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澤民總書記在建黨八十週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全面總結了中國人民上個世紀二十年代以來革命鬥爭的正反經驗，深入闡述了一個由革命黨過渡為執政黨的歷史使命，這是指導未來數十年中國改革開放的理論綱領，其核心是“三個代表”學說。這學說絕非是一種空想，而是對馬列至毛鄧學說的總結與發展，它是對客觀規律的總結與發展，是對鄧小平的“三個有利於”的發展。人類總是要有所總結有所發展，正如莊子所說：“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此乃古今先進人士之職責，唯有這種判、析、察，才能推動理論的與時俱進，才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力量。
　　
　　“三個代表”學說，倡言於一年前，迄今已為很多領域接受，此學說與祖國統一大業是否相合，能否用於指導兩岸關係，卻罕有文闡述，也許統一是一個不允許隨便討論的禁區。我認為“三個代表”學說同樣適於統一大業，其理由概述如後。
　　
　　兩岸關係是否是無序的
　　中國人在二十世紀做了許多驚天動地的大事，卻沒能完成國家的最終統一，統一台灣只能留在二十一世紀完成，成了二十一世紀三件大事之一。台灣問題在中國面臨的諸多問題中最具爆炸性，因為我們似乎無法控制台灣局勢演變，而兩岸關係的驟變則與我們固有的統一觀有很大衝突，勢必要我們在這中間作出選擇。兩岸從1992年“一個中國不是問題，三通交流是問題”，到如今變成“一個中國是問題，三通交流不是問題”，這真是出了大問題。台灣竟有人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台灣鄉土文化竟欲不承認它是中華文化中的一支，這是大陸同胞匪夷所思的，而我們的“文批武脅”，效果似乎不彰，台灣領導人的選舉與台灣政局演變，似乎也不按我們的希望轉動……。一切顯得弔詭，一切顯得無序。“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似乎失去了魅力，我們似乎已失兩岸關係主導權，我們國家安全與領土完整似乎已越來越成為問題，許多人對此極為煩躁不安，有人公開站出來說，鄧小平這主張沒基礎了，過時了，認為兩岸唯有一戰定乾坤，現代化只有打完了再建設，所有中國人要準備吃苦，準備打一場正義之戰，來實現統一與反腐倡廉，來促進生產力發展，否則中國的領導人必須一鞠躬下台，不然就是李鴻章，要落個萬世駡名！
　　
　　上述看法貌似正確，其實只是對現象膚淺與片面的觀察，缺乏對問題的實質性分析，更不要說對兩岸規律與台灣問題和整個中國現代化進程關係的思考，他們沒有掌握兩岸關係的本質，更不知其中規律與趨勢，只是用一般規律來套非常特殊的兩岸關係。其實，兩岸關係並非是無序與不可掌握的，它同樣遵循著許多規律在演變，只是我們容易被紛亂的現象迷惑了視覺，喪失了清晰的判斷，或背負著太多的固有觀念，無法面對現實，使我們的智慧變得遲鈍，信心變得脆弱。
　　
　　怎麼看台灣紛亂的現象
　　台灣自李登輝執政之後，短短十二年，兩岸關係發生了劇變，這種變化均是由台灣劇變引發的，造成大陸被動應對局面。劇變的内容由“台灣悲情論”——“台灣人要出頭天”——“本土化加民主化”——“台灣優先”——“台灣有權說不”——“兩個對等的主權獨立政治實體”——“新台灣人”——“七塊論”——“台灣文化不是中華文化的一部分”——“戒急用忍”——“兩國論”——“綠色執政”，最後導致台獨的民進黨上台。這也許是一個人們不願看到、但又無可避免的不幸，是我們必須承受與面對的不幸。
　　
　　這種劇變是由很多因素造成的。
　　
　　如荷蘭對台三十八年統治，清政府對台的長期海禁，日本五十多年的佔領、近半世紀蔣介石“反共復國”的人造隔離，這一切造成了台灣與祖國大陸心理上的落差，尤其是日本統治期間的“皇民化”運動，其對台灣造成的影響，更是大陸民眾過去不太重視也不易理解的。
　　
　　又如，台灣地方主義意識的形成，再由地方主義演化為地方分裂主義，由台灣人要出頭天到用台灣民族主義去對抗祖國大陸的民族主義，這中間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一個脱離祖國久遠的“邊陲”，形成地方意識，追求本土化，是有其必然性的。中央與地方，地方意識與中國意識，永遠是既依存又對立的關係。當地方意識被人為提升為分裂意識，又加上國外勢力的介入，地方與中央就有可能走向分庭對抗。台灣的分離主義恰恰具備了這二個條件，蔣介石人為地將台灣與祖國大陸分割，使台灣成為“反共復國”基地，以及李登輝推行“去中國化”的“台獨”路線，加上美國日本國際勢力的介入，使兩岸關係大大複雜化了，已經不是一個“内戰產物”與“内政問題”可以簡單處置的了，這也不是祖國大陸哪一個領導人工作失误造成的。
　　
　　再如，台灣民眾的“悲情意識”在“本土化和民主化”後，情緖化達到不可遏制程度，在李登輝误導下，由分離意識上升為分裂意識，尤其在大陸赴台菁英李國鼎等人策劃下，台灣從1952年至1990年的38年中，其國民生產總值由10億美元增長到1617億美元，實現了巨大飛躍，成為了亞洲“四小龍”之一，人均收入由136美元，增至8000美元，積累了相當大的經濟實力，從而使他們真以為“台灣有權說不”，有力量與祖國大陸對抗，台獨勢力一路飆升，一味求爽，他們把祖國的規勸看成“打壓與威脅”，徒為“火上澆油”。我們應該看到，李登輝路線的基礎與蔓延，台灣部分民眾的情緖化從發酵到冷卻，都需要有一個過程，無視這規律，急於求成，勢必要付出極高昂代價，而且不可能取得圓滿。
　　
　　又再如，民主化是人類的共同追求，台灣從國民黨一黨獨裁走向多黨政治，是無可厚非的，但台灣當局將民主化與“台灣人要出頭天”劃上等號，使民主化陷入統獨對立、族群鬥爭，陷入黨派合縱連横的權謀，從而失去其融合與包容的本質意義，民主競爭竟被轉化為族群鬥爭，動不動將個人政治恩怨扭曲為族群問題。台灣的民主選舉與政黨輪替，都是以“本土黨”與“非本土黨”為分界線，造成兩大對抗集團，使朝野談判與合作空間大大壓縮，造成政治僵局，最後勢必葬送台灣的安定與繁榮，也將葬送台灣的民主化與本土化。
　　
　　總之，台灣劇變所形成的紛亂現象，由許多因素造成，除上述因素外，還有複雜的國際因素等等，我們應認真總結規律。
　　
　　古今中外，歷史無數次證實，一個錯误路線從形成到結束，都需要時間與過程，這期間正確路線也許暫時得不到認同，但我們不能輕易懷疑這條路線的正確，而動輒就言鄧小平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過時了。這一切也並不意味我們對台職能部門工作做得不好，只是面對這種非理性的情緖發酵，我們的努力暫不見效而已，所以我們不必苛於自責，也不必形成對立情緖，重要的是需要冷静總結，從而站到矛盾之上，善於駕馭兩岸關係，而不被其拖了走。
　　
　　兩岸關係中的規律
　　兩岸關係從表面看是紛雜、無序、無控的，但透過現象去研究其本質，就會發現兩岸關係是受規律支配的，只要掌握了規律，就可掌握主動權。共產黨人與唯物主義者，窮其畢生，就是在尋找事物發展中的種種規律，從認識規律到指導事物發展，可以說是我們很重要的責任。江澤民總書記“三個代表”學說，既是對執政規律、建設規律、人類發展規律的探索，也是對中國現代化與共產黨黨建規律之探索。至於兩岸關係，同樣可在“三個代表”學說指導下探求其規律。
　　
　　我認為至少有以下幾方面的規律：
　　
　　強方在統一過程中佔主導地位
　　
　　統一是神聖和理所當然的，道義在統一中佔有重要地位，但分裂方與統一方也還受到力量強衰的支配。1979年我們提出《告台灣同胞書》（“葉九條”），這時我們剛剛結束“文革”動亂，國民經濟瀕於崩潰邊緣，國家百廢待興，我們GDP人均才達200美元，而台灣作為亞洲四小龍之一，GDP達人均8000美元，經濟實力懸殊很大，所以這時台灣民眾很害怕統一，怕統一後會降低他們人均收入，怕統一是劫富濟貧。以後台灣取消長達四十年的“戒嚴”，“本土化與民主化”也給台灣民眾帶來了無比喜悦，於是他們更怕統一，怕好不容易獲得的一份“民主”喪失。而台獨勢力則理直氣壯地以“台灣經驗”拒絕統一，他們以台灣的政經成就嘲笑我們，說統一是制度之爭，要統一就統一到台灣經驗與台灣民主制度之下。那時祖國大陸剛剛結束無法無天的“文革”，法制建設與民主建設剛剛起步，統一雖被列為八十年代三件大事之一，但難度很大，我們的起點很低，主動權尚不在手中。
　　
　　但是經過二十年改革開放，勵精圖治，今日祖國大陸已不再是台灣嘲笑的對象，無論政治的穩定，經濟的成長，法制的完善，民主的建設，社會的繁榮，都使所謂的“台灣經驗”黯然失色，統獨、族群、省籍的樊籬再也攔不住台灣民眾投資大陸與移居上海，台灣的“上海熱”恰恰證明台灣在沉淪，大陸在升華，也表明統獨對立，已失去意義。當年台灣擁有近千億外匯儲備，而偌大大陸只有六七十億美元，如今大陸擁有一千八百零八億外匯存底，而台灣生產競爭力則從亞洲第一位落至末尾，如今如同一艘欲沉之舟，人們紛紛逃離游向安全之地，這地方恰恰是他們過去最不放心的共產黨領導的祖國大陸。而上海是代表了中國發展的方向，目前儘管還不完美，但有生氣、有活力、有目標、有機遇，因此形成了台灣“上海熱”與“遷移上海風”。力量的對比，使人心向背發生了根本變化，“台獨”賴以抗拒統一的遁詞都不攻自破了，對“一國兩制”的認同率竟從3%上升至33%以上，而這一切恰恰發生在民進黨執政之後。這就雄辯地證明：統一的雙方，誰能把自己事情做好，誰就擁有統一的主導權與發言權。
　　
　　結束一個錯误路線需要時間
　　
　　台灣從李登輝主政後，推行了一條“去中國化”的“台獨”路線，他的執著與技巧都是罕見的，他一方面巧妙地煽起民眾民粹情緖，狂熱追求台灣出頭天，另一方面巧妙應付祖國大陸，好話說盡，讓大陸始終對他有企望，有時他也引誘大陸憤怒與反彈，當大陸氣憤得連連跺腳時，又恰恰成為他製造“台獨”提供了口實，他一次次對台灣民眾與國際社會說，大陸如此威脅與打壓我們，我們能屈服嗎，能不說不嗎，於是贏得情緖化民眾一片掌聲。兩岸雖然交流交往日益密切，兩岸關係卻愈走愈遠。
　　
　　一條錯误路線與一群情緖化民眾，決定了統一是艱巨、複雜、長期的，黨中央這一基本判斷是正確的，也沒有過時。歷史無數次證明於此。納粹德國發動“二戰”，屠殺猶太人，毁滅文化……，最初也曾獲得過許多很優秀德國人的支持，他們狂熱一時，以為可以稱霸世界，結果花了十多年時間與幾乎毁滅德國的代價才清醒過來並結束這錯误路線。我們的“文革”，當時不也是得到舉國上下擁護，其狂熱的程度幾乎到了聽不得任何不同聲音，一意孤行，真以為我們在救一個沒落的世界。台灣的今日，猶如處於我們“文革”中葉，人們剛剛開始覺醒，但還沒有擺脱情緖化。也許台灣只有在錯误路線徹底撞了南牆，人們徹底嚐到“台獨”路線苦果，才會與李登輝路線徹底決裂，兩岸關係才可能健康化。
　　
　　在這期間我們不是無可作為的，一要抓緊辦好自己事情，二要不斷批判李登輝路線的罪惡，堅持敎育台灣民眾，這種批判是要有的放矢的，是要深入瞭解台灣的，要入情入理的，而不是簡單化與敎條的，否則只會引起反感。在這方面我們不是沒有敎訓，我們反分裂與批李登輝，要麼不批，要批就是搞群眾運動，濫批一通，結果給李登輝借到了許多“敵意”。總之結束錯误路線需要時間，這也是規律。就如抗日戰爭，我們何嘗不想一天抗日勝利，但力量對比與敵方還在上升時期，日本民眾尚未覺醒，所以只好作持久戰準備，最後花了八年時間獲得了勝利。事實證明，欲速則不達，花一點時間決不是示弱。
　　
　　壞事可以轉化為好事
　　
　　分離思潮，分裂活動，“台獨”執政，當然是壞事，是我們不願見到的，但這是由許多因素造成的，只要有釀成壞事的氣候與土壤，就會有壞事，也就會有鬥爭，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但壞事往往可以轉變為好事，這又是規律。兩岸關係中不僅具有一般規律的特點，而且還有特殊性，所以兩岸關係有時非常弔詭。
　　
　　俗言，上帝若要讓這個人滅亡，就先叫這個人瘋狂。是也，去年“3·18”，民進黨上台實在是大陸不樂意見到的，但上台後的民進黨舔李登輝褲襠，處處意識形態優先，大行其反道，不尊重經濟規律，一切泛政治化泛統獨化泛本土化，在“核四”問題、拼音問題、台僑與華僑問題、“三通”問題、護照問題，連在何處舉辦球賽問題，統統意識形態化，欲以少數人台獨意志強加給全體台灣人，甚至還要強加給全體中國人。在台灣“總統府”是“童子軍治國”，在“行政院”是造反派當家，在台灣朝野以“統獨”劃線，其結果正如吕秀蓮所說，給台灣社會造成五大危機——即“信心危機，忠誠危機，倫理危機，財經危機和國家安全危機”，以至讓她笑也笑不出來了。台灣經濟一落千丈，失業節節高升，社會日趨沉淪，政黨鬥爭更加惡化，政治更加混亂，使人們只好逃離台灣，而陳水扁還說甚麼“綠色執政、質量保證”，一味作秀，表演成性，將台灣民眾福祉作兒戲，徒讓人笑痛肚皮。李登輝還出來說“兩年後台灣經濟將好轉”，真是說謊成性，徒讓人們更多失望。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人們開始認同“一國兩制”和掀起“上海熱”，開始走出“統獨”對決的误區，從這一點講，壞事有時就這樣變為了好事。
　　
　　許多事看來是難以忍受的壞事，但它卻會引發很好的結果，如民進黨以一黨之念斷然否決續建“核四”，結果反促成在野聯盟的成立，出現了對陳水扁的罷免風浪；如民進黨執政一週年之際，台獨集會以慶，“真台獨”不是失望地從民進黨内出走，就是羞於見人，只好上街掃地自罰，卻讓“假台獨”金美齡從日本跑來歇斯底里地狂叫一陣台獨萬萬歲，反讓人倒足胃口；又如李登輝從康乃爾大學歸來，台獨分子競相歡迎，機場一片“綠旗”招展，又演出了一場公然分裂的鬧劇，但這也讓民眾看清楚，由黄主文——李登輝——“李政團”，統統是台獨而已，也讓民進黨内一片驚亂，怕李登輝搞垮了國民黨後又要來搞垮民進黨，又要來搶民進黨選票；再如李登輝下台後，連連出書，企圖攪亂政壇，毒化兩岸關係，令人孰不可忍，但正是這些書讓他將過去種種偽裝與陰謀……，自剥自暴，比我們的“大批判”式文章不知有用多少，正是他自己臉都不要了，才讓人們認清了他的面目，開除李登輝呼聲才會日益高漲；又再如，陳水扁只要他“一枝獨秀”，不尊重現行“雙首長”體制，整日忙於表演，沒有穩定兩岸政策，不敢誠實面對一個中國，坐失台灣經濟發展機遇，這才使台灣民眾開始轉向擁護“一國兩制”。這種例子，不勝枚舉。
　　
　　祖國大陸目前對台灣影響力是有限的，但只要掌握規律，制訂有針對性的實事求是的政策，就能取得民意，就能掌握主動權，若政策失误，將自陷困境。兩岸關係中的對方失误與瘋狂，即會使另一方得分與成功。恐怕這也是我們需要掌握的兩岸關係中的重要規律。
　　
　　這種兩岸關係中的規律及必須遵循的準則，還可以舉出許多，事實證明，兩岸關係不是無序紛亂與不可掌握的，只要我們有實事求是精神，不僅可以認識規律，而且可以掌握規律，只有瞭解對方，才能掌握對方，確保控制主動權，也才能早日實現統一的宏願。
　　
　　用“三個代表”學說來指導兩岸關係
　　
　　江澤民總書記“七·一”講話，系統闡述了“三個代表”學說的内涵，又提出了“三個解放”與“三個規律”。江澤民說：“八十年黨建的歷史告訴我們，中國共產黨要立於不敗之地，就必須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這樣才能“立黨為公，執政為民”。要堅持“三個代表”，必須實事求是、解放思想，一切從實際出發，“自覺地把思想認識從那些不合時宜的觀念、做法和體制中解放出來，從對馬克思主義的錯误的和敎條式的理解中解放出來，從主觀主義和形而上學的桎梏中解放出來”。我們“只有對共產黨的執政規律、社會主義的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作出實事求是的認識，我們才不會脱離實際，陷入不切實際的空想中”，才不會走彎路，喪失崛起與發展的機遇。
　　
　　江澤民的“三個代表”學說適用於各行各業與各條戰線，當然也適用於統一大業與兩岸關係。實行祖國統一，也必須探索規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以“三個代表”學說來指導兩岸關係。統一是全體中國人民的強烈願望，就如人民要穩定要發展要繁榮要富強要民主要文明的正當願望一樣，統一是中國前途與命運的一個組成部分，脱離了“三個代表”，離開了中國現代化的總進程，統一只是一句空話。兩岸關係中，誰能真正成為“三個代表”的主導者，誰就能主控兩岸關係，誰能認識規律、掌握規律，誰就能駕馭兩岸關係。“三個代表”學說將為統一大業，提供更正確的路線與更豐富的内涵。
　　
　　統一要代表兩岸廣大民眾的根本利益
　　江澤民總書記說：“黨的一切工作，必須以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為最高標準，始終堅持人民的利益高於一切”，“必須堅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出發點和歸宿”，“堅持為崇高理想奮鬥與為最廣大人民謀利益的一致性”，既要“考慮並滿足最大多數人的利益要求”，也要“兼顧不同階層、不同方面群眾的利益”。完成祖國統一也必須堅持這原則。
　　
　　維護主權獨立、領土完整，事關國家利益與安全，統一是民族的意志，近乎國家的本能，統一不僅僅是個觀念，而且必須代表民眾的根本利益，這樣才能將統一建立在人民擁護的基礎上。台灣《聯合報》今年6月20日“民意論壇”發表陳建仲的文章說，“民眾關心吃飯問題的強度可能大過關心政治路線的正確性”，這是一句大實話，絲毫沒有貶低人民群眾的偉大，尤其在台灣，許多政治口號，都是政客人為製造出來的，為的是撈取選票，並藉以鞏固權力和利益分配。李登輝主政的十二年，口口聲聲“愛黨如母”，“民之所欲，常在我心”，卻是毁黨害民，正如許倬雲先生所言：“李氏常訴諸族群情 緖，發動群眾，遂以為嘩眾即是民意。李氏借重地方豪強，攫取選票，遂以為動員草根力量即是民主”，以至讓“台灣蹉跎了十年時間”，令“台灣經濟的癥狀已呈衰竭”。那麼，兩岸民意究竟是甚麼？兩岸民意是否有交匯點？這很值得我們去細究。
　　
　　從表面來看，台灣大多數民意不是求統也不是求獨，是要求維持現狀，而大陸絕大多數人要求完成統一大業，雪洗百年恥辱，兩岸民意似乎是對立的。其實完全不是這麼回事。
　　
　　台灣民眾對統一的猶豫，是可以理解的，但維持現狀只是高妙幻想，是對現實的無奈與彷徨，事實上現實是根本維持不了的，越維持越倒退，台灣之今日較之以前不知倒退了多少，因此很多人已經意識到台灣的出路只有在求發展中謀生存，持此想法人尤以中產階級為多。台灣民眾中工農比重大大低於大陸，而中產階級比重很大，中小企業業主、企業經理與高層管理人員、專業技術人員、部分公務員、知識分子的精英，如敎授、律師、醫生等，佔了就業人口的三分之一，在台灣社會中近四成，這些中產階級構成了台灣民意的主流，他們比較理性務實，追求社會的更大公正與合理，追求社會的發展與進步，反對專制獨裁，他們較少草根性，在李登輝淫威與挑起統獨之爭的肆虐時期，他們也比較明哲保身，習慣“西瓜偎大邊”，很少敢於直言相諫，在“本土化與民主化”運動中，他們顯然是贊成解除戒嚴令與開放黨禁報禁的，但當意識形態與政治鬥爭妨礙了生產力發展，嚴重影響台灣經濟成長，當“戒急用忍”阻礙了他們發展時，他們就會成為當局的反對派。當前台灣社會的反黑金、反戒急用忍、反“兩國論”則是以他們為中堅的，他們期待一個更好的發展經濟環境，期待更安全寬容的政治環境。因此，只要大陸比台灣好，只要那裡充滿生機與活力，只要那裡有強大的綜合國力，只要那裡安定安全，他們就會奔往那裡，對他們來講更關注的是中國命運與前途。
　　
　　台灣民眾的求安定求發展訴求，與祖國大陸廣大民眾求穩定求發展求四個現代化要求，絲毫沒有衝突，而祖國大陸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中國現代化為目標，恰恰為兩岸的共同發展提供了機遇。“鄧六條”是實現統一後的大準則，“江八條”是統一前塑造一個健康關係的行為準則，汪道涵的“八十六字”提出了“共同發展與共締一中”的務實方案，錢其琛的“新三句”為“共同發展與共締一中”提供了政策保障，這一切均是根據兩岸主流民意，歸依於廣大民眾的根本利益。
　　
　　事實證明，急獨不符合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根本沒有市場，這次中國大陸成功實現申辦“奥運”是世界對中國的認同，是中國穩定強大的表現，台灣從祖國版圖中分裂出去的希望是更加渺茫了。我們應該多點自信，事實證明，急統是將統一凌駕於中心工作——中國現代化與經濟建設為中心之上，並不符合多數民意，也不代表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能否真正代表最多數人的最根本利益，關係人心向背。但有人說我們國家越來越不安全了，有人竟把“三個代表”核心說成是“國家安全”，故意曲解“三個代表”學說，製造危言聳聽，這些人不是無知，就是別有用心，他們應該去問一問廣大民眾願不願，贊成不贊成，是不是同意放下中心工作，甘願冒經濟後退、社會不穩、科技落後的風險，不惜一戰，統一台灣後再去建設。而共同發展與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共議統一，共同締造一個更繁榮更富強更文明民主的中國，使兩岸在現代化中用融合的方式找到統一的歸宿，這顯然是最合民意，最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
　　
　　顯然在兩岸關係上兩岸都存在許多錯误觀念。台灣當局“在兩岸關係上更要放棄‘以拖待變’及‘時間換取空間’的思維模式，要知道兩岸競爭已經時不予我，時間絕不在我們這一邊”。“台灣的老本、台灣的籌碼、台灣的優勢，也就在這幾年黑金政治與戒急用忍中快消耗殆盡”，“如果兩岸關係不改善，當大陸在世界舞台上變得愈來愈重要時，台灣就相對地變得愈來愈渺小”。而祖國大陸也應該總結規律，總結敎訓，實事求是，解放思想，運用新思維，反對敎條主義與主觀主義，反對只講“立場堅定”，忽略實事求是和有的放矢，反對以一般規律來指導對台工作。有的人從事對台工作，只是認為這口飯吃香，無下崗之虞，缺乏工作的責任性與視野，缺乏研究精神，這一切顯然是不合“三個代表”要求的，也要好好改進。
　　
　　統一要代表先進生產力發展要求
　　江澤民總書記說：“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使人民的生活日益改善，不斷體現社會主義優於資本主義的特點”，“社會主義現代化必須建立在發達生產力的基礎之上”，我們要“不斷用先進科技改造和提高國民經濟，努力實現我國勝利發展的跨越”，“我們必須敏銳地把握這個客觀趨勢”，這就是要“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全黨同志無論在甚麼崗位上，都要對自己所從事的工作經常加以檢查和總結，看看是不是符合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對台工作，兩岸關係與祖國統一，當然也不能置身於外。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是從根本上解放了被束縛的生產力。改革開放也是為了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實行祖國最終統一，也是要有助於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實踐證明，“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在港澳的實踐，大大促進了祖國大陸與港澳的共同繁榮，尤其港澳的產業轉向大陸，給香港經濟順利實現了第二次轉型，港澳的資金與技術，也促進了祖國大陸的改革開放，這種互補，代表了兩地發展生產力與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兩岸十多年的交流交往，儘管台灣當局不支持台商赴祖國大陸投資，但廣大台商仍將勞動密集型產業轉到了大陸，為大陸提供了許多就業崗位，也帶來了許多新的生產與經營觀念，也為台灣帶來了巨額外貿順差，幫助台灣完成產業升級，共同渡過了東南亞金融風暴，也融合了兩岸的手足情，對兩岸實現最終統一有巨大的潛在意義。這一切也說明，兩岸只有在促進生產力共同發展的基礎上，才可望實現最終統一。
　　
　　但是，對兩岸的經濟融合，台灣當局竭力反對，怕台灣經濟空心化泡沫化邊緣化，怕被大陸吃掉。祖國大陸也有人極力反對經濟的融合，認為這是給台灣佔了便宜，用大陸賺到的錢去搞“台獨”，這種看法是錯误的，是不尊重兩岸關係中的客觀規律，都是泛政治化與泛意識形態化，欲以政治代替經濟，貌似激進，危言聳聽，實質是機會主義的。
　　
　　中國取得“奥運會”舉辦權和加入WTO，為兩岸共同發展先進生產力提供了空前未有的契機。過去兩岸經濟基本上是無序的，自發的，低層次的，今後則可在產業重組與分工，特別高新技術合作上，共謀發展，共創中國品牌與名牌，共同走向世界。台灣要走向世界，第一步應走向中國，再集兩岸優勢與智慧，創建兩岸航母，造福於民眾，在這過程中融合與完成統一。台灣目前政經紊亂，朱雲漢敎授向台灣當局建議，“在近期内與企業界一起擬出一個如何在兩岸間建構合理的產業互補與分工佈局的總體藍圖，以及擬定出一個配套性兩岸經貿關係正常化的時間表”。這建議完全正確，但台灣當局注定不會去做。這次台灣欲召開的“經發會”，籌備協調了二十天，開了三次工作會議，二次籌備會議……，陳水扁裝出要“拚經濟”架式，其實仍是借經濟搞政治，注定又將流產。民進黨雖執政了，但它卻不是執政黨，原因是它始終沒有歸依大多數民意，仍然是一個代表少數人的意識形態黨——一個造反黨。可是中國共產黨卻務實地轉變為歸附“三個代表”的執政黨，我們卻可以來承擔朱雲漢敎授提出的議題，去真正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
　　
　　統一要代表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
　　江澤民總書記說：我們“必須努力體現發展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努力推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堅持以科學理論武裝人，以正確的輿論引導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優秀的作品鼓舞人”，“必須具有世界眼光”，同時要“加強社會主義思想道德建設”，“要把依法治國同以德治國結合起來”，“把億萬人民緊緊吸引在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的偉大旗幟下”。對台工作，兩岸關係與統一大業，也必須有利於代表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同時以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來促進統一。
　　
　　“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就是對古今中外先進文化的總結與創造，改變了統一必靠戰爭，統一一定是“一國一制”，同時“一國兩制”式統一，又帶來了和平又可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又代表了廣大民眾的根本利益，這是一種有智慧的選擇，同時也促進了大陸這些年的巨大變化與發展。而台灣當局因抗拒“一國兩制”而日益被動，空間越來越小，經濟越來越糟，民心越來越不固，完全在走下坡路。這是為甚麼？這首先是台灣文化迷失了方向，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表現在兩岸關係上，應是開放、向上、融合、兼容，而台灣欲以“本土化”與“中原文化”來取代中華文化，欲以“新台灣人”取代對中國人的認同，欲以“小台灣”取代“大中國”，欲以“台灣文學系”取代“中文系”，欲以修改敎科書來實行文化台獨，這是沒落文化的選擇，這種小鼻子小眼睛小心眼，狂妄自大，井底之蛙，真是不知天下之大，真不知在全球化與經濟一體化的當今世界，是注定不會成功的。
　　
　　統一總是向高處走向文明靠攏向繁榮接近，大陸現在的“以法治國”與“以德治國”，努力提高全民族的素質，加強精神文明建設，必能以德服人，咸服四方，必會產生統一的強大磁場效應。但我們也應清晰認識到，我們的文明建設還很不夠，如隨地吐痰、上車亂擠、亂穿馬路一些基本問題都沒有解決，因此我們要下更大功夫去改造國民性，還有許許多多事情要紮紮實實去做，要培養更大的包容性與自信性。我們相信先進的文化必能戰勝沒落的文化。
　　
　　總之，“三個代表”學說應很好運用到統一大業之中，將過去傳統的統一學說，與“三個代表”學說很好結合，實事求是地發展統一的理論與學說，使她更具生命力，更好地用“三個代表”精神來做好台灣民眾工作，把這道理很好講給台灣同胞聽，也要讓世界瞭解我們的想法，從而確保“和平統一”，造福於兩岸民眾。
　　
　　我們追求和平統一，並不排斥國防現代化與作好粉碎台獨軍事準備，一個國家沒有強大的軍事後盾，沒有對抗強權的實力，沒有一個好的軍事反應機制，和平統一都是奢談。但我們的軍隊是人民的軍隊，它是必須聽從黨的指揮，決不允許驕兵自重，人民軍隊也必須服從“三個代表”學說。即使有動武一天，也一定是兩岸關係阻礙了生產力發展與妨礙了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戰爭的結果不僅僅是捍衛了主權與領土的完整，也必須促進生產力、先進文化與廣大民眾的根本利益的發展，能使生產力與民眾利益得以迅速恢復與發展。
　　
　　綜觀兩岸關係十多年變化，我們堅持了“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堅持了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辦好自己事情與不斷自我完善，明顯地取得了主動權，開始取得了越來越多人的認同，前景燦爛。而台灣當局在李登輝台獨路線指引下，在陳水扁的糟蹋下，處處泛意識形態化泛政治化反商反統反民意，道越來越狹，台灣已經不起台獨折騰幾年了。但不是說台獨勢力弱了，他就不會挑戰祖國大陸了，台獨分子越弱越會鋌而走險，對此我們仍要有清醒認識。要看到台獨會加緊與美國軍事結盟，不顧一切的由暗獨轉為明獨，明目張膽與祖國對抗，年底的“縣市長”與“立委”選舉，本土勢力也會繼續擴大，台灣會更意識形態化，但這已是強弩之末了，内亂也必加劇，離他們徹底失敗日子也更近了。知此規律，復有何憂，何必自亂陣腳。而此時此刻，“三個代表”學說必將給祖國統一大業帶來更強生命力。這是我們必須把握的機遇。
　　
　　原載《中國評論》月刊二○○一年九月號，作者係上海東亞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