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社會的開化狀態，不僅表現爲社會的物質生産和精神生産、社會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進步，還表現爲生産關係和政治制度的進步，因而形成了相對獨立的政治文明。它是人類社會文明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並與其它組成部分存在着相互促進和相互制約的關係。本文的重點，就是要考察精神文明同它的相互關係，這是精神文明學研究必不可少的内容之一，也是與現實生活緊密相關的重大問題之一。

　　政治文明是精神文明的保证

　　要弄清楚政治文明與精神文明的相互關係，首先要瞭解什麽是政治文明，它對精神文明有何重要的作用。

　　一、政治文明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聯繫紐帶

　　(一)政治文明

　　政治文明這個概念，是馬克思最先直接而明確地提出的。1844年11月，他在《關於現代國家的著作的計劃草稿》這部廣泛涉及“政治制度”、“國家”、“憲法”、“權力的分開”與制衡、“國家管理和公共管理”、“政黨”、“選舉權”等内容的專門論述政治學問題的著作提綱中，就明確地使用了“政治文明”的表述。

　　人類的社會文明狀態是多種多樣的。而政治文明則是指人類社會中的政治生活、政治關係和政治形式的進步和發展狀態，表現的是人們改造社會政治方面的積極成果。它包括國家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龢民主制度等的建立與完善的多種内容，特别是人們在一定社會關係中關於民主、平等、自由和解放的實現程度。因此，政治文明不僅是人類社會發展進程中客觀存在的重要内容，而且也是一個客觀的自然歷史過程。自從人類社會的文明誕生之後，每個時代政治文明的進步，總是人類政治文明進步鏈條的一個環節、一個階段，它是由前後相繼的特定時代的進步體現出來的。

　　政治的、物質的和精神的文明，各有不同的作用對象和具體目的。物質文明主要是解决人和自然界的關係問題，其活動成果是人們物質生産的進步和物質生活的改善；精神文明主要是解决人的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的關係問題，其活動成果是人的科學文化素質、思想道德素質以及審美素質等方面的提高與進步；政治文明則是解决人和社會的關係問題，其活動成果是新的生産關係和社會政治制度的建立與發展。因此，三者的對象和目的雖有相互聯繫，但區别是明顯的，不能相互替代。

　　政治的、物質的和精神的文明，三者不僅存在上述的區别，而且還存在相互制約、相互促進的内在聯繫：物質文明是整個文明(包括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等)的前提和基礎；精神文明是整個文明(包括物質文明和政治文明)的思想主導、精神動力和精神條件；而政治文明則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保证和聯繫紐帶。

　　(二)政治文明的作用

　　政治文明在人類社會的文明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這可以從如下兩個方面來認識。

　　第一，它進一步反映了整個文明(包括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等)的成果和性質。 

　　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各自成果的表現形式雖然不同，三者之間又存在着相互制約、相互促進的關係，但是，它們都從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對方以至整個文明的程度。對於政治文明來説，它對一定時代的這種文明程度的反映主要體現在：

　　首先，物質文明、精神文明乃至整個文明的開始，就是與政治現象相聯繫，並與國家和階級的出現爲主要標誌的。在馬克思、恩格斯關於文明的論述中，比如在闡述野蠻時代進入文明時代的標誌時，他們一方面揭示了物質生産和精神生産方面的一系列重要特徵，另一方面把原始社會制度的改造作爲一個重要的特徵，指出“野蠻向文明的過渡”，就是“部落制度向國家的過渡”，“以這些制度爲基礎的文明時代，完成了古代氏族社會完全做不到的事情”，因此，“國家是文明社會的概括”。很明顯，這裏所講的，是人類文明的出現和政治現象的緊密聯繫，以及政治文明是反映人類文明發展的重要成果和標誌。

　　其次，政治文明制約着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聯繫程度和發展程度。本書的第八章(指《精神文明學論綱》範英主編，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0年11月出版)已經闡述過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相互聯繫問題。在此要進一步闡明的是，這種相互聯繫的緊密程度，還受到種種因素包括政治文明發展程度的制約。馬克思在談到“整個經濟界和政治界的關係”時説過：“既然德國的整個發展没有超出德國的政治發展，那末德國人能够參與現代問題的程度頂多也只能象俄國人一樣。”同時，他在談到“理論的解放對德國也有特别實際的意義”時認爲：“必須推翻那些使人成爲受屈辱、被奴役、被遺棄和被蔑視的東西的一切關係。”這些論述，是强調政治文明對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制約關係的經典概括。事實上，從社會主義國家的實踐來看，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爲物質文明、精神文明的發展及其相互促進所開闢的廣闊前景，也充分説明瞭這一點。    

　　此外，政治文明還反映了物質文明、精神文明的性質。文明是從私有制出現以後産生的。馬克思恩格斯正是依據自己關於社會形態的學説，認爲文明的性質取决於生産關係。他們在充分肯定資本主義對發展文明方面的貢獻時，也深刻地揭露了資本主義文明的兩重性：既推動社會的進步，又産生和擴大社會對抗。恩格斯還一針見血地指出：“卑劣的貪慾是文明時代從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動力”，“因爲它幾乎把一切權利賦予一個階級，另方面却幾乎把一切義務推給另一個階級。”因此，馬克思認爲：“爲了不致喪失已經取得的成果，爲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實，人們在他們的交往方式不再適合於既得的生産力時，就不得不改變他們繼承下來的一切社會形式。”就是説，只有以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來代替資本主義的制度，才能使人類文明的成果不致喪失，在新的基礎上得到進一步的發展。而社會主義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在性質上與資本主義是有根本區别的。這個性質的根本區别，是由不同社會制度的政治文明來加以反映的。

　　第二，政治文明是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建立起聯繫的“中介”。

　　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重要觀點就是：“一切對立都經過中間環節而互相過渡。”一切事物都是互爲中介，連成一體，通過轉化而聯繫着的。中介性是事物的重要屬性。事物都是經過中介、中間環節而互相聯繫、互相過渡，以至成爲一個統一體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間同樣存在着中介形式，這個中介形式不是别的，而是政治文明。

　　普列漢諾夫在《唯物主義史論叢》中指出過這樣的序列：一定程度的生産力的發展；由這個程度所决定的人們在社會生産過程中的相互關係，這些人的關係所表現的一種社會形式；與這種社會形式相適應的一定的精神狀况和道德狀况；與這種狀况所産生的那些能力、趣味和傾向相一致的宗教、哲學、文學、藝術。他這裏講了五個層次：第一、二層次是社會經濟基礎，第四、五層次是社會意識形態，第三層次則是社會政治形式這一中間環節、中介形式。顯然，社會政治形式是社會經濟基礎與社會意識形態之間的中介形式。我們將它看成是社會結構物質方面和精神方面的中介形式，也是可以的。

　　因爲社會意識形態是社會生活、社會結構的精神方面，那是毫無疑義的。社會經濟基礎是同物質生産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應的物質的生産關係的總和，它與整個社會存在一樣是社會生活、社會結構的物質方面，這也是毫無疑義的。社會政治形式就不同了，就社會形式而言，社會風貌、社會風氣、人與人結成的廣泛的除生産關係以外的社會關係、人與生活資料結成的社會生活方式，等等，與物質的社會關係一致，是社會生活、社會結構的物質方面的東西，而社會心理、社會思想、政治觀點等，又是精神方面的東西。所以社會形式既具有物質性又具有精神性，是中間性的東西。再就政治形式而言，社會政治制度、政治交往、國家、階級或社會集團及其相互關係，是物質的社會關係的一部分。國家政權、軍隊、警察、法庭等政治法律設施更是物質的東西。反映社會政治制度、政治交往、國家、階級或社會集團及其相互關係問題的觀點、理論、思想，以及與國家政權、軍隊、警察、法庭等政治法律制度、設施等相適應的政治法律觀點又是精神性的東西。因此，政治形式既具有物質性又具有精神性，也是中間性的東西。當物質生活、社會結構的物質方面，精神生活、社會結構的精神方面，以及政治形式這三方面都同時進入到文明狀態時，聯結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中介，自然就是政治文明。换句話説，正是政治文明作爲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聯繫紐帶，使彼此相互適應、相互結合、相互轉化和相互促進。

　　二、政治文明的核心是民主政治的確立

　　政治文明作爲人們改造人和社會的活動成果，是新的生産關係和社會政治制度的建立和發展。而在現代，政治發展的一個核心目標，就是民主政治的確立。    

　　(一)民主政治及其類型

　　所謂民主政治，是與專制政治相對立的一種政治形式，是指統治階級按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實行階級統治的一種政治制度。迄今爲止，已出現了三種類型的民主政治制度：古希臘的奴隸民主制、資産階級民主制、社會主義民主制。

　　奴隸民主制，是産生於古希臘的雅典國家的最早的民主制。它由成年男性公民組成民衆大會，作爲最高權力機關，定期討論和表决重大事項，如選舉官吏、制定法律、决定宣戰和媾和等。這種奴隸民主制，無疑是當時政治文明程度的一個重要標誌。

　　資産階級民主制，是比奴隸民主制更高類型的一種政治制度。它以普選和議會制爲其主要標誌，宣稱“主權在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改變了奴隸民主制時排除奴隸、外來人和婦女不能參加大會權利的狀况，這無疑是人類歷史上人們在改造人和社會的活動成果的一項功績。

　　社會主義的民主制是人類歷史上最高類型的民主政治制度。由於資本主義民主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民主，這種民主制度本質上是爲剥削階級服務的，它决定了財産程度不同的人，其對國家與社會的管理權力也不同。因此，“主權在民”、“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口號，實踐上是兑現不了的。這就决定了這種民主制帶有很大的虚僞性。而社會主義的民主政治制度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之上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社會主義，因此民主制度在本質上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要求。在這個社會裏，人人都是社會公有財産的所有者，是國家的主人，因此它必然要求民主政治的確立和實施。由於它消除了資本主義民主制中由於民主權利實際上視財産而論的現象，使人們的民主權利有着法律上和制度上的保证。社會主義民主是最高類型的民主也是在這個意義上講的。

　　民主政治制度除了上述的劃分之外，還有“代議民主制”和“共同參與民主制”之分。“代議民主制”其特徵是人民選出自己的代表來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屬於間接民主制；“共同參與民主制”是人民直接參與國家與社會事務的管理，屬於直接民主制，兩者對民主參與的程度反映是不同的。

　　(二)民主政治是政治文明的核心

　　無論是哪一種民主政治制度，它必然是那個時期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這是因爲：

　　政治制度决定政治文明的性質和程度，而民主政治又是政治制度演進的必然結果。

　　政治文明作爲人們改造社會的積極成果，它包括了政治制度 (國家制度)、政治體制、法律制度等方面的内容。

　　國家政治制度，是統治階級運用法律形式確立的統治與被統治關係的制度。它所規定的是一國的根本制度，支配着國家的整個政治生活，是制訂其他各項制度的依據和出發點。由於國家政治制度是基本制度的最重要方面，反映了社會形態的演進狀况，並以整個社會進步狀態作爲自己的實體，用以區别人類社會制度文明的性質和進程，因此在整個政治文明中起着核心的作用。

　　政治體制，是指統治階級爲實現其階級專政而制定的治國方式、方法的總和。它主要包括政治關係、政治設施、政治組織、政治準則(規範)等方面的内容。政治體制是國家政治制度的重要體現，是政治文明的主體。 

　　法律制度是統治階級爲了調整一定社會關係和社會關係某一方面的法律規範的統稱。在階級社會或有階級存在的社會中，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之間存在着根本對立的意志。由統治階級制訂的法律制度，只能代表統治階級的利益，它是統治階級意志的表現。在政治社會中，政治體制的運轉通常是通過法律來實現的，因此，法律制度可謂政治文明的“載體”。

　　上述三者之間，由於政治體制與法律制度是决定於國家政治制度的，因此，國家政治制度集中地表現了政治文明的性質和程度。比如社會主義制度比之資本主義制度，它的政治文明的程度要遠高於後者。之所以這樣，是因爲社會主義是龢民主相聯繫在一起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社會主義。民主的範圍比之資本主義廣，民主的程度比之資本主義高，是社會主義的政治文明勝於資本主義的根本原因。正因爲如此，政治文明的演進，也必然要圍遶政治民主這個核心，如同物質文明的演進要圍遶生産力的核心那樣。

　　三、民主政治確保精神文明的發展

　　民主政治是政治文明向前演進的必然結果，而民主政治的確立，又促進和保证了精神文明的發展，這是被無數歷史事實證明了的一個社會演進規律。民主政治之所以能保证精神文明的發展，這是由精神生活與精神生産所需要的政治條件和經濟條件所决定的。

　　(一)精神文明的發展需要民主的政治氣氛和環境

　　無論科學文化，還是思想理論，都有着探索客觀世界規律的任務，這就需要在政治上保证科學研究與討論中的民主自由，才能在思想火花的碰撞中提煉出獨到的見解，探索出真理的真諦。縱觀人類的歷史長河，那些思想學術界呈現出百花齊放的奇觀，有着美不勝收的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發現創造的時代，無不是政治比較進步、開明的時代。如法國大革命後，由於封建制度的殘餘得到了較爲徹底地掃盪，科技的發展獲得了良好的政治條件，這時，涌現出大批諸如蒙日、拉薩爾、卡諾、彭色列、查理、馬吕斯、菲涅爾等世界知名的學者，他們在各個科技領域都作出了重要的建樹，並在此時創立了現代科學教育，使法國一躍而成爲世界科學中心。而中國春秋戰國時期思想學術上呈現出的百家争鳴、新興思想勃發的燦爛景觀，也是與當時世襲貴族統治的瓦解，各國國君竟相從平民和奴隸群中選拔人才相聯繫的。

　　這些都説明精神文明的發展離不開良好的政治環境。

　　(二)精神文明的發展需要民主和政治的方法

　　精神文明作爲人類改造世界的精神活動成果，它的發展不僅取决於人們的自發活動，而更要仰仗國家和社會組織的自覺行爲，仰仗這種自覺行爲的有效性；而這種行爲的有效性，必須從宏觀和微觀兩個方面做出保证。一是要在宏觀决策上——教育與科技方針政策上確保不發生失誤，這只有在確定了政治的民主，使决策科學化、民主化的前提下，方可獲得解决。二是要將民主與法治的方法貫穿於精神文明活動的日常過程之中，使人們的意志得到充分地表達，從而激發起極大的積極性和創造精神，推動精神文明的向前發展。

　　(三)政治文明通過物質文明推動精神文明的發展

　　恩格斯指出：“歷史過程中的决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産和再生産。無論馬克思或我都從來没有肯定過比這更多的東西。”經濟對於精神文化的决定作用已是大家的一個共識。然而，政治來源於經濟又高於經濟，也就是説，“政治是集中了的經濟”，具有相對的獨立性。政治不僅有時直接影響精神文化，而且還更多地通過對於經濟的反作用，制約着精神的發展。政治革命是經濟變革的前提和先决條件，先進階級的經濟利益只能通過革命專政的手段來滿足；國家權力不僅是政治權力，也是一種經濟權力。“國家權力對於經濟發展的反作用可能有三種：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這種情况下就會發展得比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這種情况下它現在在每個大民族中經過一定的時期就都要遭到崩潰；或者是它可以阻礙經濟發展沿着某些方向走，而推動它沿着另一種方向走。”“但是很明顯，在第二和第三種情况下，政治權力能給經濟發展造成巨大的損害，並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費。”這就説明政治在社會變化發展中起着主導和保证的作用。在社會主義社會裏，政治關係是否協調，政治生活是否民主，政治局面是否生動活潑，法律是否健全，黨政機關的領導是否高效等等政治文明問題，對於社會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的主導和保证作用，無論國内外還是正反面的實踐，都有足够的例证。

　　精神文明爲政治文明準備條件

　　上面我們談了政治文明作爲精神文明保证的三個主要方面，然而，在精神文明與政治文明的相互關係中，並不僅表現爲精神文明發展依賴於政治文明的保证，而且也表現了精神文明爲政治文明提供條件，這個關係，着重反映在下述三個方面。

　　一、政治文明需要較高的文化條件

　　列寧在闡述政治與文化相互關係時，曾説過這樣一句名言：“文盲是站在政治之外的”，這是對文化是政治的前提條件的精闢見解。這裏所指的文化，顯然是狹義上的文化。那麽，爲什麽説文化是政治的前提條件呢?

　　(一)從政治本身的内容和涵義來看

　　對於政治，許多哲人曾從不同的角度下過不少定律。如中國古代思想家孔子説過“政者，正也”，是指率領人民走所謂的正道之意。中國偉大的民主革命家孫中山説過，政就是衆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衆人之事就是政治。列寧也曾指出，政治就是參預國事，指導國家，確立國家活動的方式、任務和内容。這些論述，遠不是對政治涵義論述的全部，但它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從决策和治理的角度出發，把參預國事、指導國家、確立國家活動的方式、任務和内容等頭等大事稱爲政治。

　　顯然，既然政治的一個重要内容是管理國家的大事，那麽，一個人如果没有文化素養，是難於真正參與政治的。而在現代，對於一個文盲來説，是很難達到參預國家大事所必備的文化素質的，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文盲是站在政治之外的。

　　(二)從政治管理的决策及其能力來看

　　文盲之所以站在政治之外，是因爲管理的一個重要職能是决策。而提高决策能力的兩大基礎是知識面的提高和信息量的擴大，這些都需要有較好的文化素養。  

　　就知識而言，人的知識來源有兩個基本途徑——直接來源和間接來源。直接來源，主要指人們在實踐中所獲得的親身感受；間接來源，主要指閲讀書和其它文字資料，以及聽取他人傳授。

　　顯然，對每一個人來説，盡管各自的閲歷有所不同，但有一點是共同的，那就是每個人的實踐和經歷都是有限的，通過這種直接途徑所獲得的知識也是有限的。一個人要想擴充知識面，就必須通過間接的途徑。   

　　文化對於增進知識的意義就在於，一個具備文化素養的人，不僅可以在相同的時間、相同的實踐中瞭解更多的知識(這在參觀中表現得尤爲突出)，而且還可以借閲讀來大大增加知識面。

　　對於信息來説，文化更是大顯身手了。即便在“信息爆炸”的今天，傳播信息的媒介和手段頗多，但文字、畫片等仍爲主要的手段。據統計，世界目前的學術雜誌、資料超過10萬種(定期刊物35000多種)，每20個月就增加一倍、現在全世界圖書藏書的信息總量已達2×10 15比特。今後幾年還會翻一番。而世界現有全部計算機的信息容量只有10 15比特，即僅能儲存全世界文獻的1/4。顯然，在這種情况下，即使是有較高的文化，也還需改進閲讀的方法，增加閲讀速度，方可適應信息時代發展的需要，更不要説對一個斗大的字也不識幾個的人了。

　　上面所言的文化知識重要性，還僅是從人們參與國家大事的决策和管理而言，而對整個政治文明來説，涉及了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政治運行機制等多方面的内容，這些離開了文化便無從談起，則是不言而喻的。

　　(三)政治文明所要求的文化是全面性的

　　除了上述的文化基礎知識之外，政治文明需要較高的文化條件還包括教育、科學技術、衛生、體育、文學藝術、新聞出版等多方面的因素。

　　就教育與政治文明的關係來説，它對政治文明的促進作用，是與科學技術、衛生、體育、藝術、新聞出版尤其是文化基礎知識對政治文明的作用相適應的，因爲整個精神文明中的文化建設，都離不開教育，教育是提高民族素質的一個極其根本的和最主要的手段。馬克思曾論述過教育與文化的其它方面之間的這種關係。他認爲：“我們把教育理解爲以下三件事：第一、智育，第二、體育，即體育學校和軍事訓練教授的那種東西。第三、技術教育，這種教育要使兒童和少年瞭解生産各個過程的基本原理，同時使他們獲得運用各種生産的最簡單的工具的技能。……把有報酬的生産勞動、智育、體育和綜合技術教育結合起來，就會把工人階級提高到比貴族和資産階級高得多的水平。”此外，教育對政治文明的作用，還表現在政治文明需要較高的思想道德條件和政治理論的繁榮，而人們的思想道德的啓迪、政治理論素養的提高等方面，都離不開教育。正因爲教育有着這種作用，馬克思主義才認爲普及教育是促使共産主義實現的措施之一。

　　就科學技術對政治文明的影響而言，科學技術不僅作爲一種廣義上的生産力，通過其對物質文明的作用而間接地影響政治文明的發展，而且還通過本身的成果來直接影響政治文明。如作爲科技成果的電腦被廣泛運用於國家的行政管理、選舉、行政官員腐敗案件的偵處、軍隊與警察裝備的改善等方面，充分地發揮着積極的作用，因此政治文明的向前發展，必然也要求科學技術的緊密配合。

　　文學藝術和新聞出版等對政治文明的推進作用，同樣是不可忽視的。這不僅因爲文學藝術和新聞出版等文化方面，是人們精神生活與精神享受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使人們精神生活的需要得到不斷的滿足和調整，對於塑造人們的精神面貌、穩定社會的政治秩序是十分重要的，而且還因爲文學藝術和新聞出版等作爲大衆宣傳媒介對於政治的干預，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毛澤東曾説過，無論是革命的階級或是反革命的階級，都是要重視輿論，總是要做意識形態的工作，這就指出了文學藝術和新聞出版等有着爲政治服務的一面。就新中國而言，文學藝術和新聞出版等作爲黨和人民的喉舌，在宣傳黨的方針政策、反映人民的意願、抨擊時弊等方面，都發揮了應有的作用。這也從一個側面説明，文學藝術和新聞出版同樣是政治文明建設不可缺少的條件之一

　　至於衛生體育，乍一看來，仿佛這與政治是相去甚遠之事，而實際上，它對政治文明所産生的直接和間接的影響，同樣是不容低估的。這種作用，大體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無論是物質文明建設、精神文明建設或是政治文明建設等，都離不開人，人的身體素質如何，對它們進程的影響是十分重大的，而體育就是提高國民素質的一個重要方面。法國啓蒙思想家、教育家、文學家盧梭説過：“身體虚弱，它將永遠不會培養有活力的靈魂和智慧。”建設政治文明需要較高的知識和道德，而知識的獲得和道德的養成需要藉助於衛生體育，這是衛生體育對政治文明影響的一個方面。其二，衛生體育往往還帶有一定的“政治性”，這種“政治性”本身就是政治文明建設不可缺少的内容。比如，曾推動中美建交的“乒乓外交”；“中國女排精神”對於國民精神的振奮；中國體育成就對於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展示，都説明政治文明的建設需要藉助於體育的推動。

　　由此可見，政治文明的建設和發展，離不開文化知識、教育、科學技術、文學藝術、新聞出版、體育衛生等文化條件，而且政治文明越是向前發展，它對文化條件的要求也就越高，這正是精神文明對於政治文明影響作用的一個重要方面。

　　二、政治文明需要較高的公民政治意識

　　政治文明的核心是民主政治的確立，而民主政治意味着絶大部分的社會成員廣泛地參與國家和社會事務的管理，并且這種權利和義務在法律上得到保证。

　　然而，公民這種政治參與的實現並不僅僅取决於共和政體的建設和公民文化素質的提高，它還取决於公民政治意識的發育程度。

　　(一)公民的政治意識

　　公民的政治意識，並不是每個公民所具有的政治觀念的簡單綜合，它只能是民主的政治體制爲其自身存在和延續而要求公民應當具有的民主意識，其發達與否直接關係到民主政治的興衰存亡。

　　公民的政治意識，它是内在邏輯聯繫的一組觀念群和意識群。主要包含如下基本内容：

　　1.主體意識。它是指加入政治共同體的個人，明確意識到自己是主權權威的參加者，是以政治權利的主體和國家主人的資格加入社會政治關係的。在他看來，從事政治管理的各級政府及其公職人員，只是由他和其他公民一起以一定方式選擇出來的代表，他們授給這些代表從事立法、行政和司法的工作，因而一方面要服從政府的權威，另一方面他們也要監督和檢查政府是否在合法地行使權力。與之相反的臣民意識，則把個人視爲最高政治權威的奴僕。具有臣民意識的人，雖然也可以在權力的金字塔上爬到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地位，但他仍然要匍匐在君主面前，誠惶誠恐，把自己的一切權利皆當作君主的恩賜，而絶不會想到自己是一個獨立的和積極的政治權利主體。

　　2.平等意識。這是指加入政治共同體的個人，意識到自己與他人一樣，都是主權權威平等的參加者，不論是自己還是其他人，除非經過人民的同意並依據正當法律程序，都没有向别人發號施令的權利，法律對所有人民提供保護和實施懲罰方面是一樣的。因此，具有平等意識的人，既不會因爲自己是一個普通百姓而在“大人物”面前卑躬屈膝；也絶不會因爲自己是一名政府官員而自以爲高人一等。這種平等意識與等級觀念恰好形成鮮明的對比。那些臣民意識極端濃厚的人，既不敢想象自己和更高等級的人是平等的，也不願意低等級的人和自己享有同等的政治權利。他們的政治人格是雙重的，如同魯迅先生所説的那樣：遇見狼他們就現羊樣，遇見羊他們就現狼樣。   

　　3.參與意識。這是指公民自覺參與政治活動以求對政策决策發生影響。參與意識的增强表明公民對政治問題發生興趣，所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就是對這種參與意識的某種表達。任何民主政治的維持，都需要足够比例的公民具有較强的參與意識。如果大多數公民都表現出嚴重的政治冷漠，民主政治就無從談起。

　　主體意識是與人民主權原則相聯繫，平等意識是與少數服從多數原則相聯繫，而參與意識則是與政治責任感和政治能力感相聯繫的，由於政治責任感和政治能力感離不開主體意識和平等意識——如果公民意識不到自己是國家的主人，缺乏公民權利觀念，就不可能主動地去參與國家和社會的政治生活，如果公民認爲自己的作用無足輕重，無論怎樣也不可能對國家和社會有所影響，他就會喪失參與的信心和勇氣。因此公民政治意識是一個相互影響相互聯繫的意識群和觀念群組成的。

　　(二)公民的政治意識對民主政治的實行有着重要的意義

　　首先，公民意識的普及和提高可以爲民主政治提供堅實的思想文化基礎。翻開不發達國家政治發展的歷史，可以找到這樣的事例：當一些落後的民族急於從舊的傳統的政治體制向政治現代化邁進之時，雖然可以輕易地制定出一套體現民主原則的政治、法律制度，但是，由於人們的政治觀念仍然停留在舊的傳統文化的陰影中，舊的傳統行爲模式將繼續在政治領域保持着主宰地位，因而憲法和法律有關民主的規定便難於兑現。歷史的經驗證明，在一個没有經過民主政治意識啓蒙的社會裏，要想切實地建立起民主的政治體制，並使它有效地運轉，是很難做到的。

　　其次，公民意識的增强，有助於提高政治參與的程度和質量，從而推進政治民主。一種政治體制能够允許哪些人以權利主體的資格真正平等地參與社會政治生活，能够爲他們提供哪些參與機會和參與形式，這是衡量民主化程度的客觀指標之一。然而，參與程度的擴大與參與質量的提高還要受到公民政治意識的制約。直接决定參與質量高低的基本主觀變量有兩個：一個是廣大公民在民主政治的實踐中積累起來的政治經驗和知識，另一個就是公民意識的普及程度。人們可以常常見到這樣的現象，一些缺乏公民意識的公民，即使得到了政治參與的機會，人們也不能指望他們會按照民主的要求去行使自己的權利，他們甚至會走上違反民主違反法律的軌道。

　　可見，公民的政治意識對於政治文明建設，猶如氧氣對於人的健康之重要，而公民政治意識的提高，除了參與社會政治生活的實踐的途徑外，很大的程度上要靠在加强國民文化素質的基礎上，提高國民思想政治覺悟、權利觀念和法律觀念，增强有關政治學的知識。一句話，就是要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設。這也正是政治文明對於精神文明的另一依賴條件。

　　三、政治文明需要切實的政治理論和行動

　　理論是行動的指南。政治文明建設中的實踐同樣也需要理論的指導。

　　(一)切實的民主政治理論及其重要作用

　　這裏所講的理論，主要是指民主政治理論，這種理論對實踐的指導作用已被無數歷史事實所證明。那些在人類政治文明史上産生重大影響的時期，無不是政治理論有着重大創新和繁榮，並對實踐發揮着重要指導作用的時期。

　　2500年前就實行奴隸主民主制的古希臘，便是一個例证。

　　馬克思説過：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古希臘民主制的建立與實行，首先是希臘本土經濟的迅猛發展，爲其創造了必備的條件。當時，希臘各城邦領土狹小，物産不能自給自足，需要通過商業活動進行交换；同時，它們地瀕地中海，便於航海和貿易，因此。航海業和商業相當發達。地處阿提事島的雅典，擁有比雷埃夫斯等良港，境内盛産橄欖和葡萄，富有銀礦、大理石和優質陶土，但糧食匱乏，只能用橄欖油、葡萄酒和工藝品向外邦换取糧食。隨着這種商品經濟的發展，等價交换原則逐漸滲進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在政治生活中要求人與人之間平等相處的原則逐步得到了確立，正是這種經濟關係冲破了人際間的血緣、門第、等級、地域間的差别，促進了民主制度的建立。

　　然而，這種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實行，離不開思想理論上的條件。當時，古希臘民主制城邦還是政治哲學和科學的發祥地，這些城邦提倡公民自由討論公衆關心的問題；城邦重大問題，都通過公民大會和議事會討論决定。這種自由討論，使人們眼界開闊，思想活躍，加上政府對不同的政治見解采取比較寬容的態度，從而促進了哲學的發展，産生了阿那克薩哥拉、蘇格拉底、柏拉圖、亞裏士多德等一批名垂千古的哲學家和政治科學家，創造了人類文明史上第一個學術繁榮的黄金時代。

　　這時候，盡管民主政治遠没有形成系統的理論，但是，這一時期産生的民主理論龢民主思想對當時社會以至今天的影響都是不容忽視的。如亞裏士多德的《雅典政制》、《政治學》，柏拉圖的《游叙弗倫》、蘇格拉底的《申辯》、《理想國》、《政治家篇》、《法律篇》，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争史》等論著，對當時直至今天所産生的影響是衆所周知的。僅以公元前430年伯裏克利爲在伯羅奔尼撒戰争中陣亡的戰士舉行國葬時發表的著名的演説爲例，就可以看出當時對民主政治的理論和原則的概括達到了相當精闢的程度。在這個演講中，首先，伯裏克利闡明瞭民主政體的基本特徵，即“我們的制度之所以被稱爲民主政治，因爲政權是在全體公民手中，而不是少數人手中”。與此同時，他還提出了民主政治的三條基本原則：第一是“自由”。認爲雅典的政治生活是自由而公正的，雅典人自己决定自己的政策。第二是“法制”。即“在我們私人生活中，我們是自由和寬容的，但在公家的事務中，我們遵守法律，這是因爲這種法律使我們心悦誠服”。第三是“平等”。“法律對所有的人都同樣地公正”，每個人在法律上是平等的，“任何人只要他能够對國家有所貢獻，絶對不會因爲貧窮而在政治上湮没無聞”。雖然，這些理論原則的概括有脱離當時實際的毛病，對雅典奴隸主的民主政治的描述也過於理想化，如當時的基本事實是，不僅奴隸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就是自由民中的婦女、外邦人等也都不能享有公民權，而自由民中的窮人則因生活所迫往往無暇過問政治，因此奴隸主民主政治是極其狹隘的，只是在少數人中實行。但是，這些思想原則對於當時以至後來的民主政治所産生的影響是無可置疑的。以至恩格斯在談到古希臘時，也曾感慨地説過：“没有希臘文化和羅馬帝國所奠定的基礎，也就没有現代的歐洲。”從古希臘那裏，“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後各種觀點的胚胎、萌芽”。

　　資本主義民主制度的建立和發展，同樣離不開政治理論和思想原則的配合。如資産階級在同封建特權和神權作鬥争時，許多啓蒙思想家——從英國的洛克到法國的盧梭，曾高舉民主的旗幟，提出了“天賦人權”、“三權分立”、“社會契約”等口號和學説，大力宣揚人權、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的思想，曾經撥動過千百萬人的心弦，有力地鼓舞着人們參加反封建的鬥争。當資産階級奪取政權之後，便按照這種學説建立了資産階級民主制，制定憲法，設立代議機關，實行選舉制，規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並享受其他各種自由龢民主權利。直至現代，亨廷頓 (S·Huntiinton)、阿爾蒙德(G·A lmond)和薄伊(L·Pye)等人的政治發展理論，對資本主義民主政治的實踐仍有極大的影響。當然，由於西方政治思想家的階級局限性和社會實踐的局限性，决定了他們的思想理論原則對實踐指導作用的局限性。由於他們一般都離開了社會的經濟關係和階級關係，用唯心主義的觀點來看待國家問題龢民主政治問題，因此他們所宣揚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民主權”、“法治”等思想都帶有抽象的特點，這也决定了他們的政治理論的“科學性”是有限的。當資産階級取得政權以後，特别是當無産階級登上政治舞臺以後，那些政治原則和政治主張便丢失了其進步性，而成爲“爲社會特權做辯護，爲剥削的存在做辯護”，欺騙人民，維護資産階級統治的手段了。

　　作爲人類最高類型的民主政治——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建立與發展，同樣也是在它的理論——馬克思主義政治學説的指導下進行的。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在《共産黨宣言》、《法蘭西内戰》、《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國家與革命》、《論國家》、《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産黨》、《論聯合政府》、《新民主主義論》、《論人民民主專政》、《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等經典著作中，從國家的起源、本質、職能和方針策略到奪取政權、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建立無産階級專政、改革政府體制、擴大社會主義民主、直至怎樣使國家最後歸於消亡等，都全面地作了科學論证。各國工人階級政黨正是在這種理論的指導下，建立了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的國家，並進行了一系列民主政治的實踐。

　　在中國，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會以來，中國共産黨在科學地總結新中國正反兩方面實踐的基礎上，提出了民主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没有民主就没有社會主義”。“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民主，是我們的根本目標和根本任務之一”；社會主義民主是人民民主和黨的領導的統一，要順利地發展民主，必須堅持黨的領導；社會主義民主同社會主義法制不可分割，“不要社會主義法制的民主，不要紀律和秩序的民主，决不是社會主義民主”；民主只能逐步地發展，“民主化和現代化一樣，也要一步一步地前進”；必須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和中國共産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等根本政治制度；社會主義民主要擴展到政治生活、經濟生活、文化生活、以至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必須在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進行社會主義的政治體制改革等等一系列以四項基本原則爲核心内容的政治原則、政治理論和政治主張，不僅豐富了馬克思主義民主政治理論的寶庫，而且它作爲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的理論原則，對中國的實踐發揮了重要的指導作用，是中國共産黨制定方針政策的理論基礎。實際上，十一届三中全會以來，在中國所進行的關於黨政分開、機構改革、幹部人事制度的改革、完善人民代表大會的制度、建立協商對話制度、調整對於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愛國人士及社會政治團體的政策等等一系列的政治體制改革的初步實踐，都無不是在上述的理論原則指導下進行的。這也説明瞭政治文明建設對於政治理論建設的依賴關係。

　　然而，理論是來源於實踐，並隨着實踐的豐富而發展的。因此政治理論的發展必須以切實的行動爲前提。

　　(二)切實的民主政治行動的含義與措施

　　所謂切實的行動，主要包括下面三層意思：其一，這種行動是“切實”的，即既不是做表面文章的行動，也不是消極的類似“大鳴大放”的有害於社會發展的行動，而是有助於民主政治建設的行動；其二，這種行動主要是指政治生活領域的行動，而不是指這個範圍之外的一般實踐；其三，“切實”的行動也包括政治理論的科研與普及，以及其所需條件的改善，等等。

　　强調政治文明要有切實的行動，主要有這幾方面的原因：一是切實的政治理論只有通過切實的行動作爲中介，才能對政治文明建設發揮直接的積極的影響，否則只會成爲空洞之物；二是人們只有參與切實的政治行動，才能從中親身感受到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理論、政治原則、政治主張的切實可行性和科學性，從而自覺地將自己的行動置於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之下，保证政治文明建設健康發展的軌道；三是政治理論只有通過切實的行動，才能得到更好的檢驗，從而得到不斷地修正、充實和發展。

　　無數事實説明，政治行動要做到“切實”，就需要正確理論原則的指導，就需要保证輿論的正確導向，就需要從事行動的人們有較高的政治文化素質。這些又都需要發揮新聞媒介的積極作用，組織好輿論宣傳工作、組織好人們的政治理論學習和文化知識的學習，一句話，需要搞好社會和個人的精神文明建設。這又是政治文明建設與精神文明建設相互依賴、相互促進的另一個重要方面。

　　精神文明與政治文明的協調一致

　　精神文明與政治文明要獲得共同的發展、除了互爲對方提供必要的條件之外，還必須注意兩者的協調一致。

　　要保证精神文明發展與政治文明發展的協調一致性，關鍵在於把握好兩者的協調原則和協調關係，這正是本節所要闡述的基本内容。

　　一、精神文明與政治文明的協調原則

　　精神文明與政治文明作爲推動整體社會文明的兩種不同的力量(當然還有其它的力量)，要保持兩者的協調一致，它所要注意的問題自然是很多的，但最關鍵的是要遵循矢量運動的同時性和同向性原則。

　　(一)“矢量”運動的同時性和同向性原則

　　所謂“矢量”，也叫向量，是力學的概念，指的是有大小也有方向的物理量，如速度、動量、力等。而同時性和同向性都是矢量運動分析中所運用的術語。同時性，指的是作用於某一事物的各個矢量(可叠加分力)的運動時間保持一致，也即是説，各分力運動時間的始點、過程相同。同向性，則指作用於某一事物的各個分力的作用方向要保持一致也即作用點需相同。按照力學矢量叠加的原理(平行四邊形法則或三角形法則)，矢量(各分力)相加時要想取得最大的合力值，它的兩個主要條件是矢量運動的同時性和同向性。因爲力量同時作用，才有可能叠加整合，而力量的作用點相同才有可能取得最大合力值，這和人們平時拔河比賽時的感受是一樣的。

　　當我們將精神文明建設、政治文明建設、物質文明建設等作爲推動社會文明進步的各個不同的分力看待時，它們之間的運動關係以及合力值是可以藉助上述力學的有關原理來獲得解釋的。

　　馬克思恩格斯曾對此爲我們作出了榜樣。他們説過：“歷史是這樣創造的：最終的結果總是從許多單個的意志的相互衝突中産生出來的，而其中每一個意志，又是由於許多特殊的生活條件，才成爲它所成爲的那樣。這樣就有無數互相交錯的力量，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而由此就産生出一個總的結果，即歷史事變……各個人的意志……雖然都達不到自己的願望，而是融合爲一個總的平均數，一個總的合力，然而從這一事實中决不應作出結論説，這些意志等於零。相反地，每個意志都對合力有所貢獻，因而是包括在這個合力裏面的。”恩格斯在闡述這個“合力”原理時，表達了這樣的相互聯繫着的三個層次的思想：第一，分析推動社會運動的力量之間的相互關係，可以藉助於力學的某些法則如平行四邊形法則來加以説明和解釋；第二，一定的歷史的形成，是由許多個相對獨立的力量相互作用下進行的，因此每個這樣的相對獨立的力量都對特定的“歷史事變”的形成作出貢獻，也即每個分力都對歷史的形成産生影響；第三，特定的歷史運動的最終結果取决於各分力叠加之後的總的合力。恩格斯闡述這個著名的“合力”原理時還强調，“合力”原理是馬克思主義者研究社會問題的一個重要的方法和原則，認爲“馬克思所寫的文章，没有一篇不是由這個理論起了作用的。特别是《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這本書是運用這個理論的十分突出的例子。”

　　(二)精神文明與政治文明協調力量的整合

　　根據這個理論和方法，我們完全有理由這樣演繹：某一特定的社會文明狀况就類似恩格斯所説的“歷史事變”，同時這種“歷史事變”也即特定的社會總文明的狀况的形成，是由物質文明建設，精神文明建設、政治文明建設等等多種交互作用的力量作用而發生的，其間每種力量（無論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或是政治文明）都會對整個社會的總文明産生影響，而且由這些分力整合出來的合力越大，表明它們之間的協調一致性就越好，它們對文明的推動也就越大，各個“分力”之間相互促進的程度也就越高。這種判斷之所以成立，首先是因爲各個文明都是作爲“子系統”存在而統一於社會總文明“母系統”中的，因此它們存在着“一致性”的前提——推動社會文明進步，讓文明作爲整體性範疇而存在，也就才有“協調”的必要和可能。同時，由於存在着相互的“一致性”，也就可以通過“合力”的大小來判斷其協調一致性的程度。

　　這種合力的搆成情况，與恩格斯對國家權力對於經濟發展作用的分析狀况是相類似的。政治文明與精神文明力量之間的整合，也同樣存在上述類似的情况。我們可以根據下面的圖表來作進一步的具體分析。

　　從右面圖1可以看出，當兩個矢量是沿着同一的方向同一的軌道運動時，所形成的合力最大，其合力等於兩個分力的叠加；當兩個矢量同向但運動軌迹還不一致即作用點不同時（見圖2），其合力大於每個單個的分力但小於第一種情况；當兩個矢量反向運動時，其合力小於每個單個的分力，即出現兩個分力相互扺消的現象。由此可見，運動方向一致是形成最大合力的關鍵。

　　顯然，當兩個矢量不同時作用時，其合力等於各個矢量的本身，即不存在形成新的合力問題。因此，兩個矢量即使同向運動但不同時作用，也是無法整合成大於各個分力的合力值的。

　　可見，全部問題可以歸結爲：政治文明與精神文明的協調一致性的程度，可以用兩者對社會文明推進的結果即合力值的狀况來獲得檢驗。要使兩者獲得最大的合力值，就必須遵循同時性和同向性原則。同時性和同向性原則要求我們對待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設時，不能一手長一手短，一頭冷一頭熱，而是要使兩者齊頭並進，持之不懈，相互配合。

　　二、精神文明與政治文明的協調關係

　　精神文明與政治文明要確保協調一致，相互促進，必須要遵循同時性和同向性原則，這已同前述。但是，怎樣才能確保其同時性和同向性呢?這需要協調好許許多多的相互關係。特别要協調好下面幾對基本的關係。

　　(一)“精神文化”與“政治文化”的關係

　　這裏所講的“精神文化”，就是我們通常所説的精神文明建設中的“文化”(教育、科學、技術、體育、衛生、群衆文娱等)，而“政治文化”，則是指每一社會内由學習和社會傳遞得來的關於政府行爲和政治行爲聚集，通常包括政治行爲的心理因素，如信念、情感及評價意向等。一般説來，“精神文化”的建設有助於“政治文化”的建設，如科學的昌明、教育的普及，必然會促進人們文化素質的提高，而人們“精神文化”素質的提高，又有助於人們政治參與意識的提高，政治信念的建立等。但是，這種關係並不是自然地建立的。當兩者協調不好時，“精神文化”與“政治文化”就會“整合”不到一塊而會發生“錯位”的現象。

　　(二)“精神行爲”和“政治行爲”的關係

　　“精神行爲”顧名思義指的是精神生活領域的一切行爲。“政治行爲”指的是政治生活領域的一切行爲。强調“精神行爲”與“政治行爲”的協調一致，並不是指兩者的活動方式、時間、空間的一致。無論是精神生活或是政治生活，都有着自身的活動規律，只有遵循自身的活動規律行事，才有助於人類文明的進步。然而，無論是“精神行爲”或是“政治行爲”，它們要做到相互促進，就要在兩個方面保持其一致性：其一，彼此必須遵循共同的指導思想和政治原則；其二，彼此在“行爲”的總量上要相互適應。也就是説，不能只重視精神領域或是政治領域某一方面的行爲實踐，使之出現彼“强”此“弱”的現象，而是力保兩者都同樣飽滿和切實。就中國現階段，要保证“精神行爲”和“政治行爲”在指導思想和政治原則的一致性，根本的一條，就是無論“精神行爲”或是“政治行爲”都要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政治路綫。這是中國的立國之本，强國之路，是國家和社會一切行動都要遵循的總的原則。因此人們的一切行爲，只有在這樣的總原則指導下，才能協調一致起來。同時，要按照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和憲法與法律辦事，才有可能避免“精神行爲”與“政治行爲”此强彼弱的狀况。

　　(三)“精神向往”和“現行政策”的關係

　　“精神向往”屬於價值觀念的範疇，是與人生觀和世界觀相聯着的思想政治信仰。“現行政策”則主要是指國家對於黨、政、軍、民在從事現階段政治、經濟、文化、思想、工作等活動中的權利與義務的各項具體規定。在政治文明與精神文明的建設中，精神向往和現行政策的協調一致，就國際的共産主義運動而言，從第一個無産階級的政權——巴黎公社的建立那天始，精神向往和現行政策便作爲一個極其重要的理論和實踐問題被提了出來。巴黎公社“對所有公職人員，不論職位高低，都只付給跟其他工人同樣的工資”。這裏就有精神向往與現行政策的關係問題，巴黎公社一開始就注意到了。從精神向往角度來説，無産階級政權的公職人員是爲人類謀利益的，没有自身利益的特殊要求，因此，不能有特殊的生活待遇和福利待遇。但在現行政策上，怎樣才能較好地解决公職人員的待遇呢?這就需要實踐的不斷探索。如果過分强調精神向往而在現行政策上實行過“左”的規定，或者過分降低精神向往的要求而在現行政策上保留過多的“特權”，都不利於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設。這也是社會主義國家現在和今後必須認真對待的重要問題之一。

　　(四)“精神體制”和“政治體制”的關係

　　這裏所講的“精神體制”，是指精神文明範圍内各種具體體制的總和。而“政治體制”，則是指作爲政治文明重要組成部分的、受根本政治制度所决定的各種政治設施、政治組織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關係和維係這些關係的各項政治規範的總和。無論是精神文明建設還是政治文明建設，不僅都要受到自身體制而且還受到其它體制的影響，因此所有精神文明與政治文明的相互關係問題，最終都會在體制上得到反映，它們相互關係的協調一致與否，很大程度上取决於兩者的體制協調一致與否。衡量兩種體制是否協調的標準，主要看彼此間是否相互促進，是否有利於生産力的發展。就中國現階段而言，精神體制與政治體制是基本一致的，相互協調是主要的方面。但也存在許多不一致、不協調的地方，這是可以通過社會主義的改革、開放，並在實踐中逐步加以解决的。

　　綜前所述，研究精神文明與政治文明之間的相互關係，是精神文明學的應有之義。而政治文明的概念則是馬克思早就使用過的。政治文明是人類社會文明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對精神文明的保证作用，主要表現在政治文明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聯繫紐帶，對它們的相互適應、相互結合、相互轉化和相互促進起着調控的功能。因此，政治文明自身的建設必須調處好，才能起到這個作用。這就涉及政治文明的核心問題即民主政治的確立。不同的階級社會，民主政治有不同的類型。社會主義的民主政治優於以往階級社會的民主政治，它對精神文明的正常發展，提供良好的政治氣氛並提供民主和法治的方法，使之沿着正確的方向前進。同時，精神文明又積極地作用於政治文明，爲政治文明提供必不可少的文化知識、政治意識、政治理論和行爲等各種條件。正是精神文明與政治文明這種相互依賴、相互促進的關係，决定了精神文明建設除了必須解决好與物質文明建設協調一致的問題之外，還必須認真解决好與政治文明建設的協調一致的問題。這就要求人們正確地瞭解和掌握精神文明與政治文明的協調原則，並遵循這些原則協調好精神文明建設與政治文明建設之間的基本關係，從而保证精神文明建設健康而穩步地發展。

　　（這是作者與何應歡合寫的成果，出自廣東學者集體撰著的《精神文明論綱》一書，該書由範英主編，錢學森教授寫代序，張江明教授寫前言，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0年11月出版。全書約64萬字，共設26章，其中在第九章中，較早地、專門地提出和探討了精神文明與政治文明的關係。這是作者對1986年到1990年間，我國及廣東關於政治文明建設問題所進行的初步研究的大致考察。與該書一道，引起了國内外相關論者和實際工作者的廣泛關注，從中央到地方60多家報刊、電視臺作了報導或評論。可喜的是從2002年5月以來，“政治文明”的概念終於在全國通行，政治文明建設已成爲國家戰略之一。該書曾於1990年獲得“光明杯首届（1979—1999）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優秀學術著作奬”、獲 2009年廣東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評選的新中國成立60年來“廣東理論創新貢獻奬”和2010年評選的“廣東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成立50年來十部優秀理論著作奬”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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