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三通勢在必行
　　
　　踏入二○○一年，兩岸在台灣方面主動下，“小三通”已緩慢的開展。在兩岸很可能在今年加入世貿的大前題下，“三通”的問題已迫在眼前，雙方均須作出全面的評估和提出協調的可行方案，以掌握這劃時代的機遇，透過建立“兩岸三地”的經濟合作，改善人民生活，促進國家的民主與富强。
　　
　　海峽兩岸經過五十多年的對抗，台灣政府和不少民眾對大陸政府都產生不信任和恐懼，這是可以理解和在所難免的。兩地的政治和經濟制度，現在亦有很大的分别。
　　
　　北京政府在堅持“一國”的原則下，應以長遠的目光和寬鬆的政策處理兩岸的經濟關係，並策略性地回應台灣社會的憂慮，以促進和平統一及經濟發展。事實上，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在北京紀念“江八點”的會議中已指出：“兩岸分隔多年，在意識形態、社會制度等方面存在差異，這些因素，我們應該充分加以考慮”。
　　
　　兩岸“入世”後為了爭取最大經濟利益，一定要在政策上高度合作，以促使貨物、人、資金、技術和資訊方面都能自由流通和交易，盡量減少不必要的人為和行政障礙。
　　
　　直航將造就兩岸“雙贏”
　　
　　從經濟方面來看，兩岸海運的直航是最直接和技術上較簡單的政策，兩岸的企業和人民都有相同的利益，是“雙贏”的方案。
　　
　　根據世界銀行一九九七年的估計，中國“入世”後，進出口貿易至二○二○年的年平均增長率將達百分之十，而到二○二○年中國占全球的貿易比例亦上昇至百分之十。在出口方面，報告認為中國在成衣、輕工業產品、機械儀器等方面有强大的“比較優勢”，其出口會大幅增加。這三方面的產業，都是台灣和香港工業界最大的投資項目。台灣近年大規模地把電腦及相關行業轉移入大陸，是兩岸產業合作的一大突破。兩岸“入世”後，在自由市場比較競爭優勢的力量推動下，有關的產業會有更快速的發展、整合和技術提昇。
　　
　　為因應“入世”，台灣政府對直航已作出部署，包括把台中和基隆兩港劃入以高雄港為中心的“境外航運中心”，並推動物流中心的發展。
　　
　　據台灣交通部今年初的一項調查：航運界估計開放初期，大陸輸台貨運量將增加百分之一百至百分之二百；台灣輸往大陸的貨品亦有約一倍的增長。轉運方面，在全面直航的安排下，“境外航運中心”至二○○五年的轉口貨櫃將增長至二百二十四萬只標準貨櫃箱，漲幅達三倍，其中七成貨物將經高雄港。
　　
　　兩岸三通對香港的衝擊會被入世利好因素所扺消
　　
　　香港在中港台的經貿關係中，現時是作為轉運台灣貨品及旅客入大陸的重要中轉站，近年台灣企業亦有加强在港投資的趨勢。兩岸“三通”後，這個中轉站的色是否會被削弱？其對香港的整體經濟的衝擊為何？都是關心香港經濟前景者必須面對的問題，近期亦有一些較為悲觀的評論。
　　
　　根據香港政府的統計，二○○○年一月至十一月，台灣經香港轉口的八百零八億港元貨品中，運往内地為六百八十四億港元，占百分之八十五，亦占香港全部轉口内地貨值的百分之十五。而由内地經港轉口至台亦有一百四十二億港元，占全部轉口至台灣貨值的百分之四十六。總計兩岸經港轉口值為八百三十二億港元，約占二○○○年一月至十一月香港總轉口值的百分之六點五。因此，兩岸直接航運對香港的出入口貿易業、運輸業、金融服務業及其他有關行業（包括旅遊業），是有一定的影響。就最壞的情況而言，估計香港的經濟損失不會超過本地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二，約涉及四萬個就業職位。但這不利的影響，會被兩岸加入”世貿“的其他利好因素所扺消的。
　　
　　“三通”對香港的貨櫃港地位一定帶來嚴峻的挑戰；中國海港設施的改善，使更多貨品可直接出口而無須經過香港。内地出口經香港轉口的比例，已由一九九三年的百分之六十六，下降至一九九九年的百分之四十七。
　　
　　過去五年，上海、寧波、天津及青島這些華東和華北的港口，每年平均都有百分之三十的快速增長。廣東的鹽田港在香港和黄集團的投資下，現在處理容量已達二百萬只標準貨櫃。與香港的港口比較，鹽田和蛇口都有著低成本和更接近珠江三洲重點工業中心的優勢，愈來愈多的國際船務公司都安排了定期航程來往鹽田港。
　　
　　大陸和台灣在一九九七年實施由福州和厦門至高雄的“定點直航”，台灣是以不通關、不入境之方式從事大陸輸往第三地或第三地輸往大陸貨物之轉運業務，發展頗為緩慢，至今對香港影響不大。
　　
　　高雄港近年每年的貨櫃裝卸量約為六百萬個標準箱，名列世界貨櫃港第五位，海港可供第四代貨櫃船（可裝五千個標準箱）運作。港内有鐵路、過海隧道和超級公路的運輸系統；但由於系統已接近飽和，對外的陸路運輸限制了貨櫃業的發展。台灣政府已策劃新的運輸網絡，加强貨櫃業的發展潛力。
　　
　　根據香港港口及航運局在一九九八年的研究，一九九六年至二○○六年香港的貨櫃運輸量平均會有百分之六的增長，而二○○六年至二○一六年則放緩至百分之三；但當時的評估並未具體把兩岸“入世”和“三通”的影響考慮在内，新的發展是可以較樂觀的。
　　
　　香港需繼續加强競爭力
　　
　　長期以來，香港港口設施的競爭能力主要在營運效率、可靠性、保安、航線的高用量、簽發過境許可证的效率、良好的後勤支援服務、船務公司及航運轉遞商的集中等方面。這些優點，是需要長時間的積累和經營，香港會繼續維持其為中國最大國際港口的色，這是不容置疑的，但業界和政府須不斷改善香港港口設施，以加强其競爭能力。
　　
　　中國“入世”後，進出口貿易會有快速的增長，南中國和華東沿海仍是經濟高速發展區，這是對香港航運業和進出口貿易相關行業最大的喜訊，兩岸海運之直航對香港的不利影響將會是片面和短暫的。
　　
　　兩岸空中直航需決多方面問題
　　
　　兩岸航空直航涉及技術性的問題很多，其能為台灣的航空公司和旅客帶來巨大利益，是顯而易見的；例如現時台北經香港到上海，要六小時以上，而直航只需一小時。大陸政府將兩岸“三通”的空運定位為“特殊管理的國内航線”，不需依據國際民航協議，可由雙方民間航空公司簽約執行。而台灣政府對大陸“國内航線”的定位，則提出很多疑問，包括對第五航權的安排、大陸城市間的航線是否也開放給台灣航空公司經營等。
　　
　　為了突顯“一國”的原則，中國大陸可以考慮給予台灣航空公司在大陸城市間一些有限度的經營權。至於在第五航權方面，短期則沒有必要開放，因其對中國大陸和香港的航空業會有非常深遠的影響。
　　
　　香港現時作為台灣旅客訪大陸的中轉站，兩岸直航後一定損失部分的台灣旅客；但長遠來說，中國大陸經濟市場化，一定會為香港帶來更多其他的商務旅客和遊客。香港於二○○○年約有二百萬台灣旅客，其中再往大陸者約占百分之五十，商務旅客約占百分之三十。在這方面，台灣的航空公司已作出直航的部署，中華航空公司和復興航空公司在近年已大量訂購新客機。
　　
　　空運直航的發展，兩岸政府必須采取高度合作和協調，不只是機位和航班數目的分配。兩岸民航管理當局一定要緊密聯絡，發展飛航程序及協調航空交通管制事宜。在這方面，香港的民航處與内地及澳門的民航管理當局有定期的會議。此外，保安、飛機維修、航機意外、保險等也需要在兩岸協議和在國際認可標準下經營。
　　
　　兩岸金融合作最為復雜
　　
　　“三通”之後，兩岸在金融業的合作最為復雜。在台灣方面，銀行業者一直强烈希望可以到大陸開設分行，而其業務的主要對象就是多年來在大陸投資的幾萬家台資企業，而這些企業在未來更有快速增加和擴展的趨勢。
　　
　　近年已有不少台灣銀行在香港成立辦事處或開設分行，其中包括台北銀行、台灣銀行、台灣中小企業銀行、台北國際商業銀行、台灣土地銀行、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華信銀行等。它們在香港的業務，也主要是提供金融方面的支援予台灣在港投資的企業，當然很多這些在港的台資在中國大陸也有巨大投資。台資銀行近年大舉進軍香港，目的也是希望能早日到大陸開業，直接向台商提供服務。
　　
　　根據中國入世後的規定，申請入中國大陸開業的外資銀行，最低的資產額為二百億美元；台灣的銀行在現時的情況下是不符合資格的（台灣政府正鼓勵其銀行進行合倂）。在今年一月份台灣國民黨立委訪問北京時，也再次提出大陸政府應給予台灣赴大陸投資的銀行較低的資本額限制。事實上，香港的銀行界也有這個要求。
　　
　　中國“入世”後，雖然銀行金融業並沒有正式包括在世貿的協議範圍，但在“國民待遇”和“最惠國條款”的精神下，任何放寬對台灣和香港銀行界“入門”的限制，也適用於其他所有的成員。因此，中國政府似乎也擔憂放寬“入門”資格後，會有大量的小型銀行進入中國大陸，影響中國大陸銀行業的正常發展。
　　
　　中國政府在這個問題上可能是過慮的。台灣和香港的中小型銀行有興趣到大陸發展業務，主要是因為國内有很多的台資和港資企業；其他國家的中小型銀行，是沒有足夠的生意可以吸引它們到中國投資的。在國際業務方面，銀行到海外拓展主要都是跟著本土客户向外跑的。事實上，在亞洲金融風暴之後，一些國際性的大銀行也退出了亞洲，包括在中國大陸和香港。
　　
　　因此，中國在“入世”開放銀行業，對資本額的要求是可以設立“兩級制”，“次一級”的銀行以較少資本額為限制，而其業務範圍和分行數目也可附加一些條件。這樣的安排，可以容許和吸引更多的台灣和香港銀行到大陸發展。如果大陸政府不設法容許台資銀行入大陸，有關的業務主要會由歐美的國際銀行所壟斷。
　　
　　但是，台灣就算可以到大陸發展，匯兑、監管、税務、資金出入仍是要處理的重要問題。在這方面，中國在香港所實施的“一國兩制”，已設立了完整的機制處理這些問題，香港亦繼續發揮國際金融中心的色。台灣政府只要同意用務實的態度考慮問題，香港在這方面的經驗，已提供了解決的方案。
　　
　　台灣也面臨開放中資銀行入台的壓力
　　
　　另一方面，兩岸“入世”後，台灣也要開放金融業予大陸的銀行拓展，這肯定是台灣政府的惡夢。台灣政府在强調維持“經濟安全”的問題上，一定憂慮在台灣的大陸銀行為了達到某些政治目的，在台灣可能會對其股市和匯市進行投機以衝擊其金融體系。為了消除台灣民眾的憂慮，中國大陸應有所自製；就算在互惠條款下，中資銀行也不一定要在短期内到台灣開業，可以等到有大量中資企業在台灣投資後才跟進。
　　
　　兩岸產業合作
　　
　　兩岸在“入世”和“三通”後，兩岸產業在國内市場的開放和經營環境自由化推動下，將會有重大的變化。其中有若干發展趨勢值得注意：
　　
　　（1）大陸作為“世界工厰”的地位日漸加强，已不只是生產輕工業產品（包括成衣、鞋類、玩具、家電、金屬品等）的基地，一些較高技術密集型的產品，包括數位光碟機、流動電話、桌上型個人電腦和相關產品等，產量上亦急追日本，這個趨勢會加强。
　　
　　（2）現仍屬裝配型和加工型的產業，投資者會開拓及增加其原部件在國内的生產，使上游和下游的生產緊密結合，以減低成本和改善經濟效益。台灣產業加速往大陸投資的情況是明顯的（例如其資訊工業在大陸地區的生產比率已由一九九五年的百分之十四上昇至一九九九年的百分之三十三），產業空洞化比對台灣來說，是一個非常實際的威脅。如何把企業的技術研發和營運支援的根留在台灣，是政府的艱巨課題。
　　
　　香港的中介地位不易被取代
　　
　　（3）中國大陸在服務業方面將逐步開放，除了傳統的金融業、通訊業、專業服務、出入口貿易、運輸、旅遊、營銷等外，其他非傳統的如敎育事業、醫療事業等也會開放。相對來說，香港在服務業方面的競爭優勢是相當强的，不少以香港為亞太地區總部的國際性公司都已部署進軍大陸市場。就香港在服務業的競爭能力，近期有一些分析認為香港的中介位置在“三通”後會續漸式微，這是不成熟的觀點。雖然上海冒昇得很快，香港作為南中國的貿易和金融中心，國際企業接觸中國市場和中國企業接觸國際市場的中介點，地位是不容易被取代的。當然，粤、港加强合作，使香港的服務業能直接提供服務予廣東企業，香港仍有巨大的發展空間。
　　
　　（4）台灣和香港商人現在所享受的有形和無形的特殊優惠措施，將會逐步取消，須與國際投資者在同等的條件下公平競爭。
　　
　　（5）至於大陸企業到台灣投資的問題，台灣陸委會已組成專家小組評估，台灣現時的《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和《港澳關係條例》，當中都有條文限制：如果企業有中資資本達百分之二十以上，將不獲批準在台灣投資。明顯地，這些條文是不符合世貿精神的，台灣政府須盡快修訂。就台灣是否會引用世貿之“排除適用”條款，台灣政府現時是强調兩岸應在世貿架構下協商安排，這是積極和正面的態度，中國大陸應有所準備。
　　
　　兩岸都未完成入世立法
　　
　　（6）兩岸現時就配合“入世”的各方面立法，仍未完成。在大陸方面，近期就海關法、專利法、合同法、外資企業法、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等已作出了合符世貿原則的修訂。此外，正在草擬及修訂中的法規有：企業兼倂法、中小企業促進法、反壟斷法、政府采購法、破產法、反傾銷法等。台灣方面，現仍有多項法例待立法院通過，其中包括律師法、航空法、貨物税條例、糧食管理法、電影法、商港法等。再者，有關的執法和監察制度尚待建立，有關的人才培訓也是重要的一環。直至這些法例能有效地執行，兩岸“入世”所能引申的經濟利益才能實現。
　　
　　兩岸應在一中原則下盡快展開政治協商
　　
　　在未來十五至二十年，中國大陸的經濟實力很可能會超越日本，與美國並駕齊驅，以中國大陸為重心的東亞經濟圈會續漸形成。台灣如何配合和促進這個發展，以達至“雙贏”、“三贏”方案，台灣當局領導人的意願和決定至為重要。正如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於年初强調：“台灣當局領導人已經說出了‘一個中國原本並不是問題’，那麽為甚麽還不明確承認一個中國原則呢？一個中國是迴避不了的，也是無法模糊的。台灣當局領導人越早明確承認越好，越有利於台灣社會的穩定，越有利於兩岸關係的發展”。為了確立高層次的經濟合作，兩岸在“一個中國”原則下作政治協商是必須的。
　　
　　（原載《中國評論》二○○一年三月號，作者係香港政策研究所首席經濟顧問、博士、全國政協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