敎育市場化的爭論
　　
　　在WTO服務貿易總協定（GATS）條文中，說明服務貿易原則上應符合最惠國待遇原則，各有關法規應符合透明化及公平化之要求。然而由於各國服務業發展程度不同，要求齊頭式開放各國服務市場恐對一國經濟自主權產生重大影響，故GATS將市場開放及國民待遇兩原則列為特别承諾，期望透過各國承諾與談判之方式逐步自由化，承諾表即為會員載明其對各類服務業在市場開放及國民待遇方面之限制或條件。依此原則與精神，兩岸加入WTO後，敎育項目是否就是服務業中必須減讓的項目，仍有爭議。
　　
　　有人認為敎育是維係一國的文化、知識傳承以及國家競爭力的來源，也是創新知識與發展新技術的場所，其超然立場及中立精神更是國家發展與社會進步的重要基礎，因此堅決反對敎育的商品化，不應將敎育列為開放之項目。
　　
　　另一派的觀點則認為，敎育尤其是高等敎育市場自由化已是一種趨勢，敎育已經被部分國家或大學當成一種企業在經營；在各國大學不斷擴大其敎學範疇幷發展新科技的敎學方法下，過去十年，世界各地到自己國家以外的其他地區去接受敎育的人口成長了百分之三十以上。同時在國家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如何以使用者付費的概念來減輕政府在敎育事業的財政負擔，並提供消費者可依循自身的條件來選擇適合自己敎育的方式，也成了在自由經濟體制下，一個普世的價值。因此敎育商品化的概念，也不是甚麽罪惡，相反的卻是提昇競爭力的好手段。
　　
　　這兩種論點各有支持、各有理想，也均有其背景及思維；然而加入WTO既是在全球化思維中一股難以扺擋的趨勢，則如何思考將“敎育”與其他產業一樣，思索其如何開放策略及其應變措施，似乎也是一種比較務實的做法。
　　
　　兩岸敎育產業要分工合作
　　
　　持平而論，兩岸加入WTO對台灣“敎育知識產業”的衝擊遠甚於對大陸的衝擊，這是因為台灣這幾年來急據擴增各級學校的容量，尤其是私立學校如雨後春笋般的設立，“敎育知識產業”量的供給遠超過需求；加入WTO後必面臨“敎育知識產業”市場的開放問題，更是雪上加霜。而大陸目前確是正值發展期，需求也非常殷切，因此比較沒有衝擊；尤其是經濟的蓬勃發展所伴隨需要的科技及技術人才，以及因開發大西部所必須提昇人民知識水平，這都需要大量的學校設立與進修機制的建立。以此點來看兩岸的“敎育知識產業”正如其他產業一樣，需要兩岸合流，正雙嚮化、水平化分工。就以“敎育知識產業”而言，高等敎育所面臨的問題與挑戰又遠高於初等敎育與中等敎育，然而這部分也是兩岸最可以合作的地方。
　　
　　入世後台灣高等敎育面臨的困境
　　
　　台灣的大學敎育，現已經從寡頭式的菁英敎育轉化成普及敎育，從經建主導逐漸轉化成兼顧敎育的自主性，從就業導向逐漸轉化成兼顧消費性需求，幷且從一次性的敎育逐漸轉化成兼顧終身敎育。近十年來，台灣大學校院由於政策上引導數量擴充，學校數及學生人數都有快速增長的現象，台灣現有大學院校一百五十七所。雖然台灣高等敎育在學校及人口兩方面量的成長極為快速，但是整體敎育經費並沒有同步增加，甚至有縮水的態勢。大學為了籌措財源紛紛以設置校務基金募款、調高學雜費予以因應，因而有“商業化危機”的感受。
　　
　　加入WTO後，台灣“敎育知識產業”市場開放的壓力越來越大，加上經發會之後，政府對大陸經貿之政策由“戒急用忍”改為“積極開放、有效管理”，對大陸學歷的承認已勢在必行，如此均影響台灣高等敎育的競爭力。台灣大學校長陳維昭就指出“台灣一旦加入WTO，將有私大倒閉”。陳校長的憂慮，正一語道中了加入世貿組織後，台灣敎育的困境。綜合而言，台灣加入世貿組織後其困境約有下列幾項：
　　
　　（一）大學數量過多及學生人數來源逐年減少。近年來，台灣大學數量的急據擴充，促使大學敎育已從菁英敎育轉化成一般敎育，大學招生人數的增加不僅使學生素質降低，更讓學校之間的競爭趨向惡性化。不僅如此，台灣由於實施家庭計劃的成功，及一般年輕人不願意多生育，造成學齡人口逐年以四萬人遞減，供給大於需求已造成一般大學維持營運困難。加入WTO後，面對市場的開放，國外名校必定紛紛來台設立分校，强奪已見緊縮的“敎育知識產業”市場，如此也必定造成台灣各大學營運的危機。若再加上大陸學歷的認证，也可能吸引大量台灣學生在同文同種，及較無語言障礙的因素下赴大陸求學，如同其他產業一般，大量地出走。因此供需問題是台灣“敎育知識產業”面臨的最大困境。
　　
　　（二） 大學敎育國際化程度不足。多年來，台灣的大學雖然維持一定程度的國際交流，但無可諱言，台灣教育的國際化程度尚十分淺薄，目前還停留在學術輸入的階段。雖然這幾年來台灣的學術水準有長足的進步，但與世界水準並肩齊步仍有一段距離；個中原因雖然很多，但國際化的深度不足則是最重要的原因。敎授與學生外語能力普遍不佳，學生視讀英文書為畏途，許多在大學任敎的本土博士視出國進修、參加國際學術研討會及發表論文為畏途。大學課程的設計，難以引誘國際學生來台，單靠將授課方式由華語改為英文是不夠的，最主要是學術水準以及是否有利的機制吸引外籍學生來台就讀。外籍學生的人數常常是評斷大學國際化的重要指標，一般應占全體學生百分之五至十。以台大為例，目前僅有二百多人，相較於大陸的北京大學的一千多人，明顯偏低，與鄰近的香港、日本比較也低了許多。
　　
　　台灣加入WTO後，面臨國外來台設分校；台灣的大學另一條脱困的管道就是吸引外籍學生就讀，然而國際化程度不足，在這方面的功效必定相差很多，套用商業名詞，只有流失商機，卻無力開闢市場。
　　
　　（三） 大學運作機制的僵化。過去台灣的大學敎育，無論質或量的發展，都由政府加以管控。自一九九四年大學法修正以後，基於尊重大學自主原則，政府對於大學的管制逐漸鬆綁。然而鬆綁並不等於不管，龐大的官僚體系中，對於學校的行政仍具有一定的干涉，例如會計制度的僵硬，以致於經費的運用不具彈性；敎育人員任用條例的限制，對於產學合作的機制，產生不良的影響；大學敎授敎學負荷過重，無法參與產業界實際的研究發展，對於研究能量的釋放，有深一層的障礙。此外敎授昇等，過分注重純學術論文的著作，減低敎授從事應用性研究的意願。有些問題雖已發現，並透過修法解決，然而修法曠時廢日，無法應付瞬息萬變、知識經濟時代激烈的競爭。
　　
　　另一方面，當政府不再直接介入大學運作，同時在敎育自由化及“敎育知識產業”市場快速開放的趨勢下，台灣明顯缺乏替代政府管制的競爭機制。大學評鑑制度未落實，大學内部的運作也不夠透明化，社會大眾無從了解或參與大學的運作，校園民主又欠缺權責相符的制衡單位，可以說整體大學敎育的環境欠缺品質管控的機制。
　　
　　台灣敎育知識產業的出路
　　
　　面對兩岸加入WTO的衝擊，台灣敎育知識產業與其消極地高唱保護主義，不如積極地面對未來的挑戰。面對未來競爭愈形激烈的國際環境，台灣的敎育知識產業勢須由保守走向創新，由本土意識走向地球村，以建構優質的敎育環境，來促進敎育知識產業的轉型與昇級，維持應有的競爭優勢，而非消極性的抗拒改革，如此纔可面對台灣敎育知識產業特性維持其優勢。為此，台灣敎育知識產業的因應之道可有下列幾種方法：
　　
　　（一）政府談判中，堅持對敎育應有的基本立場。敎育是維係一國的文化、知識傳承以及國家競爭力的來源，它並不完全等同於一般產業，在市場開放的談判過程中，政府仍應維持對敎育理念應有的堅持與理想，在培養人才的過程中對於本土文化的傳承以及社會發展方向，訂定哪些項目是可以開放，哪些項目必須保護。
　　
　　（二）建立新的敎育理念。大學敎育因應時代潮流的變化，雖滿足了社會部分需求，但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與變動，宜以新的思考模式，采納新的管理機制，建立新的文化價值觀念，形成新的大學文化，以確實發揮大學的功能及其社會價值。大學敎育之首要目標在於人才培育，故未來大學秉持著“全人敎育”的信念，融匯敎育理念，從“超越”、“實踐”的度培養學生安生的基本知識與技能，從“多元”、“智慧”的面向啟發學生立命的根本信念及完整人格。面對未來國内外變遷之趨勢，筆者提出敎育理念之應用如（表一）。
　　
　　“全人敎育”的信念及“超越”、“實踐”、“多元”、“智慧”、敎育理念的落實，以及敎學品保系統之建立。筆者所規劃之全人敎育，兼顧專業敎育與通識敎育，並依據大學生人格發展之不同階段，給予不同需求之輔導，以期培育出在專業方面具備專業理論與實務之基本能力，在生活及人格方面具有民主、法治、服務、溝通、和睦、領導能力之學子。如此以嶄新的敎育理念來提昇競爭力，重新找回學子對台灣高等敎育的信心。
　　
　　（三）以策略聯盟化解自由化衝擊。面對加入WTO後國外名校可能來台設校的問題，化解之道主要有二：加强大學敎育國際化，及與國外名校策略聯盟。就加强大學敎育國際化而言，一所大學要吸引外國留學生，最重要的是具有相當程度的國際學術水準，並擁有自已的特色，在敎學上也必須規劃更多以英語為主的敎學課程；不過更重要的是政府應製訂相關策略，以吸引優秀人才來台就讀，才能落實台灣高等敎育的國際化。以日本為例，為吸引外籍學生，提供優厚奬學金，於二○○○年竟能吸引十萬名外籍學生至日本留學；以此來看，台灣若能仿傚，也必能吸引大量的外籍學生。
　　
　　除此之外，與國外名校策略聯盟，也是一條值得嘗試的路。當國外名校來台設校時，必然會面臨環境適應的問題，如果有國内學校與其合作，建立伙伴關係，則必能利用國内現有學校的校園、設備，並配合國外名校的師資與制度，如此必能相輔相成，利潤共享，創造雙贏。
　　
　　（四）以全球化思維完成大陸“敎育知識產業”布局。大陸近幾年來傾全國之力發展經濟，已成為全球最大且最具潛力的市場，未來更有可能主導東亞區域經濟整合，成為繼歐盟之後具備與北美共同市場相抗衡之經濟體，因此世界重量級企業莫不爭先進入以取得先機。過去外商是以“全球思考、當地行動”經營中國市場，現在則反向思考，即是“中國思考、全球行動”，因此麥肯錫顧問戴喬治指出目前現代化過程的中國，是數位外商的大商機；而事實上，潛在的龐大消費力將吸納全球產品，中國大陸已經成為全球投資重點。同理，“敎育知識產業”在大陸與其他產業一樣具有龐大的商機，台灣高等敎育自不能自外於這龐大的市場，因此至大陸開班設校，是完成大陸“敎育知識產業”布局的重要手段；最近台灣許多大學如台大、交大、元智、中原……等校已經磨拳擦掌待政府法令鬆綁即將赴大陸設校開班，即是看中龐大市場。尤其大陸蓬勃的經濟發展，所需大量的技術管理人才，以及眾多台商的在職進修，都是台灣高等敎育無法抗拒的龐大商機。我們有理由相信“敎育知識產業”市場將是以傳統業為主的台商投資後的另一項大陸熱，我們也更期待透過“敎育知識產業”市場的開發，讓兩岸之間的人才培育更加交流，共創兩岸雙贏。
　　
　　二十一世紀是一個知識經濟的時代，誰能夠掌握知識，便能擁有堅强競爭力進而創造財富。而在知識經濟的社會裏，知識型經濟活動需要相當專業的從業人員，因此人才的培育至為重要；而人才的培育靠敎育，因此敎育的好壞也關係著一個國家的興衰。加入WTO後，兩岸“敎育知識產業”如何攜手合作，作為兩岸經濟產業及國家發展的後盾，也就成為一項重要的課題。兩岸政府應認清此一形勢，抛開不必要意識型態的對立，鬆綁法規，鼓勵交流、協商合作，讓兩岸能攜手邁向知識經濟時代，共創中華經濟協作系統光榮的合作模式。
　　
　　（原載《中國評論》二○○二年一月號，作者係台灣清雲技術學院副校長兼敎務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