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此時，李登輝就任台灣首任“民選總統”，假桃園蛋形體育場舉行盛極一時的“加冕典禮”。一時間，台灣政壇各種反對勢力都隨之消聲匿跡，聲望達到空前高度，哪怕沒有選李登輝的民眾也會説：“阿輝畢竟是老百姓選出來的，我們都應幫他！”於是乎，李登輝一時天下無敵手——這是他繼蔣經國後的九年“總統”生涯中從未有過的强勢。曾幾何時，一年後的今日，竟風光不再，在他“五·二○”就職典禮一週前夕，台灣民眾於“五·○四”、“五·一八”兩次遊行集會抗議，有480多團體發起，每次有十多萬人參加，他們身穿“悲”、“恨”、“怒”外衣，手舉“憤怒”、“抗議”招牌，打著“李連滚蛋”標語、口喊“李連下台”口號。在眾多横幅中有“人畜不安，總統認錯”、“無義無耻，唯有李連”……。人們用激光向“總統府”尖塔射去“認錯”二字。李登輝被迫召開記者招待會表示認錯，但並沒有平息民憤，人們反而不斷逼問李登輝是否連任，他一再申訴決不連任，一個民眾直選的將有四年任期的“總統”僅僅幹了一年就招致民眾如此反感，這在台灣也是第一次，可謂曠世稀有。台灣民眾的“擁李情結”瞬變“反李情結”，這説明了什麼？這很值得我們思索！這中間可以給我們什麼啟示，可探索一些什麼規律？本文企圖就這些問題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一
　　
　　首先我認為應該先看一看李登輝就職“民選總統”以來究竟幹了些什麼。
　　
　　應坦承李登輝就任“民選總統”後的强勢是我們先前未曾預料的，他當選後拒不兑現選前諾言也是我們始料未及，當時我們曾高度注視他“五·二○”就職説辭，希望他理性處理兩岸關係，但他這一年的所作所為，是我們極為失望的。
　　
　　李登輝沒有利用他的權力與資源去從事兩岸民眾期望的事，卻致力召開了一個所謂的“國發會”，為民進黨提前執政及“廢省”、“修憲”鋪平道路，用所謂的“共識”來反對“一國兩制”，防止香港效應出現，為徹底廢除“外來政權”和“外來法統”進而實現獨立奠定基礎。他不惜犧牲國民黨組織與人員的利益，也不顧台灣民眾安危，强行闖關，一意孤行，頑固地去實現他的夢想——帶領台灣民眾“出埃及”——切斷與祖國大陸臍帶關係。於是，他在政治上强化族群與“統獨”意識，助獨壓統，崇台衊中，一時間使島内“雜音”（理性的聲音）鋭減；在經濟上大扳刹車，以“戒急用忍”限制兩岸經貿互動；在外交上繼續追隨西方圍堵中國，不惜化巨資開拓國際空間，製造“一中一台”、“兩個中國”；在軍事上擴大軍購，整軍備戰。同時，他接待達賴、修改教科書、反對中華文化……。正如他所説：“中共不喜歡的，我就要做”，他正是處處事事與大陸對著幹，一切都只為了他一個人的意志服務，視萬物為雛狗，可謂獨斷獨行倒行逆施。
　　
　　這一年中，李登輝不僅再次違背了誠信原則，沒有兑現他選前所有諾言，而且把他的權術玩弄得更加淋漓盡緻，用他慣用的許願、收買、分化、打擊等手段，瓦解異己，他十年在夜行，用今天的謊言推翻昨天的謊言，他推行極權政治，終於走到了盡頭……，至使台灣政治生態、社會治安、經濟發展、兩岸關係……都高度惡化。不到十年，使“混亂之島”變成“貪婪之島”，又走向“殘酷之島”。一九九六年以來，强暴輪暴案從每年917件增至1400多件，綁架勒索案由每年92件躍至150件。“當一個時代的權力已失去起碼的敬畏之心，那麼，統治者的權力意志即召唤出犯罪者的權力意志，犯罪者同樣會變本加厲地殘酷”。於是桃園縣長劉邦友命案、民進黨婦女部長彭婉如命案、李登輝忠心支持者白冰冰女兒撕票案……層出不窮，從“賀伯”巨風之災到“猪蹄疫”之害，天忿人怨了。一年前他就職的蛋形體育場今成了劉邦友的靈堂！
　　
　　長期以來，李登輝的所作所為總有一個“正當理由”，他只用“中共打壓的咒語一旦祭出，民眾立刻氣憤填膺，一致批評中共而忘了政府的任何錯失”，他一旦遇到島内批評，又一法寶是指責對方是“中共代言人”、“統戰陰謀”、“出賣台灣”，又將對方狠狠壓下去。這一次他依然舊法砲製，他在參加漁業反走私大會時説：要提倡“心靈改革”，要向媽祖立誓，不應走私，因為“發生口蹄疫與治安不好都與走私有關”，他陰險暗示猪蹄疫與治安不好的槍枝都是從大陸走私而來，企圖再一次推卸責任。但是，這次他的法寶不知怎麼失去了魔力，他頭上的光圈也突然消失了，老百姓對此嗤之以鼻，紛紛對他説不，前有宋楚瑜對廢省説不，後有生産力中心總經理石滋宜對經貿“戒急用忍”説不，再有馬英九對政務委員説不，還有廣大民眾扶老携幼遊行示威向他説不！，這是台灣近十年來第一次。李登輝的謊言與摸頂，都無濟於事了，老百姓説：“看了李總統的記者會，被氣得想來遊行”。他們呼出了：“昨天的縱容，我們今天來走路；今天再縱容，我們以後無路可走”。顯示出台灣同胞可喜的覺醒！
　　
　　李登輝這一年倒行逆施已到了極頂，他欲在香港回歸前夕不惜代價搶先完成“修憲”，用“台獨化”的“憲法”向我挑戰，其匹勇可謂空前絶後。可是他的内政，老百姓滿意率已從七成五降至三成，台灣的“國家”競爭率也從七八十年代的世界第一位降到二十三位，而中國大陸
　　
　　卻躍升到第一位。據最新民意調查，對李連執政一週年滿意率，竟平均為3.11分（10分為最高分），在“遵憲”、規劃發展、民主法制、吏治操守、“政府”效能、經濟成長、“外交空間”、兩岸互動、社會福利、生活素質、國防體系、社會治安、教育改革、文化藝術十四方面竟無一及格，紅燈滿掛。於是天怨民憤，民眾顯示出“民能覆舟”之功，使李登輝從“天下無敵手”的强勢，突變為“李登輝神話的結束”、“李後時代提前到來”。
　　
　　從上變化説明了什麼？它有什麼特點？給了我們什麼啟示？這對兩岸關係有什麼影響？對台灣政經發展有什麼影響？都值得我們細緻分析研究，尋找出一些規律性的東西來，這該是當務之急。
　　
　　二
　　
　　台灣最近的變化，決不單純是民眾的覺醒，從不統不獨一變為擁護我“一國兩制”，開始投奔到祖國懷抱了，我們切不可作這樂觀判斷。但是，兩岸關係勢必會走出李登輝强勢主控的時代。如果我們仔細分析一下島内這些變化，似乎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非外力因素的
　　
　　這次島内矛盾激化決非是我外力介入的結果，既非是我們打砲，也非我們文批，甚至是在我們忙於兩件大事顧及不下的情況下，外力的鬆馳，反促使内部矛盾激化的結果。正如《自立早報》社論而言：“國人怨怒、憤懣之情，有如漲潮之水，實非外力可以擋之者”。
　　
　　(二)非政黨因素的
　　
　　這次島内反李運動，並非由島内三黨四派發起與領導的，政黨與派别完全被排斥在外，浩浩盪盪遊行隊伍中，民進黨、新黨、建國黨……都只好乖乖排在隊伍末尾隨從，一點沒有作秀的機會。民眾痛呼：“政客不死，
　　
　　禍亂不止”，政客們看著這麼多民眾遊行這麼多民眾圍觀而無所表演，這在台灣是很罕見的。也正如《自立早報》社論説：“如果，未置身於遊行群眾行列裡，或許會認為這些‘頭家要求’，乃是帶頭一小撮人士所煽風點火引起的，是用心可議的政治陰謀，但是一旦親臨其間，現場臨場感，會讓人深切感受到，這些口號要求，並不是憑少數幾個人就可以策動驅使起來的，民眾們是在身受體會下，主動認同、支持下，而要求總統認錯，撤換内閣”。
　　
　　(三)非“二二八式”的
　　
　　這次島内民眾兩次遊行示威，是明顯反“政府”反當局反國民黨反“總統”的。但卻是非暴力的非純政治的非“二二八”型的，他們的要求不僅僅是討回一個政治責任問題，“而是更廣泛的社會公平正義與澄明政風的體現”。但示威是罕見的理性，沒有衝突混亂，遊行與集會結束，“地上沒有留任何垃圾”，被稱為“平民遊行”，與以前的政治鬥爭形式有别。《聯合報》發表了很好的社論，稱這示威遊行是《一起為台灣人的失落走上街頭》，稱由於“白案”，敏感的社會大眾的强烈情緒在轉瞬間即找到了出口，再也沒有“統獨”、族群與流派的政治可以阻擋他們。兩場遊行隊伍裡的民眾，此刻終於擺脱了政客加諸他們身上的“統獨”、族群與流派的政治枷鎖，一同為台灣人的失落與挫折走上街頭。”
　　
　　(四)非規律性的
　　
　　過去在兩岸之間各有一些自認為有規律的原則在驅使互動，如“三通”有利雙方經濟，“和為貴”有助於中華民族振興，“外交休兵”有助於節約資金，“和平協議”有助於遏制軍備，“民族主義”是兩岸對話的基礎，“兩制並存”是誰也吃不掉誰的，“和平統一”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等等，這些都是“規則”，兩岸必然會遵行。而台灣這些年偏偏沒有遵行，這次民眾奮起也沒有遵行我們或台灣所定的“規則”而行，顯得非規律性。應該看到台灣自推行“民主化”和實行政黨政治後，社會結構與生態發生了深刻變化，他們表達訴求的方式也隨之而變，用不著用街頭抗爭或暴力，民主政治給了他們這種民主權力。“五·一八”集會遊行宣言僅僅寫了：“您擔心婦女兒童的安全嗎？您擔心政黨背判民意嗎？你要求實行責任政治嗎？請在五月十八日，走出來！”竟一呼百應，這種民意表達方式值得我們研究。李登輝這麼多年為所欲為，不能不説是曾受到狂熱的民意支持，這些民意，為何不循我們認為的規則行事，而今天也非呼應我，也非盲從李登輝，這種不規律運動方式是值得我們關注。
　　
　　三
　　
　　面對島内政情民意巨大變化，給了我們一些什麼思考呢？我認為至少有以下幾方面。
　　
　　(一)兩岸關係有望走出李登輝强勢主控的局面，而迎來兩岸關係良性互動
　　
　　這十年來，兩岸關係在李登輝因素影響下，日趨惡化，像李登輝這樣“强勢”人物，在台灣將是空前絶後的。他主政以來，既囊括國民黨資源，又推行民進黨路線，並受到要求“出頭天”的情緒化的廣大民眾的狂熱支持，他那麼重的皇民思想和“台灣主義”情結，那麼不知中國為何物，恐怕以後任何台灣當政者都不會比他更偏執和不務實。李登輝用“民主化”對台灣社會注入了國民黨時代沒有的活力，但他推行的並不是真正的民主，而是民粹，借民主行專制獨裁。“他掀起的民粹風潮雖然曾經一時撫慰了族群情感的空虚，但是，他所造就的政治品質，卻顯然未能滿足民眾的期望與回應民眾之托付。”。這種民粹主義終究被民眾抛棄。“這份情愫或情結破滅，高度期望與托付立即就變成重度的失望與惱怒。”兩岸關係中間畢竟有一個“道”是應被遵循的，這就是兩岸民眾的最高福祉，而李登輝太多用“術”，雖屢屢得手，但畢竟是背道而馳。他口口聲聲“民之所欲常在我心”，其實他心中太多雜念。於是，民眾對
　　
　　“第一位台灣總統”完全失望。台灣今後如何發展？國民黨崩毁在即，未來政壇會怎樣發展？肯定對重建兩岸關係確立良性互動有利。從這點來講我們可感到高興，但不應去幸災樂禍。
　　
　　(二)台灣民眾在“民主政治”下的成熟，這對我們做台灣民眾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台灣民眾的覺醒是解決台灣問題的關鍵，但是，台灣民眾不同於我的歷史文化經歷以及所處的不同於我的社會制度及政治環境，會對其思想、性格産生什麼影響，至今我們知之甚淺。這次大示威，竟是一些過去被視為對“政治最冷漠的團體，一向是支持著政府穩定力量團體”發起，一些過去被視為冷漠的“新新人類”（指大學生們）參加，政黨與政客們只好尾隨而失去慣有的光環。這一切説明什麼？很值得我們深入研究，這至少告訴我們民意在台灣是起著作用，在民主政治的體制下正在變得成熟。對這樣的民意我們如何去交流溝通，如何去回答他們困擾著問題，如何去引導他們開創兩岸關係新格局，如何去贏得他們信任？這是最最關鍵的和刻不容緩的！我們過去的思路也似乎有檢討的必要，看來我們僅僅認為只要把在大陸台籍人士安撫好就必然會對島内台胞有示範作用，或只要把大陸籍台胞爭取過來台灣民意必會倒向我們，看來問題並不如此單純，我們應學會直接面對廣大台灣同胞，了解他們，熟悉他們，並能把工作做到他們心坎上。
　　
　　(三)台灣正處在十字路口，亟待我們的影響與引導
　　
　　台灣政治正處於轉型的十字路口，用台灣學者的話稱，正是處在“父權政治與庶民政治分水嶺”，過去台灣處於高度集權沒有民主的統治下，解嚴以後“又把大好機會與資源交付給虚無的政治舉選”，而選後的憤怒與失望反覆循環，“現愈來愈多的人敢向當權者説不，顯示人民正在擺脱‘封建的心靈’而奔向‘自由的心靈’”。然而，站在這十字路口的民眾是很迷茫的，轉得好則是兩岸幸事，是共創二十一世紀中國人的一大助力，轉得不好則會熱情消退，漸被政客利用，重回老路，兩岸關係會繼續惡化。在這時刻，我們祖國大陸應因勢利導，促使廣大台胞作出理性選擇，這是極其重要的工作時刻，刻不容緩！去年我們的“軍演”與“批李”，起了一定影響，但文武之道，宜一張一馳，今年應加强文的一手，即説理鬥爭，包括運用恢復“兩會”接觸，談判是宣傳我們觀點與主張，也是鬥爭。但是，這鬥爭切不可簡單化，宣傳“一國兩制”與“江八條”也忌簡單化，要在掌握台灣民眾心態的基礎上，有的放矢宣傳，要使對台的工作方方面面跟上去，促使台灣在這十字路口跨向健康理性的方面！
　　
　　當前全國上下忙於“香港回歸”與“十五大”兩件事，將台灣問題拖到適當時候再辦不啻是正確思考，但台灣當前變化又不容我們坐失工作時機，如何積極的拖，亟值得中央有所考慮。因此建議中央就台灣當前變化組織有關部門及專家學者進行科學分析，並找出對策，作出回應！
　　
　　寫於1997年5月25日

　　（本文發表於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情況與建議》199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