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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直接通航之評析
兩岸直航勢必引起討論
自一九八○年代以來,直航的議題在過去二十年間的兩岸交流進程中一直扮演著十分喫重的色。台灣從早期三不政策的消極對應,到間接開放各種民間社經活動的往來,其間心態的調整和政策的改變已經逐漸使得直航的政治敏感程度日益淡化。隨著兩岸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腳步的進逼,以及二○○○年總統大選在大陸政策和台灣前途議題上的加温,直航的爭議勢將重新浮上台面,並逐漸在選舉中發酵,進而迫使兩岸雙方正視此一議題之影響。
事實上,兩岸直航對於台灣,中國大陸,乃至於東亞地區和太平洋區域的政治經濟情勢均將產生重大的衝擊;但截至目前為止,有關直航的爭議仍然停留在政治性和技術性的議題上打轉,對於直航後所可能帶來的變局,各界似乎並無深入的探討。根據台灣、香港、澳門和中國大陸四地所公佈之統計數據顯示,一九九五年以後前往大陸和港澳地區的年旅次總數均維持在兩百萬人次以上的水準,兩岸四地的航空公司也因此而在這些熱門航線上每年獲得高達數百億台幣的商業收益。更重要的是,兩岸航線經營的形態和服務品質不但直接影響台籍旅客的社經活動和行為模式,對兩岸摇擺不定的政治情勢也將產生一定程度的衝擊。
海空運輸市場結構的重整
在台灣和全球的經濟體系中,受到直航政策衝擊最大的部門,毫無疑問當屬亞太地區的海空運輸業。此一產業由於具有沉澱成本與固定成本龐大的雙重特性,進入門檻極高,多年來產業一直處於寡占的局面。雖然厰商規模有大有小,但各公司在市場中卻也多能找出其經營之利基,擁有自己的一片天空。然而由於兩岸間遲遲未能通航,龐大的旅運需求已經使得此一市場之結構遭受到嚴重的扭曲。由於台灣居民必須經由第三地間接前往中國大陸,兼具地理、文化和政治優勢的港澳地區,自然成為台灣民眾往來大陸的主要中轉地。這些中轉的台籍旅客不但為香港鞏固了區域空運中心的地位,也造就了澳門航空事業的基礎。根據統計,台籍旅客在一九九七年占整個香港機場吞吐量的六分之一,同時也是澳門機場的主要客源。
有鑑於此,在部分航空公司近似專營的政治特許權被打破之後,直航必定會為此一區域的海空運輸業帶來革命性的衝擊。兩岸的海空運輸業者早在數年前即意識到未來直航市場的重要性,彼此間已展開各種合縱與連横,期能以較為緊密的合作關係,在未來兩岸直航與全球各地的市場中,取得經營的利基。而港澳地區的航空公司也正亟思因應未來可能發生的變局,以鞏固其既得之利益。在金融風暴發生後,亞洲地區的海空運輸事業面臨了巨大的衝擊。風暴後的幸存者無一不咬緊牙關,縮衣節食,期待未來市場之復蘇。對於兩岸三地的數十家航空公司而言,兩岸航線無疑是不景氣的亞太市場中的最後一線生機。由於相關政策的解禁,台灣主要的航空公司與航運公司,都已經在大陸的重要據點設置辦事處,其中部分並已積極開始運作。隨著直航日程的接近,此一地區海空運輸產業的變化,將成為直航政策下首當其衝的主要議題。
科技產業分工的改變
近年來由於台灣產業結構改變,航空貨物運輸在對外貿易的商業活動中的重要性與日俱增;在輕薄短小價格高的科技產品逐漸成為台灣的主要外銷商品之後,未來兩岸直航對於台灣和全球經濟的影響和商業版圗的解構,均將產生不同程度的衝擊。過去數年間,台灣一直是亞洲地區主要的對外投資者。尤其是在日本經濟持續萎靡不振以及亞洲金融風暴發生之後兩年,台灣在亞洲的經濟地位顯得更為重要,而其影響力主要體現在對日貿易與對東南亞和大陸地區的直接投資活動中。然而由於台灣的大陸政策的限制,過去十數年來前往大陸投資的厰商多半仍然集中在勞力密集、接單量大和生產成本低廉的傳統產業上。但是最近幾年來,卻有愈來愈多的資本密集和技術密集產業,開始把投資的眼光放在中國大陸。受限於配套服務設施的不足,多數厰商仍然無法將生產基地大舉遷往中國大陸地區;然而只要直航政策能取得一定的突破,厰商的大部分投資障礙均將迅速消失。由於多數的高單價商品在銷售活動中均具有一定的時效性,其生產過程中所需的即時反應與線上處理能力也非現行兩岸人員和貨物的交流方式所能滿足。
是故直航與否,尤其是空運直航的政策推動的情形,將成為此類厰商前往大陸投資的一項重要變數。倘若台灣的資訊電子厰商果如預期在直航後大舉登陸,則未來全球高科技產業的結構也將順勢發生改變,大陸本身的產業結構也必將因此而受到衝擊。傳統由台灣負責接單生產的高階電子資訊商品可能有部分轉移至中國大陸生產;而中國大陸佔有優勢的某些生產技術,也將得以借此而引進台灣的對外貿易結構中。這些因直航而產生的產業互動與影響,值得兩岸政府與業者預作規劃。
亞太營運中心的實現
隨著產業分工的落實和運輸產業的發展,兩岸直航後,亞太營運中心的目標將可獲得有效的推動和實質的發展。以中心的規劃來觀察,海運和空運中心將可直接受惠於兩岸的直接通航;除瞭高雄港將因此而坐穩亞洲第三的海運港之外,中正機場也有望迎頭趕上因金融風暴嚴重受創的馬來西亞與泰國,並緊追在日本、韓國、香港、新加坡之後,成為亞洲第五大國際機場。除此之外,高科技產業的製造中心計劃,也將在台灣與大陸產業垂直整合工作完成後,於現有的基礎上取得更進一步的發展。而區域金融、電信和媒體中心的計劃,也將同時受惠。
必須强調的是,台灣亞太營運中心的跨世紀發展計劃,因兩岸關係的緊張和直航政策的遲滯,和東南亞各國相比,原本已居於下風;若非因金融風暴嚴重衝擊香港、韓國和此一地區的發展中國家,台灣早已不具競爭資格。在亞洲經濟逐漸復蘇的同時,台灣若不能準確掌握發展契機,將無可避免地在此一激烈的競爭中再度落後,且難以翻身。相反地,台灣若能妥善應用現存的優勢地位,積極扮演好日本產業分工的主要合作伙伴,並躍居東南亞國家的龍頭,進一步做成中國大陸的經濟活動連外管道,則台灣在亞太區域經濟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將難再被撼動。
意識形態與政治對立的紓緩
除了經濟的議題之外,直航對於台灣社會最大的衝擊,應該是在於宣告某種政治對立的結束與和解的開始。而伴隨著直航政策而來的,將是兩岸民間乃至於官方交流的增加。兩岸居民的相互往來不但可以拉近隔閡多時的情感距離,對於不同體系下所產生的價值觀念也有中和的作用。是故大量的交流不但有助於化解長年的政治與意識形態對立,對於緩和區域軍事衝突的危機也有正面的助益。而如果兩岸的政治互信程度能提昇,台灣將有機會超越香港,積極地扮演中國大陸和西方世界的緩衝區,從而減少大陸和西方國家在政治經濟議題上的衝突。
然而這些政治上的和解卻也有可能為台灣帶來一些新的問題。首當其衝的是對台灣前途的省思。歷來此一議題在各個層級的選舉中均能發揮特定的吸引力,對於台灣的社會也有不小的影響。當兩岸間的差距隨直航日漸縮小,或因直航使得雙方更加了解彼此的差異性時,現有的價值體系龢民眾對未來台灣前途的思考必將遭受衝擊,並引發更為廣泛的爭論。同樣的情況也將發生在中國大陸的身上。台灣的主流政治思想若全面跨海進入大陸各階層,對於現有的中國大陸政經結構也將產生不小的衝擊。换言之,雙方都有可能遭遇到類似和平演變的價值體系重建問題。這些因交流而產生的政治情勢的變化,極有可能在直航後,隨著旅行時間與活動成本的降低而快速增加。
兩岸海上通航之現況
事實上,在目前兩岸之法律與政策限制下,兩岸是否開放通航,對航商與業者並無顯著不同。因為,目前兩岸海上通航模式有三種:第一種為台灣境外航運中心,台灣開放高雄而大陸開放福州、厦門,兩者雖然可由權宜船直接通航,但卻只能中轉而不能入境、通關。第二種為目前兩岸定期貨櫃船大都以繞經第三地(如日本石垣島與香港),而直接進行入境通關貨物。第三種為由兩岸之母船與主船航行遠洋船線,而由子船與小船到兩岸間進行攬貨(將兩岸間視為沿海貿易權而不允許外輪為之)。加上允許大宗物資雜貨輪以繞經第三地航行於兩岸之間。兩岸海上通航問題基本上已經得到解決,開不開放通航其實並不重要。
大陸方面認為,除非台灣將境外航運中心開放為可入境與通關,否則大陸不可能片面開放其它港口讓台灣從事中轉貨物。事實上,兩岸之中轉貨物應遠大於直航貨物,是以台灣如果開放境外航運中心,貨物可入境、通關,則大陸會片面開放所有港口給兩岸從事中轉與入境。
根據大陸交通部表示,其未來在考量兩岸通船問題上,主要有三點:第一,船線布局合理,即采取北、中、南都有集裝箱碼頭設置與船線規劃;第二,兩岸航運企業平衡,即兩岸船運船次與噸位艙數要大體對等互惠;第三,雙方所投入的船舶與運量要平衡,以免投入更多的船隻而造成貨量不足與惡性競爭。目前不論是行駛境外航運中心的輪船,抑或繞經第三地直航兩地的船隻,大都賺錢;是以,並無要求直航的明顯壓力。
兩岸空運之評析
相較於海運的變相直航,兩岸空運業者已經有兩年多來未就通航問題進行探討;因為受限於政治暨航權因素,使得兩岸空運除了澳航模式外,在通航問題上一直無法突破。據調查研究,兩岸最先通航的空港應為上海,原因為:第一,空運距離適中,只要一小時三十至四十五分鐘間;第二,上海為華東地區龍頭,經濟腹地大;第三,浦東新機場興建完工後,可增加一千六百萬人次運量,為大陸各大機場已經飽和所無法比擬。預計兩岸直航後,一半旅客到上海落地,另一半亦可經上海轉運到大陸各大城市。值得注意的是,上海浦東新機場落成使用後,大陸方面可能著手研擬並爭取給予台胞能夠落地簽证。
未來兩岸空運直航的可行方案與配套措施
海峽兩岸從完全沒有人員及貨物的往來,到有條件地透過香港中轉,再到現階段可以换班號不换飛機,行李直掛,一次領取兩段登機证,與航空公司間清算協議的簽訂與彼此的合作聯營,事實上已經有相當大的突破。縱使如此,現行的變動方式與兩岸真正直飛的直航模式之間,還是有相當大的差距。目前透過港澳兩地以换號不换機方式實現的政策突破,距今已有三年半的時間;此一政策所創造之彈性與受歡迎的程度,從市場中的熱烈反應即可窺其端倪。目前港澳兩地經營中港澳台航線的港龍航空與澳門航空,不但仰賴兩岸轉運市場極深,營運上也屢創佳績,此一富有彈性之轉機安排實在功不可沒。從另一個度來看,消費者對於增加兩岸旅行的方便性,也確實存在著極大的需求。在兩岸政治情勢漸趨和緩的情況下,兩岸空運是否能在兼顧考量旅運需求與雙方尊嚴的前提下,再進行下一步的突破,值得決策當局深思。
(原載《中國評論》一九九九年十一月號,作者張五嶽係台灣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所長,蔡慧美係台灣中華經濟研究院副研究員,熊正一係台灣成功大學航太所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