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利益之爭取代意識形態之爭
　　
　　香港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回歸中國版圗，凡為華夏子孫，莫不為民族恥辱得雪而歡慶。尤其值得快慰者，尚有以下二端：一是香港在戰爭中失去，卻在和平中歸還，翻遍中外歷史，實不多見。二是自一九九六年以來，若干西方傳媒爭以“香港已死”預言失去西方統治者以後，原殖民地政經體制的崩潰。但回歸五個多月來，東方明珠仍然運作如昔。
　　
　　這證明至少到目前止，中國人仍然是爭氣的。一國兩制固然實踐為時未久，可是勢頭良好。例如在政治層面上，香港傳媒可以連篇累牘報導魏京生赴美及其一言一行而不必自我收斂；香港政府可和往年一樣自行撰寫提交聯合國的人權報告（今次是透過中國政府提交）等等，都是吉兆。至少以到目前為止的發展而言，觀察者如不具偏見，應該能作出較為樂觀的預期。
　　
　　對前述兩個可喜現象最直接的解釋，可能是中國大陸國力的增强，令務實的英國在實力前退讓；而近十年的經濟改革開放，復令務實的大陸領導層在堅强的自信心下，對港人與世界落實其承諾。二次大戰後五十年來的世局演變，似乎已經明白地顯示出一個遊戲規則：在本質上，意識形態之爭已被務實的經濟利益之爭所取代；在手段上，赤裸裸的戰爭與外交已被較理性、和平的政經談判、伙伴關係與利益分享所凌駕。
　　
　　在此“世局規則”下，戰場上失去的，可由市場上得到；政治上輸掉的，可由經濟上贏回。如果不循此規則遊戲，則失去了面子之外，還可能失去裏子。孫中山先生的名言：“世界潮流，浩浩盪盪，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用在今日世局，作為自省之用，似無不當。
　　
　　兩岸三地政經發展各有經驗敎訓
　　
　　把三個中國人生活的地區：陸、港、台的半世紀政經發展過程放到前述思考架構裏來觀察，也有值得深刻反思的地方。
　　
　　大陸在一九四九年以後，建立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但强調政治掛帥，意識形態一致性的要求逾越其它任何考慮。政權鞏固後固有十二年的黄金建設時期，但領導人的革命浪漫激情令經濟路線脱離務實思考，導致了大躍進時期的巨大社會與經濟損失。路線變更之深更埋下了文化大革命的種子。
　　
　　一九六六年起的文革，復將政治掛帥的高度提到了極限。如果二十年前某人陷入“李白大夢”，今日醒來，看文革時群眾誓師場面的紀錄片與官方的社會、經濟建設文告，恐怕仍會熱血沸騰。但是歷史告訴了我們，那是如何的一場荒謬劇。大陸地區的十億中國人民在為了中國前途的神聖目標下，用脱離現實的政治手段，進行實質上的自我閹割。但幸而這十年苦難的代價换來了全民共識——那就是不論目標如何崇高正確，在做法上堅持形而上的意識形態而不知務實以赴的代價會有多麽巨大。
　　
　　八○年代起的經濟改革開放，在高舉四個堅持的口號下，靈活運用“貓”論，全力投入經濟建設，今日的結果全球有目共睹。珍寳島之戰時，中國軍人要用集束手榴彈去與最先進的蘇聯坦克肉搏；今日俄羅斯在中國大陸的經濟市場前，在中俄雙邊關係上已無能力再堅持霸權。中國大陸雖尚未達到如日本般以經濟力量向美國索回琉球的地步，但是在外交上，當早已體會到戰場上贏不到的，在市場上可以取得的箇中三味。
　　
　　如果命運之神不背離，大陸的經濟建設再穩步向前二、三十年，下個世紀前半葉，清末民初許多志士仁人舍命以赴的振興中華的政治目標，當可籍由今日世局遊戲規則的運用，在經濟層面上一舉達致。
　　
　　再看香港與台灣的發展歷程。香港雖然是英國殖民地，但港英當局很務實地在政治上推動英美式政制，香港居民與上層精英從未耗費時間與精力在連綿不斷的選舉與熾熱的黨爭之上，更不必將他們的生涯投入到意識形態的堅持與宣揚上。現代的民主政治活動有其社會利益與社會成本；後者同樣耗用社會上有限的經濟資源，包括時間。香港五十年來的社會進程中鮮見積極爭取英美式民主政制的運動，原因固多，但也大概表明了當地居民經過務實的評估，認為推行英美式民主的利益暫時還未大過其需付出之社會成本。
　　
　　從崇尚英美式民主政制的度來看，港人的選擇是“經濟人”的選擇。但是此一選擇令香港的每人產值在經購買力平衡後，於一九九五年名列世界第三，僅落於美國與瑞士之後（世界銀行一九九七年經濟年報統計）。香港在多項國際競爭力評比、商業都市評比中均列入前三名。經濟上的成就與務實處理自身問題，令香港地區居民得以在政治上取得較能接受的後九七安排。相信不久以後，政治學者的研究將會同意，客觀上這也是在可行的範圍内比較有利於港人的安排。
　　
　　若非香港地區的經濟價值，我們實在很難相信有其它因素會令大陸領導層對“一國兩制”此一意識形態上不全然純正、政治上難全符傳統智慧的構想達成如今日般較堅强的共識。雖然八○年代以後大陸的領導層也務實，但是此一構想的政治風險亦復不小（例如過去一些港人說的，“以香港和平演變大陸”）。只有夠大的潛在利益才能令決策者貫徹其決心。
　　
　　台灣的國民政府早年同樣有其意識形態（三民主義）的包袱。一九四九年以後，在嚴峻的現實壓力下，惟有采取旗幟（主義）不變、路線務實的策略，一步一步地邁向民生第一的經濟掛帥之路。除了五○年代初的土地改革，其後的種種經建政策都是充滿著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色彩。
　　
　　回顧最初兩位當政者，蔣中正先生從未忘卻逐鹿中原。聞大陸核爆成功之夜，他徹夜未眠，獨立中庭（李琪回憶錄）；於信仰，於私情，都可以相信失去大陸是他錐心泣血的畢生痛事。在當年克服情緖務實地認清：“大勢已去”，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惟智者知所進退。歷史證明瞭茲後雖然他尚有少許可以孤注一擲，但他的政策方向已趨向建設台灣。“反攻大陸”只是另一面旗幟而已。
　　
　　蔣經國先生繼而專注經建，令台灣成為東亞四小龍之一，成績舉世共睹。在晚年，大陸經濟改革開放已近十年之際，他復同意開放台灣地區人民赴大陸探親。此一舉動今日看來小事一椿，但是當年卻是零的突破。未來史家自會為其務實意義作出公評。
　　
　　台灣地區在逐步實質放棄意識形態（主義與反共）與政治鬥爭（反攻大陸）的無謂糾纏與減輕堅持的程度之後，雖仍保持巨額國防支出，但每人實質所得由五○年代的六十美元，逐步增至近年的一萬五千美元。各級敎育普及，科技發達，社會福利完善，猶在香港地區之上。政治轉型雖然目前流弊不少，但是仍為政治學敎科書中的成功典範之一。古人嘗以周公與王莽為例來形容如人死早了還不能辨其忠姦，如果國民黨與蔣先生的從政史斷於一九四九年，則史論怕不會如今日般的難寫。台灣地區的中國人再一次證明瞭民生第一務實路線的成功。
　　
　　在另一方面，縱然“世局規則”已改，但政治力中惟有實力是真理，決策需利害相扺的本質不變。如同香港一般，台灣目前的成功就是籌碼。如理性運用，務實以趨，不但短期而言可能獲得穩定的兩岸關係與企業經營環境，而且有利於從容而理性地探討未來相處的模式，為台灣地區居民爭取到更滿意的解決辦法，在經濟上相輔相承，共創雙贏之局。
　　
　　經濟互動創造三贏局面
　　
　　其實， 遠在陸港、陸台關係進入官式討論之前，隨著大陸經濟改革開放的務實路線開展，兩岸三地企業間的經濟活動在市場力量帶動下已然開始。
　　
　　大陸很實際地在毗鄰香港的深圳首先建立了經濟特區，針對港商的需要，提供種種優惠，對行業與技術層次投資方式的限制亦較切合實際情況。特區建設也虚心向星、港學習，種種努力成功地吸引了港資為主的各種外資進入。隨後的其它經濟特區與開放城市、技術開發區等復在深圳經驗上踵事增華。港資、台資，與其他外資在一九七九到一九八四年（特區初具規模）的累計協議金額達一百零四億美元，其後增加之趨勢未曾稍止。到一九九七年九月底為止，大陸批準外資項目約為二十九萬八千家，實際利用金額兩千零八十一億美元，外、合資企業僱用員工逾一千七百五十萬人。除美國外，大陸是全世界次大的吸引外資地區。在大陸外資金額中的比例，港資持續地保持在六成以上，而台資大約是百分之八，與居第二位的日本大約相若。如謂港、台企業是大陸外資的火車頭或不為過。
　　
　　與香港毗鄰的深圳與珠江三洲城鎭更是港、台企業的匯集點。香港的工業多數已在前述地區進行製造工序，成品直接外銷或運回香港包裝外銷。自一九八七年第四季開始，香港的轉口出口值已超越本地出口。時至今日，前店（香港）後厰（珠三）已是“大香港”或“港、深、珠三”地區經濟的基本格局。
　　
　　台灣對大陸的投資固因地理距離遠近、政治摩擦力大小與香港有别，但持續的投資增長一方面令台灣對大陸投資金額（累計）增至一百五十億美元，也為近年台灣帶來貿易上的巨額順差。以一九九六年為例，台灣經香港對大陸貿易所賺得的順差計為一百七十七億美元（港澳月報數字）。該年台灣對全球貿易净順差則為一百四十七億美元。换言之，如兩岸貿易中斷，一九九六年台灣的國際貿易將為赤字。此一“大陸貿易為台灣順差來源“的情況在過去四年來皆是如此。
　　
　　兩岸三地經濟上“合則兩利，分則兩害”的情勢，應該已經十分清楚。筆者在一九九○年的一篇論文，回顧十年間兩岸三地經濟經由“市場無形之手”隱然協作的種種，並大膽前瞻：
　　
　　香港可以發揮其在國際貿易、金融、商業服務上的總體優勢，繼續繁榮，幷且為兩岸服務。台灣則可借其較具有競爭能力的製造業研究、市場開拓、商品設計，與工業產品配銷、世界市場競爭的經驗，與大陸的“中游工序”，亦即技術、材料部件取得和生產加工、裝配作業配合，共同進軍世界市場（見圗）。大陸除了借港、台投資解決就業問題，提高國民所得之外，亦可自港、台的上、下游“工序”獲取經驗，以彌補目前基礎科研與商業化生產的脱節現象。長期而言，管理與經營的理念亦可經由經濟活動而傳播到其他地區與企業以外的部門，以助國家的現代化。
　　
　　即以一九八九年為例，三地的國際貿易金額合計已達三千六百餘億美元，為日本的百分之七十五；而國民總生產共計五千九百四十億美元，也有日本的百分之二十一。如三地在此一整合基礎上採行成長導向政策，外在貿易環境又理想，連續有接近台、港在過去四十年的成長率（年成長率百分之七），並非毫無可能。
　　
　　時間匆匆又過了七年。筆者以上的臆測仍是當前發展的趨勢，大致上尚無修訂的必要。不過統計數字就得更新了。
　　
　　根據世界銀行一九九七年年報，大陸、香港、台灣三地區合計，一九九五年的國際貿易值已達八千六百億美元，已超逾同年日本（七千七百九十億美元）約一成。但三地境内總生產值合計，在同年約為一萬一千億美元，仍只有日本（五萬一千億美元）的百分之二十一點。换言之，這七、八年來天佑中華，兩岸三地沒有嚴重天灾，也沒有太糟的人禍，大家埋頭干活，在世界舞台上又邁進了一步。但看看鄰國日本，要努力的地方還是很多。
　　
　　兩岸領導人應更務實面對未來
　　
　　回顧半世紀來世界舞台上遊戲規則的改變，兩岸三地的發展經驗與八○年代以來的經濟關係，相信但凡理性的人，無論身在陸、港、台都會同意，目前的共存共榮之局只能前進，不能後退。在世紀之交，中華民族有了最好的機遇來實現幾代人的夢想：不要戰亂、不要流離，過著衣食不愁，不虞外族欺凌的和平日子。事實上，這個夢想已在手中逐漸具體成形。擺在多數百姓眼前的路是清晰的。不過許多政治理想家與決策者還得更大膽地解放思想，更務實地考慮甚麽才是達到目標的可行途徑。
　　
　　對大陸的決策者來說，更大膽更務實是指宜正視兩岸各有一個政治實體是事實。不惜代價堅持中央、地方分野或是稱呼方式，不但不值得也未脱離傳統智慧的局限。
　　
　　圗   工序互補與地區分工示意
　　
　　
　　對台灣來說，更務實是指宜正視台灣無法靠只講政治而生存及經濟籌碼與日俱減的兩個事實。主張“未來統一”、“三通”與“戒急用忍”、甚至“脱離中國”都可以是愛台灣的表現，但不同的愛的方式，或將有不同的結果。對不同政見者貼標籤藉以塞悠悠之口，不但不能集思廣益，更是自我閹割。讓大家有平等、理性的討論機會，並以開放的心態，為下一代人著想的度，檢討基本的政策取向，才是想愛斯土斯民的領袖人物責無旁貸的當前急務。
　　
　　綜觀歷史長流，今日之前，朝代數十，國名逾百；今日之後中華民族固萬世不絕，但某世子孫或以更名為樂。長江、黄河或玉山、阿裏山從沒有靈長類時已屹立，一生不過數十寒暑的人類怎能自稱領有他們？領袖人物以表象的爭持而扼殺民族或群體振興的契機，或以個人、少數人的利害、好惡“棄實利而務虚名”，無論有甚麽再好的藉口，都不是對黎民百姓、後代子孫負責的表現。時值世紀之交，筆者焚香以禱，兩岸領導層能如其先行者一般，掌握世運契機，再創政治學上分裂國家共赴民族振興大業的典範。
　　
　　（原載《中國評論》一九九八年一月號，作者係香港中文大學決策科學與企業經濟係敎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