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清之際，肇慶是廣東、廣西的軍事、政治和文化中心，有70位兩廣總督在這裏執政行事達182年之久。由於當時的明清政府實行特準廣東開放海外貿易的政策，不少兩廣總督能以開放的思維執行開放政策，使廣東的海外貿易蓬勃發展和中西文化交流頻繁，從而推動廣東以至中國近代化歷史的發展，影響是廣泛的和深遠的；是值得我們今天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和早日實現現代化借鑒的。

　　明清時期，兩廣總督從梧州移駐肇慶達182年（1564-1746）之久，共有65位總督在這裏任職視事，如果加上設在肇慶的督撫行臺（臨時辦公地）的5位總督，達70人之多，占明清兩廣總督142人的49.39。可見肇慶在明清時期兩廣地位之重要。唯其如此，本文擬就此時期兩廣總督的開放思維及其社會效應作一探索。

　　一、兩廣總督的設置及駐肇慶總督

　　所謂總督，是明代初年用兵過程中、由都察院派官總督軍務的命官，有時稱提督、總制，如兼任省巡撫又稱督撫。因爲是朝廷命官，一般均有兵部待郎、都御史等頭衔，史稱：

　　“其在外加都御史或副、僉都御史者，有總督，有提督，有巡撫，有總督兼巡撫，提督兼巡撫，……巡撫之名，起於懿文太子巡撫陝西，永樂十九年遣尚書蹇義等二十六人巡行天下，安撫軍民。……巡撫兼軍務者加提督，有總兵地方加贊理或參贊，所轄多事重者加總督，……其以尚書、待郎任總督軍務者，皆兼都御史，以便行事。”〔1〕

　　由此可見，總督是在戰時由中央部院派出的軍務官員，軍務完了即罷。但到了景泰三年（1452），明政府爲了處置桂粤邊界（今藤縣太藤峽以東2到封川，開建、高要、羅定等）的“瑶僮流賊一應事務”，兵部尚書於謙奏請設置兩廣總督，史稱：

　　“景泰三年，苗寇起，以兩廣宜協濟應援，乃設總督。成化元年兼巡撫事，駐梧州。正德十四年改總督爲總制，尋改提督。嘉靖四十五年另設廣東巡撫，改提督爲總督，止兼巡撫廣西，駐肇慶。隆慶三年又設廣西巡撫，除兼職。四年革廣東巡撫，改爲提督兩廣軍務兼理糧餉，巡撫廣東。萬曆三年仍改總督，加帶管鹽法”。〔2〕

　　從此之後，全國各地仿兩廣總督逐步增置總督，如湖廣總督，雲南貴川總督，薊遼總督，宣大山西總督，陝西甘肅、延綏、寧夏總督，浙江福建江南總督，南直隸、河南、山東總督、保定總督，等等。到了清朝，正式設立總督行政體制，成爲朝廷派駐地方的封疆大臣，管理一省或二、三省的軍民要政，地方文武官員均受其節制，官階爲正二品，加尚書銜爲一品。於是，總督兼兵部尚書或都察使銜，成爲定例。所以明清兩廣總督成爲管理廣東、廣西兩省的最高行政官吏，原來的布政使，提刑按察使和都指揮使的權位漸輕，是總督的屬官。

　　兩廣總督設置後，首任總督王翱至42任總督張臬的總督府駐廣西梧州。嘉靖十五年（1536），總督錢如京在肇慶設督撫行臺作爲臨時辦公處。嘉靖四十三年（1564），總督吴桂芳鑒於廣東惠州、潮州海寇作亂，感到鞭長莫及，難於征剿，於是將總督府移駐肇慶，至干降九年（1744）共182年共65任總督。現將駐肇慶的65任總督列表如下，以見一斑。

　　明清駐肇慶兩廣總督列表（略）

　　干隆十一年（1746），兩廣總督策楞將總督府遷廣州，肇慶改設督撫行臺作爲臨時辦公地。道光三年（1823），兩廣總督阮元在肇慶朝天門外重設砲臺，同時改建原兩廣總督府爲“大樹行臺”。可見，肇慶在明清時期是廣東和廣西的重要政治軍事重地，65位兩廣總督駐肇慶各自表演一番。

　　二、駐肇慶兩廣總督的開放思維和舉措

　　駐肇慶的兩廣總督既處於貿易全球化（16世紀中葉至19世紀中葉）的世界歷史發展大潮中；也處於明清政府實行海路只准許開放廣東對外貿易的“一口通商”時期。因此，駐肇慶兩廣總督需要面對和處理許多海外貿易和隨伴而來的中西文化的碰撞和交流的事務，就現在看到的歷史資料可知，有不少駐肇慶兩廣總督是能够擺脱封建思想的桎梏，以開放思維和適度的舉措在兩廣施政的。

　　1.張鳴岡等總督力推開放海外貿易

　　中國對外開放貿易源遠流長，但真正稱得上是參與貿易全球化的海外貿易應該是以嘉靖三十二年（1553）葡萄牙人進入和以後租居澳門爲張本。此後，葡萄牙人一方面以澳門爲中轉港，大力開展東西方的國際貿易，另一方面在澳門私建房屋，擅建教堂，甚至强建軍營，隱然敵國。葡萄牙人這種超乎尋常貿易的舉動，自然引起中國民衆和朝野仕宦的不滿和憂慮，紛紛向明朝廷上疏禀奏，向皇帝提出如何對付葡萄牙人的種種方針和辦法，請求皇帝“早爲萬全之慮，”予以裁奪和實施，以保國家安全和領土主權之完整，當時提出三種對付葡萄牙人的方針。

　　第一，嘉靖四十二年（1564），以福建巡撫龐尚鵬爲代表提出：令葡萄牙人離開澳門，到浪白澳去貿易的方針，説：

　　“臣愚欲將巡視海道副使，移駐香山，彈壓近地，曲爲區處，明諭以朝廷德威，厚加賞犒，使之撤屋而隨舶往來，其灣泊各有定所，悉遵往年舊例。……自後番舶入鏡，仍泊往年舊澳（浪白澳）照常貿易，無失其關市歲利，復嚴布通番之令。”〔3〕

　　第二，嘉靖四十三年（1565），以總兵俞大猷和番禺舉人盧廷龍爲代表提出：驅逐葡萄牙人出澳門的方針，以《論商夷不得恃功恣横疏》上書兩廣總督吴桂芳，主張用武力將葡萄牙人驅逐出澳門，並請纓親自出馬驅逐，説：

　　“商夷用强梗法蓋屋成村，澳官姑息，已非一日……今欲剪之，豈無良方？若以水兵數千，攻之於水；陸失數千，攻之於陸，水陸並進，彼何能逞？此伙所用兵器，惟一軟劍，水戰不足以敵我兵力之刀，陸戰則長槍可以制之無疑也。惟鳥銃頗精，大鋶頗雄，軍令一嚴，冒死一冲，彼自破也。往歲詔安、走馬溪夾板數只，同日而亡，猶所親見即如人言，商夷難制，則自古及今，廣東禍患，無時而已。五羊居民，消散已久，安有今日。今與大做一場，以造廣人之福，竊謂惟名公能操發縱之權，惟猷可免效鷹犬之勞。……從來用火攻，鮮有成效，猷有新法與人不同也。賊所恃者，龍頭劃然，賊不過一二十只，我兵用則七八十只，以多制寡，何患不取勝？分人督造數日可得也。”〔4〕

　　第三，萬曆四十三年（1614），以霍與瑕，兩廣總督張鳴岡爲代表提出：准許葡萄牙人租居澳門貿易、加强防範和管理的方針。霍與瑕對此作了長篇的論证，説：

　　“島夷關市向爲寇异，四夷來至，無以綏之，仁者所不取也。……不察其順逆，不辨其姦良，一概名之曰賊，非但俱焚玉石，將有俗疱月易一刀之慮，知者所不出也。或曰何如？曰：建城設官而縣治之，上策也；遣之出境，謝絶其來，中策也；若握其喉，絶其食，激其變而剿之，斯下策矣。欲行上策，當先要之以中策，請明諭番夷曰：軍門以爾土著於此，招集無賴，買馬造銃，恐我中國嗜利之徒，煽誘不軌，將爲地方患，特申敕官兵，撤爾屋宇，送爾歸國，兩全無害。仍儼兵備之再三令之，若其聽順，徙而之他，此謂以鄰爲壑，故曰中策。倘其哀乞存留，願爲編户，乃請於朝，建設城池，張官置吏，以漢法約束之，此謂用夏變夷，故曰上策。……兩廣百年間資貿易以餉兵，計其入可當一大縣，一旦棄之，軍需安出？一不便也。香山海洋得澳門爲屏衛，向時如老萬，如曾一本，如何亞八之屬，不敢正目而視，闔境貼然，若撤去澳夷，將使香山自爲守，二不便也。今設城池。置官守，以柔道治之，不動而安，誠策之得”。〔5〕

　　張鳴岡也就此種方針作了補充論证，説：

　　“粤之有澳夷……有謂宜剿除者，有謂宜移之浪白外洋就船貿易者，顧兵難輕動。而壕（濠）鏡則在香山内地，官軍環海而守，彼日食所需，咸仰地我，一杯异志，我即制其死命。若移之外洋，則鉅海茫茫，姦宄安詰，制御安施。似不如申明約束，内不許一姦闌出，外不許一倭闌入，無啓釁，無弛防，相安無患之爲愈也。”〔6〕

　　上述仕宦們提出三種對付澳門葡萄牙人的方針，雖然大相徑庭，但其共同點則是在維護中國政府對澳門行使主權和保持領土完整的前提下，如何對待葡萄牙人的去留問題，並不牽涉到澳門主權的歸屬。這些方針的提出和討論前後凡50年之久。開始時，明朝廷不以爲然，往往是以“時朝議以事多窒礙，寢閣不行。”〔7〕直到1614年，明廷才采納了霍與瑕和張鳴岡的奏請，“部議從之”，正式决定采取准許葡萄牙人租居澳門貿易，建城設官，加强管理的方針。從此，澳門成爲中國歷史上一個由中國政府行使主權直接管理、葡萄牙人得以租居和經營貿易的“特殊地區”，直到1887年（光緒十三年）爲止。在這期間，中國政府在澳門始終執行“建城設官而縣治之”的方針。於是俞大猷也放棄了提出的驅逐葡萄牙人的方針，贊成開放廣東市舶貿易，説：

　　“市舶之開，惟可行開廣東，蓋廣東去西南之安南、占城、暹邏、佛朗機諸番不遠。諸番載來乃胡椒、象牙、蘇木，香料等貨。船至報水，計貨抽分，故市舶之利甚廣。”〔8〕

　　由於兩廣總督張鳴岡提出的方針得到采納，並影響上層官宦，所以使開放海外貿易的風氣，一直延續到清朝。

　　清朝順治年間（1644-1661），清廷爲了防範東南沿海的南明反清勢力，並迫使據守臺灣的鄭成功就範，曾於順治十二年（1655）頒佈禁海令，又於十七年（1660）下達遷海令，於康熙元年（1662）實施遷海，令沿海居民内遷50裏，出界者斬。在這樣高壓政策之下，兩廣總督李栖鳳聯同駐札廣東的平南王尚可喜出來爲民請命，向朝廷奏禀遷界之苦：

　　“粤東沿海二千餘裏，生靈數百萬，室廬在是，産業在是，祖宗墳墓在是，一旦遷所，深可憐痛。”〔9〕

　　康熙四年（1665），原兩廣總督李率泰雖然病體在家，但仍然上疏請求廣東提前展界，得到清廷采納而於康熙八年（1669）允準廣東提前展界，並將葡萄牙租居的澳門劃爲“外化”之區，准予免遷，使廣東的海外貿易通市如故，“無來去期限”。到了康熙二十二年（1683），兩廣總督吴興祚和廣東巡撫李士楨又聯名向清廷奏請展界，清廷收到督撫奏疏後，即派吏部侍郎杜臻、内閣學士席柱到閩粤兩省勘察沿海遷界民衆，康熙帝據實於康熙二十三年（1684）正式下旨廢除“遷海令”和“禁海令”，决定“開海貿易”，設粤、閩、浙、江四海關征税。此後，包括廣東和澳門在内的沿海地區的海外貿易進入恢復和發展的新階段。

　　干隆五年（1740），因爲荷蘭人在其殖民爪哇屠殺萬餘華僑，製造震憾世界的“紅溪慘案”。消息傳至國内，又引起一場是否繼續開海貿易的争論，時署福建總督策楞堅决“請禁南洋商販”〔10〕。此時駐肇慶兩廣總慶復則提出南洋貿易萬不可禁的主張；一旦禁止南洋貿易，必然帶來嚴重的社會經濟後果：

　　“内港商船固失業，外來之洋艘亦皆阻絶，内地土産雜物多至雍滯，民間每歲少此夷鏹，流通必多困乏，游手貧民，俱皆待哺。”

　　“就粤省而論，於商民衣食實有大礙”

　　“南洋照舊貿易，毋庸禁止”。〔11〕

　　慶復的奏議得干隆皇帝的重視，加上荷蘭人亦向爪哇華僑道歉，並設法招來中國商人前往貿易，於是清廷不禁止包括爪哇在内的南洋貿易，仍聽其照常往來通商。

　　以上駐肇慶兩廣總督的開放思維和舉措，一直爲以後駐廣州的兩廣總督所繼承和發揚。例如，清朝的法律關於民人出洋經商三年不歸者不準回籍的規定。此當然是負面影響海外貿易發展的。有鑒於此，兩廣總督楊應踞於干隆十九年（1754），特上奏清廷，請求廢止此項規定：

　　“現在開海貿易之民源源不絶，如三年後不準回籍，則少逾時限，即不得返歸故土。……應仍令各船户查明緣由，出具保結，準其搭船回籍”。

　　此奏議得到干隆皇帝欽準，使商人放心出海通商。

　　又例如，干隆時曾一度有關於嚴格禁止絲和絲織品出口貿易的規定，兩廣總督蘇昌與廣東巡撫聯名上奏，轉達各國通商要求“配買絲斤綢緞的呈懇”，〔13〕後得朝廷采納而取消禁買絲綢之禁令。於是絲綢如故出口貿易。爲了進一步發展海外貿易，道光十年（1830），兩廣總督李鴻賓還上奏，請將各國商船進口規禮銀减二征收，並得道光皇帝批準。

　　正是因爲駐肇慶和駐廣州兩廣總督長期的開放海外貿易的思維和舉措，得到朝廷的采納和批準，使明清時期廣東的開放海外貿易政策得以實施，從而開通了廣州—澳門—果阿—裏斯本；廣州—澳門—長崎：廣州—澳門—墨西哥—巴西；廣州—澳門—温哥華；廣州—澳門—紐約；廣州—澳門—俄羅期；廣州—澳門—澳州，廣州—澳門—帝汶等8條國際航綫，使得以廣州爲第一大港和中心市場的廣東和中國海外貿易溶入了貿易全球化市場網絡而得以蓬勃發展。

　　2.陳瑞等總督包容西方文化的傳播

　　陳瑞等駐肇慶兩廣總督包容西方文化的傳播的最深層次表現，是允準天主教意大利耶穌會士羅明堅（Michel Ruggieri）、利瑪竇（Mathieu Ricci）等進入肇慶傳播天主教等文化活動。

　　如上述由於廣州經澳門出海到全球貿易航綫的開通，西方國家葡萄牙、西班牙、荷蘭、意大利、英國、法國、德國、美國等國家的商人紛至沓來廣州貿易，而乘搭商船隨來的葡萄牙等西方國家的天主教傳教士紛紛來澳門和轉入廣東以至中國内地進行傳教活動。

　　意大利耶穌會士羅明堅得天主教耶穌會遠東教區觀察員範禮安（Alexandre Valigna）的推薦，於1579年（萬曆七年）7月22日扺達澳門，在此經過二年又二個月的刻苦學習中國語言文字，在掌握了12000個中文單詞龢熟悉中國禮儀之後，於1580年12月至1852年四次跟葡萄牙商人進出廣州，參加每年一月和六月舉行春秋的定期市（交易會），從中實踐講中國話和接近廣東地方政府的官員。由於他會説中國話和彬彬有禮，搏得兩廣總督陳瑞的好感，得以安排在暹羅國貢館住宿，並批準他和巴範濟（Francois Pasio）於1582年12月27日到兩廣政治文化中心地肇慶訪問。陳瑞在總督府接見羅氏。羅氏將隨身帶來的各色布匹，絲絨和水晶鏡送給陳瑞。陳瑞高興收下，傳令下官當衆將銀兩秤出，以爲償還貨價，留羅氏在府内居住，設宴款待，禮遇有加。總督又回贈羅氏以綢帛及中國書籍。羅氏見機冒險向總督請求允許在肇慶暫住，以學習中國語言文字。總督點頭表示允許。陳瑞還高興地將羅、範兩氏安排住在肇慶城東門外不遠的天寧寺旁邊一所寬敞房屋，並讓下官示知羅、範二氏：只要耶穌會士願意改穿中國服式變爲中國子民，可以批準在肇慶選地建一小屋居住。羅氏趁機馬上於1583年1月4日向陳瑞呈上請求書一份，雲：

　　“臣等職在事奉上主及學習各種學識，前在本國時，耳聞中國民衆，温和良善，富於沉静及理解性，並有種種純良典禮及風俗，文化昌明，載道之書籍繁博。因此仰望天朝，必欲親臨其地，與此最良好之民族共同生活而後快，航海三年至中國，重波浪滔天，危險萬狀而不辭。在澳門……寄居甚感不便，俯視殿下允許，臣等在此地存身，與中華民衆相處，生死以之。”〔14〕

　　與此請求書呈上者還有附件兩則：

　　（一）完全與本國脱離關係，自己情願列入中國子民之數，（二）承認改著僧衆服裝。〔15〕

　　二月，陳瑞批準羅氏的請求。於是羅氏又提出批準利瑪竇來肇慶傳教的請求。

　　“我們在澳門還有一位兄弟或者叫他助理修士，從小我們一起讀書，我們是一國的人，他自己在那裏感到十分苦惱，敝人等深切盼望他能到這裏來，大學在一齊”。〔16〕

　　總督也批准此請求。可是到三月，陳瑞却因依附張居正而被指爲同黨革職。羅、範因此失去在肇慶居留和擇地建屋的保障，只好掃興離開肇慶經廣州返回澳門。

　　新任總督郭應聘，經查陳瑞批準羅、範來肇慶貿地建屋居住一事，亦以開放包容的思維處理，於8月指示肇慶知府王泮差下官到澳門向教會送上文牒，曰：

　　“知府在和總督會議以後，准許司鐸自從四年以來，所誠肯請求撥給一塊地方，爲建造聖堂及住宅之用”。〔17〕

　　於是乎，羅明堅偕利瑪竇和翻鐸斐理伯於1583年9月初，動身離開澳門，在王泮派來送文牒差官的陪同下乘船經前山航道往西，折入西江出磨刀門，經香山城入廣州，再經三水逆流而上。於農曆九月十日（公曆10月24日）平安扺達肇慶，總督、知府“官廳對於他們極表示好意”，〔18〕安排他們暫住天寧寺附近的陳理閣儒生家裏（羅明堅上次來肇慶時結識願意入教的朋友）。這是天主教耶穌會士經澳門進入中國内傳教的第一站。此日恰是聖母誕日，所以後來中國的教友以此日作爲天主教耶穌會士進入中國内地傳教的紀念日。

　　次日，肇慶知府王泮在知府衙見接見羅、利兩氏，一番客氣之後，羅、利急於傳教的心情，當面向知府提出賜地建築教堂及居所的請求：

　　“[彼等]來自天竺國，航海四年，向慕中國政治昌明，願得一塊清静土，建屋造堂，不問澳門商務，終生事奉天帝。彼等自有勸募之錢，絲毫不會麻煩府臺，敢祈府臺允如所請，彼等將終生感恩戴德”〔19〕

　　王泮願意成全他們的願望，請他們參觀全城後擇一適宜地點，然後由他禀呈總督批準。9月14日“知府召見羅、利兩神父，告以總督（郭應聘）批準擇地建堂，次日，正泮知府率同同知陳丞芳和城中士紳來塔（崇禧塔）傍勘地，計劃定土地一方，作爲番僧建屋之用”。〔20〕羅、利兩氏認爲機不可失，立即在崇禧塔東邊曠地動工，先造兩間木房作爲臨時住所，又在附近租一小屋作爲聖堂。然後籌集建屋經費。羅明堅即動身去澳門向商人籌款，後得葡商康慨解囊，於1583年4月携巨款返回肇慶建築教堂。1584年12月蓋好第一層，次年又完成第二層。又花紋銀20兩，購買附近幾座矮房，折除改爲花園，全房屋均用青磚和石灰建成，外表簡檏，頗爲美麗。第一層教堂共五開間屋，中間爲一大廳，左右各有兩個房間，中間大廳作教堂用：中央設祭壇，壇上供奉聖母象。其餘四間房屋除一間作羅、利氏居室外；一間作圖書室；一間作天文儀器室，陳列他們帶來的天球儀、地球儀、象限儀、三棱鏡等，並在此室製作日晷和自鳴鐘；一間作世界地圖展示室和繪製室。此是天主教耶穌會土在中國内地建造的第一所西式教堂，羅、利將此教堂命名爲“聖童貞院”（church of the Holy Virgin）。教堂落成之日，王泮知府遣人送來兩方匾額，一方上書“仙花寺”，懸於正門首；一方上題“西來净土”掛在中廳。於是人們就稱此教堂爲“仙花寺”，幾乎没有人稱“聖童貞院”。

　　羅、利從此在肇慶大力開展傳教活動，并且取得旗開得勝的效果，據統計，在1584年中，天主教友只有三個；1585年，有十九或是二十個；1586年，有四十個；1589年，有八十個〔21〕。從而得到耶穌會東方教區視察員範禮安的稱贊，説肇慶“這些自動入教的教友，較比别的國内的20000教友或日本的40000教友，有同等的價值”〔22〕。利瑪竇還以“與中國儒士交際當以學問爲工具”〔23〕，向肇慶官紳文人介紹天文、算學、理化等西方科學知識，所以得以結識不少官紳學士如王泮，徐大任、藤伯能、郭子章、蔣之秀、王應麟、鐘成録等，大大方便傳教和溝通中西文化的活動，特别是知府王泮私下向羅、利表示：“鄙人……現知君係傳教而來，深覺祈幸，望以後君不必隱瞞，餘允諾君欲入教之領洗”。〔24〕之後，利氏更放膽在肇慶傳教了。

　　利瑪竇雖然在肇慶傳教六年（1583.9.10-1589.8.15）取得了成績，但他的目標是要到北京謀求皇帝批準在“中國自由傳教”。恰好1589年8月初，新任兩廣總督劉繼文欲出價700兩銀購買“仙花寺”爲生祠，利氏不願受價而遭離肇慶返澳門之虞，於是提出“若準我在南雄隨地擇購，可拱手讓也”〔25〕爲條件而順機北上内地傳教。劉繼文當即批準利瑪竇的條件，併當場把來肇慶辦事的韶州通判吕良佐介紹給利氏，並要吕氏保護利氏平安前往韶州擇地建堂傳教。這樣一來，利瑪竇即於8月15日，偕麥安東（Antonio Almeida）一起，離開住滿6年的肇慶，經三水、逆北江而上，歷八天行駛，於8月24日到達南華寺。次日入韶州城住光壽寺。韶州兵備道示意利氏不必去南雄擇地建堂，可在光孝寺旁曠地建教堂及住所傳教。利氏會意向總督劉繼文提出在韶州購地建堂的請求，經總總督批準，用80多金幣購買光孝寺前曠地，修建一座中國式的教堂和住所進行傳教。爲了能在韶州更好地傳教，利氏采取入鄉隨俗的策略，自己蓄發留須和穿中式綢袍而不穿袈裟，以便中國人易於接受。他又以“傳播科學知識爲佈道手段”，〔26〕“現示給中國人他是精於數學；精於製造鐘錶，及日晷，精於物理學、繪畫學；精於雕刻術及繪製地圖術，但是他隱蔽他的信德及司鐸的品格。他單是用博學者的活動，爲開啓純正宗教的接近工作〔27〕，在韶州開展傳教。利瑪竇在韶州和南雄傳教六年多（1589.8.25-1595.5.18），也取得了成績，“有六個人受到充分教誨可以接受入教”〔28〕，並完成了《四書》（Tetrabiblion Sinense de Morbus）翻譯爲拉丁文和重寫一本《要理問答》（即後來的《天主實義》）兩本著作。同時教瞿太素學習數學著作《同文算指》、《渾蓋通憲圖説》和《幾何原本》。

　　1595年4月18日，適逢祖籍肇慶的兵部侍郎石星奉召經韶州上北京履新，因欣仰利氏的學問精深博大而有意約以同行上京，利即利用此離開韶州，乘石星官船北上，經江西吉安、南昌、到南京。並在南昌、南京來回傳教四年半（1595.4.18-1599.2.6），然後於1600年5月18日，偕耶穌會新教士龐迪我（Didace de Pantoja）承禮部給事中祝石林介紹、乘一姓劉太監的馬船經揚州、淮安、徐州、濟寧、臨清、天津，於1601年1月24日（萬曆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到達北京，向明神宗朱翊鈞進獻自鳴鐘、天主聖象油畫和《坤輿萬國全圖》等禮物，得神宗皇帝批準在北京建教堂傳教。又得徐光啓、李之藻、楊廷鈞、沈一貫、葉向高等高官的幫助，廣泛開展以北京爲中心的全中國的傳教活動。由於利瑪竇已得皇帝批準合法傳教，從此耶穌會派來中國的傳教士與日俱增，據統計，自1583年利瑪竇進入肇慶傳教，至1735年，就有975傳教士到中國傳教，其中歐洲傳教士800人；加上多明我會、方濟各會、巴黎外方傳教會、教廷傳教部等天主教組織派來中國傳教的教士，大約1200-1500人之多〔29〕。於是，使天主教的傳教活動在廣東、廣西、貴州、雲南、四川、湖南、江西、北京、福建、南北直隸（今江蘇河北）山東、山西、浙江等省迅速發展起來，信徒急劇增加，據統計，1585年只有20人，1617年增至1.3萬人，1644年增至15萬人，1654年增至18萬人，1664年增至25萬人，1735年增至30萬人。在這些衆多的天主教徒中，不僅有一般的平民百姓，也有朝廷宗室内臣，皇親眷屬和達官貴人，據統計，明宫中，入天主教者達540人〔30〕，其中親王有140人，皇族40多人，皇帝賜封的誥命夫人80多人，宫女50餘人、后妃3人；一品大官14人，中官40多人，進士10人，舉人11人，生員300多人，例如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徐光啓、光禄寺少卿李之藻、監察御史楊廷筠、司禮監總攬軍政大權的宰相、宦官龐天壽，以及瞿太素、馮應京、李天經、張燾、孫元化、韓霖、段滚、金聲、瞿式耜，張庚等〔31〕。全國建立北京天主教南堂等教堂206所，教士住所42處，可見天主教在全國各地傳播之廣深矣。

　　宗教是古今中外普遍存在的一種社會歷史文化現象，是人類多數人精神生活的有機組成部分。每個民族、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明清時期駐肇慶的兩廣總督，就宗教文化信仰而論，當然多以恭奉儒釋道爲傳統，但他們能以開放的思維包容和支持天主教在廣東及中國内地的傳教，而且影響到朝廷皇帝也批準天主教在全國傳教，使中外宗教和諧共處，從而帶動中西文化的互相碰撞、互相交流，産生巨大的影響（詳後）。在這方面，前述的駐肇慶兩廣總督功不可没。他們對天主教在中國傳播的支持，是天主教得以順利發展的重要基礎。

　　三、駐肇慶兩廣總督開放思維和舉措的社會效應

　　如前述，駐肇慶兩廣總督是處於16世紀中葉至18世紀中葉（1563-1745）近200年期間，這個時期是由於地理大發現而從地理範圍上使分散隔離的世界變爲聯繫爲一體的世界，人類歷史也越來越大的程度上成爲全世界的歷史，爲商品貿易全球化提供了人文地理條件。在當時貿易全球化的世界大風潮中，吴桂芳等駐肇慶兩廣總督順應曆史發展的潮流，以開放思維和舉措處理廣東與世界的關係，主張和施實開放廣東海外貿易和海外文化交流，從而影響到明清皇帝的思想和决策，以廣東爲口岸實施中國海路的對外貿易和文化交流，結果在廣東和全中國取得了物質文化，教育文化，科技文化，制度文化和藝術文化等全方位的良好社會效應。

　　1.使中國成爲當時世界最大的發達的國家。

　　由於前述張鳴岡等駐肇慶兩廣總督以開放思維和舉措力推開放廣東海外貿易參與貿易全球化，因此自嘉靖中葉至道光二十年（1563-1840），廣東省會廣州一直成爲中國海路對外貿易和國際貿易的東方第一大港和大都會。全世界各個國家和地區的商人都萃會到廣州同中國商人做生意（通過三十六行和十三行商人），使廣州成爲貿易全球化的中心市場，正如1798年（嘉慶三年）瑞典人龍思泰（Andres Ljungstedt）來廣州所描述外國商人在廣州貿易的情形所説：

　　“廣東的位置和中國的政策，加上其它的原因，使這座城市成爲數額很大的國内外貿易舞臺。……中華帝國與西方各國之間的全部貿易，都以此爲中心，中國各地的産品，在這裏都可以找到；……東京、交趾支那、東方群島，印度各港口、歐洲各國、南北美州各國和太平洋諸島等地商品，都被運到這裏”〔32〕

　　這麽一來，當時廣州呈現出國際貿易一片“天子南庫”的繁榮景象，正如時人詩雲：

　　“廣州城廓天下雄，島夷鱗次居其中。

　　香珠銀錢堆滿市，火布羽緞哆哪絨。

　　碧眼蕃官占樓住，紅宅鬼子經年寓。

　　濠畔街連西角樓，洋貨如山紛雜處。

　　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門開向二洋。

　　五絲八絲廣緞好，銀綫堆滿十三行。”〔33〕

　　如此繁榮的對外貿易市場，大大拉動廣東和全中國的手工製造業和農業生産的發展，使中國的工農業生産跑在世界各國的前列，成爲16世紀中葉至19世紀初葉（1553-1820）世界最大的發達國家，據統計，嘉靖年間（1522-1566），中國生鐵年總産量達45000噸，居世界第一位，而英國到1740的生鐵年産量只有20000噸〔34〕。干隆十五年（1750），中國工業總産量占世界工業總産量32%，而全歐洲的工業總産量僅占23%；中國的國内貿易總值達4億銀兩〔35〕。農業生産也是發展的，雖然缺乏總産量的統計，但可從當時南方水稻年畝産量351-350斤左右，和北方小麥、玉米年畝産量達250-340斤左右，從而養活占世界人口30%的3億人口得到説明。所以，在近代以前時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個國家的文明比中國更先進和更優越”，〔36〕“中國乃是一個偉大、富饒、豪華、莊嚴的國家”〔37〕。1776年（干隆四十一年），被馬克思稱爲“經濟學之父”的英國著名經濟學家亞當·斯密（Adam Smith）出版其影響世界歷史進程的名著《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時，也承認此歷史事實：

　　“中國是一個比歐洲任何地區更爲富裕的國家，中國和歐洲的生活資料的價格差别非常大。中國的大米比歐洲任何地方都便宜得多。”

　　“中國的國内市場，在範圍上或許不小於歐洲所有國家市場的總和”。〔38〕

　　直到嘉慶二十五年（1820），中國的GDP仍占世界經濟總量32.4%〔39〕，居世界各國的第一位。這就説明，直至1820年，中國仍然是是世界最大的發達國家。當時，中國的製造業産品如生絲、紡織品、瓷器、茶葉、棉布，砂糖和中藥材等總量相當於英國的8倍和日本的9倍，在國際市場上享有很高的聲譽，具有很强的競争力，正如當時西方國家的作家報導所説：

　　“中國人有世界上最好的糧食——米；最好的飲料——茶；最好的衣料——棉布，紡織品及皮貨。擁有這些主要的物品和數不盡的其他次要的物産”。〔40〕

　　特别是中國的絲貨，外國人更是讚嘆不絶，説：“從中國運來的各種絲貨，以白色最受歡迎，其白如雪，歐洲没有一種出品能比得上中國絲貨”，荷蘭駐臺灣第三任長官納茨（Nuyts）在給其國王的一份報告中説：

　　“中國是一個物産豐富的國家，它能够把某些商品大量供應全世界”〔42〕。

　　確實如此，據《明會典》和《清朝文獻通考》等史書記載，16-19世紀初期，中國向世界各國出口的商品有236種之多，其中以生絲、紡織品、瓷器、茶葉爲大宗。

　　而在這個時期，歐洲各國由於“價格革命”的衝擊，加上戰亂、灾荒和瘟疫流行，經濟日益蕭條；美國剛建國不久，經濟尚待發展，1830年的1500萬人口中，多數勞動人口從事農業生産，各類商品極爲匱乏。所以，這些國家根本没有什麽民生産品（手工業品或農産品）可以打入中國市場，只好携帶大量銀子來中國購買貨物回國内傾銷，所謂夷船“所載貨物無幾，大半均屬番銀”〔43〕。因此，“在1830年以前，當中國人在對外貿易上經常是出超的時候，白銀是不斷地從印度、不列顛和美國向中國輸出”〔44〕。據統計，自1553年至1830年間，西方國家到中國貿易而流入中國的白銀達到5億兩以上〔45〕。1585-1640年間，日本因到中國貿易而輸入中國的白銀亦達到1489.9萬兩〔46〕。從上述可見，由於中國是當時最大的發達國家，所在商品貿易全球化中，是遥遥領先於世界其他國家的〔47〕。正如前國家主席江澤民所説：

　　“從1661年至1796年，是史稱的‘康干盛世’。在這個時期，中國的經濟水平在世界上是領先的。干隆末年，中國經濟總量居世界第一位，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對外貿易長期出超。”〔48〕

　　據史料記載，當時世界上有50萬人口以上的城市共10個，中國占六個，即北京、南京、廣州、蘇州、揚州和杭州等；歐洲只有倫敦、巴黎、羅馬和柏林。而在世界十大城市中，廣州是最大的城市，道光二十年（1840）年人口已達到100萬〔49〕。

　　當時世界最大的富翁也是在中國廣州，據《亞洲華爾街日報》根據《縱横一千年》一書的統計，在過去至今的1000年（1000-2000年）中，世界最富有的人共50人，中國榜上有名者共6人，即元朝的成吉思汗、忽必烈；明朝的劉瑾；清朝的和坤、伍秉鑒；民國時代的宋子文。而在16世紀初葉期間的世界首富是廣州十三行之一怡和行商伍秉鑒。據統計，18世紀末，伍家擁有財富2600萬元銀兩，相當於今天的50億美元，他在美國投資修築太平洋鐵路，每年入息達20多萬兩白銀。同文（孚）行行商潘正煒“其財産總額共超過一萬萬法郎”，“竟尚富於一國王之地産”。而當時美國最大的富翁也只有700萬美元〔50〕。

　　2.使最重要的一次中西文化交流得以實現

　　如前述由於陳瑞等駐肇慶兩廣總督允準和幫助羅明堅、利瑪竇等天主教耶穌會士經澳門入肇慶、韶州、南雄傳教，以後又影響到明世宗、穆宗、神宗以及清世祖、聖祖等皇帝亦允準耶穌會士到北京等全國各省進行傳播天主教活動。而宗教也是文化的一部分，按照馬克思的説法；“基督教和任何大革命運動一樣，是群衆創造的”。因此，耶穌會士入肇慶和全中國傳教，也包含着中西文化交流的内容。特别是以利瑪竇爲代表的耶穌會士，“大都是聰明特達之士，”選擇以知識傳教的模式，遵循“到中國來傳教……要宏揚聖道，總得憑書籍才行”，“最善之法莫若漸以學術收攬人心”〔51〕，帶來一大批西方國家的科學文化書籍和儀器等，向廣東和中國各省傳播。同時，他們又將中國古典經籍《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等儒家經籍翻譯傳回歐洲國家出版發行。於是形成一次最重要的、具有近代意義的影響最深遠的中西文化交流。這次文化交流，“將大大促進人類的普遍進步，以及科學與藝術在歐洲與中國的同時發展。這是光的開始，一下子就可以完成數千的工作。將他們（中國）的知識帶到這兒（歐洲）；將我們的介紹給他們（中國）。兩方面的知識就會成倍地增長。這是人們所能想象的最偉大的事情”。〔52〕

　　第一，中學西傳，誘發歐洲國家近代資産階級啓蒙思想的形成。

　　16世紀中葉後，由於來中國的傳教士將中國文化西傳歐洲，使歐洲國家掀起了研究漢學（Sinology）的熱潮。1593年，利瑪竇率先將“四書”翻譯爲拉丁文寄往德國、意大利出版發行，使中國儒家經籍第一次傳至歐洲，以後與日俱增。同時，耶穌會士編著介紹中國文化的著作七、八十種。1779年，法國會士傅聖澤（Jean Francois Fouequet）從中國帶回中國經籍3980種，全部捐獻給法國皇家圖書館〔53〕。這些中國經籍，以豐富的的養料催促着近代歐洲文明的誕生和成長。1681年，比利時會士柏應理（Philippus Couplet）著《中國之哲學家孔子》《（Confueius Sinarum Philosophus）》一書，向歐洲國家介紹了儒家哲學思想。接着，比利時會士衛方濟（Franciscus Noel）著《中國哲學》（《Philosophus Sinica》）和翻譯《考經》、《幼學》等書，向法國介紹他研究儒家哲學的心得和體會。德國古典哲學家（也是同牛頓並稱爲微積分的創始人）萊勃尼兹（Gofuried Wilhelm Leibniz）於1687-1690年間，在羅馬邂逅結識意大利會士閔明我（Philippus Maria Grimaldi）等，並從他們手中得到不少中國儒家的經籍資料。他從此發奮誦讀孔子、老子等人著作；接受中國儒、釋、道教的思想，於1697年編著成《中國近事》（《Novissima Sinica》）一書，通俗而全面地向德國和歐洲各國介紹中國儒家自然神學的思想和文化，高度讚揚中國哲學文化的偉大，説：

　　“我們是從前誰也不相信在這世界上還有比我們的倫理更完善，立身處世之道更進步的民族存在，現在從東方的中國，竟使我們覺醒了。”

　　他在書中還着重指出，中國儒家哲學是超越於歐洲哲學的，説：

　　“歐洲文化的特長在於數學的、思辨的科學，就是軍事方面，中國也不如歐洲；但在實踐哲學方面，歐洲人就大不如中國人了。”

　　於是乎，他向歐洲國家的有識之士呼吁：

　　“我幾乎認爲有必要請中國遣派人員來教導我們關於自然神學的目的及實踐。〔54〕”

　　萊勃尼兹極力吸收中國儒家哲學思想，特别是他的單子學説（Monden-Lehre）更具直接吸收儒家思想的精華，開創了德國古典思辨哲學。後來又傳授給他的學生克裏斯提安·沃爾夫（Chris-tian Wolff）。沃爾夫進一步從事研究中國儒家哲學，於1722年在哈勒大學發表題爲《論中國的實踐哲學》（《De Sinarum Philiosophica practic》）演説，把孔子的倫理學同基督教的倫理學相提並論，並把思辨哲學進一步系統化、理論化，首次將哲學分爲本體論、宇宙論、心理學、自然神學、倫理學、經濟學、政治學七部分，認爲哲學的一切原理均可用數學或演繹的方法建立起來。沃爾夫的思辨哲學又爲他的學生康德（Immanue Kant）所接受，進而創立了德國古典哲學。以後，菲希特（Fichte）、謝林（Schelling）黑格爾（Hegel）等人，在萊勃尼兹思辨哲學影響下，創立了德國古典哲學的辨证法思想。這説明，德國古典哲學是受到中國儒家哲學思想深刻影響的。

　　以此同時，中國的重農思想傳到歐洲後，被馬克思稱爲“現代政治經濟學的真正鼻祖”〔55〕的18世紀法國資産階級重農派（Physiocartis）的形成提供了條件。當時被譽爲“歐洲孔子”的重農學派創始人魁斯奈（Francois Quesnay），從傳至歐洲的中國古典經籍中研究伏羲氏、堯、舜和孔子的思想，於1758年著《經濟表》（《Tableau Eeonmiequre》）,1767年出版《中國的專制制度》（《Le Despotisme De La Chine》）一書，以七章的篇幅系統地介紹中國文化。在第一章導言中，介紹了中國的起源、疆域、繁榮、社會等級、軍事力量；其它各章分别介紹中國的基本法、實在法、租税、行政管理等；第八章又列舉24條道理呼吁歐洲國家向中國學習按自然法則建立國家的重農制度，提倡以農爲本。他高度贊賞中國歷代君主的重農政策，請求法國政府重視農業，倡導“中國化”。他利用自己充人行路易十五（Louis XV）情婦龐巴杜侯爵夫人的御醫的方便，極力鼓動法王路易十五於1750年傚仿中國皇帝舉行春耕“籍田大禮”的儀式。他深受《周禮》一書的均田貢賦法的啓迪，主張法國應像中國一樣向土所有者征收田賦，以提供國家所必須的賦税。重農學派的改革家、法國財政部長安·羅伯特·雅克·杜爾哥（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繼承和發展了魁斯奈的思想，認爲農業勞動是一切財富的唯一源原，是一切勞動得以獨立存在的自然基礎。爲了更好地瞭解中國重農思想，他委托在法國留學的兩名中國學生（也是耶穌會士）楊德望、高類思回中國後，爲他收集中國的土地、勞動、資本、地租、賬税等農業經濟資料30條，以便他在法國進行財政改革作參考。杜氏最後寫成了《關於財富形成和分配的考察》（Reflexions sur la Formation et la Distributon des Richeses）專著，系統地全面地闡明重農主義學説，第一次在農業勞動領域内正確地回答了剩餘價值問題，把地租看成剩餘價值的唯一形式。

　　其時，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Adam Smith）於1764-1766年到法國旅遊，認識了魁斯奈和杜爾哥，從魁、杜兩氏那裏獲得中國重農經濟思想的有關資料，吸收了孔子“天然自由”和司馬遷的“自由經濟”的思想，於1776年寫成和出版其著名的代表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An Inquit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簡稱《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再一次抨擊當時流行於歐洲國家的重商主義理論和政策，對英國經濟政策的改革起過了重大的作用。可見，法、英古典政治經濟學受中國重農思想影響是很深的。所以，德國歷史學家利奇温（Adelf Reichwein）説，法、英“重農學派則主要根據中國古代情形，搆成他們關於國家經濟基礎的學説”。〔56〕事實確實如此，我們讀《國富論》，可知其内容涉及到中國資料者達到30處之多。此外，中國的語言文字、古典文學、中醫學、工藝美術、建築術、數學和風俗等優秀傳統文化，也因耶穌會士的西傳而在歐洲各國傳播開來，影響和推進歐洲文明的發展。

　　第二，西學東漸，促進中國近代科學文化的發展。

　　利瑪竇入肇慶傳教帶來了幾大箱圖書和一些近代科學儀器，在仙花寺建成時，利用一個房間建立中國第一所西文圖書館，將一批天文、地理、數學機械、農學、水利、建築、美術等圖書擺設展出，讓肇慶的官員、文人和普通民衆參觀閲覽；又利用一個房間擺設天體儀、地球儀、象限儀、日晷等科學儀器，讓人參觀。利瑪竇在肇慶傳教時，於1584年10月根據地理學家奥特裏·烏斯繪著的《地球大觀》的製圖方法，繪製了第一幅世界地圖《萬國全圖》，掛在一個房間的墻上，十分吸引肇慶官民。知府王泮更感興趣，但不認識外文，無法閲覽地圖。於是請利氏再畫一幅用中文標記的世界地圖。利氏很快繪製出來，名曰《山海輿地圖》，並將中國畫在中央，甚得王泮歡心。此是西方地理學和地圖學傳入中國之張本。利氏入北京傳教後，1602年，爲迎奉神宗之請，測量南京、北京、杭州和西安等地的經緯度，特别繪製一幅符合神宗心意的《坤輿萬國全圖》，把中國畫在地圖的中央，此爲中國有世界地圖之始。全圖把西歐經緯製圖法，有關世界五大洲（亞細亞、歐羅巴、利未亞[非洲]、南北墨利加[南北美洲]、墨瓦蠟尼加[南極]）；五帶（熱帶、南北温帶、南北寒帶）；赤道、南極、北極、南極圈、北極圈、地平綫、經綫、緯綫，大西洋、地中海等地理學和地圖學的科學知識介紹給中國，使中國人周知世界大勢，擴展世界眼光，改變過去的天圓地方觀念，接受“地圓”科學理論。1589年，利瑪竇在肇慶還結識了中國數學的愛好者瞿太素，後他到韶州傳教，又把瞿氏視爲學習西方近代數學的第一個學生，細心教他學習阿拉伯字，四則整數運算、分數法則、三論（法則）法、級教和開與等歐洲數學的基礎知識。在此基礎上，瞿太素成爲中國第一個翻譯歐幾裏德的《幾何原本》的中國人。1606年秋天，在北京由利瑪竇口授、徐光啓執筆，以一年時間把《幾何原本》前六卷譯成了中文。卷一論三角形、卷二論綫、卷三論圓、卷四論圓内外切，卷五、卷六俱論比例〔57〕。1610年，又由利氏口授，李之藻筆録《同文算指》一書，論述比例、級數、開方等。繼利氏之後，艾儒略所著《幾何要法》、鄧玉涵的《大測》、《割圜八統表》、羅雅谷的《測量全義》、《籌算》、穆尼閣的《比例對數》等書，對推動中國近代數學的發展均有重要而深遠的影響。到了清朝，出現了會通中西數學的數學家112人〔58〕，寫了不少中西結合的數學專著，成爲中國近代數學的啓蒙之作。利瑪竇又是第一個把1582年3月1日由教皇格裏高裏十三世頒佈的依據“儒略歷”修訂而成的現行公曆傳入中國。他在肇慶傳教時，製作渾天儀、地球儀、考時晷、報時器等，向中國介紹天文曆法的科學知識。這是近代西方天文學傳入中國之始。據不完全統計，自16世紀中葉後的200年中，由耶穌會士金尼閣（Hicolaus Trigault）來中國傳教，將“有裝滿（璜）圖書七千餘部”〔59〕運經澳門進入中國内地，至今仍有500多部留存在北京圖書館。這七千部圖書的内容：

　　“有水法之書，……有算法之收，……有萬國圖志之書，能載各國風俗山川，險夷遠近。有醫理之書，能論人身血脈之故，與其醫治之方。有樂器之書，凡各種琴笙管弦，皆别有一種機巧。有格物窮理之書，備能物理事理，用以開導初學。有幾何原本之書，專究方園平直，以爲製作工器本領。以上諸書，非吾國書傳所有”。〔60〕

　　這些書包括近代的天文、曆法、水利、地理、幾何、醫學、數學、音樂等的“科學知識不僅中國所無，而且在西方也還是很新穎的”〔61〕。在明清封建社會時期這些西方科學文化知識猶如一塊石頭扔進一池古老深潭，激起了初步的然而是真正的反響，成爲中國近代科學文化的濫觴。這對於中國科學文化的近代化無疑是起着催化作用的。

　　從制度文化層面來説，西方的文化影響更深遠。明清時期，廣東和全國的精英分子，在駐肇慶兩廣總督開放思維和舉措以及開明皇帝的允準條件下接受了西方制度文化的先進理念，調適自己的社會位置，提出創建新穎的制度文化的主張並付諸行動，以代替中國封建制度文化。例如花縣的洪秀全，受到基督教新教中國傳教士樑發著《勸世良言》和該教《聖經》的影響，而創立拜上帝會，於1851年發動太平天國革命運動，打到南京建立太平天國政權，後來雖然遭清政府鎮壓而失敗，但畢竟振撼了清朝封建制度的根基。到了晚清，王韜、鄭觀應提出“君民共主”的國家政治制度；康有爲、樑啓超發動戊戌政變，抨擊清朝君主專制制度，倡導建立君主立憲制度；孫中山提出三民主義思想，發動辛亥革命，武力推翻清朝封建統治，建立美國式的資産階級共和國制度，達到中國近代思想文化的制度文化的高峰。這一切的一切，與明中葉駐肇慶兩廣總督的開放思維和舉措而出現最重要的中西文化交流不無關係。由此我們可以評説，明清時期，作爲長達182年的兩廣總督府所在地的肇慶，其歷史地位是十分重要的。

　　注釋：

　　〔1〕〔2〕《明史》卷73。《職官二·都察院·附總督巡撫》。

　　〔3〕《明經世文編》卷357，《題爲陳未議以保隅萬世治安疏》。

　　〔4〕俞大猷：《正氣堂集》卷15。

　　〔5〕盧坤：《廣東海防輯覽》卷3，《險要》。

　　〔6〕《明史》卷325，《外國六·佛朗機》。

　　〔7〕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30，《香山澳》。

　　〔8〕俞大猷：《正氣堂集》卷7。

　　〔9〕尹源進：《平南王元功垂範》卷下。

　　〔10〕《清朝文獻通考》卷297，《四裔考五》。

　　〔11〕《史料旬刊》第22期，《干隆朝外洋通商案》。

　　〔12〕《清高宗實録》卷472，干隆十九年九日丙戌。

　　〔13〕《清朝文獻通考》卷33，《市糴考》。

　　〔14〕裴化行著、蕭濬華譯：《天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志》第209頁，商務印書館1936年。

　　〔15〕同〔14〕書第209頁。

　　〔16〕同〔14〕書第211頁。

　　〔17〕同〔14〕書第216頁。

　　〔18〕同〔14〕書第217頁。

　　〔19〕P.D.Elia,Fonti Ricciane, Vol I, P180,1942.

　　〔20〕羅光：《利瑪竇傳》第43頁，臺灣學生書局1985年版。

　　〔21〕禮德賢：《中國天主傳教史》第60頁。

　　〔22〕裴化行著，蕭濬華譯：《天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志》第300頁，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

　　〔23〕徐宗澤：《中國天主教傳教史概論》第173頁，上海書店1990年版。

　　〔24〕錢德明：《明清之際耶穌會士的來華及其對中西文化交流的貢獻》（未刊稿），1985年，致謝！

　　〔25〕李一歐：《利瑪竇年譜初稿》（5），載薦萃學社編：《利瑪竇研究》第132頁，1971年級。

　　〔26〕周揚：《三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光明日報》1979年5月8日。

　　〔27〕裴化行著、蕭濬華譯：《天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志》第276頁，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

　　〔28〕利瑪竇、金尼閣著、何高濟等譯：《利瑪竇中國札記》第274頁，中華書局1983年版。

　　〔29〕張學强：《明清多元文化教育研究》第97，民族出版社2006年。

　　〔30〕徐宗澤：《中國天主教傳教史概論》第202頁，上海書店1990年版。

　　〔31〕王治心：《中國宗教史大綱》第188頁。

　　〔32〕龍思泰著、吴義雄等譯：《早期澳門史》第301頁，東方出版社1998年版。

　　〔33〕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上卷，《官守篇》；屈大均：《廣東新語》卷15，《貨語》。

　　〔34〕世界銀行：《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主要報告》第7頁，1981年版。

　　〔35〕戴逸：《論康雍干盛世》，2003年2月23日在北京圖書館舉力“省部級領導幹部歷史文化講座”的講稿。

　　〔36〕保羅·尼肯迪著、蔣葆英譯：《大國的興衰》第4頁，中國經濟出版計1989年版。

　　〔37〕考太蘇：《皮萊斯的遠東概覽》第1卷，序言。

　　〔38〕亞當·斯密：《國富論》上册第412頁；下册第645頁，陝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39〕Angus Maddison, Chinese Economic Pertormance in the long Run, DECD Devolopment, Paris,1998.

　　〔40〕Robert Park, These from the Land Of Sinim: Essays On Chinese Question, P61.

　　〔41〕Geo Philips, Early Spanish With Chang Chew,《南洋問題資料譯叢》1957年第4期。

　　〔42〕《鄭成功收復臺灣史料選編》第119頁，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43〕《福建巡撫常賫奏摺》，《文獻叢輯》第176輯。

　　〔4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2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45〕莊國土：《16-18世紀白銀流入中國數量估計》，載《中國錢幣》1995年第3期。

　　〔46〕R.C Boxer, The Gread Ship from Amacon: Annal Of Macau and the Old Japan Trade, 1555-1640, P47、61、64， Lisboa,1963.

　　〔47〕貢德·費蘭克（Andrew Gander Frank）:《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劉兆成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年版。

　　〔48〕《學習時報》2000年7月17日第1版。

　　〔49〕Anders Ljungsteclt, Historical sketeh of the Portuguese in China and the roma Chuch and Mission in China, P284.

　　〔50〕威廉.C.亨特著、馮樹鐵譯：《廣州“番鬼”録》第36頁，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樑嘉彬：《廣東十三行考》第266頁，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牧羊兒：《追尋十三行》，載《羊城晚報》2009年12月20日。

　　〔51〕費賴之著、 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上册第32頁，中華書局1995年版。

　　〔52〕李文潮、H·波塞爾編：《萊布尼兹與中國》第75頁，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

　　〔53〕維克特（witek）：《傅聖澤與王家圖書館的中國書籍》載《第二届尚蒂伊國際漢學討論會文集》，巴黎，1980年版。

　　〔54〕利奇温（Adolf Reichwein）著、朱杰勤譯：《十八世紀中國與歐洲文化的接觸》第71頁，商務印書館1991年版。

　　〔55〕馬克思：《剩餘價值理論》，第1册第15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56〕利奇温（Adolf Reichwein）著、朱杰勤譯：《十八世紀中國與歐洲文化的接觸》第129頁，商務印書館1991年版。

　　〔57〕《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106，《子部十六·天文算法類》。

　　〔58〕諸可福：《疇人傳三編》。

　　〔59〕楊廷筠：《代疑篇》，見楊振鍔：《楊淇園先生年譜》。

　　〔60〕《徐文定公集》卷60。

　　〔61〕周揚：《三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載《光明日報》1979年5月8日。

　　（原載《肇慶論壇》201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