛤（Meretrix sp）縊蟶（Sinonvacula sp）、牡蠣（Ostrea sp）、蚶（Arca sp）、海月（Piacuna sp）、鏡哈（Dosinia sp）、麗蚌（Lamprotula sp）、楔蚌（Cuneopsis sp）、圓田螺（Cipangopalupina ap）、環稜螺（Bellamya sp）、蜓螺（Nerita sp）、錐螺（Turritlla sp）等，動物類遺骸有魚類、兩栖類（如鰐、鱉、龜等）和陸栖脊椎動物（如象、牛、猪、狗、獼猴、鹿等）以及飛禽類動物。
　　
　　廣西學者將貝丘遺址進一步劃分爲洞穴貝丘、河旁貝丘、海濱貝丘等類型〔14〕。洞穴型貝丘：都在岩洞内或岩厦下，這類洞穴遺址與舊石器時代的洞穴遺址不同，除了洞口位置相對較低外，其文化堆積中富含軟件動物介殻，所含動物遺骸還没有石化。較爲重要的遺址有蓋頭洞遺址、白蓮洞遺址、廟岩遺址、甑皮岩遺址、鯉魚嘴遺址等，大都分佈在桂北地區。河旁貝丘遺址，是人類從山區向河邊臺地發展的結果，他們以淡水魚類和介殻類水生動物爲主要食物來源，同時開始粗放農業。這類遺址因地表暴露大片粉白色蚌殻和螺殻，當地老百姓稱這爲“螺螄山”“螺螄地”，遺址多高出附近河流面3-20米，在臨河面往往被河水中刷，暴露出很厚的貝殻堆積層剖面。地表往往可以采集到石器骨器、蚌器、附近片和動物遺骸等。代表性遺址如邕寧頂螺山遺址、西津遺址、秋江遺址、豹子頭遺址、江西岸遺址等。這類遺址主要分佈在桂南鬱江一帶。海濱貝丘，主要分佈在近海的地區。這類遺址一般都有較厚的文化堆積層，有的可以分出上、下兩層，其中包含大量打石器、磨制石器、骨蚌器、夾粗砂片。石器以具備尖端厚刃的蚝蠣啄、手斧狀石器爲典型，器型簡單、粗陋，隱器都是夾砂粗陶，飾繩紋、藍紋，或掛紅色陶衣。代表性遺址主要有亞菩山遺址、馬蘭嘴遺址、杯較山遺址。
　　
　　史前洞穴遺址的人類，在選擇居住地時，以洞口朝南或朝東爲居住地，這樣可以避風寒，而洞口距地面不是很高，方便出入，又可以防止猛獸的夜襲。同時，離江河水源不遠，也爲捕撈作業提供了方便。他們是廣西古老的漁民。河旁貝丘遺址主要分佈在大河拐灣處，或大小河流匯合的三角嘴上，一般前臨江，後靠山，附近有較開闊的平地高出水面3-20米。廣西南部邕江、鬱江、潯江沿綫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區是比較靠近海的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主要存在頂螄山文化、大龍潭、石足山、亞菩山、馬蘭嘴、獨料等幾種文化類型〔15〕。
　　
　　廣東學者李平日等按照貝殻屬種的組合特徵，將貝丘遺址細分爲三種類型：河岸型貝丘、海灣型貝丘和河潮型貝丘。它們分别代表三種不同的地理環境〔16〕。
　　
　　河岸型貝丘，貝殻主要來自以逕流爲主的河道中。貝類以淡水種爲主，如河蜆、圓田螺、麗蚌等，而以河蜆最爲豐富，半鹹水種或廣鹽性屬種數量較少，鹹水種屬數量較少，鹹水種基本不見。這類貝丘反映先民當時主要從事河上捕撈和采集，居住地離海較遠。
　　
　　海灣型貝丘，貝殻主要來源於河口或海灣地區。貝類以半鹹水種或廣鹽性屬種爲主，如牡蠣、蚶、蛤等。這類貝丘反映了當時先民的經濟活動範圍主要在河口和海灣一帶，居住地就在海灣或離海岸較近的地區。
　　
　　河—潮型貝丘，介於上述兩種貝丘類型的過渡類型。這類貝丘反映了先民的經濟活動範圍主要在河口附近受鹹潮影響的潮流段。
　　
　　北京學者趙輝、袁靖等從遺址地貌狀况，將貝丘遺址歸納爲丘崗型、臺地型、海岸型等三種類型。〔17〕丘崗型，遺址絶大多數位於小山的山崗上，與地面的相對高度爲10餘米，也有個别遺址位於西樵山的山腰處，距地面的相對高度爲180米左右。這些遺址所據的山勢均呈孤立狀，其周圍相當大的範圍内都是平地；臺地型，遺址位於海拔較高、範圍相當大的臺地上，遺址所在地稍高於周圍的平地，相對高度有2～3米左右；海岸型，遺址位於距離現在的海岸綫不太遠的地方。他認爲，在這3種類型中以臺地型數量最多，丘崗型次之，海岸型最少。
　　
　　貝丘遺址的延續時間很長，説明一些人類較長時間采用這種生存方式，有趣的是，在田野考古實踐中發現，早期的螺殻一般不完整，中期的比較完整，而晚期的一般螺尾被敲去，恰似今天食用螺。
　　
　　2.沙丘遺址的形成與類型
　　
　　到距今6000多年前，海平面在現今的高度上保持相對穩定，這時，在南海北岸及其島嶼上形成了衆多的海灣，這些海灣多屬於河口灣類型，逕流自陸域帶來的泥沙較多，在海口或灣口形成攔門沙或攔江沙，海灣的地理環境使這裏成爲魚類生物聚集地，資源相對豐富，一些海灣沙丘或沙堤上，開始有人類活動，並形成具有特點的史前時期沙丘遺址。這類遺址主要分佈於現今珠江三角洲前緣、海濱或海島的海灣地帶，珠海、澳門、香港、深圳、中山等地共有數以百計的沙丘遺址。〔18〕在海南的陵水，廣西的防城港和粤西的新會、粤東的海豐、南澳縣等地沿海也發現有沙丘遺址。沙丘遺址主要分爲兩種類型，一種是沙堤—瀉湖類型，另一種是山前坡地型。這兩種類型都在海灣中形成，所以統稱爲海灣沙丘遺址。〔19〕
　　
　　沙堤—瀉湖類型沙丘遺址，也就是沙堤遺址。這種提法很普遍，學術界甚至一度將所有的沙丘遺址都統稱爲沙堤遺址。遺址位於海灣之中，前有海水，中有沙堤，後有山崗，在沙堤與山岡之間有一片瀉湖，人類主要在堤上生活。香港涌浪新石器時代遺址、澳門黑沙遺址是這種類型的遺址典型代表。山前坡地型沙丘遺址與沙堤-瀉湖類型沙丘遺址同樣，都是在海灣之中，但有兩點不同：一是沙丘後没有瀉湖；二是沙丘與相連的山前坡地，都可能是人類主要活動場所。珠海寶鏡灣遺址、珠海平沙棠下環遺址是這種類型的遺址典型代表。另外，在一些地方還發現在連島沙堤上也有遺址發現，比如香港的銅鼓遺址。
　　
　　目前發現年代最早的沙丘遺址爲深圳咸頭嶺遺址，可達距今6800年〔20〕，最晚的沙丘遺址可能延續到漢代。較大量的沙丘遺址集中在距今6000-2800年之間。近年考古發掘實踐中，在沙丘遺址裏發現許多曾經相對穩定的史前人類活動聚落。如珠海寶鏡灣遺址，這個遺址中發現了人類居住房屋，有些柱洞是在基岩上鑿出來的，花費很大的功夫，這裏還發現有手工作坊、祭祀地點、燒竈，大量精美的玉石器、石器、陶器。其中網墜出土上千件，遺址附近有大型石刻岩畫〔21〕。再就是香港元朗白泥吴家園沙丘遺址，這裏發現2處相鄰的夯土房屋，其中一間房（F1）南北寬12.5米，東西進深8.5米，總面積達106多平方米，夯土房基經七層1-1.5厘米厚的灰黑土,六層厘米厚的灰沙土分層夯實。根據柱洞分佈，發掘者復原出一座“面闊6間，進深3間，前面出廊的懸山式頂的長方形可以間成一廳四房的有兩扇大門和夯土房基的大型房子”。發掘者指出：“F1、F2這兩座相鄰的夯房基的發現，使我們有可能判斷，這裏會是一處古人類聚居規模大、時間長、定居穩固的村落遺址。”〔22〕發現居住房屋的遺址很多，珠海寶鏡灣、小沙澳灣；深圳叠石山、咸頭山；香港元朗白泥吴家園、東灣、扒頭鼓、大灣；臺山新村等都在沙丘遺址中發現有住房遺迹，有干欄式建築，有地面建築；有普通地面建築，又有夯土臺建築、河卵石墻建築；有長方形建築，又有圓形建築。在深圳屋背嶺、香港東灣等遺址發現商時期的墓葬群。反映先民們在海邊的定居生活。當然，不是每一處沙丘遺址都是先民們穩定的聚落，相當數量的小型的沙丘遺址只是人們的短期的居地、營地或活動地點。
　　
　　3.沙丘遺址與貝丘遺址的關係
　　
　　貝丘先民與沙丘先民食物來源都主要是從水中獲取，捕魚和采集是主要的生産活動。
　　
　　在珠江三角洲地區，沙丘遺址與貝丘遺址不同：
　　
　　（1）地理位置上：沙丘遺址多分佈於偏南的地點，遺址堆積沙質土爲主。貝丘遺址分布較偏北。〔23〕
　　
　　（2）遺址類型與埋藏上：沙丘遺址中貝殻的數量相對較少，魚類遺骸較多，且多數爲海生屬種，打魚用的網墜出土較多。貝丘遺址中地層堆積較多的貝殻。先民的采集貝類食物的活動較爲突出，攫取貝類是重要的食物來源。
　　
　　沙丘先民也采集和食用貝類，例如在香港的東灣仔、深灣、白曹灣等遺址之中都有成堆的貝殻出土。在香港蚝涌，珠海寶鏡灣等遺址之中就曾發現大量用於開啓蚝殻的尖狀石器——蚝蠣喙。
　　
　　沙丘遺址中貝殻發現較少，與他們採蚝開蚝的地點及其處理貝殻的方式有關。自古以來，環珠江口地區的海島海灣的先民就有在海邊就地取得蚝肉的習慣，並不全是將蚝整個取回住地。在《廣東新語》中有記載，這裏的先民用煙燻火烤，使附於在石壁上的蚝張開口，而蚝民直接夾取蚝肉〔24〕。另一方面，即使有部分牡蠣被帶回住地，由於近海，海水也較易將貝殻冲走。在珠江三角洲中段的先民則有人工種蚝養的傳統，並習慣於將蚝採回家中再開殻取肉。於是大量的蚝殻堆於居住地及附近而形成貝丘。
　　
　　沙丘遺址與貝丘遺址相同之處較多：
　　
　　（1）人類體質特徵相同。人類學家對屬於沙丘遺址的東灣15座墓葬的殘存人骨進行了艱苦的修復、鑒定和可能性限度的測量，東灣仔人具有長而窄的顱形，眉弓和眉間突度發育適度，具有額部豐滿、低眶、低面、闊鼻、齒槽頜突、鐵鏟形門齒等特點。東灣人平均高度爲162.8厘米，骨骼鑒定與比較顯示了東灣人與華南、珠江三角洲、福建同時代的居民如甑皮岩人、河宕人、曇石山人一樣，有熱帶區域種族的相似特徵，屬蒙古南亞人種。
　　
　　（2）都有拔牙習俗。距今4500年後，沙丘遺址先民中開始流行拔牙的風俗。曾騏先生認爲：這種拔牙的習俗起源於距今6500年的山東大汶口文化之中，至6000-5200年的馬家浜文化、崧澤文化也開始出現，而廣東、福建拔牙的習俗的發現，要晚至距今4500-3500年〔25〕。
　　
　　（3）葬俗相同。在珠江三角洲地區，沙丘遺址與貝丘遺址先民都是采用長方形土坑竪穴墓。
　　
　　（4）陶器、石器特徵大體相同。沙丘遺址與貝丘遺址文化的遺存有着相當的相似性，特别是珠江三角洲中下游地區的貝丘遺址，既表現出同時代特徵，又表現出文化的聯繫。特别是在新石器時代中期的彩陶時期。目前在珠江三角洲地區出土彩陶的遺址，屬於沙丘遺址的有如：香港大灣、舂坎灣、蟹地灣、南丫島深灣、銅鼓洲，澳門黑沙，珠海後沙灣、寶鏡灣、赤沙灣、棠下環、金鼎東岸，深圳小梅沙、大梅沙、大黄沙、咸頭嶺，海豐汕尾沙坑北，中山龍穴、水井口等遺址；屬於貝丘遺址的有如：增城金蘭寺、東莞篁村蚝村、肇慶蜆殻洲遺址等〔26〕。後沙灣遺址一期出土的彩陶有圈足盤、罐等，采用赭紅色彩，圈足盤的圈足、罐的口沿是主要的施彩部位，器型内外施彩，圖案爲與海水有關的條狀紋、波浪紋組成，在圈足盤的圈足上，彩與鏤孔和劃紋相組合，而罐只發現尖唇、侈口、卷沿的上部，肩以下殘，領部三周或内彩一二周帶紋。中山龍穴遺址出土有豐富的彩陶，完整器爲盤和碗，施赭紅色彩，條帶狀紋飾，更有特點的是，器物的表面圖案上，多了鋸齒狀飾，在圈足上，鋸齒狀紋飾中還有小圓鏤孔，其下有一條直綫劃紋，彩陶多施於磨光紅陶上，少數是在白陶衣上繪暗紅彩，多數是在器表上施彩，少數内外施彩。中山白水井遺址也出有大量的彩陶片，這個遺址只發掘53平方米，文化層厚50厘米，共計出土陶片1008片，其中彩陶計540片。比例占到53%以上〔27〕，彩陶爲泥質陶，以磚紅胎彩陶偏多，而灰白胎彩陶也有相當的比例。與後沙灣遺址一樣，與彩陶相伴的還有裝飾有壓印紋飾的白陶。有人將這一時期的文化歸納爲同一文化〔28〕。不過，新石器時代晚期，環珠江口地區的沙丘遺址與珠江三角洲中段的貝丘遺址文化面貌開始呈現各自的特點。
　　
　　沙丘遺址與貝丘遺址相重合的情况在福建與臺灣都有發現〔29〕。南海沿岸及島嶼海灣遺址中也應當有這種情况，今後需要引起注意。
　　
　　四、南海島民史前文化的特點
　　
　　嶺南地區包括南海沿岸地區新石器時代的文化序列還不是很清楚，目前還没有一個較爲統一的看法。這裏我們暫時將南海北岸分爲西、中、東三個區段來觀察。西段以廣西南部和廣東西部爲主：新石器時代早期可以邕寧頂獅山貝丘遺址一期爲代表，年代在距今10000年左右；新石器時代中期以邕寧頂獅山貝丘遺址二三期爲代表的頂獅山文化爲代表，年代在8000-7000年；晚期分爲二類：一類爲大石鏟文化，另一類爲那坡感馱岩遺址和早期岩洞葬〔30〕; 中段以珠江三角洲地區爲主：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存，目前還没有發現；新石器時代中期，以深圳咸頭嶺遺址爲代表，距今年代爲距今7000-5000年間；晚期，環珠江口地區以香港涌浪遺址、珠海寶鏡灣遺址爲代表，珠三角中部貝丘遺址以蚝崗遺址、村頭遺址爲代表年代在距今5000至3500年。東段以粤東地區與福建西南部爲主：早期的象山文化是一種細石器文化，以距今8000年以上的“南澳象山文化遺址”爲代表，它與福建閩南的“漳州史前文化”爲同一系統。新石器時代中期，以潮安“陳橋文化遺址”爲代表，距今約6000至5500年，仍與閩南的文化同時。新石器時代晚期，以普寧後山文化遺址爲代表，距今3500年前後的，商代中後期到西周前期，以浮濱文化爲代表，年代稍晚於後山遺址，距今約3400至2900年。歷經20餘年的調查、發掘、研究，它不但在廣東的潮陽、潮安、普寧、揭陽、大埔、豐順、南澳等地發現，另在福建的閩南地區的漳州、泉州等地也有頗多遺址的存在。它分佈的範圍在榕江、韓江、九龍江、晋江四個流域。先民們在各個時期呈現出不同的文化特點。
　　
　　（一）新石器時代早期
　　
　　這一地區許多地點還是屬於丘陵地帶，在印紋陶出現之前，早期新石器文化是以打制石器和繩紋粗陶爲代表的。早期以礫石石器爲主，其特色是以天然礫石作爲原材料，用直接或間接打擊法加工而成，未經磨制。〔31〕礫石石器延續使用的時間很長。南海西樵山石器製造場是一處跨越幾千年，規模大和相對穩定的石器製造場。盛産燧石、霏細岩，經歷了製造細石器、雙肩石兩個階段，特别是生産兩肩石器的中晚期，規模越來越大，其産品跨越珠江三角洲，外運環珠江口甚至整個兩廣地區，形成一種外向型的生産中心〔32〕。打制石器占絶大多數，局部磨光（即刃部磨光）的石器占少數，通體磨光的石器偶有出現。制陶技術很粗糙大多數是泥片帖塑的；陶器胎質相當厚，火候也低，以繩紋粗陶爲代表。骨、角器製造和使用更爲普遍。穿孔石器和蚌器工具使用相當廣泛。種植和馴養已出現。埋葬習俗爲屈肢蹲葬。
　　
　　（二）新石器時代中晚期
　　
　　這一地區許多地方已經成爲島嶼。生産活動有漁獵、采集、制陶、制玉、制生産工具、紡織，還有一定的農業。
　　
　　1.聚落與房屋特點：事實上，以沙丘作爲居民的聚落，其本身就是南海島民的一個較突出的特點。先民們在這裏生存、繁衍、勞動、生息創造了較具特色的早期海洋文化。沙丘遺址有的是較固定的聚落，有的是短期的營地。先民們與大海有着割舍不斷的情懷。而因地制宜的房屋建築，干欄式建築、半搭式建築、地面建築、夯土臺建築、卵石墻建築反映出先民的適應性。
　　
　　2.工具特點：大量的捕魚工具出土，是南海北岸及近岸島嶼上居民古文化的一個重要特點。先民廣泛使用凹石器、蚝蠣啄、有段石錛、有肩石斧、網墜、沉石、石錨等漁業特點明顯的生産工具。首先這些工具大都是就近生産的。在環珠江口的沙丘遺址中，也發現一批屬石器製造場性質的遺迹。如香港的萬角咀、舂勘灣、深灣、龍鼓灘、白芒、涌浪、沙螺灣、蘆須城、東灣，澳門的黑沙〔33〕、珠海的寶鏡灣〔34〕、鎖匙灣及近年來發現的珠海棠下環、香港的西貢蚝涌〔35〕、沙下等處。其中蚝涌石器製造場對研究石器工業的製作、工廠的布局、規模、生産等程序、工藝特色提供了新的寶貴的數據。
　　
　　凹石器  南海先民較多使用一種表面有凹窩的石器，我們將其稱之爲“凹石器”，它主要用於加工硬殻類食物。在凹窩上正好放置小型貝類食品，在用石錘砸擊時可以穩定加工物，不會滑走。凹窩一般通過尖狀石器錘啄而成，有的體形較大，表面啄有一個或多個凹窩，可以作爲石砧使用；有的體形較小，一面或二面有凹窩，正好握在手上，作石錘使用。這是先民長期使用的一種特有的工具。有研究者指出，它是流行於南沿海地區采集、漁獵經濟中的一種加工工具。凹石的使用年代在距今6500年至1000年之間，時間跨度較長，它的濃厚的地區特點反映了南部中國閩臺、粤地區密切的聯繫。是漁民早期工具的一個特點〔36〕。
　　
　　蚝蠣啄  蚝蠣啄是水邊居民爲開啓蚝類水生物而發明的一種石質工具。外形上看，往往是一件打制的尖狀石器。蚝蠣等貝類生物附着在礁石上，也是用這種尖狀石器將其敲下來。在香港蚝涌遺址，發現40多件各式尖狀石啄。發掘者認爲，製造地點在蚝涌河口出海口處，這裏是鹹淡水習性蚝類繁殖的理想之地，蚝是這裏的主要采集對像，開鑿蚝類硬殻的尖狀器，是這個製造場的確定産品當有它的實用意義。蚝蠣啄在在東莞、深圳、珠海、澳門等沿海地區古遺址中最爲常見，而粤東的潮安陳橋村貝丘遺址也以蚝蠣啄和彩陶爲其特點。
　　
　　網墜、沉石、石碇（石錨）：這裏大部分遺址出土的網墜，都是用河卵石作簡單加工而成的。亞腰形石網墜是最爲常見的型制，利用扁平橢圓河卵石，打出對稱的兩個缺口，以便於係繩。其特點是：（1）石網墜相對較大。從珠海寶鏡灣遺址出土石網墜的統計研究中我們知道：在1096件常規網墜中，重量在51－330克之間的中型網墜，數量達1022件，占總數的93 %，在中型網墜中，又以重量70－250克之間的網墜居多，有861件，占中型網墜的84%。重量在25－50克之間的小型網墜有12件，占總數的1.08%，重量在331－500克之間的大型網墜有62件，占總數的5.6%。如果我們再從網墜的長度觀察，可以發現：長度在6－10厘米之間的網墜有897件，占82%，而長度小於6厘米的網墜只有39件，占3.55%；長度大於10厘米的網墜有160件，占總數的14.5%。以上數據可知，網墜的長度一般是在6－10厘米之間。除了常規網墜之外，寶鏡灣遺址出土59件重量大於500剋的墜形石器，我們稱之爲沉石〔37〕。沉石也是魚網的部件，與常規型制的網墜的使用方法大體相同，並常與其配合使用，只是其數量相對較少。有時，沉石也可以單獨使用。沉石在選材上與網墜大體相同，只是重量更重。（2）石網墜數量相對較多。珠海寶鏡灣遺址中發掘面積爲500平方米範圍内，出土常規網墜1096件，沉石59件，穿孔網墜39件，密度相當大，説明當時的數量相當的多。而且還不是孤证，在香港涌浪遺址、珠海平沙常下環遺址也都發現800件以上的石網墜。
　　
　　骨、牙、角器：較多使用。從佛山河宕遺址可以看出，這類質地的器物主要種類有錛、鑿、矛、鏃、切割器、針、錐、叉，還有鹿角、象牙器。骨料主要是獸骨包括象牙骨料，這是河宕貝丘遺址經濟生産生活的反映。骨鏃達25件，形式多樣，尤以三稜圓體圓鋌最具特色。8件骨針中，有2件較大型，型式特殊，磨制精緻，一件長13厘米，首端鑽兩孔，末端尖圓，發掘者推測其“可能用於紡織魚網。”〔38〕
　　
　　有肩石器 新石器時代中期開始出現有肩石器，到新石器時代晚期盛行於東南沿海地區。有肩石斧、有段石錛、有肩有段石錛，在這一地區大量出現。
　　
　　3.生活用具特點：陶釜是主要的炊器。長江流域與中原地區常見的陶鼎，在這一地區極爲少見。屬於新石器時代中期的咸頭嶺文化時期，陶器種類主要有圈足盤、釜、罐、鉢、豆、尊、壺、器座等。以夾砂陶爲大宗。釜爲敞口鼓腹、圜底、飾繩紋。釜的延續時間很長,數量也很多,器形和紋飾始終没有發生大的變化。在很大程度上，這種圜底釜作爲一種文化特質，比起其它的要素在華南沿海新石器文化系統中更具有代表性，並搆成鮮明的文化特點。這一時期也出現一些綵繪陶與白陶。
　　
　　4.服飾生活特點:使用樹皮布做衣服是嶺南地區的一個特點。所謂樹皮布（Bark Cloth，Bast Cloth，Tapa）是一種采用拍打技術對樹皮進行加工而制成的布料。將樹皮的纖維經過濕潤後進行長時間拍打，使韌皮纖維交錯在一起，成爲片狀的樹皮布料，并且還可采用拍打的方法將不同的細小布料連接成較大的布料。樹皮布與紡織布的經緯織造技術系統屬於完全不同的兩個系統。近年來，在環珠江口地區大量發現石拍。香港中文大學鄧聰教授對此問題作了較深入研究。〔39〕新石器時代晚期，這一地區的若干遺址之中發現紡輪，顯示紡織布的應用。南海漁業先民曾以草爲衣，史書上稱這種衣服爲“卉服”，《赤雅·卉服》： “南方，草木可（一本有以字）。衣者，曰卉服。績其皮者，有勾芒布、紅蕉布。弱錫衣，苧蔴所爲”。
　　
　　5.斷發紋身的習俗：“斷發文身”是古代越人的特有習俗，這是與中原地區居民不同之處。所謂斷發，即“剪發使短，帽首低冠，而不束發加冠之一意。”越人還在身上文飾龍蛇。古文獻中記載，《左傳》哀公七年：“越，方外之地，剪發文身之民也。”《淮南子·齊俗訓》説“中國冠笄，越人贊發”。春秋戰國以後，在某些越人活動地區也出現椎髻之俗〔40〕。《史記·陸賈傳》南越王趙佗行“椎髻之俗”《論衡·率性》上説，“南越王趙佗，本漢賢人也，化南夷之俗，背叛王制，椎髻箕坐，好之若性。”這些記載雖然出現在春秋至漢代，但一種習俗的形成一定有其淵源，當可以向前追朔。
　　
　　此外，南海北岸地區先秦時期曾經出土大量玉質、石質的禮器與飾件，種類有如琮、鉞、圭、璋、矛、戈、璜、管、環、珠、墜、玦等。出土這些物品的遺址主要爲香港涌浪遺址、珠海寶鏡灣遺址、草棠灣遺址、澳門黑沙遺址、深圳大梅沙遺址、屋背嶺遺址等。以玦的數量最多。
　　
　　南海先民創作了大量石刻岩畫，在珠海、澳門、香港、廣西及福建、臺灣等地都發現不少史前岩畫。岩畫造型趨於圖案化,表現了神靈崇拜、天體崇拜、生殖崇拜等内容。這些岩畫主要由越族先民所作。
　　
　　南海島民史前文化有着自己的特點，它既是嶺南文化的組成部分，又是中華早期海洋文化的一個重要標本。 
　　
　　注釋：
　　〔1〕本文探討的南海島民，主要是分佈在嶺南沿岸及近海島嶼的史前居民。
　　〔2〕《中國國情叢書——百縣市經濟社會調查·珠海卷》，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年版，第5頁。
　　〔3〕《永樂大典》引陳大震《南海志》（1408條）：香山爲邑，海中一島耳，其地最狹，其民最貧。
　　〔4〕謝光荗：《廣西舊石器時代考古回顧與瞻望》，見廣西壯族自治區文物工作隊編:《廣西考古文集——紀念廣西考古七十週年專刊》，北京：科學出版社，2006年。
　　〔5〕黃啓善：《廣西舊石器考古述略》，中山大學嶺南考古研究中心編《嶺南考古研究3》，2003年。
　　〔6〕邱立誠：《廣東舊石器時代的人類及其文化》，見《史前考古學新進展——慶賀賈蘭坡院士九十華誕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1999年。
　　〔7〕吴偉鴻、王宏、譚惠忠、張鎮洪：《香港深湧黃地峒遺址試掘簡報》，《人類學學報》2006年1 期。
　　〔8〕張森水 吴偉鴻編：《2006年香港考古重大發現——西貢黃地峒舊石器時代晩期遺址》，香港：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2010年。
　　〔9〕郝思德、黃萬波編：《三亞落筆洞遺址》，深圳：南方出版社，1998年。
　　〔10〕南澳縣海防史博物館 中山大學韓江流域考古課題組（曾騏執筆）：《廣東南澳縣象山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與文物》1995年5期。
　　〔11〕喬曉勤：《華南海洋文化的形成與發展》，見中山大學嶺南考古研究中心編《嶺南考古研究4》，香港，2004年。
　　〔12〕袁靖：《關於中國大陸沿海地區貝丘遺址研究的幾個問題》，《考古》1995年12期。
　　〔13〕黃啓善：《廣西史前貝丘遺址的研究》，《嶺南考古研究7》，香港：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2008年。蔣廷瑜先生研究，廣西境內目前發現86處貝丘遺址，其中洞穴型貝丘遺址42處，河旁型貝丘遺址33處，海濱型貝丘遺址11處。見蔣廷瑜：《廣西貝丘遺址的考察研究》，《廣西民族研究》1997年4期。
　　〔14〕何乃漢：《廣西貝丘遺址初探》，《考古》1984年11期；何乃漢：《廣西貝丘遺址續探》，《廣西文物》 1988年1期。蔣廷瑜：《廣西貝丘遺址的考察研究》，《廣西民族研究》1997年4期。黃啓善：《廣西史前貝丘遺址的研究》，《嶺南考古研究7》，香港：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2008年。
　　〔15〕李珍：《廣西新石器時代考古七十年述略》，廣西壯族自治區文物工作隊編《廣西考古文集——紀念廣西考古七十週年專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6年。
　　〔16〕李平日 喬彭年 鄭洪漢 方國祥 黃光慶等：《珠江三角洲一萬年來環境演變》，北京：海洋出版社，1991年。
　　〔17〕珠江三角洲地區考古調查小組（趙輝、袁靖）：《珠江三角洲地區史前遺址調查》，《中國文物報》 1995年11月26日。
　　〔18〕香港地區新石器時代和青銅時代遺址共118處,絶大部分散佈在海岸地帶，大部分又分佈在香港地區的西部，即靠近珠江口、伶仃洋的沿岸。（商志香覃、吴偉鴻：《香港地區史前考古與生態環境的研究》，《東南文化》1997年2期）珠海發現先秦古遺址77處，（肖一亭：《珠海澳門史前文化探索》，《文物》1999年11期）近年又發現4處，現總共81處。深圳先秦時代遺址（包括古遺物采集點）157處，《深圳7000年——深圳出土文物圖録》，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1頁）。大都屬於沙丘遺址。
　　〔19〕某些聯島沙堤上也曾發現人類活動遺跡，只是較少形成爲聚落。
　　〔20〕《深圳7000年——深圳出土文物圖録》，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
　　〔21〕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珠海市博物館編（邱立誠 肖一亭主編）：《珠海寶鏡灣——海島型史前文化遺址發掘報告》，北京：科學出版社，2004年。
　　〔22〕區家發、莫稚：《元朗下白泥吴家園沙丘遺址調查試掘工作報告》，《香港考古學會會刊》十四期。
　　〔23〕世事也無絶對，在番禺鹿頸南沙地方也發現一處沙丘遺址，這個遺址的緯度比一些貝丘遺址的緯度還高。
　　〔24〕屈大均《廣東新語》：“香山無蠔田，其人率於海旁石岩上打蠔，蠔生壁上，高至三丈，水干則見，以草燒之，蠔見火爆開，因夾取其肉，味極鮮美……”
　　〔25〕曾騏：《東灣仔拔牙——兼論我國東南洞沿海拔牙文化區》，《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十週年文集》，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2001年。
　　〔26〕還有一些貝丘遺址地點也曾經出土彩陶，不過其形狀花紋風格與前列者相距甚遠，且與印紋陶相同存。如南海通心崗、南海NKG地點、佛山河宕、南海竈崗、南海魷魚崗、西樵山螺崗等，可能屬於晚期的彩陶，與上述彩陶不同。
　　〔27〕楊式挺等：《從中山龍穴及白水井發現的彩陶談起》，《南中國及鄰近地區古文化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4年。
　　〔28〕有人稱之爲“大灣文化”；有人稱之爲“咸頭嶺文化”，其分佈區域和文化特點大體相同。
　　〔29〕在海灣沙丘遺址中大量出現貝殻的情况在福建沿海及臺灣有發現，如平潭殻丘頭遺址、馬祖列島的熾坪壠遺址。
　　〔30〕何安益、彭長琳：《從曉錦遺址看新石器時代洞庭湖甌 珠江流域原始文化的交往》，《廣西考古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
　　〔31〕呂烈丹：《嶺南地區的礫石石器與經濟形態》，《嶺南考古研究6》，香港：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2007年。
　　〔32〕曾騏：《論史前時期石器製造場》，《嶺南考古研究3》，中山大學嶺南考古研究中心編。
　　〔33〕鄧聰、鄭煒明：《澳門黑沙》田野考古報告專刊（一）中文大學出版社1996年出版。
　　〔34〕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珠海市博物館編（邱立誠 肖一亭主編）：《珠海寶鏡灣—海島型史前遺址發掘報告》，北京：科學出版社，2004年。
　　〔35〕鄒興華：《香港西貢蠔湧搶救性發掘收穫豐富》，《中國文物報》1999年7月25日。
　　〔36〕廣東省南澳縣海防史博物館（曾騏、黃迎濤執筆）：《廣東南澳縣東坑仔古遺址》，《東南文化》1991年6期。
　　〔37〕清人沈同芳著述的《漁業歷史》和近人張振東、楊金森編著的《中國海洋漁業簡史》（北京海洋出版社，1983年版）等書中，對捕魚網具都有所介紹。網墜有時被稱爲沉子，而係網墜的纜繩稱爲沉子綱。在沉子之間或網的兩端，常配有沉石。沉子和沉石的區分，是它們的重量不同，沉石更大、更重，使用的數量相對較少，而網墜（沉子）較小、較輕，使用的數量相對更多。沉子和沉石在重量上區分具有相對性，是就具體的魚網個體而言的。沉子和沉石到底該多重？並沒有明確的規定。針對寶鏡灣遺址出土墜形石器的具體情況，我們從重量上劃出兩條線，將其區分開來。小於500剋的墜形石器歸入網墜，把大於3800剋的墜形石器歸入石錨統計。 
　　〔38〕廣東省博物館、佛山市博物館編（楊式廷主編）：《河宕遺址—1977年冬至1978年夏發掘報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年。
　　〔39〕鄧聰：《史前蒙古人種向海洋的擴散—嶺南樹皮布文化發現及其意義》，《東南文化》2000年11期。
　　〔40〕對於越人既行斷發又行椎髻的習俗，有學者認爲是地域性差别和族别不同，如蒙文通先生的《越史叢考》（人民出版社，1983年）。不過，廈門大學吴綿吉先生考證認爲：“斷發是自古以來的傳統習俗，而椎髻愚昧是春秋才開始的，戰國到漢代比較流行。甚至後者還可能不是産生限於越人本身，而是受外族影響的結果。春秋戰國以來，越人同其他鄰族來往漸多，受鄰族的影響也漸大。《戰國策·趙策》（二）載：‘黑齒雕題。冕冠林縫，大吴之國’這種冠帶之俗，大概來自於中原。”見《百越民族文化》第十章，《百越的生活習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

（肖一亭，珠海市博物館，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