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分工已由互補關係走向競爭關係
　　
　　近幾年來的發展趨勢已逐漸改變兩岸產業的互補關係，兩岸產業產品在國際市場激烈競爭，中國大陸產品在歐美日市場均為台灣產品的主要競爭對手，甚至部分產品的競爭力已有凌駕台灣之勢；且中國大陸產品很多是屬於台商赴大陸投資的主要產業與產品，顯示赴中國大陸投資的台商確實已威脅台灣原有厰商產品，呈現“替代”效果。由於中國大陸豐富之資源禀賦及台灣厰商面臨的國際競爭，導致許多台資傳統產業赴大陸投資；再者，台灣部分科技領先中國大陸，但是領先的程度不高，出口給中國大陸的貨物都具有高度替代性，兩岸產業關係已由早期的互補關係轉變為相互競爭關係，兩岸產業分工的競爭形態已悄然形成。
　　
　　另一方面，台灣對中國大陸的經貿依賴度卻逐年增加，已達百分之十七點八七；相反地，中國大陸對台灣的出口依賴度卻很低。台灣目前對中國大陸的投資很多，但就中國大陸來說依然是滄海一粟，仍僅占中國大陸一九九六年單年固定社會投資的百分之零點一七，隨時可被其他國家的資本所取代。這樣的競爭關係必定不利於台灣，在這種情況下，期待短期内加速兩岸經貿間的互動是很困難的。
　　
　　亞洲金融危機對台灣與中國大陸經濟的挑戰
　　
　　自去年六月開始，東南亞各國的金融市場大幅波動，股價和匯率大幅下跌，其情況以泰國最為嚴重，逐漸蔓延到馬來西亞、印尼和菲律賓等地。金融風暴燃燒到了東北亞的日本、南韓，造成整個東亞經濟成長模式的頓挫，影響深遠。雖然目前各國在國際貨幣基金（IMF）的支援下，采取應變措施，危機沒有再繼續惡化，但也並未解除；各國的經濟發展已深受創傷，外資的撤出更使得這些國家的經濟活動大受打擊。擁有高額外匯存底、低外債的國家或地區如新加坡、香港和台灣，或多或少也受到了金融風暴的侵襲。
　　
　　金融風暴後，東南亞各國都遭貨幣的嚴重貶值、股票下跌、企業破產、銀行裁倂、消費遽降、失業大增等不利情勢的衝擊。一方面，這些國家債台高築，無力進口；但另一方面，幣值劇貶之後又導致其出口能力的轉趨强勁，導致台灣與中國大陸在出口方面都受到很大的衝擊，兩岸都面臨到下列的問題：
　　
　　一、出口衰退，經濟成長向下調整。由於台灣對亞洲出口金額占整個出口總額的半數，東亞各國的進口劇減造成台灣出口的大幅衰退。據台灣財政部資料顯示，與去年同期相較，台灣出口減少了百分之六點四。由於人民幣與港幣堅持不貶值，已逐漸引起中國大陸與香港兩地出口的困難。中國大陸的出口市場與產品在結構上和東南亞及南韓相重疊，而這些國家的貨幣貶值如此之大，當然影響中國大陸的出口競爭力，進而造成中國大陸經濟景氣衰退。東亞金融風暴所帶來東亞諸國景氣蕭條與進口萎縮，可能延續一段時日，台灣與中國大陸的出口貿易必更艱困。
　　
　　二、擴展内需市場卻面臨外資裹足不前。就吸引外資方面，兩岸同時面臨吸收外資的困難。特别是中國大陸，人民幣堅持不貶值導致外商投資趨緩，外商對中國大陸投資大都采取觀望的態度。盡管中國大陸當局積極提出各項優惠措施來吸引外資，並擴大刺激内需市場，但投資厰商仍明顯感受到市場不景氣的壓力，外資仍游移不前。中國大陸在一九九六年和一九九七年的引進外資契約額減少。外資的減少，是明顯減少資本的内流。
　　
　　中國大陸去年總體經濟成長率是百分之八點八，中國當局表示今年亦維持百分之八的經濟成長。但實際上，金融風暴後，中國大陸的經濟成長已經有減緩的趨勢。就經濟結構而言，中國大陸整個是呈現内需不足的現象。因此，中國領導當局正積極規劃各項行政方案來刺激其内需市場。新任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在上任時，便以刺激内需市場的成長為當務之急，並宣示將投入大批資金於國内的基礎建設，以刺激内需市場的成長。盡管中國積極加强吸引外資，並擴大刺激内需市場，但投資厰商仍因市場不景氣的壓力，尤其是日本、東南亞，還有台灣的資金都受到東亞金融風暴的影響產生不同程度的問題，或撤資或減少投資，自然加重外商投資的不確定性。另外，中國大陸的法令繁瑣，應付多如牛毛的收費相當吃力；加上對外商投資保障協定及金融體制的相關法令不健全等問題，進而影響外商投資，造成國内資金的缺乏，無法有效拓展内需市場。
　　
　　同樣地，台灣也積極擴大内需市場，例如政府積極透過民間集資，以BOT的方式來興建台灣高速鐵路。但在執行上，卻同樣面臨資金籌措不足的問題。政府相關法令往往不是陳舊過時，就是付之闕如，使得台灣首次展開的由民間集資與政府共同合作的大型公共工程投資案，在未來充滿變數。
　　
　　兩岸目前都面臨了以上相同的經濟困境，彼此在對資金的爭取上，也產生了互相競爭的態勢。因此，期待透過加强彼此的經貿交流，以舒緩各自的經濟困境，就顯得更加困難。
　　
　　朱鎔基的改革方案成功與否國際關注
　　
　　新任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在今年三月的上任記者會上進行答覆時，便作出若干政策性的宣示：確定人民幣不貶值；保证三年内完成國有企業民營化、三年内完成金融改革、三年内裁減政府機關人數及五項改革，並期望在公元二○四九年時中國成為强大的經濟體。這些改革工作是否能成功，不只是台灣，也是整個國際關注的焦點。
　　
　　朱鎔基上台後對目前中國現有的狀況進行改革，基本上是期望在市場經濟的規模下，轉换成某種程度的自由經濟，因此對國有企業進行改革。但是，在實際改革執行上，卻有相當大的困難。
　　
　　其次，對於行政機構的改革，這是一項基礎改革。特别是中央，決定將四十個中央機構縮減至二十九個，需要很大的決心，希望將行政革新推行到地方，尤其是將地方政府任意收費的陋規完全廢除。然而，這些費用是地方財政的重要來源，預期將造成地方的反彈。行政改革是否能成功，這是值得觀察的指標。
　　
　　再者，中國大陸的金融體系已經不足以應付國民經濟再進一步的發展。長期以來，中國大陸的銀行基本上只是中央政府調度資金以及補貼國有企業的工具，完全不具備現代化金融機構管理風險的功能。尤其在金融方面，比如銀行放款過度流向投機性的房地產市場及銀行呆賬規模過大等，可能因此造成中國大陸金融體系崩潰的後果。當中國大陸的經濟迅速地朝向市場經濟發展並不斷地向外擴張的時候，銀行體系必須作根本的改革，才有可能支撐中國大陸的經濟成長。然而由於各種政治利益的糾結，中國大陸金融體系的改革一直停滯不前，這將嚴重影響中國未來經濟的發展。
　　
　　最後，中國大陸開始對國企進行整頓，一方面改善政府的財政收支，另一方面在中國經濟進一步國際化之前，强化中國企業的體質。中國大陸為整頓歷年來虧損纍累的的國營事業，除一千家大型國營企業外，將對三十萬家大小型國營企業加以重整。然而，國企的整頓將立即造成大量的下崗工人。根據中國官方統計，一九九六年已裁員一千二百萬名員工，失業率達百分之三；去年下崗工人已達二千萬人，失業率為百分之五點五；今年失業率可能再昇為百分之七。龐大的失業人口不斷再增加，將成為目前中國大陸經濟改革中的一大包袱。失業率的提高將減少百姓的收入，使整體民間消費能力大幅度降低，而明顯地減緩經濟的成長。更嚴重的是，失業和下崗造成了種種不安，包括聚眾請願和示威，包圍及衝擊政企單位等等。失業率的持續增加是否造成不穩定，進而引起嚴重的社會問題，仍待觀察。
　　
　　人民幣的走勢牽動全球經濟景氣
　　
　　從短期而言，由於中國大陸目前龐大的貿易盈餘，外匯湧入且通貨膨脹已被控制，人民幣在短期之内確實有不貶值的本錢。去年中國大陸貿易順差達四○三億美元，今年第一季亦達一○七億美元；而直接外人投資項目亦有可觀順差，國際收支有巨額盈餘。中國大陸平均每人金融資產仍相當少，政府又維持嚴格外匯管制，國内市場相當廣大。靠這些條件，人民幣可支撐一年或二年。但如超過此時間，人民幣值高估，必然會打擊出口競爭力與國内外企業投資意願，將減緩整體的經濟成長。然而，中國大陸堅持人民幣不貶值的做法，無可避免地已經在經濟上付出了一些代價，這些代價分别是出口衰退、外商投資減少和經濟成長率下降。從最近中國官方公佈的統計數據觀察，五月份中國出口值呈現百分之一點五的負成長；若這種情況繼續發展下去，中國付出的代價將愈來愈大，對於人民幣貶值的壓力也隨之增加。
　　
　　但就長期而言，由於預期中國大陸未來進口將大幅增加，基礎建設計劃需動用高額的經費；再加上其内部效率不彰的國營企業改革，下崗職工的潛在社會問題等，潛藏著中國快速經濟成長的隱憂，都可能成為人民幣通貨膨脹的壓力，屆時人民幣貶值似乎很難避免。
　　
　　中國大陸内部的特殊問題，經濟改革方案、人民幣的走勢等都正在發展中，未來發展如何，難以逆料。在如此不確定的狀況下，兩岸透過更密切的經貿交往，來帶動中國經濟發展，是對投資者過度樂觀的估計。理性的投資者通常都會在情勢明朗後，才會有所決定。盡管中國政府對未來的經濟走勢信誓旦旦，但在中國大陸經濟仍處於内外交煎的情況下，想要加速兩岸的經貿交流，恐怕相當不易。
　　
　　尋求國際力量決兩岸經濟問題
　　
　　以上所述，我們了解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充滿了不確定性，台灣的經濟也同時面臨發展的困境。很明顯地，兩岸以各自的力量去解決目前所面臨的問題，在短期間看不出這種可能性；然而，兩岸若欲透過彼此的交流，互相幫助，更是困難重重，難以成功。尋求國際力量來解決經濟困局，似乎是一個可行而且不得不面對的方式。
　　
　　尋求國際力量解決經濟問題，有些方式在國際上早已被使用過，例如亞洲金融危機後亞洲各國尋求IMF的貸款支助，即是大家耳熟能詳的例子。當然，IMF並不是唯一的解決方式，我們也可以邀請亞太地區的利害相關的當事國如美國、日本、韓國、紐西蘭、泰國、印尼等國，來共同商討解決之道。此外，世界貿易組織WTO，也是另外一種解決的方式。
　　
　　尤其，中國大陸經濟的榮衰，不隻影響中國人民的榮祉，也影響亞太地區所有國家，甚至牽涉全球經濟景氣的變化。以國際力量來解決，也是一種無法逃避的趨勢。
　　
　　在這種引進國際力量的國際架構下，若能順利處理兩岸各自的經濟問題，對於兩岸面對其它政治、社會問題的信心的建立將有所助益。特别是，自台海飛彈危機之後，兩岸關係與經貿活動，便陷入僵局。尋求國際力量解決彼此經濟問題的方式，恰巧提供了為兩岸近年以來互動陷入僵局解套的好契機。互信的建立是改善目前兩岸關係的基石，在沒有互信的基礎下重啟兩岸談判，無論政治性或事務性的議題，都無法產生穩定而持久的關係。從這個度來看，從國際架構來改善兩岸各自的經濟困局，從而建立兩岸的互信，將不只是具有經濟上的意義，更具有深遠的影響。
　　
　　（原載《中國評論》一九九八年十二月號，作者係台灣民進黨中央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