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只剩下最後一年多的歲月，人類即將邁入新的千年，“告别過去，迎接未來”，成為人類共同思考的主題，各國紛紛在制訂跨世紀的綱領，以便在下一個世紀伊始就佔據更有利的發展地位。中國大陸也制訂了1996年至2010年的跨世紀發展綱領，這是一個以全體中國人福祉為考量的宏偉工程，要實現這樣一個宏願，就必須創造一個更好的外部環境，就必須思考如何將一個健康的中美、中日、中俄……對外關係帶往二十一世紀，使這些關係不再成為我們實現現代化的阻力，而發展成建設性的合作夥伴的戰略性關係，以適應世界新秩序新格局的發展趨勢，不至在新一輪競爭中落伍而再次拉大與世界的距離。這樣的新關係大家都看到正在建立中。
　　
　　兩岸關係儘管是中國内政，是中國内部事務，但在未實現統一之前，同樣需要有一個面向新世紀的良性互動思考，以維護中國人最高利益，盡早創造統一的條件，誰也不願看到因當局的不智而促使兩岸關係的不健康乃至造成惡化，而坐失中國人二十一世紀發展的歷史機遇。兩岸關係是兩岸中國人的關係，這種關係不能成為少數政客和外國勢力的統獨籌碼。因此，筆者在年初撰文論述了《跨世紀的兩岸關係思考》，獲得海内外不少和聲，今臨歲末，兩岸關係又摇摇晃晃走過了一年，憂喜參半，致使筆者有《跨世紀兩岸關係再思考》，祈與諸君再探討。
　　
　　一、第三個“里程碑”
　　
　　二十一世紀的最後兩年——1998年，兩岸關係絲毫沒有好轉，統獨矛盾，族群關係，越來越對立，在一群政客鼓惑下，以台語反對國語，以中國人反對對中國認同，簡直有點走火入魔，兩岸的對立在加劇，交匯點越來越少，令人堪憂。然而九八年秋的辜振甫先生大陸“參訪”，與汪道涵會長的“汪辜會晤”，一掃兩岸關係頭上的陰霾，為世所讚，有望成為兩岸關係的轉折點。台灣學界有人將此行譽為繼“取消戒嚴”、新加坡“汪辜會談”後第三個里程碑，這也許並不算過譽之詞。儘管這次“會晤”磋商了一年，絞盡腦汁，台灣力圖避開“一個中國”、避開“政治性對話”，規避“中斷兩會”的責任……等等，在極其矛盾心理下開始的“參訪”，但我認為它畢竟帶來了以下諸多變化與啟示——
　　
　　（一）兩岸關係的對話總比對抗好
　　
　　誠如辜振甫先生所言：兩岸“只有和平寬容才能化解對立，只有交流互動才能增進了解，只有對話協商才能建立共識”。進而證明：在兩岸之間，無論如何只有兩岸關係優先，才能對話優先，才能通過交流與協商來增進了解和建立互信，才能化解敵意贏得和平，而不是通過“開拓國際空間”能帶來什麼福音。從康乃爾折回北京的歷程，證明兩岸關係只有通過兩岸中國人坐下來才能得以協商解決，兩岸關係位階高於對外關係。
　　
　　（二）兩岸關係是中國人自己的問題，絶非國際問題，應該由中國人自己解決，中國人是具有解決自己問題的智慧
　　
　　這次“汪辜會晤”即是最好例證。這次會晤是在中國自己國土上面對歷史、現實、未來，展開的“建設性的對話”，這種對話儘管不可能一下子彌合所有歧見，但這是兩岸關係一條必經之道。這次辜振甫先生大陸之行，從“汪辜晤”提升為“錢辜晤”、“江辜晤”，成為近半個世紀來“海峽兩岸之間最高級别的會晤”，事實上也開始了“兩岸之間最大的政治主題”，即“統一問題開始交換意見”。這正如辜先生赴大陸前所言：“他與汪先生只是走出了一小步，而兩岸關係將跨出一大步”，誠如斯言也，這意義是深遠與重大的。
　　
　　（三）可貴的另類思考
　　
　　兩岸關係自1992年以來，尤其近三五年，由於大家知道的原因，關係越來越緊張，“一個中國”認同越來越疏遠，雙方已“將仇視對方，懷疑對方轉化為己方的價值和信仰”，“已習慣地將兩岸不同，視為優劣對比，不自覺地以自己的制度、習慣為標準來評比對方”，而“彼此否定對方，習慣於敵對和戰爭狀態的方式相處”，“在台灣方面更樂於以此證明大陸的敵意，並以之合理化己方敵對政策的作為”，故兩岸關係持續低迷。而“汪辜會晤”一下子改變和衝擊了這種關係，致使有66%多的台灣民眾認為大陸有善意並作出了讓步，有72%多的民眾對“汪辜會晤”感到滿意，有78%多民眾認為在二十一世紀來臨前兩岸有必要簽署和平條約……，這種民意變化是近年來罕見的，一掃台灣當局和某些政治人物刻意將台灣民眾拉往族群與統獨的情緒化思考迷津，給了台灣同胞一個暫時的另類思考。這類思考更符合台灣同胞求和求安求利心理，也符合大陸民眾追求更美好的二十一世紀的願望，這將有助於兩岸同胞對兩岸關係、兩岸未來的理性思考，逐漸形成高於統獨的新思維。
　　
　　（四）政治對話是發展兩岸關係必經之途
　　
　　這次“會晤”台灣當局雖刻意迴避這是兩岸政治對話之始，説穿了是害怕統一進程的提升和害怕承擔中斷兩會的責任，僅僅是想把兩岸關係定格在功能性事務性磋商階段，害怕將兩岸關係從他們故意營造的思想牢籠中釋放出來，這真是首鼠兩端。事實證明，開展政治性談判與對話，乃至謀求終止敵對狀態談判到和平協議的簽署是人力所不可阻擋的必然趨勢，迎接一個不再互相猜忌、仇視、敵對和戒急用忍的二十一世紀兩岸關係，全面實現“三通”，必然是從“汪辜會晤”這樣政治對話而始，這是誰也阻擋不住的。
　　
　　（五）營造一個兩岸良性互動機制
　　
　　兩個耄耋老人運用他們的智慧與德望，來化解僵局，營造一個和平的氣氛，創造一個互動的契機，建立一個協商機制，為兩岸關係打開了一扇大門，這實在是值得我們共同珍惜。兩岸已錯過了多次解決問題的機會，尤其近年，台灣當局以拖待變，錯過了“江八條”和第一次“汪辜會談”後的良機，這次“會晤”後的互動機制，實在值得雙方把握。台灣當局在“汪辜會晤”後感到渾身輕鬆，認為球踢到了大陸一方，看大陸怎麼回球，看汪道涵會長怎麼訪台，他們知道大陸反分裂的立場難以改變，而他們追求分裂分治合法化固定化步伐不可能收斂，故“汪辜會晤”的“雙贏”又會變為台獨分子所期望的“雙鬥”，這是兩岸民眾應有所警惕的。兩岸關係思名顧義，“絶不只是地理名詞，而特别是政治名詞，此一名詞本身就藴涵了‘一個中國原則’和目前尚未統一的現實”，兩岸關係應是“人民的兩岸關係”，絶非是少數不知中國為何物的政治人物的兩岸關係，這種關係要從兩岸民眾的根本利益著想，而不是迷失在這種政治人物的皇民情懷或西方情懷中，因此要“創造一種合作互利的機制，讓兩岸的中國人在合作互利的機制中發展出相互需要，相互發展的可能性”，“由發展的和平的需要重新認識中國，參與中國，以便共建中國”。我想這大概是這次“會晤”帶來的最有意義的機制與思索。
　　
　　當然，“汪辜會晤”不可能一步登天，解決兩岸關係中所有問題，而且雙方立場均無根本改變，兩岸關係之好轉還言之過早。民意的好轉與改變也是暫時的，隨著時間流去，“汪辜會晤”影響也會沖淡，不理性情緒又會上升。但這次會晤畢竟對我們在世紀之交，思考兩岸關係，改善兩岸關係……帶來了許多可貴啟迪，是一份難得的歷史遺産。
　　
　　二、統一需要詩意
　　
　　這些年來，台灣急驟向分裂道路上迅奔，兩岸關係似乎變成了單純的分裂與反分裂一場鬥爭，兩岸幾乎把注意力全放在外交攻防戰中，台灣當局為證明其分裂分治是合理合法的，砲製了許多“邏輯”，於是兩岸關係變成了一場“口水戰”，一些御用文人大説違心話，一個欲獨，一個反獨，兩岸關係似乎成了一些專門家的口舌事，令兩岸民眾由衷生厭，統一的詩意與好處顯被冷落，分裂的“好處”反被渲染，其實分裂是不得人心和絶無出路的，一切違背歷史規律的事總不可能得逞，即便不可一世的希特勒，曾幾何時，留下的只是千百萬追隨者的悔恨。歷史造就的兩岸暫時分離，終究要走向統一，我們要用更大熱情來謳歌統一的好處，讓統一更富有詩情畫意，激發起兩岸億萬民眾對統一的向往，讓分裂分子沒有市場。
　　
　　眼下，有些人認為統一好處是顯而易見的，故毋須討論，而有些人認為統一也許會失去現有的東西而不敢去多想，以至統一的詩意與魅力被忽略了，甚至把統一的手段與方式混同於目標。例如，在香港回歸過程中我們堅持“一國兩制，和平統一”、“五十年不變”、“港人治港”……，但又提出了“香港明天一定更美好”的回歸目標，激勵人們共同去創造一個更美好的香港，從而激發起人們的愛國愛港的熱情，致使香港回歸後港人對祖國的認同率日益提升。那麼，我們在台灣統一的問題上，有沒有必要去創造一個目標與口號呢？使人感到統一的詩意而不是敵意。“一國兩制，和平統一”是根據兩岸同胞的利益而確立的統一原則，它是統一方式，它的好處顯然需要進一步闡述。
　　
　　汪道涵會長在中共“十五大”會議上的發言，提出了“兩岸同胞共同來締造一個繁榮、富强、文明、民主的新中國”之説，在海内外引起很大反響，人稱“共同締造論”，受到兩岸學術界高度重視，很多學者撰文表示贊同，連台灣當局高層，包括民進黨與新黨，私下也表示可以接受此論為兩岸談判起點，台灣民意也有57%人表示贊成此説，為近年來第一次贊成這種形式統一的人多於反對統一的人。但是，台灣又懷疑這説法不是大陸“法定”版本，甚至認為這是大陸内的“非主流”觀點，是“鴿派”的聲音。其實，在統一問題上大陸都是主流派，絶沒有人會再當李鴻章，絶不會允許台灣再從祖國的版圖中遊離，絶對不存在鷹鴿之分，這實在是對大陸的無知。
　　
　　汪道涵會長這説法，其實是繼承和發揮了從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的統一學説，既繼承了毛澤東的祖國必須統一論，又繼承了“鄧六條”的誰也不吃掉誰的精神，又發揮了“江八條”的“一個中國”原則和“國是協商”精神。江澤民總書記在中共“十五大”中，明確提出了中國共産黨人在未來十五年的任務——即是率領全體中國人去建設一個“繁榮、富强、文明、民主”的現代化中國，而汪道涵會長則是以簡潔語言對統一的好處與目標加以概括，指出統一問題是兩岸同胞自己的事，雙方只有通過平等協商才能加以解決，目前中國尚未處於統一狀態，所以要通過兩岸同胞共同努力來締造一個統一的中國，這個中國將是繁榮、富强、文明、民主的嶄新的中國，既體現大陸同胞的宿願與追求，也涵蓋台胞主流民意的追求，與台灣《國統綱領》也頗有暗合之處，即希望統一到一個更合理更良好的政治、經濟、社會制度與生活方式之下，這樣的統一比起蔣氏父子的“三民主義統一中國論”和李登輝的“台灣式的民主統一論”，不知要好上多少倍。這種統一是誰也不吃掉誰的統一，是“一國兩制”式的“和平統一”，這種統一將使兩岸都受惠，而分裂與不統一將使兩岸都遭殃，這是明明白白的道理。汪道涵會長的“共同締造論”正是把統一的方式與目標用簡潔語言加以闡述，使人感到了統一的好處與詩意。
　　
　　汪道涵會長的“共同締造論”也是符合中國的歷史與國情。我國自鴉片戰爭以來，近一百六十多年的中國近現史，可謂是一部屈辱史與奮鬥史。它始終環繞著二大歷史主題，即如何推翻一個舊中國，及如何建設一個新中國。為了推翻舊中國和洗刷歷史的悲情，我們有五千多萬同胞為之獻身。推翻一個舊中國的使命，兩岸四地（大陸、台灣、香港、澳門）基本上都已完成，儘管兩岸四地是歷史造成的，也是西方强加給中國的，但兩岸四地中國人都不約而同地致力推翻舊中國，涌現了許多民族英雄。凡致力推翻舊中國的中國人都是中國歷史的脊梁，都是值得我們永遠緬懷與讚頌的，而站在歷史反面去維護舊中國為虎作倀的則應永遠釘在歷史的耻辱柱。反之，則會混淆歷史是非，反角成正角，會使後人不知何去何從。但是，在如何建設一個新中國問題上，可以説比推翻一個舊中國困難得多，這使命至今尚未完成，可謂“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將努力”，兩岸四地都有一個建設新中國的共同使命，儘管兩岸四地都取得了不同的經濟建設成就，但統一的使命一天不完成，新中國建設就會受制於人，建設新中國使命就不能算完成。這個新中國應該是屬全體中國人民的，是不能排除台港澳同胞的，只有發揮兩岸四地人民的優勢，團結所有中國人的力量，這個新中國才會更美好。但我們也清楚認識到歷史對台港澳現實生活的影響，所以我們採取在“一個中國原則”下的兩制並存式的相對統一，不强制一國一制的絶對統一，有了基礎後再讓我們子孫後代來實現完全統一。所以，“共同締造論”可以説概括了從歷史到現實的兩大使命，凡自知是中國人的人都不會加以反對，除非他不知道自己是誰！
　　
　　從人民主權的觀點來看，從主權完整角度來看，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繼承了中華民國的中國主權，尤同1912年中華民國繼承了大清帝國的中國主權一樣。但“在内政上尚有台、澎、金、馬領土的主權行使權未能統一，在外交上也尚有二十七個邦交國未能繼承”，正如李鵬前總理所説：“包括台、澎、金、馬地區在内的全中國的主權，屬於包括台灣同胞在内的全體中國人民”，兩岸主權仍屬於兩岸人民共有，至今並未公然分裂，台灣當局的《國統綱領》與“國統會”還證明這一點，台灣“憲法”也還承認這一點，儘管台灣出現了“台獨”與“獨台”，但兩岸主權尚未分裂，否則兩岸即成為“兩國”了。即便是在國際上，無論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或承認中華民國，事實上都是和“一個中國”建交，從這客觀事實認定，目前從國際到兩岸還都承認“一個中國”，這是主流，因此台灣學者認為兩岸實際是處於“‘不完全繼承’的現狀”，一個中國内涵應該是“不是中華民國，也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而是屬於兩岸人民共同所有的兩岸中國主權的完整”，而要“讓給一個新的統一後的新中國來繼承兩岸的中國主權”。台灣持這樣觀點的人應該是多數，他們儘管不贊成立即統一，希望繼續維持現狀，但他們也不願意走台獨的險路，也不願抛棄中華民國，因此“不完全繼承論”是台灣多數人可以接受的説法。而這種説法與汪道涵會長所説的“共同締造論”也有相近之處，較符合台灣的實際與國際的認知，可以進一步展開討論。
　　
　　從國家學説與國際法來看，兩岸目前處在内戰尚未結束之下，還沒有實現完全統一的特殊狀態，因此在國際上我們對兩岸關係表述是：“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這是不爭的事實，也是體現任何主權國家對主權不可分割的起碼立場，是無可厚非的。而我們在兩岸與兩會之間，則稱“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中國的主權與領土不容分割”，沒有使用“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説法，這決不是“内外有别”，或有“兩套標準”，而是正視現實，並為討論統一留下較大的空間，避免被説成“口頭吞併論”，這是實事求是的。汪道涵會長在辜振甫先生來訪時，進一步闡述了這原則，他説：“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目前尚未統一，雙方應共同努力，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平等協商，共議統一，一個國家的主權和領土是不可分割的，台灣的政治地位應該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進行討論”。這一説法與汪會長以前提的“共同締造論”並無二致，與錢副總理及江澤民主席講話也完全一致，並不存在對“一個中國”這“一項政策用不同標準詮釋”（辜振甫1998.10.14在上海歡迎宴會上講話），更不存在“有彈性説法”與“有内部矛盾”。如果説有矛盾，那就是台灣當局内心有太多説不出的矛盾。
　　
　　總之，追求一個更加繁榮、富强、文明、民主、統一的新中國，既是中國人的必然選擇，也符合人類的共同價值，誰都知道“家不和被人欺”，不統一的害處中國人已很清楚，分裂有百害無一利，統一有百利無一害，一個弱國才會被分裂，一個强大的中國才能戰勝分裂。一個共同締造的新中國，將從根本上杜絶一切分裂。汪道涵會長的“共同締造論”簡潔地説出了統一的好處，富有理想性與詩意，在兩岸共謀統一的過程中，我們應創造更多的這樣的口號與目標，讓更多人對統一産生激情與向往，讓統一的理性去戰勝分裂的愚性。
　　
　　三、新世紀呼唤新思考
　　
　　世紀之交兩岸關係的發展空間有多大，決定於兩岸的政策寬度有多大，而政策來自於對形勢的判斷，判斷來自於人的頭腦思維，因此，新世紀呼吁我們要有新思維新思想，要摒棄舊思維舊觀念。兹談幾點不成熟思考於後——
　　
　　（一）要深入學習鄧小平理論，發展國家學説，完善統一理論，指導現實工作
　　
　　兩岸關係在這十多年來有了很大變化，國際形勢也有了很多變化，因此，我們的政策也應有所變化。以不變應萬變，只能自失主動權。“江八條”即是繼承鄧小平學説對變化了的兩岸關係作出政策指導的範例。對國家學説與統一理論，我們的基本國策當然是不允許改變的，如“鄧六條”與“江八條”確立的“一國兩制，和平統一”基本方針，但它的精神與内涵是應該加以發展的。在過去“極左”的年代，講發展講新思維，就是講變天講修正主義，是大逆不道的，而二十年的改革開放，不知摒棄了多少舊觀念舊思維，凡是成功的行業必然是運用鄧小平理論成功的部門，鄧小平學説是指導我們邁向二十一世紀實現現代化的最有生命力學説，因此對台部門也不能獨身於外。
　　
　　鄧小平統一學説有許多豐富内涵，可惜台灣民眾知之甚少，我們宣傳得很不够；鄧小平經濟建設“三個有利於標準”（即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的生産力，是否有利於增强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兩岸走向共同發展的交匯點，可惜發揮得也很少。而面對兩岸走向雙贏，共同締造一個更美好中國，我們需要進一步發揮統一學説，進一步解放思想，進一步去研究新問題，解決新矛盾，適應新形勢，去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跨世紀的新超越，不能讓台灣問題成為牽制我跨世紀發展的一個威脅。總之，為統一提供更多思考是兩岸學者責無旁貸的責任，更是大陸學者的責任。
　　
　　鄧小平理論的核心是兩手都要硬。我們反分裂反台獨鬥爭，以强大的國防力量捍衛主權完整，這一手還要硬；我們做台灣民眾工作，講統一的好處，共議統一，這一手也還要硬。台灣當局希望兩岸關係緊張，希望有敵意，一旦失去敵意，分裂分治就缺乏合理性，如果我們的政策，台灣民眾讀不大懂，那就是我們的失敗，恰恰滿足了台灣當局的願望。因此沒有取得台灣民眾理解的政策，就不是成功的政策，這是我們做好台灣民眾工作的關鍵。統一大業不是對台部門一家的事，全黨都要重視，各行各業都要配合，要堅決貫徹中央對台工作會議精神，全國上下都要有講統一的政治觀念，從我們自己做起，把我們自己的事辦好，統一的進程一定會加快。
　　
　　（二）擺脱狹隘的台灣主義束縛
　　
　　近十年來，兩岸交流交往儘管十分密切，但在國家認同方面卻漸行漸遠，對“一個中國”的歧見愈來愈大，短短的十年，用台灣的民族主義來對抗中華民族的民族主義，用台灣人來否定自己是中國人，用台語來反對國語，聽起來很滑稽，卻是一場逼近中國人的災難。在一些人的鼓勵與縱容之下，一些人“把兩岸問題簡單化成‘統’、‘獨’兩橛，更把‘統一’再簡化成‘併吞’，而只有‘獨’才代表‘愛台灣’與‘有尊嚴’，在這種邏輯下，兩岸問題其實毫無理性討論的空間，……它在束縛别人的時候，其實也束縛了自己，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走得出這個死胡同”。一些懷有叵測之心的淺薄之徒，尖牙利齒地一次又一次挑起省籍與族群矛盾，不惜一切代價地去滿足一部分情緒化民眾的願望，他們為了爬上“立委”、“市長”、“總統”寶座，跪下來也願意爬來爬去也樂意，何況閉了眼睛説“台灣從來不是中國的一部分”、“中共沒有到台灣收過一分税”、“台灣是事實獨立的國家”……，從而去滿足一部分“求爽”民眾的情緒，漸漸地他們都生活到他們自己製造的夢囈之中，最後被自己製造的政治樊籬所禁錮。這種從台灣人要當家作主的出頭天情節——經過本土化與民主化的發酵後演變成的“生命共同體”——台灣人的台灣——新台灣人與新台灣主義，這短時間裡的巨變是在特定的條件下形成與發展的，其原因也是大家共知的。關鍵是這種非理性的台灣主義情節正在把台灣引向死路，將形成新世紀兩岸關係的爆炸點，兩岸有識之士有責任趕快把這導火線熄滅，否則我們都將為此付出代價。
　　
　　近讀許倬雲先生談話，他説：“大海最深處是整個大洋的呼吸，其次為潮流或波濤，最短暫是波濤上迸發的浪花。人們應著眼的是大洋的呼吸與潮流，不是轉瞬即逝的浪花或漣漪。台灣莫著眼轉瞬即逝的政治浪花”，這真是知者之言，極具厚度，絶非翫玩浪花的陳水扁輩所具有的涵養，這位曾致力台灣民主化運動的學人還建言台灣當局“要理性、冷静，以仁恕為心，不要挑起衝突與仇恨”，這真是無私之言，但恐怕要被戴上“賣台集團成員”帽子。其實這種手法與教訓，大家也是熟悉的，當希特勒滿足“最優秀”的日爾曼人的狂熱之後，即是這些德國人付出代價的時候了；當“文革”滿足“紅五類”的狂熱之後，即是無産階級付出沉重代價的時候了，這種歷史教訓我們怎麼能輕輕忘記！兩岸有識之士當務之急就是要共同遏制“台灣主義”蔓延，決不能再為虎作倀，決不能讓歷史悲劇重演，不要讓自己的名聲如維護舊中國的歷史罪人同樣遺臭萬年。讓我們共同努力，使二十一世紀的兩岸關係進入一個良性互動的新局面。
　　
　　（三）不要再人為製造統一的障礙
　　
　　這次辜老先生訪問大陸，被台灣當局視為成功的理由之一，即是讚揚他將一張“一個分治中國”的“分治牌”與一張“台灣式民主統一”的“民主牌”帶到了中國，認為大陸將難以回這兩張牌，而統一將得以拖延，這實在又是人為製造統一的障礙。
　　
　　誰都知道，台灣式民主是一種什麼民主，它配稱人類民主楷模嗎？這實在不用我來花筆墨贅述。當然，台灣民眾今日享受到的民主比起蔣氏父子年代不知要多了多少，但是不是真正主權在民，台灣式民主是不是十全十美，只要看看台灣當局的一言堂，與蔣氏父子只是“半步笑一步”而已。因此辜老先生在某些場合也不得不説：“台灣的一些人鼓吹‘台灣式的民主’應當是兩岸統一的決定因素，這顯然是不現實的”，連連戰先生近日也説：“我們不會把台灣的發展模式套用在中國大陸，那是不切實際的”。大家知道，當年蔣氏父子提“三民主義統一中國”，這是一個自不量力的笑話，只是藉以殘延政權而已，今天台灣當局祭出的“台灣式民主統一中國”，實際是不想統一的藉口，將統一説成制度之爭，將問題複雜化，請問，要十二億大陸同胞接受“台灣式民主”，這算不算民主？
　　
　　當然，走向統一，人們總希望向好的制度統一，但目前兩岸做不到這一點，如果要這樣做就變成了“一國一制”式統一，而台灣民眾最害怕大陸“以大吃小”，將台灣統一到大陸實行的制度之下。今天，台灣當局反而贊成“一制一國”，要大陸統一到台灣制度之下，豈非想“以小吃大”。追求民主，是近二百年來中國人共同的追求，也是人類的共同價值，大陸何嘗不知致力於此，並取得了長足進步，但亦非十全十美，因此要兩岸同胞共同來締造一個統一的民主的中國。當然，大陸應責無旁貸地加緊民主與法制建設，以大示小，應顯示“仁”與“德”的感召力。
　　
　　台灣的民主牌實際源於美國，每逢大事，美國總會通過他們的代言人向台灣放話，余英時就是，他在1995年5月20日李登輝就任“民選總統”之日，即發表了《台灣面對新時局應牢牢把握的原則》，教導李登輝今後應打“民主牌”來對付中共，要强調大陸必須向台灣學習民主化，大陸若要統一，也必須“民主化”和“西化”。自此以後，台灣當局從迴避制度統一，到大談民主統一，這種借外人之手來干涉統一，豈是“中國人幫中國人”？
　　
　　至於“分治論”，比起原出籠的“分裂分治論”要平和得多，但仍沒有擺脱“分”的念頭。當然，誠如楊開煌教授所言：“面對目前不統一的現實，因此承認‘一個中國原則’對台灣沒有害處，承認目前的分治狀態對大陸沒有影響”。又如包宗和教授所説：“北京當局應了解，‘一個分治中國’的大架構仍是‘一個中國’，只不過這個中國在政治意涵上尚未統一。分治中國正凸顯出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理念，只是這個中國並不等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而已”，“‘分治’是國家統一前的一種現象，也是追求統一的一種過程”。我們反對分治，但在“一個中國”原則下來思考怎麼從分治走向統一，應該可以成為兩岸對話的基礎，因為“江八條”就提出在“一個中國”原則下兩岸什麼都可以談。但是，倘若要追求“分治”的永久化固定化合法化國際化，則是假“分治”行“分裂”，那就沒有商量的餘地了。
　　
　　其實，“一國兩制”是對台灣現實最大的正視，以香港為例，在一個中國大家庭内，實行高度自治，既共享受主權的尊嚴，又共同承擔主權完整的義務，在國際上又可以享受廣泛的參與，不知要比台灣的“分治論”好多少倍，而且台灣一旦接受“一國兩制”，將比香港享有更多的自主權，不但“舞照跳、馬照跑、股照炒”，而且“軍隊照常有，選舉照常搞”，為什麼台灣當局放著大道不走，偏偏要走“台獨”、“獨台”的黑道。這顯示了搞分裂的人從來不尊重民意，為了達到這些個别人的目的，不怕萬枯白骨和國家興衰，這些人是極端自私的人，全體中國人應都來加以譴責和制止。面臨二十一世紀，我們都要躬心自問，我們將為二十一世紀的兩岸關係做點什麼益事。
　　
　　（四）尋求共識，擴大共識，促進全面“三通”
　　
　　面對二十一世紀，兩岸應改變敵對的與不信任的思維，要努力尋求共識，擴大共識。首先要致力推動“江八條”與“李六條”中具有共識的就終止敵對狀態進行談判，乃至簽署和平條約，使兩岸處於不對立狀態，掃除“三通”的政治障礙，進而實現全面“三通”。這就要進行諸方面的政治對話乃至政治談判，這是不可迴避的政治現實。
　　
　　當前，在東南亞金融風暴之後，“海峽兩岸作為東亞暨東南亞唯二幸免地區，非但無法聯手正視當前共同面臨之巨大危機，率先跳出困難，反而相互抵消”，這實在不智與不幸的。誠如許倬雲先生所説：“在當今世界，世界性經濟網絡，已穩然成形，全球各處的經濟體，都在逐漸融入這一龐大的網絡，誰也不能自外於千絲萬縷的牽扯”，而近年來台灣“本土主義”的口號高唱入雲，但世界已無孤立的地區，“台灣專心致志於突破國際政治的障礙，不但未著力在經濟方面另辟蹊徑，甚至將兩岸關係中經濟策略也屈從政治策略”，搞什麼“戒急用忍”，一部分御用文人，不顧國家命運與兩岸商機，一味阿奉當局，大説違心話，致使難得的機遇有斷送之虞。據外商投資意願調查，“只有7%認為台灣最具投資吸引力，而認同大陸的卻有51%。對台灣投資信心低，主因除了兩岸關係不穩定外，還在台灣内部的制度混亂與權力紛爭”，“躲過第一波亞洲經濟風暴，迎向下一世紀，台灣需要静下心來仔細思考”，究竟要一個什麼樣的台灣，究竟要一個什麼樣的兩岸關係？！
　　
　　兩岸在致力排除兩岸統一政治障礙同時，不排除盡力發展從“兩會”關係到金融、農業、科技、教育、衛生、文化……等方面的合作，為盡早實現“三通”創造條件，這才是“中國人幫中國人”。經濟合作是兩岸最現實的互利項目，民進黨人甚至提出“我方主動提出‘三通’，來交換台灣先加入WTO”。對於經濟合作，我們向來主張“不以政治分歧來影響經濟合作”，我們主張兩岸無條件“三通”，兩岸經濟應建立起協作機制，對未來兩岸一般産業乃至高科技産業，制訂分工合作的規則，建立起兩岸四地的産業互補優勢，對經貿關係的行為加以規範化、法制化，在互利互惠的基礎上形成中國經濟的整體發展態勢，造福於兩岸。大陸不僅要切實建立起保護台商的法規，也應將台商作為特别貿易夥伴，主動讓出一部分市場，若每一個省市，主動提出一個優勢項目，那麼台灣在大陸就會有更多商機，兩岸經貿合作會更蓬勃發展。
　　
　　展望統一，前程似錦，兩岸中國人要以二十一世紀的需求與眼光，來迎接新世紀的到來！讓我們為新世紀祈禱，為我們子孫祈禱，為中國的未來祈禱！也讓我們虔誠地為全人類的未來與幸福祈禱！
　　
　　寫於1998年11月22日
　　
　　慈母逝世三週紀念日

　　（本文發表於香港《中國評論》1998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