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縱觀中國古代經濟發展的路向，是經歷了西部黄河經濟到東南部海洋經濟的發展的歷程。廣東古代經濟的發展也有相似之處，從西江上游的廣信地區（這裏的廣信泛指今梧州、封開至肇慶一帶）首先開發，然後逐步向東南地區移動，最後向沿海地區發展，形成廣府等沿海地區海洋經濟的繁榮，使全廣東經濟躋身全國先進行列，值至今天，廣東的GDP仍居全國首位。

　　1962年夏，我在北京認識韋慶遠教授。此後40多年來，我一直視他爲師。他也一直視我爲後學而愛護和幫助我成長。去年春節，我照例從加拿大多倫多打電話給他，祝賀他新年快樂、身體健康。但無論如何想不到，5月間，竟然得悉他仙遊噩耗。現在開會紀念他，我懷着悲痛的心情撰寫本文，表示對韋慶遠教授難以忘却的紀念。

　　一、漢唐廣信地區經濟的開發

　　秦始皇統一中國和漢武帝平定南越後，設立十三刺史部，嶺南稱交趾刺史部，治所在廣信(今封開梧州、一帶)，專門負責糾核嶺南九郡。於是廣信地區得以首先開發。

　　第一、漢代至南朝經濟的開發

　　漢代廣信地區經濟開放和發展的重要標誌是人口的增加。據史料記載，西漢時蒼梧郡有“户二萬四千三百七十七，口十四萬六千一百六十”；東漢時增至“户十一萬一千三百九十五，口四十六萬六千九百七十五。”〔1〕而此時，南海郡的人口僅爲九萬四千二百五十八。可見，蒼梧郡的人口列於嶺南諸郡之首。人口的增加，使農業生産獲得充足的勞動力，爲廣信地區農業生産的發展創造了先决條件。

　　漢代廣信地區的水稻和園藝種植獲得了一定程度的發展。在廣西梧州地區發掘出土的漢代各種農具、糧食等遺物、遺址就是佐证。如賀州市蓮塘發現的東漢墓地中的兩把鐵犁，〔2〕經考證是由中原經賀江傳入“封中”(西江支流賀江流域一帶)的。由於鐵制農具使用於耕作，使廣信地區的糧食不斷增加，倉庫儲存不少糧食。漢代蒼梧縣出土的漢墓發現的立柱式鑄銅糧倉模型，保存有殘留的若干稻穀化石，就是很好的説明。〔3〕東漢時劉熙《釋名》卷四中提到名爲“蒼梧酒”的米酒，説明糧食已用以蒸酒，顯示了廣信是一個重要的産糧區。稻作獲得相當程度的發展，廣信一帶地方的方言中有很多以“那”字爲起首的地名，也是標誌之一。例如高要縣的“那落”，新興縣的“那康”，等，就是越語水田之意，一直保留至今天。與此同時，廣信地區的園藝業也發展起來了，梧州市鶴頭山東漢墓出土的銅盤中盛裝柑橙類的果核化石，〔4〕就是例证。又漢代蒼梧有個被譽爲巨孝的人叫丁密，他“非已耕種菜果不食”，“非家織布不衣。”〔5〕可見，漢代廣信一帶的經濟作物已有一定程度的發展。到了西晋時期（265-316），稽含在其著《南方草木狀》一書中，就記載“蒼梧多荔枝，生山中，人家亦種之。”〔6〕當時能將荔枝從山中野生引種到家園，應該説是園藝的一大進步。

　　在古代，水稻和園藝種植是經濟發展的基礎。以此爲基礎，廣信地區手工業生産發展起來了。梧州富民坊出土的西漢燒窑遺址，旺步東漢墓地的銅碗，工藝精湛，碗底刻有“章和三年正月十日錢千二百”的字樣。〔7〕雲浮市出土的漢代銅鼓，經過測定其含錫量爲百分之十二點七，含鉛量爲百分之十點九，屬銅、錫、鉛三元合金，其含錫量比之春秋末年《周禮·考工記》所記載的“六分其金而錫居一”的鑄鼎略低一些，但技術也是不差了。羅定出土的戰國銅鼎與中原的青銅有淵源關係，其鑄造方法就是中國傳統青銅工藝在廣信的具體運用。1980年，德慶縣出土的一件陶船模型，長四十五厘米，高二十厘米，分爲頭艙、船樓、舵樓，還有操舵狀俑人，説明當年廣信地區的造船技術和工藝是有一定水平了。〔8〕

　　漢代廣信地區的貨幣也有所發展，從封開縣江口鎮蛇衝口出土的五銖錢、貨泉銅錢、鐵刀、銀指環等貨幣文物可以得到説明。〔9〕

　　漢代“封中”的封水(賀江)在今封開縣城江口鎮處注入西江，成爲東、西、北交通的樞紐，史稱：“貨之所貿，誠臨封之奥區，並廣於咽吭也。”〔10〕封水和灕江分别在今封開縣城的江口鎮及其西北二十三公里的梧州注入西江。封開至梧州一帶地方是漢代有名的廣信縣，是當時嶺南北交通樞紐。由此溯水而上，經桂林接通靈渠與湘江相接後與長江溝通；溯西行，可往廣西左江而至越南；而西行不遠，從今藤縣溯北流江至北流縣，過鬼(桂)門關再順南流江而下至合浦，復由海道或接陸路至徐聞出海；向東可至番禺出海。可以説，廣信地區是漢代嶺南與中原交往的樞紐。封開縣發現杏花村的河床有一處一百多米長、一米多厚的西漢層，正是漢代“封中”交通發達的遺迹。

　　吴至西晋時期，蒼梧等郡的俚人，皆爲耕種所需要而酷愛牛犢及水牛，不惜“以子易之”。〔11〕明此時已經普遍使用牛耕。

　　到了南朝，廣信地區已普遍使用牛耕和鐵農具了。農業技術也發展到一個新水平。1980年，梧州南朝墓葬出土的陶質耙模型，顯示了犁田而後耙田的精耕農業技術已在廣信地區出現了。經濟作物的種植也已露倪端，肇慶産茶的記載就是有力的説明，史稱：“酉（西）平縣出皋盧（過羅）敬之利。茗葉大而澀，南人以爲飲。”〔12〕

　　第二，隋唐農業、手工業等生産的進步

　　隋唐時期（581-907），廣信地區的經濟發展上了新臺階，其重要標誌是人口密度上昇。據大業五年（609）統計，時廣信地區人口密度大於中、東部，其中又以信安郡、永熙郡爲最，每平方公里達到二點零三户，居十二郡的第一位。到了唐代，信安、永熙、蒼梧郡的人口密度(此時行政建制改爲端、封、康、瀧、新等州)每平方公里爲二一三户，雖然略低於韶州(每平方公里四點七户)，而屈居第二，但仍比廣州、潮州爲高。又由於韶州面積大於端、康、封、瀧、新等州，因此實際上廣信地區的人口密度比韶州爲高。

　　由於廣信地區人口多，使農業生産獲得充足的勞動力資源，從而促進隋唐時期農業生産的發展。首先表現在耕作技術上，元和元年(806)《龍城録》記述了一個高要農民耕地的方法：

　　深耕概植，時運時耔，却牛馬之踐履，去螟螣之戕害。勤以朝夕，滋之糞土，而有秋之利。蓋富有年矣。〔13〕

　　這説明廣信地區的農民在農業生産中已掌握了深耕細作、合理密植、耘田除草、培土施肥、防治病蟲害等一整套耕作技術了。與此同時，新、瀧州的農民還創造了一種利用養魚除草肥田的新耕作方法，史稱：

　　揀荒平處，以鋤鍬開爲町畦，伺春雨，丘中積水，即先買鯇魚散於田内，一二年後，魚兒長大，食草根並盡，既爲熟田，又收魚利，及種稻，且無稗草。〔14〕

　　這是一種獨特的耕作方法，時人稱爲“乃齊民之術”。可以説，這是開珠江三角洲地區於宋、元、明、清時期的“果基魚塘”和“桑基魚塘”多種經營農業生産技術的先河，顯示了廣信地區稻作文明的先進水平。

　　此時，廣信地區種植經濟作物的多種經營農業也發展起來了，其中尤以種植柑桔著稱，並掌握了一整套柑桔保鮮的技術。一般是果農在秋冬柑桔將熟時，用布復蓋，至次年春夏，使其果皮仍保持青色，味道則有甜中帶酸，更爲可口。武後時(684-704)被貶爲瀧州參軍的宋之問曾親眼目睹這種保鮮柑桔的技術説：“林暗交楓葉，國香覆桔花”〔15〕。果農還十分注意改良柑桔的品種，如新州果農經常引種端州高要縣的優良柑桔種植，使柑桔“形味俱變”，“其苞大於昇者”，“皮薄如洞庭之橘，餘柑之所弗及”，故名之曰“變柑。”〔16〕新州果農這種改良種植柑桔的技術，是我國果樹品種改良的首創，也是最早的記載，在中國果樹栽培學上是有相當高的學術價值的。

　　隋唐時期，在稻作農業的帶動下，廣信地區的手工業生産也相應發展了。礦冶業方面，以淘金著稱，史曰：

　　江溪間皆産金，側近居人以木箕淘金爲業。〔17〕

　　唐後期詩人許渾亦賦詩記述：“洞丁多靳石，蠻女半淘金，”〔18〕生動地描繪了廣信地區人民淘金的熱潮。開發銀礦也實屬不少，計有十七州産銀礦，而康、瀧、端、封、新五州所産銀礦，占全廣東産銀州的百分之三十左右。同時，陶瓷業已相當發展，在廣東二十八處窑地中，廣信地區有九處，占百分之三十二點四。其它如封川的蕉布、各州縣編織的魚籠等手工業也頗有名氣。

　　更值得秉書的是端州、康州的制硯特種工藝手工業的發展。其中又以高要的“端硯”而聞名全國。端硯産地於羚羊峽斧柯山端溪水一帶及七星岩至鼎湖一綫的山嶺中。其開採始於唐武德之世。〔19〕至唐後期形成了“洞丁多靳石”的采石制硯熱，從而成爲端州最有名的制硯基地。并且積累一整套彩石制硯的工藝生産經驗和生産技藝。從資料上看，端硯從采石到制硯，工序繁複，費工又費時。在唐前期，端硯的製作講究實用價值，形狀多如箕形，時人稱之爲“袖手硯”。中後期的端硯製作注重實用與藝術相結合，即既實用又美觀。在硯體雕刻各種各樣的仿古紋飾，風格古檏華貴。端硯石質堅硬細滑，顔色多樣，具有絢麗多彩的天然花紋，外觀格外雍容華貴，甚得時人稱道：

　　唐人最重端豀石，每得一佳後，必梳而爲數板，用精鐵爲周郭，青州（今山東青州縣）人作此至有名家者。〔20〕

　　唐人初時用硯以山東青州硯爲時尚，後有“端硯”，則青州硯相形見拙，連青州人也以端豀石作硯了。足見“端硯”爲後起之秀，一時名聲大噪，極受世人珍重，正如李肇所雲：

　　内邱白瓷甌，端溪紫石硯；天下無貴賤通用之。〔21〕

　　其它如唐代著名詩人杜甫、劉禹錫、李賀、陸龜蒙、李山甫、皮日休、李咸用等均有詩讚頌端硯者。説明端硯這種工藝手工業已長足發展和著稱於世了。

　　隋唐時期，廣信地區的交通發達又是其經濟發展的一個標誌。其時，從廣州出發沿西江而上，經端、康、封州到達梧州，然後溯桂江、賀江而上，路經富（今廣西昭平縣）、昭（今廣西平樂縣）等州直到桂州（桂林），再涉漓水至靈渠經湖南的永（今湖南永州市）、衡（今湖南衡陽市）入湘江，與長江流域溝通，再溯漢水而上，可達首都長安，全程五千零四十公里。亦可在鄧州分叉，越過魯陽關（今河南魯山縣西南）、汝州（今河南臨汝縣）可達洛陽，全綫長五千零八十五公里。敬宗寶曆元年（825）、懿宗咸通九年（868年）兩次大規模疏浚靈渠，使渠道暢通，“雖百斛大舸，一夫可涉。”〔22〕可見，此時廣信地區所處的西江流域仍是嶺南漕運、商路的主要通道，對廣東經濟的發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同時，西江水路還有一條瀧州綫，從廣州出發，沿西江而上至康州，南折入建水（今羅定江）過瀧州、竇州下茂名水（今茂名鑒江），可直到粤西的高、雷、廉等地。

　　再次，從廣州出發沿西江而上至封開、梧州後，溯潯江而上，至邕江而上邕管、客管和安南等地，向西延伸可到南詔、劍南、黔中。貞觀十三年(639)，渝州（今重慶市）人侯弘仁就是“自牂牁（今貴州黄平西北）開道，經酉趙，出邕州，以通交、桂”，〔23〕此路與“安南通天竺道”相連，可達天竺（今印度）、東南亞諸國，成爲一條國際性邊貿交通綫。在唐代，交通主要依靠河流水路的情况下，廣信地區所處的西江水系更顯出其在發展廣東經濟的重要作用。

　　正因爲如此，當時廣東東南地區與廣信地區以至北方的商業貿易也有賴西江溝通。致使西江沿途的高要（肇慶）、新州、封州、梧州均成爲商業繁盛之地。廣州地區的鹽産及手工業品以及阿拉伯人的洋貨，均沿西江源源不斷而西、而北，運至全國各。北方、西部的土特産品也經西江源源東運到廣州出口，使廣州成爲唐代中國對外貿易的第一大港口，也是世界東方最大的貿易港口之一。

　　隨着上述農業、手工業、交通運輸業的發展，廣信地區的貨幣經濟也相當發達了。當時廣東地區的貨幣是銅錢和銀。根據敦煌出土的《天寶間地志殘卷》記載，廣東各州公廨本錢數量，其計量單位用貫（錢）和兩（銀）。其中在廣東境内的二十三州中以貫作爲計量單位者是廣、韶、循三州；而以兩計量的是廣信的端、封、康、瀧等州。説明廣信地區貨幣在商品交换中的價值已超過廣、韶、循州。更值得注意的是，當時廣州等的通貨主要是銅錢，而端、封等州則因這裏盛産銀礦而普遍使用銀幣爲通貨。銀屬貴金屬之一，銀幣作爲貨幣在廣信地區比廣州率先通用，實是開中國後世銀本位貨幣之先河。這又從另一側面反映唐代廣信地區經濟發展的較高水平。

　　以上歷史事實説明，從西漢至唐（公元前206一公元907）一千一百一十三年，西江上游的廣信地區是“初開粤地”，〔24〕而且逐步走向興盛，顯示了廣東古代經濟由西向東南發展路向的第一個輝煌時代。

　　二、宋元時期韶、潮、廣州經濟的崛起

　　宋元時期，是中國經濟由中原向東南地區發展的全盛時期。隨着北宋國都東遷至汴京（今開封）、南宋又移都至臨安（杭州），整個中國的經濟重心南移了。加上北方少數民族建立遼、金、政權，且不斷向南方進攻，使得中原和江南人口大量向南移動，於是南方人口逐漸超過漢、唐、魏晋南北朝時期。

　　而自從唐開元四年（716）曲江張九齡奉命鑿通了大庾嶺道後，此道已取代了由西江入粤的廣信通道。所謂“今天子都大樑，浮江準而得大庾，故湞水最便”；“故之嶠南雖三道，下湞水者十七八焉。”〔25〕地當此道要衝的南雄州便成了中原官民南下廣東的中轉站。這麽一來，廣東的經濟重心也從漢唐的廣信地區移到粤北的韶州、粤東的梅州、潮州和珠江三角洲的廣州了，初步形成了廣東客家、福佬和廣府三大民係的主要人群。

　　　第一，韶、潮、廣州人口增加

　　據統計，北宋韶州人口密度已達到每平方公里五點五户；潮州四點五户；廣州四點八户；連州五點四户，而廣信地區的端州只有三點四户。到了元代，韶州的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爲二十一點六人；潮州二十七人，廣州三十六點六人，而肇慶路只有七點七人〔26〕。由此可見，到了宋元時代，北江、珠江、韓江地區的人口密度遠遠超過西江的廣信地區了。

　　第二，農業土地利用成效顯著

　　人類的文明或基礎在於利用自然資源。宋元時期，韶、潮、廣州地區的人們對廣東地理環境的認識有了較大的提高，尤其是在掌握沿海低地和冲積三角洲平原的特點與規律之後，開始了以圍墾爲中心的土地利用，創造了空前的物質文明，成爲廣東由落後走向經濟發達的濫觴。元佑年間（1086-1094），潮州知州王滌主持開鑿、疏浚三利溪，自海陽縣城引韓江水，經潮陽、揭陽入海，全長四十六裏。這項工程使韓江分流，既减輕了沿江堤岸的壓力，又能灌溉田地，冲淡鹹潮，便利航運，一起三得，因而稱之爲三利溪。南宋紹興年間(1131-1162)，除了堵塞韓江舊堤缺口保護土地之外，又增築州城東厢堤和江東堤；寶佑年間(1253-1258)又對舊堤補築，耗工三萬，歷時一年，築成新堤高一丈二尺，有石磯殺水勢和涵溝排水，免除水患〔27〕。

　　珠江三角洲的圍墾成效更高。表現在荒丘、沙坦的墾種和堤圍的興築上。據統計，宋代共築堤圍二十八條，長六萬六千零二十四丈，護田二百四十三萬二千二百畝，主要集中在西、北江下游和東莞石龍以上地區，其中有南海縣的羅格圍，佛山的存院圍，東莞縣的東江堤、鹹潮堤，香山縣的小欖圍等。使得九江“自宋代度宗朝始漸有田廬”；“是時沿水而居，……興築基堤，袤長十餘裏，堤内沙洲數百頃遂成沃壤”。〔28〕元代，珠江三角洲修築堤圍十一處，内計堤圍三十四條，長五萬零五百二十六丈，護田面積二千三百三十二頃〔29〕。這四百年堤圍的修築，爲明清珠江三角洲經濟繁榮打下良好的基礎。

　　第三，水稻生産的進步和某些商品性農産品的出現

　　宋元時，在韓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區已有雙季稻的種植了，宋人鄭熊説：“春播夏熟者，早稻也；夏種秋熟者，晚稻也”。〔30〕潮洲“其熟於夏五、六月者曰早禾，冬十月曰晚禾”〔31〕。雙季稻種植面積的增加與當時引進佔城稻有密切關係，史料記載，真宗時(998-1022)，曾用珍寶物去安南换得占城稻種七十石，在皇宫及福建試種成功，然後推廣。占城稻耐旱，可二熟，“穗長而無芒，粒差小，不擇地而生”〔32〕很適宜丘陵地區種植。對於後世水稻品種的改良起了很好的作用。

　　與此同時，廣東也開始種植小麥，在廣東農業史上具有特殊的意義。蘇軾在博羅就看見“夾道皆美田，麥葉甚茂”的情况；到了南宋，小麥價漲至每斛一萬二千錢，説明小麥已成爲人們的必需糧食之一。

　　宋元時期，廣東經濟作種的種植已露頭角，專門爲出賣而種植的甘蔗、水果、檳榔、棉花及其製品聞名遐邇。宋初，廣州每年都有奇花异木幾千株運往首都汴京出賣給達官貴人享用。

　　第四，手工業生産興起

　　宋代廣東制瓷業已進入興旺時期，計潮州、梅州、韶州、廣州等地共發現宋代窑址達八十多處，估計年生産陶瓷器可達到一億三千萬件，比唐代增加二十二倍多〔33〕。其中潮州筆架山窑居陶瓷生産之冠；廣州西村窑是製作名瓷的大窑，所産日用瓷器有碗、碟、壺、盒、杯、盂、盤、罐、瓶、爐等品種，而且出口國外。至於採礦業，宋代以韶州爲最發達，仁宗時(1023-1032)，“(韶州)雜産五金，四方之人棄農持兵器，慕利而至者不下十萬”〔34〕。據考古發現，僅曲江縣就有十幾座園形冶鐵爐場〔35〕。據統計，元豐元年(1078)，廣東的鐵産量達到五萬三千斤，政和六年(1116)增至二百八十九萬斤，增長五十多倍〔36〕。其它銀、銅礦的開採冶煉也有所發展。

　　第五，内外商業貿易發達和城鎮興起

　　宋元時期，以北江、東江和珠江内河航綫和海外航綫而發展起來的内外商業貿易有長足的發展。潮州“舶通歐吴及諸蕃，……以故殷甲鄰郡”〔37〕，英州“内楫所通，……富家樂商販”〔38〕連州“人物富庶，商賈阜通”〔39〕。於是商税不斷增長，如嘉佑元年至四年(1056-1059)，韶州商税從四千六百六十二貫上昇至二萬五千三百零三貫，增長百分之四百四十二。潮州從一萬零七百九十九貫增至八萬零二百八十八貫，增長百分之一百八十；英州從八千二百零四貫上昇至四萬三千三百零四貫，增長百分之四百二十八，廣州從二萬七千零二十二貫上昇至六萬八千七百零三貫，增長百分之一百五十四〔40〕。

　　對外貿易更發達，宋代廣州是中國對外貿易的第一大港，其進口香藥一項爲三十四萬八千六百七十三斤，占明、杭、廣三州市舶司所收購香藥三十五萬四千四百四十九斤的百分之九十八〔41〕。元代廣州港雖然屈居第二位，但對外貿易仍然發展，大德年間(1297-1307)，與廣州建立貿易關係的國家和地區達到一百一十四個，占元代全國“涉及國家和地區二百二十餘個”〔42〕的百分之六十四。

　　内外商業的發展促進城鎮的興起和建設。首先是宋代將廣州城擴建二十多次，建成中、東、西三城。慶曆四年(1044)築中城(子城)，城周五裏；熙寧五年(1070)築東城，城周四裏；四年(1071)築西城，城周十三裏；嘉寧四年(1211)又築東西兩厢南臨珠江的翼城，形成丁字形的城市布局。市區繁榮超於唐代，西城番坊番漢雜居幾萬餘家。元末廣州城更爲繁華了，正如孫蔶在《廣州歌》詩雲：

　　“廣南富庶天下聞，四時風氣長如春。……閩姬越女顔如花，蠻歌野語聲咿啞。苛峨大舶映雲日，賈客千家萬户室。春風列屋艷神仙，夜月滿江聞管弦。良辰吉日天氣好，翡翠明珠照煙島。”〔43〕

　　與此同時，各路的城鎮也發展起來。寧宗時(1195-1224)廣東舊有圩場達到一百零一個，非常方便民間貿易往來。而且各州縣也紛紛修建州城和縣城。其中潮州城圖代表了城鎮布局的基本格局和風貌，人口也不少。元代已在潮州設立録事司進行管理〔44〕，韶州也於至元二十二年(1285)設立録事司。

　　三、明清廣州府經濟的繁榮

　　明清時期，是廣東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歷史時期。在此期間，廣州府經濟一躍而上，擺脱了落後狀態，躋身於全國先進地區的行列，在經濟作物的種植上還超江南五府。而在經濟繁榮的基礎上也出現廣東的創新局面。

　　第一，人口大增

　　明清時期，隨着經濟的繁榮，廣東人口空前增加。據嘉慶二十五年(1820)統計，全省人口達到二千一百五十五萬八千二百三十九人，其中廣州府人口爲五百八十七萬八千五百零一人，占全省的百分之二十六，廣州府人口密度爲每平方公里三百零六點八四人，潮州府爲一百五十點四五人，韶州府爲六十四點二人，連州府爲四十九點八四人〔45〕。但全省耕地僅有三千四百三十萬零七百零九畝，人均耕地不到一點六畝，廣州府不到一點五畝。清末，全省人口增至二千八百萬，人均耕地不足一點三畝。人多田少，使人們只好向商品性農業、手工業、商業等發展。

　　第二，商品性農業的普遍發展

　　明清時期，廣東以種植經濟作物的商品性農業生産的發展勢頭越來越猛，特别是珠江三角洲更是以一馬當先的態勢走在全省的前列。其最典型的生産方式是“基塘”生産。桑基養蠶，一地幾用，是珠江三角洲土地利用的一種立體經營模式。

　　早在東漢建安年間(196-220)，這裏的人民就開始種桑養蠶了，但發展不快。明初，蠶絲才首次在市場上買賣，數量達四千一百多斤。這標誌着養蠶生産正式成爲商品性生産。嘉靖至萬曆年間(1522-1620)，順德、南海、番禺等縣的基塘養魚和種桑養蠶相結合的專門化生産已躍居當地農業的首位或第二位。萬曆九年(1581)，珠江三角洲各縣課税的魚塘已達到一十五萬九千八百二十八畝，按“三基七塘”(三是蠶基，七是魚塘)的習俗推算，則桑田約占六萬八千四百九十七畝，説明當時廣東種桑面積是相當大了。到明朝末年，一個“棄田築壩，廢稻樹桑”的高潮出現了。當時，在南海縣周圍百多裏的地方，有居民數十萬人，田地一千數百餘頃，都是種植桑樹，以飼春蠶。特别是九江鄉，已經出現了門前屋後、院墻内外到處種桑養蠶的景象。而家庭婦女則以養蠶紡絲織布爲主要的生産活動。到了道光年間(1821-1850)，這裏竟成了境内没有稻田，糧食完全仰糴於外的專門種桑的生産基地。順德縣的大良、陳村一帶也達到了一半農民種桑養蠶的程度。這説明嘉靖以降，珠江三角洲的蠶桑業已經是爲價值而經營的商品性生産。

　　明清時期的養魚業也有了較大的發展。當時，飼養鱅、鰱、鯇、鯪四大家魚種已經日益普及了。但明初的養魚業，仍然是以自給性生産爲主，它在農業中處於次要的地位。洪武十年(1377)，在南海、番禺、東莞、順德、新會、香山等縣的田賦中，仍按田、地、塘的順序來排列征收。其中番禺、東莞兩縣則没有單獨開列魚塘的項目，而且把田和塘合併起來征收。新會、香山兩縣魚塘的面積還不算大，商品化程度還不很高。但到明中葉以後，養魚則進入商品性生産時期。如萬曆九年(1581)民田民塘在田賦征收中，除了番禺、香山兩縣的民塘税額和該縣的上則民田税額相等外，其餘五縣的民塘税額比民田税額多百分之三十點五到四十。這就從一個側面説明魚塘生産收效比稻田高。隨着商品性養魚的發展，魚塘的面積也大爲增加了。明洪武十年(1377)，南海縣的魚塘面積僅有三百二十三畝，其它各縣均無魚塘面積記載。但到萬曆九年(1581)，珠江三角洲各縣有税魚塘的面積已達到一十五萬九千八百九十八畝，其中南海縣有四萬八千三百二十六畝，順德縣四萬零八十四畝，番禺縣一萬零七百零二畝，新會縣六千五百八十八畝，三水縣一萬零二百五十畝，香山縣七百一十一畝，新安縣二千六百九十八畝，東莞縣三萬二千六百五十九畝。而南海縣的魚塘面積竟約相當於今天魚塘面積一萬零七百畝的百分之五十。番禺、新安兩縣的魚塘接近現有的魚塘面積。三水縣則超過今天現有的魚塘面積。可見，萬曆年間(1573-1620)，除順德縣之外，其它各縣的養魚業基本上達到今天的水平了。到了清朝，更形成了以南海縣九江鄉爲中心的基塘式養魚區。干嘉以後，九江鄉民多改業桑魚。道光年間(1821-1850)，九江鄉已經是一個大規模的“桑基魚塘”生産區域了。從此，西江一帶魚花(魚苗)生産的銷售權益，完全爲九江鄉所專有，出現了專事捕撈養殖“魚花”的專業户。九江的魚花運銷省内各地和廣西、湖南、江西和福建等地。民俗曰：“九江沽客，魚種爲先，左手數魚，右手收錢。”粤西的電白、高州也利用坑塘和淺海發展養魚業。特别是高州的低坑村已發展成爲商品魚苗的專業村，利用魚塘生産魚苗，批發給吴川的“梅緑客”，然後轉運到欽州、廉州、瓊州等地銷售。順治年間(1644-1661)，電白縣已經成爲“魚佃爲生”的地區，並享有盛譽。

　　其它經濟作物如甘蔗、水果、香料、蔬菜、棉花、菸葉等種植也十分普遍，數量相當大，並出現了專門從事某種經濟作物的專業户，如“魚花户”、“種香户”、“素馨户”、“荔枝户”，等等。説明這些專業户不再是依靠傳統農業來維持家計，而是“衣香食果”、“依食於茶”或“以花作衣”了。

　　由於經濟作物的大量種植，不少農户將肥沃稻田改種經濟作物，結果使糧食作物的種植面積不斷减少。如東莞、番禺、增城等縣的蔗田幾與稻田等，甚至有棄稻田而種果樹者。這種情况加上城鎮人口的增加，使廣東從嘉靖以後，出現缺糧的局面。在這種情况下，糧食又變成商品而卷入了市場，出現了大批米商從廣西、湖南等地販米到廣東銷售的現象。這樣一來，全方位農業商品化的發展，既引起農産品的互相交换，也引起農産品和手工業品的互相交换，從而促進了廣東對外貿易的發展(詳後)。

　　第三，手工業長足發展

　　明清時期，廣東的手工業也在宋元的基礎有了新的發展。明朝初期，廣東的官營鹽業、鐵業、造船業等得到恢復和發展。而在“山澤之利，民取之勿問”的寬鬆政策下，廣東民營冶鐵等手工業也得以發展。明中葉，官營手工業逐漸衰落，民營手工業勃興，冶鐵業、制陶業、制糖業、制鹽業、紡織業等出現一派興旺的景象。到清代前期，廣東手工業生産規模又在擴大，産量不斷提高，行業分工更細緻，呈現出新的局面。此時，除上述明代手工業繼續發展外，造紙業、菸草業發展勢頭很猛；新會制葵業在全國更是一枝獨秀，産品雄居國内外。許多手工業形成了廣東的特色，如廣州的象牙雕刻、玉雕、廣綉、紅木傢具、自鳴鐘；潮州的金木雕刻；高州的角雕；陽江的漆器等，成爲蜚聲中外的名優産品。總而言之，明清時期廣東的手工業其門類之多，花色品種之齊全，技術之精湛，都是空前的，從而成爲全國手工業發達的地區之一。現將明清時期廣東主要手工業發展分布列表如下，再略作闡述，可知一斑。

　　明清時期廣東主要手工業分布列表（略）

　　由上表可見，明清時期廣東已是手工業發達的地區。特别是冶鐵業、鑄鐵業，更是以産量多、質量優著稱於世，時人公認“蓋天下産鐵之區，莫良於粤；而冶鐵之工，莫良於佛山”。〔46〕據統計，明代廣東鐵礦産地已有二十八個縣，占全國總數二百四十五個的百分之十一，僅次於福建，而名列全國第二位〔47〕。清朝，鐵礦産地增至四十個縣，冶爐一百五十多處。明嘉靖十年(1531)，全省生鐵産量已達到一萬三千八百一十六噸〔48〕。雍正年間(1723-1795)，增至二萬七千噸〔49〕。

　　明清時期，廣東的陶瓷業、絲織業、棉織業、制糖業、造船業、造紙業、釀酒業、果品加工、織席、葵扇、制香、剪紙、木屐、象牙雕刻等手工業，也獲得了普遍的發展。如此發展的手工業生産，並以數量多、質量好著稱，明代中葉，“粤緞之質密而匀，其色鮮華，光輝滑澤”，“金陵蘇杭皆不及”〔50〕。到了干隆年間（1736-1795），已是“廣紗甲天下，緞次之”。清朝，佛山的絲織行已發展到18行。清末，佛山大機房有20多家，工人2000多人〔51〕。這些手工業生産爲國内外市場提供充足的貨源，世人均稱之爲“廣貨”。

　　第四，廣州成爲貿易全球化的中心市場

　　明清時期，朝廷基本上是實行“時禁時開”的對外貿易政策，嚴格管制對外貿易。但是，明清政府對廣東則實行開放海外貿易的特殊政策。嘉靖元年(1522)，由於寧波發生“争貢之役”，明令撤銷浙江、福建二市舶司，獨存廣東市舶司對外貿易；干隆二十二年(1757)，由於發生“洪任輝事件”，清廷於十一月宣佈撤銷閩、浙、江三海關，僅留粤海關對外貿易，規定：番商“將來只許在廣東收泊交易”〔52〕，因此，自嘉靖元年到道光二十年(1522-1840)的三百一十八年，廣東始終是開放對外貿易的，從而使省會廣州成爲當時貿易全球化的中心市場，和全國合法對外貿易的第一大港，開闢了至全球各國的航綫：

　　①廣州一澳門一果阿一裏斯本歐洲航綫。這是葡萄牙人於1553年進入和租居澳門後開闢的航綫，全長一萬一千八百九十海里。

　　②廣州一澳門一長崎航綫。這是葡萄牙人進入澳門後開闢的東方航綫。

　　③廣州一澳門一望加錫一帝汶航綫。這是廣州與東南亞國家的古航綫，明清時期進一步發展。

　　④廣州一澳門一馬尼拉—中南美洲航綫。這是萬曆三年(1575)開闢的新航綫，終點到達墨西哥的阿卡普爾科(Acapulco)和秘魯的利馬(Lima)港口。

　　⑤廣州一澳門一紐約航綫。這是1784年紐約一群商人購買一艘定名爲“中國皇后”號(The Emperss ofChina)的帆船駛到廣州黄埔港而開闢的航綫，標誌着中美直接貿易的開始。

　　⑥廣州—澳門—俄羅斯航綫。這是1805是11月沙皇組織以克魯任斯泰倫率領的“希望”號和“涅瓦”號兩船到達澳門，1806年1月進入廣州貿易而開通的中俄航綫。

　　⑦廣州—澳門—温哥華航綫。1788年，英國船長詹米·米爾斯（Jame Meares）來廣州貿易，回船經澳門出海，到達温哥華島的努特卡灣（Nootka sound）而開闢的航綫。

　　⑧廣州—澳門—大洋洲航綫。1819年，英國商人詹姆士·孖地臣在廣州購買中國茶葉，裝滿在一艘名爲“哈斯丁侯爵”船，從廣州經澳門開往新南威爾士的杰克遜港（port Jackson），從而開通廣州至大洋洲的貿易航綫。

　　因此，全世界各國商人到中國貿易，都薈集到廣州。1798年(嘉慶三年)，瑞典人龍思泰(Anders Ljungstedt)，就記述外國商人來廣州做生意的實况：

　　廣州的位置和中國的政策，加上其它各種原因，使這座城市成爲數額很大的國内外貿易舞臺。……中華帝國與西方各國之間的全部貿易，都以此地爲中心。中國各地的産品，在這裏都可以找到；……東京、交趾支那、柬埔寨、暹羅、馬六甲或馬來半島、東方群島、印度各港口、歐洲各國、南北美洲各國和太平洋諸島等地的商品，都被運到這裏〔53〕。

　　據不完全統計，從康熙二十年至干隆二十二年(1685-1757)的七十二年間，到廣州貿易的歐、美各國商船有三百一十三艘〔54〕；干隆二十三年至道光十八年(1758-1838)有五千一百零七艘，平均每年爲六十三點八艘。

　　與此同時，中國各地和廣東省各地的商人也雲集到廣州進行進出口貿易，名曰“走廣”〔55〕。1629年(崇禎二年)，荷蘭駐臺灣第三任長官訥茨(Nuyts)在給其國王的一份報告中也記述：

　　中國人把貨物從全國各地運到……廣州市集上的貨品的數量如此之大，以致葡萄牙人没有足够的資金購買，……〔56〕

　　龍思泰於1798年來到廣州也看到中國内地商人雲集廣州經商的情形：

　　中國各地的産品，在這裏(廣州)都可以找到；來自全國各省的商人和代理人，在這裏做着興旺的、有利可圖的生意。〔57〕

　　明清政府爲了發展集中於廣州的對外貿易，除了設置廣東市舶司和粤海關進行管理外，還“官設牙行，與民貿易”〔58〕，以至後來發展成爲專門從事對外貿易的商業團體“三十六行”和“十三行”，同外國商人直接貿易。在當時外國商人不熟悉中國情况、不懂漢語及不了解中國政府管理外貿制度的情况下，此種商業團體的設置，成爲外商與中國商人進行貿易的中介者，使生意做得更活更好。所以，當時外國商人普遍感到在廣州做生意比在世界其它地方更方便、更好做。正如英國議會於1830年對廣州貿易的英國商人進行調查後得出結論：

　　外國商人對於這整個廣州制度(它在實踐中經過種種修正)是怎樣看待呢?1830年英國下議院關於對華貿易的極爲重要的審查委員會會議中，幾乎所有出席的證人都承認，在廣州做生意比在世界上任何其它地方都更加方便和容易〔59〕。

　　這麽一來，十六世紀中葉至十九世紀初葉，世界各個國家和地區的商人絡繹不絶前來廣州做生意，使廣州成爲貿易全球化的中心市場，呈現出一片繁榮的景象，正如時人賦詩稱頌雲：

　　廣州城郭天下雄，島夷鱗次居其中。

　　香珠銀錢堆滿市，火布羽緞哆哪絨。

　　碧眼蕃官占樓住，紅毛鬼子經年寓。

　　濠畔街連西角樓，洋貨如山紛雜處。

　　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門開向二洋。

　　五絲八絲廣緞好，銀錢堆滿十三行。〔60〕

　　第五，貨幣經濟增長

　　明清時期，隨着廣東内外商業貿易的發展，貨幣金融業也獲得迅速的發展。

　　我國自從唐末五代開始，貴金屬白銀正式進入流通領域，到了宋元時期處於正式貨幣的前夜。明中葉以後，開始正式成爲流通的主要貨幣，而且首先在廣東地區流通。這種情况，表現在由於廣東商人經營以絲、瓷、茶等爲主要出口商品的外貿一直處於出超地位，而西方國家“向廣州輸入的主要是銀元，貨物不過是輔助性質而已”〔61〕。所以白銀大量流入廣東，爲廣東以至全國使用白銀爲主要流通貨幣打下深厚的基礎。據已故經濟史專家樑方仲教授統計，自萬曆元年至崇禎十七年(1573-1644)的七十二年間，各國因購買從廣東輸出的中國商品而流入廣東和中國的銀元至少超過一億元以上〔62〕。到了清朝，輸入廣東的白銀更多，據全漢昇教授統計，從康熙三十九年至道光十年(1700-1830)的一百三十年間，外國輸入廣東的白銀達到四億元左右〔63〕。又自咸豐四年至宣統三年(1854-1911)，僅從南美洲墨西哥等國家輸入廣東的白銀達到四至五億元〔64〕。光緒元年至二十九年(1875-1903)，英屬殖民地輸入廣東的白銀達一億五千三百三十六萬一千五百九十四枚，安南輸入白銀五千五百萬枚〔65〕。外國白銀的大量流入廣東，使白銀成爲主要貨幣在廣東的城鄉中廣泛流通使用，史稱：

　　省會及佛山鎮五方雜處，貿易皆以洋錢，遂流行全省……至於民間行使，必須先將紋銀兑换洋錢，再將洋錢兑换制錢使用。〔66〕

　　這就標誌着中國貨幣經濟進入新的階段。到了鴉片戰争前夕，鑒於白銀外流，激發了有識之士改革中國貨幣的决心。道光十三年(1833)左右，林則徐等奏請鼓鑄銀幣，並在朝廷引起激烈的争論。兩廣總督張之洞目擊“廣東通省皆用外洋銀幣……以致利爲外洋，漏倉無底”〔67〕的情况，於是上疏清廷，先在廣東自鑄銀元，並於光緒十二年(1886)十一、二月，兩次致電駐英國大臣劉瑞芬，請他在英國選購鑄銀機器。次年二月，清廷欽準張之洞的奏請：

　　博採衆議，惟用機器製造，則錢精而費不矩。尚經致電出使英、德各國大臣考究機器，價值及造之法。〔68〕

　　最後由劉瑞芬在英國選定購買英國喜敦廠(RalphHeaton Birmingham,England)的鑄幣機器，張之洞出面向廣東商人借款銀四十五萬兩，於光緒十二年(1886)，“擇地於廣州大東門外黄華塘(約今廣東省委黨校處)建築廠基。翌年三月七日興工，十五年二月落成，定名爲廣東錢局，並雇用四名工程師專司其事。七月六日開爐鑄造”。〔69〕

　　第六、城鎮經濟勃興

　　隨着廣東内外商業貿易的發展，具有城市規模的廣州、佛山等城市，已發展成爲商業繁榮、商賈雲集和人口集中的中心城市。特别是廣州市已是“百貨之肆，五都之市”，人口發展很快。據不完全統計，洪武十三年(1380)，廣州已擁有人口七點五萬人，嘉靖四十一年(1562)增至三十萬人；清朝宣統二年(1910)，增至四十萬七千五百九十六人。〔70〕爲此，廣州市進行兩次較大的擴建。第一次約在洪武十三年(1380)；把宋朝的三城連接起來，將城區向西北、東北面擴展。嘉靖四十二年(1563)，進行第二次擴建，將外城區向西南擴張，以適應由於商業貿易而發展起來而原不在城内的濠畔街一帶繁榮的商業區的需要。到了清朝初年，又增建外城東西兩側翼城，延伸到珠江邊，顯然也是適應商人在珠江來往貿易的需要。因爲，清朝康熙二十三年(1684)，實行開海貿易政策特别是干隆二十二年(1757)實行廣州一口貿易政策後，廣州已發展成爲貿易全球化的中心市場，其繁榮景象並不亞於英國的倫敦，連英國人也爲之驚嘆。正如1769英國人威廉·希克感嘆説：

　　珠江上船舶運行忙碌的情景，就像倫敦橋下泰晤士河。不同的是，河面的帆船形式不一，還有大帆船。在外國人眼裏，再也没有比排列在珠江上長達幾裏的帆船更爲壯觀的了。〔71〕

　　至於聞名全國的四大鎮之一的佛山鎮，也已發展成爲一個“四方商賈萃於斯”，“各省商賈屯貯貨物，往來買賣之所”〔72〕的中心城市，“紳衿商賈，林林總總”〔73〕。城市人口和城市規模日益增加和擴大。明朝景泰年間(1450-1456)，佛山已經是“民廬櫛比，屋瓦鱗次，幾萬餘家”的商埠。到了干隆年間(1736-1795)，佛山城周長達三十四裏，分爲二十五鋪(區)，有大小街道二百三十四條，商店數千家。隨着城市經濟的繁榮，人口也迅速增加了。干隆年間(1736～1795)，佛山“鱗次而居者三萬餘家……”〔74〕至清末民初，佛山的户口已達到五點二萬户，人口三十四萬。〔75〕整個佛山的城市繁榮與廣州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史稱：

　　佛山鎮離廣州四十裏，天下商賈皆集焉。烟火萬家，百貨駢集，會城百不及一也。〔76〕

　　與此同時，廣東全省的圩鎮也迅速興起和發展起來了。據統計，明嘉靖年間(1522-1566)，全廣東的圩市有四百三十九個，〔77〕其中廣州府一百三十六個，惠州府三十九個，潮州府四十一個，肇慶府四十九個，廉州府一十九個，雷州府七個，瓊州府六十六個，韶州府等八十二個。這裏面又以珠江三角洲各縣(指狹義三角洲的番禺、南海、順德、香山、新會、三水、東莞、增城、寶安等縣)的圩市爲最多。永樂年間(1403-1424)，珠江三角各縣的圩市只有三十三個，嘉靖三十七年(1558)增至九十五個；萬曆三十年(1602)增至一百三十六個，〔78〕占全省圩市總數的百分之三十六。其中又以順德、南海、東莞、新會四縣爲最多。明末，順德縣有圩市三十六個，東莞縣有二十九個，南海和新會縣各有三十五個。〔79〕清朝全省的圩市更是成倍地增加。據統計，康熙年間(1662-1722)，全省圩市達到一千零七十九個，雍正年間(1723-1735)增至一千一百四十一個〔80〕。如南海縣有圩市五十四個，新會縣有五十四個，順德縣三十六個，高明縣二十九個，臺山縣二十二個，寶安縣三十一個，高要縣二十三個，三水縣二十個，增城縣二十六個，香山縣一十二個，博羅縣二十四個，恩平縣二十八個，惠陽縣二十三個，開平縣一十五個，四會縣一十一個，花縣八個，清遠縣七個，從化縣一十三個，東莞縣四十九個，揭陽縣八個，吴川縣一十七個，欽州縣一十九個，靈山縣二十九個，平遠縣八個，連平縣一十三個〔81〕。清中葉以後，各個縣的圩市增加更快。如南海縣的圩市增加到一百五十八個〔82〕，番禺縣增至一百一十個〔83〕，東莞縣增至八十三個〔84〕，新會縣增至七十個〔85〕，順德縣增至六十二個〔86〕，高要縣增至三十九個〔87〕，陽春縣增至三十五個〔88〕，陽江縣增至六十四個〔89〕，靈山縣增至五十五個〔90〕，澄邁縣增至六十六個〔91〕。

　　歷史是一面鏡子，從明清以廣州府經濟發達繁榮從而帶動廣東經濟躍身全國先進行列的事實後，今天以珠江三角洲爲龍頭的廣東GDP名列全國前位，不是偶然的，乃是明以來經濟發展的必然。

　　注釋:

　　〔1〕《漢書·地理志》。

　　〔2〕蔣廷瑜：《廣西漢代農業考古概述》，載《農業考古》1981年第2期。

　　〔3〕梧州博物館：《廣西梧州市近年出土的一批漢代文物》，載《文物》1977年第2期。

　　〔4〕李乃賢：《廣西梧州市鶴頭山東漢墓》，載《文物資料叢書》第4輯。

　　〔5〕《道光廣東通誌》卷303。

　　〔6〕稽含：《南方草木狀》卷4。

　　〔7〕羅振德、陳朗月：《梧州出土文物概述》，載《廣西文物》1990年第2期。

　　〔8〕楊式挺等：《廣東封開羊墩墓葬群發掘簡報》，載《南方文化》1995年第3期。

　　〔9〕《文物》1988年第10期。

　　〔10〕《康熙封川縣誌》卷20，《藝文》。

　　〔11〕《太平御覽》卷785，《南州异物志》。

　　〔12〕《太平御覽》卷867引。

　　〔13〕柳宗元：《龍城録》。

　　〔14〕劉恂：《嶺表録异》卷上。

　　〔15〕《全唐詩》卷52，宋之問：《過蠻詞》。

　　〔16〕段公路：《北户録》卷3。

　　〔17〕劉恂：《嶺表録异》卷上。

　　〔18〕《全唐詩》卷537，許渾：《歲暮自廣江至新興往復中題峽山詩》。

　　〔19〕計楠：《石隱硯談》，《美術叢書》第3集第7輯。

　　〔20〕何遠：《春渚紀聞》卷9。

　　〔21〕李肇：《國史補》卷下。

　　〔22〕《全唐文》卷408，魚孟威：《桂州重修靈渠記》。

　　〔23〕《資治通鑒》卷195。

　　〔24〕轉引司徒尚紀：《泛珠三角與珠江》第158頁，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2005年版。

　　〔25〕餘靖：《望京樓記》；《湞水館記》。

　　〔26〕樑方仲：《中國歷代户口、田地、田賦統計》第460-462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27〕《永樂大曲·潮州府》。

　　〔28〕《九江儒林鄉志》。

　　〔29〕《宣統嶺南洗氏宗譜》；《珠江三角洲農業志》第2册。

　　〔30〕鄭熊：《番禺雜記》。

　　〔31〕《永樂大典·潮州府》引宋《三陽志》。

　　〔32〕《宋史·食貨志》。

　　〔33〕古運泉：《廣東唐宋陶瓷生産發展原因初探》，載《廣東唐廣西壯族自治區窑址出土陶瓷》。

　　〔34〕餘靖：《韶州新建永通監記》。

　　〔35〕《廣東發現古代治鐵遺址》，載《光明日報》1962年3月30日。

　　〔36〕《宋會要輯稿·食貨》；《宋史·食貨志》。

　　〔37〕《永樂大曲·潮州府》。

　　〔38〕《輿地紀勝》。

　　〔39〕《輿地紀勝》。

　　〔40〕蔣組緣主編：《廣東簡史》第175頁，廣東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41〕樑廷柟，《粤海關志》卷3，起北宋畢促衍：《中書備對》。

　　〔42〕汪大淵著、蘇繼廙校譯：《島夷志略校釋》第2頁。

　　〔43〕史澄等：《光緒廣州府志》卷15，《風俗》。

　　〔44〕《潮州三陽志輯稿》，第12頁，中山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

　　〔45〕樑方仲：《中國歷代户口、田地、田賦統計》，第458-461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46〕張心泰：《粤游小説》卷4。

　　〔47〕黄啓臣：《十四-十七世紀中國鋼鐵生况》第5頁，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48〕黄啓臣：《十四-十七世紀中國鋼鐵生産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6頁。

　　〔49〕據伍長華等：《道光兩廣鹽法志》卷35的資料計算。

　　〔50〕黄佐：《嘉清廣州府志物産》。

　　〔51〕汪宗淮：《民國佛山忠義鄉志》卷6，《實業》。

　　〔52〕《清高宗實録》第550，干隆、二十二年十一月戌戊。

　　〔53〕吴義雄等譯：《早期澳門史》第301頁，東方出版社1997年版。

　　〔54〕黄啓世：《清代前期海外貿易的發展》，《歷史研究》1996年第4期。

　　〔55〕胡憲宗：《籌海圖編》卷12。

　　〔56〕《福建巡撫常賚奏摺》，《文獻叢輯》第176輯。

　　〔57〕吴義雄等譯：《早期澳門史》第301頁，東方出版社1997年版。

　　〔58〕王圻：《續文獻通考》卷31。

　　〔59〕格林堡著、康成譯：《鴉片戰争前中英通商史》第55頁，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

　　〔60〕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上卷，《官守篇》；屈大均：《廣東新語，》第427頁，中華書版局1985年版。

　　〔61〕轉引楊端六：《清代貨幣金融史稿》第260頁。

　　〔62〕《樑方仲經濟史論文集》第179頁，中華書局1989年版。

　　〔63〕金漢昇：《中國經濟史論叢》第2册第504頁，香港新亞研究所1972年版。

　　〔64〕魏建猷：《中國近代貨幣史》第104-106頁，黄山書社1981年版。

　　〔65〕魏建猷：《中國近代貨幣史》，第104-106頁，黄山書社1981年版。

　　〔66〕《清代外交史料》（嘉慶朝）。

　　〔67〕《張文襄全集》（奏稿）卷14，《試鑄銀元爿》；《購辦機順試製銀折》。

　　〔68〕《泉幣》中國泉幣學社出，1944年第20期。

　　〔69〕《泉幣》中國泉幣學社出，1944年第20期。

　　〔70〕中國對外友協廣州分會編：《廣州》，1959年；陳代光：《廣州城市發展史》第174頁，暨南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

　　〔71〕轉引朱培初：《明清陶瓷和世界交流》第13頁，1984年版。

　　〔72〕《佛山義倉總録》卷1。

　　〔73〕吴榮光：《道光佛山忠義鄉志》卷12，《金石下》。

　　〔74〕毛維锜等：《干隆佛山忠義鄉志》卷3，《鄉事》。

　　〔75〕汪宗準、洗寶干：《民國佛山忠義鄉志》卷一。

　　〔76〕吴震芳：《嶺南雜記》。

　　〔77〕據黄佐：《嘉靖廣東通誌》卷20的數字統計。

　　〔78〕佛山地區革委會編印：《珠江三角洲農業志》（一），第97頁，1976年版。

　　〔79〕佛山地區革委會編印：《珠江三角洲農業志》（一），第97頁，1976年版。

　　〔80〕根據魯曾煜：《雍正廣東通誌》卷14，《坊都》的數字統計。

　　〔81〕根據魯曾煜等：《雍正廣東通誌》卷14，《坊都》的數字統計。

　　〔82〕鄧士憲等：《道光南海縣誌》卷3，《圩市》。

　　〔83〕史澄等：《同治番禺縣誌》卷6，《圩市》。

　　〔84〕彭其杰：《嘉慶東莞具》卷8，《坊都》。

　　〔85〕林星章：《道光新會縣誌》卷4，《圩市》。

　　〔86〕郭汝誠：《咸豐順備縣》卷5，《圩市》。

　　〔87〕何元等：《道光高要縣誌》，卷6，《圩市》。

　　〔88〕劉彬華：《道光陽江縣誌》卷3，《圩市》。

　　〔89〕區啓科等：《道光陽江縣誌》，卷3《圩市》。

　　〔90〕樑靈：《嘉慶靈山縣誌》，卷4《圩市》。

　　〔91〕李光先：《嘉慶澄邁縣誌》卷2，《都市》。

　　（參加紀念韋慶遠教授暨明清史學術討論會論文，已編入論文集，待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