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餘年來，兩岸關係發展起伏不定，期間曾出現過“辜汪會談”之高潮，亦曾面臨政治攤牌與戰爭邊緣之險境。如今則陷於互信脆弱與談判中斷之政治僵局，但兩岸經貿關係仍呈現持續成長之勢。加上台灣“戒急用忍”政策的鬆綁（代之以“積極開放、有效管理”）以及兩岸加入WTO，都將有助於促成兩岸經貿交流之擴大。兩岸如能透過經貿途徑，努力推動兩岸經貿的逐步整合，也將有助於消除統獨疑慮、突破政治僵局，以至建構穩定的兩岸關係。
　　
　　經濟整合概念與歷程
　　
　　諾貝爾經濟學奬得主汀柏根（J.Tinbergen）對經濟整合（economic
　　
　　integration）的界定認為：“經濟整合是將有關妨礙經濟最有效運行的人為因素加以消除，通過相互協調與統一，創造最適宜的國際經濟結構。”巴雷薩（Bela
　　
　　Balassa）則進一步指出：“經濟整合即指產品和要素移動不受到政府的任何歧視。”换言之，經濟整合的概念主要是指：有關成員之間取消所有歧視性的貿易障礙，實行自由貿易，並在成員國之間建立某種合作與協調關係。
　　
　　經濟整合依其程度不同而有其階段性。巴雷薩在其著作《經濟整合論》中提出五種層次高低不同的經濟整合模式。但在實務中則可區分為由低至高的六個層次，即優惠貿易區（彼此降低關税，但不是消除全部的關税）、自由貿易區（消除關税及限額措施）、關税同盟（不但卻除關税及限額條例，而且對第三國也采取共同一致的關税税率，各關税同盟以單一實體采取劃一步調參與國際貿易及關税協商）、共同市場（除了與關税同盟一樣外，共同市場内的產品貨物、勞務及生產要素自由流動，但對第三國生產要素的流動則採一致的規範或限制）、經濟聯盟（不僅各會員同屬一共同市場，也進行財政、貨幣、工業、地方區域、運輸或其它經濟政策的調合運作）、完整經濟聯盟（彼此成為單一的經濟實體，由超國家的政府統籌實行單一的經濟政策）。
　　
　　經濟整合較具代表性之國際經驗，應屬歐洲聯盟建構。而其原始出發點則應歸溯於德、法兩國為化解宿仇，歐洲諸國透過經濟逐步合作與整合，最終對政治統合產生催化與促進作用。當時法國外長許曼，以及歐洲六國簽署“歐洲煤鋼共同體條約”則扮演關鍵性之色。
　　
　　兩岸經貿變遷與依存關係
　　
　　八○年代以來雖然兩岸關係仍處在敵對狀態，但雙方間人民往來與經貿交流則逐步增長，相互依存關係亦有深化之勢，其中尤以貿易與投資關係最為密切。
　　
　　根據“陸委會”統計資料顯示，兩岸貿易往來已由一九八一年的四點六億美元增長至二○○○年的三百一十二點三億美元，成長高達六十七點九倍。二○○○年台灣對大陸的出口、進口與貿易依存度分别達百分之十六點八七、四點四四與十點八四。值得關注的是，台灣地區貿易順差自一九九二年以來主要即仰賴中國大陸，且二○○○年與大陸外貿順差達台灣總體貿易順差額的二點二六倍。其中不僅顯示兩岸經貿互動頻繁與利益取向，亦是台灣限制大陸進口措施導致貿易失衡之具體反映。
　　
　　就兩岸投資關係而論，雖然台灣對陸資來台仍設限，但台商赴大陸投資則有日趨熱絡之勢。截至二○○○年為止，根據台灣經濟部投審會之統計，台商赴大陸投資歷年累計達一百七十一億美元；大陸外經貿部之統計實際投資額則達二百六十一點六億美元。不過，投審會數據明顯失真，主因是台商為規避政府部門的稽核與透過第三地或紙公司的名義轉投資中國大陸。例如，投審會核准對外投資地區分佈中，英屬中美洲地區之投資比重即明顯偏高，但台商在當地實際投資十分有限，轉投資大陸之比重較大。因此，若將此數據加計自投審會登錄之大陸投資額，歷年投資估計達二百六十二點九億美元。此外，若估算厰商營運、 融通資金與其它生產消費開支，台商實際大陸投資額約達四百億美元之譜。
　　
　　兩岸正式成為WTO成員，也有利於兩岸的經貿交流與互動。雖然兩岸經濟制度仍有差異，且雙方在經濟幅員與體質不同，但體現雙邊互惠的經貿運作與整合仍可望開展。盡管如此，兩岸經貿互動與整合，仍須起碼的政治和諧與合作意願才有可有促成。可以預期的是，未來兩岸在WTO架構下，雙方資源與經貿官員互動將更趨活絡，大陸產品輸往台灣設限將逐步解除，兩岸貿易差距亦將縮小，兩岸局部“三通”也將成為可能。
　　
　　兩岸經濟整合功能與障礙
　　
　　就經濟功能而論，兩岸經濟整合機制之運作將有助於發揮兩岸比較利益與產業優勢互補。台灣的資金、人才、技術，以及大陸廉價與豐沛之人力資源與生產基地，皆足以提昇雙方國際競爭力 
　　
　　，以及經濟福利之改善。事實上，近年台灣投資大陸，充分發揮資源整合優勢，即是其產品競爭能立足國際市場之主因。此外，由於加入WTO對兩岸產業發展將產生相當程度之挑戰，但兩岸若能透過雙邊諮商與合作，建立政策協調機制，並充分利用經濟發展階段性與要素禀賦（endowment）差異性進行互補，則有助於舒緩加入WTO所產生之衝擊。
　　
　　就政治功能而論，大陸對台經貿政策之設想中，强化台灣對大陸經濟的依賴與整合，將有助於遏制“台獨”勢力，以及“祖國統一”目標之實現。因此，盡管兩岸統獨爭議仍難在短期内化解，但是經濟合作與整合機制之驅動，則有助於緩解北京當局對“台獨”之疑慮。此外，由於經濟合作與整合的逐步推展，亦將加速雙邊經貿資源與利益之挹注，進而構建兩岸“利害共生機制”。在此一背景下，任何一方非理性行為與舉措，皆必須付出高昂之政經代價。此外，經濟合作與整合之實質運作，亦意味兩岸政治僵局的化解，無論對兩岸和平與穩定關係之鞏固，皆將產生貢獻。
　　
　　客觀而言，在現實條件下，兩岸無論是“三通”的推動，或是雙邊經濟整合之運作，已不可能規避“一個中國”理性務實的認知。盡管北京的對台政策與台北的大陸政策，仍須受内在因素之制約，但是對北京而言，“一個中國”不僅是對台政策的基石與底線，更涉及内部政治生態平衡與民族大義之維係；對台北而論，盡管中共副總理錢其琛對“一個中國”新定義中有關“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之表述，隱含兩岸政治平等與領土完整之意涵，但其内（對台）外（國際）有别的定位詮釋差異性，恐仍難為台灣執政黨局與人民所接受。因此，兩岸經濟整合之設想若無法跨越政治藩籬，終將導致事倍功半與功敗垂成之結局。
　　
　　兩岸經濟制度之差異與經濟水準之差距，亦將是經濟整合之困難與障礙。區域經濟整合通常是由經濟制度相近的國家和地區所籌組，歐盟經濟整合經驗即是具體之實例。然而，檢視當前兩岸三地之經濟發展，雖然中國大陸積極落實市場化改革與開放政策，經濟體制轉型亦呈現急劇變遷之特質，但是中國大陸實行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仍與市場經濟制度有别，其整體經濟發展程度仍落後於香港、台灣，兩岸三地經濟結構亦有明顯之差距。因此，即使勉强整合，日後恐亦難以協商一套共同之經濟與產業政策。明顯的，試圗在短期内實現兩岸經濟全面整合之目標恐不易實現。
　　
　　兩岸政經整合時機與可能性
　　
　　中國大陸市場經濟發展無疑是兩岸經濟整合之先決要件。過去二十餘年來大陸市場經濟發展之軌跡，以及加入WTO後落實市場化改革之決心，皆足以顯示大陸市場經濟發展之趨勢與必然性。
　　
　　明顯的，根據中共改革經濟理論變遷趨勢，以及市場化改革進程，皆明顯顯示大陸經濟體制轉變之軌跡，以及市場化變革不可逆轉之特質。因此，及至二○一五年至二○二○年大陸市場經濟發展趨向成熟階段，兩岸經濟制度與所得差距將縮小，經濟整合條件將更趨充分。此外，值得關注的是，中國大陸經濟在市場化驅力（driving force）下，亦將觸動政治體制結構與政策之變遷。在大陸政制改革之背景下，兩岸政治理念與觀點之認知差距可望進一步縮小。屆時，兩岸無論是經濟整合的深化，或是政治統一的進程與條件，皆可望更趨成熟與明朗化。
　　
　　兩岸經貿互補與共生態勢日趨明顯
　　
　　在兩岸關係發展進程中，雖然政治互信脆弱，存有認知差距與敵我意識，目前仍難實現政經整合之目標，但是無論從兩岸經貿投資與依存關係，或是從兩岸人民往來之增長，兩岸互動與非正式的經貿整合已開啟。其經濟意涵顯示，台灣之經濟利益獲取已日趨依附中國大陸地區，大陸經濟的榮枯將對台灣經濟發展產生日益深遠的影響，雙方經貿互補與共生態勢亦日趨明顯；在政治意涵上則反映，人民往來與經濟交流的擴大與發展有助於舒緩雙邊政治張力、規避非理性之政治衝突，並可能成為跨越兩岸政治藩籬的主要驅動力量。
　　
　　就兩岸經濟整合與政治統一的進程而論，未來二十年將具有關鍵性的影響。對台北而言，大陸的政治制度未做結構性調整之前，台灣人民對“一國兩制”的信任感便難以建立，統一的條件尚不成熟；對北京而論，政治民主化與制度化隨市場化變革若能落實，則兩岸經濟逐步整合，勢必成為催化政治統一的力量。盡管如此，兩岸在未來二十年政經整合與互動過程中，仍應避免軍事衝突；兵戎相見不僅會導致民族悲劇，亦將使得中國現代化進程全面倒退。因此，如何在兩岸不穩定政經互動中尋求和平過渡的均衡點，正考驗兩岸領導人的定力、理性與智慧。
　　
　　一中問題難以迴避
　　
　　推動兩岸經濟合作與整合之設想，是以回歸兩岸“九二共識”與化解“一個中國”爭議為前提要件。换言之，兩岸最為敏感的主權爭議未能化解，政治互信依舊脆弱，兩岸勢難以跨入擴大合作的領域，更遑論經濟整合機制之運作。“一個中國”原則固然是與大陸互動不容迴避的課題，亦不應背離民族情感的認同，但在“一個中國”内涵則應有各自表述之空間，以維護台灣現實之自主、尊嚴龢利益。明顯的，國民黨執政時期所制定之“國統綱領”及其所界定的“一個中國”定義，可能是兩岸所可能接受的政治定位之最大公約數。此外，“一個中國，兩個政治實體”之觀點，亦應在化解兩岸政治認知差距、尋求必要之政治模糊空間與創意過程中得到更多之啟發與認同。
　　
　　兩岸若能化解政治僵局，未來經濟合作深化過程中，將因政經體制與現實之因素而呈現漸進發展與初級形態之整合。兩岸加入WTO亦將催化兩岸經貿呈現更積極之互動，此或將開啟兩岸政經發展與統合之契機。在可預期之未來，兩岸相關協議簽署，政治基本原則固須堅守，但亦不必要泛政治化訴求主權議題。為規避不必要的政治主權干擾，且能發揮積極解決兩岸交流過程衍生之法制規範需求，吾人不妨仿造東、西德在統一前協議簽署之模式，諒有助於雙方經貿合作與協議之實現。换言之，東、西德當年以“東馬克地區”、“西馬克地區”代换表雙方之政治實體地位，即有助於規避主權之紛擾。因此，未來兩岸不妨亦以“新台幣地區”或“人民幣地區”作為雙方協議解決認知差距之途徑，對於務實解決兩岸爭議諒有實質助益。
　　
　　歐洲經濟整合的啟示
　　
　　必須指出的是，歐洲國家經濟整合與政治統一經驗，不盡然完全適用於兩岸政經互動與發展，亦不宜套用其模式作為解決兩岸問題的唯一途徑。例如，歐盟各國是以主權國家作為統合之基礎，恐難以被北京當局認同。事實上，市場整合與政治統合亦不必然有連動性；市場驅動的經濟整合也不必然擴溢至政治制度之整合。盡管如此，歐洲國家經濟整合與政治統一過程中所體現之智慧、寬容與創意，並不應全然被排斥，且不乏兩岸值得學習之處。事實上，歐盟各會員間出於自由意願、各自保有主體性，且彼此地位平等，無任何强迫性。事實上，歐盟尋求統合時，也是由經貿開始，再邁向政治統合，此一精神及原則，值得吾人省思。明顯的，歐洲國家政治領袖展現的偉大胸襟、政治良知與追求國家和平與人民幸福的渴望，顯然是促成歐盟政經整合目標得以實現之主因。兩岸執政當局亦應力避兵災兇險，並以民族情感為重，以共創人民之福祉為依歸。
　　
　　（原載《中國評論》二○○二年四月號，作者係台灣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