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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新政府對外政策趨向與中美關係發展
郭震遠:開場白
在此次選舉開始的時候,很多人認為由於這幾年美國的經濟比較好,共和黨的小布希可能主要會在對外政策方面向戈爾提出挑戰。我們很多學者也認為中美關係和臺灣問題可能成為熱點。但是從八月份選舉進入高潮以來,對外問題沒有怎麼熱。三次電視辯論當中,基本上沒有涉及中美關係和臺灣問題。
但是從另外的角度說,最近幾個月美國一些重要的智囊機構如傅統基金會等,就美國未來的對外政策、包括臺灣同題和對華政策,還是提出了看法並認為應該進行調整,給新當選的總統出謀劃策。
我想,在世紀之交國際形勢的諸多變化之下,儘管中美關係的大框架沒有必要進行調整,但是在具體政策上恐怕還是會有調整的必要。比如朝鮮半島局勢的變化,並不僅僅是朝鮮半島的問題,還牽涉美國的亞太安全戰略、對日政策、對華政策、對臺灣問題政策等等,恐怕都有調整的可能。
在座的都是這個方面的專家,情況也都很熟悉,所以請大家直接入題,可以集中講,也可以分幾次講。現在先談一下對大選的總體評估,以及為甚麼咬得如此激烈,但是對外政策恰恰沒有成為原來所預料的熱點。
美國大選的總體評估
美國對華政策不會有太大改變
陶文釗:這是美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咬得如此之緊的競選。其原因恐怕有這麼幾個。
一個是美國現在的經濟比較好,使得人們不一定要改變現狀。而在經濟狀況不好的時候,如一九九一、九二年,大家因為老布希總統對美國經濟關注太少,都有很多意見;有美國學者說,如果老布希將百分之十的精力用到經濟上,他就投老布希的票了。克林頓將強調改善經濟的牌子一立,一下子就收取了人心。因為現在的經濟狀況比較好,因而改變現狀的意願不強烈,但是對副總統接任總統的意願同樣不強烈。而且美國歷史上從來如此,對於維持副總統當總統的意願不強烈,因為副總統最主要的職責是不要干擾總統,現在我們對美國以往誰是副總統都已經忘掉了。
美國的副總統在政治上、外交上、經濟上是很難有所作為的,因此副總統本身若要樹立一個很突出的形象,這確實也很困難。這樣就道致在目前的情況下,一定要把戈爾搞掉或者非得維持戈爾的勢力都不是很強。
最近,一位喬治華盛頓大學的學者到我們那裏講,在選舉舉行的兩天前,還有百分之十五的選民不知道該投誰的票。這就很麻煩,因為民主黨和共和黨都有基本選民、鐵票,需要爭取的就是那些動搖的選民。
第二,美國的政治潮流或者傾向、意見,可以大致劃分為四類:極左的自由、極右的保守、共和黨和民主黨的中間階層、主流派或者溫和派,此次大選中極左和極右的聲音都比較弱。就是說,兩黨內部的極端派都認識到這樣一種極端的聲音得不到支持,這種聲音太強,實際上會損毀自己所在党的候選人的形象,因此都表現得非常安靜。戈爾和布希分別是民主黨和共和黨的溫和派,他們追求的是一種中間的路線、一種趨同的路線,兩個人的政策主張區別很小,使得選民很難決定取捨。
另外兩個黨的競選班子的主要顧問,都是溫和的主張占上風。比如小布希的班子就有兩部分:一部分是前總統雷根班子的人,一部分是老布希班子的人。雷根班子的人比較強硬一些,是冷戰時期反蘇、反共的強硬派;但是老布希班子的人,相對都比較溫和。現在看來老布希班子的人起得作用更大一些。
NMD問題上差別大
對外政策方面,戈爾和小布希差別比較大的是NMD問題。民主黨不太熱心,並且主張的NMD是一種小規模的陸基NMD,只在阿拉斯加和北達柯達佈署反道系統,將美國覆蓋。而共和黨主張的NMD的規模比較大,除了陸基的,還有海基的、高空的。民主黨認為一九七二年與蘇聯簽訂的反道條約,還是應該盡可能維持下去,希望通過談判讓俄羅斯妥協,使之同意美國搞NMD,然後修改反道條約,將NMD納入到反道條約的框架之中。而共和黨的小布希認為一九七二年反道條約已經過時,美國不應該受過時條約的束縛。
比較令人擔心的是,如果美國真的搞NMD,就破壞了全球的戰略平衡,在美國與中國、美國與俄國的關係中都會引起很多的麻煩。美國前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不久前說,有關NMD的辯論在美國已經結束了,對此美國參眾兩院已經通過、總統已經簽署。但是也可以說辯論還沒有開始,實際上普通的民眾並不瞭解NMD,比如要花多少錢?經濟上的代價?技術上是否可行?尤其是政治上的代價,普通的老百姓並不瞭解這個問題。所以,對於NMD在美國民眾中到底有多大的支持率,還很難說。
民主、共和兩黨對改善中美關係有共識
從一九七九年中美關係正常化以來,中美關係在美國大選中沒有成為熱點,這是第一次。一九八一年雷根攻擊卡特的對華政策,並表示如果他當選總統,將重建與臺灣的“外交關係”。我在卡特圖書館裏面看到美國駐華大使館給國務院發回的報告,說雷根先生怎麼能說這樣的話?
而一九九二年,克林頓對布希的對華政策攻擊得很厲害,大家對此記憶猶新。跟著在克林頓競選連任的時候,對華政策也是一個討論熱點。
前些時候中國軍隊高層於永波到美國訪問的時候,美國國防部長科恩有一個講話,他說美國的民主、共和兩黨在改善中美關係方面,已經取得了一個共識。這個話,在中美關係正常化的二十多年來,從來沒有從一個在任美國高官的口中聽到過。
通過冷戰之後的幾次大起大落(八九年、九五年、九九年),起碼美國兩黨在中美關係的某些方面已經取得了共識。比方說,維持臺灣現狀,這是一個共識,當然還會有調整。二○○○年對中國的一個共識就是永久性正常貿易關係,布希還專門作了一個講話,號召共和黨的議員要投票贊成PNTR。一位著名的共和黨議員說,你看看民主黨的政府,在眾議院裏面我們共和黨議員投票贊成的比民主黨還多。
再者,儘管大家都覺得小布希在外交、國際關係、對華政策方面瞭解得很少,但是其身邊還是有一些智囊人物。
我想,這些原因結合起來,就是此次雙方都沒有將對華政策當作熱點的主要原因。就美國的對華政策來說,都是反對的人抓住對華政策來攻擊在位的人,好像還沒有人在對華政策上如何標榜自己,來攻擊其他人。至少在七九年之後還是比較少見的。只要不攻擊對華政策,對華政策就不會是側重點。
一九九九年小布希在尼克森圖書館的那次講話中表示過,他不贊成中美之間“建設性的戰略夥伴關係”,他認為中美兩國是“戰略競爭者”。第一可以這樣想,他總不能說他贊成“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贊成克林頓的對華政策,總要說一些不同的話,競選總是有宣傳的需要。
第二我認為競爭者之間也有合作,夥伴也有競爭。美國和日本、美國和歐盟還不是整天在那裏競爭?
總之,我認為中美關係還是不會有太多的實質改變。
美國新政府將如何調整對外政策
郭震遠:剛才陶所長對美國大選進行了總體評估,下面我們是不是將重點放在美國新政府對外政策的調整方面?
美國外交政策有高度的連續性
賈慶國:美國對外政策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高度的連續性。如果將美國的對外政策回過頭去看,其基本的精神始終沒有變。當然在不同的時期,隨著各歷史時期國際環境的變化,有著不同的側重點;但是其追隨的一些基本目標,基本沒有太大變化。在某一個具體的時段,甚至一些基本的做法都沒有改變。但是美國在不同的時期,都受到各種各樣的思潮、利益的影響,使其在具體操作方面以及政策與政策之間,有一些不協調的地方。
再有就是在政權交接的時候出現一些起伏,就是有的政策被強調了,有的政策被忽略了。當然,這與美國國內利益集團的運作有直接關係。
經過冷戰之後這麼多年的調整和衝擊,我想有以下這麼幾個趨勢:第一就是冷戰的結束並沒有道致孤立主義重新占主道地位。冷戰剛剛結束的時候,一些美國人談論冷戰結束了、最大的外部威脋沒有了,美國人將會更多地關心自己國內的事,可能將不會願意在國際上更多地插手,而要求政府把錢都花到國內。但是,美國的干涉主義,不管是多邊的還是單邊的,還是占主道地位,我相信這與美國利益的全球化有著很重要的關係。只要美國在世界各地的利益都存在並需要不斷加強保護,其走回孤立主義的可能性越來越小。
第二,冷戰結束之後,美國的對外政策曾經一度比較意識形態化,並且有上升的趨勢。美國成為一超獨霸,而且在蘇聯、東歐出現的風波又使得美國人對民主、自由化在全世界的擴展產生了熱情。當時其理想主義的成份多一些,包括其對華政策,都反映出這樣一種趨勢。但是經過這些年的調整,我覺得理想主義的熱情有所下降,開始現實一點。這也與俄羅斯和東歐有一定關係。特別是在俄羅斯,民主化好像取得了重大的進展,但是後來發現是一個重大的挫折;實際上俄國的民主化不僅沒有給俄國帶來實惠,而且給俄羅斯帶來了一場災難(陶文釗插話:雙方都發現那是錯的,包括美國人)就是原來那種幻想逐漸破滅了。
這種降溫也表現在對華政策上。當年克林頓上臺的時候,人權呀、民主啊,好像是其最需要考慮的東西,現在我想他更加務實。就是說,這些事情要放在歷史的、結構性的框架中去考慮。可以說,意識形態在逐漸地淡化。
較以往更加傾向多邊主義
但是在某些方面也在加強。美國在推行其價值觀念、道德理念、國際規範等方面,更多地還是傾向於多邊主義。
這與冷戰期間有點不太一樣。尤其在亞太地區,其基本上搞的是雙邊,部分具有多邊內容。當然,冷戰時期搞多邊也比較困難。
冷戰結束以後,一段時間內美國對多邊還是持懷疑的態度,現在有懷疑但是比以前積極,比如亞太經合組織等。現在想用其他形式的多邊交往來緩解本地的多邊安全問題。
從美國總體的外交角度來說,也比以前更加重視多邊的活動。當然具體運作中也有矛盾,比如在科索沃要不要介入的問題上,當時一方面是利用多邊來進行干預,另外一方面又面臨安理會無法支持它這麼一種局面,因此又繞開安理會、繞開國際法,又搞了一個北約這樣一個多邊活動。
就亞太地區來講,美國還是將與日本的關係看作其在亞太地區的基石,通過加強美日關係,來確保其在這個地區的軍事存在,同時穩住這一地區的安全形勢。包括中日關係、日韓關係,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都與日美關係有著直接的聯繫。
化解中國的潛在威脅
在對華政策問題上,我認為美國還是希望通過各種方式把中國潛在的安全威脅化解掉。美國看到中國經濟不斷增長,國家實力不斷增長,而且發展的速度很快,軍隊也在現代化,而且還有臺灣問題。但是,美國並不將此問題簡單地看作目前就是威脅。至於如何化解,美國的做法是:
一是希望中國繼續推行民主化,這反映了美國對戰爭與和平的認識,就是“民主和平論”的理念。
二是想通過建立多邊的安全對話機制,將中國帶進來,用各種條約和規範,使中國承諾各種各樣的義務包括安全上的義務。
三是希望通過兩軍的交流,一方面增加美國軍隊對中國軍隊的瞭解,增加雙方相互之間的某種信任關係,加強兩軍之間的溝通,避免意外事件的發生。另外從長遠的角度來說,希望通過相互瞭解增加信任,當中國政局發生變化的時候,軍隊不至於成為美國的威脅。
戈爾的理想主義色彩比較濃厚一些
袁征:二○○○年我從開春就跟蹤美國大選,開始的時候覺得沒甚麼勁,因為小布希領先很多,但是後來就是越來越精彩。
我直接講美國的對外政策。一個是有關NMD的事,戈爾在這個方面比較謹慎一些,同時在軍控方面是支持反道條約的,而小布希是反對的,表示可以不顧七二年簽訂的反道條約。
另一個區別就是有關小布希如果上臺,其海外義務問題是甚麼?從其競選言辭來說,他表示首先要保持美國在世界的領道地位,就是維護其霸主地位的根本目標是不會變的,但是在具體做法上表示要重新對美國的海外駐軍進行考察;不能過多地執行義務,而應該有選擇地進行干預;對那些直接牽涉到美國實際利益的,美國才承擔義務。我覺得,小布希可能感覺美國在科索沃問題上還是干預過多。
而戈爾的理想主義色彩比較濃厚,比較強調人道主義干預。
小布希較多傾向于單邊主義
另外我還想談談單邊主義和多邊主義的問題。民主黨傳統上來講相對多地側重於國際合作,強調有些對外援助要相對寬和一些。但是共和黨強調實力,在很多做法上更側重于單邊主義。共和黨現在已經控制了參眾兩院,小布希當選,就等於兩條大線全部都在共和黨手中。這樣,在單邊主義方面會不會走得更加強烈一些?其中有人已經就NMD表示不管中國和俄羅斯如何反應,就是要自己走。其實美國的盟國已經對NMD表示了意見。
亞太政策不會大變
小布希的班子一直說要對美國的亞洲政策進行調整,其中就是說要把戰略重點轉到日本。但是對於中國的學者來說,我們從來都認為克林頓將其亞洲戰略重點放在其盟友上特別是日本身上,認為日美的關係是其亞太政策的一個基點,包括美韓關係,並以此為基點來維護其利益,這是其穩定機制。對這種我們認為不存在的東西,他們卻加以強調。因此,我認為小布希的亞太戰略不會有太大的變化。
競選之前,小布希競選班子的兩個顧問和戈爾競選班子的兩個顧問,包括尚慕傑和克里斯多夫,先後到亞洲學會專門談亞洲政策。從雙方的表達來看,亞洲政策不會有大的變化,雙方都強調要發展與盟國的關係特別是日本的關係。
小布希上臺後兩手性可能更突出
一九九九年,蘭德公司提出方案,認為應該面對現實,可以繼續提(INGAGEMENT)“接觸”,但是在防範上面要加強。他們現在造出一個詞叫做(CONGAGEMENT),就是一方面保持交往就是“接觸”政策,如推進民主化、雙邊機制等一定會做;與此同時可能在中國的周邊地區、面向太平洋一線,包括菲律賓等東南亞國家,美國會採取相應的措施。雖然美國不會讓你感覺很不舒服,但是會對你未來可能採取的突然行動給出一種警示,約束對方不要採取過激的行動。我想這是一個趨勢。
綜合國力提升美國對外交往力度加強
吳白乙:政策具有必然的延續性,因此要想作出與上一屆不同的政策,往往很難找到堅實的依據,一般最後都認為美國在很大程度上還要繼承過去外交政策的主線。但另一方面,判斷新政府的對外政策,還要看政策背後的基本因素。
對一個現代社會和民主架構比較完善的國家,應該看三個方面:一是美國的理想和利益總是呈多元化的趨勢,各種聲音在每一次的政治角逐中都會表現得非常充分,外界的人很難拿捏哪一種起最終的主道作用。另一個是其權力是一個多重的結構,不能說誰當選了總統,其在競選中所宣示的主張在其後的四年或者八年的任期中就能夠持續發展,因為要受到各種力量的制約。第三就是外部因素、外部反應對其產生的反作用。
此次美國大選,之所以兩位候選人都沒有把對外政策當作熱門話題,也是因為外部因素的重要影響。就是說,這幾年隨著美國綜合國力的提升,美國對外交往的綜合力度加強。我自己認為在過去四年,國際上對美國的這些行動的反彈和制約,是比較弱的,所以美國人沒有感覺到自己到處行不通、困難重重。美國公眾和政治家的總體判斷,都基本同意,美國這幾年的外交政策推行得還是比較順利的,感覺良好,因此就沒有必要將一個或者幾個具體問題拿出來作為熱門話題。
美國對外干涉力度與其國力成正比
未來美國對亞太干涉的力度問題,大家都很關注。這首先與美國的國力有非常密切的關係,第二要看國際上對其產生的制約。最近一些跡象表明美國的經濟增長在減緩,如儲蓄、就業率都不是很穩定,還有待於觀察。很多經濟學家認為美國經濟結構中不健康的東西正逐漸顯露出來,這一旦形成某種趨勢的時候,會不會影響美國對外干涉的決心?這個應該作為一個衡量的重要標準,當然目前還很難說。
美國對華政策的走向
郭震遠:剛才幾位對美國的對外政策、未來的基本走向,看法都比較一致,而且在發言中,大家也都已經涉及美國的對華政策,或者說中美關係。
所以,下面我們就以美國未來對華政策的走向作為重點來加以探討。
美國國家利益和中國自身發展是決定因素
羅援:講美國的對外政策,首先還是要講其大框架。兩個候選人的選票這麼接近,反映了兩個人的政策走向更加趨於一致,雙方還相互吸納對方的一些觀點,如福利和其他國內問題。
無論誰當選,都要從其國家利益來考慮,同時服從於國際的大環境。美國現在面臨的大環境就是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再一個就是其連續一百一十四個月的經濟增長。國內的情況很好,在國外如巴爾幹半島也得手,可以說是躊躇滿志、感覺良好。在這種條件下,確實助長了其理想主義的色彩,對價值觀問題、意識形態問題、民主問題,強調的力度更大。在這種大環境下,無論誰上臺,其維持美國一超獨霸的目的是不會改變的。美國的幾個安全報告,都是在強調其領袖地位;美國的一些學者在談論的時候,也認為美國就是世界領袖。白邦瑞就說,如果你們說美國是世界員警,那麼美國就是要維持這個世界的新秩序。
最近的一些檔中,美國的這種目的都有所體現,中國的白皮書也談到這個問題。比如政治上的新干涉主義、軍事上的新炮艦主義、經濟上的新殖民主義,這是美國比較新的動向。現在美國在軍事戰略上,強調、突出的是全面優勢和絕對安全。其搞NMD也是為了這種優勢,就是不論在攻的方面還是守的方面,全面剝奪他人對美國挑戰的資格。就是因此就強調絕對的安全而不是相對的安全。對此,新總統上臺,一定會維持這種現狀。
美國現在是將中國當作潛在對手,但是已經將中國定為二○一五年的現實競爭對手。因此無論誰上臺,在這個期間就要謀子佈勢,應對未來無論是中國、俄羅斯還是其他國家的挑戰。但是現在就要將戰略佈勢搞好。未來不管是東擴也好、軍事聯盟也好,都是要遏制新的軍事挑戰力量的出現。對於一超獨霸的威脅目前有幾大勢力正在形成,美國當然希望在其未能形成之前就加以遏制。因此現在美國特別強調的就是預防性防務,其中很重要的目的就是為了遏制幾個新興國家的崛起。這是今後總的大勢。
小布希像老布希一樣對中國又打又拉
就美國的對華政策來說,還是如同鄧小平當年所講“好也好不到哪兒去,壞也壞不到哪兒去”。小布希可能在對台軍售問題上一下子有一個大的動作,嚴重損害中美關係。但是他可能會在另一方面會給中國一些補償。這種手法與老布希有相近的地方。老布希對中國也是又打又拉,但是最後賣了一百五十架F16給臺灣。(陶文釗插話:原來臺灣只想買五十架、但是美國人說,你讓我上這個生產線,最少一百五十架,不然不能上這生產線。結果臺灣只好掏錢買一百五十架。)
小布希視中國為競爭對手
要講對華關係問題、可能就是三個。第一是對華關係的定位問題;第二就是NMD和TMD的問題;第三就是臺灣問題。
小布希要變戰略夥伴關係為競爭對手。就小布希的競爭對手的提法,我認為並不代表雙方的戰略定位發生變化,就是既是對手又是夥伴、非敵非友的狀況,但是在對雙方關係的詮釋上可能會發生一些變化。我特別注意到此次大衛·杉波所講的話,他是比較早提出“競爭對手”問題的。我問他是否曾經與小布希交換過意見,他說沒有與小布希面對面交換意見,但是與小布希的顧問交換過意見。他此次也對競爭對手作了新的解釋——合作與競爭關係,既是競爭關係也是合作關係,合作中有競爭,競爭中有合作。定位到這麼一個關係,我想可能還是比較客觀的。
我在美國學習時就與他探討過,他說美國絕大多數中國問題專家認為中美之間根本就不存在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就是一種競爭對手的關係。但是他說,你們(中國)認為“競爭”是一個壞詞,但是我們認為這是從商業引出來競爭,並不是一個貶意詞。他把好壞分成六個等級,最壞的是敵人,然後是對手,第三是競爭;好的方面第一是同盟,第二是夥伴,第三是合作。上次我就說為甚麼不放在競爭與合作的中間地帶呢?他表示這個提法很好。而此次他在大會上明確講,就是競爭與合作的關係。我想最後小布希對中美關係的解釋,可能還是競爭與合作關係。在這種情況下,中美關係還是可以發展的。
小布希的NMD更有進攻性
戈爾贊同的是有限的NMD,而小布希主張的是全方位的NMD。其實只要提出這個問題,就是打破了整個世界的戰略平衡,特別是對中俄提出了挑戰。小布希提出這個問題,在外交方面更加帶有進攻性。因為他明明知道這不符合中俄的利益,但是還是強調這個問題。這可以看出,雖然小布希會把精力更多地集中到國內或者說國家利益方面,但是在NMD和TMD方面更加有進攻性。
對臺灣問題小布希更有挑釁性
克林頓提出“三不”後來加上的要經過“臺灣人民的同意”,就是將“三不”加上附加條件。小布希則可能更加強調協防臺灣問題,因此對中國來講也更帶有進攻性。
應該說,不論誰上臺,都是必須服從其國家利益和中國的發展狀況,中國如果發展壯大,美國總是有所顧忌的。
中國比較多地贊同戈爾,這表明了一種偏好。當年毛澤東也曾經表示更加喜歡共和黨,結果真正推動與中國建交的是民主黨。就是說,黨派利益會產生作用,但最終還是決定於國家利益;同時,決定於我們要把自己的事情辦好。
中國人不善於與制度打交道
袁鵬:看美國大選,還不能僅僅從他們最近幾個月的辯論來看。因為美國無論其憲法還是其全球戰略,都有一個相對穩定性,要其發生質的區別是不太可能的。
第二,中國人比較在乎哪個黨或者哪個人上臺,就是我們善於與人打交道,不太善於與制度打交道。所以我們往往擔心陳水扁上臺怎麼樣?宋楚瑜上臺怎麼樣?小布希或者戈爾上臺怎麼樣?外國專家曾經專門分析過,從毛澤東與尼克森、基辛格開始,統統是通過私人關係來打開中美關係的大門。久而久之,就形成比較關注某個人的政策,而不是從一個更加宏觀的角度看這個問題。
對華政策有區別會出現回歸或者修正
涉及對華政策,無論民主黨還是共和黨,都認為克林頓的對華政策,第一是理想化色彩太濃,第二是走得過快。所以不論誰上臺,都有一個回歸或者修正的問題。我所說的回歸是積極的,修正是消極的。如果戈爾上臺將會是回歸,就是回歸到九七年那個原點。小布希則會修正克林頓比較理想化的部分。
對於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無論美國的哪一派都比較反對。實際上大家心裏都明白,小布希無非是將過去民主黨的皇帝的新衣給捅穿了:一方面是為了競選的需要,一方面也道出了廣大的戰略家們的心聲。而這一點,恰恰是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的一個回歸,是向回拉了拉。
在處理中美關係上,區別在於戈爾更主張柔的一手,通過接觸而加以引道。小布希則認為僅靠引道不行,在求同存異的同時還要直接將分歧說出來。醜話說在前頭,不見得就不能做朋友。
將台獨從否定變成選項
在臺灣問題上,“一個中國”不會丟,“三個公報”也不會丟,但是“三不”似乎走得遠了點。回過頭來,可以發現這背棄了美國以往的戰略模糊,把臺灣獨立這條選項給阻絕了,不支持臺灣獨立。實際上將三個公報中沒有說的話,直接說出來了;而且“一個中國”的潛臺詞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也違背了過去的戰略模糊。
另外為了避免沖淡三不效應,不會加以放棄,但是會強調兩點:一個是和平解決是底線,所以他們最近一直強調和平解決是底線,而不說“一個中國”是底線。第二就是一切最終的手段,必須得到臺灣人民的同意。這一點拿出來,實際上就是對“三不”的百分之五十的否定。因為“三不”是把“台獨”的路堵死了。而強調兩點,等於把“台獨”又給拉回來了。
(賈慶國插話:這裏有兩部分,其中必須有兩岸人民的同意。我上次曾經在美國就此問題向相關權威(瑞真布希)提問,問他是不是指不僅臺灣的老百姓同意,大陸老百姓也要同意?他說他們的政策就是這樣。)
(袁征插話:在大選前三兩天,兩個競選班子同時接受《世界日報》的書面採訪,特別談到臺灣問題。小布希在給該報的答覆中說:我要清楚地告訴大陸,不能輕易地對臺灣動武,否則美國會採取一定的行動幫助臺灣自衛;但是我們要清楚地告訴臺灣,不要採取挑釁大陸的行為,否則我們會不管他們。他很明確地這樣說了。我不知這是不是對“三不”的否定。)
不是否定。美國的戰略模糊和戰略清晰實際上有兩種含義,一是積極的含義,二是消極的含義。所謂積極的,就是有利於中國的戰略清晰,所謂“三不”就是這種清晰,將台獨選項堵死了。小布希的戰略清晰是另外一個層次的戰略清晰,是有利於臺灣的戰略清晰。
李登輝的“兩國論”實際上是對“三不”的一個反叛。從臺灣來講,由於有了“三不”而著急了,出現了“兩國論”,這是比較簡單的理解。從美國國會通過“加強臺灣安全法”,是臺灣反叛和國會的反叛使“三不”在美國國內掀起了一場大的辯論。辯論的結果,認為“三不”服務於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這個大局的理想化成分多了一些,現在有可能在這個基礎上更加“冷靜”一些。
不過中國政府、美國政府從來沒有說過兩國關係是一種戰略夥伴關係。這是未來的東西。
現在的地緣因素不利於中國
吳白乙:現在的地緣因素已經不是過去七十年代那種對中國有利的地緣因素了。從地緣的角度來看,恰恰對我們來說是不太有利的。他們是力圖防止在亞洲地區出現一個能夠取代美國的潛在新興大國。
這是美國的核心利益,如果這一點成為共和黨政策的驅動力,可能在短期內對中國的遏制性接觸就會明顯一些。
美國新政府主政下的中美關係和臺灣問題
美國今後在亞太難以再搞單邊主義
陶文釗:對於美國的全球戰略等問題,我有兩點質疑:第一,新干涉主義是否就是美國今後的戰略?是否可以再像打科索沃戰爭一樣,把整個的北約都聯合起來,去打一個國家?我覺得很難,非常難。這裏有許許多多的原因,美國國內也正在對科索沃戰爭進行反思。
再有就是領道地位問題,美國是不願放棄這個地位的,但現在有一種新的提法,就是“分享的領道”。我們前些時候與凱特林基金會的對話,包括前美國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前助理國務卿海爾德桑德斯,他們說他們已經厭倦了領道地位,他們希望與中國分享這種領道地位。
一九九九年我在科索沃戰爭剛剛打完之後見美國的助理國務卿沃爾茨,他是管國際組織的。他說中國應該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希望中國起到更大作用,希望中國起到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這樣的作用,你們不要總是投棄權票。贊成就是贊成,反對就是反對,老是投棄權票算怎麼回事呢,我們想與中國在安理會實現共用的領道,但是中國不願與美國共用。
他就是希望中國與美國在國際事務中加強合作。當然這要看如何合作。
就是在實際安全戰略方面,美國以後想搞單邊主義是很難的,我覺得美國要搞單邊主義是不可能的,現在這個世界與以前的世界已經不一樣了。尤其在亞太地區,在西太平洋,美國不可能搞單邊主義。
美日、美中關係哪個更重要
有一種意見明確地認為,中美關係比美日關係重要,代表人物是布熱津斯基,其《大棋局》說得最明白:中美兩國在軍事和政治戰略上的順應,是美國亞太戰略的東方支柱。他很明白地說,中美關係比日美關係重要。當然,這並非民主黨裏面一致的意見,共和黨更加反對。對此說得最明白的是道格拉斯·波爾。他對我說這不是美國人的觀點而是波蘭人的觀點,非常輕蔑。他說美國與日本有著半個世紀的軍事同盟關係,沖繩是美國在海外的最大軍事基地,怎麼可能中美關係比日美關係更重要呢?
一九九八年十月份,約瑟夫·奈東到中國外交部國際問題研究所作報告,我問他贊同哪一種觀點?他贊同以後東亞的和平與穩定要基於中、美、日三邊良性互動的基礎上。現在這個觀點,在美國的官方和學術界的聲音越來越響,因此不是有三邊對話、第二軌道等等嗎?
我們此次與凱特林基金會的對話中,大衛·蘭普頓的話是,中、美、日三方都要感到相處得更加舒心,東亞才可以有持久的和平和安全。而且美國人普遍認為,中日關係沒有實現正常化。就是說,中國與日本的關係要達到德國與法國的關係那樣的程度,但是目前不是;
日本還沒有正式道歉,而中國人還老盯住其戰爭罪責、歷史問題。這種狀況必須結束,然後才有東亞長期持久的和平與穩定。克林頓到中國訪問九天而沒有到日本,在美國受到很多批評,都說這是那個凱爾勒伯索出的主意。
但是我並不認為克林頓真是把中美關係看得比日美關係更重要。很明顯,新防衛指標就是那個時候弄出來的,就是要強化日美軍事同盟。有一次坎伯到我們那裏去,我問他日美、中美孰輕孰重,他說你只要看我們國防報告的照片就行了。奧爾布賴特、科恩和日本的外相,三人的手按在一起。
美國的意識形態因素影響中美關係
冷戰之後,美國的意識形態因素強化。八九年之後,特別是九一年前蘇聯瓦解之後,美國人真是在盼著中國垮臺。當時美國的一個機構在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中做過調查,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專家,包括魯辛帕艾·摩克法奎爾都認為中國很快要垮臺,是很一致的。因此當時的美國就是要向中國施加壓力,讓中國如前蘇聯一樣瓦解掉。但是後來過了很多年,一看不行,現在誰也不說垮臺。
中國的必定崛起是美國兩黨共識
所以對中國的政策也是這樣,美國後來覺得中國不會垮。現在民主、共和兩黨的一個重要共識是,都認為中國的崛起不可阻止,中國發展成為一個大國不可阻止。當然有人說這是一種威脅。但大多數人不那麼認為,像約瑟夫·奈就說對付中國的最好的辦法就是把中國籠絡到國際體系當中去,使中國成為負責任的一員,而且認為這是對美國二十一世紀外交的一個最大挑戰。所以現在如果要說共識,就是民主、共和兩黨都要把中國籠絡到國際體系當中。這是主流的意見,就是通過將中國納入國際體系,通過很多的條約和規範來約束中國的活動。中國如果能夠在這個國際體系中活動,就不會對美國造成威脅。
經貿是中美關係的推動力與黏合劑
這個共識的最主要表現就是支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給予中國永久性正常貿易待遇。我多年來一直認為,未來中美關係發展的最主要的動力來源,就是經貿關係。過去的中美關係在政治方面高低起伏,變化顯著,雖然經貿關係也受到一定的影響,但是一直在持續發展。儘管中美兩國海關的統計資料不一樣,但是中國是美國的第四大貿易夥伴,美國是中國的第二大貿易夥伴,大家都承認,而且這種關係今後還會繼續加深。
我們也承認全球化,隨著全球化的加深,相互之間的依賴也在加深。一九九九年朱鎔基總理在麻省理工學院演講,說中國向美國出口的東西很多是美國公司在中國做的;而美國人說很多美國公司向中國出口的東西的元件也是中國人做的呀,比如波音飛機的垂直尾翼。十幾年來,經貿關係已經是中美關係的一個穩定器,中美關係能夠不破裂,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經貿關係,這個紐帶太強固了,真的誰也離不開誰。今後,經貿關係還會源源不斷地為中美關係提供動力。
臺灣問題美國強調“四不”
在臺灣問題上,兩國也是有很多共同的利益,而我們往往看問題多一些。兩國都不願臺灣問題破壞東亞的和平和安定。我們雖然說法與美國不一樣,但也是強調“一國兩制,和平解決”,將武力作為最後沒有辦法的辦法。
從美國的機制和法律來說,民主、共和兩黨在臺灣問題上不可能有大的變化,因為有“與臺灣關係法”在那裏,兩黨都要遵守這個法律,一九八二年對臺灣的六點承諾在那裏,兩黨都要執行這個承諾。
我這兩年去華盛頓每次都找裏查德布希,我與他認識已經差不多二十年了。他說你們老是說“三不”,而我們說是“四不”,第四個“不”就是大陸不使用武力,但是大陸總是不說這第四個“不”。
二○○○年我在華盛頓見道格拉斯·波爾,他說小布希的競選班子剛剛開過一次會,他們對民主黨在臺灣問題上的立場有點不滿,覺得民主黨有點無所作為。從九五年李登輝訪美之後,民主黨與臺灣是有點疏遠,包括克林頓後來對江澤民主席說,李登輝的“兩國論”給雙方都造成了很多麻煩,李登輝對這個話聽了當然是很不高興的。所以臺灣認為如果小布希上臺,會更好打交道,與日本人的感覺一樣。他說小布希身邊的顧問達成一個共識,就是臺灣問題對於美國國家安全來說,是僅次於中東的重大問題,因為這裏可能發生戰爭,可能影響美國的安全。他表示如果小布希上臺,他們希望更有所作為。
他沒有仔細講如何有所作為,我覺得共和黨可能會把這種戰略模糊在一定程度上清晰化。九五年之後很多觀點,比如約瑟夫·奈提出的“臺灣不搞政治挑釁,大陸不搞軍事挑釁”,還有坎尼伯的“五十年中程協定”。還有“如果大陸在臺灣沒有嚴重政治挑釁的情況下對臺灣使用武力,美國不能坐視”。
我問甚麼叫“嚴重的政治挑釁?”他說比方說臺灣宣佈獨立,或者說搞全民公決。
所以我覺得有一種可能,就是美國政府會把這個立場加以稍微的明確化。因為現在國會中無論左派還是右派,都有這種傾向,就是應該稍微明確化,不能老是這麼模糊下去。有的建議說,海峽兩岸“一中各表”,這是大陸能夠接受的。但是另外一面,就是小布希,可能把更先進的武器賣給臺灣。即一方面說大陸針對臺灣的武力不斷增強,為了保持軍事平衡而出售更先進武器給臺灣;但是同時也會更加明確地告訴臺灣,你不能輕舉妄動,不能作政治上的冒險。我覺得這兩種情況可能都會發生。(郭震遠插話:實際上,他們是想通過這種清晰化,更有效地主道台海局勢的發展變化,使兩岸長期處於和而不統的狀況,使得這種變化能夠長久符合美國的意圖和利益。)就是讓“不戰、不和、不統、不獨”這樣一種狀況繼續下去。
這個方針我覺得大概不會變,因為這對於美國來說是最好的辦法,也是最好的說法。怎麼解決是兩岸的事情,我只關心解決的方式,即必須用談判的方式而不能通過戰爭的方式,而且要兩岸人民接受。這聽起來似乎非常公正、超脫,簡直是無可指責,但它實際上是為了保持臺灣海峽的不統不獨。
我認為在美國新總統的任期之內,台海之間不會發生大事。中共十五屆五中全會開了之後,美國也很注意,就是中國提出在十年之內GNP要翻一番,表明中國還是要集中力量搞經濟建設。大家都知道,如果台海發生事情,經濟建設就是另外一碼事了。
美國當然希望維持這樣一種現狀。陳水扁一上臺的時候,美國人對他稱讚得不得了,但是臺灣島內現在的政經情勢使美國人逐漸對他表示失望。在島內政經動盪的情況下,如果在兩岸關係上走險棋,是不可能的。所以,既然三方都有維持現狀的意願,我覺得在未來四年,台海危機是不會發生的。只要不發生台海危機,中美關係的繼續改善,是有可能的。
貿易磨擦可能更多
袁鵬:美國大公司都在盯著中美就WTO等問題達成協定時所作出的承諾,由於共和黨對這些承諾的注重程度,可能比民主黨更厲害,中國有一點不符合這個承諾,都會與中國打貿易戰。即共和黨執政在貿易方面與中國可能產生的磨擦,比民主黨更多。
不必將小布希的對華政策估計得那麼嚴重
袁征:目前來看,小布希的整體政策好像比較強硬。雖然競選與上臺有別,但是我們假設如果真的小布希上臺後對華強硬,在政治和安全方面搞僵了,必然波及經濟關係。而在共和黨內部,就是說這些工商階層,我想肯定會對他加以反對並構成很大的牽制。我們要估計到其存在的一些問題和走向,同時也不能將其對華政策估計得那麼嚴重。
另外,共和黨當然是強調現實主義,強調盟友的現實關係,但是中國的戰略地位和上升的位置,只要中國不願與美國直接對著幹,那麼美國必須重視中國這個崛起的大國,而不能加以忽視。
所以小布希上臺,他可能會提升對臺灣的支持包括軍售,但也是有限度的,他要看其國內的反應,更要看中國的反應。因為美國人清楚地知道中國在臺灣問題的立場很堅定,不會作出太多的讓步。在這種情況下,他必須考慮中國的反應。
美國對台政策不會明晰化
賈慶國:在臺灣問題上,我覺得重大的調整不太可能。前一段時期的美國對台政策可能比較貼切地反映了美國在臺灣問題上的利益,就是綜合與大陸的關係和地區穩定、與臺灣的關係。
之所以出現對台政策明晰化論調,是因為很多人認為模糊化政策已經實行太久了,因此想像會否採用新的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特別是在臺灣問題出現問題的時候,他要提出一些想法。但是這種想法是不是現實?我自己分析,這是不現實的。剛才也提到這個問題,如果明晰化,不僅會得罪大陸,而且也會得罪台獨,也會得罪臺灣當局,可能會帶來更大的風險。模糊化至少雙方都不那麼得罪,解決不了問題,當然也會防範新的大的問題出現。最漂亮的話就是希望臺灣問題和平解決,而且解決的方式需要通過兩岸人民的同意和認可。
美國能否包容國力增長的中國會變成最大矛盾
八年前克林頓競選的時候抱有很多幻想,包括要把中國改成甚麼樣子。
現在克林頓沒有幻想了,小布希也沒有甚麼幻想。之所以提出要搞競爭性戰略對手這種關係,並沒有說中國是敵人,但是美國也不指望中國明天就成為其盟友。
可以說,克林頓今天實行的對華政策,與當年老布希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小布希提出的對華政策與克林頓的對華政策又沒有甚麼本質上的區別。但是中美關係出現這樣一種趨勢,就是兩國的重疊性利益越來越多。
另外,基本的分歧還是存在,而且在某些方面強化了。比如說經貿問題。
再有隨著中國國力的增加,在國際上的聲音會更強一些,要求會更多一些,那麼美國在多大程度上能包容你呢,這會變成一個最大的矛盾。
就處理問題的先後順序來說,儘管現在中美在很多問題上的認識趨同,分歧在縮小,但是中國現在正處在一個大的變革時期、社會的轉型時期,政治矛盾和社會矛盾在加劇。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政府會更加關注政治穩定的問題。美國感覺到中國在上升,所以希望儘快將中國改變成像美國那樣的社會制度,才感到安全。因此從某種意義上來講,他可能要加大對中國施壓的力度,這又會使矛盾有所加劇。
這種關係會變得越來越強化:一方面是重疊性的利益和認識越來越多,另一方面是原有的分歧會繼續存在,而且在某些方面會變得越來越激烈。
總之,由於大量的重疊利益和根本性的分歧同時存在,使中美只能游離於有限的衝突和有限的合作之間。
重新“詮釋”中美關係
羅援:我認為新政府上臺後的中美關係,應該重新“詮釋”而不是重新“定位”,位置還是清楚的,就是非敵非友、既有對抗也有合作的關係。
我們如何對待這個問題?我覺得也不應該將之看得特別重。
比如如果美國不提“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不必當成是一種多大的失落;但是我們也不必主動去提“我們不是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而是對手關係”。對中美關係我們要有一個新的解釋,正確地加以認識。
我估計最後小布希也會對“競爭對手”作出一種中國能夠接受的解釋,我覺得我們應該將這個球主動接過來,尤其是學者可以在這個方面做一些工作,承認這麼一種現實。我在美國曾經說過,我們應該在“致力於”和“建設性”上面多做一些工作。“致力於”是未來時,“建設性”就是我們要多提出一些主動性的建議,就是將“致力於建立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的內容加以進一步的充實。
當時我提出準備用新的三主義:合作、共處、互補,來代替原來的三主義:對抗、競爭、遏制,即對夥伴關係進行新的詮釋,注入新的東西,逐漸使中美關係朝著健康的方向發展。
貿易上的磨擦,是正常國家關係中同樣存在,包括西方陣營中的那些國家。
但是除了這些問題,就是如何使美國承認中國的崛起,並能和中國共處,不將中國視為一種威脅來加以遏制,對此我們要創造一個比較好的大的環境。
要重視中美幾個衝突因素
吳白乙:我想,是否應該看看這麼幾個因素。
我不是強調意識形態的衝突,但是在未來的四年八年,雙方制度性的衝突不會減少,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還會增加,包括自由貿易問題和進入WTO之後的問題。
在中美關係中,基本定位問題非常關鍵,大家對美國給中國的定位也還是有不同的,其中包括會否就對華政策進行調整。再一個,調整的主動權在美方,根本不在中方,而且我看這個態勢也改變不了。
從這幾個因素看,未來中美關係的基本走向,施壓的這一面可能會上升。
美國在臺灣問題上一直給大陸開空頭支票
再有,臺灣島內的形勢是必須考慮的因素,不能孤立地談美國會否改變政策,而且要看島內形勢的發展。前幾年的三方遊戲中,兩個大腕卻往往玩不過那個小手,小手往往把大家都拖進去。這也是中美新西蘭峰會時說出“麻煩製造者”這種言辭的原因。但是對此又沒有甚麼辦法,為甚麼?這就又回到了第一點,就是制度上的問題,就是美國人從內心、從根本上同情臺灣。著名中美和兩岸關係問題專家黃嘉樹發明了一個“奶嘴”理論——給中國大陸一個空奶瓶,然後給臺灣奶;過兩天,連這個奶瓶也拿掉了,只剩下一個空奶嘴,但是這邊又給臺灣更多的奶;再過兩天,連奶嘴也從大陸拔掉了。回顧二十年來在臺灣問題上較量的結果,就是中國大陸得到了很多空頭支票,實惠則全讓臺灣撈走了。
這當然是學者的一種觀點,但是這個需要警惕。就是我們在研究未來的中美關係戰略發展趨勢的時候,應該看到臺灣在不斷地發生變化,不斷地爭取其戰略主動性,在中美之間製造更大的縫隙。而美國在對待兩岸問題的內心深處的傾向性是很明顯的,所以小布希具有地緣的、現實主義的考慮,但是同時也會顧及內心之中的盟友。
因此我認為在美國新政府對台政策上,至少在短期內會作出嘗試。至於說能否取得預期的效果,要看各個方面的連鎖效應,包括大陸以及美國的制約因素、國際反應等等。
我們自己準備得怎麼樣,也是影響未來四年中美關係的重要因素。說到底就是中國的表現如何,如果制度上表現得不夠靈活、政治上表現得不夠成熟、戰略上表現得不夠深謀遠慮,那麼對美國的制約要小一些,那麼未來四年中美關係的前景就會黯淡一些。
美國從不支持中國統一轉向不反對中國統一
袁鵬:在大趨勢方面有一點對我們比較有利,就是美國政府由過去的不支持中國統一,現在從戰略上已經轉向不反對中國統一,我覺得這是三方近二十年鬥爭或者說互動的最重大的變化。“不反對”不代表“支持”,但是至少統一不見得就不符合美國的利益。
對美國的最好期望就是它不支持台獨,而不能指望它支持兩岸統一。因此如果從這個角度理解“三不”和中程協議的話,我們完全可以接過它的東西,作出一些戰略利益的交換,推動臺灣問題的解決。
中美很可能是在少一些幻想的前提下,以新型戰略競爭對手這樣一個對現階段的定位為起點,進行更深層次、更廣泛的合作。為甚麼有這種合作的潛力呢?因為未來五年到十年,中美之間的實力對比,不可能發生質的變化,這是中美能夠合作的一個前提。與上一個世紀美英戰略競爭關係不同,美國在崛起而英國在衰落;但是現在我們在崛起,而美國同樣還在上升。未來五年到十年雙方實力不可能發生質的變化,這就使得雙方合作有了一個最基本的前提。與美蘇戰略競爭相比,中國最大的特點是不輸出意識形態,基辛格、布熱津斯基都認識到了這一點。中國在一定程度上已經在走新中間路線,走第三條道路也是國際的一種潮流。第三就是現在的時代與前兩個競爭對手所處的時代不同,全球化時代是相互依存,誰也離不開誰,這是與過去相比最大的不同。第四就是基礎不同。中美經過二十年的磨合和鬥爭,基礎比較牢固,用奧爾布賴特的話說:雙方的關係已經到了可以承受尖銳分歧的程度。即使炸了使館,雙方的關係也還不至於完全破裂。因為雙方經過溝通、暸解與理解,已經可以承受惡性事件的磨擦。
中美可能在看到了這樣一種真實的性質的前提下,在全球化這樣一個新的時代之下,在WTO這個新的契機之下,以臺灣問題為突破點,我認為未來五年到十年兩國關係可能是一個螺旋式上升的階段,這是中美關係二十年來總的趨勢。
郭震遠:座談會結語
今天下午看來基本的估計是一致的,就是從美國的基本利益出發,從美國經過冷戰結束十年以來國際環境的變化和美國在世界上保持的唯一超級大國地位來看,美國新政府的對外政策,將保持一種延續性。
第二,在美國未來的對華政策上,大家考慮到了相對的穩定和可能進行比較明顯的調整的問題。就是說小布希的調整可能來得明顯一點、快一點。
此中,美國與中國打交道的關鍵還是美國本身的利益,即便是意識形態問題,也還是反映了美國對其自身利益的評估。從冷戰結束以來,美國講其對外政策的三個支柱:經濟、安全、價值觀,這個順序一般是不會變的。即便是民主黨,克林頓也沒有將價值觀念擺在第一位。倒是在其第二個任期,克林頓將安全擺在第一位了。大家也都講到,中美之間存在諸多的利益上的矛盾甚至衝突,這樣中美之間的摩擦在所難免,甚至隨著雙方關係的密切化,矛盾和衝突會增多。我想大家在這個問題上也都有共識的,當然估計的程度有所不同。
我認為,經過冷戰後一段時期的調整,基本上形成了冷戰後時期或者說二十一世紀中美關係的一個模式。我是用四句話:中美之間是既鬥爭又合作,既衝突又協調,鬥爭而不破裂,衝突而不對抗。我想這樣一個模式在未來四年甚至更長一段時間,都是存在的。
還有一個重要問題存在于未來中美關係之中,從現在到二○一五年,美國人說這是一個戰略機遇期,我覺得對我們也是同樣的。就是我們的現代化建設分三步走的戰略目標的第三步,成不成,關鍵在這十五年。問題是在這一點上,經過九十年代中美關係跌宕起伏的變化或者說磨合之後,雙方在各自的戰略期所謀求的並不是衝突和對抗,而是合作與協調。當然這種合作與協調本身又包含鬥爭與衝突。
大家都看到了中美之間的很多共同利益,但是還有很多重大分歧,其中最關鍵的是臺灣問題。無論小布希提出的戰略明晰化,或者由“三不”變“四不”,但是我感覺,美國在臺灣問題上,其政策目標是很清楚,就是長久保持在美國主道下臺灣海峽局勢的和而不統狀態,這最符合美國的當前利益和長遠利益、具體利益和戰略利益。
把臺灣問題處理好,中美兩國都需要努力。處理好了,未來四年儘管有些磕磕碰碰,但不會出大麻煩;處理不好,出大麻煩的可能是存在的。而出一次大麻煩,至少對中美關係影響半年。
評論員簡介:
賈慶國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敎授,中國亞太學會副會長,全國臺灣研究會理事,美國《當代中國》編委、日本《亞太國際關係研究》編委、新西蘭《政治學》編委、美國康奈爾大學博士。主要研究:中國外交、中美關係和兩岸關係;主要著作包括《未來觀的和解》和中英文學術論文四十餘篇。
陶文釗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浙江紹興人,杭州大學畢業,長期從事中美關係研究,著有《中美關係史一九一一——一九五○》、《中美關係史一九四九——一九七二》等。
羅援中國軍事科學院戰略研究部第二研究室主任、大校,正師職研究員。曾經在野戰部隊任戰士、副連長、作訓參謀。在石家莊高級陸軍學院、國防大學深造。曾任駐丹麥副武官,在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任高級訪問學者。參加撰寫《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戰史》、《國際戰略論》等著作。
吳白乙現任中國國際戰略研究基金會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員。曾在北京和美國艾奧瓦州立大學政治學系讀書,獲國際關係學碩士。主要研究領域:國際政治、地區安全、國際經濟與文化比較研究。著有《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史錄》,發表大量專題評論。
袁征中國社科院美國所助理研究員,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畢業,主要研究美國政治及中美關係。發表有關美國問題文章多篇。曾在南京大學——霍普金斯大學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學習,作為訪問學者在斯坦福大學進修一年。
袁鵬中國國際關係研究所美洲研究室副研究員,東北師大美國研究所博士畢業,研究領域為美國外交、中美關係、美台關係。一九九九年曾赴美國大西洋理事會從事中美關係研究。
郭震遠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北京師範大學環境科學研究所碩士。自一九八五年至一九九九年在國務院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從事大國關係、亞太安全、臺灣問題研究。一九九九年調任現職,亦兼任中國評論社務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