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國大陸、香港、台灣、澳門四個中國人地區所搆成的中華經濟區，是近二十多年來世界經濟最活躍的地區之一。四個地區經濟發展所導致的彼此經濟交流的日趨擴大和密切，早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就引起人們對“中國經濟圈”、“中國人共同體”、“華南經濟圈”等構想的討論熱潮。其中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由香港亞太二十一學會會長黄枝連敎授、嶺南大學副校長饒美蛟敎授等積極推動的“中華經濟協作系統”學術交流和政策研討活動，已成為兩岸四地產、官、學界定期性的交流協作論壇。世界銀行從一九九三年開始也把上述四個中國人地區統稱為“中華經濟區”。不過迄今為止，兩岸四地的經濟關係，仍處於有交流無協作的不正常狀態。為此，筆者根據現實的内外環境和條件，特别是針對兩岸不久之後可望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情勢，提議大陸、台灣、香港、澳門四個WTO成員組織一個官方定期性的“中華經濟協作論壇”，開啟和推動兩岸四地的經濟協作。
　　
　　兩岸四地經濟交流頻繁密切
　　
　　從表一顯示，二○○○年，中華經濟區的人口總數已達十二億九千五百三十三萬人，國内生產總值（GDP）達一萬五千六百九十一億美元，外匯儲備近四千億美元。而表二則顯示，中華經濟區四個經濟體之間的經濟交流非常密切，台灣已是大陸第五大貿易伙伴和第二大進口市場，大陸則是台灣第二大出口市場和最大的貿易順差來源地；香港是大陸最大的外來直接投資來源地，占大陸外來投資總額的百分之五十一，内地企業在香港的活動也非常活躍；台灣則已是大陸僅次於香港的第二大外來直接投資來源地。
　　
　　有交流無協作的經濟關係不正常
　　
　　令人遺憾的是，盡管兩岸四地的經濟總量已經相當龐大，彼此的經濟交流也相當密切，幷且仍在快速發展之中，但四個地區的經濟協作水平，卻處於非常初級的階段，其中海峽兩岸的經濟協作尚未起步，存在許多人為設置的障礙。這種落差和不協調狀況，不但使兩岸四地間的經濟交流未能達到較好的互補互利和共同繁榮的應有效果，而且也影響整個中華經濟區國際競爭力的提昇。
　　
　　就香港與内地的經濟關係來說，雖然極為密切，但基本仍屬工商業者基於市場原則的自發商業行為，兩地政府間的政策對話、產業協調等依然缺乏，至少是不足。香港回歸以來，特區政府雖强調要加强與内地特别是珠江三洲的經濟合作，積極引進大陸專業人才，但往往說得多做得少，成效極為有限。有識之士認為，如果香港不能很好地利用和發揮毗鄰内地的優勢，不但直接影響香港經濟的發展，對“一國兩制”的實踐也將是有害的。内地政府對於與香港的經濟合作，往往基於“一國兩制”不干預香港内部事務的原則，缺乏主動性的協調動機。其實，香港對大陸非常重要，大陸也有怎麽利用香港的問題。
　　
　　海峽兩岸的經濟交流更是被政治的原因嚴重扭曲，台商到大陸投資，台灣政府不但不協助，而且還有種種限制；台商只能單打獨鬥闖神州，或相關業者結伴同行，各顯神通，自求多福。而大陸資本到台灣投資，目前仍屬於台灣政府政策禁止的範圍。此外，香港與台灣、香港與澳門、澳門與珠海的經濟交流，雖有局部或某些部門間的合作，但仍缺乏相關政府間高層次的有效協調和協作，因而積累了許多不必要的矛盾和問題。
　　
　　為了盡早結束兩岸四地經濟這種有交流無協作的不正常狀況，四地政府都有義務和責任探尋解決之道，開啟中華經濟的協作之門。只有實質經濟協作的啟動，兩岸的經濟互補和產業分工才能比較正常地展開，並逐步建立政治上的互信合作關係。而四地經濟、政治關係良性發展，將有效地消除台灣在安全、產業空洞化等方面的顧慮，促進產業的昇級轉型；有利於港澳的經濟復蘇和“一國兩制”實踐；也有利於大陸改革開放的深化和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這樣，中華經濟才能真正成為有機的整體，呈現更大的活力和更强的競爭能力，為亞太經濟，甚至全球經濟的繁榮發展發揮更積極的作用。
　　
　　兩岸加入WTO是契機
　　
　　至於如何開展經濟協作，兩岸四地及海外的專家學者進行過不少討論。前述香港亞太二十一學會會長黄枝連敎授、嶺南大學副校長饒美蛟敎授等，多年來就一直在推動兩岸四地產、官、學界參與“中華經濟協作系統”學術交流和政策探索。六屆研討會收集到的論文超過三百篇，每屆研討會出席人數從一百至一百五十人不等。這些論文對兩岸四地經濟協作中的許多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討論，提出過不少有建設性的政策建議及方案構想，值得四地決策人士參考。目前，這種探索活動仍在繼續，並擬於今年十一月在日本東京舉辦第七屆國際研討會。第八屆和第九屆也已初步決定明後年分别在台北和深圳舉行。作為這些會議的直接參與者，筆者不敢說這些探索活動能夠在多大程度上推動兩岸四地的經濟協作，但是至少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即這種以固定的主題（中華經濟協作）、定期（每年一次）在兩岸四地或海外輪流舉辦產、官、學相結合的探索活動，迄今仍是唯一的一家。在兩岸四地缺乏官方或半官方的高層對話協商機制的情況下，由民間機構自發組織這樣的研討活動，精神是難能可貴的。同樣難得的是，每屆研討會都得到一些具有遠見的民間企業家的贊助和支持，香港香江集團主席楊孫西即是這樣的企業家之一。
　　
　　近一個時期以來，台灣的民進黨政府也表示將檢討、調整實行多年的“戒急用忍”政策，台灣前行政院長、國民黨副主席蕭萬長則提出建立“兩岸共同市場”的主張，表明兩岸加强經濟協作，不但有必要，而且也是可能的。
　　
　　建議成立“中華經濟協作論壇”
　　
　　海峽兩岸在不久的將來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加上香港和澳門，中華經濟區將有四個世貿組織成員，四者都將以獨立的身份依循世界貿易組織規則處理與其他會員間的國際經濟關係。由於中華經濟區這四個經濟體之間的關係，不是國際經濟關係，而是同屬一個國家内部不同關税區的特殊經貿關係，不可能依世界貿易組織規則來處理彼此的經貿往來。筆者認為，基於兩岸四地目前缺乏定期及行之有效的高層溝通、對話、協調機制的現況，不妨以兩岸加入世貿組織為契機，成立由兩岸四地這四個特定會員組成、由各自相關經濟主管部門主導的“中華經濟協作論壇”，進行定期性的高層經濟對話和溝通，逐漸建立兩岸四地經濟關係的協調處理機制。為此，進一步提出以下幾點意見：
　　
　　第一，兩岸四地確認彼此的經濟關係不是國際經濟關係，不依據世界貿易組織規則處理這種經濟關係，因而應尋求建立一種特殊的處理機制。這種機制可經由“中華經濟協作論壇”來逐漸構建。
　　
　　第二，這種特殊的經貿關係處理機制，可以參照、吸納世貿組織的一些原則、辦法、措施，使得這種機制能與國際接軌，不至於與世貿組織規則相扺，對其他國家也不具排他性。
　　
　　第三，兩岸四地通過“中華經濟協作論壇”，定期進行高層次的經濟對話，就相關問題進行溝通和討論，提出初步的處理原則和方向，然後提交給各自相關部門或專業性組織進一步研究、處理和落實。論壇可以設立不同的委員會。
　　
　　第四，定期性的“中華經濟協作論壇”堅持平等、協商、互利為原則，並分别由兩岸四地輪流擔任論壇主席，負責籌辦每次論壇。
　　
　　第五，台灣可以借由這種論壇的啟動，順勢調整“戒急用忍”政策，兩岸更可以行之有效的港台關係模式處理“一個中國”問題，展開“三通”談判，以及其他雙方關心的問題的協商。
　　
　　第六，除了兩岸四地多邊性的經濟協作問題外，雙邊的經濟協作問題，主要在“中華經濟協作論壇”的框架下，經由雙邊協商、談判解決。
　　
　　第七，在處理與其他世貿成員的經濟關係問題時，兩岸四地可以通過“中華經濟協作論壇”，尋求一個共同的立場，或共識，增强四個中華經濟區成員的對外協商、談判能力。但在初期，如果彼此不能就相關問題形成一個共同的立場，也不强求，尊重各成員的立場。
　　
　　第八，為了更好地開啟四地的經濟協作，中國大陸可采取更積極、主動的姿態，應該更多地為其他三方著想，使其他三方更無顧慮地參與對話和協作，對一些有較大爭議和暫時無法解決的問題，包括一些政治問題，采取求同存異的原則。
　　
　　第九，對於海峽兩岸來說，這種協作也較有可能妥善處理目前存有爭議的一個中國問題，並有利於海峽兩岸，特别是台灣，在沒有政治壓力的情況下，展開兩岸的經濟對話，為將來展開真正的協商、談判創造條件。
　　
　　第十，在其他國際經濟交流協作中，例如在東盟十加三的經濟對話機制下，中國考慮問題時，也應將台港澳的經濟發展問題納入其中，顧及台港澳的經濟發展需要與利益，使兩岸四地搆成的中華經濟區成為一個有機的協作體系，參加國際經濟競爭與合作。如果有需要，中國大陸可以協助台港澳任何一方，以經濟體的身份參加到東亞經濟合作機制（東亞自由貿易區）中來。
　　
　　總之，兩岸四地早已成為一個密不可分的經濟區，四地經濟的發展不可能各自為政，應該設法改善四地的資源流通和協作環境，增加經濟上的協作，促進四地經濟的可持續性發展，以及整個中華經濟區經濟活力的持續和國際競爭能力的提昇。在全球化浪潮下，世界經濟的區域化也在加强，除了歐洲聯盟和東南亞國家聯盟之外，世界最大的自由貿易區——美洲自由貿易區也將於數年後形成。面對種種外來挑戰，兩岸四地只有加强協作，至少是經濟上的協作，才能提昇自己的競爭力，迎接挑戰，達致四贏。
　　
　　（原載《中國評論》二○○一年七月號，作者係中國評論月刊副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