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接人類新的千年，邁入二十一世紀的新紀元，已經不足百日。人們曾把許許多多美好期望寄託給這新的千禧新的世紀，人們再一次盡展憧憬未來的想象翅膀，希冀舊桃換新符，陶醉於莫名的歡樂之中。然而，現實並沒有讓人們看到新紀元的光環，相反，這一個世紀中人類犯下的錯誤乃至罪惡，並未杜絶，為了領土、宗教、民族及所謂的價值觀，依然不斷燃起新的衝突和播下新的仇恨。兩霸稱雄格局改變後的一超多極新格局，尚未形成國際公正的新秩序，適給霸權主義增添了更多的隨心所欲，“新干涉主義”衊視各國的權力，甚至無視聯合國。少數投機商刮起的金融風暴，幾天裡可以劫走人們幾十年累聚的財富。“科索沃衝突”，絶非是本世紀最後一場戰火，可以説已點燃了新世紀的第一場戰火。政客和利益集團趁機斂聚財富，而將“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及人類行為基本準則抛到一邊。從中國駐南使館被炸，到“考克斯報告”的出籠，歷史幾乎倒退到五十年代初的“麥卡錫時代”，冷戰魔影仍在四處亂舞，使人感到陣陣寒意。
　　
　　更令人感到憂慮的是中、美、日關係中的最敏感點——台灣問題，更具爆炸性的危險，這種危險程度猶如基辛格博士所言，使美、日、中關係處於當年“韓戰的前夜”，美國低估了中國的決心，中國低估了國際干涉的決心，釀成了三年朝鮮戰爭，枉使美國葬送了比“二戰”還多的兒女生命。而如今中美如為台灣問題再引發衝突，無疑將重蹈“二戰”覆轍，將再次摧毁人類的文明與財富，讓更多國家捲入和更多人送命！這絶非危言聳聽和杞人憂天，倒恐怕是二十一世紀前夜的真實寫照。
　　
　　筆者曾撰《世紀之交兩岸關係之思考》、《世紀之交兩岸關係再思考》，今不能不驅筆《世紀之交兩岸關係繼思考》，亟切將一孔之見求教於士林諸公，希望為新世紀共同多播點善因。
　　
　　一、塑造一個健康的兩岸政治關係
　　
　　（一）再次錯失的機遇
　　
　　今秋十月，本是這個世紀最後一次可以影響兩岸關係進程的汪道涵會長訪台，這是分離五十年來祖國大陸第一位授權代表的第一次訪台，但卻被李登輝用“兩國論”躭誤了。這十年來我們已痛失了許多次可以改變兩岸關係的機會了。這次台灣大地震，情繫兩岸，祖國大陸的捐款捐物，本可以表達血濃於水的手足情義而為修復兩岸關係提供契機，但遺憾的是又一次被人為地錯失了。台灣當局這些年來始終在構築一道圍墻，拒絶祖國大陸的一切善意，無論是汪道涵訪台，還是祖國大陸的救災，他們害怕這垛“封閉”的圍墻被沖破。台灣當局在這垛圍墻内自以為大，追求他們的無所不能，他們所要的是敵意，有敵意“獨立”就有“正當”理由。於是兩岸關係越變越壞。人們不禁疾首自問：中國人你怎麼啦？兩岸關係怎麼辦？
　　
　　今年七月，兩岸關係隨著汪道涵會長訪台的臨近，曙光正濃，沒有任何跡象表明台灣受到大陸威脅，也沒有看到國際壓力，然而，李登輝突然抛出“兩國論”，而且要“越鬧大越好”，頓時把兩岸關係推到了谷底。這十年來，李登輝借“民主化與本土化”，熟練地利用台灣同胞在國民黨多年統治下所積累的不滿，一方面挑起省籍情緒和統獨對立，一方面以台灣人第一位“總統”為號召，煽起“台獨”情緒，竭盡全力地將台灣同胞對國民黨的不滿化為對“中國人”的痛恨，將台灣同胞對社會主義制度的不了解化為對中國的仇恨，目的是要領台灣“出埃及”，完成他的“理想”。他的理想是要成為當代聖人“摩西”。他為了成仙成佛，不惜摧毁兩岸關係的一切基礎，為了他一人得道——成為“教主”，他無視兩岸同胞的福祉，甚至還要美國、日本人民的生命作為殉葬品，他完全喪失了一個政治人物的起碼品質，淪落為李洪志一樣的邪教教主。二十世紀末還有這麼一些人追隨李登輝、李洪志，實在是一個不幸。
　　
　　兩岸關係近年來交流交往甚為密切，而國家認同卻發生了疏離感，於是乎，正如朱鎔基總理近言：人們對兩岸關係越來越感到“不耐煩”了，十年交流交往交出了個“兩國論”，這算什麼？於是，人們有“理由”質疑“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生命力，開始噪動；而對岸同胞對大陸的“緊迫感”也日感“不耐煩”。對獨立與對統一的“不耐煩”，是兩個同樣的誤區。民意上的這種對立，是很危險的。難道一場台海衝突已不可避免了嗎？難道中國人必須為此選擇戰爭了嗎？
　　
　　（二）兩岸關係究竟是什麼
　　
　　降到谷底的兩岸關係，促使很多人對兩岸關係的本質重新思考。人們首先要想：到底什麼是兩岸關係？究竟應該建立一個怎麼樣的兩岸關係？
　　
　　其實，兩岸關係並不複雜，用八個字足以概括，即“一個中國尚未統一”，再簡約一點，用六個也可，即“中國尚未統一”，於是構成了兩岸就統一的方式、内容、步驟、名義、時間……等等的討論與交流，同時，展現了兩岸事務性關係、政治關係、經貿關係、文教關係、乃至包括國際關係的交流與探討，以求逐步完成統一大業。這種統一與歷史上任何一種統一不同，過去的統一都是武力統一，也就是“絶對統一”，統一後是實行“一國一制”，而如今大陸創導的是“相對統一”，統一後是實行“一國兩制”，兩者區别在允許實行不同的制度，實現高度民主自治，但核心是一國的原則必須得到認同，保持一個中國的完整是前提。至於有關統一的一切問題，由兩岸當局與同胞，廣泛進行協商，取得共識後再用法律條文加以鞏固，如簽署《終止敵對狀態條約》或《和平條約》，共同起草《台灣基本法》等，逐步走向統一。這種統一是“誰也不吃掉誰”的統一，始終貫穿平等與對等精神，完全是以人民福祉與整個國家利益為準則，尊重現實尊重各國利益尊重時代精神，是大公無私和史前無例的。如果台灣有比這更好方案，完全可以讓十三億同胞共同選擇。這種統一，已在香港成功實踐，即將在澳門實踐，已為港澳同胞與國際社會稱道，已不是虚無縹緲的幻境。
　　
　　統一是民族的意志，而“一國兩制”的統一則是在“一個中國”的大屋檐下，大陸、台灣、香港、澳門，和睦相處，共同發展，雖然實行不同制度，但共存共榮，既享受主權的尊嚴，又享受祖國寬闊、富沃腹地的支援，如古人所説“君子和而不同”，彼此促進，共同進步，這種局面起碼保持五十年不變。這種政治框架的設計者是鄧小平，發展者是江澤民，如此大手筆，請問有否前者？十多年的兩岸交流交往，證明兩岸關係的核心就是“一個中國”，凡是承認兩岸關係的其實就是承認一個中國，難道兩岸關係會是“兩國關係”嗎？欲把兩岸關係變為兩國關係，這才是二十世紀末一個無知的三等笑話！
　　
　　這十年來兩岸關係的倒退，主要是由於台灣當局的倒行逆施，責任在李登輝。他為了個人的欲望，借台灣特殊的歷史遭遇與台灣同胞追求當家作主的願望，推銷他的台獨主張，煽起分裂主義情緒。當然也有一部分既得利益者為虎作倀，他們投靠西方反華勢力，甘當反華馬前卒，有這樣毫無中國情結——二十二歲前還是一個日本人的李登輝，兩岸關係演變至今是不足為怪的。李登輝運用統獨、族群、省籍矛盾，打壓異己，排斥一切，將兩岸關係中的一個中國原則、經貿交流、政治談判、文化交往……，統統歸諸統獨兩端，似乎一“三通”就會統一，一“政治談判”就是統一，於是統統加以排斥，使兩岸關係處於極不健康狀態。這其實並非是台灣民眾之福。
　　
　　（三）一個健康的兩岸關係應包涵什麼
　　
　　世紀之交，兩岸關係的首務是塑造一個健康的兩岸關係，包括“兩會”功能性事務性正常交流，以滿足兩岸同胞正常需求；兩岸各種層次的交流與政治談判，建立最高領導人會晤機制；簽署“終止敵對狀態條約”，共同起草“台灣基本法”；雙方都加入WTO及開放直接“三通”，促進雙向貿易；全方位的文化交流，開放赴大陸讀書，相互承認學歷等等。我們不應將這些關係統統視為統獨關係，犯泛政治化的錯誤。如果一切從統獨出發，兩岸關係勢必無法動彈，動則即被扣上種種帽子，徒增不信任感，每個人並須對自己的政策表示“忠誠”，這樣兩岸關係必將蜕化為政治觀念攻防戰，忘記了我們最根本的使命。
　　
　　兩岸關係的本質絶非簡單的統獨關係，兩蔣時代是反獨的，但也不等於求統。台灣問題是中國在走向未來走向現代化進程中的一個必須逾越的歷史障礙，是中國人民在洗雪舊耻、振興民族的途中必須完成的使命，這是一個複雜的艱巨的長期的也是偉大的使命。不實現這個使命，中國的現代化就將受制於人，所以這是中國命運與前途的選擇，是一種制度與另一種制度的競爭。無視於此，就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就不能掌握兩岸關係的本質與主動權。中國在走向未來走向世界走向現代化進程中，台灣問題是一個必須迎接的挑戰；“兩國論”出現後，是戰是和，怎麼戰法，都關係著中國未來半個世紀的命運。正如江澤民主席在新中國建國五十週年大會上所言：“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和維護祖國的安全，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根本基礎，也是全體中國人民不可動摇的堅强意志”。也正如江澤民最近在歐洲訪問時所説，在中國建國一百週年前，即“下世紀中葉前，最終解決台灣問題”。這是很有道理的。要做到這一點，首先要從塑造一個健康的兩岸政治關係做起。
　　
　　二、營造一個互利的兩岸經貿關係
　　
　　有人説，新世紀是亞洲人的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事實果真如此嗎？依目前狀態看，這恐怕只能作為自勉之詞。面對全球經濟的發展與競爭，中國人的空間依然是十分有限的，亞洲也沒有形成經濟集團的優勢，兩岸四地更沒有形成經濟協作的健康關係，倘若中國人還要自鬥，恐怕連這點空間也會喪失。亞洲金融風暴與台灣大地震就證明了這一點，亞洲與中國及台灣並沒有强大到能抗拒自然的或人為的災難；而且，加入WTO後的市場調整帶來的陣痛，我們遠沒有親歷。我們應清醒地意識到憂患尚未過去！
　　
　　（一）不以政治干擾經濟
　　
　　當前國家安全是體現在經濟安全上，因此為了中國人的福祉，江澤民主席再三説：兩岸不應以政治干擾經濟，10月12日他又一次强調説：“無論兩岸關係出現什麼變化，我們鼓勵和歡迎台灣同胞來投資的方針不會變，依法保護台商的合法權益不會變”。這就是中國情懷。
　　
　　而李登輝一會兒反對“三通”，一會兒又提出“戒急用忍”，視兩岸經貿關係正常發展為洪水猛獸。他在今年7月28日還説什麼：“台灣的發展成就，是朝野胼手胝足，共同努力的成果。中共對此既無貢獻，自無提出主張的權利，反而是三萬多家台商到大陸投資，資金高達三百億美元以上，對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貢獻良多”。這真是自大又無知。舉世均知，兩岸從1980年到1996年，貿易總額為1016.72億美元，其中台灣對大陸的出口為874.83億美元，順差高達732.94億美元，以1997年為例，台灣對大陸的出口佔了台灣出口貿易總值的18.4%，而大陸對台出口只佔大陸出口總值的2.1%，台灣不公正的限止了大陸對台經貿。天下哪有這麼不公平的交易，台灣所獲得的利益比大陸方面多出了一個數量級。舉世都知，正是這種貿易順差，幫助台灣渡過了亞洲金融風暴，如果沒有這種大陸的順差，台灣經濟將立刻陷入史無前例的大衰退中，這絶不是李登輝所言的台灣經濟有什麼驚人的競爭力。誰都知道，沒有台灣夕陽工業向大陸的轉移，哪來的台灣新興高科技産業的後起。經濟關鍵是應該雙贏與互補的，而李登輝吃著碗裡，看著鍋裡。正如哲人克雷洛夫所言：一邊大口嚼著橡樹的果實，一邊抱怨橡樹的根與杆。這副吃相，實在太難看了。
　　
　　申達非在他《從經濟的角度檢討北京的對台政策》一文中説：“台北在政治上搞‘兩國論’，經濟上卻依然可以大撈‘一個中國’的好處”，這是極不正常的，“如果兩岸陷於敵意，台灣不能在快速發展的大陸市場上找到一席之地，台灣的經濟奇跡將難以延續”。當然，大陸經濟也會蒙受損失，受害的是中國人自己！其實，李登輝一夥要别人“戒急用忍”，他們自己卻從來沒有戒急用忍，這種“道貌岸然”的假象，人們也已經開始識破。
　　
　　台灣當局以“安全”為藉口，拒絶“三通”，限制大陸的原料、半成品乃至商品入台，這是很荒謬的。如果“三通”會通出統一，那麼中國與美國“三通”了幾十年，中國是否會變成美國，美國又是否會變成中國？這是沒有常識的話。雖然兩岸已變相實行“三通”，但成本極高，李登輝一夥硬把中間的實惠讓給了别人，這與他口口聲聲“民之所欲，常在我心”，完全背道而馳，實際上他是民眾利益的背叛者。
　　
　　（二）應當抓住加入WTO契機
　　
　　由於目前兩岸的政治障礙難以突破，因此兩岸經濟很難有正常秩序，但是，倘若今年年底前後兩岸都能加入WTO，那麼，兩岸經濟可以借重國際約定俗成的機制來加以規範。這對兩岸經濟乃至政治，都將産生積極影響，這也許是世紀之交可以影響兩岸關係的僅剩契機。
　　
　　兩岸加入WTO既是自身的需要，也是中國對世界應盡的義務發揚，我們再也不能以政治干擾經濟了，如果我們固循守舊沿襲舊思維，繼續“向不可能事物挑戰”，以“排他條款”繼續抗拒兩岸全面經濟合作，無疑是對人民與民族犯罪。政治是主觀考量，經濟是現實考量，我們再也不能無視世界的變化。在全球經濟一體化大趨勢下，任何一個國家或地區不能不納入這種全球經濟格局中去，否則是自絶於世的自殺行為。兩岸同胞無論如何要抓住世紀末的尾巴——加入到WTO去，開創兩岸互利的經濟新局面。
　　
　　（三）營造互利的經濟新局面
　　
　　因此，我們需要坦誠、善意、積極和務實，需要創新、浪漫、詩意和理想，而不是對抗、敵意、守舊和單贏。放眼世界，在經濟全球整合和文化高度融合的當今世界，只有相互介入才能保證各自獲得最大利益。若整天盤算“台灣利益優先”，將祖國大陸僅僅視為發財的“腹地”，那就絶無雙贏與互利可言：若只要“台灣尊嚴”，卻無視整個祖國尊嚴，那是絶無台灣尊嚴可言的，這種單向與利己的政治、經濟關係一定是脆弱與不健康的。
　　
　　一個健康的兩岸關係，必須要有一個健康的互利互惠的經貿關係；一個健康的兩岸關係才能提供無限商機，才能“中國人幫中國人”。只有兩岸産業合理分工，才能帶動互補型貿易，加快高科技産業、金融業合作，使兩岸經濟更好互補，以對付加入WTO後受到的外來衝擊，使兩岸産業結構得到更好調整，使兩岸經濟與貿易得到最有效的協作。否則各歸各的發展，重復建設，彼此惡性競爭，只能相互消耗實力，肥水外流，實為中國人之不幸。反之，若能在一個中國大屋檐下，大陸、台灣、香港、澳門携手共進，在世界WTO中，有四張説中國話的嘴，相互合作，合理分工，共同努力，創造新動力，建立新結構，抓住新機遇，那麼，中國的前途和我們子孫的命運，將變得多麼燦爛美好！同時中國也將對世界作出更大的貢獻！
　　
　　三、構造一個合理的兩岸國際關係
　　
　　統一問題是中國的内政，但台灣問題卻是一個滲雜了複雜的國際因素的問題，我們不能不就此問題與國際社會進行協商。荷蘭的佔領，日本的割據，國民黨的統治，美國的插手，都使台灣問題有著複雜的國際背景，目前它是中、美、日關係中的核心問題。台灣一直在尋求外國庇護，製造危機，使台灣問題國際化。中國大陸一直努力不使台灣問題國際化，這場鬥爭是尖鋭的。正確處理兩岸關係中的國際因素，是一個十分棘手的問題。
　　
　　（一）中美、中日關係中的台灣問題
　　
　　美國對華政策中，台灣始終是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儘管美國人不了解中國，更不了解台灣，但為了美國利益，他們制訂了《台灣關係法》。美國在台灣問題上採取了兩手政策，一面宣佈“三不”政策，即不支持台灣獨立，不支持“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不支持台灣參加主權國家參加的國際組織，一面指望保持“三不”局面，即不統、不獨、不戰的局面；一面承認“一個中國”，一面大肆向台出售武器，並力圖把台灣拉入TMD防禦系統，讓台灣支出巨額軍費。目前，美國民主黨主控了美國行政系統，主張對台灣問題既要維持現狀又要進行對話；而美國共和黨主控了美國國會的立法系統，主張遏制中國和反對中國統一。美國政府有政府的考慮，利益集團有利益集團的追求，目標是一致的，只是手段有所不同。台灣在美國對華政策棋盤上只是一個可以利用的小卒子。在美國諸多冠冕堂皇的“主義”與“價值觀念”中，利益——美國至上的利益，才是核心。美國絶非是台灣的保護神。
　　
　　日本在台灣問題上有著比美國更深的“歷史情結”和更大的“現實利益”，因此他一直追隨在美國之後，對台灣採取表面模糊而實質清楚的對台政策。這次李登輝發表“兩國論”，日本政府除了發表一個繼續執行一個中國政策的聲明外，一無其他行動，倒派了大量朝野人士赴台聲援。日本當局既希望台獨勢力能有進一步發展，以利用李登輝有限政治生命謀求日本在台更大利益，又想避免代替美國走上與中國大陸的直接對抗，可謂心懷鬼胎，它自以為聰明，其實是很不明智的。日本目前也有一些合理要求，如渴望成為一個與其經濟實力相稱的政治大國，第三代日本政治家並希望走出歷史陰影，希望為亞洲乃至世界和平作出貢獻。日本與中國兩强在亞洲崛起，並非“一山不容二虎”，注定會發生衝突，它們完全可以携手創造更美好的亞洲與世界，為亞洲經濟乃至世界和平承擔更多責任。中日政治家有許多合作的空間，日本與中國完全可以對各自的戰略利益表示尊重和合作，成為亞洲優秀的合作夥伴，很好的近鄰。“兩强”未必一定要變成“兩敵”，關鍵是日本必須正確對待歷史，深刻反省它過去給亞洲人民帶來的痛苦，並妥善處理好台灣問題，取信於中國人民。
　　
　　美中、日中關係中都有許多可以合作的大關係，彼此有許多戰略利益值得互相尊重。例如美國需要中國的市場，也需要中國在國際事務中對美國的支持，日本同樣如此。因此要以建立三邊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為重，以中、日、美三邊關係為大，台灣問題為小。我們不能為台灣問題放棄大目標大合作，不能被李登輝拖下水，中、日、美兒女不值得為李登輝去殉葬！美國與日本都開始認識到李登輝是“麻煩製造者”——一個不負責任的狂人，他的《台灣的主張》和“兩國論”都是企圖把台灣問題國際化，希望鬧得越大越好，直至把美國與日本拖入戰火之中。對這種企圖，國際社會已有所警覺。台灣問題絶不是李登輝要想鬧多大就可以鬧多大的，這次聯合國五個常任理事國第一次聯手反對台灣加入聯合國要求，就是美國等國際社會對台灣這一狂妄企圖的當頭一棒！事實證明“兩國論”缺乏國際票房價值！
　　
　　（二）“兩國論”遭國際社會否決的啟示
　　
　　從“兩國論”的出籠，到中、美、俄、英、法聯手封殺台灣加入聯合國的“國際訴求”，“兩國論”在國際社會與中國大陸——這決定台灣問題三大因素中的二大因素已遭否決，這應該給我們一點什麼啟示呢？我非常同意9月26日《聯合早報》上偉達的文章：《台灣問題露底線》，他概括成四點啟示，允許我節録於後，讓世人都來讀一讀：
　　
　　第一，台灣問題的國際定位。無論從地緣政治、文化交集、資源分佈、國家影響等任何角度講，台灣問題都只具備戰術意義，而沒有戰略意義。世界是由大國充當主軸的，這是一個約定俗成的規律。這並非是説小國或地區在國際上沒有地位，而是指其重要性與大國比起來相對有限得多。像目前李登輝這樣不知天高地厚，執意想“角色越位”，小卒一躍成大帥，以其局部利益取代整個亞太地區的和平穩定前提，招惹中國大陸動武，並將美國和日本捲入，其最終招致國際社會的集體負面反彈，就不是什麼奇怪的事了。台灣得到的信息很清楚：與中國大陸小打小鬧可以，但麻煩惹大了不行！台灣不是科索沃，國際社會不情願因為一塊地板不到位而將整個大厦的主棟樑推倒重來。
　　
　　第二，台灣問題的價值定位。在當今國際社會價值觀的一覽表上，確實有自由開放、市場經濟、獨立自治、民主政治等指標，但當這些指標遭遇戰爭還是和平的考驗時，往往會出現新的變數，甚至降格。譬如今日台灣確實推行了許多可貴的社會改革和進步措施，大有塑造美國社會東亞版的架式。但台灣領導人不可天真地以為西方社會時刻會為保衛民主而“替天行道”。純粹為價值觀而戰的歷史自古羅馬時代“十字軍東征”以來就不太聽説了。更何況，中國大陸一旦對台用武，也絶非是針對台灣的民主自由，從而不會給他人以多少因意識形態而進行干預的藉口。利益，實實在在的國家利益，才是人類戰爭與和平的真正動機。實際利益至上，主義價值次之。
　　
　　第三，台灣問題的解決契機。這實際不取決於李登輝一類台灣領導人是否有什麼“新思維”，而是真正取決於中國大陸的發展和表現。只要中國自己能自强不息，不斷提升綜合實力、國力和凝聚力，清掃蛀蟲，清除隱患，系統調控，把順條理，不斷發展和發揮自己世界大國和文化中心的全面作用力，就不難將台灣問題解決的主動權牢牢抓在手裡。相反，如果中國大陸自己的事情辦不好，又墮落到像二戰末期那樣蕭條孱弱，滿目瘡痍，自顧不暇，以至外蒙古被分裂獨立出去而對之無能為力，台灣分離的危險才會油然增大。對這個道理，中國大陸一定已有足够的認識，因此不會再被李登輝的小動作牽著鼻子走。
　　
　　最後，是台灣的地位問題。台灣人民應該有自己的地位，但常識告訴我台灣的有利地位只有通過與中國大陸和平相處才有可能逐步達成。爭取雙贏，避免雙輸，台灣應挣脱地方主義、海島意識和外國虚假的誘惑，把歷史的長遠利益放在首位，把文明發展的大視野放在首位，相信兩岸持續的良性而非敵意互動終將導致事情的合理解決，為貌似不可知的前途開拓靈活的樂觀空間。實際上，古人的教誨已再清楚不過：同根相煎，他人得利。要克服中國人“窩裡鬥”的惡習，當從台灣問題做起。
　　
　　這四點啟示是彌足珍貴的，是否可以讓“熱昏”了頭腦的人變得清醒些！
　　
　　（三）建立起一個健康的中、美、日戰略合作夥伴關係
　　
　　由此可見，建立中、美、日戰略合作夥伴關係是必要的，從前年江澤民主席對美、日訪問建立起這種框架，到現在是將這種關係具體化的時候了，只有具體化，才會更加健康。
　　
　　美、日應充分認識到，每一個民族與國家都有自己的民族敏感點與國家尊嚴點。這種民族感情是一個很複雜的形成過程，它對其他民族來説也許不可思議，但必須學會互相尊重。台灣問題毫無疑問，是中華民族的敏感點，也是中國的尊嚴點，它是高於一切的。
　　
　　如果要將中美、中日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具體化，在台灣問題上，至少要包含以下五點内容：（1）尊重“一個中國”原則；（2）促進雙方簽署“終止敵對狀態條約”（此條約與美國建議的“中程協議”有某種共同之處）；（3）兩岸都應盡早加入WTO；（4）促進兩岸政治談判；（5）防止台灣覈試驗。在這個世界上，大國與大國必須學會和平相處，互相尊重，只有這樣才會得到别國的尊重。正如美國財長勞倫斯·薩默斯10月12日在亞洲協會上所言：“如果我們過去幾年從俄羅斯發生的事件中學到什麼的話，那就是大國的衰弱對美國的挑戰可能同它强大時的挑戰一樣大”。因此遏制與分裂它國的政策不是一個好政策。
　　
　　（四）台灣的“國際空間”的最終解決
　　
　　我們與大國合作，並非是要封殺台灣和扼殺台灣，使它沒有一點點國際生存空間而後快，台灣民眾要求在國際上更方便的經商、旅遊、探親……，這是正常正當的願望，這是與搞“台獨”搞“兩個中國”有本質區别的。台灣同胞的正當合理要求應當給予滿足，台灣的國際空間完全可以通過兩岸的政治談判予以合理解決。
　　
　　中國政府從來沒有想吃掉台灣，這是鄧小平的教誨。其實，香港的回歸應該給台灣許多有益的啟示。回歸後的香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香港的利益，祖國大陸不分享，祖國大陸的繁榮與尊嚴，香港完全可以分享；香港特區領導人享受到國際社會普遍尊重，香港同胞享受到的國際空間和加入的國際組織，甚至比祖國大陸還廣泛。這是不爭的事實，連對中國帶有嚴重偏見的美國，對香港回歸模式也不得不表示敬意，並提醒台灣注意。台灣當局為什麼捨光明大道不走，偏要走崎嶇險道，花費大把大把台灣同胞積累的財富去買“國際空間”，甘心情願地成為一些小國當權者勒索的“呆胞”？説穿了，這不是廣大台灣同胞的責任，而是李登輝一夥極少數人為了一己私利，不惜拿廣大台灣同胞利益作賭注，來挑戰“一個中國”原則。祖國大陸之所以還堅持“和平統一”道路，堅持以做台灣民眾工作為本的方針，正是鑒於台灣當局的所作所為，並非全體台灣民眾的選擇。
　　
　　一個健康的兩岸關係，本身就包含著與台灣朝野討論合理的國家空間的内涵，這種討論當然是“一個中國”原則下的討論，這才是台灣之福，也是中國之福。反之，若要想從國際空間的討論中討論出“兩個中國”來，那麼引用一句中國方言講：門也沒有！
　　
　　四、建立一個美好的兩岸未來關係
　　
　　（一）要為子孫著想
　　
　　世紀之交，人們不無憂慮地看到兩岸關係似乎走進了死胡同，成為一燃即爆的火藥筒，連美國克林頓總統也勸告我們要為子孫著想。的確，我們可以不敬畏神鬼，但我們不能不為子孫著想，除非這個人的靈魂也已賣給了魔鬼。日前我參加美國駐上海新任領事酒會，他拉著二個孩子的手説，我是為二個孩子來尋求一個健康、穩定、和平的美中關係，我深深敬佩這番話；近日我又會見一位台灣民進黨人士，他説他是三個孩子的父親，他為三個孩子來尋找兩岸和平的天空，他的話我也深為欣賞。為了我們孩子，為了中國人的未來，為了全人類的福祉，我們對兩岸關係要多一點理想、多一點新思維，少一點偏見，少一點憎恨。
　　
　　其實，一個美好的兩岸關係的光明大道，就在我們自己的腳下，只是因偏見和成見而一葉障目罷了。台灣雖自己標榜是民主社會，事實上卻是半封閉式的情緒化社會，對祖國大陸缺少溝通，加上李登輝的誤導，許多人對中國共産黨的一整套對台方針，從“葉九條”的“和平統一”，到“鄧六條”的“一國兩制”，從“江八條”的統一前的“八條建議”，到最近就“一個中國”的“八十六”字解釋，缺乏應有的了解、理解和信任。但祖國大陸並沒有將這些方針强加到台灣人民頭上，而是願意以此為基礎，與台灣朝野同胞共商國是，共議統一大計，這都是從現實出發為子孫著想的思考。可惜我們這些主張還遠遠沒有被島内同胞理解，也沒有被國際社會認識。
　　
　　（二）什麼是“八十六字方針”
　　
　　當前兩岸關係的衝突點是對“一個中國”的認同，因此祖國大陸有必要就這問題闡述我們的基本態度，於是汪道涵會長1998年10月在上海會見辜振甫會長時説：“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目前尚未統一，雙方應共同努力，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平等協商，共議統一。一個國家的主權和領土是不可分割的，台灣的政治地位應該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進行討論”。這短短的一段話，共八十六字，人稱“八十六字方針”，其實這不是一個新方針，而是對大陸對台一貫政策的進一步闡述，是中國第三代領導核心對此的態度，當然也會有許多新意。
　　
　　我個人認為這“八十六字”至少有三大新意：
　　
　　第一，大陸充分尊重海峽兩岸目前的現實狀況，因此用了“尚未統一”四個字來表述。由於“尚未統一”而衍生出的一系列問題，我們並非視而不見的，只是希望兩岸坐下來談，不談判，隔海空喊，是不能解決問題的，這裡並不像台灣當局所説得，大陸所説的“一個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根本無視中華民國和台灣的存在，是企圖在口頭上“吞併”台灣，在行動上“吃掉”台灣。鄧小平起碼數十次説，在兩岸問題上我們要尊重現實，他甚至説國旗、國號都能談判，這就是他看清了兩岸存在的現實。因此錢其琛副總理説，在兩岸之間，我們稱“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中國的主權與領土不容分割”，沒有使用“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一説”。“江八條”也沒有這樣説。這就證明我們承認台灣的存在，承認分離分隔的現實，至於這種分離是屬於“分裂”狀態，還是“分治”狀態？“中華民國”有沒有消亡？我們反對“兩國論”，台灣既然不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那麼台灣又是什麼？台灣當局是“自治區”，還是什麼？台灣與香港澳門回歸有所不同，這種區别在哪裡？這一切問題是客觀存在的。我們用“尚未統一”四個字就是表明我們認識到這些問題存在，並願意討論這些問題。不討論，不政治談判，問題就得不到解決。兩岸關係陷於僵局，是台灣當局不願談判，害怕政治談判；我們則再次重申我們的態度，我們積極呼吁談判。因為我們充分認識到“目前尚未統一”，從而産生了台灣問題不希望無限期拖延下去的强烈願望。
　　
　　第二，統一是全體中國人民的始終不渝的追求，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基礎，所以兩岸同胞應“共同努力”；至於統一的方式等等問題，我們主張“平等協商”，不因為台灣小而以大吃小；至於怎麼統一等等問題，我們按鄧小平“誰也不吃掉誰”的教導，提出“共議統一”四個字，這是一個内涵豐富的創造性的提法。統一首先要“議”，議出最最有利於雙方的理想方案，便於民眾選擇，其中包括統一的方式、内涵、條件、時間、法律……等等，而絶不是將一方的意志强加給另一方，我們不拿社會主義强加給台灣，台灣也不應拿“三民主義”、“民主均富”强加給大陸，一切要以人民利益國家利益為重。這個“議”，還應包括共議類似“香港基本法”的“台灣基本法”，這都需要由兩岸同胞共同參與，取得共識，形成文件與法律，共同遵守，誰也無權單獨制訂“基本法”或“公投法”。
　　
　　汪道涵會長曾建議“兩岸同胞來共同締造一個統一的繁榮富强的文明民主的新中國”，人稱“共同締造論”，這也是“共議統一”的一種倡議，兩岸盡可討論，這樣的倡議是越多越好，裨使兩岸同胞從善擇流。誰的倡議生命力强，誰就有望被雙方接受，這是公平的平等的。總之，通過“共議統一”來解決兩岸半個世紀懸而未決的問題，是合理主張，我們相信台灣民眾一旦領悟這層意義，最終會理解與接受的。
　　
　　第三，對於“台灣的政治地位”，我們公開承認是應該“進行討論”的，這裡包括台灣的國際空間及台灣同胞關心的各種切身利益問題，這些問題既客觀存在又必須進行討論，否則統一就是一句空話。當然，這種討論是“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進行討論”，討論是為了統一，而不是為了分裂，沒有這個前提，無論“兩會”也好，“兩岸論壇”也好，都會失去意義，因為“一個國家的主權和領土是不可以分割的”。李登輝謊稱他提出“兩國論”是為了兩岸談判時有一個“身份”，今後還是要統一的，如“兩德模式”。這是騙騙小孩的謊話，一個中國變成了兩個中國後，再會變成一個中國嗎？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是不可能的。
　　
　　正因為如此，我們無法承諾在統一問題上放棄使用武力。用武力來捍衛主權的完整與國家的安全，是一個主權國家最起碼的權力，任何一個國家都會如此做的。美國反對“六四”，反對大陸對台動武，但美國前總統布什與其他一些政要，私下也承認，“六四”發生在美國，美國也會和北京一樣做的，倘若小小夏威夷要獨立出去，美國政府也不會坐視的。當然，我們不希望發生這類事件，因此我們寧願用更大氣力去做台灣同胞工作，疏導民意，説服民意，防止悲劇發生，我們將會在“和平統一”道路上做到仁至義盡。
　　
　　（三）理智地選擇未來
　　
　　台灣近十年在李登輝的縱容和推動下，出現了不認同祖國的逆流，民眾情緒化情緒還沒有冷卻下來，對什麼是台灣的福，什麼是台灣的禍，還沒有一個冷静的選擇，對祖國統一的方針政策還很不了解，以為台灣真正强大到可以向一切不可能挑戰。然而，這一次地震與“兩國論”遭國際社會反對，足以引起台灣民眾深思，該想一想台灣真能隨心所欲嗎？離開祖國捨棄腹地對台灣真有利嗎？事物總有發展規律，人類都有行為準則，無視規律與準則，是天地人所不容的。
　　
　　台灣這十年逆向發展，在歷史長河中只是短暫的一瞬，李登輝妄想讓他的“主義”和這段歷史永遠凝固下來，想來改變自古以來台灣就是中國一部分的事實，這是妄想，是不知大道。當然，祖國大陸的改革開放也只有二十年時間，雖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也不過是一瞬之績，離建設好一個新中國的歷史重任，還有許多歷程，中國的命運與前途選擇，包含了台灣的歸宿。我們的前途是光明的，我們的道路是艱辛的，兩岸同胞要以此為重，作出理性的選擇。在這對話協商時代，我們只有堅持走鄧小平指引的道路，並不斷創新，因為歷史不會簡單重演，只有超越舊傳統，創造新模式，統一才能早日實現。兩岸同胞畢竟同親同文同族“血濃於水”，正如王兆國部長在見台灣友人時所引的詩曰：“千里修書只為墻，讓他一尺又何妨，萬里長城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兩岸應秉持寬容，開創新局面。
　　
　　（四）建立一個美好的兩岸關係
　　
　　我們站在千禧的門口，展望未來的一千年與一個新世紀，面對我們這塊熱土灑盡血汗的先輩，展望我們的子孫後代，我們應該對他們説些什麼，做些什麼？我們應捨棄些什麼，倡導些什麼？如何做到真正無愧於前，造福於後，所有這些都值得我們每一個中華兒女思之再三。應該建立一個怎樣的兩岸關係使兩岸的未來變得更美好？應該塑造一個怎樣的健康的兩岸政治關係？應該營造一個怎樣的互利的兩岸經貿關係？應該構造一個怎樣的合理的兩岸國際關係？從而使我們全體中國人頭上的天更燦爛，足下的路更寬闊，這是我們這一代人必須思索的，也是必須向歷史與後人交出的答卷。也許有人認為我們這些想法過於天真、理想與迂儒，對統一的好處説得太籠統，只是對國家、民族、子孫有好處，對個人未必有什麼實惠與吸引力。的確，我們對統一好處的想象與刻畫，欠缺了些寄託與詩情畫意。但是，我想有一點我們應該清楚，如果不統一，倘若要分裂，那麼，我們不光要喪失將來，連現在的一切也必將喪失。我想，像統一這樣重大問題，國家有必要成立國家統一委員會，吸納各方人士參加，包括台灣有關人士參加，來“共議統一”，廣納建言，集思廣益，從善擇流，捐棄前嫌，來共同締造一個充滿希望的健康向上的繁榮昌盛的文明民主的統一安全的新中國！
　　
　　讓我們為新的千年禱祉福祥！
　　
　　種善因者，必得善果！
　　
　　寫於1999年10月20日

　　（本文發表於香港《中國評論》1999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