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說明】本文在探討一個重要的概念，特別是在北京目前仍然沒有放棄使用武力做為最終解決統一問題的工具時，台北方面應該有的選擇。台北是要透過軍備或美國的支持來維護安全，還是應該積極與北京共同創造和平，推動兩岸政治對話，達成和平協議，以使兩岸關係能夠在和平的架橋中發展。
　　
　　撰寫本文的背景原因已在本文前言部分陳述，於此不再累述。本文認為，由於北京迄今仍然沒有放棄武力或武力威脅，國民黨與民進黨兩個政黨在“華府、北京、台北”的三角關係上都是以美國為扈從，以期維護台灣的安全。台北此一立場，並沒有因為兩岸的經貿互動增加而有改變。不過，本文認為，無論是從經濟與政治的角度來看，美國都會將本國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來看，台北要透過以軍事力量來確保安全的思維存在著很多的盲點。本文特別引述瑞士與芬蘭兩個歐洲國家的經驗，傳達它們如何在威脅性地緣環境中生存的智慧。本文最後呼籲，維持安全是防禦性的結果，創造和平是進取性的作為。和平是唯一的選擇與至高無上的價值，它值得、也需要兩岸共同去創造。
　　
　　前言：反軍購運動的興衰
　　
　　承中國評論社郭偉峰社長的支持，在中評社的網站首頁上增加“兩岸統合方略”專欄，專門報導與介紹有關兩岸統合學會的論述、活動與相關者的言論。為了讓讀者對於兩岸統合學會，以及其前身民主行動聯盟這十年來的工作有些了解，我整理了一些歷史紀錄與照片。在整理這些資料時，回憶起我這二十餘年來在兩岸關係研究與寫作的歷程。這一路走來，為的是什麼？其中一點非常確定，即希望我的行動與知識能夠幫助兩岸“創造和平”。
　　
　　民主行動聯盟第一次主導的政治社會運動，就是2004年的“反6108軍購”，當時我擔任“反6108軍購大聯盟”的總召集人。當年陳水扁政府決定要向美國採購愛國者三型飛彈、P3C反潛機與柴油潛艦，價格高達6108億新台幣，折合約200億美元。政府認為，沒有武器就沒有安全，沒有安全哪來和平。我還記得當時的國防部長李傑表示，三項軍購可以維持台海三十年和平。但是對於一般老百姓來說，這的確是個天文數字，而且有了軍購就一定有安全嗎？
　　
　　武器、安全、和平三者之間應該不是如此簡單的關係。在冷戰時期，這樣的思維或許還有一些道理，但是對於進入21世紀的兩岸而言，有必要用軍購的思維來維護安全嗎？
　　
　　反軍購的呼籲得到了社會廣大的迴響。當時有11位中央研究院的院士聯名發表＜認識危機，消弭災難＞專文，具名反對軍購案；超過170位退役將領簽署反軍購連署書；天主教、基督教、佛教、伊斯蘭教等四大宗教領袖亦紛紛站出來反對。
　　
　　2004年3月國民黨在總統大選的挫敗，兩顆子彈的疑雲並沒有得到解決，藍軍在凱達格蘭大道上的抗爭只能無疾而終，藍軍選民氣勢幾乎降到了最低點，2004年秋天的“反6108軍購”社會運動，在政黨政治的結構上，算是提供了藍軍一個重新凝聚的機會。在這次的反軍購運動中，國民黨與親民黨的立委均積極表示支持，也發動委員在立法院中進行杯葛，使得這三項軍購均無法通過。
　　
　　2008年國民黨執政以後，對美軍購的腳步並沒有因而轉變，馬政府不僅重拾原本國民黨在立法院杯葛的軍購，反而更加速與加大購買。從2008年上任以來，重要的軍購包括：2008年10月購買愛國者飛彈-3反導系統、E-2T預警機升級系統、AH-64E阿帕契直升機、掃雷艦等武器裝備，總價64.63億美元。2009年9月購買F-16A/B型戰機升級及武器配備176套，總價58.5億美元。2010年2月購買EC255超級美洲獅空中搜救直升機3架，總價1.1億美元。2012年2月購買UH-60黑鷹直升機60架，總價28.3億美元。2012年4月購買馬克54型反潛魚雷600枚、馬克48型先進魚雷140枚，總價8.6億美元。
　　
　　馬政府是非常滿意其對美的軍購，並認為對美工作的成功。2011年9月22日報導稱，“總統府指出，馬總統就任以來平均每年軍購金額超過52億美元，也遠高於前總統李登輝執政時期的每年13.5億美元，以及前總統陳水扁執政時期的每年10.5億美元，充分顯示馬總統對國家安全的重視”。這個數據顯示，迄今為止，馬政府每年向美國採購武器的金額，是李登輝政府的四倍，陳水扁政府的五倍。
　　
　　我只是個學者，與大多數在2004年站出來反對軍購的一群人一樣，我們反對軍購，並不是基於政黨利益的算計，而是為人民的利益著想。我們當時所以要推動反軍購運動，是希望能夠與政府對話，探討國家整體大戰略在哪裡？國家戰略方向不明，軍事戰略就沒有方向，軍事戰略方向不清，又何來有軍購政策？
　　
　　民進黨時代的國防部從來不願意與我們對話，也拒絕出席立法院召開的公聽會。2008年馬英九執政以後，在國民黨是立法院的絕對多數、軍購案亦是民進黨所認同的政策情形下，軍購案異常順利，只要美國願意賣的，台灣都樂於接受。與我一樣的反軍購一群人，幾乎在一夜之間被迫從輿論市場中消失。無論是親藍或親綠的媒體都不太願意再刊登反軍購的文章，也無意報導反軍購的活動。媒體在意的是美國是否會賣台灣需要的武器，而不再是軍購是否有助於台灣的安全。台灣內部的反軍購運動幾乎劃下句點。
　　
　　扈從美國：國民兩黨的相同選擇
　　
　　生存、發展、威望都屬於國家利益。生存是國家利益中的核心，沒有生存就不必再談發展，也更不需再提威望。因此，所有的國際關係理論都首要處理這個核心問題。在這些理論中，毫無疑問的，現實主義扮演著絕對重要的關鍵角色。
　　
　　依照現實主義的觀點，軍事力量是維護安全最根本的工具。自己的軍事力量如果不足則依靠向國外採購，如果還是不夠則透過與大國結盟的方式來維護安全。
　　
　　1949年起兩岸處於分治的狀態，在冷戰兩極體系下，台灣的安全主要是依賴美國。即使冷戰已經結束，台灣內部的兩大政黨，國民黨與民進黨基本上仍是持對美的“扈從政策”，在安全上完全依賴美國。
　　
　　民進黨基本上是以“一邊一國”做為其兩岸關係的思想主軸。在這樣的國家定位引導下，美國就成為民進黨必須完全依賴與扈從的對象。因此，當美國開出6108億天價的軍購時，民進黨也就只能照單全收。
　　
　　2008年馬政府上台以後，國家戰略方向逐漸有了雛型，在兩岸政治關係上主張“不統、不獨、不武”，在對外關係上主張“親美、友日、和中”。在兩岸關係路徑中雖然主張“先經後政”，不過現在來看，其實從2009年中期起，馬政府已經奉行“只經不政”、“不談和平協議”、“不談軍事安全機制”的方針了。
　　
　　馬政府的戰略思維很清楚，中共解放軍是台灣唯一的假想敵，“維持安全”是兩岸政策的首要考量，這樣的思維基本上與李登輝、陳水扁政府並沒有不同。台灣自己也知道，僅靠自己是不能“維持安全”的，向美國持續的軍事採購，向美國“扈從”以求支持，也就成為李、扁、馬三個政府同樣的思維。但是我們要問，這些的思維與做法能夠真正能夠確保台灣的安全嗎？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這句話是西方資本主義的名言，用在現實主義的國際關係更是真理。要依靠美國來維持安全，就要付出相當的代價。
　　
　　馬政府很自豪地說，其任內對美軍購的金額遠遠超過李登輝與陳水扁政府。這應該算是政策成效，還是對美“扈從”代價的提升？在回答這個問題以前，我們看看美國近年來戰略調整與軍售的關係。
　　
　　美國重返亞洲：亞洲國家必須出錢
　　
　　自從美國前國務卿希拉蕊在2010年河內舉行的東亞高峰會上，高調宣布美國願意介入南海領土爭議，揭開美國重返亞洲政策的序幕。這幾年間，美國一方面宣佈未來要將60％軍力部署在太平洋，但是，另一方面，美對外宣布，未來十年內，要裁減4700億美元的預算。美國打的如意算盤非常簡單，美國的亞太盟國必須幫助美國補足不足的金額。軍售案對美國而言，是整體外交政策的一環，不僅可以藉由軍售來強化與同盟國的聯盟關係，又可以減緩美國財政的不足。
　　
　　朝鮮半島的不穩、中國大陸與菲律賓在南海的爭端、中國大陸與日本在釣魚台列嶼的緊張衝突，都成為了美國重返亞洲，尋求其再平衡戰略的最佳機會，也合理化美國對東亞國家軍售的藉口。歐洲的冷戰在蘇聯瓦解後已經結束，但是東亞地區的冷戰隨著美國的重返亞洲，卻愈來愈熱。
　　
　　美國航太工業協會（AIA）的國安部副主席道尼（Fred Downey）即表示，“重返亞太的戰略政策，將明顯增加美國國防工業軍售友邦的重要機會”。根據美國國安合作署（DSCA）2012年的數據指出，美國2012年對亞太地區的軍售合作案已達137億美金，相較前年，成長幅度更高達5.4%。
　　
　　在2012年12月底日韓大選結束之後，兩國均強調了軍購意圖。在安倍晉三宣布就職後，日本即表示將跟進南韓，採購諾斯洛普格魯曼集團的RQ-4“全球之鷹”無人偵察機。根據日本的《讀賣新聞》表示，這款高科技裝備將被用於監控釣魚台海域的共軍活動，以因應彼此日益緊張的領土糾紛。
　　
　　2013年4月美國五角大廈也同意對韓國出售60架F-15鷹式戰鬥機，取代韓國空軍的F-4幽靈機隊。國防安全合作署致國會的信函指出，對韓國整體軍售還包括電子掃描陣列雷達（AESA）、數位電子戰套裝系統（DEWS）、AN/AAQ-33狙擊定向系統和紅外線追蹤系統，總金額為24億800萬美元。
　　
　　軍購與安全關係的迷思（一）：錢夠嗎？
　　
　　“分而不離、和而不合”（支持兩岸分治但不同意台灣走向分離、希望兩岸和平發展但是不希望兩岸統合或統一）一直是美國對兩岸政策的最高指導原則。馬政府上任後的“不統、不獨、不武”的戰略方針，基本上完全符合美國希望兩岸“永久維持兩岸分治現狀”的政策。馬政府經常自豪，目前與美國的關係是三十年來最好的時候。馬政府說的應該沒錯，只是他們沒有說，這段時間也是台灣對美國扈從最徹底的階段。
　　
　　美國自2010年的重返亞洲政策，對於以“扈從”美國為首要戰略選擇的馬政府而言，其實也是一個絕佳表態的機會。從最近馬政府公開表示不與大陸聯手保釣、對連戰在北京談“一個中國”不予埋單並公開駁斥、對和平協議與軍事安全機制的二軌對話都不支持來看，馬政府已經是以美國的亞太戰略佈局為馬首是瞻，清晰地將“親美”放在絕對的首位。
　　
　　台北為執行其堅定的扈從政策，兩岸的政治對話不容易開啟，美國對台的軍售也還會增加，這是可能的發展，只是台灣也必須要負擔更多的採購金額。兩個問題因而產生：第一、台灣有足夠的錢去買嗎？第二、這些採購來的武器真的能夠有用嗎？
　　
　　第一個問題是非常實在的，打仗需要錢，而且需要很多錢，沒有錢是無法打仗的。同樣的，軍事力量是不便宜的。有些國家的經濟是軍工複合體，國家可以靠生產武器賺錢，可是台灣的軍事工業幾乎與民間沒有連結，重要的武器均來自於向美國採購，因此，武器愈多，花費就愈大。
　　
　　在1990年代初，台灣購買美國的F16戰機與法國的幻象戰機幾乎是以現金來購買，那時的台灣經濟很好，號稱是“錢淹腳目”的時代。現在台灣的經濟已經大不如從前。2008年馬英九參選時，提出“國防預算原則不低於GDP3％”的政見。但馬執政後迄今，共編列五個年度的總預算案，從2009年至2013年度，國防預算佔GDP比率，依序為3.05％、3％、2.67％、2.68％及2.71％，僅前兩個年度有兌現政見，之後三個年度則是跳票連連。馬英九政後編列的國防支出預算，佔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歲出預算的比率已連續五年負成長，從98年度的17.22％，逐年下滑到102年度的15.80％。
　　
　　台灣即使沒錢，軍事預算支出的比率仍舊不低。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軍事開支資料庫資料顯示，美國以國防預算全球最高占GDP的4.7%為，中國大陸居次，占GDP的2.2％。從兩岸國防預算占GDP的比重來比較，台灣方面在軍費支出方面所承受的壓力遠遠高於中國大陸，但是另一方面，由於台灣的GDP總額相較大陸仍有距離，因此軍事支出的總額又遠遠落於中國大陸之後。另一方面，台灣方面已經要採行募兵制，未來約21萬的募兵員額必將帶來更大的財政支出。
　　
　　如果美國未來要求台灣採購更多武器，以及募兵制財源的雙重壓力下，台灣的國防財政支出將必須擴大，屆時台灣將面臨戰略選擇，即要否持續在軍備上擴張？如果不擴張，現有的武器等於白買，如果要擴張，必然會壓縮到其它政務的財政支出。
　　
　　我們很好奇，以上任何人都了解的淺顯道理，為何兩黨的政治人物卻視而不見？台灣經濟盤面較之大陸為小，這樣的差距不足以長期支持與大陸在軍事上對峙。軍事與財政的關係不是理論的問題，而是活生生的數字問題，即台灣有多少錢可以投入軍事開支上？在國防支出占GDP比重方面，依據有的統計，台灣的支出是東亞第一，甚而超過南韓。南韓對面是一個擁有核武且有些瘋狂的北韓，而台灣對面卻是應該還算是很有理性的中國大陸。兩岸目前人員與經貿交流如此密切，台灣的國防戰略不應該要調整了嗎？總不能永遠都以做美國的扈從為首要選擇吧。
　　
　　軍購與安全關係的迷思（二）：有用嗎？
　　
　　第二個問題，即台灣向美國所採購來的武器真的有用嗎？回答這個問題其實也不需要什麼大道理。第一，政府常常告訴我們，“勿恃敵之不來，恃吾有以待之”，這句話聽起來不錯，但是我們也可以想想，如果兩岸一旦真的開戰，以台灣如此高度依賴全球化的社會，台灣的未來就可能已經蒙上陰影了。第二、兩岸如果發生戰事，台灣的軍事力量能夠支撐多久？第三、美國確定會來幫助台灣嗎？第四，讓我們痛心的是，現在所買的武器是台灣真正需要的有效武器嗎？或者只是美國願意賣的武器。
　　
　　今年（2013年）3月中旬，我出席《中國時報》舉辦的“軍購與財政”圓桌論壇，同時出席的還有前空軍作戰司令李貴發中將。李貴發將軍在座談會中即表示，“台灣沒有整體戰略，近來政府軍購買的都是‘無效武器’，只是讓美國賺錢，讓我們自己爽。如果美國真心願意保衛台灣，應該提供有效武器。但顯然美國無心，那我們還買做什麼呢？”
　　
　　不僅是李貴發將軍，這幾年有太多的退休將領表示，我們所買的武器都是些“無效武器”，即對於防禦台灣的安全並沒有多大的幫助。這些武器中，有的是美國已經不需要的，有的是為美國亞太戰略佈署需要的武器。聽起來有些可悲，但是這些都是事實。
　　
　　李貴發將軍還表示，“我國國軍的漢光演習，設定的目標是打贏中共。不過，那是騙人的！以現在的武力，花再多錢也沒用，頂多是可能讓中共必須付出‘斷一根手指’的代價，讓他們不會輕易犯台。也因此，應重新省思，我們的作戰目標何在？”
　　
　　所謂“斷敵人一根手指”或讓對方害怕的戰略，也就是所謂的“毒蠍戰略”。“毒蠍戰略”只有在對手戰鬥意志不夠堅定時才可能有效。另外，台灣方面亦以“有效嚇阻”做為戰略選擇，馬英九也多次表示，美國的“對台軍售有利於有效嚇阻”。“嚇阻”一詞出自核子時代，表示有能力在受到對方攻擊後，對對方進行毀滅式攻擊的“第二擊”能力。台北既無核子武器，即使再多對美採購的武器，也沒有能力對大陸進行毀滅性的“第二擊”能力，所謂“有效嚇阻”其實也是說說而言。
　　
　　或許我們可以來看看台灣民眾對於兩岸戰爭的意願。我在台灣教書二十多來，坦率來說，還沒有聽到幾個同學願意為台獨而上戰場的。目前台灣的建軍備戰、軍購都是以中共解放軍為假想敵，但是台灣的民間卻沒有將中國大陸做為假想敵的氛圍。沒有將對方當假想敵的意願，可是軍事採購又是以對方為假想敵，是一個很奇怪的事，唯一的解釋只有一個，即希望台灣採購武器的國家把大陸當成是他的假想敵。台灣只是美國的一個扈從而已，扈從到連選對手都沒有自主權了。
　　
　　瑞士的經驗：創造周邊國家需要的價值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歐洲有兩個國家是值得台灣在安全問題上思考的。一個是瑞士，我對這個國家的總評是，它的歷史經驗讓它學會“創造被需要的價值才能使得國家生存發展”。另一個是芬蘭，它的歷史經驗讓它學會，“謹小慎為才能確保國家的生存發展”。這兩個國家都有軍事力量，它們一個選擇中立，一個用智慧處理周邊關係，它們維護國家安全的方式均非依靠武力。
　　
　　先說瑞士。我記得在反軍購運動時，國防部曾經發表說帖說明為何要有軍購，他們的一個理由即是，連主張中立的國家瑞士都要擁有強大的國防，何況台灣呢？
　　
　　我曾在歐洲求學與工作，對瑞士有些基本的了解。瑞士於1674年向歐洲正式宣佈：瑞士邦聯以中立國行事，不以任何方式參加一般的戰爭。而以後加入瑞士的所有新州均須承諾在發生州際內戰時保持中立，不得援助任何一方，應置身事外並著力調解。瑞士很早就了解到，做為一個小國最好避免在大國政治或軍事衝突中表態。“中立”(Neutralitaet)一詞首次出現在1536年，在古老的文獻中，是用“Stillesitzen”這個德文表達出來，它的意思簡單，就是“靜坐不動”，也就是不要亂表態。在美國決定重返亞洲時，瑞士的古老智慧是值得台灣參考的。
　　
　　為了對抗拿破崙，當時英、俄、奧、普曾組成的反法聯盟，在1813年作出承認瑞士中立的決定，戰後，1815年11月20日簽訂的巴黎條約上，奧地利、法國、英國、普魯士和俄國（稍後還有葡萄牙）簽署關於瑞士中立的宣言。
　　
　　毫無疑問的，列強是為了自身的利益，才同意瑞士中立，以便讓瑞士成為一個戰時的緩衝區。為何中立的瑞士要武裝呢？簡單來說，所有與瑞士有關的列強，都認為一個有武裝的中立瑞士才能有效地扮演“緩衝區”的角色，得到列強的尊重。在英、普兩國的推動下，1817年瑞士聯邦通過軍事總條例，自此，“武裝中立”更進一步落實。
　　
　　瑞士中立對於歐洲國家大家都有利，如果他們自己不能佔領這個戰略要地，至少也希望不要被其它的國家佔領。如果瑞士能夠維持中立，至少對自己沒有害處。瑞士有了武裝，等於了增加了周邊國家入侵周邊國家時的成本與時間，有武裝的中立是更容易擔任緩衝區的責任。
　　
　　瑞士必須不斷向外國表達其維持中立的信念，避免周邊國家懷疑瑞士的決心，另一方面，瑞士必須增加其軍備來展現其防衛的能力。瑞士“武裝中立”不是為了防止其他國家對瑞士的入侵，而好像是告訴周邊每一個國家，當某國要破壞歐洲的均勢時，武裝的瑞士可以做為被攻擊者的緩衝區，甚而扮演消耗攻擊者國家軍力與時間的最前線部隊。因此，瑞士的武裝中立其實是創造了一個周邊國家所共同需要的價值。這是一個多贏下的產物。
　　
　　瑞士後來發展為國際會議的中心，它的銀行體系的確不是很光彩，但是其匿名系統讓瑞士成為當時納粹與西方藏金的地方。瑞士的國家戰略目標可以一言以蔽之，就是“創造被需要的價值”。瑞士的傳統國家格言，正好就是“我為人人、人人為我”（拉丁文：Unus pro omnibus,omnes pro uno）。瑞士周邊的國家，沒有人會討厭武裝的瑞士，反而希望它武裝力量愈強愈好。
　　
　　瑞士能夠中立，是周邊所有國家都希望它中立，這是台灣沒有的條件。但是台灣可以學習瑞士，創造被周邊需要的共同價值。在兩岸問題上，如果台灣的軍備只會滿足了美日的需求，而增加了大陸的疑慮，這就無法創造出被需要的價值。瑞士給台灣的啟示是，如果台灣無法做到“我為人人”，而只是為一方的利益服務，前途是很危險的。
　　
　　芬蘭的經驗：以智慧處理地緣政治
　　
　　芬蘭在第一次大戰後也想採中立的政策，但是它的地緣政治完全不同於瑞士，因此也就沒有中立的條件。1939年蘇聯入侵芬蘭，芬蘭自我宣佈的中立政策即結束。1939年起芬蘭在與蘇聯的“冬戰”與“續戰”兩次戰爭中，雖然挫敗，但是蘇聯也是傷亡慘重。嚴格來說，芬蘭算是打得很漂亮，不過，戰後的芬蘭充分了解地它地緣政治的限制，而開啟了新的戰略選擇。
　　
　　芬蘭的戰略選擇，用孟子的話說即是“惟智者能以小事大”。芬蘭雖然表面上對外仍然宣佈採“中立”政策，但是在實際上是以“謹小慎為”的態度處理它與蘇聯及西歐的關係。芬蘭不僅拒絕參加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連馬歇爾計劃亦不參與。芬蘭認為近鄰的友善比遠親的麵包來得重要。芬蘭的官方聲明是這麼說：“保持蘇聯對我們的信任和保持我們自己有權決定自己的事務，以及保持我們的獨立，比得到杜魯門和馬歇爾餐桌上剩下來的幾片麵包皮重要得多”。
　　
　　不僅如此，芬蘭為表明它的“中立”，也不參與法德義等國創建的歐洲經濟共同體，也不參加由英國發起的歐洲自由貿易協定。芬蘭的戰略目標很清楚，它不願意做北約戰略的前沿，如果成為前沿，芬蘭就可能是華沙公約與北大西洋公約國衝突時的第一個犧牲品。
　　
　　芬蘭在經濟上選擇與蘇聯靠攏，有地緣上的考量，也為的是化解蘇聯對它的疑慮。由於蘇聯與芬蘭的友好關係，芬蘭可以輕易地從蘇聯取得石油、天然氣與原料，以換取芬蘭生產的西方消費品。芬蘭自蘇聯輸入三分之二為能源，輸出大多為大宗製成物品，如船舶與機器。芬蘭因此在戰後的幾年，免於西方經濟蕭條的衝擊。冷戰時兩國之間貿易關係穩定，蘇聯在芬蘭貿易總額所占比例大約維持在15-20%之間。不過，主導芬蘭對外貿易形態的仍然是經濟而非政治，這與東歐國家的對外政經關係均以蘇聯為主是完全不同，西歐國家仍然是芬蘭對外貿易的主要夥伴。
　　
　　西方對於芬蘭的行為多不以為然，並以“芬蘭化”來貶喻某國在對外政策上缺少自主性。但是從歷史最後的發展來看，芬蘭在政治上成為東西歐緩衝的地區，1975年東西歐和解的《赫爾辛基議定書》，即是在芬蘭的首府簽署。最後也證明了，蘇聯先瓦解了，芬蘭依然存在。
　　
　　芬蘭的智慧在於，小國不採取“遠交近攻”的戰略，也不奉行與遠方強權結盟來對抗周邊強權的“遠友近敵”策略。芬蘭充分了解“遠親不如近鄰”的淺顯道理。我們可以想像，假如有一天，華府願意與台北重新結盟，簽署共同防禦條約，台灣的政治菁英可能會認為這是外交上的絕大成果；華府願意將最新型的武器出售給台北，台灣各黨派會認為這是美國重視台灣的象徵。我們可以想想，為何芬蘭的菁英不會是這樣的思考。目前即使歐洲的冷戰已經結束，芬蘭迄今仍只願意加入歐盟，而堅決不參加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這又是為什麼？
　　
　　瑞士與芬蘭兩個例子應該可以給台灣一些思考。兩個國家地緣位置不同，所思考的戰略選擇也就不同，它們一個是能夠為周邊國家創造大家都需要的價值，一個是考慮其地緣環境與權力分配，謹小慎為地用智慧處理其對外關係。這兩個國家都有軍備，但是他們的軍備沒有讓周邊國家不滿意過；它們都有國防，但是都沒有明確的假想敵。
　　
　　創造和平：兩岸的唯一選擇
　　
　　我想用一個簡單的數學公式來描述如何維護安全。“甲方的威脅能力=甲方物質力量的強度X甲方的進犯意願”；“乙方的防禦能力=乙方物質力量的強度X乙方防禦的意願”。如果“甲方的威脅能力等於乙方的防禦能力”，那麼就是勢均力敵的平衡，誰也沒有獲勝的把握，所以不容易發生衝突，雙方都維持安全。
　　
　　假如北京是甲方，台北是乙方。從這個簡單的公式來看兩岸關係，首先要問，這個公式的兩端可能會平衡嗎，或有平衡的機會嗎？隨著大陸的經濟發展，GDP增加，有更多經費強化武力，軍事力量一定會繼續超過台灣。另外，我們也可以判斷，如果台灣要走向分離主義，大陸動武的意願一定不低。因此，如果要保持這個公式的平衡，台灣不止需要加強防禦能力，也必須強化防禦意願。
　　
　　強化防禦能力的方法有二個，一是向美國買武器。但是買武器是很貴的，一顆愛國者三型飛彈，連同發射設備，平均要新台幣二億元左右，按一下電腦鍵，飛出去就沒有了。每多買一顆，就少了一些經費給其它經濟、民生或福利部門。再說，要買多少顆才能確保可以攔截大陸對台灣的飛彈攻擊？政治人物說，大陸目前近兩千枚飛彈對準台灣，那麼我們至少要有兩千枚愛國者飛彈才夠用，這還是每一枚愛國者飛彈都可以完全準確命中下的計算數量，可是我們有足夠的經濟能力採購這麼多嗎？
　　
　　另一個方法就是尋求美國的支持，讓台灣防禦的能力加上美國的防禦能力就可以與大陸分庭抗禮了。或許有人會這樣想，買武器最主要是向美國買個保險，必要的時候，美國會來幫台灣。這種邏輯正確嗎？如果兩岸戰爭挑起，美國一定會來嗎？我可沒有這麼樂觀。再說，等美國總統或國會決定派兵，烽火下的台灣又剩下了什麼呢？
　　
　　更值得問的問題，今天在台灣有多少年輕人有為台灣安全打仗的意願？或許有，但是不會比中國大陸還強吧！由以上分析，可以清楚看出，台灣是無法讓這個傳統維護安全的公式平衡的。
　　
　　要使得上述的安全公式有效運作，最簡單的方法，不是先去思考如何增加自己的武裝力量，也不是如何強化自己的防禦決心。我們不可能去改變中國大陸武器能力，但是可以做到一點，就是如何減少大陸對台灣動武的意願。或者更進一步，如何讓大陸對台動武的意願降到零。
　　
　　零乘以任何數字都是零。當大陸對台灣沒有動武意願時，大陸武器多寡，台灣也不用擔心了。就像美國是全球武力最強的國家，但是台灣幾乎不會擔心美國會打台灣，因為美國對台動武的意願是零。
　　
　　如何讓大陸對台灣動武的意願降到零。這就是我們從“維護安全”轉換為如何“創造和平”的思路。這一條思路有不同的方法。最核心的方法就是我們不走向分離主義。中共在2005年的《反分裂國家法》裡面已經清楚地表達出：只要台灣不獨，大陸就不會對台灣動武。
　　
　　兩蔣時代還提出“七分政治、三分軍事”的政策主張，因為他們了解到，要解決兩岸關係的最終方式還是政治，那時大戰略的方向不是台獨或獨台，也不是“不統、不獨”而是“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時代在變，兩岸應該不再是誰統一誰的問題，而是兩岸應該共同努力締造未來的中國。軍事力量不應該在兩岸關係中扮演解決性的工具角色。我們如何讓軍事工具的角色減少或完全消除，唯一的一條路就是兩岸應該在政治上達成協議。
　　
　　從這個角度來看，兩岸如何尋求政治對話，如何簽署和平協議，如何建立軍事安全機制是絕對需要的。在和平協議中，兩岸可以確定雙方的政治定位與未來路徑，在軍事安全機制中，兩岸應確定不將對方視為戰略上的假想敵。
　　
　　在處理安全問題時，台北需要的是“九分政治、一分軍事”。有了兩岸和平協議，台灣不再需要投入龐大的軍費，而可以將其轉到建設台灣，建設一個大陸人也心儀的台灣。有了軍事安全機制協議後的台灣，不再視大陸為建軍的假想敵，現有的軍備是以確保周邊海域安全，包括在東海與南海的利益為目標。我相信這樣的軍事戰略部署應該也是北京所樂見的。
　　
　　在兩岸關係中，台北應該思考的不是如何“維持安全”，而是如何“創造和平”。以對抗、平衡、依附大國的安全思維只能維持短暫的安全；只有建立兩岸政治秩序、共同追求一個目標與夢想，兩岸才能真正擁有和平。
　　
　　維持安全是防禦性的結果，創造和平是進取性的作為。和平是唯一的選擇與至高無上的價值，它值得、也需要兩岸共同去創造。

　　（本文刊載於《中國評論》2013年5月號，總第18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