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來襲，正常的工作皆被打亂，人一下子變得清閒了。與幾位學長電話聯絡中，大家不約而同想到利用這難得機會坐下來總結一番工作。是啊，庸庸碌碌、忙碌終日，少閒回顧，而“非典”告訴我們必須總結我們機制、體制上的弊病，以除舊佈新，用新的機體去迎接未來。
　　
　　屈指一算，我從事兩岸關係竟近十五載了，從1987年台灣當局宣佈開放兩岸探親，打破了兩岸的封閉，開啟了兩岸的交流交往，迄今已達十六年，而我是1988年起涉足這個領域的，幾乎參與了全過程，倥偬之中，竟已年逾六十，實在是有許多教訓許多感悟需要總結、抒發，似應寫下來讓後人借鑒，讓他們來超越我們。
　　
　　一、統一需要完善理論
　　
　　對台工作，統一大業，雖説是匹夫有責，其實是高度控制，集中管理，各級政府只有執行權，沒有討論權，顯得森嚴神秘，更不要説讓廣大民眾參與決策和監督，使整項工作缺乏透明度，與人民群眾的關心，與統一在中國的重要性，形成了很大落差。我雖然參與對台決策既廣又深，但總感到這似乎是少數人的專利，缺乏各階層及各行各業的廣泛參與。統一大業如沒有廣大同胞廣泛參與，不能得到他們理解與支持，是不可能實現最終統一的。
　　
　　統一曾被作為上世紀80年代三大任務之一，後又定為21世紀中國三大任務之一，從其屬性與地位而言，是再重要再高不過了，但實際被重視的程度是不够的，與這樣重大的歷史使命相配套的統一理論與學説，也是極其不够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作為方針與政策是無可爭議的，但將這八個字作為理論是極其單薄的，無論從法律與理論上，我們還沒有建立起一套有廣大民眾參與的完善的指導統一大業的學説。我們整個改革開放，它的理論也是在邊改邊開放中完善起來的，如“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等等，都不是先於改革開放而有的。統一理論恐怕也是這樣，也是需要我們在邊實踐邊研究過程中逐步加以完善的，但我們對這方面的重視還不够，統一的理論建設還任重而道遠。
　　
　　按馬列主義學説來講，理論應該指導行動，並要高於政策，但我們的改革開放是飽經動亂與教條主義之苦的全體民眾的一種强烈的要求，鄧小平是順天意民意揭竿而起，因此是先有方針與路線，然後再摸了石頭過河，逐步健全理論，建立學説。在鄧小平決定領導十多億民眾走改革開放之路的同時，也確定了對外與對台的兩個相應方針，即對外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韜光養晦，有所作為，對台“和平統一”，實行“一國兩制”，這就構成了我們的總方針，實踐證明這是極其正確的選擇。然而這也決定了方針先於理論，而很長一個時期人們錯將政策當理論，認為統一理論就是“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八個字，甚至不敢輕易發揮。
　　
　　然而沒有理論，就難以産生綱領，沒有綱領就難以制訂戰略目標戰役計劃戰術策略，目標不清楚就難以説服對方和動員自己，於是一些有識之士開始探索統一的理論。但這決不是一樁輕鬆的勞動，任何新的理論誕生，都需要突破原有思維、傳統、政策，而在傳統勢力相當頑固的中國，糾正政策中的失誤，改變不適應現實的政策，往往會成為政策的對立面，甚至被舊政策及固有勢力碾碎。所幸這些年突破“禁區”去探索統一理論的研究，已取得了相當成就，這是很可喜的開端。但是這還是很初步的，事實證明，要完成統一大業，必須建立完整的國家統一學説，將與統一相關的問題，諸如領土、主權、雙方的地位、統一的形式、統一前後關係……等等民眾關切的問題作出理論闡述，建立一套令兩岸同胞及國際社會信服的理論，這樣統一才能穩步實現。
　　
　　二、要重視對統一内涵的研究
　　
　　也許很多人認為統一就是統一，統一是至高無上，是天經地義，是人民意志，是國家行為，難道還需要去研究什麼統一的内涵嗎？不少人認為台灣自古是中國領土一部分，台灣人也是中國人，憑此一點統一就是理所當然的。其實，僅憑民族大義這一條要來解決如此複雜的台灣問題實在是不够的。在人口眾多的中國，多數人並不清楚什麼叫統一，更不理解什麼叫絶對統一與相對統一，更搞不清統一是征服還是解放，是民族融合還是國家再造，是一個過程還是指一個日程……，他們對統一的複雜性、艱巨性、長期性認識不足，尤其對“和平統一”的性質與形成認識不清，以至大多數人在講“和平統一”時，心裡想的卻依然是怎麼去解放，在講“一國兩制”時内心深處還是一國一制的思維。台灣亦如此，不管當年的“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或如今的以獨拒統，都是從自己本位利益出發的。如果不是以整個中國的前途與命運作為思考點，那就不僅與鄧小平的主張南轅北轍，而且難以取得台灣民眾的真正認同。
　　
　　在中國歷史上，真正處於絶對統一的時期是很短的，歷史地理學家葛劍雄教授稱，這種絶對統一時期只有八十四年，而更多時間是處於分裂時期或相對統一時期，當分裂的雙方都認同中國，承認自己是中國的一部分，那麼這時中國就處於相對統一狀態，否則是分裂狀態。“一國兩制”式統一則是一種“相對統一”，希望兩岸通過“三通與交流”，通過“對話與談判”，正式結束敵對狀態，建立和平關係，實行一國四區的高度自治。一個中國如同一個大屋頂，下分大陸、台灣、香港、澳門，大陸與台港澳實行兩種不同的社會制度，尊重原有生活方式，保留原有政治制度（台灣並得保留軍隊），雙方和而不同，共享一個中國的尊嚴。這種被稱作“一個中國屋頂政策”，雖然沒有成為我們官方的政策與語言，但其内涵實際上是被接受了，並為台灣不少同胞接受，但陳水扁與台獨則是堅決反對。“一國兩制”在中國歷史上曾發生過，這與“完全統一”、“絶對統一”是有區别的。“相對統一”必須對現狀有實事求是説法，兩岸目前事實上處於分裂狀態，在蔣介石父子時代，則是處於不完全的相對統一狀態，而這一切已時過境遷了，但我們迄今未承認這一點，不敢承認兩岸實際處於“分裂分治”狀態，不敢承認統一已進入了複雜的對峙階段，這並不明智。
　　
　　統一由許多要素與内涵構成，包括雙方的定位，統一的途徑與方式、目的與意義，統一前後的關係，階段性的目標，各種相應的法理建立……即便是征服或解放，也必須讓對方了解這些理由。總而言之，統一需要理論、綱領、步驟、計劃……，這一切雖已有長足進步，但還顯單薄和欠缺，有待不斷完善。
　　
　　統一究竟是什麼，在這十多年的實踐中，我深深地認識到“和平統一”是兩岸在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共同進程中，在共同發展、共創繁榮過程中，來共同協商，共同締造一個更加文明、民主、繁榮、富强、統一的新中國的一個過程，也是中華民族復興的一個過程，統一是一種過程，而不是日程。這樣的叙述雖然已表達於“十六大”的政治文件中，初步構成了“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理論的芻形，但人們的實際思維，尤其職能部門的言行，還是滯後的，結果讓我們的政策大打折扣。可見改變一個民族的傳統思維是非常艱難的，觀念不真正轉變，就會處處犯錯，會不自覺走到台灣同胞對立面，成為台獨的助選員。可見我們必須不斷適應變化了的兩岸關係，及時調整觀念，修正政策，使我們統一的理論不斷與時俱進。
　　
　　三、要從統一的好處著眼
　　
　　統一不是為統一而統一，統一也不是民族大義一句口號可以代替的，統一更不是幾個政治人物的事情，這涉及雙方民眾的切身利益，歷史上的眾多統一，證明了統一不僅僅是領導人的政治抱負，而且更是推動社會進步、促進生産力發展、造福於民眾的一項正義事業。因此，不管用什麼手段統一，它決不能促退社會發展，否則是違背人民意志與國家根本利益的。
　　
　　我在從事兩岸關係的十多年中，經常有台灣同胞問我們，統一究竟有什麼好處？我們也會宣傳一些所謂的好處，如可以有軍隊，繼續有權選舉等等，最後會再加一句：“你們將享受比香港澳門更多權利”，台灣同胞則答，這一切我們目前已全有了，而港澳同胞則問，為什麼我們享受的權利要比台灣少，這時，我等頓時語塞。我雖於2000年6月花了很多筆墨撰寫過《統一，你是為了那一般》一文，列舉了數十條統一的好處，但那畢竟是紙上談兵，蒼白膚淺，難示本質。可見統一的好處不是靠設想出來的。
　　
　　台灣同胞對統一是考慮很細緻具體的，而我們似乎對此從一開始就考慮不足，雙方在統一問題上，完全缺乏交叉點，還沒有就共同利益坐下來共商國是。因此對於統一的好處考慮是很不够的，還不足以吸引人們為統一去赴湯蹈火，還不足以吸引人們去擁抱統一。我想，統一不應庸俗，只有利益而沒有理想，但只有理想而沒有利益，也只是空想。統一的好處，不應是張遥遠的支票，它的好處不應只有統一後才可兑現，而應體現在統一的全過程中。因此對統一的過程應很好研究，要設法讓兩岸同胞在全過程中均能獲利，這樣，統一的魅力就會顯示出來。至今我們在許多地方還把台灣當作“外國人”，沒有落實國民待遇，更不要説給認同中國的台胞以公民權，有些事固然要談判來解決，有些則可以主動給予。統一只有獲得多數人擁護時，才會水到渠成，而要多數人贊同，就得曉之以理，喻之以利，要力戒威脅，對同胞用恫嚇，不是好辦法，只會適得其反。至於以武力用作悍衛統一的後盾，則古今中外莫不如此。一個國家沒有强大的軍事實力，就免談統一。强大的國力與足以粉碎分裂的軍事實力是統一的基礎，但這是不必掛在口上的。文武之道，一張一弛，相輔為用，但文可言，武只可備，若文不能講理，武不能有取勝實力，則統一只能路遥遥也。
　　
　　四、三通是統一的催化劑
　　
　　如果説統一是從此岸到達彼岸的過程，這過程載體是什麼呢？我想，這載體就是兩岸從人員到文化及經濟的頻繁的交流交往，尤其是由經濟互相密切結合而形成的巨大利益市場。兩岸的政治關係總有一天會受制於這種經濟關係，而要達到經濟上的互相依賴則必須有一個兩岸共同市場。中國大陸轟轟烈烈的現代化建設，正提供了這樣一個機遇與載體，如果在三十年前，雙方即使有共同發展的願望，也未必有這樣的機會，因為那時我們整天在忙政治運動和階級鬥爭，而今天中國大陸已為台灣乃至整個亞洲提供了一個共同發展的市場。事實證明，一個活躍而充滿生機的中國大陸，是亞洲各國乃至兩岸同胞之幸。
　　
　　由此可見，兩岸經濟依存度高一點好，還是低一點好，對大陸來講自然是期望高一點，這毫無疑問將影響兩岸的最終統一。無怪美國著名學者唐耐心會説，不管美國或台灣政治人物喜歡不喜歡看到中國的統一，兩岸經濟的密切交融，必然會促使兩岸走向最終統一。日本著名學者若林正丈説，台灣與大陸一百多年中不同的經歷，形成了兩種不相同也不相交的民族主義，但80年代之後，兩岸的經濟文化交流的密切，促使這兩個民族主義相交了起來，這種相交為兩岸重塑一個民族的感情乃至最後走向統一提供了機會。
　　
　　當然，台獨分子和今天的台灣當局不希望這種經濟關係繼續升温，因此才有李登輝的“戒急用忍”和陳水扁的“反對三通”，他們持有這樣的立場我們是不難理解的。其實，在大陸内部認為兩岸經貿便宜了台灣，甚至認為兩岸經貿養肥了台獨，這些論調也一直很有市場，至今都不能説它已完全消失了。
　　
　　如果我們真正認識到兩岸經貿合作的重要性，那麼，我們對於“三通”所設的門檻應高點還是低點，是泛政治化好，還是淡化意識形態好，結論也就一清二楚了。因此當錢其琛宣佈談三通可以不與一個中國掛鈎以踐江澤民所言，不以政治分歧干擾兩岸經濟，讓經濟回歸經濟，甚至允許台灣開闢所謂的“金門厦門小三通”，允許春節台灣“包機曲航”，包括對台灣遭“非典”侵襲的人道援助，統統不與“一個中國”前提掛鈎。這一切讓國内不少人大跌眼鏡，認為讓步太大了，讓陳水扁得分了，但恰恰是這種低門檻的便民利民措施對統一的深遠影響是遠遠不可低估的。在兩岸關係中似乎誰讓步誰就是李鴻章，事實上，讓步是統一的必需，這方面我們做得並不够，這種政經分開的新思維可以發揮的空間是很大的。兩岸在提高産業合作層次、將台資納入國家總體發展規劃、建立産業合作機制等等方面，我們還有大量工作要做。
　　
　　可見，統一是此岸到彼岸的過程，能順利達到彼岸，也不就是此一念與彼一念之差嗎，看來調整觀念是至關重要的。
　　
　　五、從對抗思維到融合思維
　　
　　長期以來，兩岸處於敵對狀態，積怨甚深，各自産生了許多對立思維，從互稱“共匪”、“蔣匪”到“賣台”與“愛台”，從鷹派到鴿派，立場“堅定”與“曖昧”，一切是簡單的“二分法”，以立場態度為界，處處是對抗與鬥爭，雖然“和平統一”方針已確立二十餘年，可人們的内心中依然是對抗思維在作祟，統一的基礎可見甚薄。
　　
　　大概從上世紀的20年代始，無論國民黨還是共産黨，都是最講“立場”，最講究“態度”，雙方為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教訓不少，但影響猶存。在兩岸關係上，往往不講是非，不辨狀況，一味講立場，態度强硬者，不管對錯，至少“立場”是堅定的，概可原諒，而求變求新，提倡實是求事和與時俱進，則會被視為異端，於是有“鷹派”“鴿派”之稱，“北派”“南派”之分，這都是所謂的“立場”論在作怪。我親眼目睹過幾位左得出奇的人，貌似立場堅定，其實卻是真正的間諜。兩岸關係的文章雖多如牛毛，但大多是教條的表態的不切實際情況的，這種文章寫了給台灣同胞看實在不適，而上報中央領導和有關部門，也實無參考價值，這也是“立場論”在作祟。
　　
　　其實統一也是一個求同存異的過程，承認對方的合理主張，呼應對方積極建議，是必需的。如對方的國統綱領、統合論、兩岸治理論、雙贏論、兩岸共同市場論等等，都有一些可以進一步商討的内容。如果兩岸關係只有鬥爭，只講所謂的“立場”，怎麼可能求同存異，怎麼來團結大多數呢？因此兩岸儘管交流交往了十六年，政治上卻越來越冷，距離越來越大。因為我們只講異不敢求同，也就沒有了求同存異。
　　
　　事實證明，統一是雙方的一個融合過程，是民族融和及關係再造的一個過程，這過程還應有充分的對話與談判，對話與談判又是相互妥協兼容的過程，因此對立思維不僅不有利於統一，還會造成兩岸關係的緊張與惡化，對國家與民族有害無益。當然兩岸迄今沒有走上對話與談判，責任並不在我，而是台獨分子的阻撓，台獨教父李登輝深明此道故力阻兩岸的“三通”與“談判”，可謂老謀深算。但我們似乎樂觀了一點，甚至在五六年前就作出了“兩岸政治談判已成熟”的政治判斷，還有人妄言“統一的長期性”一説已可删除了，顯然這是誤判。其實統一是一個很複雜、艱巨的過程，即便我們平時合並幾個企業、合並幾所學校，矛盾都層出不窮，需要做相當細緻耐心的工作，在我們國内推進區域性經濟合作，如“珠三角”、“長三角”的區域合作，都會受到地方保護主義的干擾，何況統一呢，這需要我們有更好的心態，才能毋躁毋怠。
　　
　　六、必須努力研究兩岸變局，以變應變
　　
　　兩岸關係是非静止的，是在不斷變化之中的，這種變在近十多年尤甚，特别在蔣氏父子退出歷史舞台後，台灣的變化之大，恍若隔世，從政黨政治、本土化、民主化、兩國論、六次修憲、政黨輪替、民進黨執政、各種選舉、黑金政治、去中國化、正名運動、銀彈外交、南向政策……，民眾的價值觀，統獨取向，主流意識……都發生了根本變化，一天不聽廣播二天不看電視三天不看報，大有看不懂台灣之嘆。在這種情況下，不認真研究台灣變局，就無從主控兩岸關係的主動權。
　　
　　大陸這些年的變化也是“山中一天世上千年”，從“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兩個文明建設到三個代表，四個現代化目標，從第二代到第三代乃至第四代領導集體的演變，從意識形態領先到經濟建設為中心，就拿對台政策來講，從武力解放到和平統一到共同締造，也是在不斷變化之中。
　　
　　變是兩岸最大特徵，研究這些變化是兩岸關係的核心，以變應變是兩岸關係的靈魂。而在很長一個時期，我們奉行了一條“以不變應萬變”的政策，高高在上，傲視萬變，似乎胸有成竹，結果促成了台灣變天。這種“不變應萬變”，“無為而治”，説來很玄，事實上是缺乏變的能力的表現，傳統包袱太重，理論學説不足，不能提供迅速應變的思想與方案，也是包辦代替的産物，結果是吃了大虧。很多事情都是在研究其變化不够的情況下説錯話，上了當，尤其對方常常出招引你作出錯誤反應，從而將我們陷於被動。近些年來，這些情況大有改觀，在以變應變方面，已頗有長進，但還須作很大改進，我們在研究對方的投入及隊伍建設，對研究人員的愛護與包容方面，還需要作出更大的努力。
　　
　　江澤民在他交棒前，不僅提出了“三個代表”學説，並提出了“與時俱進”的思想，這是極英明的。只有不斷地與時俱進，不僵化、不教條才能無往而不勝。我認為“三個代表”對統一大業同樣具有現實意義，無疑可為統一學説注入新的活力，我們應放棄某些舊的對抗思維，用代表人民大眾根本利益與先進生産力及先進文化的新思想作為統一的指導思想，使統一更具有合理性及魅力。我們要在變化中發展，我們要超越前人，後人會超越今人，誰都沒法改變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的歷史發展趨勢。
　　
　　七、要不斷探索兩岸關係發展的規律
　　
　　兩岸關係儘管在不斷變化之中，似乎是在無序、紛雜、無控中發展，但不等於兩岸關係無規律可尋，探索兩岸關係的規律，依然是我們一項重要的使命。
　　
　　我曾嘗試對兩岸關係中的規律作過一些探索，概括為：（一）强方在統一過程中佔主導地位；（二）結束一條錯誤路線、一種錯誤政策需要時間；（三）兩岸關係中有些壞事可以轉化為好事；（四）不犯錯也是一種勝利；（五）矛盾初期退讓的重要性；（六）影響統一的諸多因素中，己方因素為大……等等，此不贅述。這些探索是初步的是膚淺的，但我們認為對台研究不僅僅是對情況的研究，更重要的是規律性研究，只有掌握了發展規律，才能掌握主動權。
　　
　　例如：兩岸關係從敵對、僵峙、緩和、發展，需要從交流交往、增信釋疑到對話談判、制訂契約，從經濟關係發展到政治關係，從建立基本法到實踐基本法，這過程是不可迴避的，是不可一蹴而就的，是拖不得急不得的，若不尊重這規律，那就欲速則不達。
　　
　　又例如，這次“非典”來襲，祖國大陸的組織力與政治動員力，加上改革開放以來積累的財力，使我們很快掌控了疫情，沒有造成大規模泛濫，如果沒有這國力財力，放在“文革”或“三年自然災難”時期，是不堪設想的，這就證明了“發展就是硬道理”，也驗證了江澤民的話——“增强綜合國力，改善人民生活，離不開發展；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增强社會主義的凝聚力和生命力，離不開發展；提高國際競爭力，在國際較量中掌握主動權，離不開發展，完成祖國統一大業，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也離不開發展”，也如胡錦濤總書記所言：要“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治國是如此，統一也是如此。走發展之路，就是走强國之路，捨此無他途也，統一亦然。在左右兩岸關係的三個重要因素中，毫無疑問大陸因素是最關鍵的，國際因素與島内因素是次要因素，我們要敢於承認這一點，不怨天尤人，要努力把自己的事情辦好，多從自己來檢討我們在統一大業上做得是否到位。但這些年來，總有人找出理由要來搞爭論，説我們在台灣問題上太軟弱了，再拖下去台灣將劫不可復，我們應解決了台灣問題再去搞建設，晚打不如早打，……今天看來幸未聽從這些高論。由此可見，我們應遵循規律辦事。
　　
　　影響統一的島内因素我們是很難控制的，我們對島内最大影響力只是政策優勢，在實行政黨政治的台灣，選票決定一切，一切環繞選票走，政客與選民必以台灣優先為訴求，第三次國共合作式統一已無可能，只有用我們正確的政策與市場吸引台灣走共同發展之路，擺脱不了一個中國，但這是一個漫長過程。影響統一的國際因素是巨大的，我們還沒有足够力量對美日説不，要美國保持中立代價是極高昂的，結果也是很渺茫的，而日本的台灣情結短期内也難改變，歷史問題不完全是中日關係的瓶頸，台灣問題才是中日難以解開的死結，若我們花巨大代價在這些國家身上，還不如放在善待台灣民眾身上，放在改進我們自身工作身上，不應棄近求遠。
　　
　　八、統一需要最大的包容
　　
　　這些年由於台灣民眾的“出頭天”情緒還在發酵期，台獨勢力還在上升期，欲擺脱中國的追求還沒有真正自嚐苦果，在台獨後面還有仇華的國際勢力支持，所以反分裂鬥爭成了兩岸關係的主線，致使人們誤解為兩岸關係就是鬥爭的關係，殊不知統一大業不只有鬥爭，更多的則是團結和融合，我們應反“獨”，但更應致力促統。黨的十六大及第四代領導已明確了這種關係。概括起來説，我們今日的主張是——海峽兩岸是我們共同家園，需要雙方共同努力，統一是中華各民族的共同心願，需要雙方共同推進，採取共同協商方法，在促進中國現代化過程中共同發展，共創繁榮，一個中國既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也不是中華民國，是雙方共同來締造一個更加文明民主富强的新中國，這就是“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為此我們需要交流、交往、三通、對話、談判、制訂有關法律，確保雙方誰也不吃掉誰，統一不是讓我們失去固有的利益，而是讓我們得到更多的利益，統一也不是讓其他國家失去什麼，而是得到和平和共同繁榮，這就是中華民族振興的過程。以上主張，實際上是初步勾劃出了當代的統一學説内涵，今後人們一定還會繼續豐富下去。
　　
　　這些年來我們對台思維確實發生了很大變化，從過去“軍事上鎮住他，外交上壓住他，經濟上拖住他，政治上吃掉他”的對抗思維，變為共同發展共創雙贏的融合思維，我這十多年來為此盡了很多心力，勉可自慰，盡了一個士的責任，但這政策變化還主要是受到國内經濟及兩岸經濟的影響，也是順應了經濟全球化的大趨勢，這驗證了馬列主義學説——經濟決定政治，隨著兩岸經濟的進一步密切，要求政治上更多包容，以及走共同發展道路的呼聲一定會更强烈。隨著中國大陸經濟與政治改革的日臻完善，隨著我們統一觀和統一理論的日益豐富，台獨的市場與空間會日趨萎縮，人們不會為這極端主張去殉葬，廣大台灣同胞會識别禍福，我深信由另一種與我們截然相反的政治制度所産生的種種變化，是改變不了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事實的。當前是兩岸關係最低迷時期，陳水扁一夥畢竟治台無方，拼經濟、拼改革均流産，只好拼“愛台”，將“愛台”與“賣台”成為台灣的唯一選擇，使意識形態鬥爭達到了最無理智的程度，這也證明他們正在走向自我邊緣化和自我毁滅，證明台獨是台灣之禍，離台灣人民與台獨決裂的日子不遠了。就如我在“文革”逆流中深信這黑暗的一頁一定會被人民翻過去，理性畢竟會戰勝非理性。我深信中國必然會崛起，中國必然會統一，只要中國能更具魅力，只要祖國更有包容胸懷，只要我們不斷解放思想與時俱進，台灣問題不會成為我們實行振興的障礙！
　　
　　十五年來，我親睹了兩岸關係的演變，看到我們的思維與政策正在一天天與時俱進，我們的政策與思維已不乏新意，但陳舊的思維與機制依然存在，處處可見不協調與不如人意之處，這決不是一個部門的責任，整個中國處於新舊交替之中，這是何等艱巨與偉大的歷史使命，台灣問題是整個中國走向成功的一個組成部分，這樣偉大的使命，需要很多條件，而我們的條件並不十分具備。形勢呼唤我們需要構築與之相適應的理論與政策，要求我們改造原有的機制與體制，這樣光榮的使命也許要幾代人完成，但中國人民一定會完成。
　　
　　我不知道我們的後人會用什麼辦法實現最終統一，我深信他們一定會比我們更有智慧，我深信這種統一一定會是一種最大程度的兼容。我們應該學會包容，古人都知能容則大，我們今天更要容天容地容一切人，包長包短包一切力量，團結一切可團結的人，哪怕不同意見不同的人，作為祖國——是父親——不應計較子女的長短，我們固然要反對台獨，反獨鬥爭決不是兩岸關係的全部，如果只有鬥爭與謾駡，口水多於雨水，就是把自己降到陳水扁的水平，乾旱的兩岸關係永遠不會緑樹成蔭。我們需要詩情畫意，需要浪漫激情，需要多一點愛，少一點意識形態，需要多一點“三個代表”意識。果其如此，則人民一定會來擁抱統一！我堅信於此，也期待於此。
　　
　　本文寫於2003年6月25日

　　（本文發表於福建《現代台灣研究》2003年第5期，此處刊出時略有删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