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個不謀而合的結論
　　
　　前不久，我撰寫了《兩岸關係二十年：感受與啟示》（發表於《中國評論》2007年4月號總112期），提出了兩岸走向統一是一個必然的趨勢。統一作為一個過程，在這二十年來的兩岸交流交往、經濟融合和對話談判中已經成功展開；但統一又是一個很曲折的過程，這過程中會捲起“台獨”的濁浪，如同烏雲會佈滿兩岸的晴空，這是台灣特殊的歷史經歷與社會政治決定的。然而，這種追求會讓島内民眾付出極大代價，最後人們像發了一場麻疹或感冒，會摒棄這種極端追求，兩岸的前景會是光明燦爛的；在決定兩岸命運的過程中，大陸因素具有決定性意義，我們需要深入了解台灣制訂出行之有效的政策；我們沒有一整套與世俱來的對台政策與理論，我們必須與時俱進地完善我們的對台主張，從而去贏得台灣民心。我文章中的潛台詞是勿急毋躁，不要被“台獨”的表面現象嚇慌，要好好地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我的立論可以説完全是經驗主義的，是自己近二十年從事兩岸關係的心得，這樣的論述在充滿敵意與不安的海峽兩岸，也許是很孤立的，恐怕又是一種另類的思考。
　　
　　然而，我從3月22、23日新華社的《參考資料》中，讀到了美國的兩岸關係學者任雪麗（Shelley Rigger）教授關於《台灣理性主義的興起與影響》一文，讓我非常興奮，她從島内四代人的思想形成和性格特點，去解釋了島内政治和兩岸現狀，去闡述了“台灣民族主義”的形成原因，以及他們對國家的認同和對自己身份認同的變化，細緻刻劃了兩岸尖鋭對立後面的歷史因素、制度因素、國際因素等。她指出，1931年以前出生的為第一代人，是在日本殖民統治下度過的；1931—1953年出生的為第二代人，是國民黨專制鼎盛時代成長起來的，他們為民主化與本土化付出了慘重代價，他們代表了兩種極端意識；1954—1968年出生的為第三代人，他們成長於台灣的政治過渡期，他們的意識較第二代澹薄多了；1968年以後出生的為第四代人，是在台灣民主化與本土化基本完成後的一代，他們的意識與追求與前幾代有了更大的不同。這四代人中的第一與第二代人對兩岸關係最具破壞性，“去中國化”、“正名”、“制憲”、“愛台與賣台”、“認同台灣”等極端訴求均出自他們，如今活躍於台灣政治舞台的也均是這批人，如李登輝、李鴻禧、辜寬敏及陳水扁、吕秀蓮、邱義仁、陳唐山、游錫堃、謝長廷、蘇貞昌等，當然這兩代人中還有連戰、宋楚瑜、馬英九等，但這批人的政治影響力在逐步消退，年輕一代台灣人的看法傾向於務實，如段宜康、羅文嘉、李文忠、郭正亮等民進黨人則提出了“新民進黨運動”，公然挑戰前兩代人。而第四代人則對强烈的政治意識形態表示冷漠，他們不以講“台語”自詡為“愛台”，他們相反選擇了講“國語”，他們對强調自己“愛台灣”的人表示厭惡，他們嘲笑持極端意識形態的人，認為統獨都是政治人物手中的工具，是不真實的問題，他們開始摒棄仇視中國的孤立主義。相反，他們認為一個遼闊的、欣欣向榮的祖國是他們施展才華的機會，他們希望大陸展開胸懷接納他們。經過細緻調查與研究，任雪麗教授對兩岸前景表示樂觀，她並不認為時間不在大陸一邊，她也不擔憂台灣年輕一代會徹底被“台獨”洗腦，她對有些人認為即使中國實現了現代化台灣年輕人也不會認同中國的論調表示質疑。
　　
　　一個純粹的美國人，對兩岸前途作出如此判斷，也許是令我們耳目一新和深感興奮的，她的判斷與我文章的立論不謀而合，她是實驗主義的，即通過社會科學研究的方法——多年的追蹤、調研、分析，尤其通過她的“焦點小組”問卷調查與訪問，得出了這樣的結論，這結論顯然不是趨炎附勢的。而我的研究則是經驗主義的，從歷史的研究和實踐中來，她的結論可以説是我文章的一個很好佐證，證明吾道不寡。
　　
　　二、一個真正學者的知者之言
　　
　　去年，任雪麗教授在復旦大學擔任過一段時間的訪問學者，這期間曾兩次來我研究所訪問。我問她近年在作何研究？她説，在研究台灣年輕人，已進行若干年了。這真讓我汗顔，我等皆是以統一大業為己任的人，卻鮮有人去研究台灣年輕一代的。我知道她很早就開始兩岸關係研究，當我們對台灣政黨政治生態還十分陌生時，還不知道民進黨為何物時，她已出版了《台灣政治的改革》（1999年）、《從反對黨到執政黨：台灣民進黨》（2001年）。我又問她，像她這樣研究台灣問題的學者美國有多少？她説，大概五個。這又讓我惶恐不已，我們可以説有千軍萬馬在從事對台工作，從事兩岸關係研究的人也有萬計，卻鮮有以階層分析的方法去分析台灣社會的。
　　
　　任雪麗可以説是一個真正的學者，她身上沒有美國其他的一些中國問題或台灣問題“專家”那種傲慢，那些人只有立場而沒有學問，只會一味地為美國利益與立場辯護，好比中國“文革”時代的“紅衛兵”。在兩岸關係的研究上充斥著很多以一般常識去看待台灣問題的人，他們完全忽略了幾代台灣人成長中的不同歷史背景與政治現實，忽略了台灣問題的特殊性。而任雪麗是搞學術的，是尊重事實的，是從科學研究中去尋找結論的，這實在是很罕見的。有一次我接待美國智庫蘭德公司一名中國問題專家，他自傲地説，他是美國真正的台海問題專家，就像戴維森學院的任雪麗，最後他又拖了一句——當然我要比任雪麗稍差一點。
　　
　　一個真正的學者的判斷，不應當是從表面現象去得出一個武斷的結論，而應該用科學的研究態度。任雪麗説：“她沒有籠統地考察輿論趨勢，而是對資料加以分析，弄清觀點是如何在不同的年齡組之間分佈的。”她曾數十次前往台灣調研，從而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就如1926年，國共鬥爭期間，毛澤東就在調研基礎上寫出了著名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從而指導中國革命走向了勝利。任雪麗教授對台灣問題的研究也是採用了對台灣社會各階層的分析方法，從而指出台灣的特殊經歷産生了“台灣民族主義”，但這“民族主義”在台灣四代間影響在逐步遞減，尤其在兩岸開放交流的近二十年中，台灣的“民族主義”與大陸的“民族主義”在交融，堅持“台獨”或反對改善兩岸關係趨勢將得以緩和，只要大陸措施得當，兩岸前景未必悲觀。她的看法未必是在討好美國，也不是在討好台灣，更不是在討好中國大陸，這是一個真正學者的知者之言。
　　
　　日本有位著名的兩岸關係學者叫若林正丈，他寫過一本專著，説台灣與中國本是一國，但台灣割讓後逐漸形成了自己的“民族主義”，與中國大陸的“民族主義”並不一致，然而，兩岸的開放交流、經貿、對話、談判……讓這兩個不同的“民族主義”漸漸融合，以後可能形成一個新民族主義。若林教授的結論與任雪麗教授的結論竟也不謀而合，這也許是學者過於樂觀的結論，而政治家面對嚴峻的兩岸關係與陳水扁之流的挑戰，可能並不樂觀，這畢竟也是一種政治現實，但現實終究要讓位於未來。
　　
　　三、要重視台灣“四代人”之間的差異分析
　　
　　將台灣社會分成“四代人”加以分析，這並不是任雪麗首創，在台灣一般也是這樣劃分的，而任雪麗則是將這“四代人”刻劃得更細緻、客觀、公允一點。
　　
　　她認為第一代人既深受中國文化影響也深受日本文化影響，但對第一代的李登輝這些人來説，“中國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而日本和台灣則是實實在在的”。
　　
　　而第二代人要比第一代人更複雜。他們生長在國民黨專制時代，政治上是僵化的專制主義，是白色恐怖，是偶語充市；但地方競選是生機勃勃，讓許多台灣人加入了國民黨並成為新貴；而當時的意識形態卻是令人窒息的，對台灣文化與母語的扼殺，令台灣民眾感到羞辱；但這期間經濟又是高速發展的，經濟增長率維持在10%左右，創造了“四小龍”的“台灣奇跡”。這種“混雜”令人困惑，也孕育了反對運動，人們漸漸地將對國民黨的不滿變成了對中國的不滿，國民黨的“反共教育”也輕易變成“反中教育”。台灣人開始抛棄一個被認為强加給自己的中國身份，這一代人為自己的政治運動所選擇的標籤——“黨外”運動。這一代人的語言則是“新台灣人”、“台灣的生命共同體”、“台灣人的台灣”、“自決”、“獨立”、“制憲”……，這一代人抱有一種强烈的幾乎是本能的衝動，以民族主義角度來看待政治問題。這一代人結束了台灣專制時代和向民主社會過渡，他們對今日的中國大陸持嚴重的猜疑與排斥，他們最認同台灣，也最支持“台獨”，當今台灣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幾乎都屬於這一代人。
　　
　　但台灣的第三代人則是在第二代人推動台灣“民主化與本土化”轉軌期間長大，與上一代人相比，他們的選擇沒有那麼嚴峻。第三代人組織的“學運”所遭遇的風險和逆境也要比上一代人少得多，這些“學運”領袖後來大都成了民進黨的骨幹，但他們對“台獨”的支持比較薄弱，在兩岸關係上更務實，意識形態也更平淡，他們更注重程序民主，重視核心價值觀，他們不像第二代人將“本土價值觀”看成高於“清廉價值觀”，而更追求反省與創新，他們認為改變國旗與國號並不重要，與中國隔絶只會導致毁滅。因此，在今日民進黨中會出現所謂的“十一寇”。即使第三代外省人，也認為他們與馬英九也有略微的世代差别，他們沒有馬英九的國民黨與中國共産黨之間的内戰負擔。
　　
　　台灣的第四代人是在台灣“民族主義”得以光耀的社會中長大，他們從不缺少金錢或舒適的生活，他們看上去很健康漂亮，卻很容易受傷，因此，人們叫他們是“草莓族”。他們竟不以他們父輩以講“台語”為榮，他們中95%選擇了講“國語”，他們不認為選擇語言就是認同台灣的一個標誌，他們甚至認為“愛台灣”不應成為任何政黨的專有勢力範圍，他們還以“台客”自娱，他們竟將這過去對台灣人的謔稱據為己有，政治幾乎成了他們的消遣，持强烈政治觀點的人被他們認為有點怪，統獨的辯論，在他們看來也是不真實的，是政治工具而已。唯一讓他們焦慮的是中國大陸，在台灣與大陸的競爭中，大陸是一種威脅，他們期望台灣企業到大陸發展，他們也願意去大陸工作，以展現他們的才能，獲得更大發展空間。他們認為仇視中國是錯誤的，對第四代人而言，決定性的挑戰則是抓住經濟機遇和應付中國大陸所構成的政治挑戰。
　　
　　四代人的共性是“台灣優先”與“本土第一”，這與香港的“愛港愛國”一樣，愛台是第一位的。但四代人又有明顯差異，政治選擇與兩岸觀有著很大的不同。兩岸的前途最終將在台灣第三、第四代與大陸年輕的一代人之間解決，第一代第二代台灣人將逐漸退出歷史舞台，他們的影響力在消退，台灣第三、第四代人並不全都認同他們的主張，了解台灣社會這種狀態，無疑也找到了解決問題的良藥。
　　
　　美國特德·蓋倫·卡彭特寫過一本很有影響的書——《即將到來的美中之戰：台灣問題衝突的發展軌跡》（2006年版），他認為台灣將會宣佈獨立，美國將會陷入與中國的戰爭。而任雪麗認為，“這是對台灣社會現實和真實民意的徹底誤讀。事實上，如果發生台海危機，原因只有一個，即北京決定不再等經濟日益結合與敵意逐漸消退這些趨勢發揮作用。但中國這樣做的可能性不大，因為代價很高，而且謀求正式獨立和正名活動的最高峰已經過去。中國會逐漸看到，在跨過高峰之後，雙方進行調解的前景其實越來越光明。”
　　
　　四、關鍵還在於中國大陸的決策
　　
　　運用社會階層分析的方法去研究台灣問題，在國内也有一些部門與學者開始予以重視，如厦門大學台灣研究院一些師生正在嘗試，我拜讀過以陳孔立教授為首的師生們的一些論述。也許是赴台灣實地考察機會有限，積累的案例與民調限制，還不能像任雪麗教授那樣可以做出較全面的研究報告，但他們的某些結論卻十分相似。
　　
　　如該校研究生陳言的《台灣地區大學生的國家認同初析》（2006年），他採集的台灣中華文化協會在2000年做的“全國大學看兩岸民調”，在身份認同上，自認為“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佔72.9%，自認為“是台灣人”的佔23.5%。《文化一週》在2003年做的“大學生對台灣認同”的問卷調查，自認為“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的佔49.2%，自認為“是台灣人”的佔44.6%，這與台灣一般人群的民調中自認為“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比例要高。又如，在“您平常提到‘中國’時，是指哪一種”？回答“大陸與台灣”佔22.7%，“台灣”佔3.7%，大陸佔72.2%。在問到“您是否同意台灣人與中國人分屬兩個不同的民族”？回答“同意”佔11.7%，“不同意”佔61.7%，“非常不同意”佔22.7%，也都超過一般民調，顯示了台灣第四代人不同特性。如果我們認真研究一下香港幾代人的差異，以及他們在回歸後的身份認同變化，更可驗證任雪麗的論點。隨著時間推移與中國日益富强，對祖國的認同及對中國人身份的認同，趨勢是光明和樂觀的。
　　
　　了解台灣四代人的不同特性，對解決兩岸關係以及制定相關政策是十分有幫助的。任雪麗認為，“如果我們使自己的眼光超越陳水扁行政當局，情況就顯得截然不同，儘管‘台灣民族主義’情結十分濃厚，但是大多數台灣人也不像‘總統’那樣厭惡中國的一切事物”，“隨著第三代和第四代人在台灣走上領導崗位，他們都必須做出一項決定，是堅持陳水扁行政當局失敗和不得人心政策，還是開創一條比較符合選民的温和偏好的政策”，“他們認為雙方之間沒有任何理由要發生衝突，中國大陸具有台灣人可以利用的種種經濟機遇，他們並不害怕抓住這些機遇”。我想任雪麗教授這番話是很中肯的。事實上，一個中國的尊嚴與榮譽是屬於兩岸四地全體中國同胞的，我們完全可以共享這種尊嚴與榮譽。
　　
　　任雪麗教授在她報告中反覆强調“中國是關鍵”，“台灣的民族主義的命運取決於北京”，這與我撰寫的文章觀點完全是一致的。我也一直認為，在決定兩岸關係諸多因素中，大陸因素是起決定性作用的。如果我們只知一味打壓台灣，單純强調對抗，任雪麗説，“就很可能會造就成又一位陳水扁”，如果我們以父兄般的胸懷，“以充分的靈活性、創造性和善意”吸引台灣第三代第四代，讓他們找到新的安身立命的空間，那末，任雪麗認為，“台海問題有朝一日甚至可能會得到解決”。對台灣問題的判斷與決策是具有決定性作用的，一個錯誤的決斷與政策，後果是災難性的。
　　
　　最近閉幕的全國“兩會”，受到全球高度讚譽，這種開放、民主、務實，得到輿論高度肯定，《亞洲週刊》社論稱，如以今年“兩會”姿態向前發展，中國將不會有“台獨”問題，“台灣”也沒有生存空間。這樣的評論與任雪麗的觀點又有著相似之處。
　　
　　讀了任雪麗教授對“台灣四代人”的屬性分析，也許我們應該多點自信，台海問題前景未必是悲觀的，兩岸走向和合、融合、統合，最終走向統一，是一個不以人喜歡或不喜歡的一個無奈而又必然的結果。當然，這一切還要取決於我們的智慧。
　　
　　完稿於2007年4月10日

　　（本文發表於香港《中國評論》200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