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順天鄉試：面向全國的省級科舉考試

　　清人徐珂《清稗類鈔》記：“本朝之有鄉試，始於順治乙酉，所定中額，順天168名，内貝字號115名，北皿字號48名，旦字號3名，夾字號2名；江南163名，内南皿字號38名；浙江107名；江西113名；湖廣106名；福建105名；河南94名；山東90名；廣東86名；四川84名；山西79名；陝西79名；廣西60名；雲南54名；貴州40名。又以南國子監既裁，應將監生中額歸併國子監”①。

　　這裏記載的是清代初年始行鄉試（省級科舉考試，俗稱“考舉人”）時規定的各鄉試單位（或者説各省）的中舉名額。以此爲基數，順治朝以後各省中舉名額時有增减。

　　在我看來，順天、順天的中舉名額及順天府與順天鄉試宜有説焉。

　　首先，順天同江南、浙江、江西、湖廣、福建、河南、山東、廣東、四川、山西、陝西、廣西、雲南、貴州諸省並列，成十五譜。其後，江南分爲江蘇、安徽，湖廣析爲湖北、湖南，陝西析出甘肅，成爲清代的“内地十八省”或清代的18個省級科舉考試單位。應該説明的是，順天作爲一省之名指代的是“直隸”省。清人姚元之《竹葉亭雜記》所記“順天鄉試，例於九月朔呈進中式前十卷。辛卯，上以解元文甚不佳移第三，以南元爲第一。髮卷出，奏事太監曹某奏：‘順天榜向以順天省人爲第一’，上乃易還之”②之“順天省人”顯係以“順天”指代“直隸”省也(至於“南元”指“南皿字號”第一捲，我在下文將談及)。

　　其次，關於“順天168名，内貝字號115名，皿字號48名，旦字號3名，夾字號2名”。“另編字號”是保障中舉名額的做法，“貝字號”是貢生的代號，“皿字號”監生的代號，“旦字號”是宣化府的代號，“夾字號”則是附於順天鄉試的奉天府的代號。

　　“順天168名”裏，貢生和監生的保障名額爲163名，加上“南國子監既裁”而歸併於順天的“南皿字號”38名，總計爲201名，這也是應該説明的。

　　清代定制，從在學生中(俗稱“秀才”，分附生、廪生和增生)選拔貢生(分歲貢、恩貢、拔貢、優貢、副貢，合稱“五貢”)，引薦到京由朝廷選用任職或入國子監就學。

　　國子監“肄業生徒，有貢、有監，貢生凡六，曰歲貢、恩貢、拔貢、優貢、副貢、例貢，監生有四，曰恩監、蔭監、優監、例監”③，例貢和例監均爲援例捐納入監就學者。

　　明代國子監有北監、南監之分，設於北京者稱北監，設於南京者稱南監。入清以後，南監漸被裁撤，其監生的保障名額38名(以“南皿字號”爲代號，姚元之所記“南元”乃是從江南鄉試勝出的“南皿字號”第一捲)亦漸歸併於北京國子監。

　　貢生和監生在北京國子監學習（俗稱“坐監”）期滿並經考試及格，可以取得資格在北京參加順天府鄉試，並得從“貝字號”和“皿字號”的保障名額裏勝出爲舉人。

　　謝青、湯德用《中國考試制度史》描述道：“鄉試的前一年，國子監就發佈文告，要求願赴順天鄉試的各省貢監生携帶本籍公文、各旗貢監生携帶本旗公文於鄉試年二月到監報到”，經國子監考到、録科兩種考試後，填寫親供，由國子監詳列清册，於鄉試前十日送順天府④。

　　其三，關於順天府和順天鄉試。清代地方行政分省、道、府、縣四級，在京師設置的順天府和順天府尹則是特殊的建置。順天府在級别上高於府、也高於道，其行政長官順天府尹的官秩爲正三品，比各府知府的從四品高出3級，比各守巡道的正四品高出2級。順天府尹的官秩略低於各省總督(正二品)、各省巡撫(從二品)，但可以直接向皇上奏事，不必由督、撫轉奏。并且，清代“三品官印皆用銅、順天府尹獨用銀印”⑤。

　　主持順天鄉試是順天府尹的職掌之一。

　　從順天鄉試的中舉名額高於其他各省、收考範圍包括了各省貢生、監生的情况可知，順天鄉試是超乎“奉天”或“順天”一省及其他各省的、面向全國的“考舉人”的省級科舉考試。

　　二、台灣“鄉試諸生”與台灣會館

　　台灣建省前隸屬福建省，稱“福建台灣府”，建省後同福建保持了“聯成一氣”、“内外相維”的密切關係，台灣省的全稱爲“福建台灣省”。

　　台灣建省當年，清延有旨：“台灣雖設行省，必須與福建聯成一氣，如‘甘肅新疆’之制，庶可内外相維”⑥。

　　台灣建省後並未單獨舉行鄉試，台灣鄉試乃歸併於福建鄉試。每届鄉試之年，台灣“鄉試諸生”必須出省赴福建省會福州參加考試。

　　“出省考較”本是舉人故事：出省赴京參加會試(俗稱“考進士”)。於是，台灣有民諺“福州城—假京（驚）”（謂人故做驚恐狀）流傳至今。

　　台灣懸於海上，出於航海安全和不誤考期的考量，台灣鄉試諸生多於小暑前内渡、至九月十五日福建鄉試發榜後返回。清人徐宗干《斯未信齋雜録》記：“設酒食遥祭諸生這漂没者。刊石於門雲：‘鄉試諸生，小暑節前内渡，過此勿往’。又立石試院雲：‘鄉試文武生，勿輕出海口，文於小暑前，武於白露後’。又作《渡海萬全歌》雲：‘三四千石新造船，鹿口對渡到泉蚶。三月廿三四日後，四月初七初八前’”。台灣鄉試諸生從考前到考後，一般要在福建居留數月。

　　1893年正月初六日，台灣道劉璈向閩浙總督何璟呈報《禀籌辦全台鄉會試館、賓興及育嬰養濟義倉各事由書》，其文略謂：“查台屬文風日起，每届應鄉試者約八百名，應會試者二十餘人。此外，有志科名，困於旅資者，亦尚不少，賓興未免缺然。欲振民風，先作士氣，此道所宜先修也。今籌款既有成數，擬就此二款内，先提銀一萬五千元，即在省城貢院左近，購建台南、北兩郡試館，遴委員紳監造，以爲全台鄉試士子栖息之所。又提銀三千元，函托在京紳友，即在都城購建全台會館，以備台灣會試舉人及供職於京者，藉以居住”。⑦

　　劉璈擬議中的福州台灣會館乃於1884年建成、1885年福建鄉試乙酉科舉辦之時投入使用。此有劉璈《咨復收支各項善舉經費由》(1884)裏的“支省城購建台南、北兩郡試館，價值工料經費銀一萬一千零九十八兩零，前件係培元局紳陸續承領，派人往省購建，現已告竣”⑧之語，和《台南市志》關於安平知縣祁徵祥“（光緒九年）移知閩縣，十一年鄉試，台灣士子往謁，尚禮下其殷，紆尊至台灣會館回拜”⑨的記録爲证。

　　劉璈擬議中的全台會館的建成時間尚待考證。

　　應該指出的是，“在都城購建全台會館”的事由應包括“以爲台灣入國子監就學、應順天鄉試者栖息之所”。

　　我藏有《（北京）漳郡會館録》（光緒一宣統版）⑩，該書卷首謂：“會館原爲候選、候補、入覲、進表、鄉試、會試、廷試、恩蔭、歷監、奉差、公幹等設”，所謂“鄉試”指的是順天鄉試；該書卷一、卷二之《明經捐金姓氏》和《國學捐金姓氏》收録了漳郡各縣到北京漳郡會館居住並捐金的貢生、例監生凡717人，他們屬於漳州入國子監就學、應順天鄉試者。其中包括祖籍漳州的台灣貢、監生。

　　康熙《台灣府志》之《舉人年表》於“康熙三十二年癸酉鄭基生榜”條下記：“（台灣縣）陳夢球，習易經，隸籍正白旗，中北闈”。

　　《漳郡會館録》卷一之《文科名捐金姓氏》記：“陳夢球，字游龍，龍溪人旗籍，康熙癸酉順天榜”。

　　陳夢球是鄭成功部將陳永華之子。施琅率清軍入澎湖，陳夢球胞兄陳夢瑋奉命到澎湖上降書，夢瑋陳家作爲降將編入漢軍八旗。陳夢球乃以“旗籍”從順天鄉試勝出爲舉人、又以“順天榜”舉人參加會試勝出爲進士。

　　清代台灣士子參加順天鄉試，陳夢球是最早的一例。

　　三、從江西癸卯（1903）科鄉試策題看

　　清末科舉制度的革新

　　1903年，台灣進士汪春源出任江西癸卯科鄉試同考官。

　　我藏有《江西闈墨（光緒癸卯）》之複印本，從中可知江西是科鄉試策問題爲：

　　（一）西國學術有形上、形下之分，其已成科學者凡幾？

　　要旨者何？何者最爲切用？宜審其先後緩急之序，以資采擇而收實效焉。

　　（二）保商之法，阻來貨，奬外輸，務令出口之貨常多於進口，乃征諸英吉利自行平税之政，而商務大興，其進出之差爲負而商利自厚。其故何歟？然則塞漏卮之説果非計歟？試權其利害以維商政策。

　　(三)西國兵制視敵國之强弱爲轉移。論者謂近世政治亦因兵事而日進，其説然否？各國多尚征兵，其編設之制與教育訓練之方，宜探其要領以合兵民而保主權策。

　　(四)歐洲近世交涉最重要者，前有維也納之會，後有柏林之約。政策若何？主持者何人？始惟均勢於歐陸，今乃并力於遠東，而美利堅外交亦不盡循孟禄之旨，其於亞洲關係尤巨，審時制變，何以應之策。

　　(五)英握海權，論者謂其據地中海之形勝。其設施之策若何？要區安在？自西伯利亞鐵路、尼加拉瓜運河，次第經營情勢變遷，將趨重於東亞。應如何先事預防以維全域策。

　　上記策問各題分别涉及西國學術、國際貿易、西國兵制、外交政策、海上霸權等多方面、多種理論，有的並涉及當年時事。例如，第2題涉及重商主義(“保商之法”)的早期理論(“塞漏卮之説”即限制出口、防止金屬貨幣外流)和晚期理論（“阻來貨，奬外輸”即“限入奬出”的外貿政策、“英吉利自行平税之政”即英國學者提出的“貿易平衡”原則）。又如，第5題涉及當年擬議中的“尼加拉瓜運河”。

　　從江西癸卯（1903）鄉試策問題可以看到，清代末年科舉制度的革新。

　　1901年，清廷下令實行“新政”，其中包括科舉制度的革新：“自明年爲始，鄉、會試頭場試中國政治、史事論五篇，二場試各國政治、藝學策五道，三場試四書義二篇、五經義一篇，考官評卷，以定去取，不得只重一場。生童歲科兩考，仍先試經古一場、專試中國政治、史事及各國政治、藝學策論，正場試四書義，均以中國政治、史事及各國政治學藝命題”。⑪

　　清末科舉制度的革新值得高度評價，古老的中國科舉制度亦當充分肯定。

　　附帶言之，1905年江西學政在饒州府之鄱陽、德興兩縣考試，出有策題一道。曰：外人華服傳教，謀殖民於中國，借便私圖；中人西裝遊學，受教育於外國，輒多流弊。國勢既殊，人心亦异。亟應昌明聖道，保合民德策。英國駐華大使就此照會外務部，禮部認爲江西學政所出題目，係欲維持士心，使人知忠君愛國，惟不應牽涉傳教。此事載《禮部爲已飭江西學政試題不應牽涉傳教事咨復外務部文》，文收《清末教案》。⑫此亦清末科舉革新之一例也。

　　2016年7月8日凌晨記於

　　北京大有莊20號樓學齋

　　注釋：

　　① 徐珂：《清稗類鈔》，第二册，第635頁，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2月版；

　　② 姚元之：《竹葉亭雜記》，第31頁，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5月版；

　　③ 《清史稿》卷106《選舉志一》，轉引自謝青、湯德用：《中國考試制度史》，第42頁，合肥，黄山書社1995年2月版；

　　④ 謝青、湯德用：《中國考試制度史》，第429—430頁；

　　⑤ 白鋼：《中國政治制度史》，第10卷，第19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版；

　　⑥ 引自《〈清實録〉台灣史資料專輯》，第1146頁，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2月版；

　　⑦ 劉璈：《巡台退思録》，第111頁，台北，大通書局《台灣文獻叢刊》本；

　　⑧ 劉璈：《巡台退思録》，第125頁；

　　⑨ 台南市文獻會：《台南市志》，卷六，《人物誌》，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版；

　　⑩ 我所藏《漳郡會館録》爲光緒年間楊熊飛題識的光緒重梓本。該書采用了預留“餘版”以備“續刻”的編輯設計，記事時限下延至於宣統辛亥（1911），故稱“光緒一宣統本”；

　　⑪　轉引自謝青、湯德用：《中國考試制度史》，第291頁；

　　⑫　《清末教案》，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