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經貿關係强化仍然在政治問題的決
　　
　　最近海協會會長汪道涵先生是否來台訪問，台灣方面如何接待？是否要持續去年十月辜汪兩人在上海的“政治性對話”，甚至進一步有所突破？去年雙方達成的四項共識中有關汪先生來訪的“適當時機”為何？這些問題再引起兩岸相關人士的討論。
　　
　　兩岸自一九八七年開始交流以來，似乎表示了若干特質：（一）非政治性的交流進展快速，但雙方心理距離不進反退；（二）非政治性交流非但未能相對地拉近雙方在政治立場上的距離，反而因為交流使得問題更為突顯。因此，不論是兩岸之間經貿關係的進一步强化，或是兩岸三地大中華經濟體構想的深化，恐怕根本之途仍然在政治問題的解決。質言之，假如雙方無法在政治問題上獲致某種穩定性的解決方案，減低外在相互牽制所造成的制約與傷害，兩岸之間的非政治性交流也不可能有新的突破。
　　
　　所幸，去年十月海基、海協兩會代表辜振甫和汪道涵在上海與北京見面，達成兩岸間進行包括政治和經濟對話在内的四點共識。兩岸之間進一步交流互動的形成，已不是以前單純的因雙方之間經濟發展程度的不同、以及資源配置不同所造成的“互補”因素所能成就；未來雙邊經貿關係的突破，恐怕得自政治經濟的度思考，著重於政治關係的解決為先。
　　
　　台灣建立一套社會意識與共同體意識
　　
　　對於甫自威權政體轉型為民主政體的台灣而言，過去過於重視意識形態的時代已經不再；加上統獨長年爭議不斷，而台灣淺薄、多變、多元與競爭激烈的人文與政經特質，更需要建立一套社會意識與共同體意識，有人將此一新的以國民為核心的意識稱之“國民主義”。
　　
　　在建國黨於一九九六年一月建黨後，台灣有關統獨的政治光譜已告完成：主張統一的新黨和主張台獨的建國黨立於兩極，國民黨與民進黨代表中間的多數意見。事實上，原本基於反國民黨政權、要求政治參予的民進黨，在威權統治結束、總統民選以後，鑒於台獨對選票吸取的不利影響，又見識了中共試射飛彈的不友善舉動後，政策已經出現重大改變，承認不再需要二次宣佈獨立；表示國民黨不是外來政權，未來兩黨之間的競爭，將是“兩個本土化政黨之間的和平競爭”；放棄激烈的抗爭，以反腐與建立效能化的政府作為新政策的主軸。民主化的完成、國民黨的本土化龢民進黨對台獨的轉趨務實，都是造成這種轉變的原因。其結果，是統獨意識形態作為影響台灣重大政策的作用，似已快速下降。
　　
　　新的共識表現於下列方面：（一）政策上有關統獨的爭議減低：一九九六年年底召開的國家發展會議，主要政黨對未來兩岸關係的擬定，在共同意見中有相當的共識；其中有關主權、兩岸關係開展應基於台灣安全與發展為先之“台灣優先”的考慮、大陸政策與兩岸關係互為裏表相輔相成等，均是跨黨派的意見。
　　
　　（二）新社區意識興起。台灣政經轉型所引起的本土化運動涉及層面廣泛，使得執政的國民黨不僅在權力結構方面與台灣的人文發展密切結合，社會與政治的主流意識，也更能反應民間社會的脈動，對台灣文化、歷史、文字、語言都有了新的肯定與詮釋。可以說一個以台灣為主體的意識形態於焉形成。
　　
　　（三）公共政策共識增加。拜統獨爭議漸弱之賜，兩個主要政黨（國民黨與民進黨）之間的合作增加。雙方不僅在内政如修憲的觀念與步調上相互配合，有關凍省的結論迅速做成，在外交方面的做法亦理念接近，與過去大不相同。譬如國發會中有關台灣為了生存與發展，必須積極推動對外關係；積極運用區域性及全球性之安全與合作機制，以確保台灣安全；加入聯合國乃一長期奮斗目標，不宜過分急躁；目前宜積極推動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等非政治性之國際組織，避免過分刺激中共。對照過去民進黨强烈主張不惜代價推動重返聯合國的政策規劃不可同日而語。外交部在一九九七年提出以“觀察員”的方式，作為提高國際社會參與度的務實方案，亦獲得反對黨的默許。
　　
　　（四）黨際合作與黨際民主化的程度增加。過去統獨高度爭議時期，主要政黨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對峙，導致兩個陣營關係的全面斷絕，雙方連一起喝咖啡都十分困難。然而在一九九四年年底省市長選舉將統獨爭論帶至最高點後，新當選台北市長的民進黨籍陳水扁市長，卻相當幅度地借用國民黨及非民進黨籍人士，首創不同意識形態黨派之間在人事方面交流的先聲。近來有關“聯合内閣”的傳聞不斷，吕秀蓮被延攬為國策顧問，也是她獲勝的有力因素之一。
　　
　　政治上出現中間與温和路線
　　
　　台灣内部政治共識的日漸凝聚，使得長期以來困擾發展的統獨爭議為之淡化；伴隨而來的，是政治上的中間與温和路線的出現，這種中間路線大體具有如下特質：
　　
　　統獨看法漸趨中庸：對兩岸的對峙漸感不耐，主張以實力對抗，亦即一般所謂的制衡政策。自千島湖事件以後，兩岸關係持續低迷，台灣方面支持統一的民意迅速下降。不同的民調
　　
　　資料來源：由聯合報民意調查中心提供。千島湖以前民調使用統一vs獨立兩種選項，自八十三年七月七日政府發表大陸政策白皮書後所作民調，則提供獨立、統一、維持現況三種選項。
　　
　　顯示，主張無條件盡速統一者，都已降至十分單薄的百分之五以下。圗一顯示國内民眾主張兩岸盡速統一者，已自民國七十九年百分之六十六的高峰，降至民國八十六年的百分之三十七。一九九六年三月總統大選前，北京在台海水域發動飛彈演習，使兩岸關係降至八○年代以來最低點（見圗二），影響至鉅。一般人民認為北京政府態度對台灣不友善的比例，也高居不下，圗二顯示自八十三年千島湖事件以來，平均有五成左右的台灣民眾認為兩岸關係處於敵對。
　　
　　政經分離、逐漸降温的大陸政策：制定政策時中共因素的重要性降低，決策的自由度提昇。過去以政治穩定為優先的大陸政策已經過時，代之而起的，是效率的考量（如“凍省”）。與民國七十九年召開的國是會議討論修憲共識有所不同，民國八十六年年中進行的修憲，中共因素已幾無影響。一九九六年八月李總統在國民大會發表演說，强調台灣經濟發展以大陸為腹地的說法必須檢討，對大陸投資應當設定適當比率，個别公司對大陸的投資比率也應有所限制，在三通和轉運問題上不應投注過多的規劃與人力。在擔心對大陸依賴過深陷入被動而兩岸關係又不明朗之際，“戒急用忍”政策乃於一九九六年九月形成。
　　
　　積極主動的擴張式外交政策：中間路線對兩岸關係與外交拓展採平行對待政策，認為兩者並無特别關聯；而發展對外關係的優先順序，又要勝於兩岸關係。不論是對聯合國或其他官方或非官方外交活動的推展，都不因中共的抗議或威嚇稍作改變。
　　
　　準國際主義的兩岸定位：認為唯有采取“準國際關係”定位，才能解決兩岸之間的問題。國發會中有關此一論點的提出，雖未獲得通過，但頗能反應台灣方面長期以來對兩岸定位不滿的心情。此一新興意識的出現，已經改變了既有的兩岸關係互動模式。
　　
　　大中華經濟圈的整合趨勢與問題
　　
　　研究兩岸關係的學者不難發現兩岸之間政策開放都存有某種程度的互動關聯，而自過去十年的經驗視之，整合理論頗能解釋這種關係逐漸上昇的趨勢。第一、自一九八七年台灣方面開放大陸探親，至一九九五年六月李總統訪問美國母校康乃爾大學之間，兩岸關係確實曾出現上昇的曲線。譬如兩岸經香港轉口貿易在一九八一年只有四億六千萬美元，至一九九六年已增至二三七點九億美元；台灣開放大陸探親以前，對大陸幾無投資，但至一九九六年底，據經濟部公佈的資料，投資額已達六十八點三億美元，大陸公佈的資料更高達近一百五十億。
　　
　　在政策方面，中國大陸在一九七九年頒佈“關於開展對台灣貿易的暫行規定”；一九八○年三月中共商業部再頒佈“購買台灣產品的補充規定”内部文件，規定凡持有台灣產品證明之貨品，其進口視同“國内貨品”，免繳關税。一九八四年台灣方面乃放寬自港澳轉口輸入大陸產品的限制。一九八八年七月中共國務院頒佈“鼓勵台灣同胞投資規定”，給予台商投資優惠；一九八九年五月台灣方面積極研擬“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於一九九○年十一月通過實施。
　　
　　上述例证說明兩岸之間的交流，正因量的增加而至質的變化，自經貿逐漸分枝（ramify）、擴散（spill-over）至文化、新聞各個層面；接觸的方式，也已由民間性質提昇為半官方，並朝向官方接觸邁進。假如每一位台灣到大陸的訪客接觸三幾人，這些人又向他們的親朋好友分享與台灣親友的接觸心得，則有將近二億的大陸同胞親身或耳聞台灣現代化經驗。若加上流行歌曲、大眾文學、電視、電影等媒介傳播，台灣對大陸所產生的擴散效應可想而知。
　　
　　第二，兩岸之間因制度不同，發展的階段亦不相同，一經接觸更能顯示其在各個領域的互補性，有利進一步整合。譬如史達林中央計劃式的經濟發展模式，給予重工業和國防工業以更多的資源；全力發展國力的結果，造成大陸的航太工業和基礎科學研究較强。相較之下，重視短小精幹的務實和以商業為導向的台灣經濟發展經驗，對應用科技掌握嫻熟，兩者在科學領域的取長補短，合作空間極大。此外，中國大陸經濟發展起步較遲，極端欠缺管理人才，基礎工業和服務業極為貧乏；台灣挾人文地利之便，常常有出人意表的收穫。而大陸市場的廣大與潛力，又提供台灣轉型期工業以最好的產品試驗和銷售市場，並予替汰科技以轉移機會，維持經濟的活力。兩岸地緣的鄰近，以及人文的相似，都提供了許多便捷。
　　
　　第三，港、台作為二次大戰後成功的亞洲四小龍成員，加上中國大陸在九○年代以來經濟的快速成長，激起許多中國人的民族情緖，希望見到一個强大的一統經濟力量，以期在現實主義主導下的國際社會，與美、日、西歐抗衡；而以兩岸三地目前的經濟實力，作為全球舉足輕重的經濟力量，已是擺明的事實。
　　
　　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必須仰賴大量的外來資金，而台灣長期外貿出超已經累積相當可觀的外匯。在兩岸互信仍不足的情況下，台灣過多的外匯又必須透過第三地如香港導引至大陸投資。在比較利益的考慮下，兩岸三地的經濟合作很容易被認為是潛力可觀的“經濟金三”。中國大陸廣大的市場潛力、豐富的資源、充沛的人力資源和廉價勞動力以及已經有相當基礎的台灣科技和工業的發展，均是刺激此一聯想的原因。
　　
　　第四，東西冷戰的結束，使得兩岸制度上的敵對性已不復存在。台灣自原來之威權官僚工業經濟（BAIR）轉型，成功地建構一個新興自由經濟體，同時又躋身民主政體，不論其政治或經濟的發展歷程，都符合當前國際最新趨勢，燃起了兩岸之間制度逐漸趨同（ convergence ）的期待；而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風潮下，各個方面與前已大不相同。以台灣經驗幫助中國大陸發展的信念，在台灣的決策體系中，無疑起了一定的作用；而這種心理上的期待，也為台灣采取較為開放的大陸政策奠定基礎。因此，以兩岸三地為主的大中華經濟共同體的概念，有人認為與其說是台港將逐漸被吸入中國大陸的經濟軌道，不如說是廣東、福建等的中國大陸南方沿海，有可能逐漸被港、台同化，使得此一整合的過程儼然成為“中國的台灣化”（the Taiwanization of China）。此一說法或有誇張，但亦頗能反映兩岸三地在經濟整合方面的進展。
　　
　　基於上述理由，自一九八○年代以來，海内外華人不斷提出許多構想，以期自經濟的度，進一步整合台、港、澳門、中國大陸南部沿海等地。所提出的方案名稱包括“中國人經濟集團”、“中華共同市場”、“亞洲華人共同市場”、“中國經濟圈”、“中國經濟關係群”、“華南經濟共同體”、“大中華經濟圈”、“中國人經濟圈”、“大中華共榮圈”、“大中華文化經濟圈”、“中華經濟共同體”、“華南經濟區”、“南中國經濟區”、“中華經濟協作系統”等。
　　
　　然而，使用整合理論分析當前乃至未來的兩岸關係，固然有實際有形與無形的利益，但這個模式在適用上有其限制。
　　
　　整合理論的精髓，在於其對采取不同制度的二個以上國家（或地區）的交流，視其功能的增加，逐漸發生效應擴散的現象；使得互動成員間的關係，獲得進一步的提昇。然而，在當前兩岸關係受制於主權爭執的情況下，經貿方面的交流固然有逐漸向其他如文化、藝術領域擴散的跡象，但卻經常是進一步退兩步。自統一的度而言，台灣人民的期望顯然是逐年下降；對兩岸都有實質利益的兩岸會談，如漁事糾紛與偸渡客和刑事犯遣返，也在雙方代表多次協商後宣告破裂。兩個分裂實體之間的交流一經開啟，有可能非但無法達到終極的統一目標，雙方之間制度與文化的差異性反而無所遁形，影響統一的情緖。經貿關係的密切與否，並不必然與政治統一的發生正相聯。
　　
　　其次，整合的概念基本上來自西歐共同市場的經驗，具有國際屬性。整合理論固然不排斥經由經濟交流和彼此間的相互依賴，最終可能走上政治的統一；但基於不同政治社群以交流的方式逐漸達到政治統合（amalgamation）的目的，畢竟與分裂國家追求統一之迫切性有所不同。譬如整合理論下的衝突解決强調的是相互容忍與妥協，此與分裂國家經常訴諸武力之爭端解決方式顯有不同。
　　
　　第三，整合理論顯然無法解決分裂國家因主權爭執所衍生出來之外交競爭問題。兩岸之間外在鬥爭歷經半世紀不衰，此又與基於主權獨立完整之整合理論，在處理成員之間的互動關係有所不同。
　　
　　兩岸唯有徹底決雙方政治歧見
　　
　　兩岸交流十年有餘，各方面的發展都是有目共睹。雙方在人文、經貿領域内的交流雖談不上是水乳交融，但釋之為綿密如縷也不為過。然而雙方交流空間仍大；舉其大者，兩岸直航迄未啟動，其他如兩岸人員、新聞、旅遊、體育等各個方面的交流，可以說是障礙重重，無一暢通。若欲打破這種交流瓶頸，唯有自政治層面徹底解決雙方歧見，化解紛爭，培養互信，否則難竟其功。最近盛傳第三次辜汪會晤有可能於今年在台北舉行，而“政治對話”也是會談的主要話題，希望此乃開啟兩岸協商的序曲。若然，則一和樂平順、繁華茂盛、相互提攜的兩岸關係自可預測。
　　
　　（原載《中國評論》一九九九年四月號，作者係台灣政治大學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敎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