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什麼是統一？
　　
　　是征服還是解放？是民族融合還是國家再造？是一個過程還是一個日程？……
　　
　　這問題對多數人來講，也許從未細想，在傳統思維裡，統一就是統一嘛。統一還需要理由嗎？其實，統一是由非常多的要素與内涵構成的，如統一的理由、目的與意義、雙方的定位、途徑與方式、統一前後彼此的關係、各階段的目標以及各種衍生問題的法律處理……等等，總之，統一是需要理論、綱領、步驟、計劃……的。統一之所以崇高，之所以引人折腰，全在其内涵。
　　
　　而我們的統一可以説是在沒有作好這一切準備的情況下被提上議事日程，被作為80年代三件大事之一，就像我們的改革開放也不是萬事俱備後才開始的，而是摸了石頭過河，是逐漸摸索，逐漸完善的，統一也是如此。承認這一點並非大逆不道。統一的關鍵是要不斷地適應兩岸關係變化，及時調整我們的觀念，修正我們的政策，不斷地與時俱進，這就是兩岸關係的靈魂與統一的生命力所在。
　　
　　當年我們提出與台灣的統一，大致是依據民族大義，當時還來不及去制訂更多的細則，鄧小平只為我們確定了一個總方針，即以“和平統一”的方式，去實行“一國兩制”，從而明確了中國與台灣的統一不是解放，也不是武力征服，而是兩岸關係的再締造。這方針是從改革開放的大局出發，從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出發，符合國情，深獲國人支持，也與世界潮流相合，也深獲國際社會支持。鄧小平意識到統一是一個極其複雜的過程，是一個交流交往、對話談判、建立契約、逐漸推進的過程。這過程需要一個載體，而中國現代化建設正好提供了這載體，通過這載體創造一個人員交往、文化交流、經濟交融的舞台，逐步建立起感情，並互相認同。鄧小平並沒有説哪一天統一，他只説，統一這一天必然是兩岸均繁榮富强、兩岸民眾均揚眉吐氣之日，這也就是民族復興之日。因此，統一也就是民族復興的一個過程。中國政府正致力於這樣方式的統一，這就是我們説的“和平統一”，這種統一必然是有助於兩岸民眾的福祉，有利於地區和平繁榮，有益於各國利益。只是我們的上述認識，並不是從一開始就具備的，我們並非先知先覺，而是逐漸完善起來的。
　　
　　二
　　
　　從鄧小平提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到江澤民在此基礎上提出推進和平統一的八項主張（俗稱“江八條”）；在“江八條”發表的八年中，我們幾乎每年在紀念“江八條”時，又會對我們的方針政策加以總結、豐富與完善；去年十一月結束的中國共産黨第十六次黨代會更是將近十三年的對台政策加以總結與歸納。在我看來，如今我們的統一觀與當初的認識有了許多變化，我將它概括為十六字，即“共同協商、共同發展、共創繁榮、共同締造”，提倡雙方通過務實的平等協商，最終共同來締造一個更加文明民主繁榮富强的新中國。一個國家的政策能應時而變，一個民族的思想能與時俱進，這是好事，而一度强調的“以不變應萬變”才是糟糕的。今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期間，新當選國家主席的胡錦濤總書記又發表了四點意見，其中也强調了“共同家園、共同努力、共同心願、共同推進”的精神，强調了兩岸應求同存異，兩岸關係不應該是對抗、征服、解放、佔領或獨立，而是雙贏。而兩岸在相當長的時期裡只有針鋒相對，只有劍拔弩張，儘管有交流有經貿，但卻有異無同，關係漸行漸遠矣。而江澤民與胡錦濤這一代領導人，開始提倡融合思維、共同發展觀念，這是這一代中國領導人與民眾對統一大業新的思維與政策，這些政策可以説既有連續性，又有創新性，既體現了不能讓台灣問題無限制拖延下去，又尊重兩岸關係的變化，不盲目急躁，尊重規律。
　　
　　長期以來，兩岸存在嚴重的敵對情緒，因此對抗思維往往會佔據上風，國際社會也因此擔憂我們採用强迫方式實行統一。但是隨著中國實行改革開放，確立起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奮鬥目標，建立了“三個代表”學説以及“三個凡是”原則，這一切都極大地影響了我們的對台政策。今日之中國，與二十年前剛剛結束“文革”的中國相比，從意識形態到經濟基礎，從人民生活狀況到社會面貌，都發生了翻天覆地變化，我們的統一觀也發生了很大變化。我們將一個中國的表述從“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改為“台灣與大陸同屬一個中國”，即是將統一從“我來解決你”，變成了“共同發展、共同締造”，真正體現了“誰也不吃掉誰”的精神。為此，我們也不斷呼吁兩岸應盡早對話與談判，甚至主動將對話與談判的内容進一步加以明確，如台灣民眾關心的結束敵對狀態問題、台灣當局的政治地位問題、台灣的國際空間問題等等，意味著這些台灣民眾關心的問題都是可以“共同協商”的。
　　
　　近二十多年來，中國大陸從經濟基礎到社會生態發生了很大變化，台灣政治生態也發生了很大變化，無視這種變化必將落後於現實，最後被現實淘汰。這種巨大變化表現在兩岸關係上便是有數百萬台灣同胞到大陸來投資、經商、就學、生息、發展……，台灣對大陸的經濟依存度已超過25%，大陸成了台灣第一位的出口地，給台灣帶來了數以百億美金計的經濟順差，台商也拉動了大陸經濟的發展，在大陸投資總量超過了七百多億美元，大陸進口品的12.9%來自台灣。兩岸經濟關係的變化也促進了政治關係的變化，對抗思維已漸漸被融合思維所取代，彼此意識到兩岸經濟融合度越高，兩岸關係越易正常，只要是“共同繁榮”，那麼這種統一就不會讓兩岸的任何一方失去什麼，而是讓雙方都能得到更多好處，這種統一才會被雙方接受。兩岸在“共同發展”的過程中，即在中華民族復興的過程中，必然會最終走向完全統一，這是誰也抗拒不了的。為此，大陸積極採取措施，盡量降低“三通”門檻，更少一點意識形態，更多一點便民利民舉措，因此我們嚴格地將政經加以分隔，在經貿問題上甚至不以“一個中國”與“九二共識”為前提，在“包機直航”問題上、在同意台民航取道大陸飛歐洲問題上，皆以利民便民為宗旨，盡量開放，以此促成兩岸直接“三通”，造福於兩岸。
　　
　　以往我們把統一的希望寄托於“第三次國共合作”，把注意力放在一些頭面人物身上或黨派身上，現在我們真正認識到解決台灣問題，必須寄希望於台灣民眾，必須取得他們認同，必須了解與理解他們，必須善待他們，必須代表他們的根本利益，必須把他們的工作做好，而不要動輒教訓他們，這種貌似堅定的做法，實際是適得其反，只有在台灣廣大同胞真正覺醒的條件下，只有獲得他們的廣泛擁護，兩岸才能實現最終統一。因此，我們必須確實保護好台商權益，為他們創造更好的投資環境與生活環境，切實為廣大台胞做更多的事。
　　
　　對中國統一問題，我們過去强調這是中國人的内政，迴避與他國討論此事，如今我們敢於與鄰國以及歐洲、美國等國來討論此事，願意闡述我們的觀點，願意聽取别國的想法……。
　　
　　三
　　
　　以上這一切變化，在過去都是不可思議的，這都説明了兩岸關係是變化的，我們的統一觀也是順應變化而在發展的。古人云：“玉不琢，不成器”，統一大業也是，首先必須密切關注兩岸的變化，做到知己知彼，從而及時調整政策，這是兩岸關係的第一要務。這些年來大陸對台政策與思維的變化，正是體現了這種與時俱進的精神，因此顯然掌握了兩岸關係的主動權，促使了兩岸關係向統一方向在發展，從某種意義上説，兩岸的統一已經開始了。我們的政策始終是充滿善意的，也是在逐步完善的過程中得到貫徹的。當然，我們的工作還不能説盡善盡美盡如人意，新舊思維還在磨合過程中，新舊政策還在更替中，不相協調之處仍可見到，我們願聽取海内外一切同胞的意見和建議，也願聽取日本各界人士的意見和建議。
　　
　　但是，我們也不得不指出，兩岸關係危險的高峰期並沒有過去，台獨勢力急欲改變現狀，急於完成台獨圖謀，一些國際反華勢力也不斷暗助台獨，兩岸問題的危險性與不安定因素依然存在，需要國内外一切有識之士共同來防範，以確保“和平統一”的美好願望不致破滅。和平與發展是時代的主流，維護和平，維護社會公理，就是維護世界、地區、國家、家庭、個人的利益，這是我們大家的共同責任。
　　
　　本文寫於2003年3月27日

　　（本文係作者向2003年“中日關係與台灣問題”研討會提交的論文，發表於香港《中國評論》200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