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說明】中共十八大以後，習近平先生開始主導中國大陸的發展。過去十年間，中國大陸從“大國崛起”到“和平崛起”，再到“和平發展”，現在是以“中國夢”來概括未來要追求的目標。這一連串論述的調整，都不能離開一個事實背景，即中國大陸正在快速的發展，國際上也在看中國大陸會走向何方，它的崛起為世界是它國帶來災難還是為世界創造福祉。
　　
　　從國際現實主義來看，一個強權的興起就是另一個強權衰落的開始。中國大陸的崛起是否也會掉進這個歷史的宿命，還是會開創另一個多贏的新世界。《人民日報》所屬的《思想前沿》雜誌在2013年初，希望我能就此一議題撰寫學術專文，特別是要探討，中國大陸的崛起是否必然會面對戰爭這一關卡。本文後來以＜中國和平崛起的困境與因應之道＞為名發表於【《思想前沿》，2013年2月號】，編者以“大國崛起的戰爭宿命”為此期雜誌的專題名稱。
　　
　　本文是放在兩岸關係的脈絡來看待中國大陸應有的崛起路徑。本文認為，雖然中國大陸的GDP在2010年已經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但是中國大陸與目前居全球主宰地位的美國仍有一段距離。歷史經驗顯示，主宰性的大國往往會用“預防性戰爭”、“約束”、“遏制”、“交往”等方式來因應崛起大國的挑戰。中國大陸崛起是和平的崛起，可以有自己崛起的目標，但是在現階段必須遵守現有的國際建制與規則。中國大陸要想順利的崛起，必須妥善處理與它周邊的關係，和平處理兩岸關係，在尚未統一前，兩岸從和平關係走向共同體，將有助於創造中國周邊的最大戰略利益。整個中國的崛起應該是一個文明大國的崛起，中國應建立其完整而有系統的中華文化價值體系，以補充現有西方價值體系的不足，讓世界因為整個中國的崛起而變得更為和平與發展。
　　
　　中國大陸崛起為物質性的大國
　　
　　2011年9月出版的《日蝕：生活在中國經濟主導的陰影下》一書中指出，如果用購買力平價（Purchasing Power Parity,PPP）計算的國內生產毛額（GDP），2010年中國大陸已經超越美國，居世界第一。該書以一個假設性的故事作為開端：2021年美國面臨財政破產危機，美國總統在發表就職演說後，從白宮前往位於賓西法尼亞大道另一端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與中國籍的總裁簽下一份紓困方案協議，在緊急融資三兆美元的同時，承諾美國將遵循一系列限制條款。作者用感性的話語說，這一刻象徵著世界主導權交接儀式的完成。
　　
　　中國是否已經崛起？從幅員面積人口來看，中國原本就是個先天性的大國，經過三十餘年的改革開放，2010年的GDP已經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毫無疑問的，中國正在往崛起的坡度上快速上爬，應該已經可以算是一個“物質性的大國”了。
　　
　　正如同大多數人都想力爭上游一樣，每個國家都有著企求崛起的天性，希望能夠領先其它國家。正如同人有天生的資質優劣不同，國家也有幅員人口資源大小的差別。作為一個大國，尋求國際地位與適度的影響力，更是必然之事。問題在於，他們強大了，能為世界帶來什麼？中國並不想成為一個全球主宰性的霸權（dominant hegemony），但是中國應該不排斥作為一具有發言權與影響力大國，以使這個世界更為和平與發展。
　　
　　中國崛起的目標是只是成為一個區域性的強國，還是一個具有全球影響力的主導大國？作為全球第二大的經濟體，中國可以透過軍事、政治、經濟等力量在東亞區域取得優勢成為一個區域性的強權。但是如果要成為全球性的主導大國，僅靠物質力量的“硬權力”是不夠的，而是取決於它能否倡議出一套更符合人類發展的價值觀，以及讓現有大國能夠接受的話語體系。
　　
　　中國大陸物質性崛起的多重因素
　　
　　要了解中國在未來崛起過程中會受到什麼樣的挑戰，應該先了解中國能夠在近十年內快速崛起的因素。
　　
　　在內在的結構上，改革開放與世界接軌當然是中國得以快速發展的關鍵，此處不再累述。不過，再往更前的歷史回溯，雖然1979年以前中國大陸內部經歷過一些動亂，但是三十年的政治社會運動也為中國建立了強大的動員體制，這個動員體制在1979年改革開放以後，為全面性的經濟發展提供了一個動員能力特強的現代國家機制。這是所有其它開發中國家或已開發國家無法做到的。相對於西方是強調“大社會、小政府”的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體制，中國大陸在崛起的道路上一出場就是以龐大的國家社會動員能力為基礎，因此在追趕西方的道路上，有了“後發先至”可以仰賴的資源調度基礎。
　　
　　另外一個因素，就是中國大陸透過社會主義革命，累積了龐大的國有資產，使得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國家有充分的資源可以運用與分配來支撐國家的經濟發展。中國由於擁有天生的廣大市場，在多年經濟計劃的主導下，中國大陸充分發揮了規範經濟的優勢，不僅有機會發展完整的科技及產業體系。若干產業不需要與外國，在內部即可進行垂直分工，使中國有能力成為一個自生的產業體系。一個“大”的幅員與入口、加上“強”的國家資源與動員能力，中國經濟快速崛起。
　　
　　中國大陸能夠在過去的十年間快速地發展經濟，除了上述國家的力量、人民勤奮以外，兩個重要的外在因素為中國大陸的發展創造出良好的環境。一是中國大陸抓住了全球化的契機，選擇接受西方資本主義自由貿易規則。2001年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外資與技術的大量移入，讓中國大陸快速地從世界的工廠走向世界的市場。加入全球化使得中國大陸得以降低學習成本，並利用外資與技術，促使中國大陸在技術的發展上得以蛙跳的方式達到技術創新。第二、拜911之賜，美國突然改變其原本要在2001年將戰略重心從歐洲轉移到亞洲的計劃，轉而與中國大陸在國際間聯手，共同維護以反恐為主要訴求的全球安全。或許對美國來說，中東是恐怖份子的溫床，但是很弔詭的是，這些伊斯蘭兄弟們在中東的動亂，反而讓美國無暇遏制中國，為中國爭取到十年的戰略機遇期。
　　
　　2003年11月3日，中共中央黨校前副校長鄭必堅曾在“博鰲亞洲論壇”，提出中國的“和平崛起”一詞。這個主張固然表現出中國的企圖，但是當時也是針對“中國威脅論”而做出的回應，為的是避免西方認為中國的崛起必然會危害到美國等西方大國在全球的戰略安全利益。雖然在2004年下半年以後，考慮到“崛起”一詞對於西方人而言仍是刺耳，“和平崛起”一詞在新聞、教育等政治傳播中逐漸淡出，並改為更低調的“和平發展”，但是其基本精神與內涵並沒有改變。
　　
　　西方大國崛起的憑藉與影響
　　
　　國際關係的發展，並不是依照理論而行。國際關係所有的理論都是從歷史發展的過程與結果中焠煉而得。現實主義是目前國際關係中的大理論（grand theory），“權力”與“利益”是這個理論的兩個核心詞，主張國家權力是維護國家利益的不二法則，衝突與戰爭不是偶然而是常態。
　　
　　“權力轉移理論”（Power Transition Theory）者認為，強大而不滿的國家較有可能成為國際體系的挑戰者。在現實主義的眼中，崛起的大國與原有的強權在權力轉移過程中必然經歷陣痛，這個陣痛不論是否為戰爭，都會經歷一段權力的較爭或磨合期。
　　
　　杭廷頓在其大作《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不僅是分析，更是警告東方文明對西方文明的可能挑戰。對他而言，文明的衝突不也就是崛起的霸權間的衝突嗎？
　　
　　從文明的進程角度來看，歷史上葡萄牙、西班牙、荷蘭、法國、英國、德國、俄羅斯、日本、美國等九個大國的崛起，都是西方文明勝出的崛起。它們都是採行現實主義的思維：一個大國的崛起，必是另一個大國的倒下。在霸權的競逐中，“只有第一、沒有第二”是它們的信念，它們之間從來沒有所謂的“雙贏”。它們的崛起或許也給人類帶來了進步，但更多的是滿足了國際間與霸權國內的資產階級。它們崛起的目的從來不是為了世界和平，而是自己國家或所屬文明的利益。衝突與戰爭因而是它們習以為常的手段，它們希望透過國際法或國際組織來維持世界和平，但是這些國際建制（international regime）無論是原則、規範都必須符合它們的基本價值。
　　
　　這九個大國之間看似有不同的崛起道路，但是其本質思維幾乎一致，從文明的角度來看，它們的“世界觀”（Weltanschauung）是西方基督教文明中“正義與邪惡”的兩元世界、“物競天擇”進化論下的“適者生存”以及資本主義“資源掠奪”等的組合。“以鄰為壑”是它們崛起時處理周邊區域的態度，它們所制定的“法律”是它們要求其它國家必須遵行的規範，“弱肉強食”是崛起後的結果。這些霸權要維持他們的霸業，必須要創造出可以讓世界接受的價值與話語體系，不論是“民主和平論”、“貿易和平論”、“霸權穩定論”，看似為追求世界和平與穩定的理論，惟其本質卻更像是霸權為了要維護其霸業所建構出來的論述。
　　
　　中國已經確定將“和平崛起”或“和平發展”做為其崛起的必要原則。中國希望和平崛起，但是任何崛起必然會與現有的霸權產生摩擦，這不是理論，而是自然的定律。北京在面對這些磨擦時，到底應該如何面對，用什麼態度面對，這不應只是“和平”一個簡單的概念可以處理，而是涉及到自己崛起的政策了。
　　
　　既有霸權如何面對新大國的崛起
　　
　　每一個新崛起的大國在面對一個主宰性的大國（dominant power）時都面臨同樣的挑戰：第一、它如何處理其周邊關係；第二、它是否能夠解決本身內部的問題：第三、它是否能建立一套大國的論述。
　　
　　歷史上九個崛起的大國是如何處理這三個問題？這九個崛起的大國均奉行上述所稱基於“基督教文明”、“物競天擇論”、“資本主義”的信仰所衍生出來的相關論述而幾乎沒有差別。在處理與周邊關係時，除了葡萄牙地理太偏遠，以及美國因東西均為大洋，南北沒有足以威脅的天敵外，其它七個崛起的國家都難免與周邊國家發生衝突，勝者崛起，敗者讓位。這些崛起的大國內部有宗教、階級、族群問題，它們也都企圖用擴張來掠奪資源進而解決其內部的矛盾。
　　
　　“權力轉移理論”對於國際體系中霸權的認定，是指掌握國際體系權力資源優勢的主宰國（霸權國）。在一個階層級的國際體系中，主宰國擁有國際體系內最大部分的資源，維持相對於潛在對手的權力優勢，以及運用可造福盟國並滿足其它國家需要的規則，管理國際體系，以常保其權力的優勢地位。主宰國創造了所謂的“現狀”，希望其它國家能夠遵守現狀。在維持現狀方面，物質權力是主宰國用來壓制新興大國崛起的工具，價值性的權力則是他們維護其霸權的結構性力量。
　　
　　中國當然可以選擇不同於傳統大國崛起的思維與路徑，而堅信要“和平崛起”，但是在崛起的過程中，必然會遭遇到主宰強權的質疑與挑戰。主宰強權在與崛起大國交手中，通常會以“預防性戰爭”、“約束”、“遏制”與“交往”的方式來減緩崛起大國對它的挑戰。
　　
　　（一）預防性戰爭
　　
　　當面臨國家重大利益的抉擇，霸權可能會發動預防性戰爭（preventive war），防阻改變現狀國家（the revisionist state）的持續坐大。所以會發動“預防性戰爭”，是因為“現在就打一場從長遠來看不可避免的戰爭，遠比等到對手有擁有優勢後再打較好”。這些觀點說明了預防性戰爭的三個意涵：第一、戰爭被視為是不可避免；第二、威脅是長期而存在；第三、早打比晚打好。因此，預防性戰爭是一種在無法預期未來發展，而採取的一種自認為發動戰爭對自己有利的“預期性”選擇。如果領導者認為預期為和平所必須付出的代價高於未來戰爭的代價時，領導者會理性地選擇預防性戰爭。
　　
　　對於哪一方較可能主動引發預防性戰爭，學術界的看法不一。吉爾平（Robert Gilpin）視預防性戰爭為一個正在衰弱的支配性大國面對一個崛起的大國時，“最具吸引力的反應方式”，“當面對的選擇是衰落或是打仗，政治人物絕大多數會選擇戰鬥”。
　　
　　但是奧根斯基（A.F.K.Organski）與古格勒（Jacek Kugler）則持相反的意見，他們認為，對一個準備崛起的大國而言，也會發動一場戰爭，“早在他們具備了與主要國家抗衡的力量之前”，就發動了對主要國家的戰爭。在他們看來，發動戰爭是邁向強權的重要手段。
　　
　　理論歸理論，從近代史的事實來看，幾乎沒有一個鮮明的例子是一個既有的霸主國家主動發起戰爭來預防阻止一個崛起大國可能對其的挑戰。十八世紀的英國與二十世紀的美國，都沒有首先使用武力來對抗可能的挑戰對手。由於既有的霸權較會以“滿足現狀”的保守態度來處理問題，因此，從歷史經驗來看，會選擇戰爭而圖霸者，大多是一些正在崛起的強權。近代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後，企圖染指中國，1895年的甲午海戰，或1930年代侵略中國的戰爭，都可以看成是日本要想成為東亞新霸主的戰爭。
　　
　　另外，崛起強權在挑戰既有強權時往往不容易成功，其結果反而造就了另一個新的強權。例如法國挑戰葡萄牙與荷蘭，沒有成功，成就了英國。法國挑戰英國（拿破崙戰爭），沒有成功，英國繼續其第二週期的霸權。德國挑戰歐洲強權也沒有成功，但卻成就了美國的霸業。
　　
　　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以和平解決國際紛爭已是國際間的共識，隨著經濟全球化時代的來臨，大國之間武力衝突的可能性快速降低，不過，因為族群或意識形態衝突所引發的區域性衝突並沒有減弱。特別是美國為維護其全球霸權，發展出“攻擊性現實主義”(offensive realism)的理論，以“先發制人”的方式來維持美國在某一個地區的主導霸權。
　　
　　戰爭與衝突在國際關係上是兩個程度不同的概念。大陸學者閻學通認為：“和平崛起”中的“和平”，不能定義為不使用武力，而應定義為沒有戰爭。如果將“和平”定義為“沒有軍事暴力行為的安全狀態”，“和平崛起”就是絕對不可能的。但是，如果將“和平”定義為沒有戰爭，
　　
　　絕大多數非戰非和狀態就都屬於和平範疇，小規模的軍事行為也包含在這一範疇之內。因此，用小規模軍事行動維護利益或是解決衝突，也有“和平崛起”的可能。中國在崛起的過程中，如何拿捏戰爭與衝突的分寸，是需要考慮。
　　
　　（二）約束
　　
　　對於一個既有的大國而言，與其它國家結成同盟，有時候並不是為了自身力量的累積與擴張，反而是為了藉由聯盟來約束（binding）和控制參與國。
　　
　　對於參與同盟國而言，約束並不見得可以達到預期的效果，例如，美國與英國在1922年與日本所簽訂的《五國關於限制海軍軍備條約》，其動機之一即是希望對日本的控制與約束，但是日本後來仍大膽發動了對美國的戰爭。約束也有成功的例子，例如，美國在戰後與日本訂定安保條約，其目的固然為圍堵共產主義的擴張，但是在某種意義上，也是為了約束日本，使其軍國主義不致再起，並使日本的軍備發展完全合乎美國的戰略需要。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的成立，固然是為了對抗華沙組織，但是也同樣有約束德國的再起與防止法國在歐洲稱霸的作用。
　　
　　國際組織與國際建制的構想多少來自於以建立規範來相互約束。約束政策有幾個目的：第一、通過接納新興大國進入現存的國際體系中，使得其有“一席之地”，滿足崛起大國對於聲譽的需求；第二、新崛起的大國可以在多邊組織中有表達其利益與觀點以及建立威望的機會，從而可以與既有大國共同建立新國際秩序的機會。第三、將崛起的大國放在政策網絡中，使其感覺到，它從現有體制中得到利益的代價比用力量改變體制的代價來的小。
　　
　　既有的霸權往往透過國際經濟制度的安排來約束其它國家。依照“所有的規則都是強權制定，而強權不會制定一個對其不利規則”這個定律，既有的霸權往往透過經濟、金融的國際建制來建立一個有利於本身的規則，以確保其霸權。英國在其強盛期時提供金本位制。美國戰後提供布列頓森林體系，都是一個明顯的例子。美元迄今作為全球最重要的通行貨幣，也是美國成為全球金融霸權一個不可缺少的工具。當今無論是在金融、經濟、人權、環境議題上，美國均有價值上的話語權。
　　
　　中國雖然對外不結盟，但是充分遵守國際建構與規則。中國如果無法在未來建立起自己在國際間的價值話語權，它將會長久置於美國這個既有霸權的約束中。
　　
　　（三）遏制
　　
　　遏制（containment，又可譯為圍堵）戰略並不是尋求擊敗崛起的大國，而是防止它的進一步擴張，它是一種尋求保持均勢，而不是恢復原狀的戰略。卡迪斯（John L.Gaddis）將遏制分為對稱性與非對稱性反應（symmetrical and asymmetrical response）兩種。對稱性的反應是指，在當時、當地和依照對手所使用的方式對敵人的挑釁作反應，例如美國在韓戰、越戰時的戰略方針。不對稱反應是指，針對挑釁國的行為，由自己選擇時間、地點與方式來作出反應，以充分打擊挑釁者的弱點。肯楠（George Kennan）在冷戰初期對蘇聯共產主義所設計的遏制戰略，以及後來的“大規模報復性”（massive retaliation）戰略，都是屬於非對稱性的反應。
　　
　　冷戰期間，美國是以遏制戰略來防止蘇聯共產主義的進一步擴張。在面對蘇聯這個國家本身時，美國是以“非對稱性反應”的戰略，但是雙方的代理人戰爭則是一個“對稱性反應”的遏制作戰方式。一般而言，“非對稱性反應”的遏制思維，需要國家總體實力作為後盾，它本身除了有“遏制”的功能外，還有創造“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的戰略意義，用以與對方作一場長期的武力競賽，進而與對方較量國家的整體能力。蘇聯瓦解的原因之一，即肇因於1980年代末期，雷根政府的“星戰計劃”（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亦稱Star Wars Program，簡稱SDI）使得美蘇之間陷入了一場軍備競賽，而其結果是蘇聯的經濟實力沒有辦法支撐軍力的競賽而落敗，冷戰因而結束。
　　
　　遏制戰略的另外一種表現就是“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政策，也就是建立正式或非正式的聯盟來反對崛起國家或崛起國家與他國的聯合。相反的，崛起中的國家也會嘗試用正式或非正式的結盟來挑戰現有強權所建立的國際秩序。
　　
　　美國“重返亞洲”或“再平衡”戰略目標在於希望日本、韓國、美國在東南亞的盟友，甚而台灣，都扮演著或多或少“遏制”中國的功能。中國將面臨兩個選擇，第一、選擇不斷地增加軍備，但是這樣是否會掉進美國所設定的“軍備競賽”、拖垮經濟的陷阱當中？第二、中國想要崛起，如何處理它與周邊的關係就變得很重要。一個周邊不穩定的國家，是很難順利崛起的。
　　
　　（四）交往
　　
　　交往（engagement）政策是指以非強制性的方法來改善與崛起大國的關係，化解其不滿意現狀的因素，目標是確保崛起大國以和平方式來改變區域及全球的秩序。交往政策目的在於將不滿國家納入國際社會，接受現有國際秩序。交往政策與其它政策的不同點在於前者依靠承諾給予恩惠，而不是加以懲罰性的威脅來影響威脅國的行為。簡單地說，在實踐上，交往政策是胡蘿蔔優先於棒子的政策。
　　
　　交往政策通常是為了實現下列三個目標：第一、既有強權可以透過交往政策來了解不滿意於現狀的崛起大國的真正意圖；第二、用以爭取重新武裝的時間和盟友，以因應未來可能的戰爭；第三、用以打破崛起大國可能的聯合，或者阻止它們進行聯合。如果成功的話，交往政策是解決不滿意現狀崛起大國的最有效且合理的途徑。
　　
　　不過，交往政策要獲得成功，崛起大國必須只有“有限的修正主義”（limited revisionism），即只有“有限的改變現狀”的認識，例如冷戰期間美國對於蘇聯與中國的認識就不一樣，美國認為無論在政權與文化的性質上，蘇聯均是一個不滿現狀的擴張性國家，而認為中國在本質上並不同於蘇聯，因此，對美國來說，對蘇聯這個“完全修正主義”國家唯一的戰略就是“圍堵／遏制”，但是對中國這個“有限修正主義”國家來說，“交往政策”一直是美國對中國戰略的一個主流。
　　
　　另一個“交往政策”不能成功的原因，在於雙方之間認同存有不能協調、至關重要的核心衝突，例如領土、主權等衝突。這些核心利益是很難透過交往政策改變的。
　　
　　雖然交往政策是胡蘿蔔先於棒子的政策，但是如果沒有足以威嚇的棒子，胡蘿蔔將會流於所謂的“姑息政策”（policy of appeasement），只有在胡蘿蔔與棒子並用的情況下，交往政策才有可能成功。
　　
　　交往政策可以滿足希望維持現狀的既有強權與不滿足現狀的崛起大國的要求。前者希望透過交往政策約束後者可能出軌的行為，而後者希望能借此改變現狀的秩序。前者因而用利益回報或威嚇來影響後者，使得後者能依照國際現有規範來行事，後者則通常將交往政策視為逐漸和平改變現有秩序的一種工具。
　　
　　交往政策是美國在冷戰後處理中國政策的主軸。柯林頓政府即開始推動與中國的“全面交往”，一直到現任的歐巴馬政府均沒有改變。對於美國來說，全面交往政策不是姑息政策，而是一種帶有約束的積極性政策，其目的就在於促使中國進入西方價值體系，進而使中美雙方都能夠獲益。
　　
　　中國應思考新的崛起路徑
　　
　　中國已經明確地表示要“和平崛起”，這個宣示，表明了中國不採取以往九個大國的崛起模式，而希望走一條自己的崛起道路。
　　
　　“和平崛起”、“和平發展”一詞原本是為了消弭“中國威脅論”的表述。在了解西方大國崛起的理論基礎後，我們更希望看到或應該將中國的崛起詮釋為一個不同於西方文明的崛起，是一個“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後再融合了中華文化的另一種文明的崛起。
　　
　　中華民族有豐富的文明積累，只是這兩百年來在西方文明的巨大壓力下，逐漸喪失了對自己文化的自信。中國傳統的天下秩序觀受到西方西伐利亞國際法主權觀的挑戰，中國傳統的義理觀受到西方的利益觀挑戰，中國傳統的和平觀受到西方權力政治觀的挑戰，中國傳統的社群觀受到西方個人主義的挑戰，甚而中國傳統的幸福觀都遭遇到西方價值觀的挑戰。
　　
　　文明崛起自然不可能憑空崛起，它必須還是要一關一關的過。首先，中國必須接受西方強權所設定的規範。舉例來說，即使中國再不喜歡資本主義，但是在面對資本主義全球化時，也只得選擇接受資本主義的遊戲規則。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就是一個典型的成功例子。同樣的，即使了解到現代的國際建制與規則幾乎全部都是由西方世界所制訂，中國在現階段也必須接受這個現實，中國所能做的也就是在現有的國際建制下，順勢而為、逐漸壯大。
　　
　　西方面對中國的崛起時有一個基本性的認知，這也是來自於西方對自己文明的肯定，即當西方無法阻擋中國的崛起時，西方希望中國的崛起能夠按照西方的價值體系、在西方所建立的國際建制、按照西方所設定的遊戲規則中崛起，如此西方才會認為這樣的中國崛起對世界是沒有威脅與危害的。
　　
　　西方現有強權的這種看法，或許只對了一部分。西方有的文明價值是好的，但是它們在落實的時候往往出了問題。如果中國按照歷史上九個大國的崛起方式崛起，用權力政治的思維去處理國際關係，用帝國主義的擴張思維去攻城略地，用資本主義的思維去建立生活價值，那麼中國只不過是另外一個同一類型的大國崛起，崛起將會給世界帶來以往大國崛起所帶來的災難。
　　
　　和平處理兩岸關係
　　
　　在中國崛起的過程中，不能犯下傳統大國透過擴張或崛起來解決內部衝突或矛盾的錯誤。不但要避免製造衝突，還要避免把外部矛盾引向中國，成為世界的矛盾焦點，以確保中國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不過，有些事情是無法避免的，例如與越南、菲律賓的南海主權爭議，以及與日本在東海釣魚台列嶼的主權爭端，都觸動著中國是否要動武的神經。中國要思考的是，西方以美國為首、日本為輔的戰略思考，是否是期待南海或東海成為對中國崛起發動“預防性戰爭”的實驗場域？中國如何在“衝突”與“戰爭”之間妥善拿捏分寸？
　　
　　中東的反恐告一段落，美國逐漸將軍事、外交與經貿重心移至東亞地區，美國“重返亞洲”的具體作為，主要透過“前沿佈署外交”，強化美國與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東南亞國家的雙邊安全聯盟，積極參與區域多邊組織，增加貿易與投資，擴大軍事存在，推展民主與人權，全面對東亞地區進行權力再平衡的動作，以維持美國東亞地區軍事、經濟與外交上的領導優勢。
　　
　　美國對於中國“再平衡”的戰略，或許還不至於讓它主動發動一場“預防性的戰爭”，畢竟在這個二十一世紀全球相互依存的時代，誰都經不起一場戰爭的折騰，但是会透過與中國周邊地區的共同合作，對中國產生“遏制”的效果。
　　
　　美國的目的非常清楚，它要透過與中國周邊的合作，讓世界產生兩種不同的戰略認知。第一、讓“中國威脅論”持續在東亞或世界發酵，美國在東亞“再平衡”戰略講的愈多、做的愈多，愈凸顯出中國對周邊的威脅。如果崛起的中國是和平的，美國為何要將過半數的兵力佈署在亞洲？因此，美國“再平衡”、“重返亞洲”等政治話語出現愈多，等於愈強化中國對其周邊形成威脅的印象。在這樣的論述下，不論是黃岩島或釣魚島的行為，都容易被詮釋成為中國企圖改變現狀的一個威脅性作為。
　　
　　第二、美國反覆暗示中國具有威脅性、企圖改變現狀的論述，將促使中國必須反覆不斷地強調自己是“和平”、“願意接受國際規範”的，如此可以促使中國進入“約束”的國際結構中。而這又是美國等西方國家與中國“交往”戰略的另一個目標，即讓中國的崛起不能跳脫西方的價值體系。
　　
　　在美國的東亞戰略規劃中，美國與日本及韓國有軍事關係，與東南亞國家亦有密切的軍事往來，澳大利亞是美國在亞太理所當然的夥伴，日本是美國在東亞堅實的盟友，韓國需要美國來處理北韓的核武等問題，東南亞國家需要美國平衡它們對中國經貿依存可能發生的被制約感，在這些周邊地區中，有一個是對美國戰略價值最高，但是美國又最不確定的朋友，那就是台灣。
　　
　　對於美國來說，自1949年以後，台灣的安全長期依附於美國，也是美國東亞戰略中不可或缺的扈從者，美國不會放棄台灣這個東亞戰略中的重要棋子。美國一方面用“三公報”來約束台灣不可以走向法理台觸，另一方面又用《台灣關係法》來讓台灣有安全保障感；美國一方面鼓勵兩岸和平交流，因為這有助於美國對大陸的交往政策，可以輕鬆地透過台灣，向中國大陸傳達它西方的普世價值，另一方面又賣些武器給台灣，讓台灣也能成為美國遏制中國政策的一環。台灣多元政治立場下的台獨主張，也可以被美國運用來牽動中國最敏感的那條神經，也可以作為向中國索取報償的籌碼。
　　
　　美國的兩岸政策非常清楚，它贊成兩岸和平發展，它不容許看到台灣獨立，但是也不樂於看到中國統一。如果中國統一，美國在東亞的戰略佈局就缺了一道裂口，甚而全部戰略必須重新規劃。美國希望一個對美國友好的台灣能夠繼續存在，它所期望的是兩岸永久的分治，亦即永久的維持現狀，這樣最符合美國的戰略利益。不過，美國最擔心的也是台灣，由於兩岸同文同種，自2008年以後兩岸進入大交流時代，一旦兩岸解決了政治爭議，兩岸進入大和解時代，美國的東亞戰略就可能出現漏洞。
　　
　　北京應該了解，兩岸關係對於北京來說，其實已經不僅是兩岸關係而已，而是涉及到北京是否能夠順利地突破美國在東亞地緣為北京所設置障礙的戰略問題。
　　
　　台灣目前的戰略是政治安全依靠美國，經濟利益與大陸結合，在立場上是維持不統不獨，以維持現狀為目標。北京希望兩岸能夠簽署和平協議，軍事互信機制，但是台灣對於美國《台灣關係法》的依賴已經成為所有台灣安全與發展的一部分，北京如果不能夠在兩岸定位與走向上提供台灣一個可以安心與信任的選擇，在一段時間內，台灣不容易改變其現有的與美國合作的戰略選擇，亦即一方面配合美國“交往政策”，另一方面又執行美國對中國的“遏制政策”。
　　
　　北京在十八大政治報告中已經提出，“希望雙方共同努力，探討國家尚未統一特殊情況下的兩岸政治關係，作出合情合理安排”。這段文字表明了北京已經理解“一國兩制”是統一後，而非統一前兩岸的政治安排。十八大政治報告希望兩岸一起探索找出一個兩岸和平發展期的合情合理政治安排。
　　
　　針對兩岸和平發展期的政治安排。台灣學者張亞中提出“一中三憲、兩岸統合”的主張。他認為兩岸必須在尊重現狀之下，尋求一個能夠既能顧及現狀，又能有助於走向統一的結構與路徑。他認為目前的法理現狀是：兩岸在主權的宣示上是相互重疊，即均包括對方，兩岸的治權均來自於彼此憲法。兩岸若能在此基礎上簽署和平協議，相互承諾不分裂整個中國主權，並相互尊重彼此的治權，這個簽署後的和平協議就成為一份兩岸均必須遵守的憲法性文件。未來有關軍事互信、國際共同參與、經濟、金融，甚而成立相關共同體的協議，均可以成為兩岸第三憲（一組憲法性的文件）的內容。這種兩岸共同建構未來的過程，不再是誰吃掉誰的選擇，才能夠讓台灣安心地與大陸互動。
　　
　　“一中三憲、兩岸統合”的結構，透過統合（即大陸所說的“一體化”）機制，兩岸可以在一些政策與事務上“共同治理”，這對於兩岸政府截長補短，共同為兩岸人民創造福祉有莫大助益。
　　
　　當兩岸和平協議簽署時，這代表著兩岸的真正大和解，也是兩岸政治關係再進一步深化的開始。在中國大陸的崛起過程中，這將是關鍵性的一大步，美國無法再利用台灣來“遏制”或“圍堵”中國大陸，美國第一島鏈至此斷裂。另一方面，北京能夠和平處理與台北的關係，對於北京在國際間去除“威脅者”的形象，以及改變周邊國家看待北京的態度，也會有正面的功效。
　　
　　能夠妥善處理自己內部的事，特別是在化解了分離主義的可能性後，一個大國才可以真正稱得上是崛起。中國的崛起不應該只是大陸單獨的崛起，而是兩岸一起崛起，兩岸問題的解決不是在中國大陸崛起成為強權後才解決，而是兩岸透過統合共同創造中國的文明崛起。中國崛起的目標是偉大復興，更是中華文明在世界上的再一次復興。如果我們以文明復興為目標理想，那麼以台灣對中華文化的理解與實踐，台灣應該可以在中國“文明崛起”的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以全球文明大國自許
　　
　　西方文化裡面有些東西是好的，例如對人的尊重，強調平等、自由等普世價值，問題在於當這些理念與國家利益結合時，好的價值就成了文化霸權的一些說詞或工具。在善惡二元論、物競天擇與資本主義的向外擴張核心依據下，西方往往將他們所信仰的價值與自己的利益結合，強加於其它文化與民族。
　　
　　西方人創造了民主與自由，但是在大多數的情形下，是在自己封閉的政治國度裡面使用，對於其它國家或地區，特別是會影響到他們的國家利益時，民主與自由的標準就由西方來詮釋。
　　
　　九個崛起大國關心的是“利”與“力”，中國傳統對外關係重視的卻是“和”與“合”。從中國的易經中可以看出，中華文化強調的為“和與合”的“互補”而不是“利與力”的“衝突”。這也是九個大國崛起沒有給世界帶來和平的原因。中華文化有一些東西是西方需要的，舉例來說，“仁”這個概念對於西方“物競天擇”論者是陌生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資本主義信仰者無法理解的，“是非存乎一心”、“設身處地”更是西方善惡二元論難以琢磨的。
　　
　　西方幾百年的民主有其過程，沒有龐大的中產階級與人民的啟蒙，西方的自由民主不會從天而降。西方的天賦人權，是建立在人是上帝所創造，因此應該擁有上帝所賦予的權利的觀念上。在政治上，個人主義與功利主義是西方政治文明的核心，西方的民主制度就在這兩種主義上誕生。在經濟上，資本主義是西方不可動搖的信念，九十年代以後西方自由主義與資本主義結合，希望儘量減少政府在決策時的權威，讓私人企業成為經濟發展的主導力量。但很遺憾的，今日全球的高度貧富不均正是這兩種理念結合下的產物。
　　
　　每一個民族與文化都有其特殊性。儒家文化雖然尊重個人，但是更強調社會的整體秩序與和諧。中國人強調的“關係”，包括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天，顯示出中國人維持社會秩序與和諧的方法並不是完全以“合法”為基準，而更強調是否“合情”“合理”，因為“法”大多數是強者制訂的。從國家的發展來看，中國固然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的小農或中小企業自由思想，但是做為一個以社群主義為凝聚力的中華民族，國家與政府的正面力量一直是人民所關切與期許的。中國人對於“天下為公、世界大同”的理想，看似遙遠，但未嘗不可以作為西方以“強權政治”做為真理論述的警惕。
　　
　　礙於篇幅，這篇文章不在於討論“文明崛起”的具體內容，大陸的學者對於中國的外交新理念已有研究。如果要想成為一個舉足輕重的大國，除了要有強大的物質力量以外，還要有能力在思想論述上取得主導。中國在崛起過程中，應該從哲學層面重新整理一套中華文化的世界觀、秩序觀、價值觀。中國的責任並不是要取代西方的文明價值，而是提醒西方他們的文明價值會出現什麼樣的問題，告訴西方為何中華文明的若干價值可以豐富或補強西方的文明。中國的崛起就是要取得這種話語權與世界秩序的詮釋權。
　　
　　沒有物質力量不可能成為一個大國，然而只有掌握了話語權與建立了有自己地位的價值體系，它才可以堪稱一個主導性的大國。西方大國目前已經出現了若干問題，它們解決問題的方法，無論在處理金融危機方面，還是在解決國際衝突方面，已經開始背離了自己的價值信仰。這是中國的一個機會，也是責任。如何讓西方了解，中國的崛起是一個東方文明的大國崛起，是對西方文明大國的警醒，是一個期望能夠共同攜手為人類創造福祉與和平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