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30年前，即1979年，“文革”結束後的第二年，我37歲這一年，中國站到了一個新的歷史的轉折點，“真理標準”討論剛剛結束，十一屆三中全會勝利閉幕，“姓社姓資”討論雖還沒結束，千瘡百孔的神州大地，千頭萬緒工作已擺在我們面前，千百萬老問題要去撥亂反正，千百萬新問題要去面對，冤案錯案要平反，四個現代化建設要啟動，香港回歸時間只剩下18年，澳門回歸時間也只剩20年，台灣問題的最終解決也必須面對……。1979年，是中國走向“改革開放”的轉折年，也是啟動港澳台回歸的始發年，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令人激動而難忘的一年。
　　
　　這一年我進入了上海社科院，在歷史研究所近代史室工作，這也是我人生的一個全新的開始。當時鄧小平剛剛重新復出，他提出要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提出改革開放新概念，但怎麼改革，怎麼開放，有許多爭論。鄧小平説：“不爭論！不管黑猫白猫，能逮老鼠就是好猫，先把自己事情辦好，先讓中國强起來好起來再説”，這些話讓人聽了既揚眉吐氣，又神定氣爽。
　　
　　剛剛閉幕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終結了以“階級鬥爭為綱”與“無産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路線，把許許多多人解放了出來——尤其是中國的知識分子和像我這樣“出身不好的人”。鄧小平對全國人民説：中國人有三大任務——現代化、祖國統一、反霸權。這話説到了億萬人民心坎上，於是億萬民眾意氣風發地投入到“四個現代化”與“統一大業”的洪流之中。
　　
　　統一總是一個國家的頭等大事，尤其像中國這樣大的一個國家，分裂是無法承受之痛。但兩岸統一並不完全是兩岸民眾的“家務事”，它從形成的第一天就是國際勢力介入的結果。但是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美國終於承認中國的立場，即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終止了與台灣“外交關係”，也終止了美台《共同防禦條約》，撤出了駐台美軍。中日關係此時也有了很大的改善，簽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條約》，這為解決台灣問題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條件。於是解決台灣問題擺到了全黨全國全民面前，亟需一個與現代化建設相適應的全新的思維與全新的解決辦法。這一切促使1979年要扮演起歷史的重角。
　　
　　於是我們主動宣佈停止向大金門、小金門、大擔、二擔等島嶼砲擊，同時在1979年1月1日由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了《告台灣同胞書》，首次公開向台灣與全球宣佈了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新主張，將台灣問題正式列入了改革開放進程之中，開啟了兩岸交流交往的新篇章。
　　
　　《告台灣同胞書》發表距今正好三十週年，但它又恍若發生在昨日，它為兩岸關係帶來了巨大變化，皆歷歷在目，這是一個非常值得紀念的大事。
　　
　　二
　　
　　《告台灣同胞書》指出：“近三十年台灣同祖國的分離，是人為的，是違反我們民族的利益和願望的”，“台灣當局一貫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反對台灣獨立，這就是我們共同的立場合作的基礎”，我們在解決統一問題時一定會“尊重台灣現狀和台灣各界人士的意見，爭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辦法，不使台灣人民蒙受損失”，“我們希望雙方儘快實現通航通郵，以利雙方同胞直接接觸，互通訊息，探親訪友，旅遊參觀，進行學術文化體育工藝觀摩”……。這些基本主張，是將武力解放台灣，開始轉變為和平統一，這就為後來形成“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新政策奠定了基礎，這個意義是非常巨大的。
　　
　　為了落實“和平統一”新方針，黨和國家採取了一系列新措施。首先，落實台胞台屬和原國民黨起義投誠人員政策，再不將他們及子女視為有“海外關係”而加以歧視，對他們過去受過的不公平待遇進行平反昭雪；其次，客觀公平評價有關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如重新評價和紀念辛亥革命、國共合作、西安事變等重大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在“和平統一，一國兩制”號召下，再一次最大程度將全體國民團結了起來，結成了新的廣泛的統一戰線。我也第一次以“民主革命先驅後裔”身份被邀請參加上海、浙江、湖北紀念辛亥革命七十週年活動，也參加了我祖父章太炎先生陵墓修葺竣工儀式，並擔任了上海市政協委員。我第一個成了“和平統一”的受益者，這年我39歲，在市政協我成了一個最“年輕”的委員。
　　
　　此後我們統一的政策與觀念逐步完臻，從葉（劍英）的九條主張，到鄧（小平）的六條主張，至江（澤民）的八條主張，抵胡（錦濤）的四點主張……，形成了一整套比較完備的對台方針與政策。這中間有四大關鍵，一是如何讓我們的政策更貼近台灣的政治現實，更符合台灣民意，即“尊重台灣現狀和台灣各界人士意見”，而不是“以己度人”；二是如何改變舊思維，進一步解放思想，擁有創新意識，擺正解決台灣問題與實現中國現代化的關係；三是認識到統一是一個過程，是一個逐步相互融合的過程，是兩岸同胞共同締造一個更加美好新中國的過程，這過程是由許多階段組成，先易後難，先經後政，逐步實現；四是解決台灣問題必須運用“和”“戰”兩手，軟的要更軟，硬的必須更硬。事實證明這四個問題解決好了，我們則無往不勝。
　　
　　為了宣傳新的對台方針與政策，1984年左右上海與其他各大城市先後舉辦過大型對台展覽會（上海曾先後展出兩次，第一次是在上海展覽中心），不知為什麼我被召去參加這項工作，負責展覽會的第一部分——台灣的歷史與現狀。我當時雖在歷史研究所近代史室工作，其實我對台灣問題一無所知，也從無研究，陰差陽錯地被弄去搞了半年，但這意外地讓我讀了許多相關資料。冥冥之中我的命運似乎終要與台灣問題結緣。
　　
　　從《告台灣同胞書》發表後，兩岸交流交往開始熱絡化，1986年浙江省舉辦紀念章太炎先生逝世五十週年暨國際學術研討會，先祖父海外弟子及研究者（包括在台弟子）也紛紛歸來，後來我又參加香港紀念章太炎國際學術研討會，更是見到諸多台灣親友同門，此後我接觸台灣各界人士機會越來越多。祖國的改革開放，鄧小平的“一國兩制”，兩岸交往的升温，促使蔣經國不得不在1987年開放兩岸往來，於是兩岸進入了一個互動的新時代。
　　
　　1988年上海成立國内第一個對台交流學術團體——海峽兩岸學術文化交流促進會，我有幸擔任秘書長；1990年上海成立台灣研究會，我有幸擔任秘書長；1991年海協會成立，汪道涵任會長，我有幸在他身邊參與工作；1995年上海台灣研究所成立，我有幸擔任副所長；同年上海東亞研究所成立，這也是專門研究兩岸四地問題的專業研究所，我又有幸擔任所長……。我在兩岸關係領域越陷越深直至今天，幾乎參與了它的全過程，經歷種種驚濤駭浪，親見“一個中國”經歷了萬般考驗而巍巍不移，目睹了民進黨由盛而衰，見證了兩岸步入“和平發展”時代，我人生最寶貴的最後近30年的精力，幾乎都與統一大業結為一體，我的喜怒哀樂幾乎與兩岸關係融為一體，成了一個兩岸關係的專業研究者。今年我已67歲，政府還讓我擔任上海市政府參事，繼續聽取我對台海關係意見和建議。這一切可以説都與1979年發表的《告台灣同胞書》有關。
　　
　　三
　　
　　《告台灣同胞書》與“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實在都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即“改革開放路線”産物。回眸30年的兩岸關係，深深體會到只有牢牢抓住“改革開放”的根本，不斷解放思想，更加事實求是，台灣問題是一定會成功解決。鄧小平在改革開放初期就指出：“台灣回歸祖國、祖國統一的實現，歸根到底還是要我們把自己的事情搞好。我們政治上和經濟制度上比台灣優越，經濟發展上也要比台灣有一定程度的優越，沒有這一點不行。四個現代化搞好了，經濟發展了，我們實現統一的力量就不同了”。實踐證明鄧小平的論述完全是英明正確的，事實也證明“發展就是硬道理”。我們今天有國力辦“奥運”、“殘奥運”，以及有能力應對汶川大地震和全球經濟危機，也有能力幫台灣經濟好起來，就是得益於“改革開放”和“專注現代化建設”的結果。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今天中國的實力與面貌已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一個崛起的祖國大陸，與一個内亂不止的台灣，我們已“輕舟已過萬重山”。我們經歷了“兩國論”、“公投”、“制憲”、“正名”、“入聯”、“去中國化”的種種嚴峻考驗，台灣同胞終於選擇了緩和兩岸關係和實現“三通”，並用選票將“台獨黨”鎮壓了下去，“台獨”的“正當性、合法性、可行性”都大大下降，贊同“和平發展”路線的國民黨終於重新執政，而且獲得了縣市長的四分之三、“立院”的四分之三、“總統”選舉的絶對優勢、“兩會”終於復談、“九二共識”終於被確認，“大三通”終於成功，不可一世的陳水扁之流都因貪瀆罪被送進了牢獄之中……，“和平統一”又邁開了一大步，《告台灣同胞書》的大部分内容得以實現，這是多麼令人高興。
　　
　　鄧小平曾説“中國需要至少二十年的和平，以便聚精會神地搞國内建設，”他提出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正是這戰略的産物；他又説：“因為我們精力要花在經濟建設上，統一問題晚一些解決無傷大局”；他並説“一國兩制”政策五十年不變，因為“這是同中國需要五、六十年才能實現現代化聯起來考慮的”。今天我們重温他的這些教導，進一步體會到這是何等英明智慧的戰略思考。江澤民與胡錦濤也一再告誡要抓住2020年前的戰略機遇期，一心一意謀發展，不要被氣勢汹汹“台獨”嚇倒而自亂手腳，解決台灣問題要服從中國和平發展的大局。汪道涵説，在這問題上沒有硬軟之分，沒有鷹鴿之别，這是在捍衛一條讓中國崛起的路線，台灣問題只是這個大局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它不能淩駕於這大局之上。這30年讓我們摸索到許多兩岸關係的規律與方法，讓我們成熟和老練，讓我們在挫折中奮起，讓我們在奮起中創造了佳績。從《告台灣同胞書》頒佈至今的30年實踐，我們可以自傲地説：我們全力捍衛了這條路線，像一個戰士忠誠守衛著這崗位，我們取得了巨大勝利，我們有理由感到歡欣鼓舞。
　　
　　寫於2008年11月18日

　　（本文發表於《東亞叢書》之十二《一心一意》2009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