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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入世後的挑戰與對策



  中國大陸與台灣分别自一九八六年及一九九○年開始申請入會,由早期的關貿總協定(GATT)一路談到去年十一月十日、十一日,終於以一天之差同一會期入世(WTO)。究竟入世對台灣與大陸有何衝擊?兩岸經貿關係將受到何種影響及其因應之道為何?深值各方之矚目與關注。
  
  WTO將成為台灣最大的國際舞台
  
  台灣入世之後,世貿組織將是台灣立足國際社會的最大舞台,不僅可確認台灣在國際經貿體系的地位,台灣也將與大陸在世貿組織的架構下,秉持互利互惠原則,進行經貿交流,開創雙贏新局。
  
  台灣自申請入關貿總協定(GATT)起至完成入世,已近十二年,一路走來十分艱辛。到底台灣入世的利弊得失如何?就利益而言,台灣入世後可享有最惠國待遇及國民待遇,也就是“不歧視”原則,可參與制訂國際經貿規則,透過爭端解決機制處理經貿糾紛,促進產業昇級及改善企業體質,更可增進消費福祉及提昇生活品質。换言之,台灣將因入世擴大國際活動空間、提昇國際經貿地位,與國際政經體系接軌並行。
  
  對台灣衝擊最大的五大行業
  
  惟就衝擊而言,台灣也會因入世而損及部分產業利益,包括農業、部分工業與服務業。惟台灣農業將從產業、農地資源、勞動力資源等三方面規劃調整,以因應入世後的挑戰。至於工業方面,家電業、汽車工業、汽車輪胎工業、重電機工業及造紙工業是台灣入世衝擊最大的五個產業。為減少入世對島内產業帶來的衝擊,島内業者除應調整企業體質、致力於產業昇級、提昇產品的國際競爭力,以迎接貿易全球化時代的來臨外,台灣政府相關單位業已研擬協助島内產業因應之必要措施,包括:合理運用防衛條款、反傾銷及平衡税機制、協助島内產業界從事研發等。而在服務業方面,對人員移動、金融市場、土地利用等各方面的衝擊有限,且有助於健全台灣服務業市場及提昇消費者福祉;惟個别服務業,如保險、律師、敎育、旅遊的市場開放將對現有業者造成較大的競爭壓力。
  
  台灣的大陸政策勢必進一步調整
  
  兩岸入世後,扁政府勢必作出符合WTO規範的政策調整,包括:放寬資金流向大陸、開放陸資來台、取消大陸人民與大陸產品進入台灣的限制等,並傾向入世後不對大陸使用“排除條款”。准此,大陸的商業、通訊、營造、金融、敎育、觀光、旅遊、娱樂、文化、運輸等各類服務業均可來台投資或設立商業據點,在在皆挑戰目前台灣對大陸的經貿政策。當然最直接的是,兩岸入世後,兩岸間接通商的現況即將打破,扁政府在第一階段傾向先開放兩岸商品與服務貿易直接通商,而大陸農產品勢必大舉入台。
  
  大陸面臨挑戰性機遇
  
  入世給中國大陸經濟帶來的是具挑戰性的機遇,並不能保证大陸經濟的順利發展。雖然融入經濟全球化進程是大陸實現現代化所必需,惟大陸經濟技術相對落後,未來與已開發國家競爭將面臨很大的壓力。易言之,對大陸而言,入世僅是獲得入場券,未來幾年必須提高大陸經濟的競爭力,方能通過全球化的考驗。尤有進者,入世象徵著大陸經濟體制改革已進入新階段,必須建立與國際市場經濟規則接軌的市場經濟體制,否則入世後大陸許多企業會因競爭力不强而導致經營困難。中共當局將面臨社會經濟大變動的關鍵考驗,仍須審慎處理“改革、發展、社會穩定”三者的關係及其尺度拿捏。
  
  值得注意的是,隨著大陸入世後進口增長,今年大陸的貿易順差將持續萎縮,亦即近期内大陸不會因入世而獲得增加出口的動力。由於今年是大陸入世的第一年,大陸將開始履行承諾,降低農產品、汽車、化工產品、移動通訊產品等工業產品的進口關税,逐步削減相應的非關税壁壘,將使大陸在短期内進口增長過快,進口成長大於出口,增加貿易平衡的壓力。再者,外資在電子產業、汽車與化妝品方面,對消費者較具吸引力;在某些傳統服務行業,短期内不易發揮優勢,但依然會衝擊到大陸某些傳統壟斷產業,如金融服務、旅遊服務與物業管理等。
  
  五大挑戰不容忽視
  
  加入世貿組織,不僅將對中共在制度與思想方面的變革產生深遠的影響,中共之融入國際經貿體系,亦有利於國際社會變化。中共本身評估入世後將面臨諸多挑戰,其中尤以農業、農村、農民所搆成的“三農問題”衝擊最大,若未能妥善處理,入世後恐將挑戰大陸之政治與社會的穩定。其次,中共自認入世是利大於弊,惟事實上,大陸入世後將面臨諸如綜合國力與國際競爭力不夠、企業素質不高、法令不健全與過時、大陸經營理念與世界已開發國家差異太大、人才的競爭等五大挑戰,其中尤以法令規章待修最值得注意。而且入世後,大陸的農業、農產品、汽車業、電子業、銀行與保險業受到的衝擊最大,大陸如何有效因應,更是緊迫的挑戰。
  
  兩岸將融入全球分工體系
  
  兩岸入世將帶動新一波的台灣投資大陸熱潮。然而台灣部分厰商可能因競爭力不足,或為了進一步提昇未來競爭力,必須進口半成品或零組件,甚至赴海外投資來降低生產成本,逐漸與大陸形成區域分工現象。事實上,台灣在全球經貿體系中,地理區位特殊、經濟實力堅强,入世後可望與大陸融入全球分工體系,共同分享亞洲新一波的經濟利益,鞏固在全球經貿體系中的關鍵地位。尤有進者,兩岸入世後台灣期待可在國際多邊架構下,以會員體間的對等方式與大陸協商三通及台商投資保障協定等議題,惟大陸是否願意接受與配合,實在不無疑問。
  
  台灣對大陸採防衛措施在所難免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於兩岸迄今未有雙邊諮商管道,也沒有正式溝通入世後的雙邊關係,因此兩岸入世後的經貿關係,包括貨品、服務業等貿易的開放程度,迄未明朗。盡管扁政府已明確宣示,不會在入世前對大陸提出排除條款,但卻强調入世後兩岸的市場開放程度,因仍在政治干預之下,故較台灣對國際市場的開放較為保守,意味著會對大陸貨品、服務業貿易采取防衛措施。准此,扁政府正在進行全面評估,究竟要使用多少程度的防衛機制 ,亦即針對大陸特定產品,或有些產業在特殊情況下對台灣市場造成的影響,台灣將依協定采取各種不同程度的防衛。當然依據WTO爭端解決機制規定,中共亦可要求雙邊諮商或有第三者介入的爭端解決,此為兩岸經貿關係在入世後可能會有較大的結構變化。而入世後的兩岸經貿關係維持一種既競爭又互補的動態平衡關係,因此台灣需要一個收放自如的彈性迴旋空間。
  
  台灣希望在世貿架構下協商三通
  
  眾所周知,盡管兩岸入世與三通並無必然的直接關聯,惟兩岸入世後根據WTO的相關規範,雙方間接貿易將改為直接貿易(通商),對兩岸開放直接通航雖無迫切性,卻有催化作用。准此,扁政府規劃兩岸入世後在WTO的國際多邊架構下協議三通議題,既可迴避“一個中國”原則而能復談,又能順勢化解必須面對開放三通的趨勢與壓力。陳水扁不久前即指出,兩岸入世後在WTO的架構下無論三通或其它經貿議題都須對話協商,顯示扁政府計劃以世貿組織的國際多邊架構取代兩岸協商的雙邊架構。
  
  若就兩岸三通最關鍵的直接通航而言,扁政府仍將遵循“先海後空、先貨後人”的談判原則,惟WTO服務業貿易總協定(GATS)尚未在“海運服務”方面達成共識,繼續維持雙邊海運經協商簽署協定的模式,因此目前仍不適用WTO“最惠國待遇”的基本規範,並無立即開放兩岸海運直接通航的壓力。若WTO確定新回合談判議題可以包括恢復海運服務業協商,則扁政府期望在WTO架構下,以會員體對會員體的方式與大陸進行對等協商。至於“空運服務”雖載明於服務業貿易總協定的附則中,台灣也在入世承諾書中同意入世後對外開放,但該協定並不適用於航權部分。兩岸航線開放仍依循航權相關規定,必須經由雙邊協商才能確定開放方式,更何況台灣對空權的開放較為保留,寧採逐步邁向自由化之步驟。
  
  然而對北京而言,渠等係將大陸與台灣“先後”加入WTO後的兩岸關係,定位為“一個國家不同關税區”之間的關係,兩岸經貿往來既要符合“一中”原則,也要依WTO架構下的國際規範處理。换言之,中共堅持入世後也絕不能改變兩岸關係的定位,對兩岸復談設定“九二共識”與“一中原則”為前提條件,以及在“一個國家内部事務”的定位下協商三通,包括可彈性採“不掛旗”及循“台港模式”進行“民間對民間、公司對公司”的兩岸海空直航協商。准此,中共並不願接受台灣把包括三通在内的兩岸問題置於WTO之國際多邊架構下展開協商,包括不樂見台灣利用WTO的爭端處理機制解決兩岸的貿易爭執,以免彰顯台灣與大陸的國際政治地位對等的意涵與現實。
  
  承認九二共識無可避免
  
  總之,我們認為,扁政府欲借WTO之國際多邊架構取代兩岸雙邊協商架構,進而達成復談與解決三通問題的目的,顯然是不切實際的。北京不樂見依此促成的三通,卻淪為“國與國之間的三通”,勢將得不償失,因此頻頻抛出具有“彈性與靈活”之協商兩岸三通的倡議,惟仍不脱“一中”框架。事實上,入世後兩岸三通仍須透過雙方對等協商、循序漸進才能達成,兩岸三通協商的主體仍是兩岸兩會而非民間組織。扁政府在兩岸入世後若要復談及協商三通,則承認“九二共識”,實無可迴避。
  
  兩岸入世後,雙方已非常頻密的經貿與投資關係將更加深化,並也將產生一種新而獨特的經濟問題對話管道。惟由於台灣扁政府欲借此國際多邊對話機制,迴避“一中”進而復談,透過協商包括三通在内的議題解決兩岸政治分歧並凸顯對等地位,而北京又不樂見台灣以類似WTO國際經濟組織商談兩岸各種關鍵問題,以免造成“雖促成三通,卻是國與國之間的三通”的政治效應,堪視為入世後兩岸政經關係發展的局限與制約。
  
  (原載《中國評論》二○○二年一月號,作者係台灣淡江大學大陸研究所敎授、海峽兩岸學術文化交流協會副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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