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對台政策的三大變化
　　民進黨執政後中共統一政策的目標沒有變化，但服務於統一政策的對台政策則出現了明顯變化，其中比較重大的改變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原則問題的調整：所謂“原則”，兩岸關係之間當然是指“一個中國”原則，中共當局一直堅持的原則問題是不變的，然而近年中共在表述原則、實踐原則的方法有了明顯的變化。在表述原則方法上的變化就是指中共當局對“一中”原則内容解釋上的變化。現在的新三句已經載入中共十六大政治報告中，等於正式宣告了此後中共堅持的“一中”原則是以新三句為内容。而新三句與以往“一中”内容最大的差别在於：舊的論述是以政府的立場為國家的立場，這是勝利者的表述，是從中央政府的立場的表述方式。而新三句是從國家的立場來表述，在實踐原則上也明明白白指出“一中”原則的適用有其範圍；在經濟互動、文化交流的領域可以不涉及“一中”原則的問題，用中共的術語來說就是“暫時擱置某些政治爭議，儘早恢復兩岸對話和談判”；最具體的就是“兩岸三通”議題上可以不處理原則問題。此種區分式的實踐原則的方法，在以往的中共歷史上處理原則問題時是絕無僅見的方法。
　　
　　第二，策略問題的調整：所謂“策略”，在兩岸關係上主要是指中共對民進黨的策略。中共與民進黨在意識形態上是完全敵對的，所以在民進黨成為台灣的執政黨之後，中共與民進黨之間就是一種冷戰式的敵對關係：互相猜忌，缺乏認識也互不瞭解。到了前年元月二十四日錢其琛副總理在發表江八點七週年談話的時候，雖然由於台灣當局仍不承認“九二共識”、“一中原則”，因此排除了“寄希望於台灣當局”的說法，但是錢明白地說：“近年來，儘管台灣政局發生了變化，但我們的這一基本政策（江八點）沒有改變。我們將一如既往地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主張發展兩岸關係的台灣各黨派、各界人士加強交往和對話。這種交往和對話，旨在增進兩岸同胞的相互瞭解，有助於營造兩岸關係的和緩氣氛，有助於台海局勢的穩定，從而有利於維護台灣同胞的利益。我們認為，廣大民進黨成員與極少數頑固的‘台獨’分子是有區别的。我們歡迎他們以適當身份前來參觀、訪問，增進瞭解”。這是中共第一次十分明確地願意與民進黨溝通對話，同時也提出建立經濟機制的說法，這代表中共對民進黨的策略調整；其次就是在“三通”問題上從不必涉及“一中原則”，到以兩岸航線定位，再到直航之後可以允許外商以合作、合資等方式參與經營，這都是策略的調整，再次就是在今年春節包機問題上的讓步，在在凸顯中共對民進黨政府的彈性大於對原先的國民黨政府。
　　
　　第三，作風方法的調整：作風主要是指中共對内的相關議題的宣傳，其中最明顯的例證是一九九六年李登輝私訪美國發表演講，一九九九年又以“兩國論”挑釁，中共的反應十分強烈，有武嚇有文攻，停止汪老的訪台，兩岸關係也明顯後退。而相較於二○○二年八月陳水扁的“一邊一國論”，我們發現中共的反應就小得多。中共的反應前後不一，作風迥異，而且在陳的“八三”講話之後未久，對民進黨人士訪問大陸也就開放，其中所顯示的差異不能不使大家頗感意外；而且不但是開放訪問之行，特别是根據許多知情人士的反映，大家都覺得這一段時間兩岸氣氛比較寬鬆，比較和諧。
　　
　　台灣的兩種回應
　　中共的政策變化從中華民國的角度來看和從台獨的角度來看，出現不同的反應。
　　
　　（一）從中華民國的角度來看：
　　
　　第一，中共在“一個中國”原則上的新三句是承認兩岸之間仍處在法統之間的階段。由於内戰的狀況在法律上並未結束，因此中共從原來戰勝者的位置退下，重新作為“中國”法理上的競爭者，因此兩者的地位自然是平等的。所以從中華民國的角度會認為這是一種具有善意的變化，也因此祇要兩岸都承認是“一個中國”，則各自口頭表述的方式就可以被中共所接受，而且也不會有“兩國論”和“一邊一國”之慮 。然而在此種情況下，兩岸之間如何從原本的相互否定對方來維護的“一個中國”，轉而變成共同享有的“一個中國”原則呢？中共的建議就是在一個中國原則的前提下進行談判，而且談判的邏輯是從結束敵對狀態比較模糊的兩岸平等到兩岸透過談判建立互信之後，去探討兩岸在國際經濟上的平等以及兩岸比較明確的政治定位，所以“一中”原則新三句從中華民國的立場來看是值得肯定的。
　　
　　第二，對民進黨讓步的策略，毫無疑問從政黨利益的角度，有些人對中共此一策略的轉變是沒有預期的，自然也有若干突兀的感覺。然而由於中共並沒有放棄“一中”原則 ，因此此一轉變並沒有迫使中華民國出現失去立場的尷尬。因此從某種意義來講，此一策略的轉變對民進黨政權也是一項考驗。因為凡是民進黨願意與中共接觸，這就代表他們不是意識形態型的台獨，從而可以突顯在台灣以“台獨”為意識形態的人士是少數派。在“三通”的議題上同樣是對有政黨利益考量者，除極少數有若干反對之外，絕大多數是沒有任何正當的反對理由；同時“三通”的推動，也證明了李登輝的戒急用忍以及民進黨目前的兩岸經貿政策的錯误。換言之，“三通”政策從中華民國的立場也不會有反對的理由，甚至在某種意義應該會希望在近年以來可以開啟先期的談判。
　　
　　第三，在宣傳方法的調整上應該也代表中共對台工作的成熟度已經提高，另一方面也看到民進黨政權的黨、政高層的立刻的處理、消毒，也證明了“台獨”之路是不可行的事實。而且阻止“台獨”不僅是中共，也包括了現階段的美國利益的考量。因此從中華民國的立場來看，中共在宣傳方法上的調整是有助於兩岸不以國家的對等形式之外的政治理性，探討其他的可能性。
　　
　　（二）從台獨的角度來看，則相對負面得多：
　　
　　第一，對中共在原則内涵的調整，他們認為這是一種不具意義的調整，也與台灣無關。因為他們是反對兩岸關係是在“一中”原則下的關係；雖然在法律上、現實上不可能做到是兩國關係，但在心態上、認知上絕對是兩國狀態，而且也必須在國際上、兩岸間處處去凸顯是“國與國”的關係。為了建立此一共識，他們強調在内政上要有許多反中國、去中國化的配合措施。在此一心態和認知上，中共的原則調整不但不會被視為善意，甚至根本視為是一種陰謀；如果有一絲的意義，則代表祇要台灣堅持自己“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中共將被迫不僅在原則的内涵上作調整，最終將不得不放棄一中原則。
　　
　　第二，在策略調整部分，這對台獨人士而言則是必須十分警惕的壞消息。“三通”影響台灣的安全，因為一旦三通，在台灣就無法培養對中國持續的敵意，他們這些年因為攫取了某些資源所做的“建國”的努力都有可能因“三通”而抵銷。“三通”之後必將是大陸人士來台觀光的開放，大陸投資的開放，於是兩岸必將進入一個全新的熱絡交流時期。此時的兩岸關係必將對“台獨”意識的建構灌輸形成巨大的阻礙，則所謂“台灣獨立”的希望勢將更加渺茫。所以他們是全力阻止，否則也將全力拖延，以反對換取時間，以杯葛抗拒潮流。是以從“台獨”的角度來看，中共調整完全是非善意的；而且他們告訴台灣人民這是代表中國政府需要台灣，有求於台灣，因此我們完全不必上當，也不可以上當。他們也鼓吹直航不是台灣經濟的救命良方，而是吞噬台灣經濟、併吞台灣領土的方法，以便使民眾加入他們抗拒“三通”的行列。
　　
　　第三，在宣傳内容調整的部分，對“台獨”人士而言，中共的調整代表中國的色厲而内荏。他們認為中共在宣傳上的改變和調整就是一種對内的敎育，逐步調整其一中原則，以便將來不危及中共在中國大陸的統治基礎與合法性。因此台灣要做的不是去期待中共宣傳内容的調整，而是必須在目前台、美友好關係氣氛下，對内加緊國家建構的種種努力，對外加強對美日的靠攏，以便在外界環境允許的情況下建立台灣自己的國家。
　　
　　民進黨的選擇
　　之所以在台灣對中共的政策變化會出現上述兩種不同的反應，原因固然很多，然而其中有一個很根本、很深層的原因是因為“中華民國”是作為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主權獨立的國家，所以可以自覺地從兩岸利益中來獨立思考對台灣的利益；反之，主張台獨的人雖然口號上自稱“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但在心態上和認知上都祇是一個反中親美親日的心態。為了“反中”，所以就看不到或是不願看到自己的主體性受美國挾持、受日本欺侮的部分。因此在思考台灣的根本利益時，反而不能眞正為自己的利益來獨立思考，而陷入以美日利益為前提的思考模式，因而也就無法抓住中共的彈性，擴大中共的彈性，以便為台灣自己爭取最大的利益。從上述的反應，看起來民進黨政府的做法是列寧所說的“進一步退兩步”的策略，他們在原則問題上傾向台獨人士的主張，但在回應中共的策略和宣傳上則有自己的盤算。
　　
　　首先，在策略調整部分：從本質上是十分贊同的，因為“三通”談判如果啟動，民進黨政府就可以排除外界對民進黨處理兩岸關係能力的質疑，對選舉而言也不會是一個負數；因為在野黨無法以兩岸關係作為攻擊的口實，台灣的民眾也相信不會有賣台的憂慮。但是問題在於不知如何啟動、何時啟動，而且由於相互不信任，因此雙方迄今為止都仍對對方“三通”的誠意和政策動機存疑。所以中共的讓步在民進黨政府看來，可能祇是另一種壓力，於是民進黨政府在這一方面反而更加審慎，更加小心。
　　
　　其次，在宣傳方法上的調整：對民進黨政府而言，他們會認為民進黨讓步也很大，中共也沒有領情，例如“四不一沒有”的宣誓，如統合論、經濟合作機制、穩定和平架構等等，大陸當局也沒有任何正面的回應。因此大陸祇是消極的不開駡，並沒有其他積極面的兩岸宣傳，反之在飛彈的佈置、外交的打壓，在動作上更積極。所以民進黨政府時時提醒台灣人民注意到兩岸的緊張、中共的敵意，民進黨政府的對策可以說充滿選舉的考量，根本欠缺一個長期性、根本性的台灣思考，不過這也是目前兩岸關係一個共通的問題。換言之，兩岸關係以目前的結構能維持此一局面，不出現逆轉，應該說是兩岸都釋放在結構論述中所有可能釋放的努力。
　　
　　建構新型兩岸關係
　　如今中共的政權從黨到政可以說已經全面改組，雖然權力的交班尚未完全完成，但已經是一個新世代的開始；而且台灣也即將面臨新的選舉，此一選舉原本在各方面都認為可看性很低，但由於“連宋”配搭的方向已定，而且按台灣目前的政治生態來看，此一選戰的精彩程度大增，是以在未來也必然牽動兩岸關係的走向。事實上未來幾年的兩岸關係在相當程度上對大陸特别是對台灣的前途走向是十分關鍵的幾年，如果在未來可預見的幾月中，兩岸能建立起某種穩定的、互動的、和平的架構來共同維護一個中國原則，則中國大陸的發展必然少去許多不必要的牽制，專心致力於大陸内部的發展，特别是可以專注於西部大開發；對台灣而言，則代表了前途的確定感。有此確定感，對台灣而言至少有兩大好處：第一，台灣可以按自己的地理區位理性地規劃台灣的世紀發展戰略；第二，台灣可以全心全意拚經濟，提升自己的價值。如此一來台灣内部才有可能建立出一個理智的、理性的討論兩岸議題的空間，尋找對台灣最大多數人有利的政策來推動兩岸關係。有關這一點，我們在台灣的選舉過程已經看到某些政黨的候選人已作了若干闡述，提出了若干的願景，相信在台灣的整個選舉的過程中，必定會展現出一定的份量和動力。無論選舉的結果如何，都將影響台灣的新政府在兩岸關係上的思考和作為，關鍵在於兩岸新一代的領導人應該以何種思考來迎接必然到來的新兩岸關係。
　　
　　首先是必須想定未來的兩岸關係，而不能祇有策略的兩岸關係。簡而言之，中共的新領導人應該思考十年後的兩岸關係應該是何種面貌，從現實的角度來看十年之後的兩岸關係；除非在這期間有十分巨大的變數，否則兩岸之間在“統、獨”議題仍將不會有具體的結果。不過透過“三通”的促成，透過兩岸多層次談判的啟動，透過美國侵略伊拉克戰爭之後軍事勝利而政治受損的格局，透過中國大陸自身不斷“改革開放”的能動性和成果，以及兩岸之間經貿互動的内容和質量的改變，我們有理由相信屆時的兩岸關係將比目前的關係更能受制於兩岸自身，而外力的干預將相對弱化（當然不是消失）。在此種情境之下，兩岸關係有可能因著新經濟關係的變化而迫使上層建築有需要作出相應的調整，屆時可能兩岸之間需要一個操作性較強的“和平架構”，在此平台之上必須有政治、軍事、經貿、文化四種條款的保障，來鞏固雙方和平的平台。
　　
　　也許有人會認為過去兩岸互動了十年，結果還不是一事無成？然而個人以為今後十年兩岸的互動將有兩種可能：一是台灣民進黨繼續執政，則在一段時間内兩岸經貿關係和兩岸政治關係仍然各行其是，但是民進黨在台獨的試驗道路上再有四年如果仍無所成的話，終將在兩岸政治關係上必須有新的嘗試和選擇；二是台灣出現第二次政黨輪替，在新民意的支持下，兩岸當局理應在和平上有所進展。總之，未來的十年在兩岸關係上是十分關鍵的時期，如果我們以過去十年的衝突、摸索為基礎來反省、來規劃，則未來的十年就會是兩岸自主規劃一個和平願景的十年。也祇有和平的兩岸關係才有可能排除外力的干預，反之自然就是受制於外力的兩岸；因此兩岸之間的外力介入不是因為外力的強大，而是因為兩岸衝突和矛盾。這是第一個必須反省的。
　　
　　其次，必須對兩岸關係有超越國家直面政府的思考方式。以目前的兩岸關係而論，最根本的癥結就在於兩岸都將國家視為終極的解決方案來思考化解兩岸緊張的唯一之道，而國家的關係在目前典範中祇能是一種零和的遊戲，所以這不是解決兩岸困境的方案。然而在當代的政治趨勢下，國家的職能已經出現變化，而政府職能也出現調整。有趣的是國家與政府之間的關係也出現更明顯變化，國家和政府出現分離趨勢。相對而言，國家是人民的，而政府則是可變動的；人民是國家主權的所有者，而政府祇是暫時的使用者，其使用的方式是以治權方式加以表現。以此來看，其實承認國家和承認政府也是可以清楚區隔，以中共的立場而言自然不能承認中華民國，但是可以考慮承認“中華民國政府”在台灣的管轄權，則“中華民國政府”是在“一個中國”原則下的另一個有統治能力的政府，是中國下另一個公法人。這就可以進一步思考“中華民國政府”在一 中原則下如何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之間的定位問題，此一思考在政治上可以滿足“一中”原則，也滿足台灣要求的對等原則。在台灣而言，即中共在“一中”内涵的新三句中，既然在最後一段已經從法律上暫時排除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唯一合法的政府”的說法，則這裡所強調的“一中”原則目前就可以被視為在内容上祇是一個尚待充實的過程，而非主權實體，因此台灣也無需加以否定或挑戰。此一原則實在對台灣的主體性也沒有太大的壓制，雙方都是直面政府的方式，而不挑戰“一中”原則。兩岸之間主權與治權被視為所有權和使用者分開的思考方式，則兩岸即可以按此想法來思考問題，尋找解決之道，這也就是兩岸暫時擱置政治爭議的做法。
　　
　　其三，對中共而言，在兩岸關係中必須完全超越台灣政黨色彩的考量。台灣在選舉制度的推動下，逐步朝向以四年為一週期的黨派政治運作之中，如果中共心中仍有政黨的偏好，中共的對台政策極可能遷就甲而失去乙，則中共的對台政策就祇能是兩岸關係的依變項，因此也就無法自主地處理兩岸關係；反之，在考慮對台政策時，必須以兩岸為目的，則其對台政策就能超越台灣政治的變化，而從長期的角度來建構和經營一種長久的兩岸關係。對台灣而言，也同時必須超越黨派的考量，才能眞正擺脱選舉的顧忌，從而達到有利選情的目的。
　　
　　回顧過去兩岸關係的發展歷程，兩岸之間都曾經失去不少的機會。個人以為兩岸的政治人物、專家學者都應該趁著新人就位以及台灣當局的新可能性之下，好好反省以往錯失的機會，檢討錯失的原因，才能有效把握未來的可能機會，創造兩岸人民需要的穩定、和平和發展。果如此，兩岸關係才能眞正回到兩岸自己的手中，而外力就自然而然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必須扮演助力而非阻力的角色，這才是兩岸之福。
　　
　　（原載《中國評論》月刊二○○三年四月號，作者係台灣東華大學公共行政研究所敎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