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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 >> 文章内容
美國新政府對外政策趨向與中美關係發展
黃嘉樹:開場白
原來這個會設想的討論主題是關於小布希政府上臺之後,美國政府在中美關係特別是在臺灣問題上的動向。在此次會議的籌備過程中,發生了中美軍機相撞的事件,我們是否以此為切入點,談談大家對撞機事件的看法,比如從事件觀察美國全球戰略態勢的變化和小布希政府對華政策變化的趨勢等等。
希望大家暢所欲言,相互提供腦力激蕩。
如何看待此次軍機相撞事件
撞機事件是偶然中的必然
王仲春:
對於小布希的對華戰略、政策,乃至一些軍事戰略的新動向,我可以談一些個人看法。
撞機事件有其偶然性,但是也有必然性。一九九七年以來,美國加大了對中國的軍事監控和軍事情報搜集、偵察的力度,每年在中國邊境擦邊的偵察活動數目非常大。另外他們的飛機由於拍攝角度很高,即使不在十二海浬領海範圍內,對中國東南沿海的航空照片拍攝得很清楚。由於美國偵察機經常活動,因此中國海軍航空兵的戰機進行監視、跟蹤是很自然的。所以此次險情也是必然寓於偶然之中。
對此次事件的處理,我認為中國政府還是得了分的,事情的理也的確不在美國一邊。無論是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上,還是站在一個比較客觀的立場上,理都在中國人這一邊,美國人的強辭奪理也是站不住腳的。因為撞機的地方是在海南島東南一百四十多公里的地方,還是在中國的專屬經濟區內的上空。美國軍機在此地不是一次、而是多次地進行偵察活動,軍機等於是在人家家門口臺階外邊一點相撞,而且是美機先轉彎。
中國處理手法較以往成熟
中國政府對此還是有極大的克制的,在這個問題上表現出既要維護國家尊嚴,又要在這個問題上分出是非,另外還從穩定中美關係這個大局著眼,表現了極大的忍耐和克制。就處理此次事件來看,比起九九年中國大使館被炸事件的處理,表現得更加成熟。
我感覺這個坎能過去,中美雙方能夠在某種程度上相互都有所妥協。中國也有底線,因為總是要有一個交代,美方還是必須作出道歉的姿態的。否則,出了這種問題而連這一點要求都爭取不到,政府就難以向軍隊和老百姓交代。
潛在影響可能超過駐南使館被炸
此次雖然沒有像炸大使館事件所激起的民眾情緒那麼大,但是此事造成的影響,很可能比那次還深遠,對今後五年到十年,可能有一種潛在的負面影響。
事件正好發生在這麼一個當口,一個是小布希新政府上臺,第二是中國政府強調在今後五年到十年可能是在臺灣問題上有所作為的一個關鍵時期。這顯示台海形勢的發展存在一種危機。
美國對中國偵察有三次高峰期
其實美國對中國的偵察有很長的歷史。歷史上有過三次高峰:第一次是從五二年到五六年,大約有幾百架次,主要是在上海以東的上空,包括華東地區、山東半島和遼東半島上空。期間大多數是前往驅逐,也有小型空戰,我們一共擊落了五架飛機,擊傷若干架,其中五架都是被米格十五打下來的。當時米格十五沒有雷達,都是在目視距離擊落的,而且距離很近。據說有一次擊落的戰鬥機是在一、二百米的距離,最近的時候只有三十幾米,美機爆炸的碎片都打到我們的飛機上了。
第二次高峰是在越南戰爭升級以後,從六四年到六八年。這期間美國偵察機大部分是在中國的廣東、廣西、海南上空活動,中間偶然有U2飛機一直深入到蘭州、青海上空。我們一共打下五架U2,都是由國民黨軍人駕駛的,這不屬於外國飛機,但是外國飛機這一段時間對中國的偵察也是高峰期。這個期間一共擊落三十二架飛機,其中二十架是無人駕駛的,有的是用地空道彈打下來的。
第三次高峰就是從一九九七年之後,也有人認為是九八年以後,美國明顯加強了對中國的軍事偵察、監控和軍事情報搜集,主要是在中國的東南沿海地區。美機頻繁地在中國的專屬經濟區上空出現,但是拍攝、偵察的範圍覆蓋了江西、福建。這表明,他們偵察的力度,一是很頻繁,二是力度很大。
中國政府顧全大局
金燦榮:
中國政府處理此次事件,總體上做到了有理有利有節。從結果來看,還是以國家經濟發展為中心,顧全大局。
從整個過程看,其實中國領道人受到的國內制約越來越大,這個特點是很明顯的,而這一點在外交上,應該讓外界知道。美國人經常以民意來打外交牌,白臉紅臉唱得很好,總是以國內的政治制約為理由,來壓服對方讓步。
中國改革開放二十年,中國社會逐漸多元化,利益分化比以前、乃至比我們想像得都要大。這樣一來,國內的決策環境比以前困難。因此在未來的對外交往中,我們有理由讓外界知道中國領道人的決策受到國內因素的制約越來越大。美國利用這種方法獲得了一種同情式的理解,其實對中國領道人,外界也需要一種同情式的理解,這樣才便於解決問題。
有意設計的意外會經常出現這是大國交往的特殊形式
此次軍機相撞提醒我們,在冷戰時期,美蘇之間這種情況是比較多的,這可以說是大國交往的一種特殊形式。隨著中國的崛起,外界以這樣的方式來試探中國,在數量上是會增加的。
由於核武器的出現,通過熱戰的形式來實現政治目的已經不可想像,但是大國之間又有競爭,因此在大國交往之中會出現有意設計的偶然事件,對此我們應該有所認識。隨著中國崛起,人家真正將中國當成對手之後,這種有意設計的誤撞船隻、誤撞飛機,然後再加以有限的道歉。這種形式我覺得會經常出現。
長遠來講,就是對我們的綜合國力提出更高的要求,近期則對我們的危機管理機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對中國軍隊的裝備、訓練、管理、指揮協調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美國特殊利益集團主宰外交決策損害外交物件國利益
這個事件客觀來說,美國的責任更大。其後事件形成僵局,原因也在於美國方面的傲慢態度,因為中國政府在最初的克制沒有得到美國方面的理解和尊重。
美國的傲慢態度我覺得反映了冷戰後美國在外交方面的兩個大的問題。其一是美國的外交決策者出於在國內政治比如撈選票的考慮,普遍過於討好、迎合美國國內的利益集團;而對外交的物件國的合理要求與合法利益,不予尊重,這是普遍存在的一個情況。事實上他們一開始的傲慢態度,很大程度上是從討好國內利益集團的角度來考慮問題的,並不是從解決問題的角度來考慮問題的。
外交政策與國內政策不同,畢竟涉及到外界的利益,外交政策有效與否,還是與外交物件國有關聯。那種忽視對象國利益的做法既損害外界的利益,最後也會損害美國的利益。這是冷戰後美國外交出現的很大的問題,而且現在也看不到改進的勢頭。
事實上,美國行政當局的表態,有一部分原因是國內輿論的壓力,要求儘快解決問題。
美國滋生傲慢心態卻不能反省
另外一個外交方面的問題是,由於一超獨大,在國際社會沒有強有力的制約,因此滋生出一種普遍存在的傲慢心態。這種心態事實上已經影響到他們的日常行為,包括其決策者和軍人,因此就發生了前年美國飛機撞爛義大利纜車事件,今年又發生潛艇撞沉日本愛媛號事件和不打招呼進入日本佐世堡港的事件。對國際條約的尊重也下降了,公然表示不執行京都防止全球變暖協議有關美國應該承擔的義務。很多美國駐外士兵也比較散漫,經常侵害當地民眾的利益,比如在日本侵害女學生。而且,美國人對此沒有自我反省,最典型的就是駐沖繩司令官在美軍的行為已經引起當地居民不滿之後,竟然在電子郵件裏面稱這些人是傻瓜。
傲慢心態是上述一系列事件出現的心理背景。對這樣一種心態如果不加以糾正,最後產生的結果也是傷害其他國家的利益,美國也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撞機事件顯示領道人處理突發性危機的水準
丁建國:對撞機事件我談幾點。第一是此次撞機是意外事件,中國對此處理得很客觀、很理智、很冷靜。有人喜歡將EP-3偵察機和殲8-11飛機比喻為大貨車和小轎車,但是無論美國飛機如何大,在空中也沒有膽量有意地與其他戰鬥機撞一下試試,因為後果是不可估量的。因此也不能說美機有意撞我們的飛機。中國在事件發生之後,對事件的定性還是很准的。
第二,中國領道人處理危機事件的能力得到證明。事件發生之後,不少人表示,為甚麼美國人那麼囂張,一會兒要反對中國進入WTO,一會兒要反對中國申辦奧運,一會兒說再不放人則中美關係將會受到不可挽回的影響,一會兒又以美台軍售威脅,給人的感覺是美國打了一張又一張牌,向中國施壓。換一個角度看,就可以發現中國政府處理這個問題是很從容的,底氣很足,因為中國在這個事件當中占了理,責任主要在美方。另外中國一直沒有說要脅的詞句,比如說美國如果不道歉,中國就會如何如何,沒有這麼說。這顯示中國在處理此次事件中充滿自信,底氣很足。
撞機顯示虎狼就在門前
我認為軍機相撞,可以說是壞事,但是這當中又具有積極的一面。一是讓國人實實在在地看到,威脅並非只是戰略專家們整天談論的事情,而是讓人們實實在在地感受到了。過去空軍對外來不明飛行器執行跟蹤任務是太多了,但是普通百姓並不清楚。此次軍機這麼一撞,老百姓可以認識到,虎狼已經到了我們的家門口,可以說給全國人民上了生動的一課。
二是對部隊來講,就應付空中突發的險情方面,在客觀上也是給我們敲了一個警鐘。此次撞機事件,看來王偉的應急反應能力還是比較強的,但是在執行任務的時候,也沒有預料到會出現這種危急的情況。這樣,對中國的海軍、空軍飛行員,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三是王偉失蹤十幾天還是沒有找到,說明我們在裝備發展上有欠缺。我認為解決這種飛行員定位的問題,絕對不可能像發展道彈、原子彈、氫彈的投資那麼多。只是過往沒有遇到這種情形,所以在發展武器裝備的過程中,對這些輔助裝備考慮的現實性不是很強。此次事件之後,我相信對此類裝備,馬上會加以解決。
外來飛行不能妨礙經濟專屬區所有國的安全
牛軍:如果防空識別區合法的話,我認為簡單地說,就是在經濟專屬區的飛行必須是無害的。這需要照顧幾個利益,一是自己的自由飛行權不能妨礙別人的自由飛越權;二是對專屬區所有國的有關法律必須遵守;三是不能妨礙專屬區所有國的安全。
所謂防空識別區的設立,就是針對第三項的,即不能危害所有國的安全。如果是軍用飛機不打招呼,或者打了招呼進行偵察,就對此有衝突。很多國家都是按照基本的要求來設定的,我們國家也是,裏面也包括海洋權益、安全等因素,只是沒有進一步具體化,搞一個區域限制進入。
“美國至上”在小布希上臺後表現明顯
從研究的角度來看,美國的決策過程比較複雜,是經過一段混亂之後走上正軌,走上正軌之後,兩國的交往就容易了。但是在其混亂的時候,誰也沒辦法。小布希政府剛剛上臺就遇到美國國內這樣一種氣氛,而這種氣氛又被單邊主義或者說冷戰思維強化了,表現為傲慢和美國人至上。這種特徵在小布希上臺之後表現得特別明顯,在許多問題上如NMD和京都協議就是美國至上。此次歐洲國家不願表態與京都協議問題有很大關係,小布希政府得罪人比較多但是看來還是要幹下去。
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想像離奇
事發的第一天,我通過網上觀察,感覺美國國內就是比較狂躁。冷戰結束十幾年、前蘇聯解體十幾年,但是非要將俄羅斯當作敵人,中國排名第二,將來是否將中國排在第一,此事將會有很大影響。從發展的角度看,中國未來可能成為第一威脅,可能是小布希剛剛上臺,因此將俄羅斯放在前面。但是最重要的在於這種氣氛。那個很有名的大衛香波(音),竟然認為美國政府的表態是完全合情合理的,想像那架飛機是美國領土,如果中國軍人強行登機,美國士兵有武器自衛,就會發生流血衝突,就會釀成重大事件。我在中國根本沒有聽到這樣的想像,也沒有人認為事情會發展到這個程度,不知道他為甚麼像編故事一樣地加以推理。這只有兩種可能:一個就是他想當官,要按照政府需求表態;還有一個就是昏了頭。美國傳統基金會的一個專家認為,如果七十二小時中國不放人,美國就肯定會召回大使,意思就是不用通過外交途徑了。甚至認為用軍事手段三分鐘就可以將人救出來。
這些我們認識的“中國問題專家”,研究中國也有二十年的資歷了,都會有這種講故事似的感覺。我揣測這些美國人是不是瘋了,至少在這兩天是瘋了。
決策轉變的背後因素尚不明朗
小布希外交班子在理念和行政經驗上,都與克林頓那套班子不同,所以中美早晚是要較量一次的。此次先混亂,然後趨向通過外交途徑解決問題,但是傾向于通過外交途徑解決問題的後面,到底是甚麼因素在起作用,目前還不清楚,這還是很值得研究的。
從過程看,一個是美國政府堅決否認機員是人質,並列舉了詳細的理由。第二,鮑威爾始終講外交接觸是有成果的,只是不如他想像得那麼快,這等於美國政府也是在做國內的工作。第三是將有關情報透露給媒體,來降低美國公眾對要回飛機的那種迫切願望。比如一是說飛機上的東西被毀了,二是利用衛星照片散佈觀點,說儀器已經被拆掉了。就是說,這架偵察機要不要、是否著急要,意義已經不大了,關鍵在於那二十四個機員。而美國公眾比較關注的也是機員。三是不斷提供美國機員在中國受到良好待遇的資訊,減低美國政府在決策上的壓力。
從飛機是美國領土、人機都要立即歸還,到主要針對機員,美國的要求是逐漸降低的。從決策過程看,事情到現在還沒有完,且未來可能會成為一種模式。這表明至少在一段時間內,美國還不想將與中國的關係搞得太僵。我相信,就像過去李登輝訪美、台海危機一樣,會慢慢透露出是甚麼原因造成美國政府在四月三號和四號發生這麼大的變化,以及變化之後其機制如何協調的。
跡象表明,此事後來是切尼在操盤,小布希是否能夠控制決策大概都有問題。其決策班子中,目前說不清楚誰聽誰的。事件後段包括對國內政治運作都顯得比頭兩天老練得多,我感覺是切尼在操盤。
事件將中美向對抗的方向推動了一大步
說向對抗的方向推動了一大步,並非說將來一定會對抗起來,兩國未必就成為敵對國家。但是,如果我們不想、或者至少一段時間不想成為敵對國家,就要看到一個局勢,即中美兩國在安全領域的矛盾會越來越尖銳,但是這些矛盾不太可能會外溢到經貿領域或者其他政治對話的領域。
之所以特別提出安全領域的矛盾,是因為其中牽涉的臺灣問題,在美國看來已經是涉及到安全戰略的問題。消極的辦法是,中國需要加快國防建設、強化軍事力量;積極的辦法是,從美國此次的決策過程看,我們如果想在安全領域控制住局勢,應該說還是有與美國一起找到控制局勢的辦法的空間。如果想穩定中美關係,那麼對過去的措施還需要新的發展和補充以求更加豐富。比如說,美國飛機在中國沿海偵察飛行,能否找到一種管理辦法?美國現在不是想滲透到一百海浬以內、想將航拍搞得更加清楚嗎?那麼中國就用戰機以攔截、跟蹤的方式將其推到二百海浬之外。就是說你在再外邊一些飛行就算了,不要靠得太近,這就是一個妥協的辦法。
對自己總結經驗要不留情面
雖然基本上都認為中國此次處理撞機事件有理有利有節,但是從總結經驗的角度來說,我們對自己應該不留情面。如果太講情面、太注重正面,則難以總結對今後具有啟示性的經驗。
比如美機花了二十多分鐘落到中國的軍用機場,中國有甚麼措施?落下來之後又有甚麼措施?
其實講我們取得了多少勝利,這是宣傳敎育,但是如果我們真正要維護國家安全,就應該想想我們有多少問題,包括飛行員的搶救、救援的水準問題。這種事情未來可能會越來越多,那麼我們在危機管理上就應該越來越成熟、越來越老練,不要總是在事後有很多遺憾,不要讓人感到很玄且擔心可能搞出甚麼大事來。我們的國家這麼大,實力也已經這麼大,還怕別人批評自己兩句?還怕自己批評自己兩句?
實事求是對待撞機事件
蘇格:我從外交層面談幾個問題。第一,此次中國處理問題是比較成熟的,全局把握得比較好。第二,美機操縱失誤道致撞機。第三,撞機之後飛入中國領空,最後降落到中國的軍用機場,侵犯了中國的領土領空,或者說是侵犯中國主權。
從這三層來看,第一其偵察行動是對中國安全利益的一種威脅,或者說是一種挑釁。第二是撞機之後,人機都留在中國,我們將如何處理?其中這些機員的職責不同,還有婦女。這些都成為中國形成決策的重要考量因素。第三我們實事求是地表明,開始的時候美機是在距離中國海岸線一百零四公里的地方,但是在撞機之後,美機沒有打招呼就侵入了中國的領空和領土。
不能因撞機改變以經濟發展為中心的國策
從未來的角度講,我們必須注意如何妥善處理經濟建設和國家安全的問題,這是相輔相成的。
我們不能因為一件事情就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既定政策、對美的一整套方針政策,加以全面的改變,不要因為這一件事情就亂了我們自己的方針,所以還是要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江澤民主席在美國新政府上臺前後曾表示過,還是需要站得高看得遠,中美兩國如果能夠保持健康穩定的關係的話,對兩國、亞太乃至世界都是有益的。如果這兩個國家進入了冷戰時期,世界的前景將不容樂觀。
重新界定未來中美安全關係
從此事的處理過程來看,恐怕兩國高層保持密切的熱線接觸是很有必要的。還有危機處理的機制需要建立。
第三就是學者和智囊團還要認真研究,取得共識,求同存異,界定未來中美之間的安全關係是甚麼樣的關係。這樣,具體的外交磋商就涉及美國飛機有甚麼必要在中國沿海如此頻繁地偵察。既然口口聲聲不將中國當作敵人,那麼這種近距離偵察行動難道是友好的行動嗎?
對台軍售的發展趨勢預測
美國最後還是要在乎中國的態度
黃嘉樹:後面幾個問題,大家就可以更加扼要地談。經過對撞機事件的切入與分析,實際上已經探討到小布希政府上臺之後包括冷戰之後,美國政府對外政策的演變趨勢。特別是小布希上臺之後,更是擺出一副四面出擊的強硬姿態。
此次撞機事件,反映美國在臺灣問題上還會進一步強硬化,增強不友好的態度是一個基本的面向。
另外一方面,反映美國到最後還是要在乎中國的態度,還是不能真正做到為所欲為。撞機之後在對台軍售方面,未來會如何發展,請大家也進行一個預測與分析。
美台在軍售問題上玩心理戰
牛軍:從去年就開始炒有關臺灣能否購買可以搭載宙斯盾系統的勃克級驅逐艦,焦點集中在這個問題上。現在之所以關注,好像宙斯盾系統已經成為一種象徵。在我看來,美國和臺灣都是將這個問題炒作到象徵性很強,或者是將一些人的關注吊在這種軍艦上,然後不賣這種軍艦但是賣了別的,這樣大家都可以接受了。現在的研討會一談軍售問題,就集中在今年會不會賣勃克級驅逐艦上。
宙斯盾系統是海上TMD的一個很重要的組成部分,如果賣給臺灣則問題很嚴重。其實這不僅僅是一個反道武器系統問題,照我看,美國一開始就沒想賣、臺灣也沒想買這個系統,只不過將這個問題炒到一個價位上,高開低走,讓你在心理上能夠承受其他幾種武器的出售,包括反潛機、紀德級驅逐艦,其實紀德級在反潛和防空方面都很厲害。現在造成的氣氛是,只要宙斯盾不賣,甚麼都可以接受,造成了這麼一種心理暗示。這其實是在軍售問題上玩的一種類似心理戰的把戲。
美對台軍售升級是多種因素造成的
我們面對的形勢有兩個要點:第一,美國在考慮臺灣問題時增加的安全因素越來越多,就是在維持亞太安全和保障其安全戰略能夠實施方面所考慮的問題越來越多。過去,美國考慮臺灣能夠自衛就可以,但是現在考慮安全因素的趨勢越來越明顯。甚至可以說,這個趨勢已經形成了,只不過沒有公開昭告而已。在這種趨勢下,美國向臺灣出售宙斯盾系統是早晚的事,如果中美在安全領域的關係就這麼發展下去的話,如果真想幹事,就要早點準備怎麼對付。就是說,我們的民眾心理和政策研究人士的心理,都要有一定的承受力,不要在一種很亢奮的情況下思考問題。要想得長遠一些,不是只考慮今年一年的問題。
第二,就目前小布希政府的組成情況看,軍售問題也會變得很嚴重。一個是軍方和國會裏面的保守勢力,在政策、路線上是比較一致的,加上軍工企業。宙斯盾的利潤太高了,軍工企業在其中的利益太大了。造艦的成本是四億美元,而銷售價格為十一億美元。也許是因為臺灣急著要,所以美方開價就高,而且臺灣都是現匯,不像其他國家先向美國借錢然後才買。九五年克林頓政府已經制定了政策,就是推動美國的軍工企業在全世界的銷售。促進貿易是美國的重大國策,其中軍火貿易是重大專案。美國政府要求美國國務院、商務部、國防部都要推銷軍火。其實我們自己的雜誌特別是軍事雜誌,也在為他做廣告。這個趨勢不可阻擋,一個是戰略上的考慮,一個是本屆政府的狀態傾向於此。
因此,我們對於對台軍售問題要有一個統籌的考慮,不要一次炒一樣。一次炒一個武器實際上是給自己找麻煩,因為中國說不能賣宙斯盾給臺灣,但是如果美國真的賣了,中國目前也沒有甚麼辦法,這樣還會道致老百姓的不滿。
如何讓臺灣在美國的亞太戰略中邊緣化
我們的政策應該有一個比較明確的思路,就是要讓臺灣在美國的亞太安全戰略中邊緣化。
現在人家說,亞太地區只有兩個熱點,一個是朝鮮半島,一個是臺灣海峽。你已經成為亞太安全的核心問題了,你怎麼解決?這就無法解決,售武問題也是無法解決。
對於臺灣軍售,確實應該放在一個大的視野裏面看,甚至對於處理臺灣問題,我們應該將之放在整個周邊環境的角度看,我說將臺灣問題邊緣化,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我們與周邊國家的關係,我們自身的形象是甚麼?以為與美國的問題解決了,其他的問題就都好辦?其實現在已經不是這麼回事了。為甚麼?其實我們掐指一算周邊人口過億的國家有多少個?五個——印度、巴基斯坦、日本、印尼、俄羅斯。有核武器的國家有幾個?就是說,我們與這些國家之間的問題,都不是與美國的問題解決了就等於其他都解決了的問題。而且這些國家沒有一個不將中國看作有可能對他們構成威脅的國家,至少認為中國是會給他們帶來問題的國家。
就是說,如果想將臺灣問題邊緣化,中國有一個在這個地區改變自己的形象的問題。整體形象改變了,人家降低了在安全問題上對你的擔心,才會同時降低他們對美國的需求,美國在這個地區的力量才會被他們自己推出去。這樣,臺灣問題在美國的安全戰略中就邊緣化了。
應該說,這就需要有一些軟性的東西,去阻止美國對台軍售這種趨勢的發展。
中國需要在戰略問題決策上進行反思
王仲春:我感覺每當遇到大的事件特別是進行戰略決策,從來沒有去研究決策中是不是還有可斟酌的地方。在外交方面有時還有探討,從軍事戰略來講,有小的圈子認為,從內戰之後一直到現在,沒有失誤過。所謂的失誤都是在戰役、戰術層次上。
建國之後中國有多次作戰行動,都是在底下的一些層面上研究,而沒有在戰略層次上研究其中的失誤,只講正確,包括出兵朝鮮、自衛反擊戰等等。對於很多問題包括事件的處理,都是這樣的。
九六年我在美國認識了幾個美國搞演習和模擬的人,也看了他們不少的作戰假想敵,包括今年一月的太空戰,其中有些可以感覺出是代表臺灣和中國大陸的力量,全是美軍失敗。就是說,美軍是在不斷地尋找自己的漏洞、不斷地研究你這個潛在的對手。所以,我同意牛敎授的話,我們在戰略決策、大思路方面,是應該考慮。
讓臺灣問題邊緣化不能一廂情願
讓臺灣問題在美國的安全戰略包括亞太安全戰略中邊緣化,我覺得這個很困難。第一,美國不是將臺灣做成一個目的,而是一個棋子,還在不停地用它。大陸的發展沒有按照美國預想的模式去發展,而且力量還在逐步強大、崛起。就是說,沿著這個路子發展,不符合美國的利益,因此要抓住臺灣。
第二,我們的一些周邊國家,無論外交上搞得多熱,其深層次的戰略思考和理論是將中國當作一個潛在的威脅,這種威脅是很深層次的,在文化上就是如此認定。這種深層心態浮到政策層面來,就是拉住一個遠處的大國,來平衡中國的力量,這種平衡是其最佳的戰略選擇。
因為中國的塊頭太大,中國與亞洲這些小國的地緣格局與歐洲的地緣格局不一樣,而且中國文化的影響力幾千年來這麼大,華人在各地也有一定的比例和影響。這種深層次的東西,就是認為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存在,是平衡中國的力量,是鄰近中國的這些小國獲得安全的最佳選擇,這種深層的東西不太好改變。中國無論再說要樹立一個甚麼樣的形象,再講中國不會對外擴張、不會對其他國家構成威脅,好像這只能在外交層面上,解決不了周邊國家的深層顧慮。
因此,我認為要想讓臺灣問題邊緣化很難,但是這是一個思路。
臺灣作為遏制中國的牌使用力度加大
下面談軍售。宙斯盾這個東西今年不賣,但是遲早會賣,因為美國將臺灣做成棋子。實際上,今年即使賣,也要到二○○八年或二○一○年才能交貨、成形。而年年吊著中國的胃口,還是符合美國利益的。
實際上,美國此次出售的紀德級驅逐艦的噸位比中國買的現代級還大。還有魚叉道彈等等,反正是不斷提升臺灣的軍力。
臺灣作為美國在亞太戰略中遏制中國的一張牌,用得是越來越明顯,用得力度是越來越大。美國新政府的軍事戰略,在邏輯上可能有些不太通,但實際上有些東西還是延續了克林頓政府的。
美國戰略轉變亞太成為重點
我認為美國的戰略調整從克林頓時期已經開始了,就是始於九七年,至今應該還是處於調整之中。而且這種調整有兩個指向非常明確:第一是美國明顯加大了在亞太的軍事部署;第二是這種指向將中國作為更為主要的潛在對手來看待。
美國從其國家利益出發,越來越將中國看成其潛在的對手。當然有人說美國在文化、政治、經濟等幾大塊的千絲萬縷的聯繫與利益還是在歐洲,但我想,中國的軍事戰略有時與我們經濟發展的重心不在一起。改革開放的時候,中國的軍事戰略重心在三北地區,而東南沿海是中國經濟發展、改革開放的重點。而五十年代,東南沿海是中國的軍事戰略重點,很多大專案都在北邊。
因此我覺得,對美國軍事上針對我們的關注,我們應該看重一點。美日韓軍事合作的全面強化特別是美日軍事同盟,在關島部署空射的巡航道彈,飛機從那裏兩個小時就到中國大陸。另外美國正在關島興建潛艇基地,這些都值得我們高度關注。
美國對華政策趨於強硬軍事戰略的指向也比較明顯
美國現在正在搞防務評估,這個報告就是其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提出來的,他是共和黨的保守派。他加上切尼、賴斯是權力核心,這三個人很多次將站在前臺的國務卿鮑威爾整得說話不算數。
在防務報告後面還有一個人,就是那個安朱馬詩,此人已經七十九歲,從尼克森時代的一九七二年進入五角大樓搞防務評估和新軍事革命,據說他對此次防務報告還是參與其中,他們都是贊同對華採取強硬政策的。從組織路線、用人以及行為動向,可以判斷美國的對外政策要趨於強硬,對華政策作為其對外政策的一部分也會趨於強硬。
現在明顯可以看出,對伊拉克強硬了,動用了武力;對巴以局勢,則擺脫原來貌似公正的立場,偏袒以色列;克林頓曾經想訪問北朝鮮,現在則停了下來;還有TMD、NMD、京都議定書等等很多事情,都顯示其強硬趨勢。可以說,美國對華政策明顯趨於強硬,軍事戰略指向也比較明顯。
二○○一年國防報告,國防部長諮詢還是科恩簽的字,還是上一屆政府的,但是其中將中國放在第一位,俄羅斯排在後面。
中國軍力要使美國感到部分介入台海會得不償失
如果中美之間有一些軍事較量的話,可能臺灣問題是中國難以妥協、因此也比較危險的地方,但是誰都不願這個地方出事。
但是形勢發展不容樂觀。以我的觀點,還是要扎扎實實地作好對台軍事鬥爭準備。我們的軍事鬥爭準備包括國防現代化不是要與美國較量,不是要與美國分出高低,如果那樣,我們非被拖垮不可。我們是儘量使我們的軍力,在臺灣一旦發難時所能夠達致的控制能力,使美國感到在這個地方的部分介入,所付出的代價將得不償失。如果能夠達到這種目標,也可以說是一種選擇。
美國新政府所為會否動搖中美戰略關係的基本框架
黃嘉樹:剛才王敎授所講,實際上已經涉及我們將要討論的第三個問題,就是中美兩國的戰略框架和戰略關係。我們想,小布希上臺之後有所謂戰略清晰化的說法,包括在對台的問題上,有無可能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上倒退?或者在“三不”的問題上有些甚麼新的動向,由此動搖中美兩國戰略關係的基本框架?有無這種可能性,請專家接下來繼續分析。
美國追求絕對安全,中國不要過早被鎖定為敵人
蘇格:談中美關係,還是本著先謀局、後謀略的思路,爭取做前瞻性的綜合分析。
先談冷戰後的國際格局特點和美國戰略。
第一,此次美國政府更替,與克林頓上臺時的局勢不同,當時冷戰剛剛結束,世界格局發生了滄海桑田般的巨大變化。而此次從宏觀的角度看,格局沒有根本的改變,而美國對外政策的調整,是與外部的變化密切相關的。這樣一個思路的基點就是,當我們面對比較順利的情況時,要看到、顧忌到前進路上的掣肘因素,把困難估計得足一些。在遇到美國保守勢力上升、對中國安全的威脅增大的情況時,我們更要審時度勢,把握全局。因為對國際總體形勢的審視,直接關係到國內的建設。
雖然美國外交的三大支柱以及防務三原則很多都沒有變,但是我們要警惕的是,美國一些決策者追求絕對安全的冷戰心態,使得他們可能無限擴大自己的所謂防衛範圍,同時四處捕捉敵人。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要防止被過早鎖定為敵人。
亞太戰略和對華政策
美國的亞太戰略和對華政策也有幾個“三”。其中從戰略重點的角度看一個“三”,就是歐洲、亞洲、中東,這是美國國家安全戰略明確指出的。不管你是否喜歡美國,它畢竟是西方具有比較完善的法制的社會,他們制定的政策並非僅僅管一任,民主黨和共和黨實行政黨輪替的時候,其政策並非要翻一個燒餅,完全改變。
其亞太戰略的三個層次,第一就是軍事聯盟,包括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泰國、菲律賓,是要繼續發展和進行的。第二是多邊關係,與東盟和東盟地區論壇,其安全對話和安全關係一定會延續。第三就是雙邊關係,其中我覺得美日的安全關係值得我們高度警惕。
談到對華政策,也有幾個方面。任何候選人入主白宮之後,總是會拿出一套政策,並可以表現與前任有哪些不同。我覺得美國一方面不甘心中國的強大,但是又沒有辦法阻止中國的崛起。一方面想遏制中國強大,但是另一方面又不願失去中國這個大市場,因此要在安全利益和經濟利益方面尋找平衡。
美國對台政策不可能改變的“一、二、三”
在臺灣問題上,美國也不甘心中國的立即統一和早日統一,但是又不願將自己拴在台獨的戰車上。因此美國在兩岸問題上是小心翼翼地腳踩兩隻船,繼續推行所謂的雙軌政策。這樣,就可以將美國對華的兩手政策加以概括了。
我個人認為這裏的“一、二、三”還是不會變的。“一”就是“一中”的政策,美國怎麼都不會變,起碼近期可以這麼講。“二”就是美國的兩軌政策也不會變,不會放棄與臺灣經貿、文化和非官方的關係,但是也難以將之提到官方的關係,讓美國放棄臺灣這張牌,那是不現實的。“三”就是維持“三不”不變,儘管美國新政府不講“三不”,但是在行動上不能推出類似支持臺灣加入聯合國的舉措。另外一個“小三”就是維持臺灣海峽的“不獨不統不戰”的局面。
這樣就引出一個大的思考,就是不論美國政府如何變化,但是我們要穩坐釣魚船,堅持“如果沒有外敵侵略、如果沒有發生大的世界大戰、如果沒有發生臺灣獨立”,我們一切決策都要圍繞首要的國家利益,那就是經濟建設。
警惕美國將“一中”虛化
雖然說美國的全球戰略和對華政策都有相當程度的延續性,但是我們必須未雨綢繆,特別要警惕美國對華政策中負面因素有可能上升的情況。
展望未來,我認為有四個方面應該注意。第一是要以戰略的高度和全局的視野審視中美關係,無論雙邊關係朝著正反哪一個方向發展,其意義都是具有戰略性的。在經濟全球化之下,經濟關係更可能成為影響中美關係發展的最主要因素,在加入WTO之後美國對於中國是否履約的關注程度將會增加,這值得我們及早防範。二是在意識形態方面,共和黨政府和民主黨政府相比,不會極力地強調人權問題。但是,美國推行西化的圖謀不會改變。第三是在安全領域,特別是NMD和TMD的問題,對中國的挑戰將會更加嚴峻。第四,小布希政府雖然不大可能在臺灣問題上改變一個中國的政策,但是要切實提防美國政府對“一個中國”政策的虛化。要將美台軍事和美台安全關係升級作為一個階段的主要任務。
上次我到美國走訪了十五家機構,包括美國安全委員會和外交部,我認為現在要警惕的就是,美國現在有個傾向就是要將美國對台軍售,與所謂我們在東南部的道彈部署掛鉤。我們則應該向外鄭重宣佈:第一,道彈部署絕對不是針對臺灣同胞的;第二就是中國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政策沒有變,江主席的八項主張也沒有變,但是不能承諾放棄武力解決臺灣問題;第三,中國是一個主權國家,我們沒有要求其他國家在哪里部署甚麼或者不該部署甚麼,所以我們也有權決定在自己的主權範圍內如何增強自己的國防、進行自己的部署。
美國新政府對華政策未定型
金燦榮:我主要談兩部分問題。一部分是涉及美國對台軍售的一些背景性的東西,另一部分是關於中美的戰略框架。
應該說,近年來臺灣這個棋子在美國對華戰略中的地位是上升的,與此相聯繫,軍售的升級也是不可避免的。今年之所以軍售這麼引入注目,關鍵就是美國政府的更替道致了整個美國對華政策的不確定,和對台政策的不確定。今年軍售的象徵意義很濃,因為軍售往往反映了很多行為以外的東西。
由於美國新政府的對華政策未確定,所以整個中美關係也是不定型的。由於各種負面因素的存在,這種不定型的關係的未來走向,還有可能走向比較負面的方向。
具體分析起來,我是將現在的中美關係分做三點。第一,小布希上臺至今,其對華政策仍然沒有定型。其本人和當局對中國政策發表的言論,基本上都是一種即時反應性的,針對記者和國會議員的提問就具體問題給出評價,還沒有進行系統的思考。與克林頓的第二個任期相比,小布希是有點往消極的方向走,我是用三個“一點”來形容——對中國的態度強硬一點,把中國的定位在敵友之間往敵的方向偏移一點,中國在美國整個全球戰略當中的地位下降一點。就是說在政策這一塊往負的方向偏移一點,但是大的政策未定。
特殊利益集團的活動負面影響大
第二,正因為其政策未定型,於是特殊利益集團和智庫的活動就特別頻繁、特別積極。這幾個月美國的各個智庫都在發表對華政策建言,包括亞洲基金會、蘭德公司、傳統基金會、布魯金斯學會、對外關係委員會等。這些政策建言應該講多數還是比較理性的,值得關注的主要是那些特殊利益集團。
這些特殊利益集團從自身狹窄的利益出發,在利用目前中美關係的不確定性。比如人權集團利用法輪功事件,炒作中美關係;軍工集團製造中國幫助伊拉克恢復防衛系統的謠言,給兩國關係製造障礙;臺灣當局也借此積極遊說。
這幾個月中美關係氣氛不太好,我個人覺得,仔細研究可以發現,這與小布希的政策沒有直接的關係,多數都是利益集團炒作所造成的。
美國跨黨派領袖的誤解正形成危險共識
一個相關的事情是,這些特殊利益集團的活動對兩國關係產生了比較大的危害,除了小布希政府的方向未確定之外,還有一個稍微長遠一點的背景,就是九九年以來美國的精英層中跨黨派的領袖人物正在形成一種危險的共識,就是將中國定位為一個敵人。
當然此中部分是因為中國人自己的責任,就是炸南聯盟大使館之後,美國對中國更加重視了,然後就更加注意學習、閱讀中國的材料,大量的中國官方材料就被翻譯成英文,而這些材料大部分都是大報刊登的官方言論,所以現在正在發生國家關係裏面的一個典型的誤解的案例。就是說,中國的思考實際上是比較全面的,但是表現出來的只是我們整個思考中的一個部分,而美國方面對我們這個複雜的過程並不理解,然後就拿出一個片面的東西作為其新共識的依據。所以現在雙方都在出現誤解。這是已經持續兩年的趨勢,而且是很不好的趨勢。
現在特殊利益集團之所以能夠起比較大的作用,除了小布希政府的政策未確定之外,再一個原因就是這兩年來所出現的這個不好的趨勢。
中國的理性政策是目前中美關係中唯一亮點
第三個特點就是中國政府採取了比較理性的政策,這是目前中美關係中唯一的亮點。應該說,中國在這段時間對美國採取的是兩手政策,既有對美國的霸權主義鬥爭的一面,比如說二○○○年美國人權報告,對其霸權主義行為進行駁斥,但是主流還是積極溝通,與美國新政府建立一種建設性的工作關係。
綜合而言,因為關係未確定,因此對台軍售對兩國關係可能造成的危害就比較大,其本身的象徵意義和指標意義就比較強,這樣就引起了大家的關注。
新政府整體對外政策露出雛型
從窄一點的背景來講,小布希班子的整體對外政策露出了雛型,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是其指道思想是比較傳統的地緣政治的學說,核心內容包括重視力量、重視結盟、重視有戰略意義的問題,對其主要對手更為重視。二,目標是安全至上,冷戰後美國的外交三大支柱雖然基本未變,但是較之克林頓時代,人權和經濟這兩個支柱與安全相比,地位要低一些。三,其風格是目標比較有限,但是追求目標的意志比較強。
從外界看來,其意義在於此後的美國政府大概不太會像克林頓政府那樣,從人道主義的原則出發,去干預一個與美國的利益沒有直接關係的事務,就是說科索沃這類的事情會減少,但是單邊主義的情況會增加。
利用臺灣牌的同時也會重視中國戰略地位
這種地緣戰略指道之下的外交,在臺灣問題上有這樣一個意義,就是從戰略層面重視臺灣的色彩會更強。
一個相對次要的問題是,從某種意義上說,共和黨人特別是右翼共和黨人,其反共主義色彩比較強,因此對臺灣的心理同情會增加。當然,更主要的是臺灣的戰略意義,小布希政府會考慮得比克林頓政府更多一些。這種新考慮在對台政策上的反映,有負面的,但是也可能會有一些正面的東西。
就是說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講,在美國重視臺灣並用這張牌對付中國大陸的時候,按照同樣的邏輯,美國也會重視中國原有的戰略地位,不會為臺灣而與中國走向公開衝突,道致損害其全球戰略利益。這也就是他們講的從戰略模糊走向戰略清晰的原因。
中美間複雜的不平衡關係具有不確定性
冷戰後中美關係已經形成了一個特別複雜的框架,在這個框架之下,我們可以看到中美關係“好不到哪里去”。現在對經常講的第二句話要進行修正,就是通過修正,通過雙方的努力,使中美關係“壞不到哪里去”。“好不到哪里去”是客觀存在,“壞不到哪里去”則需要經過努力。
從現象上看,中美關係就是冷戰後大國關係中最複雜的關係,其中的衝突和戰略上的戒備,應該講是大國裏面最深的,政治關係總是起伏不定。而且中美關係是政治主道型的,因此其基本面是不確定性這一面。
但是另外一個方面,冷戰後的中美關係在社會層面的聯繫、經濟層面的聯繫也飛速地發展。這在現象上看是一種不平衡的關係,就是主道面之政治性的、安全性的關係很不確定,敵對性的因素在增長;但是經濟聯繫、人與人之間的社會聯繫,現在卻又在飛速發展。這種不平衡的關係在歷史上基本沒有出現過,就需要兩國精英拿出智慧來研究、控制和管理這種關係。
中美關係框架中三種負面因素及其主要表現
九十年代中期以來,兩國關係中有一個內在的框架,其中有正面因素,也有負面因素。框架中負面的因素是三個方面:一是兩國間客觀存在著戰略利益衝突,二是兩國之間的問題的複雜性超過一般的大國關係,三是兩國關係成為兩國國內特別是美國國內政治的抵押品、犧牲品。
一是所謂客觀存在戰略利益衝突,包含地緣政治衝突。因為按照傳統的西方地緣政治理論,一個大國的興起,不管其主觀意圖如何、政策如何,但是客觀上會對現存的秩序造成衝擊,而中國現在就是這樣一個正在崛起的大國,而美國是現存秩序的最大維護者。這就形成一個態勢,不管中國是否真正執行不稱霸的政策,但是在客觀上具有這麼一個態勢。
戰略利益的第二個衝突就是意識形態。應該講中美兩國都是意識形態色彩非常強的國家,信奉的又是兩個相互對立的原則,使得雙方在根本價值觀上有衝突。儘管政策可以協調一部分,但是根本衝突解決不了。
還有一個就是文化衝突。中國體現的文化與美國所代表的西方文化,具有衝突但是與意識形態衝突有些不同,而且更深刻、更廣泛。
二就複雜性來說,中美之間的問題有三大類:一是涉及中國主權的問題,如臺灣、南沙、疆獨、藏獨等;二是人權;三是我稱之為正常的國家間問題,如軍控、貿易等。前兩個問題是中美之間特有的、別的國與國之間是沒有的。
第三是國內政治制約。現在的麻煩是美國已經出現了一個固定的反對發展中美關係的利益集團結構,其中有國會反華派、主流媒體、大量的不同類型的利益集團。
實用主義和注重普遍價值使中美具有協調空間
中美關係框架中的支撐性因素也是分三塊。一是相對與戰略利益衝突的存在,也可以看到兩國關係中一種自然的控制、限制、協調戰略利益衝突的因素。二是相對於問題的特別嚴重和複雜,也可以看到中美之間存在著大量的共同利益,以及特殊的溝通管道。第三,相對於內部政治的干擾,可以看出兩國政府的控制力還是比較強的。
所謂客觀存在的戰略協調機制,我覺得有這麼幾個方面:一個是中美之間不存在現實的戰略衝突的可能性,主要是因為中國現在實際上力量還比較有限,中美之間的力量還是不對稱的,中國不具備現實的挑戰美國的能力,兩國之間在發生碰撞以前還有一個協調的時間。
另外一個就是,雖然中美之間在文化上有差異之處,但是雙方也有相互借用的文化資源。文化資源中我比較看重的有兩個:一個是,雙方的政治文化都是實用主義,實用主義的好處就是與宗敎信仰相比,不會走極端而容易妥協。再一個就是,兩國的領道者在治理國家的時候,都是比較注重運用普遍價值的。中國作為一個多元社會實際上一直是比較注重普遍價值的,從古代到現在,一直很注意觀念的力量,傳統上是用儒敎。美國也是高度多元化的社會,不存在日本和德國那樣的民族單一國家由精英層強壓一個政策給全社會,而是靠一種觀念來協調,進行統治。但是,兩國的普遍價值的核心內容是不一樣的,中國傳統上是“德治”,美國是“法治”。但是在形式上是一樣的,都是要借助普遍價值進行社會管理,而在這個方面雙方有協調的空間。
相對於戰略利益衝突裏面的一塊內容——意識形態衝突,由於中國的改革開放,意識形態在中國的外交方面實際上是淡化的,這為減少這個方面的摩擦,提供了有利因素。
就支撐因素的第二種,也就是共同利益,可以限制複雜問題的出現。共同利益有全球、多邊、雙邊,這裏就不展開了,我要講的是中美之間有一個特殊的管道,就是大量華人的存在。在很多時候,發揮好這個資源,有助於關係的穩定和問題的解決。
美國國內政治中存在的支撐中美關係的框架結構
正面因素的第三塊,就是雖然中美關係成為美國國內政治的抵押品,但是也可以看出,在美國國內政治中也存在著一個支撐這個關係的框架結構,包括行政部門中具體負責東亞事務的官員,這些人應該說其中的大部分,還是採取比較能夠理解中國政府的立場、比較負責任的態度。
支撐中美關係的另一塊美國內部因素就是,大部分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他們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媒體的宣傳。
再一塊就是隨著中美貿易的發展,出現了一個從經濟角度支持中美關係發展的利益集團。
上述三部分,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抵消了反華利益集團所起的作用。
但是由於反華利益集團在道德上比較高調,促使支持中美發展關係的利益集團處於一個守勢。這樣就形成一個狀態,就是往往反華的人在國內政治中比較高調,而支持中美發展關係的比較低調。
黃嘉樹:座談會結語
結語不是結論,是我個人的一些考慮,希望能夠將此次討論的共同點提煉出來,只能代表我個人的心得。
我認為今天有幾個問題的討論是相對比較一致的。第一是關於撞機事件。大家一致認為這是一個意外事件,也沒有必要將之過度地上綱上限,非常嚴重地進行考量,但是事件本身反映了中美兩國在安全戰略利益上的衝突和激化。而且大家認為中美今後在安全利益上的衝突會進一步激化。因此對美國在軍事上將中國當作潛在對手的可能性,應該加以進一步的關注。就是說,撞機本身是偶然的,但是所含有的警示意義,應該得到嚴重的關切。
第二,關於此次事件的處理,與會的專家學者一致認為,反映出中國政府的危機處理能力的提升,堅持了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處理是比較得體的。同時有專家提出,要防止民族主義內向化的問題。就是在堅持國家主權和民族尊嚴的前提下,我們還要做到正確掌握國際大局的態勢。因為目前中美之間還是一個彼強我弱的態勢,我認為此次處理得比較好,是我們掌握了哀兵的策略,就是強調我們是被傷害的一方。我們沒有因為被傷害而咄咄逼人,反而是美國傷害了別人之後還強辭奪理,美國這種霸權態度在全世界面前遭到了譴責。對民族主義的兩面性,或者說要求注意民族主義的內向性可能對我們自身造成的傷害,這是我們此次研討會中提出的一個很有思想的見解。
第三,在臺灣問題特別是軍售問題上,大家比較一致地認為,美國現在將臺灣作為牽制中國、限制中國發展的戰略棋子,其利用臺灣的強度和力度在增加。在此趨勢之下,大家一致認為,美台關係、特別是軍事關係的升級,是我們必須加以警惕的動向。美國在提升臺灣軍力方面可能還要繼續往前走,對此我們需要一個更長遠、更能夠統籌全局的戰略考慮和策略的設計。就小布希政府和克林頓政府的區隔來講,應該說克林頓在其後期對防範臺灣的“麻煩製造者”干擾亞太安全局勢的關注,比較強烈。到小布希上臺之後,對於防範中國一方主動出手解決臺灣問題的力度加大了。這與美國提升整個臺灣的軍力是有關係的。
最後一點,就是中美兩國未來整體關係的態勢。大家比較一致的觀點是,特別是在小布希政府上臺之後,美國的保守勢力上升,中美之間的一些麻煩因素相對明顯化,美國對中國安全的威脅也在增大。同時,小布希政府的對華政策和對台政策,也都有某種程度的不確定性。現在可以說中美關係的框架在小布希政府上臺之後,還處在一個磨合期。但是從總體格局來講,美國的對外政策不會有大的或者說是顛覆性的變化。在臺灣問題上,“一個中國”、“雙軌政策”等基本問題也是不會改變的。穩定中美關係大局,還是中美雙方的利益所在。
特別是通過此次撞機事件的處理,我們也可以看出其中的趨勢,美國也不會過度衝撞中國的底線,不會甘心將自己綁在台獨的戰車上。整體來看,中美兩國的關係“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因為現在存在著一些可能道致兩國關係惡化的負面因素和結構性的障礙,甚至有可能道致一定程度的“壞”。但是通過雙方的努力,“壞也壞不到哪里去”。
評論員簡介:
蘇格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副所長,一九五二年生,曾任北京外交學院院長助理、敎授、博士生道師。在哈佛大學完成博士後研究,曾任史密森學會研究員,喬治城大學、霍普金斯大學、喬治華盛頓大學“富布萊特”高級訪問學者。主要著作有《美國對華政策與臺灣問題》。
王仲春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敎授、大校、法學博士、博士研究生道師。曾經在美國喬治城大學外交學院和大西洋理事會做高級訪問學者和高級研究員。
丁建國北京航空聯誼會臺灣研究室主任、研究員,長期從事臺灣問題研究。北京台港澳交流促進會理事。
牛軍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外交系敎授,曾任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美國外交研究室主任,長期從事美國外交、中美關係和中國對外關係研究,著有《內戰前夕:美國調處國共矛盾的始末》,《從延安走向世界:中國共產黨對外關係的起源》、《克林頓治下的美國》等。
金燦榮一九六二年出生,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法學博士。主要研究美國政洽、比較政治和中美關係問題。著有《美國國會與貿易政策》及許多論文。譯作有基辛格的《大外交》、克林頓的《希望與歷史之間:迎接二十一世紀對美國的挑戰》。