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代以來，由於東亞地區在經濟發展上令人矚目的表現，盡管也有不同的看法，認為在未來經濟戰的競逐中，就戰略位置而言，前景最可觀、最有利的是歐洲，二十一世紀將是歐洲世紀（如Lester C·Thurow），但是，許許多多的研究或觀察仍指出：二十一世紀是一個太平洋世紀，世界經貿重心將從北美洲向亞太地區移動。這種論點認為，亞太地區的興起，意味著文明重心將移向太平洋地區，地中海是過去的海，大西洋是現在的海，太平洋則是未來的海。
　　
　　金融危機警示東亞各國改變傳統的經濟增長模式
　　
　　一九九七年七月，泰銖大幅貶值，拉開東亞金融風暴的序幕；影響所及，東亞除中國、香港、台灣、新加坡受創相對較輕外，無不波及。這一風暴目前似乎尚未真正結束。
　　
　　除了對東亞各國短期經濟發展造成巨大的實質衝擊外，東亞金融危機最引人深思的問題是：它對未來世界經濟發展格局會帶來甚麽樣的影響與變化？東亞金融危機跟所謂的東亞發展模式究竟有甚麽樣的關聯？
　　
　　根據諸家學者的分析，所謂東亞經濟發展模式，是指東亞經濟受政府權威的控制，保持政策的靈活性與主導性，實現了保持分配均等的經濟快速增長過程。這一發展模式的主要特徵是：出口導向型的經濟增長戰略；政府充分發揮内需資源動員能力，為經濟快速增長創造積累機制；全民高度的增長信念和增長預期……等等。
　　
　　這一發展模式並不是沒有人提出質疑。最有名的是麻省理工學院克魯格曼（Paul Krugman）於一九九四年撰文指出，東亞經濟發展模式並不是經濟奇蹟，它只是籍由生產要素不斷投入、不斷增加的結果，並不是生產力或技術的提昇；一旦資源動員停止，成長也將遲緩。也就是說，盡管東亞有較高的儲蓄率、廉價的勞動力和大量進入的外資等可供投入，但因缺乏高生產力和創新、高附加價值的產業，因而，遠超過生產力提高速率的勞動力成本的上昇，將使本地區的投入耗盡，成長即趨緩。因而以出口帶動高速增長的模式也可能只是提供一擊的機會而已，不可能源源不絕持續如此高速增長。
　　
　　克魯格曼的分析預示了東亞經濟發展危機的出現。這一危機出現後，許多檢討分析幾乎都指出，以出口導向帶動高速增長的階段已經結束了，東亞各國必須逐步從外向增長策略轉變為内部增長策略，依靠内在的推動力而不是依靠出口導向的經濟增長模式。
　　
　　這一點恐怕是這次東亞經濟危機後帶給東亞各國最大的敎訓和啟示之一。
　　
　　東亞經濟將步入長期性結構調整階段
　　
　　盡管有些人以“亞洲崩潰”來形容這次東亞金融危機，但更平實的看法應是“暫時性的失足”。也就是說，雖然這次危機暴露了東亞經濟一個長期性、結構性的問題，但危機的爆發也使得東亞經濟邁向長期性結構調整的局面。
　　
　　照M.Castells針對未來資訊時代經濟結構特徵的分析，在資訊主義興起與資本主義再結構的歷史互動裏，一個新的全球經濟搆造已經清楚浮現。這個搆造是一種耐久的搆造與一種變動之幾何形勢的結合；其特色是一個不對稱互賴的世界，圍遶著三個支配性的經濟區域——歐洲、北美、亞太而組織，幷且逐漸沿著一個對立軸而兩極化；也即生產性、資訊豐富的富裕地區，以及經濟上貶值而社會上被排除的貧困地區之間的對立。這三個區域中，亞洲太平洋最具活潑動態，但由於它依賴其他區域市場的開放，因此也是最脆弱的。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東亞金融危機的爆發，提供了一個契機，使東亞經濟邁向長期性結構調整的局面。如果調整順利，亞太經濟不只仍將是二十一世紀的成長中心，而且將因其活潑動態之幾何形勢的變動，作用於長期歷史鍛造成之耐久結構，而增强亞太在全球經濟搆造中的結搆位置。亞洲不是崩潰，是再結構調整。
　　
　　中國經濟正轉向以内需為成長動力的發展模式
　　
　　由於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持續從鄕村型農業社會向城市型工業社會轉型，從計劃指令型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且在這兩種轉型的相互作用和配合激發下快速增長；不到二十年間，增長達四倍多，預估到二○二○年，成長仍將持續。
　　
　　中國經濟過去二十年之快速增長，大體上來說，也是跟東亞國家一般，采用出口導向策略，以擴張出口貿易作為帶動快速增長之引擎。在可見之未來，這一發展策略仍將一定程度地支配著中國經濟之發展形態，中國的經濟發展策略家似乎仍將出口導向策略作為國家經濟發展的基本對策之一。
　　
　　假如東亞金融危機帶給東亞的重要敎訓或啟示之一是出口導向的快速增長時代已經結束了，那麽，中國經濟在甚麽程度上會逐漸從出口導向策略轉軌到“以内需為成長動力”策略？
　　
　　沒錯，在未來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形勢下，出口仍然十分重要；但由於OECD發達國家胃納有限以及其他因素，以出口擴張來帶動長期之高速增長的模式很難持續。
　　
　　正如經濟學家Lester C·thurow所指出的，中國經濟的增長要持續，就必須重新創造一種依靠内在的推動力而不是依賴出口導向的經濟增長模式。因為中國是一個大陸國家，且是一個有需求積壓的大國。東亞經濟危機之後，由於東亞經濟長期性、結構性問題，以及全球貿易市場結構調整的問題加速浮現，上面所提中國經濟發展模式將在甚麽樣的程度上進行轉軌，是值得關注的問題。
　　
　　由於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相當程度上採出口導向的經濟發展策略，因此，早先三資企業大多採前店後厰模式，以利用當地有利之生產要素來競爭美國等發達國家之市場，作為到中國投資的目標。八○年代以來台商第一波大陸投資潮即是這種形態，主力是投資規模較小的夕陽產業，主要偏重在勞力密集的加工出口產業。
　　
　　隨著中國經濟改革開放的深化，外來投資也逐漸擴大到資本、技術密集的產業，乃至於以大陸市場為著眼的服務業等等。而中共十五大確立“加速推進國有企業改革”的路線，以及中國爭取加入WTO，都將深遠影響中國經濟的發展。可以預見，為了加入WTO，中國必須減少貿易障礙，開放更大的市場；為了推進國企改革，需要龐大資金投入，這必須吸收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資或者對外經濟技術合作，因而也將帶動龐大的進口需求。也就是說，這一連串的發展，都將提供極大的市場機會。
　　
　　中國進一步開放市場，當然在一定程度上推動由出口導向轉换到“以内需為成長動力”的轉軌。而許多跡象也可以看到這樣的轉軌工程正在加速進行，如中國國務院去年初提出三年内要投資七千五百億美元於基礎建設的計劃，以刺激增長，即可見出端倪。
　　
　　這一轉軌工程並不是輕鬆的事。首先是需要龐大的資金，估計要達成九五計劃與二○一○跨世紀方案之目標，資金總需求要達到二萬億美元；而以當前中國經濟的内外形勢來看，這是艱巨的。除了資金問題外，一系列由於過去二十年快速增長和結構改變所引發的艱困挑戰也逐漸浮現，包括向市場經濟轉變所牽涉的體制調整、金融管理及銀行體系的整頓、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環境保護、糧食供應、與世界經濟接軌……等等。
　　
　　是否能克服這些挑戰，關係著中國經濟改革的前景。正如世界銀行最近的報告所指出的，到目前為止，中國的領導者是選擇深化改革的路。很顯然，如果深化改革所帶動的結構性調整繼續深化，且更健全地推動“以内需為成長動力”的發展模式（因為正如上述，世界貿易市場的結構使中國要想在下個世紀繼續迅速擴大出口是很困難的），那麽，中國經濟與全世界經濟將進一步整合，而使中國經濟成為全球經濟的重要板塊之一。
　　
　　未來兩岸經貿關係需因應時代變化而重新思考、整合
　　
　　對台灣而言，這一新的情境，意味著兩岸未來的經貿關係的互動，包括貿易互動、產業互動、資金互動、人員互動……，都面臨一個跟過去兩岸開始經貿往來時極不一樣的局面。兩岸經貿，不應只是台灣部分企業第二春的去處，而應是參與全球經濟重要板塊成長的共同開發。對中國大陸而言，這一新的情境也意味著兩岸未來經貿關係的互動，也一樣面臨跟過去的經貿往來極不一樣的局面。兩岸經貿，不應只是大陸經濟將到大陸投資之台灣企業内化的政治意圗工具，而應是調整、發展中國經濟成為全球經濟重要板塊過程中，全球經濟網絡整合的一環。
　　
　　從資訊時代網絡社會的度來看，這是一個嶄新的情境。兩岸彼此究竟要以怎樣的新思維，克服舊的政治意識思維，從面向二十一世紀資訊時代網絡社會全球經濟網絡連結結構的新視野，來重新思考兩岸的經貿關係與社會的互動、整合，開啟兩岸新局，恐怕是兩岸都要嚴肅、謙卑地面對的跨世紀課題吧！
　　
　　（原載《中國評論》一九九九年六月號，作者係台灣立法院立委、原民進黨中央副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