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朝“廣州十三行時期”（1686-1842），適值“康干盛世”。那時的中國是世界經濟最發達的國家。當時，由於清政府實行海路“廣州一口通商”政策，使廣州成爲貿易全球化的中心市場。於是全世界各國商人和中國各省商人都萃薈廣州，通過半官半商性質的廣州十三行商爲中介人進行貿易。
海外貿易的航道同時是文化交流的通道。隨着廣州海外貿易的發展，中西文化亦經澳門在廣州相互交流。十三行商在同西方各國商人做生意的過程中，一方面保持中國傳統文化；另一方面勇於領潮接納西方文化，諸如自由貿易理念文化、西方語言文化、宗教文化、消費文化、西醫藥學文化、建築文化、科學技術文化、教育文化、繪畫藝術文化和音樂文化，等等，使廣州具有傳統、開放、多元和包容的城市文化特色，從而促進廣東以至全國城市文化向近代發展打下基礎。
【關鍵詞】廣州 行商 領潮 西方文化
康熙二十五年（1686）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的“廣州十三行時期”，適值清朝的“康干盛世”。那時，中國是世界經濟最發達的國家，據統計，直至1820年（嘉慶二十五年）中國的GDP占世界經濟總量的32.4%，居世界第一位〔1〕；是世界最大的製造業國家，佔據全球最大商品生産國寶座〔2〕。
而在此時期，康熙皇帝於康熙二十三年（1684）廢除海禁、實行開海貿易政策和干隆皇帝於干隆二十二年（1757）實行海路“廣州一口通商”政策，於是廣州的海外貿易得以空前蓬勃發展，開闢了從廣州出發，經澳門中轉到全世界各國的8條國際航綫：廣州—澳門—果阿—裏斯本—歐洲；廣州—澳門—長崎；廣州—澳門—馬尼拉—墨西哥—巴西；廣州—澳門—望加錫—帝汶；廣州—澳門—紐約；廣州—澳門—温哥華；廣州—澳門—澳大利亞；廣州—澳門—俄羅斯等。這麽一來，廣州就成爲貿易全球化的中心市場，全世界各國的商人和中國各省的商人都雲集來廣州做生意。1798年（嘉慶三年），瑞典人龍思泰（Anders Ljungstedt）到廣州就親眼看見並記述這種情况，説：
“廣州的位置和中國的政策，加上其他原因，使這座城市成爲數額很大的國内外貿易舞臺。……中華帝國與西方各國之間的全部貿易，都以此地爲中心。中國各地的産品，在這裏都可以找到，……東京、交趾支那、東方群島、印度各港口、歐洲各國、南北美洲各國和太平洋諸島等地的商品，都被運載到這裏。”〔3〕
而廣州“十三行街，爲西洋諸國貿易之所”〔4〕。各國商人亦認爲通過十三行街的廣州十三行商這種中國清朝的“廣州制度”做生意比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更好做。正如英國下議院於1830年（道光十年）對英國商人進行調查的報告所説：
“外國商人對於這個廣州制度（它在實踐中經過種種修改）是怎樣看待呢？1830年英國下議院關於對華貿易的極爲重要的審查委員會會議中，幾乎所有出席的證人都承認，在廣州做生意比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方便和容易”。〔5〕
正因爲如此，廣州成爲“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門開向二洋；五絲八絲廣緞好，銀錢堆滿十三行”〔6〕的國際十大都會的第一大都會，使得美國馬蕯諸塞州、喬治亞州、俄克俄州下的縣、市有以廣州（canton）來命名者，可見廣州在美國影響之廣大。十三行成爲清朝廷的“天子南庫”；十三行行商成爲富甲天下的豪商，其中怡和行商伍秉鑒位居世界首富，擁資2600萬銀兩（相當於今天50億美元）。而此時期，美國首富僅擁有700萬美元。2001年，美國《亞洲華爾街日報》評伍氏爲世界歷史一千年來全球最富有的50富豪之一。
海外貿易的航道同時是文化交流的通道。隨着廣州海外貿易的空前蓬勃發展，中西文化亦在廣州互相碰撞、互相交流、互相影響、互相滲透。在此中西文化交流的大潮中，作爲在“中國近代史中關係最巨，以政治而言，行商有秉命封艙停市約束外人之行政權，又常爲政府官吏之代表，外人一切請求陳述，均須有彼輩轉達，是又有唯一之外交權；以經濟而言，行商爲對外貿易之獨佔者，外人不得與中國其他商人直接貿易”〔7〕的十三行商人，順應時代潮流，以中介人（或曰邊緣人）的身份，游離於中西文化交流之間作出反應。他們既以儒化商人的身份保持中國傳統文化，又敢於突破“天朝”傳統的羈絆，解放思想，勇於領潮接納西方文化，使具有近代意義的西方文化得以傳入廣州（當然中國文化也西傳西方國家）。
唯其如此，本文擬就十三行商保持中國傳統文化和領潮接納西方文化而形成的廣州城市文化的歷史事實作一探索，分兩章闡述如下。
第一章 保持中國傳統文化
其内容包括科舉制度文化、重教興學文化、刻書（出版）文化、學術文化和慈善（福利）文化等。
一、科舉制度文化
十三行時期的廣州，雖然是貿易全球化的中心市場，但就其整個社會結構而言，其經濟和政治體制仍然是封建社會制度。科舉制度仍是清朝選拔各級官吏的途徑。因此“士農工商”，“重農抑商”和“勤於農圃而不事工商，斥卤盡成畎畝，而貿易每爲人所欺”〔8〕仍然是廣州社會的普遍理念；“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書中自有黄金屋，書中自有顔如玉”和“學而優則仕”等傳統文化理念仍然是人們欣羡和追求的最高目標。那怕是“富甲天下”的十三行商人也不例外。縱看行商家族的經歷，往往是其創立的第一代多是没有科舉功名的艱苦創業經商，發財致富後的第二代及以後，就向着“亦儒亦商”、“亦官亦商”、“登科入仕”的官本位封建文化轉化，以擺脱封建社會“輕商”和“賤商”的社會地位，而躋身於社會士大夫紳士官宦階層，達到“以富逐貴”、“以官護商”、“棄商而官”、“永享富貴榮華”的目的。一般説來，行商家族的第一代没有科舉功名，而且多爲先替某行商打工，賺到第一桶金和得到某行商信任和幫助另立門户成爲十三行商之一，經營致富後，利用清廷的捐納制度（捐輸賜官），不惜以重金捐“官”，獲賜名譽官衔（詳後）之後，第一代行商以部分商業資本投資興學或自辦家塾，聘請名師，教育兒孫侄輩讀四書五經，然後進入府、州、縣儒學深造參加科舉制度的秀才、歲試、鄉試、會試、殿試，以取得童生（廪生、增生、附生）、舉人、進士、狀元、榜眼、探花等功名，從而獲得封官。如果此途失敗，又重復第一代以錢財捐官或捐功名得官。下面以次富同文（孚）行商潘氏家族、首富怡和行商伍氏家族和一般行商天寶行樑氏家族爲例加以闡述，以見一斑。
同文（孚）行的創辦人潘啓（振承），原籍福建省同安縣文圃山（今厦門市海滄區），家庭人口多，生活窮苦，14歲被人雇爲船工。大約是干隆三年（1738），由福建來廣東番禺，在陳姓洋行經理事務，陳商喜公誠實，委任全權。陳氏獲利榮歸，公乃請旨開張同文洋行〔9〕。他善於經營並遇上良機，很快經商致富，並成爲公認的行商領袖，居總商職位約30年之久。
潘啓並未取得科舉功名，但他設開同文行經營發財致富後，向清政府捐納而獲賜候選兵馬司正指揮的官衔（六品官），並加三品頂戴。這種“候選”官衔雖然只是榮譽性質的虚職，没有實權，但却滿足了行商以虚榮心理攀上既富且貴的道路，而且可以穿上官服炫耀於同品級官員見面之時，垂手而立、免除下跪禮規，從而滿足心理的平衡。潘啓雖然捐得當時行商中最高銜，但他自己心知肚明，此舉並不能真正擺脱平民階層，與官吏平起平坐。所以他就出資聘師設館，教育他的兒孫輩讀書，參加科舉考試取得功名而後步入仕途，達到真正的“既富且貴”的目的。於是他聘請同鄉人、嘉慶進士、兵部主事金菁莪，舉人張炳文、進士謝蘭生等名師來潘家内任塾師，教其子孫讀書考舉入仕，使之取得清政府的功名和真實官職的官衔，從而實現從平民階層進入士大夫階層。現將潘氏後人讀書登科入仕和晋官的情况開列如下，以見一斑。
次子有爲（1744-1821），干隆三十三年（1768）優貢生，三十五年（1770）恩科舉人，三十七年（1772）進士。欽點内閣中書，加鹽運使司銜。
其孫讀書考取科舉功名後入仕爲官者不乏其人。例如：
正亨（1779-1837），縣副榜貢生，官至刑部湖廣清吏司員外郎，知府銜。
正耀，附貢生，賜花翎送銜。
正綿（1786-1826），嘉慶十八年（1813）舉人，揀選知縣、内務部員外郎。
正修，舉人。
正綱，嘉慶十四年（1809）進士，選庶吉事、授吏部主事。
正常（1787-1812），嘉慶十三年（1808）舉人。十四年（1809）進士，欽點翰林院庶吉士，官至吏部考工司主事。
正琛（1786-1847），嘉慶二十三年（1818）舉人，官揭陽教諭訓導，後官刑部安徽司員外郎。
曾孫（包括外玄孫）登科入仕者有：
寶鋆（1853-1892），同治十二年（1873）舉人，光緒二年（1878）進士、官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功臣館纂修、廣西鄉試副考官。
寶琳（1856-1903），光緒十五年（1885）舉人，十五年（1889）進士，十六年（1890）欽點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
寶珩（1853-1892），光緒八年（1882）舉人，辛亥革命後任諮議局籌辦處議紳。
兆俊，行伍出身，官新會右營守備、香山右營都司、廣州協右營都司、署廣州協副將。
恩蔭，光緒二十七年（1901）舉人。〔10〕
但是，科舉考試有競争性，行商子弟參加考試不能完全保证登科入仕。那麽，考不上功名爲官者如何辦呢？於是潘啓家族仍然可通過捐納使其子弟獲得官衔。如潘啓三子有勛、四子有度、五子有原、六子有江、七子有科等均考試名落孫山，所以只好走捐納得官的邪道了，如三子有勛官兵部武選司員外郎；四子有度官即用郎中、敕授儒林郎；六子有科官至兵部職分司員外郎，欽加鹽運使司銜。
怡和行商伍國瑩與潘氏家族相似，國瑩原籍福建晋江縣安海鄉，明末來粤入籍南海縣，先是入同文行作賬房。干隆四十八年（1783）承充行商，行名原爲元順行，年老後將行務交其第二子秉鈞主持改稱怡和行。外國人稱伍國瑩爲浩官（Howqua），稱秉鈞爲浩官二世（HowquaⅡ）。嘉慶六年（1801）秉鈞英年早逝，行務交由其弟秉鑒主持，稱浩官三世（HowquaⅢ）。伍家經營得法，嘉慶十八年（1813），登上首席行商之位達數十年。伍家經商致富後，先是在南墅自辦家塾，請趙筠如爲熟師，教其子孫讀書考舉入仕，正如伍秉鏞詩雲：
“今朝西堂再開講，梨櫨增重南溪妍。
阿咸執經侍絳帳，師事更集同窗賢。”〔11〕
但是“伍氏子弟無曉事者”，能够考舉入仕者廖廖。於是只好以大量商業資本捐官，獲得無數官衔、封蔭，成爲一門朱紫、頂戴輝煌的家族，如：
長子，伍秉鏞（1763-1824），貢生，官至工部郎中，署湖南岳常澧道。
二子，伍秉鈞（1766-1801），封奉直大夫。
三子，伍秉鑒（1769-1843），贈封刑部員外郎、候選道布政使銜，特旨給以三代覃恩晋一品榮禄大夫封典。
其孫輩封官者更多：
伍元芝（1788-1829）刑部員外郎，賞加道鹽運使銜。
伍元蘭（1792-1821）隨扈木蘭校射，御前承恩，賞戴花翎，刑部郎中。
伍元華（1800-1833）候選道，欽加鹽運使銜，賞戴花翎。
伍元薇（1809-1863）廪生，欽賜舉人，即官郎中、即選道布政使銜，特旨給以三代覃恩晋一品榮禄大夫封典。
伍元芳，欽賜舉人。
伍元崧（1806-1834），欽賜舉人，内閣中書，即用員外郎。
伍元葵，官員外郎。
伍元蕙，官員外郎。
伍元藻，欽賜舉人，官内閣中書，員外郎。
曾孫伍紹棠（元薇長子），欽賜舉人，刑部山東司郎中，賞戴花翎〔12〕。
後期天寶行商樑經國，雖然其商業地位大不如潘、伍兩家，但其子弟讀書考舉入仕爲官者則爲前兩行商所不及。樑經國年輕喪父，生活艱若，讀書甚少，先與馮姓行商打工，後得馮氏信任並支持，另請旨創立天寶行成爲晚期行商，而且一帆風順。樑氏也十分明曉清廷的捐官制度，經歷次捐輸，得清廷賜加官衔，先是“州同議叙鹽課提舉，加同知銜，再加運司銜，晋知府銜，叠加道銜，由道銜加三級，請封誥授通奉大夫（文職從二品封階）〔13〕。其子樑綸樞，因道光八年（1828）捐河南工費銀9500兩，得官繇訓導議叙道員銜；二十二年（1842）因調停英法聯軍收回廣州之功及捐輸海疆經費20000兩，得晋加鹽運使銜賞加二品銜，再加賞戴花翎。
樑經國深感少讀書之苦，私開“紫垣家塾”聘師教子孫讀書，鼓勵和鞭策其子孫考舉入仕，官遠亨通。其四子樑綸機（又名同新，1800-1860）於嘉慶二十三年（1818）考取恩科舉人，道光十六年（1836）考中進士，欽點翰林，後官至順天府尹（相當今北京市長）。其孫即綸機第三子肇煌（1827-1886），咸豐元年（1851）考取恩科舉人，三年（1853）中進士，官翰林院編修、雲南學政、江寧布政使、護理兩江總督；四子肇晋（1844-1882），同治十三年（1874）進士，官禮部主事；曾孫慶桂（1858-1931），舉人，官内閣侍讀〔14〕。
十三行商堅持保存傳統的科舉考試在廣州和廣東按例照常進行，據統計，清朝廣東考取舉人者有5083人，考取進士者有995人，其中考取狀元者3人、榜眼4人、探花4人〔15〕，名列各省前茅。
二、重教興學文化
十三行商除了上述自辦家塾聘師教授自己子弟讀書外，還以部份商業資本投資廣州興辦學校，現代話稱“發財立品”。在清廷於康熙年間（1662-1722）取消書院禁令後，干隆二十年（1755）“諸商捐建”位於布政司後銜的越華書院；三十五年（1796），潘啓一人獨立“建書院以招來學，不惜重資焉”〔16〕，又回福建老家獨資創辦閩南第一學府華圃書院〔17〕。
爲了籠絡歷届科場士子，嘉慶十六年（1811年）七月十二日由洋行商人潘能敬堂、葉大觀堂、伍怡和、盧廣利、劉東生、樑天寶、關福隆、謝東裕、李萬源、潘麗泉、麥同泰、黎西成等定立議約，共同捐出位於西關下九甫綉衣坊公産房12間，以一間作爲修濠公所所在地，又擇另外三間成立“文瀾書院”，“爲士子會文之所”；其餘八間作爲修濠公所當鋪出租，所得租銀作爲修濠經費及文瀾書院活動費用。〔18〕嘉慶十七年（1812）所立碑記至今仍保存在逢慶首處，現録如下以見一斑:
廣州文瀾書院修濠公所石碑碑記
立議約人捐送公産修濠值事諸友，約爲公議，設立修濠公所，以圖善事：竊西關官濠，久經占塞，水患是虞。去年間，蒙藩憲大人恩準拆毁疏通，紳民值事等仰體憲恩，關情桑梓，踴躍捐資，經營盡力，兹幸濠工告竣。此誠一時之義舉，百年樂利也！惟是善後事宜，必須置有公所，設立經費，歲時聚集，輪值管理，隨時挑挖，方可免日久復塞。今公議洋行有舊存公産房屋一所，在省城太平門外下九鋪綉衣坊，近濠咫尺，地最得宜，議將此屋送出，永爲修濠公所。爰集妥酌，檢查案由。緣干隆五十年間，義豐行商蔡昭復拖欠夷賬，經前任總督孫憲、海關穆憲將伊屋封變扺欠，委員估值，其下九甫南向住屋一所，平排九間，各深陸進，估值價銀八千兩；飭行南海縣毛憲押遷，諭行洋商照價承買，繳價給還夷欠，其屋即交與繳價各商公同管業，有案可稽。彼時各商中有生意多而多派屋價者；有生意少而少派屋價者；有無力不能備價諒與免派者；有當時雖出過屋價，後因行業倒敗經各商代爲攤賠餉項、夷欠者；是此屋在當時繳價既有多寡有無之分，續後又有倒敗代賠之别，所以洋行相沿，將此項房屋作爲公産，衆情允協、向無异辭。今因日久傾圮，修復維艱，洋行情願將此項房屋送出，永爲修濠公所，即將修濠題籤工金所剩餘貲，量爲修復，俾設立公所之外，更揀數椽，劃建書院，爲士子會文之所。除外有餘房屋，歲中所得租銀，輸值收存，以爲修濠經費。將見濠道永賴疏通，又可振興文運，一舉而衆善備，種福無涯矣。除將事由禀各憲備案外，爲此敬立議約一紙，俾捐送公産修濠值事諸友親筆題名畫押，以成美舉，以垂久遠焉！謹約。
嘉慶十六年七月十二日同立議約捐送公産人：
盧廣利 潘能敬堂 伍怡和 葉大觀堂
劉東生 潘麗泉 謝東裕 樑天寶
麥同泰 李萬源 關福隆 黎西成
文瀾書院雖然不是一所招生授課的普通書院，但它也有明確的資格限制。在《書院規程》第一條規定：“向章凡居西關，須税業三十年後，進庠中式，始得入院。送報到書院時必須通知當年值事及各老前輩，查確並無欺飾及身家清白者，方可列入。”〔19〕
“進庠中式”，即指參加文瀾書院的成員，必須參加科舉考試並取得功名，同時要經過嚴格的身份甄别，爲此，凡新科的翰林、進士、舉人、秀才等，考中者送過報條及硃卷以後，就算書院的成員，可參加祭祀和領胙。此外，還有“賀新貴”的規定：狀元喜儀銀30大元，榜眼、探花喜儀銀20大元，翰林喜儀銀8大元，主事、中書、知縣喜儀銀4大元，舉人喜儀銀2大元，副拔優貢喜儀銀1大元，恩歲貢及新生員喜儀銀中元〔20〕。
根據《文瀾衆紳總録》入院名册統計，入院者獲得秀才（或監生）以上功名的268人中，進士以上功名者有29人，占10.8%；舉人有164人，占61.2%；貢生39人，占14.6%；其他廪生等一般生員36人，占13.4%〔21〕。可見在文瀾書院中上層紳士占了絶大多數，約爲86%，其中又以有舉人以上功名的人數量最多。
嘉慶二十五年（1820），兩廣總督阮元創辦學海堂學堂，得行商應允，地址即設於文瀾書院内，史稱：
“開學海堂以經古文學課士子，手書‘學海堂’三字匾懸於城西文瀾書院”。〔22〕
後來學海堂學生大增，房屋不敷，遂於道光四年（1824）遷到越秀山麓新建堂舍。咸豐七年（1857）英法聯軍攻陷廣州佔據越秀山，學海堂書院被迫停辦，同治元年（1862）復辦。雖然學海堂遷離文瀾書院，但學海堂每年祭祀阮元的活動，仍然回到文瀾書院舉行，史稱：
“丁巳後歲於文瀾講院拜文達公生日。”〔23〕
阮元辦的學海堂實行“學長制”，由他指定著名學者吴蘭修、趙均、林柏梧、曾釗、徐榮、熊景星、馬福安、吴應逵等人爲首任學長，輪流負責校務，課程除了文學、音韵、訓詁等傳統課外，還仿西方國家開設數學、地理、天文、曆法等自然科學課程，開創了中國學校學習自然科學的新風（詳第二章第八目）。
在十三行商先行創辦書院的影響下，廣州及廣東於干隆以降陸續創辦書院形成高潮，據統計，有清一代，廣東共創辦書院415間（一説342間）其中廣州府152間、肇慶府43間，潮州府42間，三府共計237間，占全省書院的54.7%，在廣州府的152間中，廣州市就有越華書院、文瀾書院、學海堂學堂，粤秀書院、羊城書院、玉岩書院、南洲書院、雙洲書院、萬木草堂等30間。可見，書院的分佈不平衡，經濟見欠發達的地區，書院較少，正如廣東學政徐開春給朝廷奏摺中實説：
“文風自以廣州，肇慶兩府最優，而廣州又以南海、番禺、東莞、順德、香山、新會數縣爲尤勝；肇慶則高要、四會、開平、鶴山數縣爲佳，新興、陽春稍次之。”〔24〕
到了光緒二十七年（1901），光緒皇帝旨諭：“著名省所有書院，於省城均改設大學堂，各府、廳、直隸州均設中學堂，各州、縣改設小學堂”下達後，廣州的書院先後改爲大學堂，成爲廣州高等教育之嚆矢。
此外，也有個别行商投資原籍家鄉創辦學校的。如廣利行商盧觀恒曾要其子盧文錦回新會縣城投資興辦新會紫水義學，方誌稱：
“在邑城内花巷，嘉慶十九年，候選道盧觀恒之子文錦等，承父遺囑，買地創建，後捐田2頃20畝，交邑中紳士公舉首事管理，收租以爲掌修補生童膏火各項之需，三年一代其田。”〔25〕
三、刻書（出版）文化
刊刻圖書傳之後世，是中國的優秀傳統文化。十三行時期，廣州還没有活字印刷，刻書是一件艱苦的工作，也要大量投資。十三行商致富後却以相當數量的商業資本投資此項文化事業，史稱：
“二百年來，粤東巨室，稱潘、盧、伍、葉。伍氏喜刻書，葉氏喜刻貼……”〔26〕
所謂“伍氏喜刻書”之“伍氏”，即怡和行商伍國瑩家族，刻書者是伍國瑩之孫伍元薇（伍秉鑒三子，1809-1863），又名伍崇曜，商名伍紹榮，是怡和行商第三代中最後一位浩官（HowquaV）。他年青有爲，23歲時與父親伍秉鑒、兄伍元華（商名受昌）共同主持怡和行務，之後又單獨主持怡和行20年（1843-1863）。他在主持怡和行時期，行務達到鼎盛。他是十三行商中十分善於斡旋於商、官、夷三者之間的風雲人物。他13歲才入縣學，後也没有考取功名，學歷不高，但生來性耽風雅，亦商亦儒，商而好儒，喜於與文人學士結交，勤於搜書買書、藏書，家中“遠愛樓”“儲書萬簽”〔27〕，並自道光十一年（1831）至同治二年（1863）間投資聘請譚瑩搜書校書和刊刻圖書文獻，將廣州的刻書（出版）文化事業推上高潮，取得舉世矚的成就，獲得“伍氏喜刻書”的歷史美譽。據統計，伍崇曜投資刊刻的圖書總數有256種共2261卷之多，現將伍氏所刊刻圖書開列如下：
1.《粤雅堂叢書》（收入自唐至清全國著名學者著作），計有三編30集180種，共1347卷。
2.《嶺南遺書》（收入經、史、子、集等著作）計有6集59種，共343卷。
3.《粤十三家集》（收入十三家詩文集子），計有17種，共182卷。
4.《楚庭耆舊遺詩》（選入清代廣東詩人陳昌齊、吴蘭修等70人的詩歌），計有三集，共74卷。
5.《輿地紀勝》，200卷。
6.《金文最》，120卷〔28〕。
現將《嶺南遺書》6集59種343卷目録開列如下，以見一斑。
第一集：
香山黄瑜《雙槐歲鈔》十卷，黄佐《廣州人物傳》二十四卷、《翰林記》二十卷；《革除遺事節本》六卷；海陽薛虞畿《春秋别典》十五卷；順德歐大任《百越先賢志》四卷。
第二集：
曲江劉軻《希仁文集》一捲；南海區仕衡《理學簡言》一捲；瓊山邱浚《平定交南録》一捲；新會陳獻章《白沙語要》一捲；增城湛若水《甘泉新論》一捲；瓊山海瑞《元祐黨籍碑考》一瑶《算迪》八卷；勞孝輿《春秋詩語》五卷。
第三集：
增城崔與之《清獻公集》五卷；李肖龍《清獻公言行録》三卷；東莞陳璉《羅浮志》十卷；香山黄佐《小學古訓》一捲；南海厐尚鵬《家訓》一捲；陳子壯《昭代經濟言》十四卷；番禺黎遂球《周易爻物當名》二卷；新寧陳遇夫《正學續》四卷；《史見》二卷、《迂言百則》一捲。
第四集：
新會胡方《周易本義注》六卷；南海何夢瑶《賡和録》二卷；勞潼《救茺備覽》四卷；馮經《周易略解》八卷（附《群經互解》一捲）；《算略》一捲；《周髀算經述》一捲；羅元焕《粤臺征雅録》一捲；陳仲鴻注嘉應葉鈞重訂範家相《三家詩拾遺》十卷。
第五集：
南海曾釗輯楊議郎《著書》一捲；《异物志》一捲；劉欣期《交州記》二卷；王韶之《始興記》一捲；高要蘇天木述司馬温公《潜虚述義》四卷；順德羅天尺《五山志林》八卷；海康陳昌齊《測天約術》一捲；《吕氏春秋正誤》一捲；《楚辭辨韵》一捲；無名氏《袁督師事迹》一捲；鶴山吴應逵《嶺南荔支譜》六卷；嘉應吴蘭修《南漢紀》五卷；《南漢地理志》一捲；《南漢金石志》二卷；《端溪硯史》三卷；番禺黄子高《粤詩蒐逸》四卷；侯康《春秋古經説》二卷；《谷樑禮证》二卷；《補後漢書藝文志》四卷；《補三國藝文志》四卷。
第六集：
番禺林伯桐《毛詩通考》三十卷；《毛詩識小》三十卷；南海曾釗《虞書命羲和章解》一捲；番禺凌揚藻《蠡勺編》四十卷；《釋成鷲紀夢編年》一捲，後附續編。
伍氏在刻書時，還對輯刻之書進校勘，撰寫序文、跋文200多篇。所以學海堂學長李光廷稱贊：
“凡夫史稱索隱，經號鈎沉，……或七（輯）録之所未述，或四部之所見遺，以至兵鈐譜學，……况復秘笈旁征，元精獨貫。載籍極搜其博，里居亦著其詳。”〔29〕
例如伍崇曜爲孫星衍著《孫氏周易集解》一書跤，伍氏鑒於王弼《周易注》、李鼎祚《周易集解》的單行本，是流行甚廣的書，於是甄録孫星衍所輯者名命爲《孫氏周易集解》，别爲刊刻。其書先列出經傳正文，然後在每條正文之下分别列出解、注、集解。“解”者，是指李鼎祚《周易集解》；“注”者是指王弼《周易注》；《集解》者，是指孫星衍所輯。伍氏爲此跋言：
“其搜羅之備，抉擇之精，即不必相輔而行，已覺難能可貴，以視所撰《尚書古今文義疏》，阮文達稱其積二十餘年而後成者，並足流傳不朽矣。”〔30〕
又如伍崇曜爲惠棟著《太上感應篇注》所跋，對該書給予高度評價，雲：
“先生以昭代儒宗高才碩學顧於研經证史之暇，特注是書，淳古淵懿，且作儷體文，今閲者如讀古書，不忍釋手。敦甫協揆文集，稱其最爲典雅。”〔31〕
伍氏商務繁重，又經常游離斡旋於官、夷之間，還能爲刻書寫這麽多序言、跋語，實在令人費解。據查閲清代當時有關文獻，可知這200多篇序、跋，雖署伍氏之名，實際絶大多數是他聘請其摯友、著名學者譚瑩爲之代筆。可以這樣説，伍氏刻（出版）書，實際上是伍氏出財力，譚氏出才力。
譚瑩（1800-1871），南海縣捕屬人，字兆仁，號玉生。少時聰明睿智，讀書甚勤，考取道光年間（1844）舉人，爲兩廣總督賞識，任學海堂學長、官化州學訓導、瓊州府學教授。他是書生意氣，淡泊名位，潜心學問，著書立説，輯刊文籍，與伍崇曜興趣相投，過從甚密，交誼極深，志同道合。伍氏輯刻圖書，多經譚瑩編輯校勘和撰寫書序、跋語，史稱：
“瑩與方伯伍崇曜世交，知其家富於貲而性耽風雅，每得秘本巨帙，勸之校勘開雕。”〔32〕
“南海伍氏好刻古籍，延瑩主其事。凡刻《嶺南遺書》五十九種，三百四十三卷；《楚庭耆舊遺詩》七十卷；又博採海内罕見書籍，匯爲《粤雅堂叢書》一百八十種，共千餘卷。皆手自校刊。凡爲跋尾二百餘通。生平精力略盡於此矣。”〔33〕
“凡伍氏校刻者二千四百餘卷，跋尾二百餘篇，則玉生所爲，而署名伍紹棠也。”〔34〕
“（瑩）嘗爲伍氏校刊《粤雅堂叢書》，每書後有伍紹棠跋，其所捉刀也。”〔35〕
伍氏也不掠譚瑩之美，在序文或跋語中一再寫明“玉生譚君，心苦訪求，力襄訂正”；譚瑩自己也認明“秘籍搜羅，諄囑讎校。”〔36〕
正是因爲伍崇曜所刻上述之書，都經與譚瑩等社會名流討論和校勘，因此，所刻之書，在全國均有相當的影響力。《粤雅堂叢書》、《嶺南遺書》曾被録入《清朝續文獻通考·經籍考》中；在《叢書集成初編目録·叢書百部提要》和《續修四庫全書提要·子部》也作了提要介紹。同時，此兩種刻書和《粤十三家集》亦被收録入現代出版的《中國叢書綜録》中，大大方便當代文人學者研究學術文化使用，功德無量。
與此同時，同文（孚）行商家族的潘仕成也投資刻書文化事業，據統計，他所刻圖書總數共達64種503卷之多，即《海山仙館叢書》59種118卷、《佩文韵府》140卷、《韵府拾遺》20卷、《水雷圖説》1卷等。他所刻圖書之特點，除了收刻傳統的經、史、子、集及筆記等書籍之外，還收刻了一些植物、地理、醫藥、數學等新的科學實用之書，同時又收集徐光啓翻譯的《幾何原本》、利瑪竇的《勾股義》和西人的《外國地理備考》等外國近代自然科學著作。
潘氏刻書，也是出資聘有名學人代爲輯、校和作序、跋的。打開《海山仙館叢書》細看，即可見有葉志銑（葉名琛之父）的序文，有譚瑩、孟鴻光和李性等者之校刊，其中以孟鴻光校刊《易大義》等書16種最多。
潘氏所刻之書數量當然比伍氏遜色，所以後來張之洞評價説：
“伍元薇刻書最多。……如歙之鮑（廷博）、吴之黄（丕烈）、南海之伍、金山之錢（熙祚），可决其五百年中必不泯滅。”〔37〕
十三行商行在刻書同時，也投資於干隆四十七年（1782）開始於廣州（也是廣東）的刻帖文化事業，促進廣州和廣東刻帖文化的繁榮。在這方面“潘仕成的收藏可謂廣東第一，他刻的《海山仙館叢帖》在集帖的數量上也是第一位。此外，還有……潘正煒刻的《聽帆樓法帖》，伍葆恒（元蕙）刻的《南雪齋藏真帖》，葉夢龍刻的《貞隱園法帖》”〔38〕。
潘仕成“好刻書帖”，計刻有《海山仙館叢帖》所刻帖包括：《海山仙館藏真初刊》、《海山仙館藏真續刻》、《海山仙館藏真三刻》共64卷，《海山仙館摹古帖》12卷，《海山仙館尺素遺芬》4卷，《海山仙館禊叙帖》1卷，《宋四大家墨寶》6卷，《蘭亭集帖》4卷；翻刻書《佩文韵府》140卷，《拾遺》20卷、《海山仙館叢書》56種共118卷、選刻《經騐良方》10卷〔39〕。
潘正煒所刻之帖，是將其二伯父潘有爲生前所收藏的金石彝鼎、古錢、古印、書畫等編輯整理和研究成書（詳後）的《聽帆樓書畫記》7卷、《聽帆樓法帖》6卷、《古銅印匯》4卷和《聽帆樓詩鈔》等。而潘有爲則成爲廣東第一個著名鑒藏家，開創廣東鑒藏之先河〔40〕。在潘、伍兩大行商家族刻帖影響下，使干隆以降一百多年間的廣州和廣東刻帖文化空前繁盛，出現一批刻帖學家，其中見於史籍所載和刻帖拓本傳世者有：鄭潤的《吾生堂臨古帖》；吴榮光的《筠清館法帖》、《嶽麓書院法帖》；葉夢龍的《風滿樓集帖》、《貞隱園集帖》、《友石齋集帖》；樑九章的《寒香館藏真法帖》；葉應旸的《耕霞溪館法帖》；樑振芳的《怡園集帖》；孔廣陶的《岳雪樓鑒真法帖》；丁日昌的《百蘭山館法貼》等〔41〕。
十三行商投資刻書刻帖，其主觀意圖是“結交文士，附庸風雅，思欲留名後世，以垂無窮”〔42〕。但從傳統文化事業而言，刻書刻帖却是一件功德無量、惠及千秋萬代士林大衆的大好事情，所以，時人稱贊伍氏：
“廣搜秘本，……集成大觀，而古籍亦賴以傳。自此廣州學者不出門，而坐擁百城矣”。〔43〕
四、學術文化
十三行商雖然富甲天下，但富並不等貴，貴不等雅。作爲排在四民之末的商人，在心理上總存在一種不明的危機感。所以，當他們如前述通過捐官和登科入仕取得一定的社會地位之外，還不斷結交文人學士和附庸風雅，商而好儒，亦商亦儒，抽出時間研究學術，舞文弄墨，著書立説以躋入士林，進入社會更高層次清高的文人學士之列，成爲書香之家，以示自己非是一般的普羅大衆而流芳百世。在這方面，以同文（孚）行商潘氏家族爲典型，史稱：
“粤東巨室，稱潘、盧、伍、葉，……潘氏獨以著作傳。潘君鴻軒，所居雙桐圃，春秋佳日觴咏無虚，君好佛、好客、好書、好畫、好笛、好花，力耕性樸、衣鳥子弟，居然名宿。殁前一日，自挽聯：自問生前，無大善，亦無大惡；倘傳身後，有新詩，復有新詞。”〔44〕
“自我十七世祖文岩公於干隆間由閩入粤，遂籍番禺，公之次子毅堂高伯祖通籍秘省掄文，家學淵源，代傳著作，有如玉筠所言：明德重光，人人有集者，省邑誌乘可考而知也”。〔45〕
從上述引文可知，潘家從第二代始人才輩出，研究學術，詩文書畫，成果纍累，據統計，潘家子孫先後傳世的詩集，文集專著有100多種，其中“列入史部、子集、集部類的書目簡介亦有40餘種，……潘正煒也成了潘家才子中的佼佼者，以書畫鑒藏見長”〔46〕。
潘正煒經過20多年的努力對其二伯父潘有爲收藏的金石、古錢、古印、古畫、古書法等的研究，編著四部專著（詳下）印行，成爲中國頗有名氣的書畫鑒藏家和文物鑒藏家，正如時人吴榮光和近人冼玉清評介所雲：
“餘自辛丑（1841）歸裏，每以書畫自娱。嘗取數十年來曾經鑒賞者，編成一帙，名曰《辛丑銷夏記》。繼而棹訪潘季彤觀察於聽帆樓。備閲所藏，如山陰道上，應接不暇。即選數種，刊入《銷夏記》中。惜美不勝數。勸其校輯付梓，以公同好。今春，季彤《書畫記》成，屬序數言，以弁其首。季彤讀書好古，寄迹風塵中廿有餘年，而能專精所好。若是，則斯記也，其何多讓子孫、高兩公之所紀也。”〔47〕
“吾粤鑒藏之風，嘉道後始，大扺遊宦京滬者，受彼鬱風雅之影響，始事蓄聚。吴氏筠清館倡之於前，潘氏聽帆樓、葉氏風滿樓、孔氏岳雪樓繼之於後，留存著録，彰彰在人，以後激流揚波，此風益熾”。〔48〕
可見潘正煒的聽帆樓所藏文物豐富和名聲之大以及對廣州城市文化影響之深遠。現將他研究收藏的古文物後所著《聽帆樓古銅印譜》、《聽帆樓書畫記》和《聽帆樓法（集）帖》的情形略述如下，以見一斑。
《聽帆樓古銅印譜》，是潘正煒根據聽帆樓所藏他的二伯父潘有爲收藏的大多數古銅印研究撰著而成。潘有爲進士出身，他博學多聞，精金石、彝鼎，醉心於搜羅古錢、古印、書畫、彝鼎等珍藏，開了廣東鑒藏文物珍品風氣之先河〔49〕。在干隆年間（1736-1795）成爲嶺南鑒藏家之魁首。冼玉清在《粤東印譜考》中按鑒藏時間順序以《看篆樓印譜》排在廣東印譜首位，可見廣東盛行輯印古印譜，是由潘有爲伊始。潘有爲任京官14年，常到琉璃廠廣爲搜集歷代古銅印章10多年，得印3000多枚，優者1300餘品〔50〕。潘有爲所集印有顔真卿名印，極爲珍貴。潘光瀛有詩雲：“中翰嗜古勤搜羅，漢印唐印辨無訛。海王村内重價購，看篆樓中得寶多。”〔51〕
嘉慶年間（1796-1820），潘有爲將其印章藏品拓爲《看篆樓印譜》。看篆樓是他爲藏古銅印的處所。潘有爲殁後，所藏古印大多歸潘正煒所有。潘正煒在《看篆樓印譜》基礎上拓刻成《古銅印譜》。此印譜又名爲《秦漢銅章撮集》。此書成於道光十一年（1831），從正煒所藏古銅印1700餘枚中挑選精品拓刻而成。該譜輯官印177枚、私印860枚，書頁達203頁。該書載有嘉慶十三年（1808）百齡序、道光十二年（1832）楊振麟撰序、及著名學者吴蘭修跋文。楊序曰：“番禺毅堂先生藏漢魏六朝官私印千餘枚，今歸從子季彤觀察，編爲《古銅印譜》三卷。以紅泥堵之，古檏渾厚，亦鐘鼎款識外一寶玩也。餘謂此本宜拓一千本，分散人間，庶幾與金石文字，並垂不朽，豈曰識小乎哉。”吴跋曰：“餘嘗謂印章與隸書盛於漢，壞於唐。宋元以後愈趨愈下，迨本朝而後復古。如近日有丁龍泓、黄小鬆、陳曼生印古雅渾檏，有漢魏遺法雲。潘季彤年丈，以所藏古銅印千方，用紅泥楮拓之。古人刀法、章法、字法，燦然具在。足以一洗楊宗道、王延年木刻之陋，而與漢、魏碑碣普傳，惜不令丁、黄摩挲而辨釋之也。往者，毅堂先生曾拓之曰《看篆樓古銅印譜》，今曰聽帆樓，各隨所庋以爲名也。間有唐以後印，及元人花押，蓋未經删汰，姑附見雲。”嘉慶年間更名《古銅印匯》，書口有篆書“古銅印匯”四字。無序目，每頁有印6枚，無官印。〔52〕
《聽帆樓古銅印譜》爲社會人士所關注。該譜後由潘仕成借拓成《寶琴齋印譜》，後歸何伯瑜（何君玉）拓爲《吉金齋印譜》。〔53〕冼玉清和甲骨文、青銅器專家中山大學容庚教授曾藏有《古銅印譜》的鈴印本。潘正煒對廣東的印譜印行起着承先啓後的作用。
《聽帆樓書畫記》、《聽帆樓續書畫記》二書是潘正煒撰録的著録書，正卷爲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自刻家刊本，續卷爲道光二十九年（1849）《美術叢書》本所輯編，全書共666頁〔54〕，《藝術叢編》本爲光緒二十七年（1897）家刊本，此本含正續編〔55〕。《聽帆樓書畫記》五卷，又續二卷，是編以其《聽帆樓》所藏書、畫爲主。潘正煒所藏書畫富甲廣東省。《聽帆樓書畫記》是他所珍藏的書畫中精選所得。潘正煒在《聽帆樓書畫記》記入每幅畫購入時的價值，共值白銀8624兩。他從自己藏品中挑選其中的部分精品爲主，也收入了其他藏家之藏品。正編目録中時見注有：“不存，借刻”雲雲，示明非自家之物（見下圖）合約180餘種集編而成。讀書把各書畫説明逐一編載記録，加以解説。書作題下，先註明絹紙、尺寸、印記、書體等，次列全文，繼載題跋。首載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自序，續書載有道光二十九的（1849）朱昌頤撰序。從入編的名家真迹中可知，不少珍品原來曾先後流入宫廷、貴族、書法名家及鑒藏家的手中；而歷次候補的名家印章、題跋、贊咏等，均一一照録。不論楷、行、隸、篆、草等各種書體文字，均以正書載録説明，顯示出他對書畫研究和鑒藏造詣之深，博得朱昌頤、吴榮光諸名家的推崇〔56〕，該書考録俱詳。所録書畫大多傳世，是一部難得的鑒藏書録〔57〕。
《聽帆樓書畫記》自序中記録了其編寫經過，説：
“餘夙有書畫癖三十年來，每遇名人墨迹，必購而藏之，精心審擇，去贋留真，又於真本中汰其剥蝕，温漶可供鑒賞者約二百餘種，復技其尤，只得百八十餘種，若是乎鑒藏之，不易言也。自古選歷名人書畫，衮成一集，蓋始於明都氏穆寓意編繼之者，則以朱氏存理珊瑚木難、張氏醜清河書畫航爲最著。國朝孫退谷有庚子銷夏記，記所藏並及他人所藏。高江村有銷夏録，記所見兼詳紙絹、册軸、長短、廣狹，而自作題跋，亦加載焉。近日，吴荷屋中丞有辛丑銷夏記，其體例蓋取諸孫高兩家，於餘所藏迹選數種刻入其中，並勸餘自録所藏付諸剞劂，愛仿其例輯爲此編，自惟物聚所好樂此不疲。或佳日朋友相與考證，或明窗獨坐，展習自娱，藉以消遣，永日疏瀹性靈，庶有裨焉。若謂欲以是編，付於諸家之鑒藏，則吾豈敢，道光癸卯孟春之月，番禺潘正煒識於聽帆樓。”〔58〕
《聽帆樓法貼》，是潘正煒作品中影響較大的著作之一，收集包括自唐以來名家的書法，對於傳承中華文化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
本書卷首目録後有書：戊申五月番禺潘正煒編次並書。後蓋有印鑒“正煒”、“季彤”、“季彤墨緣”、“潘氏聽帆樓審定金石文字”等四枚，並注有“墨農楊萬年刻石”字樣。
本書共分6册，其目録如下：
第一册，魏、晋、唐人書：鐘元常、王逸少、王子敬、李北海、薛嗣通、李藥師、賢首、藏真。
第二册，宋人書：宋高宗、包孝肅、林和靖、錢希聖、蘇東坡、蘇穎濱。
第三册，宋人書：黄山谷、米元章、岳忠武、王子端、張温夫、李居仁、北澗。
第四册，元人書：趙鬆雪、虞伯生、歐陽南陽、吴閑閑、黄子久、倪雲林、饒介之、蒼崖、趙彦恭、王原吉、劉子輿、俞紫芝、柯敬仲、楊廉夫、鄧善之、吴仲圭。
第五册，明人書：祝枝山、陳白沙、邵國賢、張東海、吴匏庵、沈石田、湛甘泉、楊昇庵、徐子仁、文壽承、文休承、王元馭、王子新、王陽明。
第六册，明人書：董香光、邢子願、米友石、張二水、李夢陽、天然、茅鹿門、黄寓庸、俞仲蔚、史憲之、鄺湛若、陳秋濤、樑仲壬、李清溪、黄石齋、倪鴻寶、王季重、邵瓜疇、文湛持、陳眉公、李長蘅、王覺斯、陳章侯、清湘、傅青主。
道光戊申五月，番禺潘正煒編次並書。（本貼卷首）
自跋賢首貼曰：餘聽帆樓所藏名人書畫四百餘種，當以唐賢首禪師此績爲甲觀。〔59〕
潘氏家族不僅潘正煒有著述，其他人也各有著述傳世，現將潘氏四代後人主要著作目列表如下。
清代潘啓後人的主要著作列表（略）
怡和行商伍國瑩家族亦有不少後人著書立説，留下不少著作，現就我所知，開列如下。
伍秉鏞著：《淵雲墨妙山房詩鈔》。
伍元華著：《延暉樓吟稿》。
伍元薇著：《茶村詩話》、《春暉草堂遺墨》。
伍元菘著：《池西草堂詩稿》。
伍紹棠著：《守雅堂詩話》、《守雅堂詩鈔》、《楚庭耆舊遺詩》。
伍延鎏著：《自繪梅普十六幀》。
伍肇基著：《紅棉山館吟草》。
伍德彝著：《鬆苔館詩鈔》、《浮碧詞集》。〔60〕
天寶行樑經國的子弟登科入仕、入士更多，留下的著述無數，現將其後人的主要著作目録分列如下。
樑綸樞：《式谷堂家譜》1卷。
《紀事珠便讀》3卷。
樑同新：《碧山草堂詩文集》2卷。
《圖書奥義》4卷。
《矩亭遺集》1卷。
樑肇煌：《讀書撮要》2卷。
《讀書摘録》4卷。
《思誠齋文集》2卷。
樑肇晋：《希古堂詩集》4卷。
《希古堂詩文集》8卷。
《自編年譜》1卷。
樑慶桂：《洪式室詩文遺稿》。
樑廣照：《柳齋詞選》1卷。
《柳齋遺集》1卷。
《柳齋遺集》1卷。
《番禺縣誌》（與吴唯盒，譚荔垣合編）。
樑方仲：《樑方仲文集》1-8集。
樑嘉彬：《廣東十三行考》。
《歷史》。
《歷史地圖》。
《明史·佛郎機傳考證》。
《東北亞史》。
《李嗚章與中日甲午戰争》。
《中國歷史圖説》。
《琉球及東南諸海島與中國》
史學論文110篇。
五、慈善（福利）文化
十三行時期，雖然是“康干盛世”，但當其時的社會仍然避免不了天灾人禍、貧富懸殊和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等社會問題。如前述許多十三行商的第一代也是打工出身，經過艱苦歲月，後經商發財，榮華富貴以後，他們目睹社會各種灾難，也自然萌發慈悲之心，拿出少量商業資本投資社會慈善福利事業（現代語言稱“發財立品”），諸如捐資賑灾、河工、濟貧、修橋、築路、助學、醫療、軍需等“鄉中善事，知無不爲”〔61〕，僅“伍氏先後所助不下千，捐輸爲海内冠”〔62〕。
賑灾河工：嘉慶六年（1801），直隸（河北）水灾，永定河修復工程需款甚巨，粤海關監督佶山先是派各行捐款25萬兩，仍不敷用，於是潘致祥獨自再捐款5萬兩；十年（1806），廣州發生米荒，人人相呼食糧，怡和行伍氏即捐款18000兩購洋米救濟民衆〔63〕。道光初年，伍家和廣利行盧家合捐10萬兩，將珠江三角洲大型水利工程的桑園泥園，改築石堤〔64〕。
修橋築路：干隆時廣州河南的“潄珠、環珠、躍龍三橋皆其（指潘振承）手築”，僅是“干隆庚寅修造潄珠橋，捐千金”〔65〕。干隆三十五年（1770）“光孝寺重修大門，外洋行公行捐一百元，顔時瑛捐六十元，潘振承捐五十元”。“廣州學使考棚在九曜坊外，地横亘一餘丈。每遇雨，應試者泥滑難行。時順德趙學博均舉告（潘）正衡，正衡慨然肩任捐石修之”。嘉慶年間（1796-1820）“凡桑園圍、大石圍捐款……小者三四十萬，大者五六百萬”，皆伍怡行所捐。
此外，十三行商在資助社會醫療事業、捐助軍需方面也出力不菲（詳第二章第五、七目）。
餘論
上述十三行商的亦商亦儒，賈而好儒，追求登科入仕，捐官爲仕、興學、刻書刻貼、著書立説、樂善好施等文化活動的歷史事實，就其主觀意圖而言，無非是説明行商並非完全是唯利是圖的商人，而且也是社會士大夫的文人雅士（高級知識分子）。但客觀上，他們保持傳統文化却是爲當時的廣州城市文化增添了底藴，而且也爲後代直至今天人們研究廣州十三行的歷史和開發十三行文化事業，提供一筆極爲珍貴的歷史文獻財富。
第二章 領潮接納西方文化
其内容十分豐富多彩，包括自由貿易理念文化、西方語言文化、宗教文化、消費文化、西醫藥學文化、建築文化、科學技術文化、教育文化、繪畫藝術文化和音樂文化等。
一、自由貿易理念文化
海洋是包羅地球所有陸地國家和地區的龐大系統，它的總面積爲3.61億平方公里，占地球表面總面積5.1平方公里的70.8%。因此，自從1405年鄭和下西洋、1492年意大利人哥倫布（Cristofovo Colombo）發現美洲、1498年葡萄牙人華士古·達·伽馬（Vasco·Da·Gama）開闢東方航綫和1519-1522年葡萄牙人麥哲倫（F·D·Magalldnes）作環球航行等航海活動之後，使原來被海洋隔離的大陸世界聯繫爲一體的世界，人類的歷史也越來越大的程度上成爲世界的歷史。而在十三行壟斷中國海路貿易時期（1757-1842），“中國乃是一個偉大、富饒、豪華、莊嚴的國家”〔66〕，GDP居世界各國首位，其商品如絲綢、絲織品、茶盅、砂糖、糧食、藥材等，在國際市場上享有極高的聲譽，具有很强的競争力，“大量供應全世界”〔67〕。於是，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墨西哥、巴西、澳大利亞、美國、加拿大、印度、菲律賓、泰國、越南、日本等東西方國家的商人紛至沓來廣州通過十三行商與中國商人做生意。由於十三行商是半官半商性質，充當中外商業貿易和政治外交事務交涉的媒介，在經常與外國商人的接觸過程中，潜移默化，受到東西方國家商人遠渡重洋，冒着生命財産的危險，前來廣州自由貿易經商求利思想的影響，自覺或不自覺地形成開放思維的理念，解放思想，突破傳統思維的定式和狹隘眼光，以莫大的勇氣面向世界，尋求與世界市場接軌，追求國際利潤，更快發財致富的目的，把中國地域化貿易與全球貿易連接起來，而推進貿易全球化的發展。早期行商潘啓“認夷爲友”；其子潘有度從外國商人處借來當時最好的世界地圖和航海圖案悉心抄繪，並在英文地名旁標注國家、城市的中文名字，方使自己使用。這些地圖是探險家剛完成、還没有在歐洲出版的。潘有度還收集羅盤，對世界知識和航海活動十分興趣，當他與外商梯爾顛（Tilden）談論航海活動經驗後，爲中國人未能趕上西方人而發出感嘆：
“阿！爲什麽能這樣把船放在海上兩個月、四個月而不讓它們看到陸地？爲什麽能由歐洲、美洲經海而來而船不碰上岩石？啊！真的，實在有很多奇怪的事情中國人都不能照做啊！”〔68〕
他還與外國商人談論拿破侖戰争，談論英國强盛和在印度擴展疆土等。潘有度這種對西方世界的興趣和瞭解，其視野之廣闊是當時國人極爲少見的。因此，同文行不僅與英國東印度公司貿易，還跨國投資瑞典東印度公司和西班牙公司的貿易。潘有度與瑞典東印度公司董事尼科拉斯·蕯文格瑞（Nicolas Sawengrui）建立友好關係，將自己的畫像送給他作紀念，現存於瑞典哥德堡歷史博物館。在潘啓的影響下，1760年，有以廣州爲基地出發到東南國家貿易的帆船37艘，其中20艘是廣州和澳門的商人，包括“行商潘啓官（Poankeequa）、顔瑛舍（時英，yngshaw）、陳捷官（Chetqua）以及其他商人積極參與爲這一貿易活動出資”〔69〕。其中有三艘的目的地是東南港口CanCau和Passiak（帕西克）。潘啓不僅有與國外貿易的思維理念，還能以與時俱進新的眼光和膽量，突破物物交换的落後形式，敢於采用英國東印度公司董事部以匯票支付貨款的結算方法，史稱：
“潘啓官通知管委會，他需付給幾個人一筆相當巨額的款項，而這筆款是用公司的匯票匯往英倫的，但他恐怕在12天或14天内難以籌得此款，如此，則本季度便無法將款匯往倫敦，因此他提出一個對他和公司都有利的辦法。這個辦法是，假如我們願意簽訂購生絲合約，他準備接受。如果我們肯簽發董事部的匯票，他可將匯票上的款項作爲合約付定金的一部分。無論如何，上述款項在本季度，公司是不會收到現款的，即使没收得現款，亦不過先收而後支付。因爲董事部每年必須訂購生絲運回本國。……他的提議得到照顧。”〔70〕
到18世紀80年代至19世紀30年代，行商首富怡和行伍秉鑒，思想更加開放，除了同英國東印度公司、倫敦大銀行家釋令兄弟公司（Baring Brothers & Co）做生意外，自干隆四十九年（1784）開始大量“投資於美國的保險業”〔71〕和鐵路建築業，史稱：
“名（伍）案矅者，富益盛。適旗昌洋行之西人乏資，即以巨萬畀之，得利數倍。西人將計所盈與之，伍既巨富，不欲多得，乃曰：姑留汝所。西人乃爲置上海及檀香山鐵路，而歲計其入以相畀。”〔72〕
因此，伍氏“有買賣生理在美利堅國，每年收息銀二十餘萬兩”〔73〕。
伍氏爲賺取更多利潤，1803年（嘉慶八年）又同波士頓托馬斯·普金斯公司（J·T·H·Rerkins）在廣州創立洋行、1818年與旗昌洋行（Russell & CO）建立貿易伙伴合作關係，使怡和行成爲一個跨國公司。而美國的一些公司在伍氏的支持下，獲得迅速的發展，後來居上，堪與英國的怡和洋行和寶順洋行等相匹敵。1837年（道光十七年）當旗昌洋行因與之有業務關係的三家英國倫敦銀行倒閉，無辦法支付在廣州的茶、絲貨款。伍秉鑒即指示“掌管着屬於浩宦的一筆巨款”的波士頓股東從中提領一部分款錢匯付給倫敦的釋令兄弟公司，换取貿易需要支付的匯票。伍家由此得到旗昌洋行的信任，建立密切的信貸關係。之後，伍氏就運用由旗昌洋行代管的資金繼續投資。於是旗昌洋行獲得大量的資金在廣州開展巨大貿易。伍家有時貿易資金周轉不及時，也向旗昌洋行借貸款項，如光道二十一年（1841），伍氏經營貿易缺資110萬元時，就向旗昌洋行貸70萬的期票周轉〔74〕。可見，伍氏還繼續與其它美國商人以至傳教士建立友好私人關係，互相做生意，貿取利潤。例如：旗昌洋行股東之一約翰·福畢士（John M·Forbes），由普金斯洋行（J·&T·H·Perkins）股東約翰·顧盛（John Rekins Cushing）介紹，擔任伍秉鑒的“私人秘書”兼“機密代理人”。1830年（道光十年），福畢士成爲旗昌洋行的顯要股東。鴉片戰争之後，福畢士在美國代管伍氏巨額款項，繼續經營證券投資，爲伍氏賺錢。
伍氏得美商幫助獲利巨大，他也慷慨幫助美國商人和傳數士。道光三年（1823），有一位在廣州經商的波士頓商人欠伍氏72000元，無力償還。清朝官員不準其回美國，伍秉鑒請他來問明情况：説：
“你是我的第一號‘老友’，你是一個誠實的人，只不過不走運，現在我將欠款期票當面撕毁，把欠款一筆勾銷，你可以回國了”。〔75〕
美國學人杜拉斯（Foster Rhen Dulles）評論説：
“作爲在没有滿清官員干涉的情况下，中美商人友好關係的象徵。他們的利益是如此近乎一致。”〔76〕
傳教士醫生伯駕（Peter Parker），在廣州西關十三行新豆欄街開設博愛醫院（Pu Ai I Yuan）；因以治療眼疾爲主，又稱眼科醫局，此是中國内地建立的第一間西醫院。伍秉鑒爲他順利開張，即以廉租500元年金提供一座樓房。道光二十二年（1842）不再收租金，免費供他使用，直至咸豐元年（1851）。伍秉鑒還介紹南海縣知縣給伯駕看病和林則徐與伯駕認識〔77〕（詳後）。
十三行商面向世界自由貿易的思維理念和實踐行動，使得原來“廣州望縣人多務要與時逐”和“富家巨室争造貨船”，“遍於山海之間，……遠而東西二洋”〔78〕的重商貿易思潮進一步發展和確立，於是廣州和廣東出現了“棄農而商”、“棄儒而商”、“棄官而商”、“亦官亦商”的社會時尚，出現民衆紛紛傚法十三行商人駕船泛海貿易的熱潮。康熙二十六年（1687），廣州人葉振德“往洋貿易”；廣東船主李韜士於康熙五十五年（1716）到日本貿易；干隆年間（1736-1795）南海縣商人簡照南創辦一家輪船公司，出海往暹羅、安南、日本和歐洲、美洲各國貿易；干隆四十二年（1777）梅縣人羅芳伯在印度尼西亞西坤甸成立蘭芳公司，吸收華人前往開金礦；道光年間（1821-1850），臺山縣商人甘澤農“經商美洲”〔79〕。就在這些商人的帶動下，業已形成的廣州幫商人、潮州幫商人和客家幫商人集團得以進一步發展，使在廣州和廣東省内進一步形成了“人競經商，……足跡遍天下”〔80〕，“以商至富”的普遍社會風氣，甚至出現“逐番舶之利，不務本（農）業”的思維理念。於是廣東三大商幫（廣州幫、潮州幫和客家幫）掀起出海經商高潮。廣東御史李清芳向清庭奏稱：“每年出洋商船不下數百艘，每船中爲商人、爲頭舵、爲水手者，幾及百人，統計數萬矣。”〔81〕據不完全統計，至道光四年（1824），廣東商人到東南亞諸國經商不歸而成爲華僑華人者已達734700人。到日本長崎、神户等港口經商者達萬人〔82〕。同時，有不少廣東商人學習十三行商與外國商人合作而面向世界經商貿易，史稱：
“1831年，澳門的整個航運業，有商船16艘，合計5331噸；1834年，有15艘，合計4158噸。船主中的大部分人缺乏足够的手段使他們的商船裝上合適的貨物，也付不了長途航海的收費和開銷。因此，不少商船都讓中國的冒險家入伙，裝載貨物前往新加坡、巴達維亞、馬六甲、檳嶼、加爾各答、孟買、毛裏求斯等地。這種方式給雙方帶來便利，因爲盡管用葡萄牙人的船裝貨運費較高，却比中國帆船安全。中國和澳門的商人也用英國船裝載物産到上述各地。”〔83〕
這種廣州和廣東商人海外貿易經商的事實，反映在廣東嘉應州（今梅縣）人謝清高口述、同鄉人楊炳南筆録而成書的《海録》上，記述了南海、印度洋沿岸以及歐洲、美洲、非洲的95個國家的城市、鄉村、物産和風土人情等，是廣東人（也是中國人）親臨經商所見所聞的第一部著作，是廣東人走向世界的海洋文化産品，彌足珍貴。所以，道光十九年（1839），林則徐受命到廣州禁煙，喜見此書後即推薦給道光皇帝御覽。後吕調陽爲重印《海録》作序，高度評價：
“中國之著者談海事，遠及大西洋之外者，蓋自謝清高始。”〔84〕
以上十三行商爲代表的廣東自由貿易重商思維理念，也深深感染廣東地方官員以至清廷，不少兩總督、廣東巡撫等漸漸形成重商思維和向朝廷提出自由貿易的主張。
例如，兩廣總督李栖鳳聯同駐廣東的平南王尚可喜，對原來的禁海令和遷海令提出异議，向朝廷奏禀遷海之苦：
“粤東沿海二千餘裏，生靈數百萬，室廬在是，産業在是，祖宗墳墓在是，一旦遷所，深可憐痛。”〔85〕
康熙四年（1665），原兩廣總督李率泰雖然病休在家，但仍然上疏請求廣東提前展界，得到清廷采納而於康熙八年（1669）允準廣東提前展界，並將葡萄牙租居的澳門劃分“外化”之區，准予免遷，使廣東的海外貿易通市如故，“無來去期限”。到了康熙二十二年（1683），兩廣總督吴興祚和廣東巡撫李士楨又聯名向清廷奏請展界，清廷收到督撫奏疏後，即派吏部侍郎杜臻、内閣學士席柱到閩粤兩省勘察沿海遷界民衆，康熙帝據實於康熙二十三年（1684）正式下旨廢除“遷海令”和“禁海令”，决定“開海貿易”，設粤、閩、浙、江四海關征税。此後，包括廣東和澳門在内的沿海地區的海外貿易進入恢復和發展的新階段。
干隆五年（1740），因爲荷蘭人在其殖民地爪哇屠殺萬餘華僑，製造震憾世界的“紅溪慘案”。消息傳至國内，又引起一場是否繼續開海貿易的争論，時署福建總督策楞堅决“請禁南洋商販”〔86〕。此時駐肇慶兩廣總督慶復則提出南洋貿易萬不可禁的主張：一旦禁止南洋貿易，必然帶來嚴重的社會經濟後果：
“内港商船固失業，外來之洋艘亦皆阻絶，内地土産雜物多至雍滯，民間每歲少此夷鏹，流通必多困乏，游手貧民，俱皆待哺。”“就粤省而論，於商民衣食實有大礙”“南洋照舊貿易，毋庸禁止”。〔87〕
慶復的奏議得干隆皇帝的重視，加上荷蘭人亦向爪哇華僑道歉，並設法招徠中國商人前往貿易，於是清廷不禁止包括爪哇在内的南洋貿易，仍聽其照常往來通商。
這些兩廣總督、巡撫的開放思維和舉措，一直爲以後駐廣州的兩廣總督所繼承和發揚。例如：清朝的法律關於民人出洋經商三年不歸者不準回籍的規定，當然是負面影響海外貿易發展。有鑒於此，兩廣總督楊應踞於干隆十九年（1754），特上奏清廷，請求廢止此項規定：
“現在開海貿易之民源源不絶，如三年後不準回籍，則少逾時限，即不得返歸故土。……應仍令各船户查明緣由，出具保結，準其搭船回籍”。〔88〕
此奏議得到干隆皇帝欽準，使商人放心出海通商。
又例如，干隆時曾一度有關於嚴格禁止絲和絲織品出口貿易的規定，兩廣總督蘇昌與廣東巡撫聯名上奏，轉達各國通商要求“配買絲斤綢緞的呈懇”，〔89〕後得朝廷采納而取消禁買絲綢之禁令。於是絲綢如常出口貿易。爲了進一步發展海外貿易，道光十年（1830），兩廣總督李鴻賓還上奏，請將各國商船進口規禮銀减二征收，並得道光皇帝批準。
有鑒於廣東的民官充滿自由貿易理念文化氣氛，連雍正皇帝也發出“廣東本土之人，惟知貪射重利，……以致民富而米少”〔90〕的感嘆。這就説明，廣東民衆和官員已經象西方國家民衆一樣，視海外貿易爲獲利淵藪了。
十三行商、廣州和廣東民衆以至地方官吏既已接受西方走向世界自由貿易的理念並形成風氣，這就是干隆皇帝於干隆二十二年（1757）决定實行海路“廣州一口通商”政策的人文因素，進而爲十三行商進一步接納更豐富的西方文化打下了深厚的基礎（詳後）。
二、語言文化
語言是人類最基礎的文化，而方言則“是經過經濟集中、政治集中的一個統一的民族語言”〔91〕。所以，泱泱世界各個國家、各個民族甚至各個地區都有不同的語言文字。西方語言傳入廣州，當然不是始於十三行時期。有專家研究漢吴時期，印度佛教從海路東來廣州時，佛教語言“梵文”就傳入廣州了，然後再傳到北方各地。東漢末年，牟子《理惑篇》就把梵文“Buddha”翻譯爲“佛者”。到陳武宗永定元年（557），名僧真諦到廣州，住光孝寺，在此翻譯經書《攝大乘論》、《攝大乘論釋》、《義疏》、《佛性論》、《唯識論》等16種，使佛教語言文字形式傳播於世俗之間。到了唐宋時期，由於阿拉伯商人來廣州貿易，阿拉伯語亦有傳入廣州，如助目拉地（Zummurrud，翡翠）。但這些佛語、阿拉伯語流傳不廣，影響也不太深遠。
到了明中葉至清前期（1553-1840），隨着新興西方國家葡萄牙、西班牙、荷蘭、法國、英國、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經澳門蜂擁來廣州貿易，作爲壟斷貿易和代爲清政府監管外國商人的中介者的十三行商，努力學習和推廣西方的葡萄牙語和英語等。同文行商潘啓年輕時因“往吕宋國貿易，往返三次，夷語深通”〔92〕。後來他於干隆十二年至十四年（1747-1749）承充創立同文行後，更努力學習和掌握葡萄牙文、西班牙文和英語。現在國外的歷史檔案館還保留有他當年用西班文書寫回復外國商人的信件，史稱：
“1772年……7月間，管理會在澳門就關於絲的合約問題致函廣州的潘啓官，信件是用葡萄牙文寫的；而他的復信是西班牙文”。〔93〕（見右圖）
正是因爲潘啓掌握三種西方語言文字，使自己能直接與外商面對面洽談生意。於是其經營貿易蒸蒸日上，商務勝於其他行商，史稱：
“當時海舶初通，洋商以公精通西語，廣兼真誠，極爲欽重，是以同文洋行商務冠於一對。”〔94〕
潘啓爲了更好與外國做大生意賺錢，他還要求其子女及佐理人員如挑夫、侍應、工匠、水手、買辦（爲外商采辦伙食等）等人員也要學習西文。其子潘有度因經常去澳門與外商貿易，也能用葡文交談，並把葡文譯語寫入詩中，如他在《西洋雜咏》二十首之二詩中雲：
“養尊和尚亦稱王（澳門大和尚俗稱“和尚主”），妃女填門謁上方（澳門婦女日臨大和尚，跪求懺悔）。齋戒有期名彼是，只供魚蟹厭羔羊（葡萄牙等國，逢彼是日齋戒，只食魚蟹海錯，不食牛羊）。齋戒期名“裏亞彼是”，“裏亞”日期也，“彼是”魚也。〔95〕
潘詩内的“和尚王”，指澳門主教：“裏亞”是葡文“Dia”的譯音；“彼是”，即葡文“Peixe”的譯音。這是當時在澳門的中國民衆用中文註音葡文的一種獨創的“廣東葡語”（Canton Portugués或Pidgin-Portugués）。這種“廣東葡語”成了許多數額巨大的生意或極爲重要事情的便利交際媒介，……這無疑是中國人的一種發明，在英國人出現在廣州很久之前已有它的根源，後者的來源可能是由那些最初經過印度的西方來客傳來的〔96〕。其他行商如義成行商葉上林、同昌行商許永昌、廣利行商盧觀恒、萬成行商沐士方、達豐行商陳正、而益行商石中和、東裕行商謝嘉梧、東興行商謝棣華、同孚行商潘正煒、同順行商吴天顯等，亦到過澳門與外商貿易或宣示清廷旨意和政令，其中有些人還得到葡萄牙澳門兵頭（總督）的款待，如干隆五十四年（1789）前後，葉上林兩次赴澳門，就受到總督一家款待，他感動之餘，賦詩紀念雲：
“巍峨怪石似連城，駐紮山前不用兵。兵女哪知人欲去，夜光頻酌對銀檠。（兵頭與其妻女常住山頭帳房，適閒遊過此，留款甚恭）”。〔97〕
行商自己能到總督家庭赴宴，可能多少懂得“廣東葡語”。同時，以上行商也能與澳門的西方商人書信來往洽談生意或傳示政令，如嘉慶六年（1801），4月，潘啓官、盧觀恒等八位行商聯名致信英國東印度公司首席大班利氏哈爾（Richard Hall），傳示粤海關監督命令英國兵船刺犂巡船開行回國，稱：
“間别未幾，渴念朱殷，想大班列位到澳，諸凡順遂如意，定符心祝。兹本日奉關部大人發諭一件，係着弟等通知大班，速飭刺犂巡船克日開行回國，母任逗留。……不能延遲，幸祈照辦。”〔98〕
“廣東葡語”，就是采用漢字註音葡文，以便見中文即可不大準確地讀出葡文，與葡萄牙商人交流做生意等，“多有能言其言者，故可以華語譯之”，“名曰澳譯”。這就是《澳門記略》一書末附有以廣州話註音葡文，包括天地、人物、衣食、器數、通用五類葡文單詞共396個，成爲十三行商及澳門居民操講葡萄語日常會話的簡明字典（未成熟和未規範）。下面按其分類各列幾例漢字註音葡語，以見一斑。
漢字註音葡語列表（略）
這種“廣東葡語”流行於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至干隆十五年（1750）年間，而且不僅流行於澳門，還流行於整個廣州口岸的各個港口城市。直到嘉慶二十五年（1820），謝清高著《海録》一書時，在下卷《大西洋國》條内，仍以這種“廣東葡語”注録葡萄牙的港口、房屋、物産、服飾、宗教、禮儀、婚俗、官制等共達1900個詞彚。
到了十八世紀五十年代以後，由於英國在廣州的貿易確立了壟斷地位，幾乎占全部中西貿易額的80%以上。1784年後，美國亦多來廣州貿易，於是“廣東葡語”逐漸爲“廣東英語”取而代之。
“廣東英語”（Canton-English，又作Pidgin-English）是廣州商人用廣州話來註音英語，以便與英、美等西方國家商人交流做生意或與其他人辦事所用一種特種語言，史稱：
“‘廣東英語’這個名詞，是專指在廣州的中國人與‘西方人’之間進行商業交易和往來媒介的獨特語言。……‘廣東英語’是廣州口岸在早期對外交往中産生的。這種奇特語言的産生是很自然的。外國人來廣州的時間短暫，他們不願意或不能够致力於學習像中文這樣一種難學的語言，甚至要學講一些極普通的話也不容易做到，即使學會了，到其他地方也毫無用處。加上當地政府嚴厲禁止學習它……另一方面，伶俐的中國人，却巧妙地運用聽慣的外國音調，成功地彌補他自己語言的不足，並依照他自己的單音節的表達方式，同時使用最簡單的中國話來表達他們意思。他們就這樣創造了一種語言，可以説是没有句法，也没有邏輯聯繫的語言，只將其化爲最簡單的成分，但它却很牢固地扎下了根，成了許多數額巨大生意或極爲重要的事情的便利的交際媒介，以其活力和奇特性一直流行到今天。
這（指廣東英語）無疑是中國人的一種發明，在英國人出現在廣州很久以前已有它的根源。這可以在其中找到一些葡萄牙語和印度語的混合來證明，後者的來源可能是由那些最初經過印度的西方來客傳來的。英國人在一百多年以後纔到來，他們語言中的一些詞彚逐漸被吸收進去，增加到使葡萄牙語消失，葡語便只限在他們的殖民地澳門使用，後來英國最終成了最主要的貿易者，這種語言便成了著名的‘廣東英語’。”〔99〕
這種“廣東英語”，據司徒尚紀教授統計，自干隆十五年（1750）至1949年的“廣東英語”包括用廣州話、客家話和潮州話註音在内的英語單詞約400多個，其中用廣州話註音者爲125個。現將部分用廣州話註音的英語單詞和會話短句舉例如下：
廣州話註音英語單詞列表（略）
用廣州話註音會話短句如下：
1.原英文：Have you bought Some tea from him
廣州話註音：哈父 夭 砵 心 哋 父林 謙
譯文：你與他買茶葉嗎？
2.原英文：Yes, I bought from him five thousand Chests of green tea.
廣州話註音：耶是，埃砵 父林謙 輝父 偷臣 車士士 阿父忌連 哋
譯文：是，我與他買了五千箱緑茶。
3.原英文：Have you paid him for the tea?
廣州話註音：哈父 夭 丕 謙 科 哋 哋？
譯文：你交了茶銀與他嗎？
4.原英文：I have paid him one half of the money, and will pay the orther half next week.
廣州話註音：埃哈父 丕 謙 温哈羅父 阿父 吔 蚊呢 晏 喊路 丕哋 阿得 哈噦父 匿士 域。
譯文：我已經交了一半銀，下禮拜再交一半。
5.原英文：He has a great varictg of articles in his shop。
廣州話註音：希 哈士 衣 忌列 華與盡咽地 阿父 押地高 煙希 士濕。
譯文：他店裏有各色各樣貨物。
6.原英文：They are Englishmen from London.
廣州話註音：爹 丫 應忌利樹文 父林 倫頓
譯文：他們是從倫敦來的英國人。
7.原英文：Has you older brother a shop
廣州話註音：哈士 夭衣路打 畢刺打 衣濕
譯文：你令兄有開店鋪嗎？
8.原英文：He has Several
廣州話註音：希 哈士 些花路
譯文：他開有數間。
由此可見，廣州已成爲中西語言文字聚會之地。在廣州街道均可以見到人們用“廣東英語”交談和中英文標寫的商店招牌。1793年（干隆五十八年），有一個英國人在廣州街上看到：
“廣州已不再全是中國人。今天在那裏仍可以看到許許多多用羅馬字寫的招牌，常常可以聽到人們説英語”。〔100〕
美國人威廉·C·亨特到廣州時亦看到：
“廣東有將漢字夷字對音刊成一書者，甚便華人之譯字。”〔101〕
當時廣州市場上就有一本叫作《鬼書》的小書出售，很受行商、買辦、通事、經紀、店主、船伕、碼頭役伕和僕役等歡迎和購買學習以謀生。靠近澳門的香山縣（今中山、珠海市）人更要求自己的子女學習英語，如年僅7歲的容閎、黄勝、黄寬被送至澳門馬禮遜學堂讀英語；鮑鵬自幼習英語，使之有“香山人類能番語”之譽。至1835年，“漢民之居澳門者，半通夷語”。
因爲廣州很多人能用“廣東英語”説話，所以嘉慶年間（1796-1820），當英國貢船上北京扺達天津時，嘉慶皇帝即催令廣東的十三行商直接遣派熟悉英語的翻譯2人，兼程趕到北京禮部衙門報到，“以備翻譯之用”。道光二年（1822），兩廣總督阮元接到外國大班的英語公文原件，亦是請行商譯成漢文的。1842年《南京條約》簽訂前夕，廣東官府向清廷奏請派“能解夷語”的行商吴天顯及伍崇曜到江蘇“同夷人説話”，承辦對外交涉事宜。
與此同時，在廣州刊行不少英中詞典和英文報紙，使英語風靡一時，大行其道。如1793-1819年間，刊行一本按廣東話譯成的《英吉利國譯語》詞典；1823年，馬禮遜在廣州出版《華英字典》6卷本；1828年，馬禮遜根據已流行的“廣東英語”編成《廣東省土話字彚》，很方便中外人士語言交流，從而成爲一舉成名的漢學家，1832年他與人合作編成《英華合力》（The Anglo-Chinese Calender）。1827年，英國商人爲貿易需要，在廣州創辦了英文報紙《廣州紀事報》；1832年，美國人創辦英文《中國叢報》；1835年後，英國商人又創辦英文《廣州週報》、《廣州雜誌》、《華人差報》、《廣州鈔報》等；1841年，廣州又有《廣州探報》、《中國新聞七日録》等發行。
之後，由於廣東商人已有到上海經商，所以《廣東英語》也傳至上海，而後稱爲“洋家浜英語”（Pidgin English）。1834年英國人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根據上海的中國商人以“洋涇浜英語”與外國商人和外交人員辦事經商而編寫一本《中國商業指南》。鴉片戰争後，因中國對外貿易中心轉移到上海，近百萬廣東商人紛紛隨之遷往上海經商，又將“廣東英語”帶到上海，與“洋涇浜英語”合二爲一，統稱“洋涇浜英語”而流行於上海，但其來源却是“廣東英語”。洋涇浜英語的詞彚，根據馬儒翰所寫前書所附的詞彚表統計，共有單詞和短語47條，包含單詞441個〔102〕。
到了1858年《中英天津條約》規定“嗣後英國文書俱用英文書寫，暫時仍以漢文配送，俟中國派學生學習英文，英語熟悉，即不用配送漢文”〔103〕。此後，加速了英語的推廣，1864年，繼北京、上海之後，廣州亦在北大門朝天街開辦“同文館”，聘請美國人譚禪臣（Thoes Sampson）爲教員。於是廣州同時成爲中國培養英語人才的重地之一，史稱：
“惟是洋人總會之地，以上海、廣州二口爲最。種類較多，書籍較富，見聞較廣，凡語言文字之淺者，一教習已足，其深者多在博採周知，集思廣益，非上海、廣州二口不可。”〔104〕
到了同治元年（1862），在香港洋行的香山縣唐家灣人唐廷樞與其兄弟一起編寫印行一套《英語全集》，用廣州話對英語單詞進行比譯和註音，成爲後來被公認爲中國人特别是廣東人學習英語的第一部詞典教科書，對推進當時廣東人從事洋務活動和風氣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清末，廣州人學習英語已形成一種社會風氣了。很多家長都鼓勵子女學習英語，時人張溪生所作廣州竹枝詞已有反映：
“髺盤委墮鬢如雲，窄袖蠻靴襯布裙。
妝束工趨時世樣，女兒還喜演英文。”〔105〕
直到今天，“廣東英語”還影響着廣州人、香港人、澳門人和廣東籍的海外華僑華人。現在旅居美國、加拿大的廣東籍華僑華人，還有相當一部分人講一些不太注意語法的“中式英語”（Chinglish），例如有些家長教育孩子要“好好學習，天天向上”，説成爲“Good good study, Day day up”（正確英語説法是：“Study well and make progress every day”）。今年七月，芝加哥有一位美籍華裔劇作家黄哲倫推出一幕舞臺劇《中式英語》（Chinglish），在演出過程中，就大量夾雜講“中式英語”，吸引華僑華人觀衆，場面熱烈。在該市古德曼劇院公演以來，幾乎晚晚座無虚席，大收旺場。《芝加哥論壇報》發表劇評，認爲《中式英語》一劇有望角逐美國戲劇界最高榮譽托尼奬〔106〕。
三、宗教文化
宗教是古今中外普遍存在的一種社會文化現象，是社會多數人精神生活的有機組成部分。因此，宗教自然有其社會功能，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曾高度評價宗教，説：
“宗教是這個世界的總的理論，是它的包羅萬象的綱領，它的通俗邏輯，它的唯靈論的榮譽問題，它的熱情，……它藉以安慰的辯護的普遍根據”。〔107〕
恩格斯也説：
“創立宗教的人，必須本身感到宗教的需要，并且懂得群衆對宗教的需要。”〔108〕
孫中山是1883年在香港由喜嘉理牧師施洗的基督徒，他在《第四份遺囑》中説：
“我本是基督徒，與魔鬼奮鬥四十餘年，爾等亦當如奮鬥，更當信靠上帝”〔109〕
所以，他又在論述基督教與政治革命的關係時，勉勵中國基督教青年，説：
“既開闢中國之風氣、啓發人民之覺悟，使吾人卒能脱异族專制之羈厄……擔負約西亞之責任，以救此四萬萬人民出水火之中而登衽席之上。”
“國家政治所不能及者，倘得宗教以扶之，則民德自臻上理，人民愈相親睦。”〔110〕
我們敬愛的周恩來總理也説過：
“只要人們還有一些不能從思想上解釋和解决的問題，就難以避免會有宗教信仰的現象。”〔111〕
從以上革命導師的論述來看，説明宗教是有正面的社會功能的，對於人類和諧共處，國家長久安是有合理存在的價值的。至於宗教禮儀、音樂、繪畫、舞蹈、雕塑、文物、經籍等文化價值更不在話下了。當然，馬克思在前文和列寧在《社會主義和宗教》中也説過“宗教是人民的鴉片”〔112〕的話，但這不是普遍意義上對宗教文化的評價，因爲列寧在同文中也説任何人都有充分自由信仰任何宗教或不信仰任何宗教。所以我們必須全面理解馬克思、恩格斯等對宗教文化的科學論斷。從而理解千百萬年來人類在追求認識無窮的宇宙和社會歷史奥秘的過程（據科學家統計，現在我們能觀測到的所有恒星、行星和星系，加在一起的總量還不到整個宇宙總量的4%。宇宙中96%的部分是由一些神秘的物質所組成的，科學家看不到和探測不到它們，甚至無法想象它們的模樣。例如暗物質、暗能量，科學家們能解開它們的奥秘的可能性更小）。
科學和宗教信仰兩者並不是完全對立的。宗教信仰是研究人與神的關係，它需要科學知識，又超越科學知識，但不反對科學知識。信仰是一種對未知宇宙的追求，科學則是對未知宇宙的探索。所以，宗教信仰與科學探索是相輔相成的。正如牛頓所説：
“在没有物質的地方有什麽呢？太陽與行星的引力從何而來呢？宇宙萬物爲什麽井然有序呢？行星的作用是什麽？動物的眼睛是根據光學原理設計的嗎？豈不是宇宙間有一位造物主嗎？雖然科學未能使我們立刻明白萬物的起源，但這些都引導我們歸向萬物的神面前。”
“毫無疑問，我們所看到的這個世界，其中各種事物是絢麗多彩，各種運動是如此錯綜復雜，它不是出於别的，而只能出於指導和主宰萬物的神的自由意志”。〔113〕
1918年獲得諾貝爾物理奬的量子論發明者、德國著名物理學家普朗克説：
“我們無論看何處或調查我們以爲距離很大的地方，宗教和科學之間不可能找出一個矛盾來；而對最大的問題，卻看出完全的意見一致。宗教和科學這二者並不互相排斥：相反，是互相完成的，好像是爲相輔相成具備了條件……人需要自然科學是爲了認識世界，而人需要宗教則是爲了行動。”〔114〕
相對論（包括狹義和廣義相對論）提出者、20世紀最杰出的物理學家愛因斯坦在《相對論入門》一書説：
“相信世界上是有秩序的和可以認識的這一信念，是一切科學工作的基礎，這種信念是建築在宗教感情上的。”
“人類生命的意義是什麽……要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就意味着要有宗教信仰。”〔115〕
他論述科學和宗教的關係最深刻的一句名言：
“没有宗教的科學是瞎子，没有科學的宗教是跛子。”〔116〕
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一項“蓋洛普方法”調查，結果發現在262位科學發明家中，有242人是宗教信仰者，占92.4%。其中最具貢獻近現代的科學家如：天文學開創日心説的波蘭科學家哥白尼（1473-1543）是天主教神甫；第一個現代外科醫生法國人安布羅斯·佩爾（1510-1590）是基督教徒；科學方法之父、英國人弗蘭西斯·培根（1561-1626）是基督徒；發現行星三大定律的德國人約翰尼斯·開普勒（1571-1630）是基督徒；概率論和流體静力學奠基者、法國布萊斯·帕斯卡（1623-1662）是基督徒；發現波義耳定律的英國人波義耳（1627-1691）是基督徒；發現運動三大定律和萬有引定律的英國人艾蕯克·牛頓（1642-1727）是基督徒；微積分發明人之一的德國人戈特弗裏德·威廉·萊布尼兹（1646-1716）是基督徒；首先將物理方法引入生物學的英國人史蒂芬·黑爾斯（1677-1761）是牧師；動植物分類之父的瑞典人林耐（1707-1778）是基督徒；地震學之父的英國人約翰·米切爾（1724-1793）是牧師；天王星發現者的英國人威廉·赫謝爾（1738-1822）是基督徒；發現電動勢命名電壓單位的意大利人伏特（1745-1827）是基督徒；創立原子論化學家、英國人道爾頓（1766-1844）是基督徒；發明安培定律命名電流單位的法國人安培（1755-1836）是基督徒；發明歐姆定律命名電阻單位的德國人歐姆（1787-1854）是基督徒；電學之父，發明電磁感應的英國人塞繆爾·莫爾斯（1791-1872）是基督徒；自動感應原理發現者、美國人約瑟夫·亨利（1797-1878）是基督徒；麻醉學奠基者、蘇格蘭人詹姆斯·辛普森（1811-1889）是基督徒；發現能量轉换和守恒定律的英國人詹姆斯·焦耳（1818-1889）是基督徒；近代微生物學奠基者的法國人路易斯·巴斯德（1822-1895）是天主教徒；遺傳學奠基者、奥地利人格雷戈爾·孟德爾（1822-1884）是神甫；現代昆蟲學奠基者、法國人瓊·亨利·法布爾（1823-1915）是基督徒；電磁學奠基者、英國人詹姆斯·科勒克·麥克韋斯（1831-1870）是基督徒；X光綫發現者、德國人倫琴（1845-1923）是基督徒；電燈電磁發明家、美國人愛迪生（1847-1931）是基督徒；二級管發明者、英國人約翰·安布羅斯·弗萊明（1849-1945）是基督徒；俄國生物學家巴甫洛夫（1849-1936）是基督徒；量子論提出者、德國人普朗克（1858-1947）是執事；世界第一架動力飛機製造者、美國人威爾伯·萊特（1867-1912）和奥維爾·萊特（1871-1948）是基督徒；原子核物理學家、英國人盧瑟福（1871-1937）是基督徒；發明無綫電者、意大利人馬可尼（1847-1937）是基督徒；相對論發現者20世紀最杰出的物理學家美國人愛恩斯坦（1879-1955）是有神論者；實驗物理學家美國人康普頓（1892-1961）是基督徒；美國最著名的農學家喬治華盛頓·下弗（1864-1943）是基督徒，等等。更令人驚奇的是，在諾貝爾奬得主中，信仰宗教的科學家竟占93.27%〔117〕。在這些著名科學家看來，宗教與科學並非是排斥關係，他們一方面信仰宗教、讚揚神的至高無上；另一方面可以探討宇宙世界的奥秘而成爲科學發明家。所以，當伽利略通過望遠鏡發現了太陽黑子、木星的衛星和月亮上的山脈後，欣喜若狂地歡叫：
“我驚呆了，我無限感謝上帝，他讓我想方設法發現這樣偉大的、多少世紀都不清楚的事迹。”〔118〕
上述這些信仰宗教的科學家和發明家，使迷茫中的人們對於未知的宇宙世界的研究增加了信心，也證明馬克思關於“宗教是這個世界的總的理論”的論斷的正確性。我們以此來闡述十三行商幫助馬禮遜、伯駕和樑發等在廣州傳播基督教新教，不無意義。
外國宗教傳入廣州由來已久。佛教於漢吴時代從印度經南海道傳入；伊斯蘭教在唐初由波斯傳來；天主教是明代中葉從葡萄牙經澳門傳來；基督教新教正是在十三行時期的19世初年從歐美經澳門傳入，對廣州城市文化發生深廣的影響。
基督教新教傳入中國最早是臺灣省。1626年（天啓六年）派遣傳教士到臺灣傳教，吸收上千人入教。1662年（康熙元年），鄭成功把荷蘭殖民者趕出臺灣後，基督新教（下同）在臺灣的活動也隨之消亡了。以後還進行過幾次嘗試來中國傳教，但始終未能實現。
18世紀末，英國在與葡萄牙、西班牙、荷蘭和法國等國競争中奪得了海上霸權，並竭力向海外擴張殖民地。爲了適應擴張的需要，在英國國内紛紛成立對外傳教的基督新教的差會（差會即傳道會）機構，如1795年成立“倫敦差會”，1796年成立蘇格蘭差會，1800年成立基督會差會。這些差會訓練了一批傳教士，陸續派往亞洲、非洲國家傳教。19世紀初，基督新教有卡萊（Carey）、麥西門（Marshman）、和羅伯特·馬禮遜（Robert Marrison）等三教士極力主張到中國傳教。最後，“倫敦傳道會”（即倫敦差會，London Missonary Society）選中了馬禮遜。
羅伯特·馬禮遜，英國人，1781年生於大不列顛島北部莫佩斯小鎮的一户貧農家庭。從小受宗教思想薰陶，學會拉丁文、希伯來文和希臘文，後考入倫敦霍克斯頓神學院，後又轉入高斯坡神學院。1804年加入倫敦傳道會。1807年1月8日被封爲牧師。當倫敦傳道會選中他來中國傳教時，便開始學習中國文字，請了一位名叫楊善達的廣東人做教師。並在倫敦博物院裏找來一本中文的《新約》，天天鈔寫中文，後來成爲他釋譯《聖經》的草本。馬禮遜是倫敦傳道會派遣的，但當時壟斷中國貿易的英國東印度公司怕影響他們在中國的商業利益，不允許傳教士乘坐公司的商船前來。於是，馬禮遜只好於1807年1月31日啓程到紐約，得到美國國務卿麥迪遜（James Madsion）的協助，寫了一封介紹信給駐廣州的美國商館的官員。他帶着介紹信於1807年5月19日在紐約乘坐“三叉戟”（Trident）號美國貨輪横跨太平洋，於9月8日扺達廣州。他受到美國領事卡林頓（Carrington）的熱情接待，隱居在十三行夷館的美國商館貨棧裏，繼續學習中文。1808年11月，他從廣州前往澳門居住。爲了避免給澳門葡萄牙當局發現他的正式身份，他隱居在英國駐澳門的東印度公司内，從而認識了該公司一位高級職員摩頓（Morton）的女兒瑪麗·摩登（Mary Morton）小姐，並産生愛情，遂於1809年結婚。他的處境得到東印度公司的同情，决定聘他擔任公司的中文翻譯，年薪500英磅。這樣一來，他既可以爲東印度公司服務，取得合法身份出來公開活動，又免去被中國政府驅逐的擔心，大膽地進行傳教工作。從此，他一邊辦公，一邊釋譯《聖經》，經常來往於澳門和廣州之間，並以英國使臣、商務監督律勞卑（William John Lord Napier）的“秘書兼譯員”的身份在澳門開始基督新教的傳教活動。這是基督新教傳入澳門之始。當時澳門天主教會禁止教徒同馬遜禮來往，所以他平時就在廣州自己的寓所裏舉行家庭禮拜，每逢星期天才到澳門舉行正式的禮拜儀式。他一個人在澳門與廣州來回進行傳教工作達六年之後，倫敦傳道會才於1813年派教士米憐（William Miline）來澳門協助馬氏工作。但因受清朝官府和東印度公司之反對，米憐即於1815年4月17日到馬六甲去進行傳教活動。
爲了便於傳教，馬禮遜首先於1813年把《聖經》新約全書譯爲中文，名曰《使徒行傳》，於1814年在廣州出版200本；接着於1819年和米憐合譯了《聖經》舊約全書，於1823年在馬六甲正式出版。所以，基督新教的全部原始教義得以在廣州傳播，馬禮遜當是第一人。他還編輯《神道論》、《救贖救世總説真本》、《問答淺注耶穌教法》、《古時如氐亞國（即猶太國）歷代傳略》、《養心神詩》等佈道小册子，請澳門的印刷工人蔡高（亦稱蔡亞高）幫助刻印發行。21歲的蔡高因爲經常要到馬禮遜家中去聯繫工作而聽其講《聖經》，深受影響，請求入教。於是，馬禮遜即於1814年7月26日，在澳門“東望洋”海濱的小山側的泉水中爲之洗禮入教，成爲澳門（也是中國）信仰基督新教的第一個教徒。另一個幫助馬禮遜刻書傳教的是在澳門做印刷工人的高明縣人樑發。
由於馬禮遜在廣州傳播基督新教打開了局面，於是美國美部會、浸信傳道會，聖公會、美南浸信會；荷蘭傳道會；英國倫敦會，教會傳道會等基督新教會不斷派教士前來廣州傳教。1830年2月25日，美國的美部會（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派遣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gman）和雅裨理（David Abeel）到廣州；1831年12月荷蘭教會派遣德籍教士郭實臘（Karl Friedich August Gutzlaff）到澳門；1833年10月26日美部會又派教士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到廣州；1834年10月26日又派遣精通醫術的教士伯駕（Peter Parker）到廣州傳教，十三行商伍秉鑒把十三行新豆欄街的豐泰行3號租給伯駕開辦眼科醫局，使伯駕得以進行邊行醫邊傳教活動。1835年7月21日派教士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來廣州；1836年9月派叔未士（J·Lewis Shuck）來廣州；1837年5月派羅孝全（Lssachar Jacox Roberts）到澳門和廣州，等等。這些傳教士同樣得到樑發的全力幫助並一起開展傳教活動〔119〕。
樑發，干隆五十三年（1789）出生於廣州府屬下的高明縣三洲司古勞村的貧農家庭，11歲才入私塾讀書。按中國私塾的規例，他先讀《三字經》，後讀《四書》、《五經》，共讀四年，算是對中國儒家典籍有一定的基礎。到樑發15歲時，家裏再無法供他讀書，於是他到省城廣州打工謀生。開始時在一家筆店學習制筆，後改學雕板刻字四年，掌握了刻字技術，並努力學習文學。嘉慶十五年（1810），樑發結束學徒生活成爲一名正式的雕板工人，在廣州十三行附近的一個印刷廠做工。此時馬禮遜已在廣州傳教，1811-1812年，他把《路加福音》和《新約》兩書翻譯爲中文，請樑發雕刻和印刷，從此與馬禮遜結下不解之緣，並終生全力和馬禮遜等外國傳教士在廣東傳播基督新教，成爲第一個中國籍基督新教徒的傳教士。
樑發又爲馬禮遜刻印《聖經》中譯本，與馬禮遜的關係更加密切了。1815年，另外一個來廣東傳教的倫敦會教士米憐被馬禮遜派往馬六甲傳教，樑發應馬禮遜要求，即隨米憐前去協助刻印中文書籍資料，並成爲米憐的助手〔120〕。此時，樑發對基督新教産生强烈的興趣和要求，於是米憐於1816年11月3日給樑發施洗成爲基督新教徒。從此，樑發在米憐的刻意培養下，以中國本土基督新教徒的身分在廣州、廣東傳教，發揮了外國傳教士難以起到的重要作用。
1818年以後，樑發經常往來於廣州、澳門、高明、開平、高州和南洋之間，爲傳播基督新教而奔波勞碌一生。
1819年4月，樑發乘船從馬六甲回到廣州，然後回家鄉高明，在他父母的敦促下完了婚。於是，他就在本鄉積極傳教，先是編寫《救世録撮要略解》一書，並附《經文》數段、《禱文》數篇、《聖詩》三首和《十誠》，帶到廣州給馬禮遜審閲後刻印200份，分發贈送親友宣傳。後被高明縣署發覺，樑發被捕入獄。好在馬禮遜向有錢的商人極力斡旋，出了罰金，並具結以後永遠不在廣州傳教，始獲釋放。後回家與家人團聚40天。
1820年春，樑發又重去馬六甲幫助米憐。不久，因他妻子黎氏要生孩子，他只好又回到高明家中伺侯。期間，他不斷向其妻讀經祈禱，後來其妻果然亦信奉基督新教，於是他在家裏的一個陋室中舉行聖禮，用飯碗代替洗禮盆，爲其妻施洗入教。
1821年，樑發夫婦告别家鄉去馬六甲幫助米憐傳教。可惜1822年米憐患肺結核病亡，樑發重回高明。次年，他携兒子進德到澳門在馬禮遜面前求洗入教。
1823年，馬禮遜回國，在啓程前將樑發封爲宣教師（Evangelist）。1826年，馬禮遜再到廣州，直至去世（1834）。樑發一直充當他的助手在廣州傳教。
1828年9月26日，樑發從廣州回到家，不久，他發現幼年讀私塾的同學古天青對基督新教饒有興趣，經向他宣傳教理後，於1828年1月由樑發爲之舉行洗禮入教。後又到澳門傳教，一方面，教授兒童學習《聖經》，另一方面努力撰寫《勸世良言》一書等12種宣教小叢書。1830年，在樑發的教育和影響下，跟樑發做過多年印刷工作的屈亞昂在澳門馬禮遜家中受洗入教。之後，樑發和屈亞昂於1830年5月28日到7月14日，同到高州傳播基督新教。此時他寫《真道尋源》、《靈魂篇》、《异端論》，並刻印好裝入箱中帶去高州散發，史稱：
“他們到高州去，其目的是要把基督教書籍分派與由各縣來城的童生。他們在沿途經過的圩市中派送佈道小書。在高州的一個城中，他們已經派送了七百多本，大部分是送給來城投考的生童們的。”〔121〕
1830年，樑發和屈亞昂從高州回廣州，到一家姓林的旅館住宿，又向林老闆及一個泥水匠住客李新宣傳教義，深受啓發後於1831年2月由樑發施洗入教。
同年，又爲他的父親樑冲能和他兩個兒子施洗入教。1834年，馬禮遜死後，樑發越發抓緊時間進行傳教活動。此年，他利用廣州舉行三年一次的鄉試機會，向全省各縣來廣州投考的秀才們散發《聖經》等書刊，廣爲宣傳基督新教。他在日記中記述：
“三四年以來，我常在廣州城附近鄉村及其他各地派送《聖經》日課，人人皆喜歡接受，拒絶不受者人數却甚少也。今年適爲三年一次之鄉試。各縣秀才皆齊集省城應試，於是我遂想從速將佈道小書派送於彼等。因此，八月二十日，我遂約同吴亞清（以下人名皆譯名）、周亞生及樑亞新將書籍携往派送。是日共派出《聖經》日課一千份（共五千本），而所有士子皆喜歡接受，並無任何滋攏；我儕皆甚爲快慰。翌日又同樣派送一千份，亦並無事情况發生。”〔122〕
但樑發在廣州派送《聖經》給鄉試秀才終於被清朝廣州知府發現，並於第四天派巡卒前來拘捕樑發等，結果吴亞清、周亞生被捕。樑發逃回高明，帶妻兒逃至江門和開平赤坎躲避，然後轉到澳門向裨治文籌集800元錢，託人回廣州營救吴、周兩人出獄。
1839年，樑發回到廣州，9月間遇鴉片戰争，至1842年8月才告結束。期間樑發在廣州和附近各地進行傳教。他兒子進德被林則徐聘爲英文譯員。1839年馬禮遜長女婿合信（Dr. Hobson）由倫敦會派來廣州。樑發與他合作，親密無間，直到1853年樑發去世爲止。1841年9月，樑發往澳門訪謁倫敦會的教士雒魏林（Lockhan）和合信，並寫了一本《赦世之禮諭》小書和將麥都思的《新約》譯本修改，並爲他的寡居小姨子施洗入教。1842年，樑發母親由伯駕施洗入教。此時，樑發决定遷到廣州河南龍尾導村居住。
1843年樑發從廣州到香港傳教，在何福堂的幫助下，創設許多宣教機構。但因他父親於1844年2月20日病亡，他只好又回廣州。他兒子隨他回廣州後，受聘於某巨商翻譯員，從此不再協助父親做傳教工作。到了1844年中美簽訂《望厦條約》時，進德作耆英翻譯參與訂約之事。因爲條約中有一條是准許外國人在通商口岸設立基督新教教會和醫院，道光皇帝正式寬容了基督新教的傳教。於是樑發利用這一機遇，於1845年，到怡和行商伍紹榮將豐泰行3號免費給伯駕將眼科醫局擴充爲博濟醫院舉辦禮拜聚會進行傳教，向來看病的病人宣講基督教新教。這種聚會延續三年半之久，計先後參加聚會的聽衆共計1500多人。〔123〕
1846-1847年，樑發又在廣州河南他家附近的一間福音堂舉辦禮拜聚會，聽衆達130多人，分送小書218本，並爲四個婦女施洗入教。
1849，是廣州傳教工作十分興旺的一年，當時在廣州居住的傳教士達14人。樑發雖然年愈64歲，但一樣熱心宣教，並爲從東莞來廣州的青年周學施洗入教。周學後成爲樑氏的得力助手。
1855年，英國衛斯理會派第一批傳教士來廣州，樑發亦與他們合作傳教。但是樑發已老病在身，於4月12日3時去世。此年，深受樑發宣教影響受洗入教者達15人之多。
樑發去世後，殯葬於廣州河南龍尾導村與康樂村間的小山上，與他父親、妻子的墓地一起。五十年之後的1905年，嶺南大學從澳門遷回廣州河南康樂村。學校爲擴充校園，把附近許多墓地購入，發給墳主以遷葬費，請他們將墳中遺骸遷往别處埋葬。1915年10月18日樑發的兒子澤蘭死後不久，嶺南大學副監督鐘榮光接到馬來西亞聯邦美以會宣教士馮炎公先生的一封來信，説其妻子是樑發的曾孫女，又説樑發的墳墓在該校所購買的墳地中。1918年，宣教士夏令會在嶺南大學開會，鐘榮光借此機會帶宣教士到鳳凰崗參觀樑發及其父親和妻子的墓地。嶺南大學當局把樑發遺骸遷葬於該校的中央禮拜堂前地。1920年6月7日，該校舉行紀念會，將樑發葬地劃爲尊崇之地，請樑發的曾孫女婿馮炎公演講。
基督新教傳入廣州後，雖然經馬禮遜等傳教士在樑發終生努力幫助下開展傳教活動，但由於當時是清政府禁教時期，加上澳門耶穌會又禁止天主教徒與基督新教徒來往聯繫，因此基督新教發展並不快。到樑發去世時的1855年，廣東真正受洗入教者僅有24多人，其中有姓名者是蔡高、樑發、蔡盧興、蔡亞塵、樑進德、黎氏（樑髮妻）、古天青、屈亞昂、樑冲能（樑發父）、何福堂、周學、林某、劉蔗泉、李新、劉澤春、朱阿山、阿凱（Akae）、吴阿昌（Woo Achang）、樑阿壽（Leang Ataow）、樑阿蓀（Leang Asun）、朱靖（Choo Tsing）。而這些信徒中除樑發親屬以及幾位與樑發密近者外，其他人均不太集中精力傳教。〔124〕
正當樑發在澳門、廣州、江門、高明、高州等地極力傳教期間，西方國家的傳教士10多人接踵而來澳門和廣州等地進行傳教活動。首先是對中國貿易已上昇到第二位的美國，其基督教差會的“美部會”於1830年2月派遣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gman）到達廣州，於1832年創辦《中國叢報》；1834年到澳門，並於1839年5月，將《中國叢報》遷往澳門出版發行，以宣傳教理。1831年底，荷蘭教會派德國籍教士郭實臘（Karl Friedich August Gutzlaff）扺達澳門傳教，受到馬遜禮的熱烈歡迎和款待。郭實臘利用自己會説流利的中國話這一有利條件，既在澳門傳教，同時要他自己英國籍妻子温施蒂（Wanstall）在澳門自己的寓所内辦起一間女塾，專門招收一些貧窮家庭的女孩子入學，向他們宣傳基督新教的《聖經》。
1833-1834年間，美國基督新教“美部會”又派教士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fiams）和伯駕（Peter Parker）來澳門幫助馬禮遜傳教。伯駕曾在澳門開設一間醫院，一邊爲人醫病，一邊向人們宣傳基督新教。1836年，美國南浸信會教士叔未士（Jehu Lewis Shuek）帶家眷一起來澳門傳教。羅孝全（lssachar Jacox Robert）亦於1842年經香港入廣州開設禮拜堂傳教，向洪秀全、洪仁玕講授基督教義。洪秀全在羅孝全處“學道”兩個多月，查考了中譯本《聖經》，參加了禮拜。1844年10月22日，美國長老會第一位傳教士哈巴安德（Happer Onter）扺澳門傳教。他先在澳門辦一所學校，招收學生30人，一邊學習文化，一邊向學生宣傳教義，1847年3月，將學校由澳門遷到廣州故衣街，繼續辦學傳教。
但是基督新教在鴉片戰争前較難傳入内地。鴉片戰争後，基督教新教則傳播較快，基本上覆蓋全省。據統計到1900年，廣州有基督新教徒5000人。1919年，廣東省基督新教徒62262人，占全國基督新教徒總數的六分之一，建立教堂924所，興辦中小學校834所，嶺南大學一所；開辦醫院19間擁有病床27023張〔125〕。而且，基督新教徒多以科學文化爲傳道手段，游移於宗教與世俗之間，於是西方近代的科學技術和先進思想觀念也傳入廣州，對於擴大民衆的視野、增廣知識和打破封建社會的閉塞局面，却是稍有效應的。特别是傳教士傳入西方資産階級的自由、平等、博愛的人權思想，“在權利方面，人們生來是而且始終是平等的”、“法律是公共意志的表現”、“在法律面前，所有公民都是平等的”、“財産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一切人納税平等”等思想，對於處於封建專制制度下的民衆無疑是一種先進思想。當時廣州和廣東民衆並不排斥這些先進思想文化，反而吸取其有益的適合自身需要的料養，以充實、壯大和發展自己，使自己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更加充實和提高。特别是全力傳播基督教新教的高明人樑發，於道光十四年（1834）到廣州傳教，利用廣東舉行三年一次的鄉試機會，向全省各縣來投考的考生散發一千份《聖經》所發生的效果更爲明顯。其中花縣考生洪秀全手執一份《聖經》回家，以後竟受此書和之後梁發送給他自己的著作《勸世良言》的影響，發動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史稱：
“現在讓我們來看樑發先生派送小書的效果。樑發和他的同事在學院分送小書的時候，曾經把書籍一分派給一個青年童生，這個童生的名字叫做洪秀全。洪秀全考試落榜，帶了那分基督教書籍回到他的家裏去；這件微小的事情後來竟造成中國歷史上驚天動地的一個大變局！洪秀全落榜回家的時候，年紀只有二十歲。他起初對於樑發所派給他的書並不注意，只將它放在書架上面，擱了九年之久。一八三七年，他再赴府試，仍舊名落孫山。考試完畢回家，不久就發起病來，他在病中看見許多异現象……1847年某日，他坐在書房中看書，忽有友人前來拜訪他。那個友人在書架上發現樑發的書，面對洪秀全説着，這才引起了他對於這書的注意。當下他從書架上把書拿出來閲讀。他讀了這書以後，就相信他已尋得解釋他所見异象的鑰匙了。……因此他就拔劍而起，從事他的革命運動。這就是‘太平天國之亂’的由來。洪秀全同一個叫馮雲山的友人受了樑發的書的感動，興起打倒偶像的戰争，組織了一個上帝會。可是他們雖有熱誠，却少知識，而他們所用的破壞手段更難搏得人們的同情。洪秀全久有意思要加入基督教會，到了一八四七年他第三次府試落榜以後；他就决定意思加入教會，他跑去拜訪美國浸信會宣教士羅孝全（Roberts）牧師，他與那牧師同住了幾個月，沉潜於基督教的教訓之中。洪秀全請求那牧師爲他施洗，可是那牧師因洪秀全的神學觀念有些荒誕不經，不願爲他施洗。洪秀全失望之餘，就回去創立他自己的團體，集合一些有志反抗清朝和反對偶像的人在他的旗幟之下。……他曾經采取樑發先生用文字佈道的方法著作宣道小書，他初期所作的小書極合於基督教的教義，其中一種叫做《宗教戒律》……洪秀全所組織的團體除了送他們自己所著的傳道小書外，又印送《新約聖經》”。
“……洪秀全和他的友人馮雲山决意到外省去傳道，而且以販賣筆墨維持生計，那是他受了樑發書中所載的‘先知在故土室家外，莫不受人的尊敬’的一句話和《使徒行傳》十九章保羅傳道的事迹的影響”。〔126〕
洪秀全在受到《聖經》和《勸世良言》的啓迪下，撰寫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訓》、《原道覺世訓》三部著作，奠定太平天國革命的理論基礎，並於道光二十三年（1843）創立拜上帝會，秘密進行反清活動。二十七年（1847），他前往廣西桂平縣紫荆山，與先期在那裏進行傳教的馮雲山會合，後被擁爲拜上帝會首領，並於三十年（1850）農曆12月10日，即1851年的1月11日率衆在桂平縣金田村發動反清起義，建號太平天國，號天王。9月攻克永安（今蒙山），次年自永安突圍，攻桂林不克，北進破全州乘勝入湖南，經道州、郴州進軍長沙，進取岳州（今岳陽）和漢陽、漢口。1853年1月攻克武昌，2月沿江東下，3月攻克南京，定爲都城，名曰天京，頒佈《天朝田畝制度》，建立鄉官制度，對外堅持獨立自主，反對外來侵略的政策。5月，太平軍北伐震驚京津，西征佔領安慶、九江、武昌等重鎮，後因天京高層領導内訌和第二次鴉片戰争後英、法、美、俄支持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革命，使堅持十四年鬥争的革命運動終於光緒十年（1884）被清廷鎮壓而告失敗。雖然如此，但太平天國在《天朝田畝制度》推出的建立“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匀，無人不飽暖”的理想社會的理想和制度，對後來廣州和廣東乃至全國民族民主革命家的影響甚大。孫中山在青年時代曾以“洪秀全第二”自詡，最後領導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封建制度。從某種意義上來説，這是吸收外來先進思想文化和制度文化的結果。孫中山提出的民族主義、民權主義龢民生主義這種向西方國家尋求拯救中國的道路，與洪秀全學習樑發的《勸世良言》而産生反對清朝封建制度的思想和進行太平天國革命運動，不無關係。
四、消費文化
隨着西方商人越來越多來廣州經商，也帶來西方人的消費商品和消費風俗習慣，影響着廣州的消費文化。消費文化之首是飲食，“民以食爲天”。西方商人把西餐飲食這種最基本的异質文化首先經澳門帶入廣州，時人作過記述：
“他們坐在餐桌旁，吞食着一種流質，按他們的番話叫做蘇披（Soup湯），接着大嚼魚肉，這些魚肉是生吃的，生得幾乎跟活魚一樣。然後，桌子的各個角都放着一盤盤燒得半生不熟的肉……接着又端上來一味吃起來令嗓子裏火辣辣的東西。我旁邊的一位用夷語稱爲咖哩，用來拌着米飯吃。然後是一種緑白色的物質，有一股濃烈的氣味。他們告訴我，這是一種酸水牛奶的混合物……叫乳酪，用來就着一種渾渾的紅色的液體吃，……其名稱叫做啤酒。”〔127〕
十三行商經常與外商打交道，又是殷實富家，當然是最先和最多消費和品嚐西餐了。同文行商潘有度經常接待外商，洽談生意，並賦詩贊美西餐，雲：
“起居飲食定時辰，人事天工善保身。
見説紅輪有遲速，一陽來復影初均。
客來親手酌葡萄，響得玻璃興信豪。
寒夜偎爐傾冷酒，不知門外雪花高。”〔128〕
從詩文可想而知，潘有度對西方商人飲食有時喜歡喝葡萄酒和冷酒等飲食習慣是熟悉和尊重迎合的。因此，十三行商在家裏設宴招待外國商人時，亦按西餐的習慣招待他們。美國人羅伯特·貝勒特（Robert Bennet）曾記述一次出席十三行商家宴的情况：
“我們被明官（Mingqua）、明官的侄兒和其他伙伴群亨（譯音）請進一個燈火通紅的大廳……首先端上的是各式精美的小水果盤，大約二十餘種水果，第一道是一碟堆成金字塔模樣的水果，點綴着一朵小花。不同的水果顔色相映成趣，……大約吃六小碗不同的湯之後，僕人們不斷更换湯碟，……吃了六道菜後，我們抽着喜歡的雪茄煙離開座位，大約過了十五分鐘，又被邀請重新入座，……第一道才是與火腿、葱、胡蘿蔔等佐料一起熬成的鴨肉，剛好嘗過它，第二道端上的是切成細片的鯊魚鰭，……另外七八個盤子盛着各式各樣的菜肴，我們只能偷偷張望，品味着每道佳肴。”〔129〕
從上資料看，這是一席中西結合的宴會，先是在大客廳吃些水果，然後按廣州人的飲食習慣先喝湯，再正式吃中式菜，休息15分鐘，抽雪茄煙；然後重新入座，吃西式菜火腿、胡蘿蔔、葱等佐料熬成的鴨肉、鯊魚鰭等，這席盛宴相當豐盛，令外國客人記憶十分深刻。
根據劉志偉教授研究指出，當時到行商伍浩官、潘啓官家裏赴宴作客的外國商人，都是使用精緻的銀匙、刀叉、玻璃杯及洋酒杯等西式餐具招待的。〔130〕
除了十三行商和一些富有人士品嚐西餐外，一般普羅大衆仍然不感興趣，甚至誤認西方人吃這些半生不熟或吃生菜肴是“粗野原始”。但後來與外國商人交往越來越多，西餐亦日益爲廣州平民熟悉而進入廣州的市場。干隆年間（1736-1795）開始，廣州銜市上已開設餐館經營了。著名十三行的“碧堂”，即是一間相當大的正宗西餐館，史稱：
“廣州十三行有碧堂，其制皆以連房廣厦，蔽日透月爲工”。〔131〕
山東省嘉祥縣舉人曾七如來廣州，到十三行的荷蘭館亦品嚐過西餐：
“食用麥，雜以茴胡蔴熯塊肉。酒具用白玻璃，晶瑩徹内外，口盎而中直。酒芳冽，餘盡三器，渠嘖嘖喜，作指環扺唇者三。通使告餘：‘羡君能豪’”〔132〕。
同時，袁枚亦在楊中丞家裏吃過自製的西洋餅，然後在《隨園食單·點心單》一書中記載西洋餅的製作方法：
“用鷄蛋清和飛面作稠水，放碗中。打銅夾剪一把，頭上作餅形，如碟大，上下兩面，銅合縫處不到一分。生烈火烘銅夾，撩銅水，一糊一夾一熯，頃刻成餅。白如雪，明如錦紙，微加冰糖、松仁屑子。”〔133〕
袁枚品嚐後覺得這種點心萡餅“味頗鮮美”，“極鬆脆”可口。以後，品嚐的人多了，就把西餐融入粤菜，可謂中西合璧。例如西洋人喜歡飯後吃“西米露”，粤人亦作爲餐後甜品了。使得粤菜的内涵更加豐富多彩，甚受市民歡迎，而且名聲遠揚，贏得“食在廣州”的美譽。咸豐（1851-1861）以後，廣州商人開始獨立開西餐館經營西餐，牛扒、猪扒等西餐當街叫賣。於是西餐逐漸成爲廣州飲食行業的一道風景綫。宣統三年（1910）10月18日的《天趣報》刊登“嶺南第一樓改良食品廣告”，以經營西餐招攬生意，自贊曰：
“烹調各式西菜，美味無雙，並巧制西餅，一切便來往小酌。”〔134〕
1927年開業的廣州新亞大酒店，更以經營猪扒、牛扒、松子鷄、煙倉魚、燒乳鴿、葡國鷄、麵包、奶酪、咖啡、巧克力等西餐著稱，深受外國人和中國人光顧和讚嘆，生意旺盛。
十三行時期，消費文化另外一道風景綫是富商巨賈和封建官吏對西方珍貴高端的奢侈品的消費。當時，西方國家來廣州貿易，很少民生産品，大多是毛呢、鐘錶、千裏鏡、人參、羽紗等高級消費品。這些洋貨價格高昂，一般市民百姓消費不起，但封建官吏和富商巨賈却十要喜愛。而首先享受的當然是與外國商人直接交易的十三行商人階層。如同文行富商潘有度就十分喜歡購買“千裏鏡”和“觀星鏡”等珍貴品享用，並賦詩感受，雲：
“萬頃琉璃玉宇寬，鏡澄千裏幻中看。
朦朧夜半炊烟起，可是人家住廣寒。
術傳星學管中窺，風定銀河月滿池。
忽吐光芒生兩孔，圭形三尺最稱奇。”〔135〕
詩句生動地抒發潘有度對“千裏鏡”和“觀星鏡”的認識，並爲自己擁有此種當時社會罕見的高級消費洋貨感到榮耀。又，而益行行商石中和也是極爲享用洋貨高級消費品者之一，干隆六十年（1795），他遭到破産時，官府查抄其家中財産，發現其購買望遠望、鐘錶、嗶嘰、氈氊、羽紗等高級洋貨消費品等價值占其總資産的15%〔136〕。而行商潘仕成的高級消費更具有中西合璧的特點，他建築鄉間高級别墅則用中西高級建築材料，史稱：
“大門則用暹羅柚木做成，房屋的布局令人想起龐培（Pompei）的房子，地板是大理石的，房子裏也裝飾着大理石的圓柱，或是鑲嵌着珍珠母，金銀和寶石的檀木圓柱，名貴的木料做的傢具漆着日本的油漆，天鵝絨或絲質的地毯裝點着一個個房間。”〔137〕
據説，潘仕成不時以其有如此中西高級建築材料建成的别墅而榮耀於人。可見當時高級奢侈洋貨消費在十三行商眼目中的地位之高矣。當然，當時的高級奢侈洋貨消費品還不能爲一般市民所普遍享用，但却爲廣州的城市文化增添光彩，是可肯定的。
北京的帝王宫殿更是高級洋貨消費品的享用者，并且通過粤海關監督令十三行商爲之代購進貢皇帝享用。干隆帝於干隆二十三年（1758）正月初四下諭旨，令粤海關貢進洋貨消費品：
“向年粤海關辦貢外，尚有交養心殿餘銀，今即着於此項銀兩内買辦洋物一次，其羊氈、嗶嘰、金綫、銀綫及廣做器具俱不用，惟辦洋鐘錶及西洋金銖奇异陳設，並金綫銀綫或新鮮器物，皆可不必惜費，亦不令養心殿照例核减，可放心辦理。”〔138〕
干隆二十四年（1759）八月十九日，又下諭旨粤海關令十三行商采辦洋貨：
“如紫枟、花梨、烏木、羽紗、大絨、花氈、洋金銀綫等物，……以上洋貨，向係買自内地行商，即李永標到任以來，亦係循照舊例辦理。”〔139〕
干隆三十年（1765）正月二十八日，又下諭旨，要求行商爲宫廷内務府采辦進口洋貨紫枟木7萬斤〔140〕。由此可見，清廷通過十三行商采購進貢超級洋貨消費品已經是司空見慣的定例。
十三行時期特别是干隆年間（1736-1795），廣州以至全國掀起一股西洋鐘錶消費熱潮，更是爲世人所矚目。自鳴鐘錶不僅是十三行商人、廣東督撫、清宫廷等社會上層人士所享用，各階層人士也紛紛追求和購買享用。於是在廣州、江南和北京等地的國人學習鐘錶技術和仿製鐘表的“廣造鐘”（廣州制）、“御造鐘”（北京制）和“蘇造鐘”（江南造），紛紛投入市場與西洋鐘錶一起銷售，從而出現廣大城市中下層社會人士也逐漸消費鐘表的局面。在城市内的教堂、衙署、商館、公共建築物，均安裝自鳴鐘報時，官員、商人、僕役、戲子甚至連妓女都以購買自鳴鐘錶享用爲時尚，史稱：
“自鳴鐘有掛鐘、座鐘。座中有八音。洋行有一鐘，座上銅人能畫千觀音像。……洋表有紅毛、佛蘭西二種。紅毛多度金殻，佛蘭西多銀殻”〔141〕
“朝臣中有鐘錶者，轉誤期會；不誤期會者皆無鐘錶者也。傅文忠公家所在有鐘錶，甚至傔從無不各懸一表於身”〔142〕
“官廳尤極豪者，大堂左右設自鳴鐘兩架……署中蓄梨園兩班，……無人不佩時辰表者。”〔143〕
“江南岑生，嘗借宿滄州張蝶莊家……前復陳—自鳴鐘。”〔144〕
“阿鳳，……所居綉幞綺窗……壁上自鳴鐘兩三對列。”〔145〕
“今則商賈、奴隸，無不有表，且有多者。”〔146〕
鴉片戰争後，洋貨進入廣州市場的品種更多了，諸如留聲機、玻璃、玩具、珠寶、縫紉機、錫器、文具、羽紗、歐式鞋等等，而且爲廣州市民樂於接受購買享用。1859年，英人呤唎來廣州時，在街頭看到：
“很多姑娘的足上穿着歐式鞋，頭上包着鮮艷的曼徹斯特式的頭巾，作帕形，對角摺叠，在額下打了一個結子，兩角整整齊齊地向兩邊伸出。我覺得廣州姑娘的歐化癖是引人注目的。這些年輕姑娘在結婚前，留着短短的劉海，給人的印象是介乎倫敦銜頭的宣教師和剛從禾堆裏爬出來的人之間的光景。”〔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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