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前——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這一年，我才七歲。這年5月27日，經過數日激戰而復歸平静的清晨，祖母牽著我的小手，上街看到濕漉漉的街道兩旁睡著許許多多荷槍實彈的解放軍戰士，祖母感慨地説：“這是正義之師啊”。這就是我對新中國的第一印象。如今我已是六十七歲的小老頭了。
　　
　　從新中國誕生的這一天始，兩岸關係也就形成。中國自1911年辛亥革命後，建立了中國第一個共和政權——中華民國，産生了兩個主要政黨——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産黨，這兩個黨在推翻軍閥統治時期實現了第一次“國共合作”，在抗日戰爭時期實現了第二次“國共合作”，以後經歷了五年國共内戰，國民黨敗退台灣形成隔海對峙，對抗不斷，相互指責對方為“蔣匪”與“共匪”，一場内戰依然沒有結束。在新中國宣佈誕生之日，毛澤東本沒有打算更改國號，因為這不是中華民國的消亡，而是對舊民主主義革命的繼承與發展，中國的主權始終是完整，僅僅隔海而治，仍是兩個政府間的内戰延續。如今兩岸關係也走過了一個甲子，我也親自參與了這滄桑之變，有著諸多感受。
　　
　　一、從武力“解放台灣”到“和平解放”台灣
　　
　　1949年後，大陸本欲一舉解放台灣，實現最終統一，但逾越台灣海峽，消滅國民黨殘軍，都是當時實力所不及，剛剛解放的廣袤大地，亟需休養生息。不久又發生了“抗美援朝”，1954年12月，美國因“韓戰”而與國民黨當局簽署了《共同防禦條約》，1955年1月，美國國會又通過了《台灣決議案》，明白無誤規定台灣和澎湖列島在受到大陸武力威脅時美軍有義務出兵干涉，明目張膽地將台灣納入美國軍事保護之中，讓我們解放台灣更增加了難度。台灣問題從一開始就夾雜著複雜的國際因素，而不單純是一個内政問題和兩岸問題。
　　
　　1949年後，國民黨去台灣後經歷了“國民黨改造運動”，建立了“戒嚴體制”，又推行了“地方自治”，實行了“土地改革”，進行了“十大建設”，掀起了“本土化運動”，又開始推行了“民主化運動”，“黨外運動”與“台獨”也乘勢而興。台灣在國民黨的“威權統治”下，經濟上抓緊與國際接軌，使台灣經濟躍入亞洲經濟“四小龍”之列，人均GDP達4000美元左右，而大陸人均GDP至“文革”結束仍不足200美元，擴大了兩岸經濟差距；政治上採取“漢賊不兩立”政策，强化“反共”意識，讓台灣廣大同胞經歷了日本五十年統治之後，又一次與祖國隔絶，讓他們的祖國意識更加空洞，加大了兩岸政治差距；外交上更加依賴美國和日本，即使美日與大陸建交後，台灣依附美日政策始終沒變。蔣經國治台期間創造了很高人氣，他清廉、勤奮、親民、愛台，開啟了“本土化”與“民主化”，啟用了“本土人士”治台，開放了兩岸探親，但他堅決拒絶“第三次國共合作”，他對大陸有很深成見，尤其對大陸的“階級鬥爭為綱”和“文革運動”，他雖大權在握完全可以締結統一，但他對台灣是“寧贈友邦不予家奴”，使兩岸和解失去了機會。
　　
　　1949年後，大陸走了一條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滅資興無”道路，以“肅反”、“三反五反”、“反右”到“反劉鄧路線”，政治上運動頻繁，國際上與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對壘，經濟上“寧要無産階級草也不要資産階級苗”，兩岸敵對狀態高度緊張，從金門砲戰到福建浙江萬里海疆均劃為前線。儘管1959年萬隆會議之後，“解放台灣”口號改為“和平解決”，但對抗依然如故。毛澤東、周恩來雖然有第三次國共合作設想，我祖父的盟兄章士釗受命奔走兩岸，我祖父弟子曹聚仁更是充當兩岸秘使，穿梭於兩岸，最後都無功而返。大陸的過份意識形態化和兩岸經濟實力差距，使解決台灣問題拖延了下來。
　　
　　我出身於一個“有學問的革命家”家庭，祖父章太炎先生為創建中華民國“七次追捕、三入牢獄”，父親係國民黨軍政人員，親戚大多是國民黨上層人士，其中不少人在1949年後去了台灣與海外。1949年到來，讓我從小就成了交戰的“敵方家屬”，我祖父成了資産階級的代表人物，我的出身可謂“壞透了”，成了“專政”對象和“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像我這樣的舊政權家屬及海外關係與台胞台屬的家屬，受株連者不知幾何，這都是兩岸敵對狀態之故，因此我從小從知事之始就知道兩岸關係與台灣問題，我的命運也一直與之深深地聯繫在了一起。
　　
　　毛澤東在1949年前即説，中國的核心問題，是“兩種命運”與“兩種前途”的選擇，汪道涵常説，近代中國人只有兩個使命，即如何推翻舊中國和建立一個新中國，毛澤東也説，推翻舊中國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説從1949年起，就形成了兩岸關係，構成了台灣問題，那麼解決台灣問題應放在中國的命運與前途中去加以思考，就台灣問題而論台灣問題是解決不了台灣問題的。可惜從1949年推翻舊中國後，直至1977年“文革”結束，怎麼建立一個新中國始終沒有找到正確方向，反使大陸瀕於政經崩潰邊緣，台灣問題當然也無法解決。
　　
　　二、從“和平解放”到“和平對抗”
　　
　　“文革”的結束與“改革開放”路線的確立，是新中國建立後的劃時代的轉折點，大陸從“政治運動為中心”轉到“經濟建設為中心”，從“閉關自守”到“走向世界”，“把自己事情辦好”成了内外路線的核心，為了確保改革開放有一個更好的外部環境，鄧小平高明地提出了在國際上“韜光養晦”，在台港澳回歸問題上採取“一國兩制，和平統一”。1979年全國人大《告台灣同胞書》的發表，是大陸解決台灣問題全新思維的開端，為了貫徹這條路線，開始落實對台胞台屬、國民黨軍政人員及家屬、具有海外關係人士乃至右派及蒙受種種冤假錯案的老幹部和他們家屬……的政策，糾正了對他們的歧視，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投入到“四個現代化”與“祖國統一”進程中來，將這數億萬計的消極力量轉化為積極力量。中國共産黨在解放生産力的同時，首先是解放了人——解放了廣大知識分子和解放了“出身成份海外關係不好的人”，使他們成為改革開放的中堅力量。同時開始實事求是對待歷史，把辛亥革命看成中國革命的組成部分，也公正評價國民黨在抗戰中的作用，從而贏得了廣大民心。鄧小平以“白猫黑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和“摸著石頭過河”的檏素道理，率領十三億中國人民開始了新的長征——去建立一個文明富强的新中國。
　　
　　在中國大陸發生巨變同時，台灣也發生了巨變，隨著“兩蔣”退出歷史舞台，李登輝主政後他將台灣作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加以塑造，提出兩岸關係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致力建立台灣的“生命共同體”，加快了台灣的“本土化和民主化”進程，製造了“台灣悲情意識”，製造了“統獨、族群、省籍”的對立，他是一個出爾反爾言而無信的人，他的十二年執政終於讓國民黨成為台灣的在野黨。而陳水扁執政的八年，更是明目張膽地實行“去中國化”、為台灣“正名”、“公投”、“修憲制憲”、“一邊一國”、“台灣主體意識”……，肆無忌憚地鼓吹“台獨”，他的每一個挑釁都足以引發台海戰爭，讓兩岸在高度緊張中度過了衝突的八年，也讓台灣付出了巨大的社會成本。“台獨”主張讓台灣從“經濟掛帥”變為“政治掛帥”，讓意識形態高度泛濫，浪費了許許多多社會資本，讓台灣地位日趨邊緣化，讓人們為“台獨”付出了巨大代價，加上陳水扁一夥的道德操守品行敗壞，終於被選民抛棄。這二十多年兩岸關係雖一直維持著和平，但對立與衝突不斷，形成了一個“和平對抗期”。
　　
　　“文革”結束時我三十七歲了，隨著這個時代結束，我也擺脱沉重的出身包袱，離開了中小學的教書生涯，進入上海社科院從事近代史研究工作，我複雜的“社會關係”反成了我為“四化”盡力的資源，開始參與許多兩岸交流，改革開放讓我焕發青春。從1983年起我擔任了上海市政協委員，1988年起擔任了海峽兩岸學術文化交流促進會秘書長，後又擔任上海台灣研究會秘書長、副會長、上海台灣研究所副所長、上海東亞研究所所長……一系列涉台機構負責人，還有幸追隨原海協會會長汪道涵等領導工作，如此深入地參與和見證了兩岸關係巨變，經歷了兩岸的驟風暴雨，至今還擔任著上海市政府參事，依然工作在兩岸關係的風口浪尖。我的一生似乎命中注定要與台灣問題結緣，禍也台灣，蕭也台灣。
　　
　　三、從“和平對抗”走向“和平發展”
　　
　　從鄧小平始，到江澤民、胡錦濤中國的第二代、第三代領導人，尤其胡錦濤主政後，開始將台灣問題放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中華民族和平崛起的大格局中去加以思考，提出了“和諧社會”和“兩岸和解”的新思維，超越了“統獨對決”格局，擺脱了“隨扁起舞”的循環，致力爭取改變認同和建立兩岸利益市場，從做台灣民眾工作著手，不斷展現對台善意，不斷出台“惠台”措施，短短一年之中，“惠台”措施達七十多項。大陸堅持改革開放三十年，終於有了豐厚的回報，奠定了强大的國力，成功舉辦“奥運”，顯示了從“東亞病夫到東亞强國”，成功戰勝了史無前例的汶川大地震，成功抵禦了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並將這危機轉化為加速民族復興的動力。我們終於在怎麼建設一個新中國道路上取得成功，從而間接促成2008年台灣再次實現政黨輪替，恢復了“兩會”機制化協商，重新確立了“九二共識”地位，開啟了六十年來未有的“三通”新時代，“國共協商”和“國共論壇”開始發揮了“第三次國共合作”作用，兩岸從此步入了“和平發展”新時代，這是兩岸全面接觸、全面交流、全面合作的新時代，它必將孕育出一個新的兩岸關係。
　　
　　2008年是兩岸關係轉折年，馬英九帶領國民黨奪回了執政權，兩岸因素開始左右台灣選情，“反中”不再成為民進黨爭取選票的不二選擇，積極改善兩岸關係反成為選民普遍要求，一個嶄新的欣欣向榮的祖國大陸大大改變了台灣民眾對大陸的認識，尤其在全球經濟危機面前，台灣只有依靠大陸走出危機，這是一個共同發展共同繁榮時代，兩岸更是只有走雙贏的合和之道才是出路，馬英九順應了這樣的歷史趨勢，使兩岸關係出現了六十年來從來沒有大好局面。
　　
　　但是過去六十年中，兩岸基本處於對抗與隔絶狀態，清政府割讓台灣讓台灣民眾經歷了五十年日本殘酷統治的喪家之痛，“兩蔣”與民進黨又讓台灣與祖國再次隔絶，使台灣民眾飽經離别之苦，由此造成的“台灣情節”與“台灣悲情”而萌生的“台灣人要出頭天”意識，是深刻與强烈的，以至“台獨”主張一度狂捲台灣，造成台灣近四成民眾成了“緑營”支持者，甚至陳水扁這樣貪瀆無耻，緑營支持者難以與他切割，因為要這些受過深重傷害的民眾要立刻原諒國民黨和擁抱祖國大陸是艱難的。但兩岸進入“和平發展時代”，實行了“三通”，兩岸進入了大交流大合作時代，對話談判取代了對立對抗，經濟融合取代了軍事對峙，這一切給兩岸孕育共同的利益、共同的意識、共同的文化、共同的價值、共同的民族主義創造了新的機會。“和平發展期”是走向“和平統一期”必須經歷的過渡階段，這個階段不會很短，它必然是由從先經濟後政治，先易後難，再邊經濟邊政治，逐步解開兩岸政治死結，取得政治和解。儘管台灣還會政黨輪替，但要台灣回到李登輝與陳水扁時代，民意是不會允許的，這個時代結束了。
　　
　　我有幸親歷了兩岸從對抗走向合作，親歷了兩岸六十年之巨變，我因出身成了從小關心兩岸前途的一個人，因台灣問題我背了上沉重家庭包袱走過了青壯年時期，又因為台灣問題我被作為統戰對象而培養成台灣問題專家，參與了兩岸以及中美、中日、中歐、中國與東盟等國家地區的交流與對話，參與了許多内部的調研，我堅持實事求是，不人云我云，不作違心之論，保持獨立思考，為了保持人格獨立，甚至不入黨派，撰寫了《兩岸關係與中國前途》、《兩岸關係與中國崛起》、《統一探究》、《面壁集》等多部論著，為兩岸和平統一貢獻了自己的才智，為捍衛和平統一路線貢獻了自己的心力，我提出的許多主張為世所重，也被吸納為今日之政策，尤其近二十年我有幸專業從事兩岸關係研究，將自己的喜怒哀樂與兩岸關係完全渾然一體。有人説我，二十年來可以説只做了一件事——專注兩岸關係研究和辦好研究所，心無旁騖，一生只挖一口井，直到清泉源源涌出，這成了我無怨無悔的選擇。
　　
　　四、六十年兩岸關係感言
　　
　　六十年來兩岸關係的演變讓我深刻認識到——
　　
　　1．解決兩岸關係必須將台灣問題放在中華民族復興的偉大過程去加以思考，要從中國的前途和命運大格局中去加以考慮，要把握民族根本利益和國家核心利益，而不是就台灣問題論台灣問題，也從來沒有一個單純的台灣問題。
　　
　　2．建設一個繁榮富强文明民主的現代化强國是統一的保障，只有抓住改革開放這個根本問題不動摇，我們才有統一的實力與能力，在任何時候我們不能以台灣問題衝擊改變這中心任務，我們要把握“中國為大，台灣為小”關係，始終把握好戰略機遇期。
　　
　　3．台灣問題不是一個單純的台灣問題，它是中、美、台灣地區三邊關係互動的産物，而在影響統一的這三個因素中，中國大陸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是關鍵。
　　
　　4．兩岸經歷六十年的變化，事實證明選擇“和平統一”是唯一正確的道路，我們必須盡最大努力來維護和平統一，我們不要被“台獨”氣勢汹汹表象嚇倒，中國人民反分裂能力與中華文化維護統一的能力，是不可戰勝的。
　　
　　5．統一，尤其是和平統一，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和平統一是一個過程，是由許多階段性目標組成的，每個階段都有自己的歷史使命，逐步過渡，逐漸融合，最終共同締造出一個更加美好的新中國，這種統一不是改朝換代，也不是佔有，而是雙方吸取所長，是中華文明與中國主權的升華。
　　
　　6．解決台灣問題，處理兩岸關係，要先易後難，先經後政，政治分歧是兩岸關係最頂端的矛盾，沒有良好的兩岸關係基礎，不適當的從政治關係著手，必然適得其反。但對於兩岸關係中深層的政治分歧，要勇於面對，要去研究，要有預案，要解放思想，而沒有共同的利益基礎，也是不可能解決的。
　　
　　7．對於兩岸關係的長期性艱巨性複雜性要有足够思想準備，不是進入“和平發展期”就沒有鬥爭沒有對抗了，我們不能低估“台獨”的阻力，但我們要始終堅持鬥智鬥勇不鬥氣。在統一問題上，沒有“鷹派”“鴿派”之分，我們要以慈父般胸懷去包容對方，不能“只講立場，不論是非”。
　　
　　8．在處理兩岸關係中，我們要充分運用兩手兩腳兩個積極性，做好兩方面工作，即和戰兩手，中央與地方兩腳，政府與民眾兩個積極性，做好執政黨與在野黨兩方面工作，做到硬的更硬，軟的更軟，更加堅定地做好台灣民眾工作。
　　
　　9．要深入了解台灣歷史與社情民意，要建立起一支高素質的對台研究隊伍，為科學決策做好參謀工作，要摸索兩岸關係變化的規律，要建立起一整套統一的理論，要掌握統一的主動權和言語權，要不斷解放思想適應新形勢，與時俱進。
　　
　　10．要加强兩岸制度化與機制化建設，兩岸關係成熟一步，機制建設就要邁進一步，兩岸關係發展一步，制度化建設就要跟上一步，使兩岸關係有法可依有章可循，逐步把兩岸關係鞏固下來。
　　
　　11．要認識到兩岸無小事，由於關係的脆弱性，稍有不慎，兩岸一個事端就會形成軒然大波，一個台商處理不妥就會形成關係倒退，因此務必慎而又慎。
　　
　　12．要堅持“廣泛交流、合作發展、對話談判”，通過這三大途徑去夯實兩岸關係基礎，不能一遇阻力就生氣了不交流了，更不能動輒用經濟手段報復，也不宜關門不談判了，只有通過持之以恒的努力，才有望共同開創新局面，共同建立新家園，共同享有融合之果，最終建立起血脈相連的命運共同體，去完成歷史遺留的問題，變壞事為好事。
　　
　　世事翻覆，白雲蒼狗。我有幸見證了新中國六十年巨變，也有幸參與了兩岸關係六十年巨變，深感祖國從辛亥革命到今日，終於找到了推翻舊中國和建設新中國的正確途徑，我作為這個時代的見證者和參與者，實在是幸運的。
　　
　　寫於2009年6月3日

　　（本文發表於《中國評論》2009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