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相繼加入WTO已成為現實，如何積極處理兩岸經濟關係面臨的問題，尤其是如何在應對經濟關係挑戰的同時不失政治方面的戰略目標導向，成為了兩岸腦力激盪的一個熱點。為此，兩岸的官方和學者都相繼提出了一些想法或說法，盡管這些想法或說法不盡完善和不盡相同，但有一點是共同的趨勢，即希望能假加入WTO的機會，通過建立某種經濟關係架構，在獲取經濟利益的同時，尋求政治效用的最大化，這就是兩岸經濟關係的本質性内涵。
　　
　　建構兩岸經濟關係的基本思路
　　
　　歸納有關如何建構兩岸經濟關係的基本思路，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在既不違背WTO基本原則又不超越兩岸特有的“政治邊界”（有利於統一）的前提下，建立一種特殊的經濟關係框架；另一類，是把兩岸經濟關係視為單純的WTO成員之間的關係，以WTO既有框架來規範兩岸的經濟關係。前一種思路主要見諸於大陸方面的有關提法或說法，後一種思路則是台灣方面的相關策略。導致兩種基本思路差異的根本因素是戰略目標的差異，前者要把經濟關係選項與最終實現兩岸和平統一的最高戰略目標相聯結，後者則是要通過經濟關係框架的界定迴避或繞開涉及兩岸關係的基本原則——對一個中國的認同。顯然，兩岸經濟關係的任何框架安排都不可迴避應有利於推動兩岸朝著和平統一的軌跡發展，這是一個不能逾越的政治邊界，是一個大前提，所有的靈活性和可能性都要在這個大前提下加以考慮。
　　
　　WTO是一個世界性的貿易組織，所有規則都是貿易遊戲規則，基本不涉及成員方的政治主權問題，WTO本身並不具備維護國家主權的功能。因此，在兩岸缺乏共識及互信的現實條件下，台灣方面關於在WTO框架下規範兩岸經濟關係的提法就顯得缺乏相應的政治保障或承諾，它沒能使當事人的另一方（大陸）感到這種提法可以保证兩岸關係不被演變為實質上的國家之間的關係。如果台灣方面在不提供相應的政治保障或承諾的前提下，堅持以WTO框架下規範兩岸經濟關係，其結果只會是把兩岸加入WTO有助於改善兩岸關係的可能性排除。面對兩岸關係的特殊性，不能簡單地以WTO規則來規範兩岸經濟關係，必須尋求可以兼容兩岸政治訴求的特殊形式來建構兩岸的經濟關係。
　　
　　在大陸方面有關提法中，建立兩岸自由貿易區的呼聲較為引人矚目（筆者也曾提出過建立“中國關税區自由貿易區”的設想見香港《中國評論》總第四十二期。以“自由貿易區”的形式來規範兩岸加入WTO後的經濟關係，從法理上說是符合WTO有關章程的，具有充分的理論可行性。從兩岸經貿交流的度來看，自由貿易區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護兩岸經濟關係的特殊性，使兩岸之間特殊性優惠安排在WTO中合法化，這對於台灣工商業者尤為有利，對於兩岸在日益競爭激烈的世界經濟環境中立於不敗之地有著重要的戰略意義。對此，許多專家學者從不同的度進行了充分的說明和論证。但令人無奈的是，理想與現實總是有著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落差。“自由貿易區”的設想從另一端迴避了現實 ，即由於政治原因兩岸官方的不接觸，使“自由貿易區”缺乏啟動的支點，從現實到“自由貿易區”還需一個聯結平台，否則就會陷入坐而論道的窘況。
　　
　　公權力介入是建構兩岸經濟關係的關鍵
　　
　　從經濟學理論而言，市場機制以價格為主要手段可以調節要素資源配置，調節人與物的關係，其功能是決定生產多大的蛋糕。但經濟關係是人與人或人群與人群的社會關係，這種社會關係很重要的功能是怎樣分割蛋糕。國與國之間或地區與地區之間，由於要素環境的差異，在經濟交往中往往需要通過各種形式共同制定某些遊戲規則，確保各自的利益最大化，並克服由於市場盲目性所產生的負面影響，使經濟交流得以健康、持續地發展。從兩岸經貿交流的現實來看，雖然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兩岸的投資和貿易發展很快，但在這個發展過程中始終存在著沒有協商機制的盲目性，致使兩岸投資和貿易只能間接進行，由這種投資和貿易所帶來的一系列問題得不到協商解決。例如，兩岸具有競爭性的產業和商品怎樣通過協商使雙方互蒙其利，還有一些衍生問題如在更大範圍的區域經濟合作問題上的互利與合作等，這些問題沒有一個渠道或一種機制來解決，就會使兩岸經貿交流要麽停留在一個低層次上，難以進一步發展；要麽就使這種交流演變為另類政治性爭鬥，逐漸脱離經貿交流是互利的本質。所以，無論從理論或兩岸之間的現實而言，只有打破目前雙方經貿交流中沒有公權力介入的不正常局面，才有可能談及對兩岸經濟關係作出某種框架性的安排，這是建構兩岸經濟關係的起步。
　　
　　需要對經濟與政治形成某種區隔
　　
　　顯然，建構兩岸經濟關係的起步是要尋求一種能擺脱目前兩岸政治分歧的路徑。之所以是“擺脱”，是因為目前要真正解決政治分歧的條件還不完全具備，但“擺脱”並非意味著放棄最終目標，其目的是把政治分歧對兩岸經貿交流的阻力最小化，在這裏很明顯的是希望使經濟與政治形成某種區隔。政治概念的合理性若不能讓民眾從經濟利益層面得到感悟，不從經濟利益方面得到充分驗证，就會成為單純的政治遊戲，形不成調動民眾廣泛參與的充分激勵。在兩岸關係近二十年的發展歷程中，無論是正面的經驗或是負面的敎訓，都可以從上述理論中找到因果關聯。另外，從方法論的度來看，觀察、假設、檢驗是邏輯實证的三段式，兩岸的統一問題也是按這個邏輯實证的程序在運動。基於我們對歷史、現實和未來的認知和評估（這就是觀察），我們得出了海峽兩岸是不可分割的完整的中國概念，並提出以“一國兩制、和平統一”的方式實現兩岸的最終統一，這就是提出了假設，此後就需對我們的假設進行檢驗。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除了用在港、澳的實踐來間接驗证兩岸統一策略的可行性外，更重要的是要有兩岸之間的實踐驗证；這個驗证過程就是要通過推動兩岸的各項交流和交往，使民眾感受其切身的利益所在，而千方百計地推動兩岸經貿交流的發展就是驗证政治理念合理性的實踐過程。既然是處於一個驗证過程，它在邏輯上就與政治理念本身有一個時差，不能用政治的理想狀態去要求它。因此，在建構兩岸經濟關係的起步階段要體現出一定的靈活性，以經濟與政治形成某種區隔來弱化政治分歧對兩岸經貿交流的阻力，否則，對政治的驗证過程也就會因此受阻。
　　
　　值得借鑒的統一經驗
　　
　　如何建構兩岸經濟關係的起步？除了從自身的文化歷史遺產中尋找經驗或啟迪外，還需把視野拓寬一些，不妨從世界的度來探索從衝突走向合作的一些規律以豐富我們的思路。統一的實質就是要消弭政治分割，從這點言，世界上有關統一或一體化的案例中有著某些具有普遍性的規律。如果從分裂國家統一問題來看，較為引人注目的德國統一和朝鮮統一進程這兩個案例都鮮有值得借鑒之處：因為前者是在一個特殊的時代大背景下，由西德對東德的接管而實現的統一；而後者雖在政治層面有一些新聞效應，但由於南北雙方民眾沒有交流和交往，沒有經濟利益的牽聯，統一進程極不穩定且迄今沒有甚麽實質性的進步。但從世界經濟中有關一體化或合作的案例中，可以看到一些值得留意的内容。
　　
　　當今世界上的區域經濟合作主要有三類形態，一是歐共體的全面一體化的合作；二是各種自由貿易區；三是以各種協定或條約形成的不同程度和内容的合作。在這三類主要合作形態中，歐共體發展最為成熟，這不僅是指它的合作程度和穩定性，更重要的指它在近半個世紀的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了一套有關的理論；對於我們而言，對它的理論的了解和研究或許更具實用價值。
　　
　　在歐共體的創意和發展過程中，關於如何實現歐洲一體化的理論文獻很多，簡而言之，其中大致分為兩大理論流派，一派是所謂的“聯邦主義”，强調建立超國家機構以實現歐洲的一體化；另一派是所謂的“職能主義”，主張以一個不停擴展的國際活動和職能機構網絡遮蓋政治分割，使各國利益龢民族逐漸融為一體，從而達到最終走向統一的目的。這兩種理論流派曾交替對歐共體的實踐進程發生過影響，但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相當一段時期内，“職能主義”的理論起到了主導作用，一九五七年形成的被統稱為《羅馬條約》中的《歐洲煤鋼共同體條約》、《歐洲經濟共同體條約》和《歐洲原子能共同體條約》，就是“職能主義”思路的產物。這三個條約是歐共體的發展基石，由此也可看出“職能主義”對歐共體發展的理論貢獻。此後“職能主義”雖曾一度伴隨著歐洲一體化進程的停滯而遭冷遇，但進入二十紀八十年代中期以來，“職能主義”隨著歐共體一體化進程的加快再度受到重視。當然，近十年來由於歐洲一體化的深入發展，關於歐洲一體化的理論也有新的發展，但“職能主義”在歐共體啟動階段曾起到過的歷史作用是值得關注的。
　　
　　應重視“職能主義”的參考價值
　　
　　“職能主義”理論始作蛹者是意大利學者戴維德·米特蘭尼(David Mitrany)。他在一九四三年出版的《一個有效的和平體系》一書中，針對當時的國際關係中如何防止新的世界性戰爭以及國聯的失敗原因等熱點問題提出了“職能主義方案”。盡管這一理論不是專門就歐洲一體化問題提出來的，但卻被稱為（推動歐洲一體化）“歐洲之父”的法國人讓·莫内(Jean Monnet)移植或借用,推動了《羅馬條約》的問世，並對歐洲一體化理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職能主義”理論的核心是，在存在著許多競爭的政治單位的國際社會中，由於“沒有地區、家族和歷史因素為依託”，要靠一個世界性聯邦機構消除國際衝突根源是不可能的，國聯的失敗原因就在於此；只有以一個不停擴展的國際活動和職能機構網絡遮蓋政治分割，通過這些活動和機構，所有國家的利益和人群將逐漸融為一體。“職能主義”的特點是能夠“從容而謹慎地模糊政治和非政治之間的區别”，對於在缺乏足夠政治依託條件下推動合作具有較强的實用性。
　　
　　“職能主義”是針對國際關係問題和歐共體一體化而產生的，而這些具體的問題與目前兩岸關係有著性質的不同，但一個理論的價值往往不在於就事論事的成功，而是在於經過高度抽象後仍有著某些普遍意義的東西。拂去“職能主義”所涉及的歐共體一體化具體現象，它是一種怎樣克服政治障礙進行協調與合作的思維方式。另外，理論是可以移植並轉换具體用途的，“職能主義”從提出到被用於指導歐洲一體化實踐就是一次移植或轉换。從這個度來看，“職能主義”對我們怎樣在缺乏政治基礎條件下建構兩岸經濟關係框架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在兩岸關係的實踐過程中，不管主觀意識如何，實質上已出現具有“職能主義”色彩的思維。例如，大陸方面提出的在政治分歧得不到克服的情況下，兩岸先進行企業對企業、行業對行業的合作；又如，“兩岸不應因政治的分歧而阻礙兩岸經貿交流”，等等。以一個不停擴張的經濟交流活動和經濟職能機構網絡來排除政治分歧的阻力，使兩岸利益和族群逐漸融為一體，從而削弱政治的分割因素而最終走向統一，這種“職能主義”的理論思維對當前探討建構兩岸經濟關係框架有著積極意義。
　　
　　建構兩岸經濟關係的階段性分工
　　
　　根據以上理論分析，在有著政治障礙情況下推動經濟協調與合作，有兩點是不能忽略的：一是由易到難，二是要表現出靈活性。因此，面對兩岸關係的現實，兩岸經濟關係框架應有階段之分。第一個階段是建立某種形式的經濟合作機制；第二階段可以考慮兩岸自由貿易區（或以合適的名義來包含自由貿易區的内容）；第三階段則是推動兩岸經濟的一體化。顯然，在這三個階段中，後兩個階段對政治要素的要求較為嚴格，沒有出現兩岸政治關係的良性互動是難以啟動的；而第一個階段則是可以充分展現靈活性的初級階段，是為後兩個階段做鋪墊的階段，是當前和今後一段時期内面臨的主要任務。
　　
　　建立兩岸經濟關係合作機制，就是要以多種形式變目前兩岸經濟關係中的單邊行為為雙邊協商。雙邊協商可以有兩個層面的内容，一是微觀層面的雙邊協商，即兩岸有關企業就研發、營銷和生產等具體合作問題進行協商，這基本屬於企業個體行為，支配這類協商的主要是市場機制或市場法則，其功能是避免惡性競爭，優化資源配置，建立分工合作關係，確保兩岸相關企業各得其所。二是宏觀層面的雙邊協商，其功能是就有關政策性問題進行協商，如涉及市場準入、投資產業導向、投資保護、融資以及與其相關的問題進行協商；這個層面的雙邊協商是兩岸經濟關係合作機制中的核心内容，對兩岸經濟交流與合作及兩岸經濟關係正常化有著本質性的影響，因而完全迴避也並非長久之計。
　　
　　兩岸雙邊的政治基礎
　　
　　對於微觀層面的雙邊協商來說，市場機制是主要影響因素，政治的制約程度相對較小，較為容易運作。相對微觀層面的雙邊協商，由於涉及到政策内容，推動宏觀層面的雙邊協商需要表現出一定的靈活性。考慮到目前兩岸政治僵局的現實，雙邊宏觀層面協商也可能是采取某種形式的間接雙邊協商，協商的渠道可以是多樣化的，可以由專業人士為主組成各種專業委員會，以協調或解決兩岸經濟交流中各種具體問題的專業委員會搆成網絡狀的雙邊協商機制。這種以專業人士龢民間機構或“戴手套”機構出面協商的形式，就是一種間接雙邊協商，其最大的實用性在於避開了由官方直接出面而隨之而來的直接政治衝突，使兩岸合作機制能夠較容易地運作起來。當然，即便是雙邊間接協商，也還需要得到官方的授權或認可，否則這種協商就沒有任何公信力，毫無實用價值。要取得授權或認可，不可迴避要有政治條件或政治基礎；但這裏對政治條件或政治基礎的要求可以有一定模糊性或彈性，不必要求完全的理想狀態。具體而言，在建立兩岸間接雙邊協商機制問題上，可以考慮采用兩岸經濟關係是“特殊的非國際性關係”的表述，以此作為推動建立兩岸雙邊協商機制的政治基礎。
　　
　　總之，借鑒務實的“職能主義”理論中有價值的思維方式來考慮問題，然後再用中國人習慣的行為方式去具體構建兩岸經濟關係合作機制，可以減小兩岸關係中的衝突係數，減少兩岸統一進程中的成本支付。只有當兩岸形成了以經濟利益為紐帶的縱横交錯的聯繫和溝通網絡機構，才能更廣泛地調動對兩岸統一認同和參與的積極因素，形成不可逆轉的統一大氣候。誠然，兩岸的統一是一個異常復雜的問題，對統一問題產生影響的變量並非僅有經濟因素，但經濟因素是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變量，故建立兩岸經濟關係合作機制對造福於中華民族具有不可低估的深遠影響。
　　
　　（原載《中國評論》二○○二年四月號，作者殷存毅係清華大學台研所敎授，薑山系清華大學台研所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