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學教授黄偉宗先生最近在多次考察台山後指出:台山是廣府文化與華僑文化的匯聚點,已形成獨特的“廣僑文化”,散佈全市的82處僑墟樓是“廣僑文化”的生動載體。〔1〕台山屬於嶺南三大民係中的廣府文化,又是我國著名的僑鄉。台山人飄洋過海的歷史較爲悠久,尤其是在土客大械鬥後更形成高潮。台山人以僑居美洲爲主,因而台山文化也深受美洲文化的影響,但廣府文化始終居於絶對的主導地位,由廣府文化和華僑文化混合而成的“廣僑文化”,也就成爲台山文化的特色之一。這種文化現象在實物形態的表現上就是帶有“僑”字特色的墟市、碉樓等建設上。本文試圖以民國《赤溪縣誌》爲綫索,對黄偉宗教授提出的“廣僑文化”進行歷史學的夯實。
一、碉樓與槍砲
光緒《廣州府志》卷七《沿革表》記載,同治六年,土客大械鬥之後,兩廣總督瑞麟、廣東巡撫蔣益澧等上奏朝廷,以新寧縣漕冲客民“就撫”,要求將新寧縣屬潮居都之赤溪、磅礴、漕冲、銅皷四堡及深灣、腰古、金頭等處,以及矬峝都之田頭一堡及冲金、長沙、大蔴、小麻等處,割置出來設置赤溪廳,並添設直隸同知一員,司獄一員,在廳駐理。這就是赤溪縣的由來。這在民國九年刊刻的《赤溪縣誌·凡例》中得到説明:“赤溪五堡地方,昔隸屬新寧,自同治六年土客息鬥聯和,始劃分廳治,今改爲縣,則赤溪設廳之所由來,與夫土客械鬥之所由起止,宜有以紀之。故特編開廳始未一門,附於紀述志後,欲使後之覽者,有所參稽云爾。”可見,赤溪作爲地方行政建制始於同治六年。又據民國《赤溪縣誌·沿革考》記載,赤溪廳在民國元年五月改爲赤溪縣。
可能因爲土客大械鬥的緣故,也因爲清末民初地方盗匪較多的原因,清末民初,赤溪縣掀起了興建碉樓砲臺的高潮,據民國《赤溪縣誌》卷三《建置》記載,赤溪縣修建碉樓砲臺的高潮是在民國六年,在記載的7處碉樓、砲臺中,有5處修建於民國六年,而且均分佈在田頭村,見下表:
山碉樓在田頭村右,民國六年民建。
西栅山碉樓在田頭村左,民國六年民建。
黄狗背碉樓在田頭村後山,民國六年民建。
横塘村碉樓在田頭區,民國六年民建。
圓山砲臺在田頭區,民國六年民建。
白蕉角砲臺在田頭區,年久失修,廢扯。
旗角砲臺在銅鼓區,年久失修,廢。
從後兩處的砲臺“年久失修”且廢毁來看,它們應該修建在清代末年,甚至更早。但很顯然高潮以民國六年爲主。碉樓和砲臺的修建,應該均是爲了防禦對手的進攻而建立。一般來講,這些建築物都配有槍砲火藥,這從今天遺存下來的碉樓中的槍眼中可以得以證明。事實上,這些現代化的槍械武器在清末的土客大械鬥中已經被派上了用場,所以土客大械鬥之後,廣東巡撫蔣益澧旋即下令收繳民間的槍械,民國《赤溪縣誌》卷八《事紀》中專門收録了“同治六年蔣巡撫告示”,内容涉及收繳槍械如下:
四月二十五日催土人繳械告示,爲曉諭新寧縣土著紳民呈繳軍械、以睦鄉鄰事。照得民間私藏軍械,定例綦嚴,如有置備槍砲火藥等件者,加等治罪。自爾土人與客民結仇肇釁,日尋干戈,於是彼此逞雄,遂至士農習戰,人皆帶劍,户盡佩刀,巨砲洋槍視爲故物,碉樓寨栅儼若長城,本爲盛世之良民,竟類潢池之弄盗。
本部院恭行天討彼,客民已悔罪投誠,所有田頭、曹冲、赤溪、銅鼓、磅礴等處,客寨砲臺,業已一律拆毁,所藏刀矛槍砲,亦皆悉數繳完。本部院復派文武大員入寨搜查,實已寸鐵皆銷,尺竿盡削,是客衆既屈刀而爲鏡,爾土人當釋甲而飲冰。本部院况又派將撥兵嚴加彈壓,大可相安,更復何嫌何疑,除委文武員弁會同新寧縣督飭公正紳耆挨户搜查催繳外,合行岀示曉諭。
爲此示諭爾新寧土著紳民人等知悉,凡爾等嚮日所藏槍砲刀矛各器械,不過借爲拒敵,原非敢以弄兵,今既化彼兇殘,自當同歸樂土,自岀示之日起,限至本月二十九日爲止,悉將爾土人所藏軍械,盡赴本部院大營呈繳,或就近交委員點收,毋許私留一件,再啓釁端。敢有不遵定照,私藏違禁軍器械,謀爲不法,律從嚴究辦。本部院不分土客,止論從違,自經此次調處之後,客民有首發其難者,即當盡法懲治。若係土人恃衆欺寡,亦當痛加究辦爾等,其各凛遵,毋貽後悔。
可見,赤溪碉樓砲臺的建立是在“士農習戰,人皆帶劍,户盡佩刀,巨砲洋槍視爲故物,碉樓寨栅儼若長城”的環境下出現的。而這些“巨砲洋槍”極有可能是從海外購買。若將這些巨砲洋槍和碉樓砲臺聯繫起來考察,一方面可以看出當地社會矛盾的尖鋭,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當地與海外聯繫之密切。
其實,無論是碉樓砲臺還是巨砲洋槍,都需要有較大的資金作爲建設之經濟後盾,而這一切又與僑鄉社會的特色分不開。筆者姑且以另一僑鄉開平縣爲例加以説明。開平人到海外謀生在晚清已經形成社會風氣,據民國《開平縣誌》卷2《生計》記載,道咸同年間,因紅兵、太平天國以及土客大械鬥等影響,開平民衆紛走海外,由避難到尋求發展,“金山客無一千有八百”的民諺很快在當地流行。至光緒初,“僑外寖盛,財力漸張,工商雜作各有所營”,描寫的就是海外開平人的生活狀况,“開平人富於冒險性質,五洲各地均有邑人足迹。”這些海外打工者不斷向家鄉匯款,改變了當地人的生活水平,“蓋由内地農工商事業未能振興,故近年以來而家號稱小康者,全恃出洋匯款以爲挹注。”其中生活在美國和加拿大的僑民匯款最多,民國《開平縣誌》分纂者之一吴鼎新在1922年到美洲爲建設私立開僑中學校及治匪籌募款項,據他調查,美國48省有華僑5萬餘人,開平占1/10,加拿大7省華僑6萬餘人,開平占1/10。以1912至1929年間金價計算,在美國和加拿大的開平華僑每年匯回款項達三千數百萬元省幣。不過,這些僑資並没有投入到生産領域,民國《開平縣誌》卷2《生計附》記載,他們更多仍“爲求田問舍之謀”,導致當地田價迅速增漲。隨着“洋貨大興”,又造成開平洋銀日漲、土銀日跌的局面,以致有“衣食信行無一不資外洋”的説法。
二、墟市與教堂
墟市是嶺南民間交易的重要場所。據光緒《新寧縣誌》卷10《建置下》記載的墟市(埠)名稱就有76處。而民國《赤溪縣誌》卷三《建置》記載“墟市”一開始就加按語:“按葉石洞雲:昔聖人日中爲市,聚則盈,散則虚,今北人名集,從聚也,南人名虚從散也。又商賈貨物輻輳處謂之務,謂之集,亦謂之墟市。……故村鎮趕集者謂之趕墟,亦曰趁墟。赤溪則俱名墟市,而無集務之稱,亦沿粤俗也。”這些分佈在僑鄉各地的墟市,被今人稱之爲“僑墟”,已經成爲僑鄉文化建設的重要資源之一。從民國《赤溪縣誌》來看,赤溪縣的墟市計有12處,其中田頭占了4處,可見田頭在赤溪經濟中的地位。如下所示:
四方街墟,二七,在城内四方街。
榕樹頭市在城北恩堡。
趁市墟在磅礴堡。
渡頭市在城外東成裏。
南陽市在漕冲堡。
東陽市在漕冲堡。
大街市在田頭堡。
上街市在田頭堡。
西栅市在田頭堡。
圓山市在田頭堡。
欽頭市在銅鼓堡。
沙欄市在銅鼓堡。
有意思的是,方誌編修者在叙述外“墟市”後,接着就將敎堂附在其後,可見墟市與教堂關係的密切。
法國天主堂,一在城外東華里,同治四年神甫文鐸德建;一在距城八裏南陽,同上;一在田頭區北安堡文塔脚,神甫黄葆光建。
初光緒十一年,先在田頭鄉購地建築,鄉人持風水之説阻之,互相齟齬,釀成敎案。至光緒二十一年同知福海、千總楊逢春判結,互釋嫌怨,擇建今地。信敎徒衆約數百人。
美國福音堂,一在城内四方街,光緒二十八年牧師喜嘉裏建;一在田頭區西安堡,同上;一在銅鼓區大村,同上。信敎徒衆約數百人。
於此可見,田頭不僅有法國人建立的天主教堂也有美國人建立的福音堂。而法國在田頭建立教徒還在當地掀起過風波,光緒十一年動工就遭到村民反對,直到10年後才動工建成。而兩處教徒均在數百人以上,從此可以想象,赤溪普通民衆對西方宗教文化的認可。這一現象再次説明,赤溪縣的墟市發展與海外僑民有巨大的關係,也充分體現了赤溪的僑鄉特色。
西方的宗教文化能否在中國得以傳播,還與地方士大夫的態度有密切關係,由於僑鄉社會的一些士人或多或少都沾染上西洋的風氣,他們的心態也顯得較爲開放,如民國《開平縣誌》卷45《雜録》記載,護龍人鄧蔭南幼孤貧,從伯兄經商檀香山,“積有巨貲”,罄其所有支持孫文革命,後在香港設干亨行,爲革命黨籌餉運械。古宅人方伯樑在同光間作爲官費生遊學美國,畢業於耶魯大學電工科,光緒初歸國,是開平以官費游美畢業之始。杜澄人譚根幼隨父僑美學習飛行,民國初年回國,在廣東組織航空學校,首倡中國航空學校之始。龍塘何勝芳之女金蘭,字栴理,隨父僑居美國,在美國讀書,光緒三十三年,康有爲游美演説,兩人一見傾心,在紐約成婚,“尋偕游歐洲,凡康赴王公卿士燕會,皆金蘭爲舌人,所過英、德、法、奥、瑞典、瑞士、比利時、丹麥、日本諸國及星加坡庇能西貢香港環大地數十萬裏,莫不從焉。”民國元年隨夫歸國,居上海。生子同凝、女同琰。這些受到海外文化侵潤的士大夫們也對僑鄉文化建設留下了海外文化印記,開平報業始於1914年護龍人鄧翼雲,資金來源於美國僑資。1922年秋,關雨田、謝奕彬又利用加拿大僑資創辦開平明報。到1933年時,開平各類報刊達近10種。這些媒體的創辦,本身就是西方文化在僑鄉的反映。
這些曾經出洋後又回到祖國的士人,他們在修纂地方誌時,對西方文化多少表現出了認同的心態,如民國《開平縣誌》卷25《選舉表》記載,該縣沙岡人張啓煌在光緒二十九年中癸卯科科舉第二名,山西補用知縣,後奉派赴美國考察,被聘爲僑辦中文報館編輯。歸國後,在家鄉授徒。1932年受聘主修縣誌。周鐘岳在《開平縣誌》序中説:“去歲二月,設局長沙,凡編纂、參閲、采訪諸執事皆禮聘,以至又征及菲材,俾佐吾師張筱峰先生總厥成,先生講學自晦志事,自香港遥領弟子服勞,義無所辭,而鐘岳所負荷者乃愈重而愈弗勝矣。”總纂在香港“遥領”,真正主事是周鐘岳,而且修纂經費也有僑資成分,如民國《開平縣誌》的刊刻費就“以香港開平商會名義招工開鎸”,彰顯了開平的僑鄉文化特色。
也正因爲如此,民國《赤溪縣誌》卷三《建置·墟市》的編修者在對待家鄉墟市中的教堂時,是以保護的心態加以記録,他們爲了證明教堂存在的合理性,還特别附録了清末重臣張之洞的《勸學篇·非攻敎篇》,張之洞在文中説:
中外大通以來,西教堂布滿中國,傳敎既爲條約所准行,而焚燬敎堂又爲明旨所申禁。比因山東盗殺敎士一案,德國藉口遂踞膠州,各國乘機要求,而中國事變日亟,有志之土但當砥礪學問,激發忠義,明我中國尊親之大義,講我中國富强之要術,國勢日强,儒效日章,則彼敎不過如佛寺道觀,聽其自然可也,……試思西敎創立千餘年,流行地球數十國,其新敎、舊敎争權攻擊,則多有之矣,從無以殘忍之事爲口實者,若有此事則西國之人早已盡將敎堂殘毁,無完膚無遺種矣。若謂不戕西人惟殘華民,則未通中華以前,此千餘年中之藥物鏹水銀條,安所取之,且方今外洋各國所需之藥物鏹水所來之銀條,一日之内即已無算,中國各省雖有敎堂,又安得日斃數千萬之敎民,日抉數千萬之眸子,以供其取求耶。語雲流丸止於甌臾,流言止於智者,薦紳先生縫掖儒者,皆有啓導愚蒙之責,慎勿以不智爲海外之人所竊笑也。
民國《赤溪縣誌》編者之所以全文引用張之洞的話語,無非是要證明西方宗教在中國的存在有其合理性,這也明顯反映了赤溪縣士人對西方宗教文化的價值取向。而這一心態與僑鄉士人沾染西洋文化可能存在着密切的關係。
三、海路與海外
上述之一中所説的田頭是赤溪縣通過外界的重要地點,據民國《赤溪縣誌》卷三《津渡》記載:赤溪通過海洋與海外聯繫的綫路有三條,其中一路爲澳門渡由縣城至香山南北水澳門。而田頭區的綫路也有“澳門渡由田頭至澳門”。可見,田頭在赤溪的重要性。而通過海路扺達澳門後,再經過澳門口岸走向世界各地。
有關赤溪與海外的海上交通,據民國《赤溪縣誌》卷三《建置·道路》附載了光緒十六年任赤溪廳最高長官金武祥〔2〕所編著的《赤溪雜誌》記載:
赤溪水程至澳門【舊名濠鏡】由黄茅、靑洲島東行即入香山縣境,先過黄良渡五十裏至南水阜【其左名北水阜亦可繞至三竈,蓋海心一山,水分南北二流也】,又二十裏至三竈。南水、三竈之間有浪白滘,自成一港,環拱如門,明正統間,佛郎機夷泊居於此,欲成澳埠,爲有司所逐,今三竈爲大島,中有村墟,赤溪未有渡船之前,則用小舟至此,再附三竈渡至澳。又經大門口、白藤、鶴洲、芒洲、企人石,共六十裏至馬留洲,有税廠須泊候查驗乃行,又五裏扺澳門,統計水程一百四十裏,横過厓門、虎跳門、磨刀門,不特商貨之要道,亦山海形勢所宜審度者也。
正是在這樣相對便捷的海洋交通下,赤溪縣人走出家門,移居亞洲、美洲等世界各地。他們在海外抱團發展,典型的表現就是建立會館組織。1822年台山人在新加坡建立了第一個也是最早的華人地緣性組織——寧陽會館。1865年台山人又在緬甸成立了寧陽會館。而在美洲的加拿大華人建立的地緣性組織又稱“房口”,一般以善堂名目出現,主要任務是運送華僑遺骸回鄉和爲家鄉籌集賑灾款項。19世紀末,五邑人在加拿大建立的善堂主要有新寧餘慶堂、新會福慶堂、開平廣福堂、恩平同福堂等。美國華僑華人以“四邑人(開平、恩平、新會、台山)”最多,四邑中又以台山人最多。1876年赴美國參觀各國展覽會的李圭在《環游地球新録》卷3《環覽隨筆》中記載:“美國卡厘方利亞省之三藩謝司戈城,華人以其地産金,稱爲金山,嗣南洋澳大利亞島亦産金,稱金山,而以新舊别之,稱此爲舊金山,美西海灣一大都會也。計華人在美男女約16萬人名口,居三藩城者約4萬人,居卡省别城者約10萬人,餘皆散處腹地,各屬三藩城,立有粤人六大會館:計三邑會館(南海、番禺、順德,附三水、清遠、花縣)約11000人;陽和會館(香山、東莞、增城,附博羅)約12000人;岡州會館(新會,附鶴山、四會)約15000人;寧陽會館(新寧,凡餘姓人不入)約75000人;合和會館(新寧餘姓,開平、恩平)約35000人;人和會館(新安、歸善、嘉應州)約4000人。”可見,岡州、寧陽、合和會館加在一起的人數超過12萬以上,成爲美國最大的華人群體。〔3〕
黄偉宗認爲,江門僑鄉屬於廣府文化區,明代以後,大量江門人移民海外,成了華人華僑,也帶回來很多海外的西洋文化,兩種文化在台山這個地方形成一種新的文化形態,簡稱爲廣僑文化,具體就表現在僑墟和僑樓上。黄偉宗用“貫通中西古商市,獨佔鰲頭僑墟樓”來概括台山的僑墟特點。“僑墟樓,建築上是中西結合,功能上也是中西結合的。”墟場建築結構都有樓,有的是騎樓,有的是砲樓,有的是大院,僑墟和僑樓結合在一起,應該統稱僑墟樓。從功能來説,與開平碉樓主要是防衛性質不同,台山的碉樓很多是墟場的管理性質,其中放置着當鋪、銀莊、銀行,是經濟、市場性質的樓。從結構上來説,樓的結構與市場的結構,既有西方建築結構,又有中國的布局,所以是中西結合的。“非物質文化遺産就是商市,物質文化遺産就是僑墟樓,這兩方面體現了廣府文化和華僑文化的結合。”〔4〕姑且不論這一結論是否準確,但當下台山文化建設少不了帶有僑鄉特色的墟市和碉樓文化則是毋庸懷疑的事實。因爲這些墟市和碉樓是有豐富的僑鄉歷史文化底藴作支撑的。
注釋:
〔1〕黄偉宗:《台山僑墟樓或申報世界文化遺産》,《南方都市報》2012年9月3日。
〔2〕民國《赤溪縣誌》卷五《宦績》記載,金武祥,字溎生,江蘇江陰人,光緒十六年十月攝廳事,甫下車以渡頭爲商賈輻輳之區,每遇凄風苦雨無處托足,自捐廉俸創建濟川亭,以便行人栖止。他崇學愛士,在書院常課外,復設古學課,延番禺舉人汪兆鏞在署考校,録其優者厚給膏火。又以廳志未修,掌故多逸,編輯《赤溪雜誌》一捲,巨細必録,赤溪之有紀載,此實先河。任未一年,因丁外艱而去。
〔3〕劉正剛:《廣東會館論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344-348頁。
〔4〕《南方都市報》2012年9月7日報導。
(劉正剛,暨南大學中國文化史籍研究所教授、博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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