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個大國，大國的煩惱之一，就是如何維持這偌大的國家的統一，分裂是一個大國不可承受之痛。一個統一的國家才是真正强盛和揚眉吐氣的。在我國二千多年的政治史中，絶大多數時間卻處於相對統一狀態之中，因此追求統一幾乎成了歷代仁人志士最迫切的追求，而每一次統一也成了推動歷史進步的巨大動力。因此我們這個民族廣大的民眾幾乎養成了追求統一的自覺行為，追求統一成了不需要理由與理論的集體意志，這種意識已深入骨髓。而實際的統一，又必須高張理想的旗幟，必需要有理論的支椿，必須要有理由的魅力，不管甲方去統一乙方，還是乙方去統一甲方，或者是共同去締造一個新國家，都需要理由，也就是統一的理論。

　　中國歷史上的統一，不管是武力征服，還是實力同化，方式有異，但都需要“師出有名”，必須佔領理論的高地，必須富有正當性，光有實力是不能解決問題的，但沒有實力又是蒼白與徒勞的。統一不僅僅是改朝换代，更重要是通過統一促進一個更美好時代的降臨。

　　論統一，決不能是教條式的誇誇其談，決不能淪於紙上談兵，必須要有鮮明針對性，要有超前意識，要針對對方的現狀與心理進行有的放矢的教育，要攻心為上，要感動對方，這就要理解對方，了解對方。要感動對方，首先要感動自己，要有足够的正當性，要有理想性與人格魅力。尤其中國當代的統一，是“一國兩制式的和平統一”，更需要站在民族復興、振興中華、實現“四化”，完成“中國夢”的高度，來處理與思考統一問題。這裡不存在“强硬”與“軟弱”之差别。統一不是淩駕於中國前途與命運之上的使命，更不是為統一而統一，而必須通過統一促使社會更好進步。

　　説到當代的兩岸的統一，必須系統地思考統一的目的、方法、手段、途徑、模式……等問題，要思考統一前的彼此關係，統一後的各種安排，以及統一中雙方的主體性定位等問題，這就是統一的理論與内涵，也是統一的核心價值觀等。而這一切又不是就事論事，而是需要針對對方的現實、變化……進行有針對工作，這種工作不能是自説自話，我們所做的一切工作，所寫的一切文章，不是用來自我陶醉，而是説給對方聽的，標準只有一個，即讓對方感動與感化，要使對方心服口服。文章的好壞，雜誌辦得成功與否，均應該以此為標準。兩岸關係的誰勝誰劣，應看輿論站在誰一方，誰的文章有理有節，誰就有優勢，誰就有話語權，誰就擁有人心所歸。因此我們必須始終掌握批判的武器，對分裂分子進行無情的揭露，我們必須具有多種修養與洞察力，自覺將統一與中國前途與命運相結合，我們要不斷尋找統一的規律與本質，去構築統一理論的框架，要去當一個積極的探索者。

　　《中國評論》雜誌，就是以港、澳、台與内地實現最終統一為目的的政論性雜誌，是當代中國公認的兩岸四地最有權威性的思想性雜誌之一，迄今已發行十五年了。一個雜誌往往會形成一個學派，形成一種思想。《中國評論》就是以開放式心態網羅四方學者進行心靈溝通，形成廣泛共識的一本有權威的具思想性學術性刊物，成立十五年來，本著創辦人汪道涵先生“擺事實，講道理，明是非，求共識”原則，言論文章不分黨派、不分地域，不拘立場，只要有利於中國的統一富强，有利於中華民族的團結合作，有利於世界的和平與發展，就是這本雜誌的傳播重點。正是這種“能容為大”，心寬路自寬，逐步從一本雜誌，走向集雜誌、網絡、通訊、出版……為一體的媒體集團。

　　我很有幸參與了《中國評論》的早期籌建，又很幸運將自己的學術生命與《中國評論》命運緊緊相聯，我許多作品都發表於“中評”，又通過“中評網”與廣大讀者見面，覓得了許許多多海内外知音，獲得了眾多好評。其實我的很多論説，來自汪道涵會長的教誨，他的睿智與豁達深受兩岸之愛戴，但他很少發表文字，而我與他接觸太多太深了，有幸了解他深邃的思想，而“中評”正是忠實地繼承了他的思想，形成了“中評”的學風與風格，形成了偌大的讀者群，為海内外所重。

　　我的很多作品，是針對千變萬化的台海局勢，論述統一的必要性與重要性，並不斷批判“台獨”，不斷注意對統一理論的創新與發展，從不墨守成規，充滿一種反叛精神，贏得眾多讚譽，當然也會有批評，甚至種種壓力，説真話與創新歷來如此。我大部分論統一的重要論述，都發表在《中國評論》，一本雜誌將我與“中評”社長郭偉峰、總編輯周建閩緊緊聯繫在一起，形成了我們的也是“中評”的統一觀，這也是“中評”的核心價值觀的一個部分。在“中評”創建十五週年之際，我自選了四十五篇作品，既是回顧，也是供世人超越。正如先哲曹聚仁先生所言，在走向未來的泥濘道路上，我們願做一塊門板，鋪在路上，供後人去踩踏和超越，我們的生命會在這中間延續，這就是人生的樂趣。

　　2013年7月盛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