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從“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到“和平統一”，實現祖國的最終統一，是十三億大陸同胞的堅强意志，在這個問題上中國人可以説是眾志成城，因此在21世紀來臨之際，中國人民將統一大業作為21世紀三大任務之一，我國領導人一再重申，台灣問題事關國家核心利益，可見對統一的重視。
　　
　　但這樣重大的使命與它相適應的理論、原則、綱領、條例、法律、法規均不詳焉，多的則是領導人的一些講話而已。台灣一些有識之士稱我們是“統一理論沙漠化”，是無根之樹。我們從事統戰工作涉台工作的人數總量很大，連各院校也紛紛成立“台灣研究所”，據説此業無下崗之虞。雖然我們有千軍萬馬在研究台灣問題，但是什麼是台灣問題呢？它的形成與發展又衍生了些什麼問題，並受到什麼因素的影響，它到底是一個純粹的内政問題還是被國際化了的問題？台灣民眾又是怎麼看統一呢，在統一前我們的目標、任務、方式是什麼，統一後我們的主張、安排又是什麼？凡此種種我們並沒有一套成熟的完善的論説。
　　
　　從1949年到今天，兩岸“分治”了半個多世紀（對“分治”説兩岸絶對有爭議），迄今尚未統一，原因何在，我們努力得怎麼樣，有哪些得失教訓，有哪些思維與政策應當反思檢討……，我們諱莫如深，似乎從來沒認真反省過。雖説國家統一人人有責，其實誰都知道這是一個受高度管理的禁區，是不允許小民隨便説三道四的，這幾乎成了少數人的一項神秘工作。統一究竟在國家發展的大戰略中，在國家的内外政策中，其戰略地位為何，應通過什麼戰術、組織多少個戰役來完成，語也未詳。
　　
　　對台研究，首先要正確認識台灣與了解台灣，要有科學的研究，其次要提供正確的政策與對策，還要有民主的決策體系。對台研究可以分成多個層次：（一）一般地了解台情，能有針對性的宣傳我對台主張；（二）較深入地了解台情，在第一時間能作出較科學的反應；（三）精通兩岸情況，台灣只要拉一拉褲子就能知道要放什麼屁；（四）將對台研究賦予學術内涵，上升到理論。總而言之，對一個研究者來講，首先是要出思想出對策，這就要有扎實的基礎研究的功底。什麼是基本功呢，什麼又是基礎研究呢？研究的範圍為何，研究的方法是什麼，這可以説是一個浩大的工程。從對台灣的歷史研究、社會研究，到經濟研究、政治研究、政策研究、軍事研究、外交研究，進而深入民意研究、心態研究以及兩岸關係研究、兩岸政策研究、中美台三邊關係研究和兩岸重大事件與人物研究，非常廣泛。這勢必會涉及對台灣“省籍—族群—統獨”研究、關於台灣“本土化與民主化”研究、“新台灣人——生命共同體——台灣主體性”研究、台灣憲政體制研究、地方勢力研究、政商關係研究、黑金政治研究、政黨演變研究、對外關係研究、産業結構研究、歷史記憶研究、民調研究、文化研究、移民社會研究、國家認同研究、軍事對抗研究……。同時必然會涉及兩岸關係許多敏感點，如對兩岸政策的反思、對主權的解釋、對兩岸狀況的界定、對中華民國態度、對台灣當局的地位認定、對一個中國的看法、對一國兩制的認識、對武力威脅的作用、對“2·28”的評價、對荷蘭佔領台灣的看法、對鄭成功的功過、對日據時代的認識、對國民黨治台的評價、對台灣人的悲情與出頭天的認識、對民進黨乃至李登輝的評價……等等問題。也會涉及統一的意義，統一的途徑、方法、條件，和平統一與武力統一的區别、統一的策略、統一的好處、統一的時間表、統一的階段性目標、交流的作用、三通的地位、談判的意義、漸進式“台獨”與“法理台獨”、統一的法律武器、反獨與促統關係、爭取台灣民心的工程、統一的前景、中美共治台灣的利弊得失、台灣問題與中華民族復興關係、統一與中國和平發展關係……。這林林總總内容不足一一道來，這都屬於基礎研究的範疇。這也説明對台研究既是應用研究，也是理論研究。
　　
　　然而，研究還要涉及研究方法、研究模式、研究途徑，方法、模式、途徑又各係一門科學，有著豐富的内涵。對台研究應僅僅停留在應用層面或宣傳層面，還是應該上升到學術化、專業化、理論化層面。成千上萬的涉台研究人員應當繼續按既有原則既定政策做好一個宣傳者，還是應該爭當科學研究民主決策的創新者。面對上述眾多的複雜而敏感的台海研究狀況，原厦門大學台灣研究所所長陳孔立老教授將上述問題一一作了梳理，將淡散的對台研究提高到“台灣學”研究高度，第一個將“台灣學”的概念作了深度闡述，第一個回顧總結反省了整個兩岸關係，第一個將對台研究中涉及眾多重大問題作出了自己評述，形成了一部二十五萬字左右的有觀點、有分析、有案例、有證據、有理論的著作——《台灣學導論》（台灣博楊文化2004年12月出版，下稱《導論》），這是他盡一生研究之功力，用他一顆對祖國對人民無限熱愛之心，為兩岸關係研究提供了第一部《導論》，將兩岸關係作了一個完整的總結，把我國的對台研究推到一個新的水平，其篳路藍縷之功將留存兩岸關係史册。
　　
　　二
　　
　　一切從事統戰、對台及兩岸關係研究的人，無論是官員、政工幹部、研究人員還是志願者，首先應該“正確認識台灣，正確認識兩岸關係發展的前景”，“能够更加科學地高水準地回答台灣政治與兩岸關係發展中所出現的各種問題”（《導論》P21），並能精確預測發展趨勢，能提出積極的意見與建議，這將衡量一個國家綜合素質，也是一個國家統一大業的成熟程度。僅從這一點來講，我們應該將台灣問題的研究，作為一門科學學科來加以對待，其意義遠不是“廣東學”、“香港學”、“敦煌學”、“紅學”等等學科可以與它在政治生活中比項的。
　　
　　目前我們對台研究遠沒有達到應有的水平，陳孔立教授在他的《導論》中，引用閻學通教授對我國國際關係研究狀況發表的感言，閻説：“如何提高我國國際關係研究水平呢？我自己認為，出現低水平重複的主要原因是我國多數從事國際關係研究的人員缺乏研究方法的專業訓練，他們使用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自發性的簡單歸納法，對科學研究方法知之甚少，無法運用科學研究方法，也不能創造新的研究方法。……因此我認為，要使我國國際關係研究趕上美國，就必須提高研究人員運用科學研究方法的能力”。陳説：“上述情況與大陸研究台灣的現狀基本相似”（《導論》P198）。可以説美國、日本、台灣琢磨我們遠遠超過我們對他們的研究，台灣更是確立台灣學來凝聚主體意識及對抗大陸的同化。
　　
　　陳孔立教授在他著作中舉了一個例子。二戰後期，德日敗局已定，美國亟需制訂戰後對德、日的政策，對德國美國比較了解，政策也比較明確，即：武裝佔領，直接接管。但對日本，美國不太了解，當時有兩個問題需要研究，一是日本會不會投降，二是假如日本投降，美國是否應當利用日本政府機構以至保存天皇？為了回答這兩個問題，美國政府動員各方面的專家學者研究日本。美國人類學家魯思·本尼迪克特寫了《菊與刀》一著，從日本國民性格、日本文化特徵、心理特徵得出結論：日本政府會投降、美國不能直接統治日本，要保存並利用日本原有行政機構。事實的發展同《菊與刀》作者預料和建議一樣。陳孔立教授以此證明對台研究決不僅僅是情況研究，應該是涵蓋多學科的一門科學。
　　
　　陳孔立教授提出我們對台研究中最大的問題是“以己度人”及缺乏學術性，僅僅將對台研究作為宣傳工具，總是環繞台灣選舉跟在他們後面點票，他急切地呼吁：“我們向社會提供有關台灣的科學的研究成果，首先要有學術性，要提出盡可能正確的事實、深一層的認識與思考，以及認識有關問題的途徑”（《導論》P76），而作為學術研究，“理論研究是十分重要的基礎性的工作，沒有理論研究，應用研究和對策研究就缺乏必要的前提和基礎，研究水平就無法提高”（《導論》P93）。事實證明，“沒有理論創新，只能墨守成規，在已有的知識體系中打轉，就難以深入地研究問題、解決問題，這樣的研究就難有新的衝破，或是陷入低水平的重複”（《導論》P93）。確實如此，我們統一進程中出現的反覆與對台工作中出現的被動，蓋與缺乏足够的理論有關，致使我們在處理具體問題時，往往進退失據。
　　
　　提出“台灣學”的概念，確實不是幾個腐儒無病呻吟，或故意哄抬，更不是時下的浮誇操作，它確實有著深刻的現實意義。陳孔立教授認為，“台灣學”首先應該是講求“學術性”，不應是政治的附庸，它不是政策的注釋者，它應該按照學術規律對事物作出科學的學術判斷，“提出自己的獨到見解，講前人沒有講過的話”（《導論》P27），“研究者必須要有自己獨特看法，如果他們看法與上級領導完全一致，那就不能算是研究者”（《導論》P48）。政治家可以迴避某些敏感問題，而“研究者必須冷静地客觀地面對問題，要敢於説真話，即‘對權力説真話’，根據自己的研究提醒政治人物，讓他們注意人們尚未注意理論問題”（《導論》P50）。當然對台灣這樣一個敏感的政治問題研究，作為學者也應“考慮自己的言論的學術價值和客觀效果”（《導論》P48）以及社會影響。不能一味標新立異，不能語不驚人死不休。而社會應該養成積極參與和善於創新的風氣，學者就是學者，學者應該是裁判員，不是守門員，更不能代替政府官員，學者要忠於學術，客觀為社會提供科學思維，供政治人物在決策時汲取新思維，要允許有不同的聲音。可是當前“在對台研究中，當有人提出與眾不同的新見解時，有些人往往不是從學術角度，而是從政治角度在背後議論，這不是一種正常的現象”（《導論》P28），所以我們更應呼唤把對台研究當成一門科學來研究。
　　
　　為此，陳孔立教授創造性地提出了台灣學研究的五項原則：（一）要重視兩岸的共同性與差異性，“歷史地全面地實事求是地認識台灣”；（二）要站在全國廣大人民利益的立場觀察台灣，要尊重台灣民眾的利益和意願；（三）要有同胞的情誼，平等和尊重台灣同胞，採取同情的理解的態度；（四）要有科學精神，也要有人文精神，要求同存異，兼容並蓄；（五）要有系統觀點，從島内、大陸、國際三大因素互動中去觀察台灣問題，並對研究人員的素養、研究者的角色，分别作了闡述，是一切從事統一大業和對台研究工作人員必讀的一部入門之著。
　　
　　三
　　
　　陳孔立教授從事對台研究已有二十五年之久，在這四分之一世紀中，他潛心研究了台灣的歷史、兩岸關係及台灣政治、民眾心態，閲讀了這時期的一切重要著作與文獻，並對兩岸諸多重大事件、人物和爭議，在分析了各家觀點基礎上，作出了自己的判斷，有著相當扎實的基礎研究功底。因此他論台灣學時，情況了如指掌，分析透徹，在他三百六十頁的著作中，註引就近三百六十多處，做到言之有據。
　　
　　他認為台灣學即使狹義地講，也應該起碼包括歷史、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軍事、對外關係等領域，廣義而言，則應涵蓋歷史地理、語言風俗、哲學宗教、人文民族等方面，在這部《導論》中，他將他擅長的台灣歷史、兩岸關係、台灣政治、民眾心態作了深入分析，對這四方面作了“研究方法與模式”闡述，這些闡述可以講是有理論、有分析、有案例、有很高的學術内涵，填補了對台研究的一大塊空白。特别他引用了大量來自對台研究與兩岸關係中的實例，讓人不光被他的立論也被他的論據所折服，這是獨具匠心的。這部著作的每一部分都可以獨立給予書評，尤其理論結合實際，所以這部著作客觀地也是對二十多年來台灣問題與兩岸關係的方方面面，一並加以了總結，其持論客觀，不留情面，真是做到他自己提出的“學術研究需要實事求是、需要公正客觀、需要獨到見解、需要講真話”（《導論》P13）。陳孔立教授是他的倡言模範的執行者，同時也符合今天提倡創新社會的宗旨。一個社會的活力在於創新，尤其是理論創新。
　　
　　在這部《導論》中，陳孔立教授力圖對迄今為止的台灣問題與兩岸關係中重大問題作出一個公正客觀論述，對他這樣一個七十五、六歲的人，為什麼要這樣做，他還復有何求？我想，這大概是一種責任，是他對祖國對兩岸同胞的無限眷情。他大有太史公直筆之風，敢於褒貶，從而留下了一段又一段精采的文字。如：“許多文章在討論台灣與大陸的關係時，多是從歷史上説明兩岸的共同點，有共同文化、共同習俗、共同信仰，又是媽祖，又是保生大帝，或是尋根、祭祖等等，認為只要强調‘同’，而不講‘異’，就足以證明：‘中國意識是台灣社會意識的主流’、‘台灣文化與中國文化毫無兩樣’，這完全是脱離當前的台灣實際，不能説明任何現實問題。所以，台灣學者看了此類文章以後表示：‘作者似乎還生活在一百年前’”（《導論》P94）。又如：“台獨勢力的存在已經是現實，我們的批判、鬥爭並不能把它消滅，關鍵它在台灣存在一定的社會基礎，要縮小台獨的影響力，就必須從根本上削弱它的社會基礎”（《導論》P267）。有些人為了證明“台灣自古是中國領土”，於是出現了“説得愈古愈好的傾向”（《導論》P116），同時他也指出台灣許多不實事求是不尊重歷史的口號，這類錚錚之言，比比皆是。
　　
　　陳孔立教授甚至提出了“文風”問題，竟直接點名指出《台灣禍福》作者是“明目張膽地把1948年上海出版的江慕雲所著《為台灣説話》，整整抄了100頁，該書還抄襲其他作者的論著，剽竊者往往不指明出處，更不提作者的姓名”（《導論》P89）。他更指出×××（我且將其姓名隱去）《台灣能獨立嗎》和××（也隱去姓名）《台獨研究論集》，互相抄襲，互不註出處，甚至一頁一頁地揭示了抄襲内容，同時指出“該書還大量抄襲台灣報刊的言論與報導”，“公然抄了李登輝的言論，長達20多頁”，“該書有許多錯誤，如……”（《導論》P89），等等。真是頂真得耿直得可以了。
　　
　　陳孔立教授對台灣問題作了這麼深的研究，著作等身，但他始終不肯承認是對台的“智庫”或“智囊”，他堅持以獨立的學術人格參與對台研究，我經常能聽到他的諤諤之言，實在是我的榜樣。《導論》出版後，我於去年春節前就收到他的惠贈，我展讀再三，愛不釋手，想寫篇書評，竟被躭擱了一年，内心十分不安，直到今年春節，我關門閉客，重讀大著，成書評一篇，不知理解是否得當。《導論》沒能在大陸出版，不勝遺憾，當然按時下制度，這樣一本書審查起碼二三年，這實在是自我設限，我期望能早日讀到國内版。我也鄭重地向我的同行們推薦這本《導論》，從而與陳孔立教授一起，為建立一門“台灣學”補充更多更好的意見，將我們的對台研究水平提高到一個新的高度，為祖國的最終統一貢獻綿薄之力。
　　
　　寫於2006年2月9日

　　（本文發表於香港《中國評論》200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