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問題，作為國共内戰的殘存——一個失敗的政權——國民黨的殘餘蝸居台島，一晃業將半個世紀，中國共産黨多次想解放台灣，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因種種原因未就，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蔣氏父子政權還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維持著舊法統——並不至於將台灣拱手讓給外國，兩岸長期維持著這樣低水平的相對穩定狀態，這時兩岸的矛盾是“誰代表中國”及“統一方式”的問題，兩岸尚存國共第三次合作可能，主權肢解的危險還沒有出現。但是，李登輝上台之後，他從推動本土化著手，進行一系列憲政改革，全面推行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實行多黨政治和多元政體，建立起一個以台籍人為主體的統治權力架構，把由大陸官僚集團控制的國民黨改造成“本土化+民主化”的台灣國民黨，杜絶了第三次國共合作的可能，並從歷史、文化、教育等方面著手，把本土意識逐漸演化成政治上的主體意識，大肆推行“新台灣人主義”，力圖把二千一百萬台灣同胞形成一個“生命共同體”，從而使人們的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都起了很大變化，使過去由民族主義角度認同中國的認同率逐年下降，台灣當局又依仗經濟實力，大搞“銀彈外交”，千方百計地將台灣問題“國際化”，在軍事上又大搞軍事現代化，從“進攻型”改為“防禦型”、“報復型”，力圖從中國版圖中挣脱出去，不斷挑釁“一個中國”原則，主權認同危機不斷上升。今日之台灣問題已非昔日之台灣問題，兩岸關係充滿亂象危象，造成兩岸的對峙與緊張，使祖國統一大業蒙上了一層陰影，也成為西方藉以干預我内政的一個口實，對我國現代化建設和健康順利邁進二十一世紀，構成了不穩定因素。台灣很小，問題實在不小，成為我們這一代人必須正視的問題。
　　
　　怎麼通過亂象危象，來清晰認識兩岸關係的本質，從而牢牢掌握兩岸關係主動權，引導兩岸關係朝著有利於我的方向發展，這問題不僅必要而且重要。面對貌似棘手和複雜的兩岸關係，我們並非被動和無所作為，關鍵是我們必須掌握對付台灣問題的武器——即我黨第一、第二、第三代領導人建立的對台工作的理論、方針和政策，尤其是要掌握鄧小平對台理論、方針和政策——這承上啟下，承前啟後的對台政策總設計師的思想，我們就能透過亂象，抓住本質，臨危不亂，掌握主動，引導兩岸關係朝著有利於我們的方向健康發展。
　　
　　為此，本文將對鄧小平對台理論形成，及其内涵與“江八條”關係，和怎麼運用這理論處理好當前的兩岸關係，發表自己一些學習心得，不足之處，敬請教正為幸。
　　
　　一、鄧小平的戰略思想和對台理論的形成過程
　　
　　要了解鄧小平的對台理論，應避免“語録式”研究，即以他對台隻字片語的就事論事式研究，必須從研究鄧小平的思想體系著手，從理解他新時期興國安邦的戰略思想著眼。
　　
　　鄧小平是舉世公認的偉大的馬列主義者，但他首先是一個偉大的愛國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他本人也一直這樣自認，因此他的對台思想和理論始終具有這樣特色，他始終立足於中國的前途，著眼於中華民族的最高利益，並牢牢把握人類發展的大趨勢進行戰略思考。在結束十年動亂的“文革”之後，他根據時代特徵和思安求富的民心民意，及時將全黨中心工作由階級鬥爭為綱，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結束了長期以來對外搞閉關自守，對内搞階級鬥爭，而忽視發展生産力的錯誤道路，及時把全黨中心工作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確立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佈局，即以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為中心的國家發展戰略，從而建立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理論。他强調改革也是一場革命，要順利實現現代化，必須解放思想和解放生産力，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保持以社會主義為主體並吸收資本主義長處，不要問姓“社”還是姓“資”，强調發展才是硬道理，穩定才是關鍵，尤其要發展高科技，要尊重知識，尊重知識分子，從教育抓起，要深化改革，必須大膽實行對外開放政策，要抓住機遇發展自己，落後就要捱打，要從二十一世紀高度思考問題，倘若我們喪失了這樣機遇，多少中國人振興中華的富國夢就會化為泡影，我們還將落後並任人欺負宰割。為了實現這戰略轉移，他提出了一系列深邃和嶄新的戰略思想，他致力反對兩極體制和霸權主義，堅持獨立自主外交政策和不結盟政策，為了改革開放有一個良好外部環境，建立一個良好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他親訪美國，修復關係，成功地牽制了北方威脅，他又以高度政治智慧，擱置了中日釣魚島主權爭議，解決了賠償等問題而緩和並發展了中日關係，變阻力為助力，並及時提出“和平與發展”已取代過去“戰爭與革命”而成為當今世界的時代主題，打破了冷戰思維模式，提出了一球多制、一國兩制、和平共處的新思維，超越了舊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差異，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戰略爭取到一個良好的國際環境。其戰略核心是為中國穩定發展爭取二三十年的和平環境，這是壓倒一切的政治需要，誰把握不住這一點，就喪失一切，而他對台灣問題的思考與對策，正是這樣大思考下的産物，這是一個偉大的馬列主義者愛國主義者民族主義者的大哲之舉，不理解這一點，將無法理解和把握鄧小平對台思想，更不要説能做好對台工作。
　　
　　由於鄧小平正確把握了時代特徵，站在全國戰略高度，深刻認識到世界經濟發展的戰略重心正移向亞太地區，這是中國大發展的契機，從而制訂了國家發展戰略，及時將全黨工作重心轉移到領導十二憶中國人搞“四化”，並據此制訂了對台工作方針，使對台方針也服從這個大局。於是“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取代了原來的“解放台灣”方針，“葉九條”、“鄧六條”、“江八條”即是他這戰略思想産物。1980年1月16日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八十年代三大任務，即國際上反對霸權主義、台灣回歸祖國、加緊經濟建設，他語重心長地説：“三件事的核心是現代化建設。這是我們解決國際問題、國内問題的最主要條件。一切決定於我們自己的事情幹得好不好，我們在國際事務中起的作用的大小，要看我們經濟建設成就的大小。如果我們國家發展了，更加興旺發達了，我們在國際事務中作用就會大，現在我們在國際事務中起的作用並不小。但是，如果我們物質基礎、物質力量强大起來，起的作用就會更大。台灣回歸祖國、祖國統一的實現，歸根到底還是要我們把自己的事情搞好。我們政治上經濟制度上比台灣優越，經濟發展上也要比台灣有一定程度的優越，沒有這一點不行。四個現代化搞好了，經濟發展了，我們實現統一的力量就不同了。”這番話應是鄧小平戰略思想的核心，精闢而辯證，也是鄧小平對台思想精髓所在，不了解這一點，將只見樹不見林，就不是清醒的馬列主義者。
　　
　　由此可見，鄧小平從來就不是把台灣問題當作局部問題加以孤立地思考，而是把台灣問題放到中國前途和命運的大格局中去加以權衡，在結束十年動亂走向大治的關鍵時刻，他及時指出：“中國需要至少二十年的和平，以便聚精會神地搞國内建設”，他提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因為我們精力要花在經濟建設上，統一問題晚一些解決無傷大局”，他提出“一國兩制”政策五十年不變，五十年以後也不會變，是因為“五十年不變，這是同中國需要五、六十年才能實現現代化聯起來考慮的”。鄧小平反覆告誡我們，“這是一種戰略的考慮”。不掌握這一點，就無法把握兩岸關係的本質，就無法取得戰略上的主動權。
　　
　　二、鄧小平對台理論的核心問題
　　
　　鄧小平對台理論最重要一個特點，即堅持多面多手的政策，而不是單一的孤立的政策，既具和平懷柔民族同胞式的一面，又具鬥爭軍事的一面，即堅持兩面兩手政策，而不是片面的僵硬的政策。這與鄧小平在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和抓兩個文明建設都要採用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他從來都是以這樣辯證的觀點來處理問題的。
　　
　　鄧小平在制訂新時期對台方針時即强調一手軟，一手硬的兩面兩手政策。軟的一面即是從和平的懷柔的立場出發，用民族認同的同胞情懷的情感，以和平統一方式，實現一國兩制，誰也不吃掉誰，充分照顧台灣同胞利益，致力於把自己的事情辦好，使台胞産生更大統一欲望，要寄希望於台灣當局，更寄希望於台灣民眾；硬的一面即決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如果出現“台獨”或外國捲入製造“台獨”，我們將毫不妥協地予以鬥爭，甚至不惜使用武力。一手軟，這是解決中國人自己的問題的必要的一手，一手硬，這是捍衛主權獨立與領土完整及反對外國勢力插手中國内政的必要一手。這兩手是不可偏廢的，實踐證明，偏離了這個主導思想，就會犯盲目樂觀或浮躁求成的錯誤，就會失去對兩岸關係的主動權。
　　
　　這樣的兩手政策是建立在以下科學基礎上的：
　　
　　首先是建立在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解決國際爭端的整體戰略上。台灣問題儘管是我國内政，但它始終帶有國際因素成份，尤其它是中美關係中一個主要障礙，甚至有可能成為兩國關係中具有爆發性危險的問題。因此用“一國兩制”不僅解決了中國的統一問題，美國與其它國家利益也不致受損，也為世界樹立了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並存的解決主權爭端的範例。就全世界來説，是存在兩種完全不同的制度的，我們相信社會主義必將優於並取代資本主義，但這兩種制度還需要有很長的共處階段，這對世界和平與穩定有很大好處，是符合當今世界潮流，也符合雙贏的原則，這是具有中國特色的解決爭端和實現統一的思維，是對世界和平事業一大貢獻，同時也為我國現代化建設爭取到了一個良好的國際環境。其次，統一是中國内部事務，這關係國家利益和民族尊嚴，分裂是違背民族意願的，國家一日不統一，外人就會趁機而入．現代化將受制於人，建設不可能取得安寧，國家就不能真正實現强盛，這是我們應當清醒認識的統一的本質問題。但是，海峽兩岸都是手足同胞，有著共同的地理、歷史、文化、血緣關係，生活習尚、語言文字、傳統習俗、思維性格都如此相同，這一切決定了這一多民族的國家得以形成和發展並必將實現統一，在解決統一問題上，我們要尊重歷史造成的事實，近幾十年來，港台實行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甚快，保持港台經濟繁榮和穩定，允許他們保持資本主義，是尊重歷史和現實，照顧各方利益，允許兩種制度並存，利用資本主義資本促進社會主義建設，這並會改變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的主體結構。孔子説：“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我們的“一國兩制”正合乎“和而不同”的思維，這是鄧小平的深睿之見，乃高度政治智慧産物。我們既要堅持主權原則，又要在策略上作靈活的調整，將兩種制度並存於一個統一國家之内，把矛盾與鬥爭置於憲法和法律的範圍之内。這完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産物，是創造性運用馬列主義的産物，也為我國統一戰線工作創造了嶄新方式，即民族和國家的整體利益高於兩岸政治糾紛之上，是中國面對二十一世紀的最佳選擇，這一切體現了鄧小平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偉大一面。
　　
　　柔的一面，綜合起來説，就是要我們本著同胞的情感和國家利益至上的精神，對民族負責，要看到祖國不統一是違背中國人願望的。台灣不回歸，不知哪一天會被哪國拿去，後患無窮。因此我們要想出辦法來解決，不能用老辦法解決，就要找出新辦法。辦法不外乎和平或戰爭兩種，對同胞最好用和平方式，這就可以把大陸的利益，台灣的利益以及同台灣有關的外國資本利益都考慮到，這就叫你不吃掉我，我不吃掉你，一切從實際出發，尊重事實，具體説就是要尊重香港和台灣的歷史實際，充分考慮台灣能接受的條件，兩岸保持長期穩定，不傷害哪一方。兩黨可以平等談判，國旗國歌也可改動。台灣可以作為特别行政區，實行充分的自治，可以實行同大陸不同的制度，可以擁有自己的軍隊，實行司法獨立，台灣黨政軍系統都可由台灣自己來管，大陸不派人過去，今後台灣的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與外國的民間關係不變，在統一前則應加强“三通”、“四交流”，歡迎台灣工商界來大陸投資，共同繁榮，也歡迎台灣當局來祖國大陸舉行政治商談。我們寄希望於台灣當局，期望他們做出明智的選擇，更寄希望於台灣民眾。以上都是鄧小平對台策略柔的一面，即和平、團結、懷柔的一面，是曉之以理，導之以利，體恤民心，致力人心歸向。
　　
　　但是，我們不能只講團結和平，不講鬥爭威懾，沒有剛的硬的一手，也不是一個清醒的馬列主義者。鄧小平説：“我們堅持謀求用和平的方式解決台灣問題，但是始終沒有放棄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我們不能作這樣承諾”，“不能排除使用武力，我們要記住這一點，我們的下一代要記住這一點”。“如果我們承諾我們根本不使用武力，那就等於將我們的雙手捆綁起來，結果只會使台灣當局根本不同我們談判和平統一”。因此，鄧小平一面要求將全軍的工作重點從準備“早打、大打、打核戰爭”轉移到服從和服務於和平時期的經濟建設上來，一面要軍隊清醒認識到沒有打贏戰爭的能力，就談不上遏制戰爭，和平統一必須要有强大的軍事實力作為後盾。
　　
　　硬的一手不僅僅是指軍事上，更重要的是指思想上，我們對島内搞“兩個中國”、“一中一台”圖謀以及國際勢力干預島内分裂活動，就是要批判、要鬥爭、要給予壓力，不要給予好臉。他要我們清醒地看到：“現在台灣有人搞‘一國兩府’，連聯合國局面都想改變，實際上還是搞‘兩個中國’”。西方仇華勢力一天也沒有停止利用台灣問題來分裂中國遏制中國，因此，揭露這股反動勢力干涉中國内政，以及跟“台獨”勢力開展堅決鬥爭，始終是我們不可缺少的一手，偏廢了這一點，也等於自縛手腳。去年以來，我們對“台獨”的批判，以及軍事威懾，即是完全必要的。文武之道，應一張一弛，需要自覺純熟運用，並不斷提高應用水平。兩手政策才是鄧小平對台理論的核心框架，我們不能把鄧小平對台理論偏面理解為只能用和平的一手，這樣的話，很容易被對方利用來“和平地走向分裂分治”。
　　
　　在鄧小平對台理論和方針政策指引下，兩岸關係自1978年以後取得了很大進展，在相當長一個時期内我們贏得了兩岸關係的主動權，贏得了緩和，促進了兩岸民間往來和經貿文化合作，實現了半官方的“汪辜會談”，為我們集中精力搞現代化建設創造了條件。去年李登輝美國之行後，我們又採用軍事的批判的一手，輔以和平説理的一手，大大震懾了“台獨“氣焰，捍衛了主權的尊嚴，這一切都證明了鄧小平的對台工作方針與政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三、從“鄧六條”到“江八條”
　　
　　鄧小平有很多對台論説，其中1983年6月26日與美國楊力宇教授的談話，被世人概括為六條精神，最為全面地代表了鄧小平的對台主張，這就是統一後台灣可以作為特别行政區，可以實行同大陸不同的制度，可有司法獨立性，可擁有自己的軍隊，可自己管理，可與外國保持民間交往，而目前則應舉行兩黨平等會談，謀求國共第三次合作，對此主張人稱“鄧六條”。“鄧六條”。是極富情理的中國情懷的産物，有著極豐富的内涵，有著極其寬泛的餘地，是極有創造性的，雖然這在中外史上沒有過先例，但他對中國的統一與現代化有益處，鄧小平即樹起了這旗幟。
　　
　　在鄧小平對台論説中，他一而再再而三强調，我們解決台灣問題時，“必須尊重台灣的現實”，“要根據台灣的現實來處理”，“採取現實態度”，“要從現實情況出發”，“充分考慮台灣當局和台灣人民的處境、利益和前途”，“在尊重台灣現實的情況下，我們要加速台灣回歸祖國的速度”等等。鄧小平為什麼反覆强調要我們注重台灣的現實呢？這就是要我們了解台灣，做到知己知彼，因為這些年來台灣的政治和社會發生了巨變，我們必須根據台灣變化了的現狀去制定對策，有的放矢去做好廣大台胞工作，而萬萬不能停留在想當然和循舊軌的思想模式上去做對台工作。事實也證明，這些年凡工作取得成功的，皆因掌握情況準確而取得成就，反之即會受挫。
　　
　　這些年台灣確實發生了很大變化，今天李登輝政權與蔣氏父子政權相較，已發生了質的變化。1979年我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時，還認為“台灣當局一貫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反對台灣獨立，這就是我們共同立場、合作的基礎。，而李登輝執政以來，這種共同立場和合作基礎發生了根本變化。李登輝實行的憲政改革和政黨政治，從根本上阻塞了國共第三次合作的通道，兩岸關係已不是原有的“誰代表中國和統一形式”的問題了，而轉變成統一與分裂的較量。台灣獨立的趨勢已超過我們原想把自己事情辦好而後解決統一問題的速度，而這種變化除了美日因素及李登輝因素外，島内民眾對大陸的觀望與懷疑，以及本土化和民主化運動産生的“二千一百萬人的生命共同體”。觀念，形成了台灣政治意識，由台灣優先到“新台灣人主義”的形成，逐步取代了由民族主義來認同一個中國的意識，産生了“在台灣的中華民國要取得承認”的主體意識。應該看到李登輝多年來推行西方所謂的“民主制度”，使西方的個人主義價值觀泛濫，他們開始把民主和自由看成離於國家統一的一種標準。民眾不再害怕統一會降低他們生活水平，而怕改變他們在蔣氏政權下沒有的“民主與自由”。在選票政治影響下，民意變得重要了，變得受尊重了，不少民眾情緒還在追求“獨立自由”的釋放階段。李登輝毫不務實的“務實外交”致力於台灣問題國際化，也恰恰滿足了西方利用台灣牌來制約中國的需要，李登輝只是西方反華勢力手中一張牌，他們希望兩岸維持不統不獨，以便他們從兩岸獲取更多的政治與經濟利益，最近一期英國《經濟學人》週刊發表了《西方應如何看待中國大陸的演變》一文，即很典型地反映了這種心態。文章説面對中國的現代化，西方就應該利用台灣這張牌，“要求中國在台灣問題上接受國際行為規範，在香港問題履行國際承諾為己任”。這“國際行為”和“國際承諾”，説穿了，就是要中國接受西方的干涉。至於島内政治勢力分化，由大陸籍人構成的政治勢力已處於非主流地位，影響力正逐步消失，而由本省籍人組成的權力主體，即李登輝的新國民黨和“台獨”訴求的民進黨，構成了多數；由少數人構成的第三勢力，即一部分老國民黨和不滿現狀的外省人及都市新中産階級，以及追求更大政治合理性的知識分子，也未必完全贊成立即統一：而大多數台灣民眾則希望兩岸在統一方式達成諒解之前，能更長久地維持現狀，以便對中國大陸有更多的了解和思考。台灣這種社會階層的思想狀況，以及他們對國際空間的實際需要，使他們對統一還沒有强烈願望，造就是“李登輝情緒”得以存在的土地，我們應該看到李登輝後面還有這樣一個社會基礎。這就決定了統一問題較前大大複雜了，而我們大陸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都處於關鍵階段，提高綜合國力仍是主要任務。我們遇到了實現騰飛的少有歷史機遇，但我們同時遇到了同樣大的壓力和挑戰，在這種情況下，如何面對現實，我們不僅不能被台灣拖住，我們還必須拖住台灣，這是一場異常嚴峻的鬥爭。這問題很現實地擺到了我們第三代領導核心面前。
　　
　　以江澤民為代表的黨的第三代領導核心，根據鄧小平的對台戰略思想和方針政策，及時提出了《為促進祖國統一大業完成而繼續奮鬥》的八條主張，人稱“江八條”。這八條主張對鄧小平的“一國兩制”方針作了深度闡述——“兩制”是統一後的模式，而統一前兩岸關係應怎樣定位，“江八條”作了全面而具體的論述。它對兩岸關係的準則予以具體化，對“一國”的概念加以明確化，簡單地説，即是把兩岸關係定在“一個中國”框架之内，核心是“一個中國，協商解決”。江總書記繼承鄧小平路線，他説：“世界各國都在制定面向未來的經濟戰略，把增强國力作為首要任務，以求在下一世紀到來的時候能在世界上佔有自己的位置”，“我們主張不以政治分歧去影響、干擾兩岸經濟合作”，對台灣當局和民眾關心的一切問題，我們都可以在“一個中國”原則下協商解決。這就明確了兩岸關係不可突破的底線，又充分考慮到台灣同胞的現狀和利益，是一個充滿善意誠意，又合情合理的主張，及時將分裂與反分裂的鬥爭提了出來，贏得了兩岸關係主動權，受到海内外熱愛和平追求統一的人士好評，有助於穩定兩岸關係，繼續共同繁榮，為中國的穩定發展繼續爭取到可貴的時間和外部環境。“江八條”可以説是秉承了鄧小平對台思想的精髓，同時又是對“鄧六條”重大發展。
　　
　　四、進一步運用鄧小平對台理論指導兩岸關係健康發展
　　
　　在兩岸關係多變和分裂反分裂鬥爭日趨激烈的今天，學習和運用鄧小平對台思想、理論、策略、路線，顯得極具現實意義，它不僅可以使我們清晰認識兩岸關係本質，把握鬥爭主動權，提高工作藝術與水平，同時也有助於我們進一步貫徹執行“江八條”。因此，我們有必要做好以下幾方面工作。
　　
　　1.加强鄧小平對台理論學習，從思想和理論上提高對鄧小平的戰略意圖的理解，把握台灣問題和祖國現代化建設的關係，把台灣問題放到中國前途與命運的決策中去思考。全黨都要把對台工作當作政治任務去做，要突出政治講政治，要認識到綜合國力不强盛，兩岸經濟關係差距不縮小，西方對我國依賴程度不高，要改變兩岸僵持關係是不可能的，只有真正的把中國自己的事情辦好了，才能為最後解決台灣問題創造條件。嚴格來講，只有中國前途問題而無單純的台灣問題，因此要把台灣問題放到中國發展的整個大格局中去作戰略思考。要與二十一世紀的大潮流相協調，建立起穩定自己反獨促統的對台工作的思想與理論體系。為此，我們必須認認真真學習和研究從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的統一學説，尤其要掌握承上啟下的鄧小平對台理論。
　　
　　2.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不能因為海峽兩岸關係趨於緊張複雜和“台獨”聲浪高漲，懷疑和放棄和平統一努力，要堅定不移地貫徹執行這代表世界潮流和國家最高利益的方針和政策，要盡力以和平方式去遏制分裂，更好地做好對台工作。
　　
　　3.要有一個較長時期解決台灣問題的戰略，時間安排上起碼要與實現“九五”和“二○一○”年規劃相同步，要有明確階段性目標，使全黨與全國人民了解台灣問題由於國際勢力干預和島内追求主權獨立的制度化，我們目前尚不具備解決統一問題的條件，統一將是一個長期的複雜的艱巨的過程。我們既不能讓統一無限止的拖延，又不能操之過急，而衝擊我們經濟建設的中心工作。我們既要有統一的迫切感，但又不能浮躁、冒進而自亂陣腳，而要有計劃有步驟地扎扎實實在政治、經濟、文化、輿論、島内、島外各個領域，切切實實做好團結、教育、爭取、分化、利用、牽制、打擊各項工作，壯大統一力量，擴大中間力量，孤立打擊分裂勢力，爭取更多海外人士同情和支持，促進台灣問題朝著有利於我的方向發展。全黨全民依然要把統一工作當作當代三大任務之一，一起來做對台工作，不能讓台灣問題成為干擾我現代化建設的不安定因素，也不能讓台灣從祖國大家庭中分裂出去。
　　
　　4.加强“鄧六條”——“江八條”的輿論宣傳。任何真理也都需要輔以輿論宣導，何況我們面臨台、美、日强大輿論誤導的攻勢，我們必須加强從“鄧六條”到“江八條”的宣傳，堅持説理鬥爭，加强對台研究，要有的放矢、循循善誘、針鋒相對、有理有節地把宣傳工作做到島内去，堅持以理服人，以德服人，用愛心同胞心熱心善心關心誠心去感召對方，要善解人意，爭取人心歸向，從某種意義上説，今後兩岸鬥爭焦點是人心爭奪，“鄧六條”與“江八條”都為我們如何從實際出發做好台灣民眾工作樹立了樣板，我們要全力做好民眾工作。
　　
　　5.更好地把自己的事情辦好。統一既是實力的較量，同時，也是兩種制度兩種文化兩種價值觀的較量。我們經濟能否持續穩定增長，體制改革能否取得突破，民主與法制建設是否健全，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能否搞好，既決定了中國的前途和命運，也決定了統一成敗。我們必須遵循鄧小平的路線，少説空話，不説大話，扎扎實實把自己的事情辦好。
　　
　　6.搞好兩岸經貿與文化的交流與合作。台灣在挣脱母國懷抱時，經貿與文化是兩根牽住台灣的紐帶。雙方對此既有利益需要，又涉及到培養民族感情和建立統一基礎意義，因此一定要搞好經貿與文化交流和合作。要主動規劃好投資市場，切實做好台商權益保護工作，克服單純以商言商行為，提高文化層次，使台灣同胞與我經貿合作和文化交流後，增强對統一的欲望。
　　
　　7.運用政治談判手段促使兩岸關係朝著有利於我方向發展。談判可採用各黨各派的國是協商、兩會功能性事務性商談，最高當局高級會談，讓對方坐到一個中國談判桌上來,充分了解大陸十二億民眾的立場。
　　
　　8.建設一支强大的人民軍隊。沒有一支可以取勝的軍事力量，和平建設和統一和談都會失去砝碼。面對“台獨”勢力的上升，我們必須要有硬的一手作後盾，壯大軍事實力就是為了確保和平統一方針實施。因此，我們必須加緊實現我軍現代化建設，提高我軍戰鬥力，不能忘記鄧小平的兩面兩手策略，沒有軍事威懾力，沒有對“台獨”的壓力與批判力，和平統一將是無望的。
　　
　　我們目前依然處於致力發展經濟，因而亟需一個穩定的外部環境的階段，依然處於機遇難得挑戰嚴峻的重要歷史時刻，正確把握機遇抓緊發展自己，迎接各種挑戰與壓力，是我們邁向二十一世紀必備的政治素質，在這歷史關鍵時刻，以鄧小平對台思想路線為指導，正確處理台灣問題，尤有重要意義。事實證明，鄧小平對台論説，依然是指導我們處理台灣問題的根本指針，也是貫徹“江八條”的基礎，唯有從此遵循這些論説，才能把握兩岸關係的本質，才能最終實現祖國統一，才能將我們這一代人的才智無愧地貢獻給這偉大的時代。
　　
　　1996年9月13日

　　（本文發表於上海社科院出版的《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研究文集》，1996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