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民温飽和就業問題，是我國當前社會問題中的突出問題。積解放以來四十多年正反兩方面的經驗，説明只有堅持黨的十四大提出的以經濟建設爲中心不動摇，才能解决我國12億人口的温飽問題，才能爲我國5億多勞動力的就業創造條件，進而使我國人民生活在90年代内達到小康水平，爲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打下基礎。

　　【關鍵詞】以經濟建設爲中心  温飽  小康  勞動就業

　　黨的十四大報告在闡明堅持以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爲指導的黨的基本路綫提出：“堅持黨的基本路綫不動摇，關鍵是堅持以經濟建設爲中心不動摇。……除非發生大規模外敵入侵，無論在什麽情况下都不動摇這個中心”。這一闡述集中而充分地體現了鄧小平關於社會主義本質是解放和發展生産力的思想，爲全黨和全國人民進一步解放思想、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步伐，提供了極其重要的理論指南。本文擬從社會學的角度，就解决我國人民的温飽和達到小康水平以及充分就業的社會問題，談談對“堅持以經濟建設爲中心不動摇”的認識。

　　一

　　只有堅持以經濟建設爲中心不動摇，才能解决12億人口的温飽和達到小康生活水平。

　　人口問題是當代全球性的社會問題，是諸社會問題的核心，在中國尤爲突出。當前我國社會生活和社會發展所遇到的許許多多問題，無一不直接或間接與巨大的人口壓力有關。正如鄧小平所説：“人口多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在生産還不够發展的條件下，喫飯、教育和就業都成爲嚴重的問題”〔1〕。本來，我國歷史上就存在着人口多、耕地少（19億畝）的客觀矛盾。解放後，我們没有考慮中國的國情，照搬蘇聯的人口理論，把“人口不斷地增長是社會主義的人口規律”加以普遍化、教條化，造成人口急劇增長，年增長率競達19％，平均每年净增人口2200萬，30年共增加6.6億〔2〕，人地矛盾更加尖鋭化，人口問題愈加成爲我國當前的主要社會問題，極大地妨礙和牽制了社會良性循環和協調發展。加之在“左”的思想指導下，漠視“民以食爲天”這個古今中外皆然的、不以人的意志爲轉移的客觀真理，甚至把它當作錯誤思想加以批判，背離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否定了黨的“八大”决議關於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不再是階級矛盾，而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况之間的盾”的正確估計；否定了“八大”决議所提出的“全黨全國人民當前的主要任務是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産力”的正確路綫，離開了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制定和執行“以階級鬥争爲綱”的“左”的路綫、方針和政策，把一定範圍内的階級鬥争加以夸大和擴大到人民内部，長期搞階級鬥争，極大地挫傷了廣大人民群衆和幹部的社會主義生産積極性。結果出現了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國民經濟嚴重困難時期，千百萬人吃不飽飯；到了“史無前例”的十年動亂期間，國民經濟更瀕臨崩潰的邊緣，全國農村有1.5億農民不得温飽，社會問題十分嚴重。

　　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届三中全會毅然决然抛棄了“以階級鬥争爲綱”的路綫，重新確定我黨的思想政治路綫，把四個現代化建没、發展社會生産力作爲壓倒一切的中心任務，並作出了改革開放的偉大决策，同時圍遶以經濟建設爲中心制定一系列正確的政策，極大地調動了廣大人民群衆的生産積極性，使生産力獲得空前的解放和迅速的發展，在短短的13年内，經濟建設、綜合國力、人民的物質生活都上了一個大臺階。據統計，1991年全國國民生産總值達到19855億元，比1978年的3588億元增加16267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平均每年遞增8.6％〔3〕。1992年國民生産總值增至23400億元，比1991年增長12％，其中工業總産值增長21.7％，農業總産值增長4％〔4〕。這一發展速度高於同時期世界經濟年均增長2.7％的速度，成爲世界上少數幾個經濟高速增長的國家之一。使我國在不到全世界7％的耕地上，基本上解决了占全世界22％人口的喫飯問題。據不完全統計，1991年全國人均收入700元以上的縣達到844個，其他較後進地區的1200多個縣，也由於得到國家55億元的扶貧資金的支持，其中55％的貧困户的温飽問題也得到了解决。1992年，農村居民年人均收入達到770元，比1991年增長8％，扣除物價因素，實際增長5%左右〔5〕。而在改革開放中先行一步的一些沿海地區的人民已開始過着準小康生活。例如廣東省珠江三角洲地區的中山、東莞、順德、南海、寶安五縣、市，10多年來，不管社會上風吹草動，緊緊扭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不放，各自因地制宜地選擇適合本地實際的經濟發展模式，大膽探索經濟發展路子，走上了富裕的康莊大道。1979年～1990年，這五縣、市的國民經濟主要指標年平均增長速度超過20％，只用了大約七八年時間，實現了工農業總産值翻兩番；用了10年左右的時間，達到人均國民生産總值（人均GNP）800美元的目標，比原來全國範圍的設想提前了10-12年率先進入“小康”〔6〕。這個發展速度，超過了60年代亞洲“四小龍”經濟起飛階段的增長速度。又據筆者去年到深圳市寶安區龍華鎮調查，該鎮是當年東江縱隊的革命根據地，曾爲人民解放事業作出了貢獻。但解放30多年後，到1978年時，仍然有60％以上的農户是超支户，群衆温飽問題遠未解决，仍然是困擾着人們的社會問題。黨的十一届三中全會後，改革開放的春風唤醒了龍華老區、窮區人民，給了全鎮4000多人民一個施展身手、創造財富的大好機會。他們充分運用了黨的改革開放政策，一方面調整農業生産結構，大搞新的生態農業模式，使龍華鎮成爲糧、畜、禽、果、菜共同發展的新農村；另一方面，大搞“工業革命”，大膽引進外資和内資，興辦鄉鎮企業，形成了以龍華鎮爲中心，向各村輻射的工業企業網絡。1991年，全鎮共有外資、内資企業438個，總投資5億元，全鎮工業總産值達到1.23億元。隨着工農業生産的迅速發展，龍華鎮人民摘掉了貧窮的帽子，去年全鎮常住人口的人均年收入達到1萬元。又如廣東省雲浮縣，過去是“地無三尺平，人無三分糧”的窮山區縣，1978年全縣農村人口平均收入爲108元，人民缺吃少穿，生活困難。改革開放以來，雲浮縣辦起了年産300萬噸的硫鐵礦企業，年産60萬噸的水泥廠和年産40萬噸的重鈣廠以及2660家石料建材廣，調整了工農業生産結構，促進了生産大發展。1992年，全縣工農業總産值達到35.59億元，比1978年增長11.1倍，其中工業總産值增長35倍；1992年農村人均收入達到1600元。“八五”計劃結束時，全縣可望進入“小康”〔7〕。

　　二

　　只有堅持以經濟建設爲中心不動摇，才能爲我國人民的充分勞動就業創造條件。

　　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國家的根本任務之一，就是要實現充分的合理的勞動就業，使每一個有勞動能力、又願意承擔社會責任的人，都享有勞動的權利，即享有從事社會勞動並依據按勞分配原則取得勞動報酬的權利。但是，可能性並不等於現實性。在社會主義國家裏，如果勞動人口量超過了社會在一定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條件下所能提供的就業崗位的總量，或者勞動人口搆成和就業崗位搆成嚴重脱節，一部份有勞動能力又願意承擔社會責任的人，就不能在就業崗位上與生産資料具體地結合起來，而處於失業的狀態。這種狀態必然影響到失業人員的物質的和精神的生活，增加他們家庭的經濟上的和精神上的負擔，甚至影響社會安定團結。所以，勞動就業就成爲一個重大的社會問題。

　　我國解放後到1956年期間，由於實行了土地改革龢民主改革等一系列正確的經濟政策，又采取了“生産自救”、“以工代賑”和“低工資、多就業、低消費”等措施，到1955年，基本上消滅了國民黨政權遺留下來的失業社會問題。然而，自1957年以後，由於社會主義建設的指導思想嚴重失誤，没有以經濟建設爲中心。致使我國經濟建設長期處於摇擺、停滯的狀態。加之人口增長缺乏控制，使得勞動就業問題日益嚴重,每年2000萬人要安排就業，成爲一個巨大的社會問題。在三年經濟困難時期，不得不關停一批企事業單位，“下放了兩千萬職工”〔8〕，動員他們回鄉務農，國家已無力承擔這批人的就業。這實際上已經是一種隱形的失業現象，只不過是當時通過高度集中、自上而下的計劃體系，把這批勞動力由國家直接分配給社會再生産部門，人爲地把許多勞動力實行統包統配的形式，當作一個社會總勞動力來使用，造成了似乎勞動者不需經過任何社會媒介，便可與生産資料實行直接結合而根除了相對人口過剩的假象。到了“文化大革命”的60年代末，被貽誤的勞動就業問題重又發展到相當嚴重的地步。於是，在“上山下鄉”的口號下，每年把350多萬的城鎮知識青年勞動力推向農村。據統計，從1967～1977年，共有1680多萬知識青年到農村插隊落户，或分配到國營農場及生産建設兵團務農，並有數百萬機關幹部下放到農村勞動。與此同時，又在“縮小城鄉差别”的口號下，從農村招收了1300多萬農民進城當工人。這種城鄉人口逆向大對流，不僅無助於我國勞動就業問題的解决（只能是加劇農村勞動力的隱性過剩），而且花費了約150億元的國家資財〔9〕，得不償失，造成了更加嚴重的社會後果。

　　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始終抓住以經濟建設爲中心不放，生産不斷發展，經濟迅速上昇，爲我國的勞動就業創造了物質條件。黨和政府十分重視和注意長期不被承認一再積壓下來的城鎮青年的失業問題，千方百計地予以解决，取得可喜的成績。據統計，從1977～1987年的10年間，就安排了3700萬人就業，其中失業人員2600萬，國家統一分配的大專院校畢業生1100萬人。這對於改善城鎮人民生活，維護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起了十分重大的作用。特别是1978年以來，全國10609個城鎮的鄉鎮企業大發展，不僅解决了城鎮的勞動就業問題，而且還解决了一部分農村剩餘勞動力的就業問題。據統計，近10年來，全國就有7000～8000萬農村勞動力轉移到城鎮，使目前從事鄉鎮企業的勞動力達到9000多萬，若包括其家屬在内，全國鄉鎮企業的總人口將近3億之多。鄉鎮企業的總産值占全國社會總産值的20％，占全國工業總産值的25％，占農村社會總産值的33％。在這支轉移到城鎮的農村剩餘勞動力大軍中，有的是轉到本鎮本村的工廠企業，有的是轉移到外省的城鎮就業。例如1991年轉移到廣東省珠江三角洲鄉鎮企業就業的農村勞動力達到500萬，其中轉移到深圳市的70萬，寶安縣（今深圳市寶安、龍江兩個區）70萬，東莞市76萬，廣州市70萬，佛山市35萬，南海市30萬，中山市40萬，珠海市20萬，花縣20萬。其中有400萬來自湖南、江西、廣西、四川、河南、湖北等省的100多個縣的農村〔10〕。這些事實充分説明，只要我們集中力量搞好經濟建設，城鎮和農村剩餘勞動力的就業問題就可以得到解决，不會釀成社會問題。在這方面，亞洲“四小龍”的經驗是值得借鑒的。在50年代，“四小龍”經濟起飛初期，也存在着失業率高的社會問題，但這些國家和地區十分注意發展生産，創造大量就業機會，以改善民生、安定社會秩序；尤其重視發展勞動密集型的製造業。結果它們有效地消化了社會剩餘勞動力，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就基本上實現了充分就業，失業作爲一個社會問題基本上獲得了解决。

　　在就業問題上，我們還必須充分注意到，在今後若干年内，我國還有大批在人口出生高峰期出生者將陸續進入勞動就業年齡，因此，解决城鄉勞動就業的任務仍然十分艱巨，不可掉以輕心。特别是我國農村實行聯産承包責任制後，已出現了“三個人的活五個人干”的隱蔽性勞動力過剩的現象。從經濟發展趨勢看，隨着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步伐的加快，農村勞動力的相對過剩問題會越來越突出。有人作過統計，我國農村勞動力約4.9億，按我國耕地面積計算，農村只需1億勞動力，剩餘3.9億勞動力〔11〕，數字相當驚人。這偌大數量的剩餘勞動力的就業問題，已經成爲我國即將面對的一大社會問題。要從根本上解决我國的勞動就業問題，必須遵循馬克思主義“兩種生産”〔12〕一起抓的理論，從根本上説就是一方面要堅持以經濟建設爲中心不動摇，制定深度開發和廣度開發相結合的農村政策，調整大、中型企業和鄉鎮企業的産業結構，通過資源的最有效配置龢利用，從而容納農村更多的剩餘勞動力就業；另一方面，又要控制人口的增長，使生産資料的總量及其搆成和勞動人口的總量及其搆成相適應，使生活資料的總量及其搆成和全國人口的總量及其搆成相適應。這樣，才能使我國未來的勞動就業問題得以妥善解决。

　　綜上所述，説明要從根本上解决我國人民的温飽和勞動就業的社會問題，使人民生活在九十年代達到小康水平，並向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邁進，就必須堅持以經濟建没爲中心。“天下事錯綜復雜，鳳雲變幻，遇到什麽問題就解决什麽問題，不能偏離經濟建没這個中心，各項工作都要服從和服務於這個中心。這樣，我們就能够最廣泛地把全國各族人民和海外愛國同胞團結起來，實現國家富强龢民族振興”〔13〕。

　　注釋：

　　〔1〕《鄧小平文選》第150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2〕鄭杭生主編：《社會學概論新編》第385、396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

　　〔3〕陳俊宏：《必須把發展生産力放在首位》，《光明日報》1992年11月9日。

　　〔4〕《羊城晚報》1993年1月26日。

　　〔5〕《羊城晚報》1993年1月27日。

　　〔6〕王光振等：《廣東四小虎》第74頁，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7〕《今日花盛開，明天更燦爛》，《廣州日報》1992年12月30日，第4版。

　　〔8〕《鄧小平文選》第198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9〕費孝通主編：《社會學概論》第322頁，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0〕周大鳴：《珠江三角洲外來勞動人口研究》，《社會學研究》1992年第5期。

　　〔11〕同上[2]。

　　〔1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2頁，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13〕李鵬：1993年3月15日在第八届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告。

　　（原載《中山大學學報》199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