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關係由於觀察者的立場、思維、環境、受教程度等因素的影響，會有不同的解讀，因此看法差異在所難免，當然這中間還有不少盲區，影響了我們的判斷，在此擬作一番芻議。
　　
　　一、要用“三四四”觀察法去觀察兩岸關係
　　
　　幾乎任何人對兩岸關係都會説上一大套己見——這的確是每個人的權力——兩岸關係被少數人壟斷的時代應該結束了。但兩岸關係有許多特殊性和規律性，加上它的敏感性與重要性，又不是茶餘飯後的談資可以取代的，它畢竟是一門嚴肅的學科，要用科學態度視之。兩岸關係呈現的每個現象，應該説都不是孤立的，它必受到中國、美國、中國台灣地區三大因素的牽制，受到“四場選舉”的影響，是四代人不同思考的結果；因此我主張以“三四四”的方法論來觀察台海問題，力戒主觀與片面，不要被表象所迷惑。
　　
　　（一）兩岸關係取決於“中國、美國、中國台灣地區”三方的博弈
　　
　　兩岸關係應該是中國的内政，但它又有外力的干涉。可以説，兩岸關係中任何一個現象與事件，又都是中國、美國、中國台灣地區三方相互牽制和博弈的結果；如果我們不從這三方互動去觀察問題，往往只能看到一個局部，而不知全貌，會影響判斷與決策。
　　
　　就近六十年兩岸關係而言，前四十年屬“兩蔣”時代，蔣介石與毛澤東雖都堅持一個中國，但兩岸無法統一，主要是受制美國因素，美國欲將台灣作為“永不沉沒的航空母艦”來遏制大陸，當時大陸與台灣無法擺脱美國的戰略牽制。後二十年是李登輝和陳水扁時代，他們大肆“去中國化”，欲求“台獨”，大陸與美國都無法遏制它的一意孤行，島内因素顯然大大超越了中美因素。2008年台灣再度政黨輪替後，發展兩岸關係和實現“三通”成了島内多數人的追求，大陸的影響力與實力，對美台關係有了較大影響，成了主導兩岸關係發展的主要因素。但三者之間目前還沒有任何一方可以單獨決定或主宰兩岸關係，這就是當今“和平發展期”中的政治現實。
　　
　　兩岸關係中發生的每一件事或每一個動作往往也包涵著三大因素的互動，三方無不根據自己的國情（地區情）、社情、民意、戰略、利益……而決定進與退、收與放、取與予、戰與和……，而沒有絶對不變的原則與政策。有些問題看似島内問題，而實質是來自美國的影響，但最終還要看我們的反應，才會有一個結局，這種關係就如同一個變化著的不等邊的三角關係。
　　
　　即便我們有一天實現了完全統一，如同港澳回歸了，我們仍不能排除其他國家在這個地區的利益，因此我們不能把兩岸關係僅僅看成一方或兩方的事，而要從多個角度去觀察問題與思考問題，養成雙贏多贏思維。
　　
　　（二）“四場選舉”決定了島内政治走向和兩岸關係變化
　　
　　台灣是個選舉社會，又美名曰“民主社會”，權力與公眾人物都必須經受選舉洗禮；選民雖説是上帝，但公共政策、内外關係、族群“統獨”……乃至歷史、文化、傳統都會影響選情，候選人設計的選舉語言，往往會讓選民亢奮而忘記恐懼和不計後果，讓整個社會圍著選舉走，選舉往往成為壓倒一切的中心大事，選舉掛帥，短線操作，急功近利，内耗不斷，侵蝕吞噬著台灣社會的根基，這種社情民意是生活在另一種社會制度下的我們所不能體會的，台灣社會的許多問題，可以説都與“四場選舉”有關，如果不從這個角度去看，往往會看不懂。
　　
　　台灣周而復始的選舉有四場，最基層的是地方選舉，是選17個縣市309個鄉鎮的縣市長與鄉鎮長，及縣市議員的“三合一”選舉，這場選舉決定了40%人口的權力更替。其次是“五都選舉”，即五個“院轄市”的市長選舉，是佔人口60%的地方選舉，選情激烈程度勝於“三合一”選舉。再有就是“總統”與“立委”的兩場選舉，誰當選“總統”誰就擁有任命“行政院長”權力，“行政院長”有權“組閣”，因此獲得“總統”權就是獲得執政權，爭奪是最激烈的。但是“行政院”所有法案與決議是需要經“立法院”議決，因此爭奪“立法院”的多數，即爭115席的半數變得極為重要，選“立委”的激烈程度又不遜於“總統”選舉。為了勝選，候選人往往不擇手段，最常用手段是抹紅抹黑，利用悲情催票，利用“去中國化”激化藍緑矛盾，但一旦選民希望兩岸關係緩和，他們又會毫不猶豫地打“和緩”牌、“三通”牌。選舉是“民主政治”産物，而政治人物選前承諾，選後往往不會兑現，故稱之“選舉語言”，即不必認真看待，我們觀察台灣問題必須了解這一點。
　　
　　（三）“四代人”有著不同的思維與選擇
　　
　　觀察兩岸關係，研究台灣問題，一定要以“世代”分析的眼光，要知道台灣社會是由四代不同年齡人組成的，他們的政治取向與思維方式是各不相同，我們要學會對各階層的社會分析方法，全面認識台灣社會。
　　
　　台灣第一代人是李登輝這一輩，出身於“日據”時代，他們一生下來就是“日本人”，受日本“皇民化”教育，只是他們是日本的二等公民。第二代是“戰後”成長起來的一代，如連戰、陳水扁一輩，他們帶著强烈的國共對抗意識。第三代如朱立倫、羅文嘉一輩，他們在台灣“本土化和民主化”浪潮中成長起來，對祖國的概念是很淡漠陌生的。第四代則是“八○”、“九○”後成長起來最年輕的一代，他們受到過完整教育，有高學歷，是温暖環境下成長起來的嬌嫩的一代，人稱“草莓族”，亮麗而不抗壓，但他們中不少人隨父母從小就到大陸發展，對祖國有全新視野。這“四代人”看問題與追求並不一致，我們要善於區分辨别，要關注他們之間的差别，有的放矢地工作。
　　
　　總之，兩岸關係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我們要善於學會“三四四”的研究方法，全面判斷兩岸關係，避免武斷而落入誤區。
　　
　　二、要區别“和平發展期”與“和平統一期”不同使命
　　
　　兩岸關係大致會經歷三個階段：從1949年到2008年六十年間，兩岸處於對立、對抗、衝突、隔絶狀態，有鬥爭而沒有大的戰爭，台灣固守“三不政策”，採取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政策，堅持不往來、不交流立場，“戒急用忍”，使兩岸處於“和平對抗”階段，這階段可稱“和平對抗期”。大陸則以“三通”來對抗“三不”，力求讓兩岸通起來，流（交流）起來，活起來，熱起來，談起來，致力建立起兩岸新的命運共同體，引導兩岸建立共同家園，來破“台獨”的陰謀。2008年台灣完成第二次政黨輪替，確認了“九二共識”，恢復了“兩會”，讓“三通”全面通了起來，共同確立了“和平發展”為兩岸共同的追求，讓兩岸進入了“和平發展期”。“和平發展期”是“和平統一期”前的一個不可逾越的過渡階段，就如走向共産主義前有一個長長的社會主義過渡期，而社會主義還有一個初級階段過渡期。
　　
　　“和平發展期”則是“和平統一期”的初級階段。“和平發展期”的中心任務是大交流、大合作、大發展，通過這“三大”重朔新的“國家認同”與“身份認同”，這階段不免還有衝突與對立，還有爭論與反覆，還會有“主權”爭議、軍售爭議、外交爭議、“統獨”爭議。但“和平發展期”與“和平對抗期”的區别，在於我們從相互封閉走向了互相開放，從對抗走向了合作與融合，産生了雙贏與共享，開始共同締造一個美好的未來。這一天的到來是六十年中許多有識之士努力的結果，是我們夢寐以求的一天，這個意義是非常了不起的，可稱歷史性的重大轉折。過去六十年，我們隔絶、對抗，因此産生兩種不同的主體意識，即：台灣的主體意識與大陸的主體意識，也産生了“台獨”意識，這是對抗與封閉的必然結果，我們追求統一卻沒有實現統一的抓手，如今進入了“和平發展期”，讓我們有了促進統一的載體與條件，給我們做台灣人民工作和重朔共同認同創造了機遇，這樣的歷史性轉折與戰略性變化，是值得我們倍加珍惜的。
　　
　　但我們有些人不是這樣看問題，他們沒有認識到這根本性變化，還是只看一些表面現象。在經歷一年多的兩岸“蜜月期”後，對産生的一些新的挑戰與波折不耐煩了。他們幾天聽不到對方講“一個中國”就懷疑“一個中國”沒有了，動輒懷疑對方變心了，責備我們不該一昧做好事，他們沒有長期推行“和平發展期”的思想準備，缺乏自信，做了一、二年工作就想收割了；有的人則想拔苗助長，急於求成，不知道隔絶了一百年，對抗了六十年的兩岸關係是急不得的。他們沒有想過我們如果有二、三十年時間的大交流大合作大發展大融合後會産生什麼結果，這結果也許比我們改革開放三十年的結果還要令人振奮，我們必須學會把握這樣的機遇，扎實地推進兩岸的發展。
　　
　　統一是所有中國人的不二追求，統一是目標，也是目的，但它需要一個過程，目的與過程不應該將他們對立起來，過程有時候比有些人光强調的目的更加重要，“和平發展期”就是由“和平對抗”走向“和平統一”中的一個過程。這個過程中有自己的使命與要求，如果把“和平統一期”的統一後的標準與要求，放到“和平發展期”要求必須貫徹與實現，就會産生混亂，就會形成盲點。例如，美台軍售是我們不樂見的事，但它在“和平發展期”中還不可避免，不能因為馬英九同意買軍火，我們就駡他是統一的罪人，就不與他打交道了，我們也就與美國不往來了，這樣做顯然是錯誤的。我們要善於把握“和平發展期”的内核，盡量多做有利於大交流大合作大發展的事，要學會把握大局把握機遇。
　　
　　在“和平對抗期”，烽火四起，危機重重，要求我們要有“危機管理”能力，而進入“和平發展期”後，給我們做台灣民眾工作帶來了巨大的前所未有的機遇，要求我們要提高“機遇管理”能力。我們有些同志搞鬥爭是一把好手，但抓機遇還不很内行，我們要學會“機遇管理”，不要讓機遇從我們手中流失。台灣領導人會不斷更替，我們將希望不應只寄託在一個黨身上，而要讓台灣各政黨和各階層都了解我們的政策，要讓台灣民眾支持兩岸“和平發展”成為不二的選擇，這才是我們應該做的工作。
　　
　　三、要牢牢把握“和平發展期”的大局
　　
　　“和平發展期”是新的兩岸關係産物，還不滿兩週歲，兩岸的一切有識之士，都要呵護它養育它。在我們前進的道路上，還有許多溝坎與障礙，這些障礙中最大的莫過於是我們自己的心障，心障是此一念與彼一念之迷，大巧若拙只在一念之中，捨棄心障，就會海闊天空。去秋鄭必堅先生率隊赴台參加“兩岸一甲子”研討會。會上他説，“眼界決定境界”，“思路決定出路”。他引用胡錦濤主席話稱：“回顧近代民族之艱難奮鬥歷程，展望未來民族之光明發展前景，我們應該登高望遠、審時度勢，本著對歷史、對人民負責的態度，站在全民族發展的高度，以更遠大的目光、更豐富的智慧、更堅毅的勇氣、更務實的思路，認真思考和務實解決兩岸關係發展的重大問題。”這些論説應該成為我們解決當前和未來兩岸關係的指路明燈。
　　
　　有人認為“和平發展期”的“先易後難”與“先經後政”是在迴避政治問題，他們急於政治談判和簽訂“和平協議”，殊不知兩岸以“大交流大合作大發展”為中心的“和平發展”，本身就是一種政治，若能讓兩岸有二、三十年持續發展持續交流持續合作，難道這不是一種很了不起的政治嗎？這種政治將有助於讓兩岸關係擺脱過去和開創未來。至於高度政治的兩岸將選擇什麼政體，是“邦聯”或“聯邦”，怎麼統一對一個中國的認識，怎麼解決國號，是選擇“一國兩制”還是“一國兩區”……等等高度敏感的政治問題，應該在“和平統一期”去討論去解決，屆時解決這些政治難題的基礎比剛剛兩週歲的“和平發展期”要好得多了，解決的難度會大大下降，甚至會迎刃而解。在“和平發展期”很長的歷史階段，我們還是要堅持“九二共識”，至於是“一中各表”還是“各表一中”，宜予擱置。我們選擇“先易後難”，不是迴避矛盾，不是無視台灣民眾對身份的追求和“國家認同”歧見，我們不是迂腐到無視兩個政治實體的存在，不是看不到六十年來分治的現狀，而是因長期分割與對抗，雙方缺乏對話與合作，更不要説談判，面對這種政治現狀，兩岸還缺乏政治信任，這是歷史造成的缺憾，要逐步加以彌合。
　　
　　一百多年來，中國人在尋找“救亡圖存”歷史上，前仆後繼，以犧牲五千多萬人之代價，推翻了封建王朝，結束了殖民統治，建立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又趕走了日本侵略軍，中華民國是這段歷史的産物，國民黨與共産黨都承認是孫中山的忠誠繼承人，國共有過兩次成功的合作，曾在中華民國名義下易服改幟，共赴國難，共同救亡，後因國共内戰，形成隔海對峙，國民黨率三百萬之眾遷徙台灣，給台灣帶去了眾多人才、資金、文化……，踞島而治，堅持弘揚中華文化，創造了台灣經驗與亞洲四小龍奇跡。而中國共産黨在大陸取代了國民黨，開創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進行了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就，擺脱了“東亞病夫”的耻辱。我們都是龍的傳人，都是辛亥革命的繼承者，都是血脈相通的同胞兄妹，但我們都是對一個中國的主權存在不完全的繼承，我們都沒有改變對一個中國的承認，我們都應該為雙方取得成就而感到高興，兩岸一切成就都是中華民族的光榮與驕傲。
　　
　　當今兩岸同胞都面臨世界之變，國際金融海嘯將沖出一個新世界，我們要敏捷地認識這一大變局，站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高度，去適應新變化。振興中華，完成民族復興，是包括港澳台同胞在内的兩岸四地同胞的共同歷史使命。大陸的國資與民資、台資、港資、澳資都是振興中華的積極力量，在這偉大使命面前我們要摒棄前嫌，爭取第三次國共合作，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是孫中山的繼承者，都有責任共同締造一個統一的繁榮的富强的民主的文明的新中國。
　　
　　過去兩岸間有許多禁區，相互不承認，如今雙方進入“和平發展期”，都接受“九二共識”，應該相互包容，共同走向未來。有人認為這樣會造成“兩個中國”，一旦成了兩個中國就難以變成一個中國。這種想法是互信嚴重不足的後果。如今進入“和平發展期”，給了雙方相互融合帶來了巨大機遇，這是“和平發展期”與“和平對抗期”有著根本區别之處，我們應去除這心障，努力去包容對方，這就是所謂“眼界決定境界”，“思路決定出路”。
　　
　　有人認為台灣還存在在野黨，他們與他們選民還支持“台獨”，“台獨”還有捲土重來危險，當前不是機遇期，仍是危險期。我認為我們要相信廣大台灣同胞會有明智之舉。2008年廣大台灣同胞用選票否決“台獨”路線，今天的民進黨也在悄悄發生變化。近日雲林縣一個緑營世家的蘇治灝先生撰文呼吁民進黨要“擺脱島國根性症候群”，他説：“時代在變，潮流在變，大陸在變，世界局勢也瞬息萬變，民進黨要能順應變局，以民意為依歸，向中間選民致敬靠攏”，“兩岸同文同種，臍帶相連，是兄弟之邦，不應該是敵對國家”，民進黨不能再“自我封閉，要尋求與大陸和平接觸，共創和平，共創雙贏”，他呼吁民進黨與國民黨“比政策，比人才，尤其要比兩岸論述”，蘇治灝大膽地説出有不少民進黨人士的心裡話，代表了台灣必須走的一條務實路線。事實證明，台灣的“民主化”決定了台灣在不斷轉型之中，即便今日的民進黨他們對“三通”、“交流”、“合作”、“對話”、“ECFA”……認識也在變化之中，如果他們堅持逆民意而動，他們將永遠不能執政。台灣民眾也意識到台灣的“本土化”是不應以“去中國化”為依歸，愛台也不應該和不可能成為“分裂”的理由。對此，我們應該多點自信。
　　
　　還有人認為進入了“和平發展期”，我們講“和平統一”少了，我們少講了，台灣更會少講統一，統一還有沒有？這樣想法是對“和平發展期”的懷疑與焦慮。事實上統一是不必掛在口上，應體現在我們行動中。事實上兩岸步入“和平發展期”後，連西方媒體都驚呼，兩岸關係迅速地發生了巨大變化，如此大幅度交往交流，大陸一年多釋放的“善舉”超過了過去六十年，兩岸事實上在緩慢走向“和平統一”。我認為姑且不論統一是不是已開始，兩岸在法律上都承認自己是中國的一部分，兩岸在法律上從來沒有分裂，沒有分裂又何論談統一？其實我們指的統一是謀求兩岸的一種和解，而兩岸的“和平發展”給了我們相互融合再造認同提供了平台與機遇，為促進和解提供了一個過程。正如台灣李英明教授所言：“認同的演變，是從動口動牙到擁抱”，兩岸已從動口動牙走向相互擁抱，堅冰開始融化，春天還會很遠嗎？
　　
　　總之，在這新的歷史時期，我們要用更開放的胸懷去擁抱對方，組成更廣泛的民族復興的統一戰線，走出過去，走出盲區，從而牢牢掌握兩岸關係的大局和主動權。
　　
　　寫於2010年2月1日

　　（本文發表於《中國評論》201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